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 資本的盛宴(2)

2006年以來，《中國企業家》主編牛文文發現，在近來的企業界聚會上，聽到最多的一句話是，“最近又有誰在準備賣企業啊？”11月，他在自己的專欄中寫道：“這樣的私下打聽，差不多成了標準的‘見面問候語’。過去這一年多時間裏，賣掉自己企業大部分股份的企業家越來越多，交易的節奏在加快，規模在放大。扳着指頭數，差不多每個月都有一兩起購併新聞。經營有困難的賣，跑正歡的也有不少買家盯着；這個月還在論壇會議上見過面，幾個月不見，說不定就有誰把企業賣掉了！這些賣掉的企業，什麼行業什麼地域多大規模都有，但買主幾乎全是跨國公司或跨國資本。”牛文文這篇專欄的標題是《為什麼要賣掉企業》。為了解開這個疑問，他派記者調查了一起購併案。

9月22日，中國最大的私營潤滑油製造商統一石化公司把75％的股份賣給了殼牌，後者因此成為僅次於中石油、中石化的第三大企業。統一總經理李嘉對記者說：我們是一個民營企業，沒有強大的資源背景（基礎油供應），無法支撐下去了。統一潤滑油一直受中石油和中石化的原材料壟斷所困。在中國，潤滑油產業的最下游零售終端已經高度市場化，產業的最上游原料基礎油卻被中石油、中石化控制，去海外採購則可能使成本增加20%左右。加入殼牌無疑可以成功突破國內兩巨頭的這種壟斷，並且可以規避原材料價格波動帶來的風險。

牛文文據此評論說：“許多人賣企業，都是‘不得已而為之’。這幾年，國內企業經營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建立在原來寬鬆環境基礎上的競爭策略和生存能力受到致命打擊，不少企業已經撐不下去了，即便苦撐下去，也幾乎看不到隧道盡頭處的光亮。在這種情況下，儘快找到一個‘真正能夠拿出現金’來支撐住企業運作的‘大佬’，成了大家共同的選擇。那麼，為什麼要賣給跨國資本？因為，在這個調控時刻，‘真正能夠拿出大把現金’來的買主，會是什麼人呢？答案不言自明：不受國內金融環境影響（有錢）、在人民幣升值大趨勢下非常想進入中國（有意願）的跨國資本、跨國公司……賣掉企業，賣給跨國公司，應該是企業家在特定環境下的一種理性選擇。”

就在牛文文發表這番評論的一個月後，，有“民營石油第一人”之稱的天發石油董事長、全國工商聯石油商會會長龔家龍因“擾亂金融秩序、偽造金融票據罪”捲入刑事風波。

龔家龍在2003年的民營重型化運動中十分活躍。2005年6月，他發起成立中國長城聯合石油公司，註冊資本8.7億元人民幣，業務涵蓋石油天然氣的勘探、開採、煉製與銷售等。龔家龍提出將打造一個“中國的民營石油航母”，成為中石化、中石油之外的“第三級”。長聯石油儘管拿到了工商執照，但是，石油業經營的四大通行證，即成品油批發許可證、成品油零售許可證、成品油進口許可證以及國內礦產勘探開發許可證等“四證”均無法獲得。年末，龔家龍被爆財務醜聞，據稱採用非法手段套取29億元的銀行貸款。龔家龍后被警方逮捕，業界隨即傳出中石化即將入主“重組”天發石油。已經瀕臨瓦解的全國工商聯石油商會發表了一個微弱的聲明稱，“我們堅決反對非民營的壟斷石油企業藉此機會染指民營石油企業資產，從而影響構建中國石油市場和諧發展的改革努力。”龔家龍失蹤后，原本就拼湊而成的民營石油企業結盟瞬間瓦解。

2006年12月底，遵照入世協議，我國開放了國內原油、成品油批發經營權，然而根據出台的《成品油經營企業指引手冊》規定，企業要想申請成品油批發經營資格，申請人提交的材料必須包括“全資或50%以上（不含50%）控股擁有1萬立方米以上成品油油庫的法律證明文件”。這一條款對國內的壟斷巨頭和跨國石油集團是重大利好消息，卻讓勢單力薄的民營企業叫苦不迭。於是，禁令開放之日，就是弱者出局之時。北京的《京華時報》報道，到2007年6月，全國90家民營油企業正與9家跨國巨頭談判，其中15家已與外企簽署收購意向協議。這些民營油企之所以出售，根本原因是一直沒有固定油源，生產苦難。

民營資本在重大行業重組的“資本盛宴”中，被徹底邊緣化的命運已無可逆轉。在這年公佈的“中國企業500強”排行榜中，國有資本總量佔有了絕對性的98.36％的份額，入選的私營公司數目為74家，其資產加在一起還不到中國工商銀行的十分之一。如果將中國500強與《財富》雜誌評出的“世界500強”進行一次比較，我們可以發現，世界範圍內盈利能力好的行業主要集中在汽車、食品、電子電器、建材、工農業設備、零售、貿易、銀行、保險、製藥等競爭性行業，而中國則主要集中在電信、鋼鐵、石油、天然氣開採、石化、電力等傳統壟斷性行業。造成此種局面的主要原因是，這些行業至今仍然基本由政府掌控。

一個十分顯而易見的事實是，中國民間公司的成長一直處在一個強勢資本集群的俯瞰之下。政府作為一個資本擁有者，一方面掌握着政策和遊戲規則，一方面則以捍衛自己的資本利益為最高價值取向。根據WTO的市場開放進程表，我國的金融、保險、通信乃至傳播等產業次第開放，但在執行的過程中，出現了對“外”開放優先、對內開放滯后的現象，一些跨國大公司獲得了優先的進入權。在新一輪即將決定未來中國產業格局的大整合中，民營公司落在一個被邊緣化，甚至被遺忘的劣勢地位上。

一種悲觀的情緒已經在民營資本集團中蔓延開來。當年在海南淘金的“萬通六兄弟”之一、萬通集團董事長馮侖在年終寫了一篇題為《跨越歷史的河流》的文章。這位法學碩士、平時嬉笑遊戲喜歡說半葷段子的企業家這時候卻表現出令人驚奇的洞察力，他寫道：“民營資本從來都是國有資本的附屬或補充，因此，最好的自保之道是要麼遠離國有資本的壟斷領域，偏安一隅，做點小買賣，積極行善，修路架橋；要麼與國有資本合作或合資，形成混合經濟的格局，以自身的專業能力與嚴格管理在為國有資本保值增值的同時，使民營資本獲得社會主流價值觀的認可，創造一個相對安全的發展環境。今後，隨着和諧社會的建立和發展，民營資本將以數量多、規模小、就業廣、人數多為特徵，其生存空間將被局限在與國有資本絕無衝突或者國有資本主動讓出的領域。面對國有資本，民營資本只有始終堅持合作而不競爭、補充而不替代、附屬而不僭越的立場，才能進退裕如，持續發展。”

這年夏天，一個專業性很強的併購案突然激起了一場空前的“口水大戰”。最富戲劇性的是，它的挑起者是併購企業的競爭對手，而且是用寫博客的“草根方式”發動的。

6月22日，湖南三一重工的執行總裁向文波在自己的博客里寫可一篇《謹防徐工收購案搶點過關》。連他自己也沒有想到，它在幾天內迅速成為全國點擊率最高的商業博客。江蘇徐州市的徐工機械是中國工業機械行業最大的國有大型企業，2004年之後，受宏觀調控和行業競爭激烈的雙重壓力，徐工陷入虧損。2004年5月，徐州市政府向全球投資者公開出讓徐工股份，10月，美國投資機構凱雷集團擊敗全球機械製造業龍頭卡特彼勒中標。很據協議，凱雷注資3.75億美元，獲得徐工機械85%的股份。2006年1月，併購方案通過了江蘇省國資委審批，商務部和證監會的最終批複也指日可待。就在這時，橫空殺出一個向文波。他在短短的三個多月里，先後寫了46篇博客。

向文波認為，裝備製造業是國家戰略產業，由外資控制危機國家安全，是必須被堅決抵制的。他每天在自己的博客里對這起併購案提出種種質疑，他還曝光另一家美國投資機構摩根大通的收購價比凱雷高了10億元，因此徐工有賤賣國有資產的嫌疑。向文波毫不諱言，已經於上年率先完成股改的三一重工也是徐工出售的競標者之一，不過，“徐工某些人拒絕三一的真正理由只有一個：就是不賣給三一”。在他看來，徐工與三一才是“天作之合”，“徐工是工程機械行業規模最大的國有企業，是計劃經濟的最大成就；三一是工程機械行業規模最大的民營企業，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最大成就，體制上具有極強的互補性”。他甚至在博客中提出，三一打算以高出凱雷30%的價格併購徐工。向文波的討伐在網絡上引起了空前的呼應，也有莊家據此提出了國家產業安全的命題，認為“中國應該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建立起有效的經濟和產業安全管理機制”。對此不以為然的學者也大有人在，復旦大學的經濟學家張軍便認為：“徐工所處不是戰略性行業，中國現在不是外資過多的問題。凱雷併購徐工，肯定跟安全扯不上邊。”

但是，向文波的狙擊見到了成效。10月16日，凱雷同意將入股比例改為50%。2007年3月，這個比例進一步下降到了45%，原定的控股意向被放棄。就在徐工併購事件風生水起的時候，另外一些併購案也遭到了類似的命運。8月14日，國內最大的炊具製造企業浙江蘇泊爾公司宣佈向法國SEB集團出售61%的股份。兩周后，愛仕達、雙喜、順發等6家炊具企業緊急聚首北京，聯合對外發佈了集體反對蘇泊爾併購案的緊急聲明，理由是，“SEB控股蘇泊爾後，必然壟斷中國相關產品市場，給國內企業帶來帶來生存危機。”12月17日，國內第二大低壓電器企業溫州德力西宣佈與德國施耐德公司合資組建德力西電氣有限公司，各擁有50%股份。消息發佈后，與德力西同處溫州柳市的行業最大企業正泰集團當即起而反對，認定“這樣一起看上去十分常見的合資其實是施耐德壟斷併購的第一步”。

日後的事實是，除了徐工併購案被改變了控股意向外，蘇泊爾和德力西兩案均獲得了商務部的通過。這些專業性很強的併購案，之所以會引起公眾如此熱烈的關注，成為“被詛咒的婚姻”，在某種程度上市社會心態的情緒性折射。人們對跨國資本在中國市場的超國民待遇原本就有不滿，再加上民營企業這些年被邊緣化的現狀，強烈反差自然會醞釀出非理性的、十分激越的公眾情緒。在這些事件上，這種情緒得到了極大的宣洩。《每日經濟新聞》的財經評論員葉檀在專欄中寫道，“在事實上，這些企業真正應該呼籲的是公平的併購環境，比如，給予內外資、國企民企一視同仁的稅收與貸款政策，比如，提供一個開放而透明的併購平台、一個完善的遊戲規則，讓併購的結果符合市場合理性與法治的公平性。”【很多年後，如果人們再追憶徐工併購案，恐怕不是它的內容，而是形式。向文波用博客發動輿論戰，展現了草根和互聯網的傳播力量。他說，“如果不是利用博客這種方式，我的意見不知被扔到哪個垃圾箱了。博客把這個行業里的事變成了公共事件。如果我寫信反對，說不定在政府機關的收發室就變成了垃圾，還有可能被一些領導的秘書轉給了徐工……博客讓決策者聽到了不同的聲音，這些討論為國家政策調整提供了一個好的氛圍，我覺得我們社會需要這樣的機制。”】

2006年的中國企業界還發生過什麼讓人印象深刻的大新聞嗎？很多年後，人們可能想不起來。除了喧囂一時的徐工案，好像還有一個富士康索賠事件。6月15日，《第一財經日報》發表《富士康員工：機器罰你站12小時》一文，揭露台灣首富郭台銘旗下的深圳富士康公司存在員工加班的現象。7月10日，富士康向寫稿記者王佑和編委翁寶索賠3000萬元，這是中國記者遭遇到的最大金額索賠。更過分的是，富士康還申請凍結了兩個記者的銀行賬號。這一事件當即引起全國媒體的聲討，《第一財經日報》總編輯秦朔發誓絕不屈服於商業強權的恐嚇，富士康一時成“輿論公敵”。8月30日，富士康把賠償額降到象徵性的1元錢，又過3日，富士康宣佈與《第一財經日報》“和解”。

到2006年底，一些敏感的人們已經嗅出了景氣變動的氣息。開始於2004年春夏的宏觀調控似乎已經結束了。在過去將近30年的改革歷程中，宏觀調控——在20世紀90年代之前被稱為治理整頓——已成為一個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名詞。它幾乎每隔3—5年就會出現一次，而且從1981年開始，歷次的宏觀調控從來只宣佈開始，而不通知結束。

宏觀調控結束的最重要原因是，它啟動的目標已經達到。通過強有力的行政干預，國有企業砸壟斷行業的地位進一步得到鞏固。在很多人看來，2004年前後的經濟過熱正是民營企業的“重型化運動”所釀成的。2006年以來，除了國有銀行的大規模上市之外，企業併購活動明顯加快，一些重點的建設項目也相繼宣佈完成。5月20日，歷時12年建設的三峽大壩全部完工，這個人類歷史上規模龐大的水利工程投資總額高達240億美元，年均發電量將達847億千瓦時，取代巴西伊泰普水電站成為世界最大的發電和防洪綜合工程。7月1日，全長1956公里的青藏鐵路全線建成通車，該項目總投資逾330億元。青藏鐵路有960多公里都在海拔4000米以上，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線路最長、氣候條件最惡劣的高原鐵路。

6月6日，國務院發佈《推進天津濱海新區開發開放有關問題得意見》。天津濱海新區規劃面積2270平方公里，是香港的兩倍，浦東的三倍，它將成為北方中國新崛起的金融開放中心。人們將它與80年代的深圳、90年代的浦東相提並論。新華社在評論中認為，“在新一輪改革的版圖之上，上海浦東新區、深圳市和天津濱海新區正在成為我國綜合改革的‘三駕馬車’。”

這些重大投資項目的建設與開工，意味着固定資產的投資性拉動仍然是經濟增長的主要模式，它讓人們對未來充滿了預期。而最具景氣意義的標誌是，已經沉寂了兩年多的股市和樓市雙雙出現快速回暖跡象。

11月20日，上證指數在6年後重返2000點。人們應該還記得2005年的6月6日，它曾經令人絕望地跌到過998.22點。從2006年1月以來的短短10個月，指數已經悄悄上漲了近800點。漲幅超過70%。隨着股權分置改革的完成，資本市場的復蘇非常明顯，人們開始把錢從銀行中取出投入股市。10月，銀行儲蓄5年來首次出現下降。很多股評家都開始計算，股市將在什麼時候突破1萬億美元，佔到全球外匯儲備總額的1∕5，並首超日本成為世界第一外匯儲備大國。《華爾街日報》在評論中警告中國經濟可能過熱。它說，“外匯儲備的過快增長將創造過多的流動性，可能引發高通脹、資產價格泡沫和商業銀行的放款衝動。”它的這些提醒都將在半年後被一一證實。

樓市的回升也是明顯的。自宏觀調控后，全國地產沉寂多時，從年初開始，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率先領漲。5月，國務院出台6項新政策，試圖遏制迅猛的房價上漲勢頭。其中最有特色的一條，是規定“自2006年6月1日起，凡新審批、新開工的商品住房建設，套型建築面積90平方米以下住房（含經濟適用房）面積所佔比重，必須達到開發建設總面積的70%以上”。很顯然，這幾乎是一條無法被認真執行的法令，而事實上，它也從來沒有被真正執行過。在下班年，中央政府持續出招，銀行升息、限制外資炒房、有些房價增長過快的城市的相關領導被懲戒，可是儘管如此，房價上漲絲毫沒有停下來的跡象。

股市，樓市的穩步雙漲，是最為典型的景氣信號。一個非理性繁榮的周期又開始了。

11月13日，中央電視台經濟頻道開始播出一部12集的電視系列專題片，它講述的是500年來世界歷史上九個大國的興盛過程和原因。這九個大國並不包括中國，它在開播的時候，沒有做任何宣傳，也不是在最黃金的時間播出。然而，它很快在知識界和互聯網上變成一個十分火暴的話題，專題片的解說詞成為這年冬天最暢銷的圖書之一，盜版光碟在第一時間充斥各大城市。這部專題片有一個激動人心的片名：《大國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