明代史和其他因素給我們的新認識(4)

結論

明朝是中國最後的一個“內在的朝代”(indigenousdynasty)［和外族入主的朝代(aliendynasty)有別］，受外間干預的成分少，內在的性格強。我們發覺它對我們當今問題的解釋，經常有決定性的影響。而且照前述設計的排列，即使將它與唐宋帝國的擴張性比較，和清朝與民國初年的事物作因果的分析，又把中國傳統政治所受天候地理的影響拿來作側面見證，更和同時期西歐資本主義的生長成育對照，就產生了一個綜合的看法，有如中國傳統所謂，“中前左右後”。但是我們注重各種因素互相牽連的關係，自信可以避免過度主觀的成分。用這樣的方法掌握明史，並不是抓住偶爾相似的地方作諷刺性的批評今人今事，也不是受各種“主義”的框框格格的限制，先入為主。

這研究的成果，則屬於“大歷史”的範疇。其中列入的因果關係，以在長期歷史上的合理性為主，對其他細端末節，不過分重視。甚至每個歷史人物的賢愚得失，都認作次要。

因為如此，我們也顧慮這種立場會遭物議。作史者似乎缺乏評議的中心思想。好像只說會發生的事情都會發生，倫理道德可以全部擯棄不顧。然則這也非作者的本意。

我們在20世紀的末期，寫作最大的困難，不是缺乏道德的標準，而是各方標榜的道德標準過多；各種道德體系的衝突，尤其可以危害人類的安全，歸根究底，我們要認清所謂道德，仍是一種抽象的觀念。它必定要透過真人實事，才有具體的價值。以今日世界變化之大，道德的標準也不得不隨時修正。一個顯明的例子，即是孟子所提倡的低水準平等思想，它在本世紀初期，還有相當高的道德意義，今日我們雖對他用心欽佩，卻不能照他的立說行事。它的用心設計，對其他人的關切是一回事，而不假思索，橫蠻地強迫執行這種思想，則是另一回事。

上面這一圖說，可以解釋我們提倡大歷史的立場。這弧線上的實線部分，代表人類的歷史，我們的道德思想和意志，以向空間擴大的箭頭表示之，但是它不是實際歷史所定的路線。很顯然的，就是所有的人都是聖賢，也不可能一個國家、一個朝代所做的事統統與人倫物理無虧。所以我們用向內的箭頭，表示各人私利觀所打的折扣，沒有存心的錯誤，以及歷史往事牢不可拔的壞影響。在這關頭，我們不能像宋明以來的理學大儒一樣，認為“人慾”一定要洗磨得一乾二淨，才能皈依“天理”。我們不妨接受基督教徒的想法，認為“最初基本的過失”(原罪，originalsin)，無可避免。歷史是這兩種力量的合力，它是好壞的摻和，也是陰與陽的折中。它吸收了人類的過失，也能繼續讓他們改造進步。

我們無法把前人做的事，全部揚除。在大歷史上講，“一切重來”，不可能全部兌現。世間上重要的事情，一事只發生一次；但是后一代的人總要在前一代人的腳跟點開始。這也可說是“定命論”(predestination)。而新舊接替，也等於印度婆羅門教和佛教所說“因果”(karma)。

大凡我們處理人類大問題時，在檢討生命的真意義之際，不期而然地就產生了近乎宗教的思想。但是我們的出發點不是神學。只能說是在明史里鑽出來，看到它與中國通史的關係，更聯想它在20世紀末期，與世界史的關係，就逼出一個哲理的觀點，用它做綜合歷史的工具，倒很合適。

這種觀點也和所謂“歷史主義”(historicism)相近。我們既認為歷史是前後連亘不斷的事迹，則在以技術觀點品評王安石、朱元璋和康有為之後，實無再向他們及和他們類似的大人物拚命以道德作非難的必要。他們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道德立場。這立場既受他的時間和空間限制，則其道德標準也不是自然法規(naturallaw)面前的絕對標準。反面來說，我們自己也創造不出來這樣一個絕對標準。既有這種領悟，我們更要相信道德是一種絕對性的品質，它是人類最高的理想，我們寫歷史的人不要輕率地把它提出。因為用它的名義，則必須評判是非，再無妥協轉圜之餘地。在大歷史的範圍內，我們寧可以長期歷史上的合理性作評議的標準。

大歷史有什麼好處?答案乃是它的大範圍能容物，有“大而化之”的意思，它能吸收、革新、感化、調和並升華各種道德的標準。說到這裏，讀者也須想到儒家之“恕”，僅決於“忠”，道家則連“有”和“無”都當做同出而異名。如果學歷史的人以這樣的眼光工作，則雖沒有用道德作口頭禪，也用不着害怕自己在漠視道德了。

大歷史和天文相似，它在長、寬、高之外，另有第四尺度，此即是時間。歷史上的事迹因最近的發現而推陳出新；歷史上的解釋也因為我們觀點改變而推陳出新。人類以文字記錄的歷史，不過幾千年，用這短線條去窺測生命宇宙的真意義，大部仍靠猜想。人類的旅程在歷史經驗之外的部分，我們用虛線。我們用虛線在圖上表示，有如康德(ImmanuelKant)所說noumena，可謂為“事物的根源”或者“根源的事物”。我們只能假設它們的存在，不能決定判斷thingsinthemselves的真實性格。

今天我們提出這段歷史觀，有一種雙重意義：第一，這提醒我們：我們做事，總要出自前人留下的腳跟點，不能天馬行空。有些年輕人要求中國立即變為美國。他們忘記了西方的自由(liberty)以中世紀城市的特權(municipalfranchise)作基礎；美國開國時即已得到了英國的經驗，已經使農業和工商業合為一元，也經過各種奮鬥，最重要的是內戰四年，而它在一個空曠地區內發育成長，遲至1862年的“自耕農屋地法案”(homesteadact)還能夠讓一般公民以極低的代價向政府購地，每家一百六十英畝。今天美國公民的自由，就出於經濟發達，高度分工，法律上對各種不同的社會經濟情形的一種保障，沒有人可以全部抄襲。而且美國也仍有它獨特的問題。第二，又有些像我一樣的人，早逾中年，自己年輕時的理想沒有達到，又要堅持下一代照他們的路走，甚至效法蘇聯，稱好多理想上的空計劃為“人類歷史上無可避免的階梯”。這現在看來，也是同樣不實際。中國傳統歷史和帝俄歷史相差很遠，而且從今日大歷史的眼光看來，十月革命后的很多措施也沒有離開“在數目字上不能管理”的一時權宜之計，更不容抄襲。

圖解上的虛線向前的部分，也似如傑弗遜(ThomasJefferson)所說“世界屬於生存者”(EarthbelongstotheLiving)。我們只能說歷史的發展有它一定的規律，但是實際情事展開時，仍有無數意料不到的因素，這樣才能使生活保持它的神秘和它的興趣。我們教歷史的人至少還可以對下一代的年輕人說：潘多拉(Pandora)的盒子還沒有完全打開，你們仍舊有你們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