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約瑟夫，我很累
理查德·耶茨著
孫仲旭譯
富蘭克林·D.羅斯福當上候任總統時，美國各地肯定都有雕塑家想直接以他為模特塑頭像，可是我媽媽有門路。她在我們所住的格林尼治村庭院這裏最好的朋友及鄰居中，有一位叫霍華德·惠特曼，他最近丟掉了在《紐約郵報》的記者工作，霍華德以前有個同事現在受雇於羅斯福在紐約總部的媒體部門，那會讓我媽媽容易進去——要麼按照她的話，是打進去——之後的事她可以解決，她有信心。那段時間，她對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有信心，但是並不能完全掩蓋這一迫切需要，即來自各方面的支持和認可。
她並不是位很出色的雕塑家。她才從事了三年，是在跟我爸爸離婚後開始的，她的作品仍然有生硬和業餘之處。為羅斯福塑像之前，她擅長的是“花園人物”——一個真人大小的男孩，腿在膝蓋處變成山羊腿，另外是一個男孩跪在蕨叢中吹排蕭；還有小女孩，要麼在有舉起的手臂上吊著一串串雛菊，要麼走在一隻展翅的鵝旁邊。這些想像出來的孩子——用石膏做的，漆成綠色，以模仿經過風吹日晒的銅質——擱在自製的木座上，放在她的工作間裏的這兒那兒，中間留了放雕塑工作枱的地方，上面放着她正在用粘土雕塑的不管什麼作品。
她的想法，是會有很多有錢人——全都品味高雅，有貴族氣——很快就會發現她，會想用她的雕塑作品來裝點他們的園林式花園，想跟她做終生不渝的朋友。另外，她成為給候任總統塑像的第一位女雕塑家，在全國得到一點小小的宣傳，當然不會有損她的職業。
另外，別的方面且不說，她有個不錯的工作間。事實上，她這輩子後來用過的工作間中，就數這間最好。有六到八座老房子對着我們這一邊的庭院，背對貝德福街，我們家的房子很可能是這一排的樣板房，因為它的一樓靠前面的房間有兩層樓高。走下幾級磚台階到了高高的前窗及前門，然後就進了又高又闊、十分亮堂的工作間。它大得也能當客廳，跟那些綠色的花園孩子一起放在這兒的，還有我們和我爸爸在郊區鎮——哈德遜河畔的哈斯廷斯——住過的那座房子（我就出生在那兒）里的傢具。工作間的遠端接着一個二樓陽台，兩個小房間和一個小浴室被擠在樓上；陽台下方的一樓到了貝德福街邊上，這套公寓裏，只有那部分有可能讓你知道我們沒多少錢。天花板很低，裏面總是黑乎乎的；小小的窗戶對着街邊柵欄的下方位置，而在那塊街邊凹處，散佈着厚厚的垃圾。我們那間蟑螂肆虐的廚房裏，勉強夠地方安裝了從來沒有乾淨過的爐子、水池一體設施，還有一個褐色的木殼冰箱——裏面盛着黑乎乎的一直在融化的大冰塊；剩下就是我們的吃飯地方，甚至以前在哈斯廷斯家裏的吃飯地方放過的餐桌也無法讓那裏增色，儘管那張桌子挺大。但是我們的宏偉牌收音機也在，把那裏變成一個我和我姐姐伊迪絲感覺舒服的地方：我們喜歡收聽下午晚些時候的兒童節目。
有一天，我們剛剛關了收音機走進工作間，就發現我們的媽媽正在跟霍華德·惠特曼商量給羅斯福塑像的事。那是我們第一次聽說，我們打岔問了太多問題，因為她說：“伊迪絲？比利？夠了，晚一點我會跟你們都說說的。去花園裏玩吧。”
她總是把庭院叫作“花園”，但是那裏除了幾棵市政種的矮小的樹和巴掌大的一片草地，就別無他物，那塊草地也從來沒機會擴大範圍，大部分地方都是光禿禿的土地，只是這兒那兒被磚鋪地隔開，磚鋪地上灑落了少許煙灰，還散佈着貓狗的糞便。庭院可能有六到八座房子長，但只有兩座房子那麼寬，讓這裏顯得被包圍着，感覺沒什麼勁兒；唯一有點意思的，是一座破損的大理石制噴泉，比鳥澡盆（*置於庭院，盛滿水供小鳥戲水或飲水的盆形裝飾物。）大不了多少，離我家房子近。這個噴泉本來的設計，是流水從上面一層均勻地叮叮咚咚灑進下方的水池，但是歲月讓它變得不平整，只是從上面一層邊緣保持乾淨的約一英寸寬地方，水像條繩子一樣流下來。下方的水池深得可以讓你在哪天炎熱時，把腳浸到裏面，但是那也沒有什麼好玩，因為大理石的水下部分蒙上了一層褐色的髒東西。
我們在那裏住的兩年中，我和姐姐每天都在庭院裏找事情做，但那只是因為伊迪絲是個想像力豐富的孩子。給羅斯福做頭像的當時，她十一歲，我七歲。
“爸爸？”有天下午在我們爸爸位於上城的辦公室里，她問道，“你有沒有聽說過媽咪在給羅斯福總統塑頭像？”
“哦？”他當時正在翻他的辦公桌，想找到他說我們可能會喜歡的什麼東西。
“她要在紐約這兒給他量尺寸。”伊迪絲說，“就職典禮之後，到那時塑像就會完成了，她會帶頭像去華盛頓，在白宮交給他。”伊迪絲經常跟我們的父母之一說另一位的什麼光彩事，這是為了讓他們複合，她長期而無望的努力中的一部分。好幾年前，她跟我說她覺得自己從來沒能從他們分手給她造成的打擊中恢復過來，而且永遠不會。她說在哈德遜河畔的哈斯廷斯住的那段時候，一直是她這輩子最幸福的一段，那讓我感到嫉妒，因為我對那幾乎什麼都不記得。
“嗯，”我爸爸說，“那可真是了不起，對吧。”這時他在辦公桌抽屜里找到了想找的，他說：“找到了。你們喜歡嗎？”那是兩張又薄又脆的紙，上面有齒孔，看着像是兩版郵票。每張貼紙上面有個標誌，一個顏色煞白的燈泡，黃色背景，還有字：“更亮。”
我爸爸的辦公室，是通用電器大樓二十三樓很多小格子間中的一個，他是名為麥芝達燈泡部的區域銷售副經理——那是一份普普通通的工作，但是足以讓他在情況好的時候，在哈德遜河畔的哈斯廷斯這樣的鎮上租房住。我們跟他說那些貼紙挺漂亮——的確是——但又對可以怎麼玩提出了疑問。
“哦，只是裝飾用的，”他說，“我想着你們可以貼到你們的課本上，要麼——你們知道——想貼哪兒都行。準備好走了嗎？”他把兩張貼紙小心折好放進他裏面的口袋，回家的路上由他保管。
在從地鐵出口去庭院的路上，到西村的某個地方，我們總是會經過一塊空地，有些男的擠在一起，圍在用爛水果箱和垃圾生起的一堆火旁邊。火勢不大，有幾個人在用做衣服架的鐵絲吊著罐頭食物在火上加熱。“別看，”第一次經過時，爸爸說過，“那些都是失業的人，他們吃不飽肚子。”
“爸爸？”伊迪絲問，“你覺得羅斯福是個好人嗎？”
“我當然這樣認為。”
“你覺得所有的民主黨員都是好人嗎？”
“嗯，絕大多數是，沒錯。”
很久以後，我才知道我爸爸有好多年都會參加本地民主黨的政治活動。他為他的幾個民主黨朋友服務過——那些人，我媽媽形容他們是塔馬尼大廈來的要命的小個子愛爾蘭人——幫忙在市內各地開辦麥芝達電燈分銷店。他很喜歡他們的社交聚會，這種聚會上，他總是被邀請唱歌。
“嗯，當然，你太小了，不記得爸爸唱歌。”爸爸在一九四二年去世后，伊迪絲有一次跟我說。
“不，我不小，我記得。”
“可我是說真正記得。”她說，“他的男高音最漂亮了。記得《丹尼男孩》嗎？”
“當然。”
“啊，天哪，唱得可真出色。”她說，同時閉上了眼睛。“那真的是——真的不簡單。”
我們那天下午回到庭院走進工作間時，我和伊迪絲看我們的父母互相打招呼。我們總是盯着看，希望他們也許聊起天來，然後一起坐下來，發現可以開心一笑的什麼事，但是他們從來沒有那樣過。比起平時，那天的可能性甚至更小，因為我媽媽有位客人，一個名叫斯隆·卡伯特的女的，是她在庭院這邊最好的朋友，她跟我爸爸有點熱情洋溢地打招呼，有點假，也有點調情的味道。
“你好嗎，斯隆？”他說，然後他又轉而對他的前妻說，“海倫？我聽說你準備給羅斯福塑座胸像？”
“嗯，不是胸像，”她說，“是座頭像。我覺得如果我在脖子位置截斷，效果會更好。”
“嗯，好，挺好的。祝你好運。那好吧。”他專心看着伊迪絲和我。“好吧，再見了。擁抱一下好嗎？”
他的擁抱令人難忘，那是他行使探視權中的高潮時刻。我們一輪一個給一把摟過去，緊緊地貼着，聞得到亞麻布、威士忌和煙草的氣味；他的下巴澀拉拉的，卻感覺溫暖，摩擦着我們一側的臉頰，他在靠近耳朵那裏濕濕地很快一吻，然後就放開我們。
他幾乎走出了庭院，幾乎到了街上，這時我和伊迪絲追了上去。
“爸爸！爸爸！你忘了貼紙！“
他停下來轉過身，那時，我們才看到他在哭。他想掩飾——他的臉幾乎扭到了腋窩那兒，似乎那樣有助於在他的裏面口袋找——但是根本無法遮住那張可怕的腫脹而又刻着皺紋的臉，上面滿是淚水。
“找到了，”他說，“給你們。”他對着我們微笑了一下，那是我所見過的最沒有說服力的微笑。如果我說我們留下來跟他聊天——我們再次跟他擁抱——那樣會挺好的，但是我們太尷尬了，沒有那樣做。我們接過貼紙就跑回家，也沒有回頭看。
“哦，你難道不激動嗎，海倫？”斯隆·卡伯特在說，“跟他見面、說話什麼的，在那麼多記者面前？”
“嗯，當然激動。”我媽媽說，“可重要的是量好尺寸，我希望不會有很多攝影記者和那麼多破打擾。”
斯隆·卡伯特比我媽媽小几歲，特別漂亮，長得就像當時我想被稱為裝飾派藝術的插圖上畫的那種：黑色直發劉海，大眼睛，大嘴巴。她也是離了婚的母親，不過她的前夫很多年前就找不到影子了，提到他時，總是稱為“那個雜種”或者“那個狗娘養的膽小鬼”。她只有一個孩子，男孩，跟伊迪絲同齡，名叫約翰，我和伊迪絲都特別喜歡他。
我們搬到庭院這裏后沒過幾天，我媽媽就跟斯隆·卡伯特認識了，在我媽媽幫忙解決了約翰的上學問題后，兩人的友誼就牢不可破了。我媽媽在哈德遜河畔的哈斯廷斯認識一家人，他們願意通過讓人寄宿來掙點錢，約翰就去那兒住，在那兒上學，周末才回來。那樣安排，超出了斯隆能夠輕鬆供得起的程度，但是她設法應付過來了，她對我媽媽一直感激不盡。
斯隆在華爾街那邊上班，當私人秘書。她說過很多次她討厭自己的工作還有老闆，但好的一點，是她的老闆經常去外地，一去很久，讓她有時間使用辦公室的打字機，來追求她此生的雄心壯志，也就是為電台寫劇本。
她跟我媽媽透露過她的姓和名都是她自己另起的：“斯隆”，是因為聽着有男人味，她作為一個孤身女人在世界上闖蕩時也許用得着，“卡伯特”是因為——嗯，因為它有種格調。那有什麼問題嗎？
“哦，海倫，”她說，“這對你可是件大好事啊。要是你得到了宣傳——要是報紙上登了，還有新聞記錄片——你會成為全國最引人注目的人。”
我媽媽第一次去見了候任總統後到家那天，五六個人聚集到她的工作間裏。
“誰給我倒杯酒好嗎？”她問，一邊裝作無助的樣子看來看去。“然後我就跟你們全講講。”
她手裏拿着酒，眼晴瞪得像個小孩的那樣大，她跟我們說門開了，兩個大塊頭男的是怎樣把他架進來的。
“大塊頭男的，”她強調道，“年輕、強壯的男的，攙着胳膊把他架起來，你看得出他的胳膊很用力。然後你看到他的腳邁出來，鞋子上有可怕的鐵架，然後是另一隻腳。他在出汗、喘氣，他的臉——我說不好——發亮，緊張，看着可怕。”她打了個冷戰。
“嗯，”霍華德·惠特說，他顯得不自在。“他殘廢了他也沒辦法啊，海倫。”
“霍華德，”她不耐煩地說，“我只是想跟你說那有多麼難看。”那似乎有一一定分量。如果她在何為美這方面是位權威人士——在一個小男孩該怎樣跪在蕨叢中吹排蕭上——那麼她當然已經獲得了在何為難看一事上的權威資格。
“不管怎麼樣，”她又說，“他們扶他坐到一張椅子上，他用手帕把臉上的汗珠大部分都擦掉了——他還是上氣不接下氣——過了一會兒，他開始跟在場的另外一個人說起話來，那些話我聽不懂。最後他轉過臉看我，帶着他那種笑容。說實話，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描述出那樣的微笑。他的眼神根本沒變，但是他的嘴角翹了起來，好像讓木偶線往上扯着。那樣的微笑能嚇壞人，會讓你想：這個人有可能危險，有可能是個邪惡的人。嗯，不管怎麼樣，我們聊起來了，我馬上跟他說了，我說：‘我沒有投你的票，總統先生。’我說，‘我是個忠誠的共和黨員，我投了胡佛總統的票。’他說：‘那你來幹嗎？’類似這樣的話，我說：‘因為你有顆有趣的腦袋。’他又對我露出微笑，說：“有趣在哪兒？’我說：‘我喜歡上面的包。’”
到那時，她肯定以為房間裏的每位記者都在筆記本上記，攝影記者也準備好了閃光燈；明天的報紙上，很可能會讀到這樣的標題：
女雕塑家打趣F.D.R.頭上長包
她跟他寒喧幾句后，就開始忙正事了，也就是用卡尺量他頭部的不同位置。我知道那感覺怎麼樣：在我為她那些樹林裏的小仙童充當模特時，裹着粘土的卡尺上涼涼的、顫抖着的地方在我全身又撓又捅。
但是在她測量和記錄所測尺寸時，閃光燈一次都沒閃，沒有一個人向她提問；她緊張地說了幾句話並道謝后，就又出去到了走廊上，到了那些伸長脖子的無助的人們中間，他們還不能進去。這次肯定讓她很失望，我想像她在回家的路上，都在盤算怎樣得意洋洋地跟我們講述，以彌補她的失望之情。
“海倫？”別的訪客基本上都走了后，霍華德·惠特曼問，“你幹嗎要跟他說你沒投他的票？”
“嗯，因為那是真的。我的確是個忠誠的共和黨員；你也知道。”
她來自俄亥俄州的一個小鎮，是個鋪主的女兒；很可能她從小到大，就一直聽別人說“忠誠的共和黨員”這個短語，那是受人尊敬和穿着乾淨的標誌。也許她已經降低了她關於受人尊敬的標準，也許甚至對穿着乾淨也無所謂了，但是“忠誠的共和黨員”還是值得守着不放，在她為推銷花園塑像而跟顧客見面時也許有用，那些人說話聲音低沉、彬彬有禮，會歡迎她進入他們的生活，到後來，幾乎肯定會發現他們原來也是共和黨員。
“我崇尚貴族！”她經常會大聲說，想讓自己的聲音蓋過她的客人在討論共產主義時低沉的聊天聲，那些人很少會注意到她。他們還是挺喜歡她的：她舉辦的派對上，酒可以暢開喝，而且就憑她令人感動地急於取悅人這一點，她就稱得上是個熱情的主人；但是只要聊到政治，她就像是個尖聲尖氣、讓人着急的小孩。她崇尚貴族。
她也崇尚上帝，要麼至少在聖路加國教派教堂的儀式上是那樣，她每年去那間教堂一兩次。她還崇尚埃里克·尼科爾森，他是個長相英俊的中年英國人，當時是她的情人。他在一家英國連鎖鑄造廠的美國分廠做什麼事：他的公司用銅和鉛鑄造裝飾性的物件。整個東部的大學及高中的建築上的圓屋頂，都鐸風格房子的鉛窗，如在斯卡斯德爾、布朗克斯維爾等地——這些是埃里克·尼科爾森的公司的部分成績。談到自己的生意時，他總是自嘲，但又因為生意上的成功而紅光滿面。
我媽媽之前一年認識了他，當時她在找人幫忙把她的一個花園塑像鑄成銅的，準備放到某個花園塑像陳列室寄售——但一直沒能賣掉。埃里克·尼科爾森說服她鉛幾乎跟銅一樣好，而且便宜得多；後來他邀請她共進晚餐，那個晚上改變了我們的生活。
尼科爾森先生很少跟我和我姐姐說話，我想我們都怕他，但是他送給我們很多禮物。一開始主要是書——一本《笨拙》雜誌漫畫集，狄更斯文集中的幾本，一本名為《都鐸時代的英格蘭》的書，裏面有蒙了層薄紙的彩色插圖，伊迪絲喜歡。但是在1933年夏天時，當時我爸爸安排我們和媽媽在新澤西州的一個小湖那裏過上兩個星期，尼科爾森先生送了很多體育用品當禮物。他送給伊迪絲一根鋼製釣魚桿，上面有個螺旋輪，我們沒有誰能弄明白是怎麼用的，即使我們都已經知道怎樣釣魚；一個柳條編的魚簍，用來裝魚，只是伊迪絲後來一條也沒釣到過；還有一把她可以挎在腰間的帶刀鞘的獵刀。他送給我一把小斧頭，斧頭的頭裝在一個皮套里，可以綁在腰帶上——我想這是為了煮魚需要砍柴火時用——還有一個用着不方便的魚網，有一個把手，可以掛在橡皮肩帶上，以防叫我趟水過去幫伊迪絲把一條難以對付的魚舀上來。在那個新澤西的村子裏無事可做，除了去散步或者我媽媽所稱的挺好的遠足；每天，我們腳步沉重地在陽光下走過裏面有昆蟲鳴叫的野草中時，把整套無用的裝備全都披掛上。
也是在那年夏天，尼科爾森先生為我訂了三年的《田野與溪流》雜誌，我想在他所送的禮物中，那本深奧的雜誌最不合適，因為它一直郵寄過來，在對我們來說一切都已經變化了之後很久很久還是：在我們搬出紐約搬到斯卡斯德爾——尼科爾森先生在那兒找了幢租金低廉的房子，在他毫無預兆地把我媽媽拋棄到那座房子裏之後（他回到了英國，回到他妻子身邊，他一直沒有真的跟她離婚）。
但那都是後來的事，我想回頭說說富蘭克林·D.羅斯福當選總統後到就職的那段期間，當時他的頭像在我媽媽的雕塑台上慢慢成型。
她原來的計劃是做成實體大小，要麼更大，但是尼科爾森先生勸她在鑄造時為了省錢，做得小一點，所以她塑得只有六七英寸高。他也說服了她——是他認識她后的第二次——鉛幾乎跟銅一樣好。
她一直說他完全不介意我和伊迪絲去看她工作，可是我們一直不是很想去看；這次則更有意思一點，因為我們可以看她從很多報紙上剪下來的照片中篩選，直到她找到一張，能幫助她塑造出臉頰或者眉毛的微妙之處。
但是我們多數時間都在上學。就算約翰·卡伯特去哈德遜河畔的哈斯廷斯上學——伊迪絲總是對那嚮往——可是我們有件事情，就連伊迪絲也承認只是比那差一點：我們在自己的睡房裏上學。
之前一年，我媽媽把我們都送到街上的一所公立學校上學，但是等到我們回家頭上長了虱子時，她開始後悔了。然後有一天，伊迪絲因為被指控偷了一個男生的外套而回到家裏時，那可是太過份了，我媽媽讓我們都退了學，以此挑戰學校里不負責任的主管。她懇求我爸爸幫她支付上私立學校的費用，他拒絕了。她所付的房租和積起的賬單，已經讓他負擔的遠遠超過了離婚協議所規定的，他已經背了債，毫無疑問，她也肯定明白他有份工作就算走運了。她究竟能不能學會適可而止？
是霍華德·惠特曼想到了解決辦法。他知道有種不算貴而且完全合格的函授服務，名叫卡爾弗特學校，本意主要是提供給那些有殘疾孩子的家庭。卡爾弗特學校每星期提供書本、資料以及學習計劃；她只需要找個人在家裏執行學習計劃，當家庭教師。像巴特·凱姆彭這樣的人，是做這種工作的理想人選。
“那個皮包骨頭的傢伙？”她問，“那個荷蘭還是哪兒來的猶太小夥子？”
“他的教育程度很高，海倫。”霍華德告訴她，“他的英語說得流利，他會盡心儘力的，而且他當然也需要掙這點錢。”
聽說巴特·凱姆彭要當我們的家庭教師，我們都挺高興。在庭院這裏的大人中，我們最喜歡的人除了霍華德·惠特曼，大概就數巴特了。他二十八歲左右，年輕得在小孩兒取笑他時，他的耳朵還會紅；我們在有一兩次取笑他的襪子不配對時，發現了這一點。他個子高，但是很瘦，總是一副受驚的樣子，除了他放鬆得能夠微笑的時候。他是個小提琴手，是個荷蘭猶太人，之前一年移民過來，他希望加入一家交響樂團，最終能開始自己的音樂會生涯。但是沒有哪家交響樂團請他，小一點的管弦樂團也沒有，所以巴特已經失業很久。他獨自住在第七大道上的一個單間裏，離庭院不遠，喜歡他的人經常擔心他也許吃不飽肚子。他有兩套套裝，都是一個款式，肯定當時荷蘭流行那種款式：肩膀那裏硬硬的，墊得很厚，腰部掐進去一點；這兩套衣服要是給身上多長點肉的人穿，大概會更好看一點。巴特穿襯衫時，袖口卷着，他汗毛濃重的手腕和小臂比你料想的還要瘦弱，但是他的手長得修長而有力，足以讓人想到他在拉小提琴上有一手。
“我就全交給你了，巴特。”他問我媽媽對輔導我們有什麼指示時，我媽媽說，“我知道你能在他們身上教出奇迹。”
一張小桌子給搬進了我們的睡房，放在窗戶下方，旁邊放了三張椅子，巴特坐中間那張，好讓他把時間平均攤到我和伊迪絲身上。每星期，卡爾弗特學校把一個乾淨的沉甸甸的大牛皮紙袋寄來，巴特把裏面引人入勝的內容倒在桌子上時，就好像是準備玩一種遊戲。
那年伊迪絲上五年級——她的那部分桌子那兒，提到的都是我聽不懂的英語、歷史和社會學科——我還在上一年級。我的上午，都是讓巴特指點怎樣在學習上起步。
“別著急，比利。”他會說，“你別不耐煩學。等你一旦明白了，就會看出有多麼容易，然後就會準備好下一步學習了。”
每天上午十一點時，我們都會休息一下。我們下樓，去庭院裏有點草的那片地方。巴特會小心地把他疊好的外套放在邊上，捲起襯衫袖口，顯得準備好讓我們如他所說的坐飛機。他輪流抓住我們的一隻手腕和腳踝，然後把我們掄得離地，以他自己為中心，掄了一圈又一圈，直到我們盪在空中，眼前模糊一團，庭院、樓房、市裡和全世界都分辨不清。
坐完飛機后，我們會急忙走下台階，走進工作間，在那兒，我們經常會發現我媽媽已經放了個托盤，上面有三個高杯子，裏面是放涼了的阿華田飲料，有時旁邊還有餅乾，有時沒有。我有次聽到我媽媽跟卡伯特說他想那杯阿華田肯定是巴特當天第一次的營養品——我覺得她很可能說對了，單單從巴特的手顫抖着伸向他那杯就能看出。有時我媽媽忘了準備好那個托盤，我們就會擁進廚房，自己做好飲料；現在我每次在雜貨店的貨架上看到一罐阿華田，還是都會想起那段時候。然後又上樓繼續上課。那一年裏，巴特·凱姆彭對我又哄又鼓勵，跟我說別著急，他教會了我認字。
那是個自我表現的大好機會，我會從我媽媽的書架上抽本書出來——大部分都是尼科爾森先生送的禮物——大聲讀書，把那些句子讀得支離破碎，我想讓她對我刮目相看。
“真棒，親愛的。”她會說，“你真的識字了，對吧。”
很快，我的卡爾弗特版一年級讀本的每一頁上，都有了個黃白兩色的“更亮”貼紙，以證明我已經掌握了那一頁，我的算術書上貼紙數量增長得慢一點。還有些別的貼紙貼在我這邊桌子旁邊的牆上，貼成黃白兩色的小小一列，上面有拇指弄髒的痕迹，這一列高到我伸手能夠到的那樣高。
“你不應該把貼紙貼到牆上。”伊迪絲說。
“怎麼了？”
“嗯，因為不容易揭下來。”
“誰要揭下來着？”
在我的記憶中，我們那個既用作學習，又用作睡覺的小房間比我們家任何別的部分都記得更清楚。大概應該有誰來告訴我媽媽像女孩和男孩長到像我們這樣大，應該分開住了，但是直到很久以後，我才想到這一點。我們的小床擺得腳對腳貼着牆，只夠地方過去到上課的那張桌子前，我們夜裏躺着等待入睡時，有過幾次挺愉快的聊天。我記得最清楚的，是伊迪絲跟我說市裡聲音的那一次。
“我不只是指那些大的噪音，”她說，“就像剛才響的警報聲或者小汽車砰砰響的關車門聲，或者街上的笑聲、叫聲，那些只是很近的東西。我是說別的。因為你知道，紐約有成百萬的人——人數比你想像的還要多——其中絕大多數，都在做着能發出聲音的事情。也許聊天，也許開收音機，也許關門，也許把叉子放到盤子上，要麼如果是上床睡覺，把一隻鞋子脫到地板上——因為有很多人，那些細小的聲音匯到一起，變成一種嗡嗡聲，但是很微弱——非常、非常微弱——你得仔細聽很久才能聽到。”
“你能聽到嗎？”我問她。
“偶爾能。我每天晚上都聽，但我只是偶爾能，別的時候我睡著了。我們現在別說話，看你能不能聽到，比利。”
我很努力地去聽，也閉上了眼睛，似乎那樣有用，嘴巴也張着，來把我的呼吸聲音降到最弱，但是到最後，我不得不跟她說我聽不到。“你呢？”我問。
“哦，我聽到了。”她說，“只聽到了幾秒鐘。但是我聽到了。你繼續努力的話，你也會聽到。這件事值得等。等你聽到了，你聽到的就是整個紐約市的聲音。”
我們一星期中最快樂的時候，是星期五下午，約翰·卡伯特會從哈斯廷斯那邊回來。他渾身洋溢着健康和正常的感覺，把郊區的新鮮氣息帶進我們的波希米亞式生活。他在時，甚至把他媽媽的小公寓也變成一個讓人羨慕的地方，是他去世界上精神奮發地闖蕩的間隙，回來休息的地方。他訂閱《男孩生活》和《男孩大道》兩種雜誌，在我眼裏，家裏有這兩樣雜誌很棒，就算只是因為插圖的緣故。約翰就像雜誌上畫的那些男孩一樣，穿得威風凜凜：燈芯絨短褲，帶羅紋的襪子拉過了他結實的小腿肚。他把哈斯廷斯中學的橄欖球隊掛在嘴邊，他準備一旦夠歲數，就會去參加選拔。他還把他在哈斯廷斯的朋友掛在嘴邊，慢慢地，我們對他們的名字和性格幾乎熟悉得好像他們是我們的朋友。約翰還教我們帶勁兒的說法，比如“有啥關係？”，而不說“有什麼關係？”在琢磨出去庭院裏的新玩法時，他甚至比伊迪絲還強。
當時，伍爾沃斯商店裏賣金魚，一條一角錢或者一角五，有一天，我們買了三條放在噴泉那裏。我們往水上灑伍爾沃斯商店賣的顆粒魚食，多得那三條魚絕對不可能吃那麼多。我們用自己的名字給它們起名字：“約翰”，“伊迪絲”和“比利”。一兩個星期的時間裏，每天早上，在巴特來上課之前，我和伊迪絲都會跑到噴泉那邊，確認它們還活着，看它們吃的夠不夠，也觀看它們。
“你有沒有注意到比利長大了很多？”伊迪絲問我，“他的個頭真大，現在幾乎跟約翰和伊迪絲一樣大，他很可能會長得超過那兩條。”
有次周末，約翰在家時，他要我們看魚轉身和游得有多快。“它們比人的反應還快。”他解釋道，“在看到水裏有個影子或者任何看上去像是有危險的東西時，它們躲開得比你眨眼的速度還要快。看。”他把一隻手浸到水裏，去抓那條名叫伊迪絲的魚，可是她躲開逃掉了。“看到了嗎？”他問，“那速度怎麼樣？知道嗎？我敢打賭你可以用箭射，它們還是能及時逃掉。等一下。”為了證明他的觀點，他跑回她媽媽的公寓拿了把漂亮的弓和箭回來了，那是他在夏令營里做的（每年都去夏令營，這是有關約翰的另外一樣讓人羨慕的事）；然後他跪在噴泉邊，動作就像是一個標準的射箭手，他用一隻有力的手穩穩地握着弓，另一隻手捏着帶羽毛的箭尾綳在弦上。他瞄準那條名叫“比利”的魚。“哎，這隻箭的速度，”他說，他的聲音因為用力而弱了一點。“很可能比一輛時速八十邁的小汽車還要快，很可能更像一架飛機，要麼也許比那還快。好吧，看。”
那條魚名叫比利的魚突然死了，浮上水面，體側刺着那根箭，刺到箭桿的四分之一位置，一部分粉紅色內臟附在上面。
我歲數大得不能再哭了，但心裏充滿了震驚、憤怒和傷心，我從噴泉那邊跑開，不管不顧地往家裏跑。半路，我遇到了我媽媽，她站在那兒，穿着一件新外套和裙子，看上去乾乾淨淨的，她緊緊挽着尼科爾森先生的胳膊。他們或者正要出去，或者正要回家——我無所謂——尼科爾森先生對我皺起了眉頭（他不止一次跟我說在英國，像我這麼大的男孩去上寄宿學校），但是我也無所謂。我把頭埋到她腰間，在感覺她的手在撫摸着我背部後過了很久才不哭了，是在她安慰我說買金魚花不了多少錢，我很快就會再有一條，還說約翰做了那件沒腦子的事感到後悔之後。我發現或者重新發現了哭泣是一種快樂——發現如果你的頭埋在你媽媽的腰間，她的手搭在你的背部，如果她剛好穿了乾淨的衣服，哭泣有可能是一種無與倫比的快樂。
還有別的快樂。那年在我們家，我們度過了一個愉快的聖誕夜，要麼至少一開始挺愉快。我爸爸去了，那讓尼爾科森先生不得不迴避。看到我爸爸在我媽媽的朋友中間有多麼放鬆挺好的。他靦腆，可是他們好像喜歡他。他跟巴特·凱姆彭特別談得來。
霍華德·惠特曼的女兒從塔里頓那邊過來跟他一起過節，她叫莫莉，是個性格很好的女孩。還有別的幾個小孩在，我們認識，但很少見面。那天晚上約翰穿一件黑色外套，打着領帶，顯得很成熟，顯然他意識到自己作為歲數最大的男孩，身負社交責任。
過了一會兒，也沒有事先計劃過，一群人就三三兩兩地進了餐廳里的那片地方，上演了一場即興性的雜耍節目。是霍華德先開始的：他從我媽媽的雕塑台那邊搬來了高凳子，讓他女兒面對觀眾坐下。他把一個牛皮紙袋的開口又往下折了兩三次，戴到他女兒的頭上；然後他把自己套裝的上衣脫下，后擺在前，披在她身上，衣服圍着她的下巴；他走到她身後，蹲得讓人看不到，然後把他的手從那件上衣的袖筒里往外伸，露出來后，看着就像是她的。光是看到一個面帶微笑，頭上戴着紙帽子的小女孩，用一雙很大、很愛表現的手做手勢，就足以讓每個人都哈哈大笑。那雙大手擦擦她的眼睛，摸摸她的下巴，把她的頭髮抿到耳後，然後巧妙地用拇指按着鼻子，給我們做了個嘲笑的動作。
接下來上場的是斯隆·卡伯特。她在凳子上坐得很直，鞋根卡在橫檔上，效果最好地展現了她漂亮的腿，但是她的第一個節目沒有成功。
“嗯，”她開始了，“我今天在上班呢——你們知道我的辦公室在四十樓——我打字時，打着打着掃了一眼，看到一個大個子老頭兒可以說蹲在窗戶外面，他長着白鬍子，穿了一件滑稽的紅衣服。我就跑過去把窗戶打開了，我說：‘你沒事吧？’嗯，那是聖誕老人，他說：‘我當然沒事，我習慣了在高處。聽着，小姐，你能告訴我怎麼去貝德福街七十五號嗎’”
下面還有，可是我們露出尷尬的表情，肯定讓她看出來我們知道她在居高臨下跟我們講故事；她一想到怎樣快點講完故事，就快快講完了。然後，在沉思了一陣子后，她又試着講別的，結果這次效果好很多。
“孩子們，你們聽過第一個聖誕節的故事嗎？”她問，“在耶穌出生的時候？”然後，她就開始講了，用的是那種壓低的、具有戲劇感的聲音，她肯定希望在她較為嚴肅的廣播劇中，講述者有可能使用那種聲音。
“……他們還有幾英里才能趕到伯利恆，”她說，“那是個寒冷的夜晚。這時，瑪麗知道她的孩子很快就要生了。因為一位天使已經跟她說過，她甚至知道她的孩子有一天會成為全人類的救世主，可她只是個年輕的女孩”——講到這裏，斯隆的眼裏閃着光，似乎淚水正在湧上來——“而且趕路讓她累壞了。那頭驢子一顛一顛地走，把她磨傷了，她渾身到處都疼，她覺得他們永遠、永遠都到不了那兒，她能說的只是：‘哦，約瑟夫，我很累。’”
這個故事還講了住旅店被拒、馬廄、馬槽、牲畜、三王到來等等，講完后，我們鼓掌鼓了很久，因為斯隆講得很精彩。
“爸爸？”伊迪絲問，“你會給我們唱歌嗎？”
“嗯，謝謝，親愛的。”他說，“可是不了，我真的得有鋼琴伴奏才可以。還是謝謝你。”
那天晚上壓軸演出的是巴特·凱姆彭，大家要求之下，他推託不過，就回家取了小提琴。完全不出意料的，是發現他演奏得像是一位專業琴手，就像你很容易在收音機上聽到的；開心之處，來自看那張瘦削的臉在提琴腮托上皺着眉頭，除了關心拉得對不對，完全沒有別的感情。我們都為他感到自豪。
我爸爸走後，許多別的大人陸陸續續來了，多數我都不認識，看樣子那天晚上他們已經去過幾場別的派對。當時已經很晚了，要麼說是聖誕節早上很早的時候，我往廚房看，看到斯隆跟一個謝頂的男人站得很近，我不認識那個男的。他一隻手顫顫地端着一杯酒，另一隻手在慢慢撫摸她的肩膀；她似乎在往後縮着，靠着那箇舊的木頭冰箱。斯隆有種微笑的樣子，就是在上下打量你時，讓縷縷煙霧從她幾乎閉着的唇間冒出來，當時她就是那樣。接着那個男的把他那杯酒放到冰箱上面，把她摟了過去，我就看不到她的臉了。
還有個男的穿着弄皺了的褐色套裝，不省人事地躺在餐廳里的地板上。我繞過他走進了工作間，裏面有個漂亮的年輕女人站在那兒正哭得傷心，有三個人想要安慰她，卻老是互相擋住道。接着我看到其中一個是巴特。我看到巴特比另外兩位待得久，他讓那個女孩向門口轉過身，巴特摟着她，她把頭擱在她肩膀上；他們就那樣離開了我們家。
伊迪絲穿着弄皺了的禮服裙，樣子無精打采。她當時躺在安樂椅上，那把安樂椅是我們家在哈德遜河畔的哈斯廷斯時就有的。她的頭往後仰着，兩條腿都伸開擱在把手上。約翰盤腿坐在地板上，靠近她垂着的一條腿。他們似乎在聊倆個人都不感興趣的什麼事，等我也在地板上跟他們一塊兒坐下來，聊天就完全停下了。
“比利，”伊迪絲說，“你知不知道現在幾點了？”
“有啥關係？”我說。
“你幾個鐘頭前就該睡覺了。走吧，我們上去吧。”
“我不想。”
“哼，”她說，“反正我要上去了。”她吃力地從椅子上站起身，走開到了更多的人們那裏。
約翰扭過臉看我，不滿地眯着眼睛。“你知道嗎？”他說，“她那樣坐在椅子上，我什麼都能看到。”
“呃？”
“我什麼都能看到。我能看到那道縫，還有毛。她開始長毛了。”
我姐姐的這些方面，我已經看過很多次——在浴缸里或者在她換衣服時——也沒覺得有什麼大不了的；即使這樣，我馬上就意識到在約翰眼裏，這件事情有多麼不簡單。要是他不好意思地微笑，我們就可以一起哈哈大笑，就是《男孩大道》雜誌上普普通通的兩個人，可是他臉上仍然帶着輕蔑的表情。
“我看啊看啊，我得讓她一直說話，好不讓她想起來。我本來做得挺好的，直到你進來搞砸了。”
我應該道歉嗎？那好像不合適，可是別的也好像都不合適。我只是看着地板。
我最後終於去睡覺時，幾乎沒時間去努力傾聽市裡難以捕捉的聲音——我已經發現那是個不讓自己去想其他事情的好辦法——就在這時，我媽媽跌跌撞撞地進來了。她喝得太多，想躺下來，但她沒去自己的房間，而是躺到我的床上。“哦。”她說，“哦，我的孩子。哦，我的孩子。”那張小床不寬，根本沒辦法給她騰地方；接着她突然嘔吐了，她一跳而起跑向浴室，我聽到她在裏面嘔吐。我挪到了她躺過的那片地方時，我的臉馬上往後縮，卻還是不夠快，碰到了她在她那側枕頭上留下的一大口黏黏的嘔吐物。
那年冬天有一個月左右，我們沒怎麼見到斯隆，因為她說她在“寫一個大東西，很大的東西”。寫完后，她拿到了工作間，一副疲憊的樣子，但是比以前更漂亮了，她靦腆地問可不可以大聲讀一下。
“太好了，”我媽媽說，“關於什麼的？”
“這一點最棒。是關於我們，我們全體人的。聽吧。”
巴特那天不在，伊迪絲自己去庭院裏玩了——她經常自個兒玩——所以聽眾只有我和我媽媽。我們坐在沙發上，斯隆自己把高凳子拉過來坐在上面，跟她那次講伯利恆的故事時一樣。
“格林尼治村這裏，有個迷人的庭院，”她讀道，“它只是一片窄窄的磚鋪地和草地，位於各種不規則的很老的房子中間，但是讓它迷人的，是在這兒或者在附近住的人，他們形成了一個迷人的朋友圈。
“他們沒有一個錢夠花，有的還很窮，但是他們相信未來，相信彼此，也相信自己。
“有一位霍華德，他曾在一家大城市日報當一位一流的記者。大家都知道霍華德不久就會重新攀上新聞業的高峰，這段時間，他是庭院裏睿智而幽默的哲人。
“有位巴特，他是個年輕的小提琴手，顯然必定要作為一位演奏名家登上音樂會舞台。只是目前，為了活下去，別人請他吃午餐和晚餐時，他一定要做到來者不拒。
“還有位海倫，是位雕塑家，她迷人的作品有一天會裝點美國最漂亮的花園，她的工作間，是這個圈子的人最喜歡的碰頭地方。”
還有更多類似內容，介紹別的角色，到結尾時，她寫到了小孩們，她形容我姐姐為“瘦高個兒，愛做夢的假小子”，那挺奇怪的——我從來沒有覺得伊迪絲是那樣——她稱我為“一個眼神憂鬱的七歲哲學家”，完全讓我摸不着頭腦。讀完前言后，她頓了一下，以取得戲劇效果，然後開始讀這系列故事的第一集，要麼我想是應該叫做“試播節目”。
那個故事我聽得不是很清楚——似乎主要是為了讓每個角色都到麥克風前說幾句——很快，我聽着只是想看有沒有給那個以我為原型的人安排什麼台詞。從某種方式上說，有的。她念到我的名字——“比利”——但她不是說話，而是把嘴巴弄成一連串難看的形狀，並伴以一連串滑稽的短促聲音，等到終於說話時，我都無所謂說的是什麼了。我的確口吃得厲害——還要再過五六年，我才會克服這個毛病——但是我沒想到誰會把這件事搬到電台上。
“哦，斯隆，寫得好極了。”讀完后，我媽媽說，“真讓人興奮啊。”
斯隆仔細把她的打字稿摞在一起，很可能她在秘書學校學會了那樣做，她滿臉通紅，露出了自豪的微笑。“嗯，”她說，“大概還得加工加工，不過我真的覺得這份稿子很有潛力。”
我媽媽說：“現在的樣子就稱得上完美。”
斯隆把稿件寄給了一位電台製作人，那人把稿件退回來了，還附了封電台秘書打字的一封信，解釋說她的稿子的吸引力太有限，不夠商業，他說電台聽眾還沒有準備好聽一個有關格林尼治村生活的故事。
然後就到了三月，新總統向我們強調我們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不久以後，尼科爾森先生的鑄造廠把他的頭像用木頭和細刨花包裝後送來了。
頭像還是挺像的。我媽媽捕捉到了那個著名的抬下巴動作——如果她沒做到這一點，也許根本就不像——大家都跟她說塑得挺好。但是大家都沒有提她原來的方案是對的，尼科爾森先生不應該插手：這個頭像太小了，看上去缺乏英雄氣概。要是能把裏面掏空，並在頂上開道縫的話，也許當個存錢罐挺好。
鑄造廠把鉛拋光了，直到閃閃發光，最亮的地方几乎就像銀制的。他們把頭像安在一個黑色塑料做的結實的小底座上，送回來三件：一件去白宮呈交，一件用作展覽，還多出來一件。但是多出來的那件不久掉到了地上，損壞嚴重——鼻子幾乎陷進了下巴——要不是霍
華德·惠特曼說了句話讓大家哈哈大笑，我媽媽本來有可能放聲大哭，惠特曼說現在倒是很像副總統加納爾。
霍華德在《紐約郵報》時的老朋友查理·海因斯現在在白宮當一名低等職員，他安排了上班時間的某天上午晚些時候去見總統。我媽媽安排斯隆那天晚上來跟我和伊迪絲住；然後她坐夜車去了華盛頓，用一個紙板箱帶着那個雕塑，在華盛頓的一家廉價旅館裏住了一晚上。第二天上午，她在一間人很多的接待室里見到了查理·海因斯，我想他們在那裏扔掉了那個紙板箱。海因斯領着我媽媽去了橢圓辦公室外面的等候室，他跟她坐在一起，她把沒有包裝的頭像擱在自己的大腿上。輪到他們時，他陪着她走到總統的辦公桌前交接頭像，過程並未持續很久，沒有記者，也沒有攝影記者。
之後，查理·海因斯帶她去吃午餐，很可能是他答應過霍華德·惠特曼會那樣做。我想像那不會是間一流的餐館，而更有可能是一家顧客很多的實惠餐館，幹活的新聞界人士愛去的那種，我還想像他們不知道聊些什麼，直到他們聊起了霍華德，說他還是沒有找到工作，真是可惜了。
“對了，你認識惠特曼的朋友巴特·凱姆彭嗎？”查理問，“那個年輕的荷蘭人？拉小提琴的？”
“對，當然了，”她說，“我認識巴特。”
“嗯，天哪，他那件事可是皆大歡喜，對吧？你聽說了嗎？上一次我見到巴特，他說：‘查理，對我來說大蕭條已經結束了。’他跟我說他找到了一個又笨又蠢的有錢女人，她出錢讓他給她的孩子當家庭教師。”
我能想像當天下午她乘坐那趟開得又慢又久的火車回紐約時，是什麼樣子。她肯定坐在那裏直直地盯着前面，或者盯着那塊骯髒的車窗的外面看，但是什麼都沒看到。她的眼睛睜得圓圓的，臉龐一直是受傷后的虛弱樣子。她跟富蘭克林·D.羅斯福難得地打了次交道，卻一無所獲，不會有照片、採訪或者專題文章刊登出來，不會有新聞記錄片報導的激動時刻；陌生人永遠都不會知道她是怎樣從一個俄亥俄州小鎮走出來，也不會知道她獨自一個女人，勇敢而艱難地走過來，讓她引起了世界的注意，一路上，她始終呵護着自己的才能。不公平啊。
她現在唯一能指望的，就是跟埃里克·尼科爾森的浪漫情事了，我想她也許甚至在當時就知道，那種關係也搖搖欲墜——她最後被拋棄，是在接下來的秋天裏。
她當時四十一歲，即使是浪漫的人，也一定得承認到了這個年紀，青春已逝。對於度過的那些年，她什麼都拿不出手，除了塞滿無人問津的綠色石膏像的一個工作間。她崇尚貴族，可是沒理由認為貴族有一天也會崇尚她。
每次她想到查理·海因斯所說的關於巴特·凱姆彭的話——哦，多麼可惡；哦，多麼可惡啊——羞辱感伴着火車發出的咔嗒聲，以無情的節奏一波一波再次湧上她的心頭。
她這次回家，表現出了勇氣，不過迎接她的只有斯隆、伊迪絲和我。斯隆已經讓我們吃過飯，她說：“爐子裏有一盤是留給你的，海倫。”但是我媽媽說她寧願只是喝一杯酒。她當時剛開始跟酒精做長期鬥爭（最後還是失敗了）；那天晚上，她決定喝一杯酒，不吃飯，她肯定是覺得那樣更能給自己打氣。接着，她跟我們說她那一趟華盛頓之行的“方方面面”，盡量讓這一趟聽着像是一次成功之行。她談到真的走進白宮多麼令人激動；她又講了一篇羅斯福總統在收到那個頭像時，跟她所說的不管什麼三言兩語、彬彬有禮的話。她還帶回來了紀念品：給伊迪絲一把便簽大小的白宮信紙，給我一把用得很舊的木頭煙斗。她解釋說她看到一個相貌堂堂的人在橢圓辦公室外面的等候室抽那把煙斗，叫到他的名字時，他很快在煙灰缸上磕空了煙斗，放在那兒就快步進去了。她一直等到確定沒人看到她時，從煙灰缸上拿走那把煙斗裝進了她的小包。“因為我知道他肯定是個重要人物，”她說，“他很可能是個內閣成員或者類似那樣的。不管怎麼樣，我想你會很喜歡玩這個。”可是我沒有，我用牙咬着太沉，吸的時候，味道難聞極了；另外，我老是在想那個人從總統辦公室出來發現煙斗不在時會怎樣想。
過了一會兒，斯隆回家了，我媽媽獨自坐在餐桌前喝酒。我想她是希望霍華德·惠特曼或者她別的朋友中的那位會也許會來串門，但是沒人來。幾乎快到我們上床睡覺時間時，她抬起眼說：“伊迪絲？跑去花園裏看看能不能找到巴特。”
巴特最近買了雙橡膠底的亮棕色鞋子，我看到窗戶外面，那雙鞋子輕快地走下黑色的磚頭台階——他走得快活，腳步似乎幾乎沒怎麼碰到每道台階——然後我看到他微笑着進了工作間，伊迪絲在他身後關上門。“海倫！”他說，“你回來了！”
她承認自己回來了，然後從餐桌前站起來，慢慢走到他跟前，我和伊迪絲開始意識到我們即將看到一幕糟糕的情形。
“巴特，”她說，“我今天在華盛頓跟查理·海因斯一起吃午餐了。”
“哦？“
“我們聊得很有意思。他好像跟你很熟啊。”
“哦，也不算真的很熟；我們在霍華德家見過幾次面，不過我們真的不是——”
“他說你跟他說對你來說，大蕭條已經結束了，因為你已經找到了一個又笨又蠢的有錢女人，出錢讓你給她的孩子當家庭教師。別插話。”
但是顯然巴特根本沒想插話。他穿着不發出聲音的鞋子，在從她跟前往後退，退得經過了一個又一個綠色的花園小孩。他的臉上顯得受驚了，變得通紅。
“我不是個有錢的女人，巴特。”她說，同時對他步步緊逼。“我不笨，也不蠢。在忘恩負義、背叛、惡劣之極的不懷好意、謊話摔到我臉上時，我還是能夠看出來的。”
我姐姐和我已經上了一半樓梯，我們擠在一起，想要在最糟糕的階段到來前躲開。這種事情最後總是會發展到那個程度，在她不管怎麼樣完全失控、吼叫起來之後。
“我要你滾出我家，巴特。”她說，“我再也不想見到你。我想告訴你，我這一輩子，都討厭那些說什麼‘我有幾個最好的朋友是猶太人’的人，因為我的朋友沒有一個是猶太人，也永遠不會有。你明白我的話嗎？我的朋友沒有一個是猶太人，也永遠不會有。”
之後，工作間裏靜了下來。我和伊迪絲沒有說活，互相避開了眼神，換了睡衣就上床了。但是沒過幾分鐘，這座房子再次回蕩着我媽媽怒氣沖沖的聲音，好像不知道怎麼著，巴特給帶了回來，被迫再次接受懲罰。
“……我說‘我的朋友沒有一個是猶太人，也永遠不會有……’”
她在講電話，正在跟斯隆·卡伯特大概講一下那一幕，顯然斯隆會站到她這邊安慰她。斯隆也許知道聖母瑪麗亞在去伯利恆的路上有什麼感覺，但是她也知道怎樣學我口吃來博大家一笑。這種情況下，她馬上就會明白自己該怎樣選擇立場，把巴特·凱姆彭從她那個迷人的圈子踢出去，也不會讓她有多大損失。
電話終於講完后，樓下一片寂靜，直到我們聽到她在用冰錐在冰箱裏面搗：她在給自己再弄一杯酒。
不會再在我們的房間裏上課了，我們很可能也不會再見到巴特——要麼萬一見到，他很可能也不想見到我們。可是我們的媽媽是我們的，我們是她的；當我們躺在那兒聆聽上百萬種微弱而又微弱的聲音時，就帶着這樣的認識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