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與中國人

余銘

最近出版了一本很好的翻譯：高本漢著的《中國語和中國文》。高本漢〔２〕先生是個瑞典人，他的真姓是珂羅倔倫（Ｋａｒｌｇｒｅｎ）。他為什麼“貴姓”高呢？那無疑的是因為中國化了。他的確對於中國語文學有很大的供獻。

但是，他對於中國人似乎更有研究，因此，他很崇拜文言，崇拜中國字，以為對中國人是不可少的。

他說：“近來——按高氏這書是一九二三年在倫敦出版的——某幾種報紙，曾經試用白話，可是並沒有多大的成功；因此也許還要觸怒多數定報人，以為這樣，就是諷示着他們不能看懂文言報呢！”

“西洋各國里有許多伶人，在他們表演中，他們幾乎隨時可以插入許多‘打諢’，也有許多作者，濫引文書；但是大家都認這種是劣等的風味。這在中國恰好相反，正認為高妙的文雅而表示絕藝的地方。”

中國文的“含混的地方，中國人不但不因之感受了困難，反而願意養成它。”

但高先生自己卻因此受夠了侮辱：“本書的著者和親愛的中國人談話，所說給他的，很能完全了解；但是，他們彼此談話的時候，他幾乎一句也不懂。”這自然是那些“親愛的中國人”在“諷示”他不懂上流社會的話，因為“外國人到了中國來，只要注意一點，他就可以覺得：他自己雖然熟悉了普通人的語言，而對於上流社會的談話，還是莫名其妙的。”

於是他就說：“中國文字好像一個美麗可愛的貴婦，西洋文字好像一個有用而不美的賤婢。”

美麗可愛而無用的貴婦的“絕藝”，就在於“插諢”的含混。這使得西洋第一等的學者，至多也不過抵得上中國的普通人，休想爬進上流社會裏來。這樣，我們“精神上勝利了”。為要保持這種勝利，必須有高妙文雅的字彙，而且要豐富！五四白話運動的“沒有多大成功”，原因大抵就在上流社會怕人諷示他們不懂文言。

雖然，“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我們還是含混些好了。否則，反而要感受困難的。

十月二十五日。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八日《申報·自由談》。按本篇為瞿秋白所作，參看本卷第４７頁注〔１〕。〔２〕高本漢（ＢｅｒｎｈａｒｄＫａｒｌｇｒｅｎ，１８８９—１９７８）瑞典漢語學家。一九○九年至一九一二年間旅居中國，研究漢語音韻學。他的《中國語和中國文》一書，一九二三年在英國出版；后經張士祿譯出，一九三一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