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正在展開的未來

這是一部沒有主角的“草民史”。

這或許是混沌的所在，或許，也是歷史的真相所在。

——本書作者

2008年，是一個需要想像力的年份。一出長達百年的復興大戲將在這一年達到前所未有的高xdx潮。

歷史如同羅馬神話里的那個“雙面神”雅努斯（Janus），它有兩幅面孔，一幅回望過去，一幅注視未來。回望過去的起點，那是一個月光黯淡的午夜。1869年的7月7日，同治八年農曆五月二十八日，深夜，在保定府直隸總督衙門的後花園，清帝國聲望最隆、權勢熏天的漢人大臣曾國藩困坐愁城。他對幕僚趙裂文說，當今之世已是“民窮財盡、恐有異變”、“吾日夜望死，憂見宗祏之隕”。3年後，曾國藩“如願以償”地去世了。不過，在生命的最後幾年裏，這位才智超群的湖南人極力推動洋務運動，這成為中國近代企業的啟灶，他和李鴻章、張之洞等人創辦的輪船招商局、江南造船廠、開灤礦務局至今余脈尚存。

100多年後的1974年10月，中國正陷入文化大革命的浩劫。當時中國最總要的思想家顧准正處於生命的最後時刻。那是，深愛他的妻子已在絕望中自殺了，親密的朋友們相繼背叛消沉，連他最心疼的子女們也同他劃清了階級界限，而“文革浩劫”似乎還沒有任何終結的跡象。就在這樣的秋風蕭瑟中，醫生在顧準的痰液培養結果中發現了癌細胞。顧准把44歲的“幹校棚友”吳敬璉叫到病房，冷靜地說，“我將不久於人世，而且過不了多久就會因為氣管堵塞說不出話來，所有要趁說得出話的時候跟你做一次長談，以後你就不用來了。”在這次長談中，顧准認為中國的“神武景氣”【“神武景氣”：神武天皇是日本傳說中的第一代天皇。傳說他在2600多年前由神變為人，受上天的旨意來統治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經濟高速增長，人們將1955—1957年的經濟增長稱為“神武景氣”。】一定會到來，但是什麼時候到來就不知道了，所以，他送吳敬璉四個字，“待機守時”。兩個月後，顧准去世，吳敬璉親手把他推進了陰冷的太平間。這位日後中國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回憶說，“我在回家的路上就是覺得特別特別冷，覺得那是一個冰冷地世界，顧准就像是一點點溫暖的光亮，但是他走了，然而我想，他還是給我們留下了光亮……”過了4年，顧准預言成真，中國告別意識形態的禁錮，開始了改革開放的偉大試驗。

那是一個已經虛弱至極的國家，從領導者到匹夫百姓，一開始都顯得茫然無助，外援無助，內資睏乏，僵硬的體制捆住了所有人的手腳。那些在日後改變時代和自己命運的人們出身卑微，幾乎沒有受過任何商業教育。星火從窮鄉僻壤燃起，自東南沿海而興，跌跌撞撞，時隱時現，倔犟寸進，終成燎原大勢。30年後，他們創造了一個商業無比活躍、經濟持續增長時間最久的國家，他們自己也成為了全世界最不容易被打敗的商人。

從保定府直隸總督後花園的那個黯淡夜晚，到即將來臨的2008年8月8日煙花滿天的北京之夜，歷史完成了一段曲折跌宕的、神話般的宏大敘述。便是在這樣一個長達130年的時空縱深中，我們一起來體驗剛剛經歷的“激蕩30年”，自當有一份別樣的感慨。

30年來的中國商業界，已面目全非。1979年，8家大型國營工廠被選為全國首批企業改革試點，如今6家不復存在，兩家難言輝煌，它們都沒有成為成功的涉水者。在80年代，曾經叱吒一時的改革風雲人物，如年廣久、步鑫生、張興讓、馬勝利等，都成了沉寂的“歷史人物”。而在90年代湧現的眾多商界英豪，如牟其中、褚時健、潘寧、李經緯等，或沉或浮，俱成過眼煙雲。一些曾經是改革標杆的地方和名詞，如“溫州模式”、“蘇南模式”及“蛇口經驗”等，也已失去光彩逼人的先發效應。30年來，人們曾經激烈爭辯的“姓資姓社”問題，如今早達成共識，很多冒險者為之付出代價甚至失去生命的“禁區”，在今天看來，都已是尋常之事。歷經數輪成長周期的洗禮，經濟變革的主題及公司成長的路徑，幾度轉型變軌，往往超出人們的預想。中國企業跋涉在一條十分獨特的市場化道路上，它們在一系列看似偶發的歷史事件和社會變革過程中（譬如“特區”的開設、鄉鎮企業的意外崛起、亞洲金融風暴的發生，互聯網經濟的誕生以及十分特殊的資本市場等）不斷適應、順勢前行。在這場精彩而多變的歷史進程中，根本觀察不到經濟學家津津樂道的“客觀規律”。

如果說這個歷史進程有什麼共同點，那麼，最顯著的有兩點。第一點是全體國民及政府的求富渴望、對貧困現狀的堅決告別和對現代化的強烈追求，成為所有人從未動搖過的價值追求，人們可以“摸着石頭過河”，也不管你是白貓黑貓，只要能夠抓住老鼠就是好貓，道理有千條萬條，發展史最硬的一條。正是在這種整體共識下，任何曲折與反覆最終都被一一克服。在某種意義上，30年的中國經濟奇迹，是一種無比務實的經驗主義價值觀的勝利。

第二點就是各個利益集團圍繞財富、權力和成長空間進行的博弈、妥協與交融。從變革的第一天起，三大資本集團的競爭格局就已經出現。國營企業力圖提高效率，擺脫體制束縛。它背靠雄厚的國家政策和資源支撐，處在得天獨厚的競爭高位上，最終靠強勢的壟斷戰略實現了脫胎換骨般的成就。跨國資本一直受到親睞，有人甚至認為中國患上了“外資依賴症”。它先是在稅收、用工和土地政策上獲取了驚人地利益，現在已經成為中國經濟不可或缺的力量，也是一種特別意義上的“中國企業”。

相對國有和跨國資本，對中國變革貢獻最大的民營資本一直命運多舛。它們從草莽崛起，幾乎沒有任何資源扶持，成長受到多重局限，並每每在宏觀調控時刻成為整頓和限制的對象，不過，它們卻是變革最重要也是最堅決的推動力量。就像詹姆斯·金奇在《中國震撼世界》中所說的那樣：“從一開始，中國改革就是一個被自下而上的力量和需求推動的過程，只不過以從上至下的政策改革的方式呈現。”這一特徵帶來了一個貫穿30年的景象，發生於民間的資本力量總是承擔著改革的政策風險。在它們的行為被政策認同之前，與失敗隨時都會降臨。它們既是計劃體制的突破者，又是現行制度的違規者，不得不遊離在合法與非法的灰色地帶。所謂的“原罪”由此而生，無數企業悲劇便是在這裏層出不窮地上演。有的時候，你不得不感慨，有些企業家能夠成功不是靠了政策的幫助，而是因為他們無視政策的存在。這種公司演進，也許不是什麼必然的產物。它的形成過程以及運動走向不可能以一些常見的經濟學概念來加以規範，也不能以最寬泛且最具有代表性的公司運作機制或經濟模型來加以對比。其漸進的路徑和速度至今仍然充滿多變性。這個過程在整個國家和地方的不同層次中分散地、各自獨立地逐步進行，然後在一個時點上匯成一股合流。

“中國已經走出改革初期的淺灘階段，正站在大河中央，選擇彼岸的到岸位置。”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用這樣的語言描述中國。站在2008年的金色船楫上，我們常常會憑風暢想。我們期盼並不遙遠的將來，在世界商業史上，“中國企業”將與“美國公司”、“日本公司”一樣成為某一企業模型的特定概念。而這顯然不是一個可以輕易達到的目標。

在過去的30年裏，一直存在着兩個中國：經濟強勁成長的中國、體制消耗嚴重的中國，後者正是所有制問題導致的結果。

在本部企業史中，我們曾經一再思考一個問題，為什麼在這場偉大的商業崛起運動中，始終沒有誕生一家偉大的世界級公司？中國企業第一次進入全球商業評價體系是在1989年，在這一年的《財富》上，中國銀行首次進入全球500強排行榜。而從1996年起，打造中國的世界級公司成了一個被高調宣揚的夢想，至少有超過200家公司將自己的目標定位於此。今天，當中國崛起已經成為一個不爭事實的時候，“什麼時候我們才可能擁有一家世界級的公司？”這已經成了中國商業界必須面對的一個十分尷尬的挑戰。

世界級的企業應該誕生於一種先進的商業制度之中。壟斷當然能夠產生效益，就好像集權能夠帶來效率一樣，但壟斷和集權並不能與市場化的、公平的商業制度並存。讓人遺憾的正是，進入“世界500強”的中國企業中沒有一家是在完全競爭領域中誕生的，偏執的制度安排帶來了資源的聚集，它算不上是一個偉大者的誕生。世界級的企業應該經歷過偉大的冒險和征服。當今被我們冠以世界級企業的那些名字，從可口可樂、通用、大眾到索尼、三星，沒有一家不經歷了全球化的洗禮，沒有一個不是在激情的競爭中征服萬千，衝殺而出。在這份名單中也有失敗者，如韓國的大宇、美國的AT&T，但是，它們的倒下也是一次值得尊敬而富有價值的體驗。世界級的企業還應該有偉大的管理思想和偉大的企業家。一個讓人慚愧的事實也許是，中國已經誕生了全球市值最高的企業、全亞洲最賺錢的公司——而且將誕生越來越多的“市值第一”和“最賺錢的公司”，但是它們可能貢獻的卻是讓人乏味甚至反感的管理思想，在它們的背後有一群不稱職的經理人和一隻巨大的壟斷手掌。在很多人看來，這是一種讓人擔憂的事實。

在相關觀察中，另一種反應則是對中國企業家的討伐。譬如海爾、聯想，已經成長20餘年，與它們同時誕生的戴爾、思科，都已成就世界級的聲譽，可是我們的公司為什麼沒有達到那樣的高度？

這種譴責得到很多人的認同，但這並不是事實的全部。它們也許真的在某些關鍵時刻喪生了巨大的機遇。在90年代後期，它們曾有機會通過核心技術能力的提高來獲得穩固的市場地位，結果卻不爭氣地陷入了價格戰的糾纏。在當今的中國製造業，那些著名的大公司幾乎都沒有完整地核心技術，這成為阻礙它們參與全球競爭的最大困難，也是它們最終無法成為世界級大公司的根本原因。

除此之外，我們還必須看到，這些企業的成長至少受到了兩個方面的致命限制。在產權所有上，它們天然地具有模糊性，這消耗了企業家大量的智慧並直接導致決策的迂迴。中國大企業在產權上受到的困擾是“舉世罕見”的，很難想像一家所有權不明晰的企業能夠全心全意地投入精密而激烈的商業大運作。在規模擴張上，它們沒有得到應有的金融支持，無法再最合適的時候完成偉大的跨越。由於受到亞洲金融風暴的刺激，中國最終放棄發展財團式企業的設想，還讓那些通過製造業而成功的企業無法獲得金融上的全力支持，一些試圖突圍的民間企業，如德隆、格林柯爾、華晨等，則因操作的灰色和冒險而傾轍。

在過去的很多年裏，所有在完全競爭領域成長起來的中國新型企業無一不受到其中之一的困擾。在這個意義上，產權制度的畸形和體制的落後是造成中國企業無法完成世界級跨越的重要根源。

已故管理大師彼得·德魯克曾經用以下4個特徵來描述他心目中的“企業家經濟”：在充分市場競爭的政策環境中，量大面廣的中型公司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力量；職業經理人成為一個獨立的群體；管理作為一門技術被應用於廣泛的經濟和非經濟領域；企業家行為成為社會創新和新秩序建設的關鍵。在德魯克提出“企業家經濟”的20世紀80年代，美國經濟正走出零增長的衰退困境，而在這次復興中，以軟件產業為代表的新興企業第一次取代政府成為解決就業和擺脫經濟危機的領導力量。富有創新的企業家精神深刻地影響了社會的各個領域，並重新塑造了一代美國青年。

德魯克的描述是那麼生動，令每一個讀到這裏的人都會將之與改革開放后的中國類比。的確，我們看到了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改革動機的多重性以及因之而來的制度設計，似乎使我們已經與“企業家經濟”漸行漸遠。如香港經濟學家張五常所言，“二十多年中國的改革，簡言之，是從等級特權轉向以資產界定權利。這是困難程度極高的改革，而不管怎樣批評，中國的經驗是史無前例的成功案例。”今後，我們需要觀察的是，等級特權是否在已經界定清楚地資產競爭中依然發酵，或者說，某種身份的資產是否擁有優先獲得資源和發展機會的特權。

壟斷的大量存在是國家之恥。世界百年商業文明的歷程證明，一個現代商業國家的演進過程，就是國有資本日漸自我瓦解的過程。在當今中國，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公司，都在實行一系列美國化的公司改造，不出意料的話，到2010年之前，中國都將出現亞洲地區最具美國公司特徵的公司群體。而在另一方面，與美國自由經濟制度並不相同的理念仍然深刻地影響着中國經濟的成長。在公司治理結構上逐漸完成改造的國有公司以前所未有的強悍姿態重新掌控了經濟發展的節奏，這中間的矛盾衝突將以何種方式爆發以及化解，是一個很讓人好奇的課題。

2007年5月，已經78歲的吳敬璉出版《呼喚法治的市場經濟》。在“序言”中，他充滿憂患地寫道，“中國的改革並不是一路凱歌，經濟改革所採取的從非國有部門入手、由易而難的策略，一方面減少了改革的阻力，增加了改革的助力，另一方面又使以雙軌製為特徵的尋租環境得以廣泛存在，以權謀私的腐敗行為得以四處蔓延。”他進而說，“改革的兩種前途嚴峻地擺在我們的面前，一條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場經濟道路，一條是權貴資本主義道路。在這兩天道路的交戰中，後者的來世咄咄逼人。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這種潮流對於我們民族前途和未來的威脅。在我看來，克服這種危險的唯一途徑，在於朝野上下共同努力，切實推進改革，建設公正法治的市場經濟……經濟和政治改革的遲滯，造成了兩方面的嚴重後果：第一，中國經濟繼續沿着依靠資本和其他資源投入驅動的粗放增長方式一路狂奔，引發了一系列社會和經濟問題；第二，設租和尋租活動，以及隨之而來貪污腐敗、貧富差距擴大和社會失范愈演愈烈，這些，都引起社會各界人士的強烈不滿。”這位當代史上最具有人文氣質和道德勇氣的經濟學家寫道，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講，我們這裏的季節，即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們前途無量，同時也感到希望渺茫”，“我們一起奔向天堂，也可能全都走向另一個方向。”

從1991年前後，吳敬璉率先提出“制度大於技術”，到2003年楊小凱警告“后發劣勢”，再到2007年吳敬璉、江平等人對法治市場經濟的再度呼喚，在30年中國改革的後半程，中國的學者一直保持着對制度滯后的警惕與批判。如何建設一個健康、和諧、公平的商業國家，這將是2008年之後中國商業變革的最大命題。我們已經找到迷宮的出口了嗎？

印度聖雄甘地有一句名言：“如果要改變世界，先要改變我自己。”這對成長中的中國人來說，也許有特別的意義。

從宏觀調控和企業發展的角度來看，2008奧運會是展示國力和刺激內需的一個絕好機會，國民消費的信心和衝動將得到極大的提升，而在之後的兩年裏，中國還將迎來建國60周年大慶以及2010年上海世界博覽會，這是一條充滿了無盡想像空間的繁華路徑。現在還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它可能被打斷。

不過，在這樣的商業隆起中，我們做好了承受極大財富爆炸的心理和道德準備了嗎？我們會不會陷入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印度學者奈保爾所描述過的“自我崇拜的熱焰”呢？我們學會扮演了一個大國的角色了嗎？世界性的光榮與同樣龐大的危機，似乎一對孿生兄弟般潛伏在中國企業家前行的遠方。對一個遼闊而莫測的未來世界，臨事而懼，保持必要的敬畏，不是一種怯弱，而恰恰是一種成熟的修養。

時光對每一個人、沒一個時代而言，都具有同樣的意義。昨日的叛逆，會漸漸演變成今日的正統，繼而又“供養”成明日經典。所不同的是，點燃的光芒將漸漸燒成灰燼，人們則越來越少追究光芒被點燃的起源。R·G·柯林伍德在《歷史的觀念》中寫道：“時間把世界放置在一頭大象的背上，但它希望人們不再追問支撐大象的東西是什麼。”他又說，“我們可能走得太遠了，以至於忘記了當初之所以出發的目的。”我們也許真的應該在30年的門檻上重溫當年出發的目的：這個國家要實現復興，這個民族要擺脫貧困，這塊土地要重回全球化的環抱，這裏的每一個人要享受平等、民主的普世權利。

所謂的滄海桑田，僅僅30年後，就讓這一代中國人都看到了。

青春已經大江東去。對於這個時代，我們有種與生俱來的眷戀，在這裏深埋着很多人的過去，當我們一步步地遠離它的時候，才越來越清楚地感受到它的存在。對於共同經歷的這段歷史，我們其實所知無多，，很多事情還需要在事實和理性層面上抽絲剝繭，有些則仍在劇烈的衍變當中。商業界是一個充滿偶然性的領域，事實與結論之間並非是唯一對應的關係，也許今天我們陳述的細節，會在未來的某一時刻出現新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詮釋，而過了若干年後，再度產生有趣而陌生的新意。

也許在很多年後回望，人們會說，這激蕩的30年時一個多麼世俗的年代，人人以物質追求為目標，道德底線被輕易穿越，心靈焦慮無處不在，身份認同時時顛覆。所有的財富故事都曖昧不明，很多企業家前途叵測。

不過，更多的人也許會辯護說，我們最寶貴的財富正是這一段攜手走過的從前，這份經歷包羅萬象，有汗水淚水血水，有蜜汁苦水狼奶。它催生了一個時代的偉岸和壯觀，一也同樣滋養了世故、醜陋和空虛。我們遭遇的是一個空前複雜而大半面目未清的時代。急速變化的世界，悵然若失的個人命運，傳統與現代，個人與群體，不同利益集團的衝撞和考問，這是30年的成長底色：“一年改變不如想像，五年改變難以想像，十年改變不敢想像”，這是30年的演變驚嘆。在這段創世紀般的大歷史裏，我們每一個人從來都不是觀光客，偉大的夢想將繼續從盲目無邊的草根中轟然誕生，那種追求世俗的本身，也具有了一種難以言說的浪漫主義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