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凡歲月

（Luke按：選自上海譯文出版社即將推出的懷特散文集）

賈輝豐譯

1961年3月13日，海邊

俄兩天它都區別國人跨白令海峽建一道大壩的荒唐提議，勾起了我對那片水域，還有我自己的青春狂想和愚妄的美好回憶。許多年前，我穿越海峽，進入北極，尋找一條希望渺茫的路線，通往我並不想去的地方。我還要尋找海象。而一座大壩，我想，肯定是很礙事的。

去往遙遠的北方，論歲數，我過於年輕了，但每個人在他人生的發軔之初，總有一段時光，沒有什麼可留戀，只有抑制不住的夢想，沒有什麼可憑仗，只有他的好身體，沒有地方可去，只想到處流浪。我生命中的這段時光延續了八年，其中有一年夏天，我是在阿拉斯加和附近度過的。那是1923年夏天。當時，我有一本日記，記下了腦子裏想到的大事情。我稱之為“日誌”，所謂“日誌”，我自認為更多文學味道和男子氣。女孩子才寫日記。幾年前，阿拉斯加建州，我開始埋頭於1923年的日誌，希望能從褪色的紙頁中發現點什麼，對這個新建的州有所說明。所以，這番記述姍姍遲來，晚了大約三十七年。我不敢保證讀者能從中拼湊出阿拉斯加的畫面，但他們對寫日誌的年輕人，或許能留下點印象，還能窺見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那幾乎是個眾所周知的瘋狂十年。

我的阿拉斯加之旅，純屬意外，在那個紛亂年代裏，我其實事事如此。我住西雅圖，無業，六月中旬，我在一家報社的工作突然告吹，雖然沒理由去往阿拉斯加，但也沒理由不去。從我失去工作，到我動身北上，前後四個星期，這段時間的記載，顯示了一個抱負遠大的青年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生活。那時，我是個地地道道的文學青年，事事較真兒的詩人。天空的一點奇觀，我都要禮讚，任何卑鄙或不公正，都不能逃脫我狂亂揮動的利刃，刀鋒所及，倒也傷不了誰的皮肉。我自命正義化身，抽空也想想女孩子。我經常想的是一家叫錢得勒的餐館的女招待。我訂了兩份紐約的日報——《世界報》和《晚郵報》。晚上，我獨自一人，在連接聯盟湖和華盛頓湖的運河裏游泳。我很少凌晨兩三點前睡覺，理論是，對年輕人來說，倘若有大事變，必定發生於深夜。白天，我在多諾霍太太寄宿公寓的單間裏踱來踱去，閱讀“地滾球場”（註：“地滾球場”，美國作家、編輯克里斯托弗·莫利（1890－1957）為紐約《晚郵報》等所寫專欄。）和“艦橋”（註：“艦橋”，美國專欄作家富蘭克林·皮爾斯·亞當斯（1881－1960）為紐約《世界報》等所寫專欄。），琢磨我下一步該做什麼，信手寫點東西。

1923年6月15日的一則日記，始於：“人必須守定些東西。否則，他不過是棵四下攀附，尋找藤架的豌豆秧。”顯然，我正在四下攀附，守定了“美”，這卻是個搖來擺去的藤架。此時我的文風，是《聖經》、卡爾·桑德伯格（註：卡爾·桑德伯格（1878－1967），美國詩人、歷史學家、小說家。）、H.L.門肯（註：M.L.門肯（1880－1956），美國報人、社會評論家。）、傑弗里·法諾爾（註：傑弗里·法諾爾（1878－1952），美國浪漫冒險小說作家。）、克里斯托弗·莫利（註：克里斯托弗·莫利，見以上“地滾球場”注。）、塞繆爾·佩皮（註：塞謬爾·佩皮（1633－1703），英國海軍創始人，曾任英國海軍大臣、國會議員，以所寫日記著稱於世。）和模仿塞繆爾·佩皮的富蘭克林·皮爾斯·亞當斯（註：富蘭克林·皮爾斯·亞當斯，見以上“艦橋”注。）的雜糅。我隨處使用驚嘆號，又在一句話的開頭使用“閣下”加逗號。

6月19日，我記下了如何遭《時報》解僱，城市版編輯說，“這並不表示我們懷疑你的能力。”當然，我不相信這番說辭，現在還是不信。作為新聞記者，我實在無用，無怪乎又一處藤架塌倒，砸在我身上。我口袋裏揣了遣散費支票，走出《時報》辦公大樓時，沿派因大街“閒蕩”。我仍然記得內心的那種解脫感——我又可以在生活的大海上漂流，這比在辦公室枯坐，更讓我感到自在。6月25日，我從“地滾球場”上剪下莫利的一組十四行詩，貼在日誌上。第二首十四行詩劈頭寫道，“那就請相信詩人”。好像我還得等人告訴似的。

6月2日，日誌中錄下了一首詩，是我寫的，又匿名寄給馬克·A.馬修斯牧師，他是第一長老會教堂的本堂牧師，曾有一次佈道，讓我很不滿意。星期一的晨報上登了那篇佈道文的摘要。馬修斯博士申飭了那些不到教堂作禮拜的人，我也是其中之一。接下來的星期日，我一反常規，前往教堂，參加第一長老會的晨禱禮拜，對這位仁兄作例行考查。“他的說教盛氣凌人，”我在日誌中寫道，“令空氣為之窒息。”或許真正令我窒息的是，牧師在佈道時，一句不提收到了我那封刻薄的信。

有一個星期，我為赫斯特（註：赫斯特，即美國報業巨頭威廉·倫道夫·赫斯特（1863－1951）。）的《郵訊報》工作，頂替一位休假的記者。7月18日（凌晨一點三十分）的一則始於，“人們很少意識到輕蔑是件多麼可怕的事，直到他開始蔑視自己。”這倒不一定是出於自卑，不過是生活讓我感到困惑。我不知道何去何從。7月20日，星期五（凌晨三點），沒頭沒腦地寫道，“星期一乘巴福德輪赴斯卡圭（註：阿拉斯加東南部港口。）。”沒有其它解釋或補充，單單記述了與住在聯盟湖的一個女孩子度過一晚。（她給我吃麵包和蘋果凍。）

不過，我在日誌中貼了一則《郵訊報》的剪報，說明了我的阿拉斯加之行的緣起。剪報的標題是：

三藩市商會

啟程考察阿拉斯加

接下來的正文：

三藩市商會代表團今日搭乘巴福德輪駛離三藩市，經西雅圖前往阿拉斯加和西伯利亞，考察阿拉斯加的資源和商貿狀況，全程八千三百英里。代表團中另有其它城市的公民，包括波士頓的十位富商，此行由施瓦巴赫－弗萊文具公司副總裁B.S.哈伯德領隊。

顯然有一些事情吸引我注意到這則消息。首先，巴福德輪將停靠西雅圖。這段時期，我常去碼頭盤桓，對大小船隻，一律很感興趣。其次，我這個年齡，本不該守在家門口，阿拉斯加就在正對面方向。第三，有商會參與進來，彼此都不陌生。我身為記者，常常在慈善組織和民間團體聚會時與他們共進午餐。西雅圖本就是麋友會、鷹友會、鹿友會、獅子會、基瓦尼斯俱樂部、扶輪社和青年企業家聯合會成員活躍的地方。我曾經無數次與商會中人一道吃茶點，禮貌地陪他們逗樂，耐心聽他們大談行業增長。我受門肯和劉易斯影響，高傲地鄙薄商業和商人。當時，我很需要出入於俗人之中，高高在上，自命不凡，雖然我暗地裏忌妒他們的謀生能力。

或許關於巴福德輪的那條新聞，起決定性作用的是它停靠的港口，那些名字，在青年人耳中，像音樂一般動聽：凱奇坎、塔庫冰川、朱諾、斯卡圭、錫特卡、蘇厄德、科迪亞克、科爾多瓦、燈塔礁、荷蘭港、博戈斯洛夫島、普里比洛夫群島、卓別林角、阿納迪爾。“從諾姆開始，他們[航海者]將穿越浮冰，進至西伯利亞的東角，然後返回諾姆。回程途中，他們將停靠聖米切爾、阿庫坦和西雅圖。整個行程需要四十天。”

四十天！對我來說，四十天不過是歲月漫長午後的片刻小憩，既然沒的可以攀附，我不妨攀附在輪船上。與十位波士頓的資本家浪跡普里比洛夫群島——太刺激了！需要的就是在船上謀個差事，我打定主意去爭取。巴福德輪準時抵達，泊在七號碼頭。每天，我都溜到船上，在走廊里晃來晃去，攔住高級船員，答應隨便做什麼都行。三天過去，無人理會，打探一番后，得知花四十美金，我就可以作為頭等艙乘客，直抵斯卡圭，那是內灣航道（註：內灣航道，位於阿拉斯加東南沿海內側海岸線的航道。）的頂端。我隨即改變策略，我不缺四十美金，決定單憑金錢的力量，向北極進發。只要在船上站住腳，就能憑藉有利地形，繼續求職。二管事給了我一點希望。“船上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他說。此言果然不虛。

如此動身前往阿拉斯加，孑然一身，沒有工作保證，很可能擱淺在斯卡圭，實在有些瘋狂，但我確信吉人自有天相。不斷碰運氣，才有運氣可言，否則，只好認倒霉，這是我當時的某種人生哲學。此外，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到處是這樣那樣的喧囂景象，支持人們的瘋狂舉動。二十年代，“瘋狂”甚至是個好字眼兒。

讀者或許以為，此後幾天，我得忙了料理雜務，準備出海遠航，開闊眼界，那日誌中接下來的數則，必有零零散散的具體記述。完全不是如此。從星期五上午我宣佈將很快動身，到幾天後巴福德輪起航，我的日誌中沒有一點有用的說明，沒有準備工作的線索，沒有關於衣物、錢、朋友、家人的敘述，什麼也沒說。有幾段警句；一首煞有介事的長詩，寫給聯盟湖的那位姑娘（詩的開頭是“那些數不清的，黯淡的，無邊無際的日子”）；莫利的“地滾球場”專欄的一段剪報，論述寫作（“兒童寫得生動，訓練有素、經過長期刻苦磨鍊的寫作者有時也能顯示靈性。二者之間的階段最糟糕……”）；星期日上午寫的一首自由體小詩，抒發我在夏季主日的百無聊賴中，如何在公寓房裏瞎折騰——在這幾頁讓人難耐的文字中，我發現的就是這些。莫利先生說得對，二者之間的階段最糟糕。作為日記寫手，我堪稱懸念大師，梗概在此，讀者只能自己去尋思一切有關情節。一般說來，我下筆大而化之，不作具體交待，當時也不明白最要緊的是事實。我現在知道《時報》為什麼轟我出來。一個下筆空洞無物的青年人想必讓城市版編輯很頭疼。

記憶幫我喚起幾個細節。我記得所謂雜務，主要是把我的雙門福特車處理給信貸公司。其他雜務都可以隨手拎走——一台日冕牌打字機，一本《法洗衣粉放在紅國抒情詩》，還有我的行頭，卷巴卷巴裝入了軟沓沓的手提箱。我的足本《韋伯斯特大詞典》肯定沒帶上，可能是交給朋友保存了。最幸運的是，我在手提箱裏裝了一件破舊的法蘭絨襯衫和一條臟乎乎的勞動布褲子。沒有這些，後來我會很麻煩。

巴福德輪幾乎等到星期二晚十點才起航，晚點三十四小時。班輪起錨時，我站在右舷護欄前，凝望城市的璀璨燈火——好喜佳百貨商店（註：好喜佳百貨公司，法洗衣粉放在紅國一家商場，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前後成為世界上第一家具有現代規模的百貨公司。）的招牌，史密斯大廈的塔樓——汽笛突然轟鳴，宣佈我的冒險終於開始，令我心旌搖蕩。隨後，我似乎是坐下來，自以為簡明地記述了動身時的情景。我羅列了搬上船的一些物資：牛肉、火腿、乾果、運往冷灣的機器、橘子、肉排，還有一台理髮椅。我注意到這最後一樣兒運上跳板時，立在護欄前的旅客一陣喝彩。（他們已經迫不及待地想找些樂子了。）

第二天，7月25日，傍晚日落時分，我們擦過一艘灰色巨輪，它就泊在漁村附近的小灣里。船上是從阿拉斯加返回的哈定總統。管樂隊吹奏得正歡，總統來到舷邊，揮舞夫人遞過的手帕。此番邂逅引起了我們船上乘客和船員的騷動，誰能想像會在這樣一個地點，在去往神秘北方的途中，見到美國總統，這讓人頗為寬慰。大約一個星期後，電報傳來他的死訊。

巴福德輪載一船商人，前往蠻荒北極，這場遠遊，既平常，也奇特。它是一家新的航運公司——阿拉斯加－西伯利亞航運公司的首航，我想該公司必是缺少客源，遂說服商會組織一次商貿考察，還請他們帶上夫人。巴福德輪本身，倒沒什麼奇特之處，不過是一艘挺不錯的小汽輪。它在大戰期間，曾是運兵船，後來才改運旅客和貨物。它吃水很深，上層建築負擔不大，主甲板寬大，空曠。用大寫字母漆的“三藩市商會”字樣，在舷側佔了半個船身。這一巨大的標誌讓它看去像是導航的燈船——只見名號，看不見船。在許多偏遠港口，惟一的貿易對象是愛斯基摩人，他們成群湧上船來，兜售象牙裁紙刀，如此一來，這個標誌倒顯得怪誕，有點一廂情願的味道。

我當時懵懂，現在才知道，巴福德輪是按照分期清償計劃從政府手中購置的。船東從沒打算還清這筆錢，到1925年，三藩市《紀事報》已把它稱為“倒運的巴福德輪”。任何事和它沾上邊兒，都不免遭殃。船東不僅從沒有完成清償，也從沒有完成改裝。我記得二層櫃有一個統艙，顯然可以追溯到運兵船年月，裏面很寬敞，小便池和馬桶，立正站了一溜兒，無遮無攔，蔚為壯觀——一處供人方便的開放式殿堂，但除了我，很少有人光顧，我則是碰巧一度與它為鄰。一個落寞但給人深刻印象的所在。我猜船東擁有這艘船后，必定瞅了一眼這裏琳琅四壁的衛生設備，決定保持原狀。動動手腳，恐怕得花不少錢。

我們的長官路易斯·L.萊恩船長，是一個擅長交際的英俊男子，他身形強健，大得太太們青睞，指揮如意，又很讓我們放心。他以前在北極呆過，熱愛北極，走到哪裏都名聲在外，很有人緣兒。想必他十分得意目前這種老黑色塑膠線，江湖的身份：荒天野地里，領了一群旱鴨子和公子哥兒周遊，只有他熟諳當地情形，盡可顯露他的特殊才能。沒有哪個小灣，能擋住萊恩船長擠進他的巴福德輪。不過，沒等我們的旅程結束，我已覺出船長是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駛船的。內灣航道的驚濤駭浪和變幻莫測的潮汐，白令海峽彌天的冷霧，孤寂而過於明亮的北極漂動的大塊浮冰，所有這些，都夠人受的，但最難耐的，卻是那種凄清、蒼白、逐漸包裹起乘客的窮極無聊，我相信，一些人甚至不惜付個公道價錢，讓船掉頭開回金門。在旅程的中段，萊恩船長就像是一次進展不怎麼順利的社交聚會上的男主人。

所有的遊船都有沉悶的時候，通常，乘客可以在甲板上曬太陽，在游泳池中划水，每一兩天上岸一趟，太太們瘋狂採購，男人可以伸伸懶腰。二十年代初，巴福德輪沿阿拉斯加漫長的海岸線航行，卻沒有多少這類餘興。對一些人來說，巴福德輪成了一所高級的流動監獄——食物精緻，風光壯美，但是無路可逃。一百七十幾位乘客整整六個星期困在船上，眼前的景緻看得爛熟，不免無精打采。霧中的景觀令許多人意緒消沉，很長時間，從主艙門口幾乎看不到船頭甲板，汽笛沒日沒夜響個不停。

這次拓展貿易的奇特旅行，不管是誰籌劃，確實考慮了娛樂需要，儘力加以滿足。音樂、跳舞、遊藝和酒，樣樣不缺。音樂歸“布朗六兄弟”照應，這是支薩克斯管小樂隊，曾經與弗雷德·斯通同台演出。我有一張六兄弟的清晰照片，是在阿庫坦的鯨油提煉站拍的，他們站在一頭死鯨前，準備吹奏薩克斯。探險活動由H.A.斯諾負責，這位專門捕獲大傢伙的狩獵人，帶了獵象槍、攝影機，還有他兒子西尼。船上裝滿了黑市供應的私酒。船東之一，J.C.奧登也搭船同行，為遠航平添一重鄭重其事的味道。但雖然偶有消遣，畢竟少了些日常的刺激和樂趣。即使停靠普里比洛夫，觀看群棲的海豹這種熱鬧兒，也讓許多貿易考察者興味索然，那地方氣味很沖，海豹看上去與在動物園和馬戲團沒什麼兩樣。一些乘客大把掏錢，還費了不少心思，只為來普里比洛夫群島一游，如今身臨其境，寧肯呆在船上打橋牌。我倒從沒有煩悶的時刻。我周旋在三個社會階層之間，逐步的下降在我看來反而是上升：先是散步甲板，然後是主甲板，然後是下層。我很忙，但也不曾忙到沒功夫記日誌，我很年輕，那時候，阿拉斯加還沒給飛機搬到家門口，它仍然遙不可及，充滿了神秘，面對阿拉斯加的廣袤和壯麗，我只顧了驚嘆，滿心都是歡喜。

在西雅圖時，我購票搭船來見輪船管事時，他指定我與另一個人同居一間小艙。結果發現，此人和我一樣古怪——也非商會成員。他是拉普蘭人（註：拉普蘭，北歐一地區，包括挪威、瑞典、芬蘭等國的北部和前蘇聯的科拉半島。），個子矮小粗壯，留長長的八字鬍。他穿粗布衣服，沒有白襯衫，幾乎不講英語。“我走諾米，”起初，他能講給我的，只有這一句話。他名叫艾薩克·納卡羅，靠屠宰訓鹿為生，出門去做工。一天又一天，我們兩人相安無事，話也說得不多，直到我的生活突然改變，開始了我的下降。在內灣航道，巴福德輪不斷繞開陸岬，閃避岩石和暗礁，一路走來，艾薩克從不參與船上的社交活動，我則不然。我結識新人，在布朗兄弟甜美的爵士樂伴奏下跳舞，小心料理我的乾淨襯衣，儘可能多穿上幾海里，在貿易關係問題上展示我的親善（而非知識）。私下裏，我還有另一種生活。我抓住一切機會，與服務生、輪機手和高級船員套近乎，尋求工作。我與這些人的交往顯然令他們十分困惑，在海上，頭等艙的乘客找活兒干實在不很正常。豈止是不正常，想必我很煩人。

凱奇坎是我們的第一個停靠港口，乘客最初的幻滅也肇始於此。船上大多數人的頭腦里，填塞了羅伯特·W.瑟維斯（註：羅伯特·W.瑟維斯（1874－1958），加拿大詩人和小說家，生於英國。）和傑克·倫敦筆下的阿拉斯加的形象——深雪覆蓋的原野、冰塊砌成的拱形小屋、北極熊、野蠻人、妓女、酒館、暴烈的雪橇狗、嚴寒，還有遍地黃金。我們繞過彎流看到的凱奇坎，粉碎了這幅精彩畫面；村莊是個溫暖、蚊蠅成陣的地方，魚腥味很重。眼前沒有一處小冰屋，碼頭上迎接我們的，是稀稀拉拉的一群聖地兄弟會會員，都戴了帽子。然而，好也罷，歹也罷，這就是我們心中的邊疆了，離岸還遠，聲音都無從送達，乘客就開始吵吵嚷嚷地向岸上的人群我最喜歡。之發問。搭船的一位兄弟會會員急切地想知道今晚是否有什麼儀式。遠處的迎接者窩起手擋在耳邊。“我是問今晚有沒有儀式？”這位高聲吶喊。聲音消散在空中。我們的領隊哈巴德先生也開始叫嚷。他想知道凱奇坎商會的代表是否在場。

陽光和煦，我坐在系纜樁上，心平氣和地看熱鬧，我，門肯和劉易斯大學的畢業生，研究過北上的巴比特人——他們來到異鄉，不是尋求新奇，只顧重溫熟悉的景象。我仍然記得哈巴德先生當時的急切——這位身着西服套裝的拓荒者，終於瞥見他的邊疆，激動莫名。人們用絞船索拽船時，哈巴德先生瞧見水手長在舷欄上擺動，抓住一根纜索，滑落到碼頭上。哈巴德先生急着會晤商會中人，也跨過舷欄，抓住了纜索。但碼頭還在下方很遠，船與碼頭之間，橫亘着骯髒的水流兒。哈巴德先生兩次屈腿，躍躍欲試，兩次心虛膽怯。他的面目猙獰，很快聚集起一群看客，就像在圍觀崖礁上的自殺者。一陣陣緊張時刻，哈巴德先生從天而降，盪入阿拉斯加的可能迷住了眾人，可惜他到底沒敢嘗試。謹慎戰勝了熱情，我們初次遭遇邊疆，就以三藩市精神的挫敗告終。

後來，我經跳板來至岸上，“在街上閒蕩”（日誌中，我不斷地“閒蕩”或“遊逛”），買了一本左納·蓋爾（註：左納·蓋爾（1874－1938），美國小說家。）的《縹緲的香氣》。鎮子裏魚腥味撲鼻，讓我覺得這書買得有點滑稽。在那些美好的歲月中，我就是懷着這種淺薄的喜悅一天天打發日子的。

當天晚上，聖地兄弟會舉辦儀式，商會接見賓客，船上的太太們購買了大量玉米皮編筐，巴福德輪輪機艙的某加油工設法混上岸，與一名混血女孩兒建立了貿易關係。“大，就像這個，”他事後告訴我。（我已經開始與燒火工和水手聯絡感情，希望得到他們的接納。）人人如願以償，以自己的方式休整一番之後，巴福德輪解纜啟航，繼續穿越亞歷山大群島曲曲彎彎的海峽北上。當時，我是個閱歷很淺，焦慮不安的年輕人，但當我檢點在凱奇坎的記錄，辨認那些晦澀難懂的句子，就發現並非我一個人焦慮不安，所有人都試圖用這樣那樣的方式安慰自己——一些人求助神秘的儀式和罩袍，一些人求助商貿理念，一些人求助昂貴的玉米皮編筐，一些人求助廉價的印地安女孩兒。周遭的環境令我癲狂——我鄙視所有人，妒忌所有人，驕傲，大膽，又怕得要死。

2月29日，星期日早晨，我們望見了塔庫冰川這處預定的景點。船身橫向面對它時，萊恩船長停下船，人人都跑到甲板上來。“新郎，”我在日誌中記道，“慌忙穿上呢大衣，戴上黃手套。新娘也穿上她的呢大衣。每個人身上都多了點不同尋常的東西。沃爾特·布朗特這位清真寺的大老，戴上了他的圓頂無沿小帽，誰能保證他不會給收進以冰川為背景的照片里。”

救生艇垂下水面，漿手載了悉尼·斯諾盪開，為的是拍幾張冰川前的巴福德輪。但萊恩船長意猶未盡，他希望歸他照管的眾人能目睹冰川其實是一道冰的河流，傾瀉入海。塔庫，一道道冰川，悶頭不語，蔫蔫地等待傾瀉入海的那一刻，它需要刺激。於是，召來斯諾先生助興。他帶了獵象槍走上駕駛台，對準塔庫開火，救生艇上的悉尼，端了攝影機一通拍攝。然而，什麼動靜都沒有。約摸有一小時，乘客滿懷期待地伏在舷欄邊，聽駕駛台上胡亂放槍。隨後，他們厭倦了面前死樣活氣的冰川，大部分人抽身離開，回到餐廳。正午前幾分鐘，不知是因為呼嘯的槍聲，還是因為時候到了，一塊冰跌入海中，濺起很大的聲響。離開甲板的乘客衝出來觀看，當然，已經太遲了。

我憑欄遠眺塔庫冰川，巴福德輪的庫房管事來到我身邊，這是位嚴肅，整日若有所思的人。他凝望巨大的冰牆，一時間默默無語。“你覺得如何？”槍聲間斷時，我問道。他認真對待我的問題，半天沒有搭腔。最後丟下一句，“我無所謂”，轉身回到船尾，繼續忙活自己的事。船向前行，漸次深入蠻荒，觸目只見大海、天空、濃霧、堅冰，還有海鷗的白翅，庫房管事謹慎的答話越來越清楚地表露了許多遊客的心思，他們全都無所謂。

在朱諾，我旁觀布朗兄弟小樂隊的一人雨中垂釣，寫下一首無韻詩，“葡萄柚和橘子，飄在朱諾碼頭前的綠色水面上——葡萄柚和橘子，船上垃圾的一部分。”那些日子，我滿腦子都是桑德伯格的自由體詩歌。我在日誌中寫道，阿拉斯加的城鎮，“就像山腳下的私語聲”。

斯卡圭是最細碎的一聲私語了，我的船票也到此為止。七月的最後一天，巴福德輪停靠於這裏的碼頭上。我在船上謀職的努力落空了。我把打字機塞回盒子裏，整理好行裝，到甲板上坐下來，心中充滿憂傷，甚至恐懼，只想儘可能挨到最後一刻，再踏上跳板，步入斯卡圭荒僻的街道——我是個遲來了二十五年的尋礦者，對黃金卻又不感興趣。

我坐在甲板上（日誌中說，我是在那裏“隨手翻閱”什麼），梳理我的麻煩，嘆息自己怎麼落入這種萬般無奈的田地，忽然聽得有人傳喚我去駕駛台。照我日誌上記載，是一位林德曼小姐走到我面前，傳達口信。“船長要你立即去見他。”她說。奇怪的是，我並沒有將此時的傳喚與求職聯繫起來。我不知道出了什麼事，只覺得像是小學生給拎往辦公室面見校長。口信似乎預示不祥，但再怎麼樣，也比不得不踏上跳板，淪入悄聲私語的斯卡圭要好。我立即前往駕駛台。

萊恩船長盯我看了一刻，隨後說：“我們可以安排你去餐廳作夜班侍應——以工抵乘。這樣可好？”

“是的，先生，”我回答道。我不知道何為夜班侍應，何為以工抵乘，但我不想刨根問底，即使萊恩船長答應在船尾用條長索拖上我走，我也必須抓住機會。我謝過船長，向二管事報到，當晚就出現在餐廳，身着白色短罩衣，像全世界慣用右手的侍者一樣，左臂搭一條台巾。斯卡圭危機給我甩在身後，巴福德輪以十一節的平穩速度奔西駛向阿留申群島，很快，斯卡圭也給我甩在身後。

我記不得林德曼小姐的模樣了——日誌上的一個名字，如此而已——但曾經有不多幾位女性，鬼使神差般出現在我的生命中，她在其中，佔據重要位置。我始終不明白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甚至也沒有試試去弄明白。可以肯定的是：甲板上有一個謀職者遊走的消息傳到船長的耳朵里，就像船上有一條無毒蛇遊走的消息也會上達船長一樣，他老大不請願地將就打發了這件事情，一如他在操持這趟瘋狂旅行途中，打發其它許多瑣碎但又煩人的雜務一般。

（從我開始書寫這篇記述，我一直在查考1923年的三藩市《紀事報》，找尋關於巴福德輪及其公司的消息。這家班輪淡綠細直紋短公司的股東之一是約翰·林德曼先生，載客名單上有幾個女孩兒，也姓林德曼，大概是他的女兒。所以我猜，我是蒙股東女兒的搭救，才免於流落斯卡圭。林德曼與他的合伙人奧葛登是分期付款買下的這條船，將本求利的前景很渺茫，就此而言，船上的管理者允准添一張吃飯的嘴，不免失於衝動。但我對林德曼小姐，始終感恩戴德）。

在船上工作的日子，要比乘船旅行有意思得多。一旦受雇，阿拉斯加、大海，連同輪船本身，都顯得真切起來；此前，所有這些對我來說，都有些影影綽綽的。乘客永遠不會真正了解一艘船，面前遮掩的東西太多，對他們的要求又很少。他們或許會喜歡這艘船，但既然不參與輪船的運行，就很難融入其中。我當上餐廳侍應，自然是個參與者——最初有點反胃的參與者。我從晚上八時，工作到清晨六時。我得擺台，為三十個人準備夜餐，跑堂（有時在顛簸的大海上端了滿噹噹的托盤），清理餐桌，刷碟子洗碗，擦拭玻璃杯，清掃通往交際廳的扶梯，擦亮銅管樂器。工作繁重，枯燥，直到我的胃適應了這份油膩、不敢稍有閃失的工作。大約凌晨三點，我走上前甲板吸煙，北方晨光熹微，夥計在駕駛台踱步，客艙傳出乘客粗重的鼾聲，輪船在我腳下顛盪顫動，此時此刻，她就是我的船了，完全屬於我，航向正確，充滿活力，一往無前，讓人激動不已。巴福德輪不再是帶我從一個港口盲目地趕往另一個港口，現在，她帶我告別全部的昨日，走向所有的明天。彷彿是我驅動了航船，我幾乎就是雙手把握舵輪的舵工。

我從乘客搖身變為侍者，令同船乘客吃了一驚，晚餐時，場面不免有些尷尬。頭等艙有幾個人知道我的名字，其他大都與我面熟，自然，看到我守候在側，頗覺得不自在。小費也是個問題。西雅圖到斯卡圭途中曾與我相擁起舞的姑娘，是否應在斯卡圭到科爾多瓦途中，為我端上的冷盤撂下一枚硬幣打賞。這個問題很微妙。一位老婦人，見我一身餐廳侍應打扮，驚呼道：“天吶！你何時做了女招待？”地位的變化讓我覺得極其滑稽，我出以冷麵，又在日誌中渲染一番，大大誇張了它的喜劇性。最初我有些窘迫，很快就振作精神，得意地將白罩衣當成招搖的翎毛。我的口氣中重新流露出俯瞰眾生的優越感，不僅是因為，在這個惟利是圖的人堆兒中，我私下有自己的文學追求，還因為面對這些花天酒地，遊手好閒之徒，我現在是個自食其力的忙人。我從早到晚感到飢餓，但凡有機會，就埋頭吃喝，逢到有人睡前來用夜宵，我倒擺出一副大爺的架子，鄙薄他們的好胃口。對我來說，最難的差事是記住點菜，我站在那兒，認真聽周遭兒四個人告訴我他們要什麼，等我到配餐室，卻忘得一乾二淨。按規矩，身為乘務部的一員，我可以到甲板上過過風兒，但不允許坐下來。我不再與乘客摻和，轉而與雜役艙的司膳和廚子打成一片，他們住在船尾中甲板，緊挨舵機，那裏噪雜、齷齪，一向是個招惹是非，孳生腐着洗衣粉放在敗的地方。我加入了船員艙一夥兒，但沒有入住那裏，實際上，他們在頭等艙一間密閉的小室中為我指定了一個鋪位，同室還有個年青人，叫J.威爾伯·沃爾夫。威爾伯是另一個夜班餐廳侍應，同我一樣，也苦於受過大學教育，涉世不深。精明的二管事，決定不把威爾伯和我打發到我們本該去的雜役艙。或許他是怕我們給人帶壞，但我想，他其實是不想讓兩個一清二白的雛兒，攪了那個烏煙瘴氣的世界。這會叫他心裏不安。

在科爾多瓦，我們從無線電中收到了哈定去世的消息，我在日誌中抄下船上公告欄的通告：

三藩市訊：沃倫·G.哈定總統今晚七時三十分在此去世。他是突然病逝的。哈定夫人直到最後一刻與他同在。洗衣事請詢二管事。

“如此這般，”我悵然寫道，“清楚說明無論發生什麼事情，世界照常前進。”明白意識到即使沃倫·加梅利爾·哈定總統死了，人們也還要洗他們的臟衣服，我不免大為震驚。

無論如何，巴福德輪是在照常前進。當它掠過復活灣的寬闊水道駛向蘇厄德時，布朗兄弟樂隊聚在交際廳，排練樂曲，應付臨時籌備的追思儀式。聽到銅管樂器加弱音器后發出的悲切聲響，與海鷗的哀鳴混雜在一起，我不禁為失去我們的總統而悲傷——我感到空落落的。如今，哈定先生已引不起人們的巨大哀慟，但那晚在蘇厄德，我們巴福德輪上的一干人，確實向他表示了沉痛悼念，六隻薩克斯管一反常日的歡樂，奏響莊嚴肅穆的哀樂。

在1923年的那片北方水域，萊恩船長操縱輪船，一如早年的飛行員，只能憑着感覺。接近科迪亞克時，我們陷入大霧之中。整個下午，輪船盲目地穿行在陰冷、潮濕的霧氣中。我們必須停靠科迪亞克，因為有一名乘客要下船，對初生的阿拉斯加－西伯利亞航運公司來說，即使有一名乘客下船，也是個非同小可的時刻，這為旅行增添了榮耀和信譽。這回，要下船的是一隻艾爾谷大獵犬，但絲毫沒有削弱此事的意義。能見度幾乎降至為零，船長開始有些拿不准他的方位，他的猶疑奇妙地傳遞給乘客。我聽得有幾位太太緊張地詢問一名高級船員，是否應當拋錨，等待大霧散去。（果真如此，或許會成為記錄在案的最長一次海上停泊。）過了一會兒，一隻漁船在我們船頭出現，船工一邊喊叫，一邊比劃，說清了我們的方位，我們隨即改變航向，繼續行進。萊恩船長在海圖桌前忙碌一天，當晚上岸了。他很晚還沒回到船上。凌晨三點，有人召喚我去他的艙室，清理酒杯和酒瓶。一小時后，我的日誌上有如下記載：

星期一晨，四擊鐘（註：四擊鐘，輪船上的值班報時，此處為凌晨四時。）。科迪亞克

樂器擦凈。餐具安置好。威爾伯坐在通道對面，倚着另一張桌子打盹兒。在配餐室，咖啡壺噝噝作響，蒸汽凝成水珠，從天花板上滴落。據我們所知，船長還沒回來。至少，他沒有露面喝他的咖啡：我們已經為他安排好地方，擺上冷切肉、麵包和其它小吃。

這則記載披露了一位作家的辛苦。第六句最初讀作，“至少，他尚且沒有露面喝他的咖啡”，我稍事編輯，劃去了“尚且”二字，這在修辭上很值得玩味，表明更深時分，我還在這個苦行當中辛勤勞作。正在打盹兒的威爾伯也寫日記，但我當時並不知道。兩個夜班侍應，同為日記寫手――在陌生、凄清的海面飄蕩的一艘陌生、怪異的船舶上。他的一部分日記，如今在我手中。他的寡妻最近寄交給我——一個小筆記本，裏面充滿了對卑賤生活的厭惡。“去他的‘以工抵乘’——不能搭乘頭等艙，就該待在家裏。”威爾伯只想重返社會，找回體面，那種急切，就像我自己，只想在船上繼續下降，淪入更底層，沉溺於棄兒與賤役的況味中。

日誌的下一則是一首詩，題為《悲悼》，這樣開頭：

千萬首歌，在我心中激蕩，迴旋：

歌的讚美，歌的驚嘆。但是

我不能催生哪怕一首。

古怪的表達。其實我像倉鼠一樣，幾乎不斷在催生。那些詩歌平淡無奇，但少不了都降生了。

遊客對阿拉斯加准州顯然頻頻失望。我們接下來的停靠地——荷蘭港同樣不能令他們開心。幾間廢棄的房屋，一家印地安人，一頭母豬和三隻豬崽兒——教三藩市來的夫人們如何能屈尊俯就，當個景緻看。我自管上岸，沿一條泥濘的小路，攀上個小山包，坐在草叢裏，憑眺對面的烏納拉斯卡。這個村莊，遠遠看去，彷彿一幅畫圖——一排白色建築，夾一處小小的希臘東正教堂，頂上有兩座綠色的洋蔥狀尖塔。小鎮背後，沒有林木的青翠山崗，在碧波涌動的大海中拔起，雲煙繚繞，一派空濛。山崗看去是那樣的高峻和雄偉——夢幻中的背景。我直想到烏納拉斯卡一游，無奈身不由己，我得在船上聽差。

我坐在那裏凝望時，兩位巴福德輪上的太太走過，停在我面前。

“那邊有什麼值得看看嗎？”其中的一位問道，以為我到過那裏。“從這裏看去，好像挺沉悶的。如果教堂有些特別的，我就接着走，不然，沒什麼看頭，我可不想再走了。你呢，凱蒂？”

凱蒂搖搖頭。兩位似乎極其惆悵，沒着沒落的。

我告訴她們，我沒去過烏納拉斯卡，想必那裏只是個平常。聽了我的話，她們興味索然地轉身回船。

後來，我設法去了那村子，一個男孩子駕小舟渡我過去。在一定意義上，村子可謂沉悶，但沿着蜿蜒起伏的青翠山崗的山腳，漫步烏納拉斯卡，獨自一人，觸景生情，只覺得平生從未像現在這般充滿生命力。我差不多來到這塊大陸上力所能及的最西端，遠遠離開了家鄉，讚美之歌油然而生，心中歡喜不盡。更妙的是，回到船上，我才得知，我可以倒頭睡覺，不必通宵當班，我的工作突然改變了。在餘下的航程中，我成為燒火工的服務生。

那日破曉，我的上司二管事來到配餐室，我正忙着刷盤洗碗。“你可以歇了，”他說。“明天，我派你作燒火工的服務生——照料燒火工用飯，他們一夥有八個人，你不必穿白制色小塑料桶浸服了。我們給你在合同中寫上五十美元一個月。”

雖然二管事沒有提，但我聽說底艙發生鬥毆，還動了刀子，我有理由相信，我的新差事與此有關。我想我是去代替那位給人捅了刀子的傢伙。事情果然是如此。無論如何，我聽從吩咐；我回到艙房，從提包里翻出我的法蘭絨襯衫和臟褲子，然後上提上褲子，光床睡覺，忍不住琢磨為什麼服侍八個人可以掙五十美元，而服侍三十多人，卻一文沒有，只換得搭船的便宜。我知道這裏面有點古怪，也不多想，只管睡了。

清晨六點鐘，我報到上班。對我，這才是航程的真正開端，我終於來到底層，船舶的律動清晰可聞，它的體臭經久不散。

我為什麼渴望進入底層？說不清楚。我只記得我做了，而在攀爬社會階梯的過程中，這種下降似乎很困難，但又很有必要。阿拉斯加之旅，完全是下意識地逃避世界的一種嘗試，推脫我必須面對的隨便什麼；我在船上走得越深，藏得就越嚴。此外，我想考驗自己——縱身跳入火焰中，只要它近在眼前，看我能不能經受煅煉。

燒火工的餐室確實是一個理想的坩堝。年青人想要高溫蒸，烈火烤，經磨歷劫，沒有比這兒更好的地方。房間狹小，臭氣哄哄，吃水線幾英尺之上，有一孔舷窗。如今，當我閉上眼睛，回想阿拉斯加，畫面總是框在圓框裏，因為我們未來這第四十九個州的大部分光景，我都是透過燒火工餐室的舷窗看到的，畫面還帶有一股特殊的味道——混雜了捲心菜、下腳料、蒸汽、垃圾、燃油、機油、廢氣和疲人的種種滋味。除了在船上，哪裏也聞不到。

餐室的一頭，有一張熱飯桌，蒸汽從桌下通過，時常有一點泄漏，發出噝噝聲，烘得屋裏很熱。中央擺一張大餐桌，兩側各一條長凳。舷窗對面，是洗滌槽，垃圾筒，還有我們的聖物——咖啡壺。咖啡壺掛在船的蒸汽管上。它有進水閥和出水閥，還有一隻玻璃刻度表，可以看到咖啡隨船舶的搖蕩緩緩起伏。我很快就學會了掃一眼刻度表，就能說出船身的橫斜角度。齷齪是灶間的基調，氣味恆定，一聞便知，不會出錯。這齷齪是無意之間積聚起來的：錫罐里存下殘羹，腐肉的碎片膩在頭頂的管道縫裏，葡萄乾麵包片干硬了，隨手亂丟，奶酪藏在咖啡壺後面——到處是零七八碎的破爛和舊物。前頭的那個餐室服務生，像陸地和海上的芸芸眾生一樣，隨手存儲東西，以備不時之需。不難看出，燒火工為什麼忍無可忍，一片刀光血影中推翻了他的統治。不過我想，雜亂無章還不是事情的全部。

那日清晨六點，我飢腸轆轆地站在那裏，接受二管事的指示，只覺得睏乏、噁心、恐懼。指示很簡單，二管事似乎是想趁我還明白，沒有表示不樂意時，趕緊一走了之。他告訴我，我須從大廚房端下燒火工的伙食，伺候用餐，然後收拾乾淨，整理艙房的鋪位，把垃圾倒入船側的溜槽，保證隨時有新煮的熱咖啡，打掃盥洗室，聽從燒火工的吩咐。“你照顧他們——讓做什麼就做什麼，”他說。“我還是你的上司，碰上麻煩，招架不住，就告訴我。但你得讓他們滿意嘍。”隨後，他把我草草介紹給我的同行，一位波多黎各青年，名叫路易斯，是水手餐室的服務生，要他給我些指點。二管事說罷離去。我再不記得他還到我安身的小世界露過面。

路易斯是個神經質的年輕人，身上裹一件髒兮兮的長套衫，搭拉到膝蓋上。他有兩隻眼睛，不過只用一隻應付差事，另外一隻直愣愣地凝望別一個——我猜或許是更美好的——世界。

“你以前做什麼？”他問。

“夜班侍應，”我答道。

“哦哦！那麼，你一定知道如何偷了。很好。”他似乎大大鬆了一口氣。他解釋說，只有靠順手偷摸，才能搞到好吃喝兒，滿足我要伺候的那幫人的口腹之慾。

路易斯的指點讓我暈頭轉向——就像聽一個伶俐的孩子教導如何開飛機。“來吧，老弟！”說罷開始忙活起來，嘴裏哼唱着西班牙文的《磐石》。路易斯輕佻、活潑，滿腦子幻想和誤解，又多與餐室的職分無關。他以為海豹會飛，他還以為哈定新婚燕爾，而不是葬了。蒸汽閥讓他感到神秘，興奮不已，不停手地擺弄。他蹦來蹦去，只有我跟在屁股後頭，一邊告誡我淪入了何等卑微的境況。他說，這幫黑衣人是船上最低賤的一群，我得伺候他們，更是等而下之。他說，燒火工傲慢、暴躁，因此上喜怒無常，麻煩多多。他對我講述了餐室和水手艙使用的語言。“哎，老弟，”他嘆道：“他們滿嘴胡嘞。狗娘樣兒的，說出話來多難聽，這幫雜種。”

我倒並不在乎聽人說粗話，我有別的事操心。我知道我現在是羊入狼窩，心裏擔憂的是，那些燒火工，我的主子，可別認出我的面孔，知道我曾屬於頭等艙，還發現了我的過去，那對燒火工餐室來說太過精緻了。我深受文明的侵蝕與教育的玷污。更糟的是，我是作為頭等艙乘客搭船的，由於二管事行事古怪，我在頭等艙還保有一個鋪位。我知道今後要想生存，必須隱瞞這些害人的事實。我覺得自己就像個曾經造孽的罪人，只有守規矩才能求得寬恕。要想擺脫往日的不光彩，看樣子只有下手偷竊了。我決心乍着膽子，穩穩噹噹，偷出彩兒來。我必須做事勤快，服務周到，管好自己的嘴巴。我的憑仗是蓄了兩天的鬍子，還有留下辛苦印記的一身襤褸衣衫。

頭一頓早餐很重要，是在迷濛的水蒸氣中開場的。路易斯隨手板動了咖啡壺的閥門，咖啡壺噴發蒸騰，艙里成了土耳其浴室。混沌中我我幾乎看不清那一張張沾了機油和塵灰的黑黢黢的臉。謝天謝地，他們也看不清我的臉。他們怒沖沖地抱怨蒸氣浴，等到發現來了新的服務生，禁不住興頭高漲，紛紛發問，要我述說自己的過去。我於是胡謅一通，拉扯些地名和悲慘故事，時不時貶損資方。我說，不管我在哪裏做事，都沒人待見，必定落個解僱的下場。燒火工們對這番遭際並不陌生，聽了自然開心，他們對地名也感興趣。（去年夏天，我曾橫穿大陸，四處打零工，對地名熟稔於心。）在科迪，我說，我從早到晚用砂紙打磨露天舞場，一天只掙可憐的三美元。在明尼阿波利斯，我挨門挨戶推銷蟑螂葯。在大木倉，我割過草。最後總是給人一腳踢開。這是我博取同情的一張牌。雖然素未謀面，他們已經恨上了以往我的每一位僱主。現在我是他們的小兄弟了。我閃來閃去，擺上燕麥粥，一邊還要侍弄好咖啡壺，忙亂之中，不覺恢復了我的勇氣。頭一波喧囂過後，燒火工開始悶頭吃飯，審問告一段落。有一兩張面孔看去和藹可親。我後來得知，有兩個傢伙，曾經蹲過監獄，這讓我覺得很刺激，敬佩不已，其中一人患有性病，我又覺得不安，提心弔膽。那部表現軍旅生涯的著名影片《千錘百鍊》，我還記憶猶新，我以為只要使用同一套餐具，很快也會染上性病。

我發現，我的名字叫“夥計”。“夥計，晚上給我拿個橘子！”我初次登場后，一個機艙清潔工離去前喊道。從他的語調中聽出，這是一道指令。我還可以想見，清潔工與其說是垂涎橘子的香甜，還不如說是快意於有個小廝可供他欺凌。在底層甲板，伙食中沒有水果一項，想吃橘子，要麼去種，要麼去偷。接下來的日子，我學會了從源頭或者從敞開門的特等客艙順手牽羊。這在海上是件稀鬆平常的事。我成了凌波踏浪的俠盜羅賓漢，劫富濟貧，向我伺候那幫人提供種種美味。這是他們和我的生存策略的一部分，我套起一根小茴香腌黃瓜，手法之精妙，不下於捕鼬的獵手。燒火工們也不是一點不講道理。我第一次辦差時，渾身冷汗淋淋，只怕一個橘子出現在餐室，會引得眾人都鬧着吃橘子。結果並非如此。這一幫人倒沒有得寸進尺。除了遇上惡劣天氣，翻騰的胃口迫使他們調動起關於暈船療法的全部知識，指望能靠些難得的稀罕物兒奇迹般得到拯救，否則，他們交待的事情，一般都在我能力之內。拜託我此前當餐廳侍應的那份工作，我與關鍵的供應環節維持了寶貴的聯繫。我同威爾伯·沃爾夫串通一氣，他收拾晚間自助餐剩餘的餐點，偷偷交給我，我們鬼鬼祟祟的，像毒販子。不知道底艙哪位爺何時會催命，我在鋪位的一處隱秘地方隨時備有物資，就像多蛇的鄉下，人們手邊都備有解毒藥。

頭一天早飯後，燒火工四散開去當班，巴福德輪高速向北駛入白令海，我將餐室揩抹一過，丟掉那些陳年污穢，洗凈了咖啡壺內的布袋兒，又去偷了一隻橘子。第一天平安無事地過去了。我來到甲板上，看着巴福德輪撞入了一堵冷霧聳起的白牆。船首樓安排了一個瞭望哨，托尼，那位高大的黑人值更，用力拉起測深錘。雖然我忙着適應新工作，當天的日誌里還是洋洋洒洒記了一大篇，想像如何測水深。我很累，但也不耽誤肚裏的錦繡文章。

餐室服務生的工作，最可怕的莫過於從大廚房經幾乎垂直上下的梯子，端下大鍋的食物——比偷東西還難。這些燉鍋大如一蒲式耳的筐子。兩個把手一邊一個鉚在鍋邊上。空鍋已經沉甸甸的，裝滿食物后，更是其重無比，還滾燙滾燙的，它們當然需要兩手來端，再沒有富餘的一隻留給自己。海上風平浪靜時，生手端上這樣一隻鍋爬梯子，也須打點精神。逢到驚濤駭浪，船舶顛簸起伏，乍看之下，攀爬梯子似乎決無可能。行至中途，梯子不再傾斜，慢慢地接近直立，最後終於聳直了。在怒濤翻卷的大海上，梯子甚至會倒仰過來。路易斯指點我如何爬上爬下。訣竅在於等在上面，抓緊燉鍋，直到梯子呈現適宜的角度。然後小心翼翼地往下，踏上一兩級。梯子聳直時，迅速伸出一隻腳，腳背趾尖勾牢梯撐，像雜技演員倒吊在高架鞦韆時一樣。等梯子完成擺盪，開始恢復適宜的角度，撤出腳再踏上一兩級，如此如此，直到腳踏實地。懸在兩層甲板之間，端了滿噹噹一鍋熟食，一隻腳支撐了身體連同吃喝的重量，另一隻腳綳得緊緊的，這段時間，彷彿長得沒有盡頭。幸好我年輕，腳踝同我的信念一樣堅強，待巴福德輪迴程在北太平洋遭遇強風時，我已經應付自如，一身攀高走低的本領，不亞於當行出色的雜技藝人。

在巴福德輪，水手與燒火工是兩個不同的圈子，他們各住各的，各吃各的，連帶各想各的。一艘船不像熔爐，它強化階屋裏，雖然還級界限，直到社會烙印深入骨髓。燒火工鄙視水手，水手取笑燒火工，洵為常例。我想這是一種傳統，讓人保持強悍。從穿着打扮上來看，水手高出燒火工一頭，他們刮臉更勤，衣裝整潔，因為這類講究，越發叫燒火工瞧不起。他們都認為船舶全靠自己這班人驅動，根本不承認另一班人的工作還有航海學上的意義。這個問題——誰人保證了行船？爭吵個沒完，再無道理可言。我在餐室洗刷碗碟時，聽他們喋喋不休地抬杠。實際上，我這班人的那點精氣神兒，更多地來自爭吵，而不是那鍋好吃喝。一點兒小事，都能調動他們的辯才，引起一通喧囂。

在普里比洛夫群島的聖保羅，我趁餐室消停下來的空當兒來至岸上，奔向海豹的群棲處，觀看海豹。每隻碩大的雄獸，都給一群雌海豹圍繞。許多雌海豹都有自己的幼崽，那地方就像個歡天喜地，充滿乳臭的兒童樂園，大人們還不時爆發爭鬥。我本可以久久呆在這裏看熱鬧，無奈咖啡壺等我趕回去照看。路易斯因為我報告說海豹不會飛，大為沮喪。他正在灌裝番茄醬罐子——這個可悲的消息擾了他此刻的好心情。

在聖勞倫斯島，我們在甘貝爾村外拋錨，安排傳教士尼科爾森先生和他的太太上岸。這裏是他們旅程的終點。二十個愛斯基摩人登船，滿載象牙物件和海豹皮製品。他們不會講英語，除了幾個關鍵的字眼兒，比如“七十五美分”，脫口說出，清晰而明快。他們口中的“餐巾環”和“裁紙刀”，語音也很地道。三藩市的太太們，早就渴望瘋狂購物，又久違了集市，此時一哄而上，競相高聲出價。我佔在一處有利地形，眼見一雙海豹皮拖鞋從一美元抬到六美元五十美分。那位愛斯基摩人動心了。就在此刻，某燒火工從甲板天窗探出頭來，與他四目相對，點頭示意。愛斯基摩人撇開太太們，來到燒火工跟前，後者從襯衫里掏出兩快臟乎乎的肥皂，一捲紙巾。他們立即成交，海豹皮拖鞋易手了——三藩市商會的拓荒者大受打擊。太太們悻悻然。有幾位太太心眼兒活泛，腰腳靈便，連忙奔回客艙，拿來肥皂和紙巾，但三藩市、阿拉斯加和西伯利亞之間的貿易已經變味兒，巴福德輪的宏大目標一時蒙上陰雲。中午時分，路易斯和我在燒火工餐室給愛斯基摩人開飯，路易斯因為在異鄉絕塞碰上化外之民興奮異常。後來，布朗六兄弟開始吹奏，愛斯基摩人縱情跳舞。他們從沒有人聽過薩克斯管，那聲音令他們陶醉。

在聖米切爾，我們裝上魚。八月十五日，我寫了這樣一首詩：

整整一日，一桶桶魚哐啷啷掠過長空，

從駁船上高高吊起落入船艙。

肩膀寬寬的舵工操縱卷揚機——整整一日。

夜晚，天空現出橙色，灰暗的雲

烘托落日，秀髮的女孩走來靠在船舷上

注視肩膀寬寬的舵工。

她是他的姑娘，我說。他們會結婚，兒子長大

像父親一樣也是寬寬的肩膀。

海鷗從水面掠起，飄然滑向橙色的西方。

巴福德輪平穩地北上，我的詩歌水準也平穩地下降。詩人的麻煩在於疲乏，一天過後，他已經筋疲力盡。

8月17日，星期五，巴福德輪泊在諾姆，我們來到世界之顛的門戶前。海濤兇險，有一陣子，我們無法卸貨。流言蜚語不脛而走——供水不足啦，油料短缺啦，我們不會進入浮冰群啦，返回美國的時間要晚上一個星期啦。熱納維芙號拖輪靠過來，我和其他一些人順着梯子爬下，搭船上岸。熱納維芙號為此費了很大力氣，有兩位太太暈船，踏上岸后，一副弱不禁風的樣子。星期六晚上，大約九點鐘，我等在諾姆成衣公司對過兒的《消息報》編輯部門外，觀看印刷機吐出當期的第一批周報。《消息報》編輯部里擠滿男人和狗。我花二十五美分買下一份，瀏覽那則通欄標題：“諾姆前景看好；諾姆與三藩市在北緯五十三度之外攜手合作”。三藩市與諾姆的合作，是商業史上一個怪異的時刻。輪船上彩旗繽紛，這個沉悶小鎮的居民欣然看到鎮上來了賓客，雖然他們剛一落腳就開始嘔吐。我不清楚這一盛事將如何在貿易界結出碩果，我目睹的惟一成果是旺格太太商店的櫥窗，那裏展示了從巴福德輪上卸下的新款秋季帽子和套裝。明晃晃的白夜下，我繞這座冷落的小城閑逛，眼前晃過一處處景緻——北極麵包房、諾姆金屬板工場、夢幻劇場、安德魯·博克斯高檔浴池和旅店（客房附設暖氣），還有歐旺格太太店內的鮮艷時裝。

《消息報》專門增加了四個版面，紀念此事，鼓吹友好與貿易。社論版上還登載一則道歉啟事：

就周報脫期致惠愛我們的讀者

謹此向《消息報》讀者說明，我們認為，本期報紙需要擴增四版之事實，可以解釋報紙因何未能如期出版。為此擴增，我們星期五徹夜工作，整晚沒有合眼。

上文中的“我們”，即為喬治·S.梅納德，《消息》報的老闆和出版人，諾姆鎮的鎮長，一個不折不扣的夜貓子。

我常常奇怪，三藩市的大亨瞥見北方這些衰微破敗，三家村般的荒涼地方，不知作何感想。諾姆想必尤其令人震驚。諾姆那些東倒西歪的房子，沿主街一路延伸。鎮上人人都靠罐頭食品過活，垃圾處理系統簡單而便捷，空罐頭盒直接扔出後窗戶，掉到海灘上。海灘就是大垃圾場，罐頭盒堆積如山，就建築體積來說，比房屋不差。不過，我得這樣來說諾姆：在一天的某個時刻，太陽照得正是地方，垃圾堆就成了一道奇觀。最上層的罐頭盒突然攫住陽光，此時，從泊在錨地的船舶甲板上望去，新月形的海灘彷彿燃起大火，一時間，破落的淘金小鎮像是環在火焰中，看得人目瞪口呆。

在諾姆，我記得最清楚的是一次闖禍。那日清早，我將一大桶泔水拎至垃圾槽前，凌空倒下，不知道頭天晚上，有一條駁船系在我們旁邊。泔水淋了駁船上某位船員一頭一臉。他是個大漢，跳上船來，咆哮着要殺了肇事者。我慌忙竄到頭等艙躲起來，他始終沒能找見我。不過，這段插曲着實嚇人。我現在仍能想見他的面目，頭上一塌糊塗，兩眼冒血，爬上舷梯來找我。

從諾姆，巴福德輪駛往特勒，那裏，淘金熱時代曾有上萬白人，現在只留下十幾人，此後，輪船又穿過白令海峽，經風平浪靜的大海，駛向流冰群。我們是第一艘進入世界這一地區的客輪。在北極區，我開始感到衣櫥里的匱乏。我甚至沒有帶上一雙毛襪子。夜晚寒冷，通宵明亮，輪船行進中連燈光也不用。我們的一項任務是停靠蘭格爾島，收容滯留在那兒的兩個人。此事在船上鬧得沸沸揚揚，但事情到底還是落空了，在北緯七十度，航道因冰層受阻，我們根本無法抵達蘭格爾。結果，我們轉而去捕海象。

當冰層在望，萊恩船長攀上桅杆的側支索，透過雙筒鏡瞭望前方，乘客們在甲板上看他，充滿景仰。船長很快又下來，命令停船。隨後，讓我大為吃驚的是，他丟開我們溜走了。四周都是冰，他竟然揚長而去——與我們在諾姆載上的三個愛斯基摩人乘上他們的雙層划子狩獵去了。這讓每個人都有些惶惑，冰塊簇擁着船身，船長卻消失不見。獵手們去了很長時間。乘客先是戒備，興奮，漸漸厭煩了觀望和等待，獵手終於兩手空空地返回時，人人都很失望。第二天，獵手的運氣好些，射殺了七隻海象。它們給吊杆吊上船來，卸在前甲板上，立即開始腐爛。這些龐大的屍首伴我們呆了很多天，頭和皮最後留在了奧克蘭博物館，假若風向對頭，博物館的館長肯定早早就會知道展品即將抵達。我對北冰洋之行的全部記載如下：

8月22日，星期三。獵捕海象。太太們一致認為，冰山很壯美，海象則很噁心。斯諾先生坐在海象身上，琢磨些俏皮話。水手們的服務生路易斯說：“這世界真是太美了。”扎一束馬尾辮的姑娘來到甲板上，只為看一眼海象是什麼樣子，隨後便回到輪機長艙里打牌。

（輪機長的艙里，永遠有牌局——這是我記住的阿拉斯加的幾件事情之一。我還記得見到了生活在自然棲息地的北極熊。路易斯說得對，這個世界真是太美了。）

23日大約下午三時，路易斯闖入我的餐室，撥弄一遍所有的閥門，高聲宣佈：“來吧，夥計！趕緊，快着！亞細亞！”他一字一頓地念出那個字——“亞－細－亞”。他換上了一件乾淨襯衫，急慌慌地要上岸去寄明信片。我們一起跑上甲板，看吧——亞細亞，一處荒涼的海岬，叫作塞爾茲角，一塊塊雪散在地面上。我們接近陸地時，周遭都是鯨魚，又是噴在紅色小塑料水，又是拍打尾片。甲板上遍佈臭烘烘的海象，飢餓的愛斯基摩人用刀子分割巨大的屍體，茹毛飲血，盡情享用這戰利品，就像我們想點補一下時切割奶酪一樣。支離破碎的海象鮮血淋漓，一道道淌在甲板上，船體因輕微震顫而悸動。乘客們則因西伯利亞的名字而悸動；這是我們北極遊蹤的點睛之筆，讓我們不枉來一場，阿拉斯加－西伯利亞航運公司的名字也因此才顯得真實不欺。斯諾先生走上船頭甲板，拿布爾什維克取笑。

“沒人知道等待我們的是什麼，”我寫道。“起初，人們紛紛猜測是否會有人朝輪船開火。總而言之，乘客們覺得俄兩天它都區別國人有些敵意。”敵意與否，三藩市商會面臨它最懸乎，也可能是最心虛的時刻，我毫不懷疑，如果有人朝我們開火，斯諾先生一定會使用我們襲擾塔庫冰川，獵殺海象后剩下的彈兩天它都區別葯奮起還擊。哈伯德先生小心翼翼地走在血泊中，發現所謂西伯利亞，不過是二十幾個穿戴毛皮的愛斯基摩人和一個入贅為婿的白人男子，巴福德輪剛一拋錨，他們就劃了一艘皮筏子登上船來。岸邊，我們看到幾條狗蜷曲了卧在殘雪中。此刻，我須引用巴福德輪上另一位日記寫手J.威爾伯·沃爾夫的話。“這裏，”他寫道：“我第一次目睹了愛斯基摩人的小屋。這些土著人實在拘謹，也實在髒得可以。”

威爾伯用幾塊銀幣換了一個西伯利亞槍套，斯諾先生用頂舊帽子換了一張北極熊皮，隨後我們駛往東角，結果，這裏不過是塞爾茲角的翻版——海岬，灰色的海灘，一座灰色的小屋，飄揚一面小紅旗，獸皮搭建的住房，縹緲的霧，海岸邊一塊塊殘雪，低矮的山巒，暗示霧那邊超出人們想像力的空廓大陸。（或許是對西伯利亞極端灰暗單調的記憶，促使巴福德輪的合伙人奧格登先生為他的船尋一片青翠的草場；巴福德輪接下來的巡航是薩摩亞和馬克薩斯群島——財政上如同西伯利亞之行一樣失敗，但至少是一次懶洋洋的遊憩。）就感情而言，巴福德輪和它的乘客都厭倦了，只想打道回府。萊恩船長指引他的船跨越海峽，再度停靠諾姆，時間剛夠十名乘客上船，隨即掉頭返鄉，有海岸警衛隊的大熊號巡邏快艇、熱納維芙號拖輪和哈德遜灣航運公司的一條船行禮歡送，岸上也傳來鳴笛聲。我們取道福爾斯帕斯，載上一些罐頭加工廠的工人，大模大樣地橫穿北太平洋，直奔西雅圖。上路不久，強風席捲而來。

新人從諾姆搭船，導致巴福德輪上住宿緊張，威爾伯和我最先嘗到滋味。我們給人踢出頭等艙。一時之間，我倆似乎再沒地方存身，直到乘務部的某位天才想起了船上的禁閉室。那是個逼仄的鐵牢，六英尺乘六英尺大小，有兩個堅固、狹窄的上下鋪位——一間緊湊的小屋，很少有人光顧。它位於二層甲板，威爾伯和我，先是吃驚，繼而又覺得滿意。就我而言，我很高興移入牢房，免得燒火工發現我住在頭等艙，威爾伯喜歡我們的新居，是因為它是間面海的屋子。“畢竟，”他在日記中寫道，“人總能適應新的環境。”

我們的新環境中最有生氣的東西是一根粗大、喧嘩的下水管，它從上層甲板人人青睞的洗手間垂直穿下。我們把衣服用床單捲起，掖在管子後面。鐵牢的門是厚厚的鋼板，鋼門檻約有一英尺高，需要跨進跨出。“我們把屋子收拾得像個寢宮，”威爾伯帶着禽鳥築巢后的一陣得意寫道。“優點：更隱蔽[如此才好收藏偷來的食品]，更明亮，面向大海；空氣清新，獨立性更強。缺點會逐漸顯示，我想。”

缺點的顯示無須等待多久。巴福德輪在強風下的第一次擺盪，我們的袖珍寢宮就首當其衝。固定舷窗漏水，不知怎麼回事，它將空氣擋在外面，卻聽任海水灌入。屋裏的海水給門檻截住，平均深達十英寸。船身剛剛搖晃起來，威爾伯的胃口就開始翻騰，他倒在下鋪，死樣活氣地躺了三天，呻喚聲與下水管的聒噪聲交相呼應，他的床鋪像是凸出的礁石，經受室內潮漲潮落，接連不斷的沖刷。

巴福德輪上的乘客，沒日沒夜地喝酒，進餐，人人萎靡不振。半數以上的水手暈船。我的餐室幾乎空無一人，但我照例還得把飯菜擺上桌，不管他們是否打得起精神享用。我還得忙着配製特殊的雞尾酒，我的那些夥計們還指望這個來減輕痛苦——點綴了酸辣泡菜的波蘿雪糕，等量的李子汁和番茄汁，加少量肉豆蔻，溏心雞蛋和腌漬胡蘿蔔，薑片加調味番茄醬。

暴風襲來的第二天，我剛剛將午餐擺上桌，巴福德輪就把所有東西都顛到甲板上。在北極無聲無息的輪船，此時訇然作響。貨艙的貨物開始顛來倒去，船員們，那些還能站立的人，忙了一個通宵，讓貨物複位。冷藏室里大桶的魚鬆動了，四下翻滾，撞斷了冷凍管，濃鹽水淌了一地。主甲板前部，幾條北極犬在暴風中首當其衝，它們是一些頗有點雅興的紀念品收藏者準備帶回國內的。有兩條狗，我想，是給沖入大海了。其他的狗，掙脫了束縛，一頭扎進油漆房，很快就沒了模樣。兩位燒火工來到餐室，長時間一本正經地爭論他們中是哪一位暈船，還嘔吐。暴風掃蕩期間，路易斯丟了工作，我始終不知道為了什麼。

對大多數乘客來說，航程是在昏暈和陰鬱的基調下結束的。對我，則是凱旋。三日的強風讓我感到歡欣和暢快；我奔來跑去，忙活照顧病人，履行我的職責，我不暈不吐，完好無損地度過我平生在海上的第一次大風暴。雖然餐室沉重的長凳歪倒，砸傷我一根腳趾，但這也沒打消狂風巨浪中我對餐室服務生生涯的熱情。我，餐室和囚牢裏的弗洛倫斯·南丁格爾（註：弗洛倫斯·南丁格爾（1820－1910），英國女護，現在應該把士，近代護理學創始人。），不免陶醉於自己的能力，這種陶醉感因為我發明的一個小伎倆更趨高漲：我在船舶顛簸時，不去抓牢什麼，只管隨着每一次上下起伏而擺盪，我的理論是，身體的抗拒，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暈船。我的這番自得其樂或許沒什麼了不起，但在北太平洋風高浪急的三天三夜裏，我跌跌撞撞地沿着過道行走，身體遷就大海，就像大海是領舞者，我隨它翩翩起舞。

再過幾個小時，我就要結束逃往遙遠北方的行程。我現在一頭扎向東南方向，即將淪為無業游民，不知拿自己該怎麼辦。我把多姿多彩的烏有鄉之旅拋在身後，再度拾回往日的無聊——辦公室前的一張桌子，朝九晚五在時鐘的滴答聲中挨過一天，星期日在市郊打發沉悶的午後，無業青年沒結沒完的無效逃避（動物園的閒蕩，夜間的徜徉，在昏暗的電影院裏吸食鴉片）。那情形沒個定準——我很少嘗試去規範它，它就像一隻死亡之鳥懸在我頭頂。但在巴福德輪上的最後時刻，強風帶給我某種輕鬆。暴風肆虐時刻，思想是不可能的，未來給大風和波濤捲去，我終於生活在當下，而當下如此輝煌——豐富，美好，令人敬畏。我對生活的所有嚮往，都着落在這裏，彷彿我轟飲下湧上甲板的每一排巨浪，此後仍然會覺得乾渴。終於，我暫時適應了一個艱難的世界，並征服了它；其他人都在暈船，我卻生氣勃勃。在這場轟轟烈烈的較量中，我擺脫了所有的沉鬱和憂思。我一向恐懼又喜愛大海，撲面而來的強風是我的新娘，我們一起度過了三天蜜月，暴戾和動蕩中，我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歡悅和慰藉。青年人永遠有數不清的困惑——思想的，心靈的，肉體的。青春歲月中，我想我得到了比分內更多的東西。各種因素的交錯，加上一份最底層的差事，令我獲得了渴望已久的解脫。

蜜月很快結束，風止息了，巴福德輪恢復平穩。9月4日，我們停靠在西雅圖。我領取了工資，離船上岸。日誌的下一則是9月6日，我在法伊爾旅館的一間客房――是一首詩歌，題為《尚特可勒》：

你從櫃枱上傳遞了多少客牛排，

白臂膊的姑娘，自從我離開后？

你說過多少回，

“要滷汁嗎？”

你的臂膊依舊白皙，

你依舊是整座大堂中

勝過美味佳肴的景象。

你站在那裏

餐館因此成為九月的一部分，

九月，姑娘，是世界的一部分——

一個聲音悲切的，美麗的部分。

你從櫃枱上傳遞了多少客牛排，

白臂膊的姑娘，自從我離開后？

像那個美好的漂泊歲月中無數攪動我的問題一樣，這個問題也始終沒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