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 資本的盛宴(1)

故事在城外濃霧散不開，

看不清對白你聽不出來，

風聲不存在是我在感慨。

夢醒來，是誰在窗檯把結局打開？

——周杰倫《千里之外》

這年早春，70年代出身的商業專欄作家許知遠懷揣一本美國人傑里·鄧爾磷寫的《錢穆與七房橋世界》，坐車前往國學大師錢穆的故鄉江蘇無錫，那裏是長三角地區經濟最發達的城市之一。鄧爾麟的書上印着幾十幅錢穆家鄉無錫的七小橋的黑白照片，那是1980年前後的江南，水鄉氣息與中國古建築的上翹房檐，令人親切。許知遠到無錫時已是夜晚，“小雨仍未停。霓虹燈與汽車煩躁的的鳴笛聲，打破了我的遐想。那些醜陋的、千遍一律的建築又出現了，幾層的小樓，白色瓷磚牆，深藍色玻璃，中國所有的市鎮，不管是南方還是北方，西部還是東部，總是驚人地雷同。在這座盛產文人風雅的城市，同樣到處都是房地產的廣告，園林風格早已被遺棄，人們最熱心的是‘劍橋風格’、‘北美別墅’。毫無例外，市中心被太平洋百貨這樣的購物中心佔據着，在路邊散步時就像走在縮小一號的上海淮南路。”

在9月份的第63屆威尼斯電影節上，36歲的中國導演賈樟柯拍攝的《三峽好人》獲得最搞獎項“金獅獎”，這是一部寫實而略顯沉迷的電影，兩隊平凡夫妻在長江邊尋找、爭吵、然後分手。電影的拍攝地點是有2000年歷史的重慶奉節縣。賈樟柯發現，5個月的電影拍攝竟跟不上場景的變化。一開始，他能看到一座舊樓在遠處，等他短暫回到北京再回到現場后，樓房消失了，緊接着，另一片建築又倒塌了，即使攝影機鏡頭保持靜止，裏面的空間也早已面目全非。“古城到處都在拆遷“，賈樟柯感慨地說，“我的鏡頭跟不上這種節奏。”

也許，沒有一個國家向今天的中國那樣讓人恍若隔世。對於很多人來講，他們生長的地方都已經不復存在。唐宋詩人筆下的江南早已面目全非，那些“小小的寂寞的城”（台灣詩人鄭愁予在《江南》中的詩句）如今都已成另外全世界最重要的製造工業基地。昔日蜿蜒的街道被拉直拓寬，街道上的青石被撬掉扔棄，在它的上面建起了呆板高大的樓房和商鋪，雨廊、飛檐、河埠頭都成了記憶中的畫面。過去20年中，約有4億中國人擺脫了極度貧困，這一成就主要歸功於迅速而廣泛的城市化進程。根據專家的預測，城市化運動還將持續下去，今後20年內，預計還將有4億人遷入城市。這使得這個國家到處像一個建設中的工地。《參考消息》援引外電說，中國每天新建房屋面積佔到全球總量的50％左右，一年的房屋總量相當於俄羅斯全國現有的房屋面積。重慶10天的建築成果，相當於15個紐約曼哈頓的克萊斯勒大廈。

中國經濟不可遏制的發展衝動，讓所有的觀察家都驚詫不已。也是從這年開始，我們將很少看到關於“中國經濟即將崩塌”的預言，因為它實在是落空了太多次。相反，一些頌揚中國變革的圖書開始暢銷，詹姆斯·金奇的新書《中國震撼世界》進入全美的暢銷書排行榜，並一舉獲得這年英國《金融時報》的年度最佳圖書獎。法國資深記者埃里克·伊茲拉萊維奇在2月出版的《當中國改變世界》也迅速成為歐洲的一本熱銷書。9月，在《福布斯》雜誌的“全美風險投資家排名”中列第一名的美國紅杉資本合伙人米高·莫瑞茨造訪中國，他因投資了雅虎、Google及Paypal而名揚天下。紅杉資本此前的投資半徑據說“不超出矽谷40英里”，而現在它也迫不及待地來到了中國，莫瑞茨對記者說，如果過了50年、100年以後再回過頭來看，中國的偉大公司或許還沒有誕生。

莫瑞茨的話含有太多恭維的成分，不過他也許說對了事實：一個偉大的時代，並不保證一定能夠誕生哪怕一家偉大的公司。1月5日，中石油集團總經理蔣潔敏在中央企業負責人會議上說：“中石油是亞洲最盈利的公司，不是之一，是第一。”人們可以想像他在說出這番話時的激動和驕傲，不過很少有人覺得最會賺錢的中石油已經是一家偉大的甚至一家值得尊敬的企業。

在高速成長的道路里，大型國有公司的光芒最為耀眼。自2004年春夏的宏觀調控之後，它們在資源型領域中的壟斷地位得到了空前的鞏固。如果說中國經濟發展是一棵接滿了蘋果的大果樹，那麼，它們無疑是最大的、在有些繁茂枝條上市唯一的收穫者。同時，隨着現代企業制度的推廣，這些企業的資本市場化和競爭力也得到了加強。國資委成立三年以來，中央直屬企業的主營業收入增長78.8%，年均遞增21.4%；利潤增長140%，年均遞增33.8%；上繳稅金增長96.5%，提高了5個百分點；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率達到144.4%。現在，他們看上去世一支不可能被擊敗的“無敵艦隊”。

在過去的兩年裏，全球能源空前緊張，國際原油價格從25美元上漲到70多美元，在這種背景下，處於壟斷地位的中國三大石油公司——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盈利能力暴增。2004年，中石化凈利潤比上年瘋狂增長了70%，2005年在此基礎上又增長42%，到2006年，再增長28.08%。中石油更是捷報頻傳，2005年實現營業額5522.3億元，較上年度增長了39%，公司以1333.6億元的凈利潤成為亞洲最賺錢的機器，一舉超過了港交所多年的藍籌老大——滙豐控股和此前亞洲最賺錢的企業日本豐田汽車。《南方周末》記者陳濤在《中石油：老大是怎麼當上的》一文中算了一筆帳，“主要的原因在於價格，中國的石油價格隨着國際價格走。而國際油價不斷走高，開採成本呢，以中石油旗下重鎮大慶油田為例，沒桶的開採成本僅為6.86美元。可見，中石油賺的主要是石油資源的錢。而石油資源，在理論上，它是屬於全體中國人所共有的。中石油擁有的石油探明儲量為116.2億桶，以每桶90美元計算，則其總值大約為7.8萬億元人民幣。”【2006年7月14日，紐約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貨價格達到每桶78.4美元的歷史最高點，之後繼續盤整上攻。陳濤的文章發表於2007年11月1日，當時，油價已經攀升到96.2美元，向100美元衝刺。】

令人驚愕的是，在如此暴利的前提下，石油公司還突破國家限價向民營油站售油。中央電視台記者在採訪海南一家民營加油站的老闆時得悉，2006年4月23日，他從兩大石油巨頭的進貨價是每噸5300元，而當時國家的最高限價是每噸4744元，也就是比國家限價高出556元。中石化的內部刊物也在10月18日報道稱，在國際原油價格57.65美元一桶的時候，美國的汽油價格相當於人民幣4118元一噸，而當時國內的批發價是6585元一噸，比美國高出2467元，幅度達59.9%。耐人尋味的是，1月，財政部仍決定拿出100億元補貼給兩大石油企業。國資委的解釋是：“中石化和中石油等大型企業，不惜以犧牲自己的利益來換取國民經濟的穩定發展，很多時候中央大企業為大局而做出了犧牲，知道的人並不多。”據11月14日的中國新聞社報道，在美國《財富》雜誌公佈的“2006企業社會責任評估”排名中，中石油排名第63，在榜單中位居倒數第二，最後一名也是中國的壟斷企業，國家電網公司。

8月10日，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國移動以33.42美元收盤，市值達到1325.8億美元，首次超過美國電信公司沃達豐，成為全球市值最高的電信運營公司，這年它的營業收入為2853億元，稅前盈利968億元。這家企業的高盈利能力當然也與壟斷格局有關。而有意思的是，在過去的幾年裏。電信領域的三大寡頭——中國移動、中國聯通和中國電信曾經發生過激烈的價格戰，特別是錢兩者之間，在用戶爭奪和價格方面針鋒相對，有些地方甚至發生了惡性群毆事件。據信息產業部的數據顯示，自1998年以來的5年內，上報該部的互聯互通惡性案件達540起，也就是說每4天發生一起，至少影響到1億人次用戶使用。

2004年11月1日，一個十分戲劇性的換崗新聞轟動全球商業界。在國資委的主持下，三大電信企業的領導者換崗任職：原中國聯通董事長兼總裁王建宇調任中國移動總經理，原中國移動副總經理王曉初調任中國電信總經理，原中國電信集團副總經理常小兵赴任中國聯通董事長，原中國移動總經理張立貴和原中國電信總經理周德強於即日起退休。國資委對此的解釋是，閃電換位是為了“抑制過去幾年電信運營商之間愈演愈烈的惡性競爭，從而引導電信運營商之間進行理性競爭，提升國有電信運營商的投入回報”。

消息一經公佈即引起外界的軒然大波，受到了資本市場及電信分析師普遍質疑及謹慎關注。投行分析師認為動用行政手段跨越資本市場制約、破壞上市公司治理結構的做法是對資本市場的一次粗暴損害，這是自1994年電信改革后電信業的一次倒退。

有“最危險的女人”之稱的《財經》雜誌主編胡舒立在《電信高層閃電換位利大於弊》的評論中直言，“三大電信海外上市，我們都聽到一種說法——缺的不是錢，而是機制，上市是為了換回好機制。對內對外，幾乎千遍一律。那麼，這種機制的核心到底是什麼呢？當然是資本市場所認可的公司治理結構。然而，此次中國國有大股東對三大電信商強行操作高層互換，整個決策過程並不透明，更談不上事先在上市公司董事會與股東大會醞釀相商；其手法，顯示所有者仍將企業管理者當成可以隨意調到的官員，對市場通行的‘競爭禁止’規定和‘利益衝突’概念完全無知，更暴露出上市公司的管理層激勵機制形同虛設，未有生效。如此無所顧忌的‘跨越資本市場制約’，所傷害的正是上市公司治理結構之本。這是一種致命傷，不僅傷害了三大上市公司本身，還會對諸多處於轉制過程中的國有企業帶來不良示範效應。”儘管受到如此激烈的批評，這種換崗的威脅力卻是顯見的。自換崗之後，三大電信企業迅速形成新的“寡頭默契”，原本硝煙四起的價格戰偃旗息鼓，“行業秩序”一時井然，各家的盈利也當然大大增加。

近年來，對電信壟斷的詬病從來沒有停止過。4月，《經濟參考報》刊文質疑電話“月租費”，電信專家鞏勝利認為，這是計劃經濟下“行政批權”的產物，根本沒有任何國家法律程序。可是，它在沒有“法律規則”和“監督程序”的環境下，世襲近30個年頭巋然不動。2004年底，中國固定電話和流動電話總數突破5億多用戶，電信企業僅“月租費”一項，一年就輕鬆獲利超過2000億元，其中，中國移動近10年的“月租費”，收入總額超過1萬億元。而多年以來的固話、流動電話“月租費”相加之和，應有5萬億元之巨。

北京郵電大學教授闞凱力則炮轟手機“漫遊費”。據他披露，手機漫遊的成本實際上幾乎為零。在2005年，中國移動漫遊費收入大約為490億元，佔了其利潤的一半以上。相比較，美國電信業實行全網同價，不但沒有漫遊費，連國內長途費都沒有。從美國打越洋電話到中國，每分鐘只要1.67美元，約合0.13元人民幣，而從中國打過去則需每分鐘8元人民幣，相差60多倍。闞凱力還指責，暴利的壟斷格局使得電信企業拒絕新技術。譬如，已在歐美全面應用和普及的網絡電話和無線寬帶覆蓋技術將大大降低電信的使用成本，甚至實現免費服務，然而，它們都毫無懸念地被打入冷宮。露骨的電信壟斷讓人們最真切地看到了一條經濟學原理，“壟斷沒有好或者壞，只有壞或者更壞。”

10月27日，中國工商銀行在上海和香港兩市同時上市，其股票發行規模合計達191億美元，刷新了全球IPO（首次公開發行）的最高紀錄。工行董事長姜建清在港交所大廳激動地對記者說：“我非常非常地滿意，今天的上市非常非常地成功。”到2007年7月，隨着中國股市的狂飆直升，工行股價一路上漲，市場資本總額達到了驚人的2540億美元，從而超過美國花旗銀行的2510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一大銀行。

全亞洲最賺錢的企業、全球最大電信企業、全球第一大銀行，當這些黃金桂冠一一落到中國企業頭上的時候，再也沒有人敢於質疑中國經濟的強勢以及壟斷的力量。9月，國家統計局最新調查結果顯示，國有企業集團總資產近20萬億向壟斷領域集中。在娛樂業、計算機服務業和建築裝飾等行業中，沒有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集團。在一些市場化程度較高、競爭激烈的行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集團所佔比重相對較低，如木材加工、服裝和建築安裝等行業低於10%，紡織業、農副產品加工業、塑料製品業、化學纖維製造業比重不到1∕3。而在石油和天然氣開採業、電信和其他信息傳輸服務業、煤炭開採和洗選業，幾乎全為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集體所佔據。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運輸業，交通運輸設備製造業等關係國家經濟命脈的關鍵行業或領域中，國有及國有控股集團所佔比重也在90%以上。從1998年到2005年，國有企業利潤節節攀高，實現利潤從213.7億元提高到9047億元，短短7年增長了42.3倍，累計利潤超過4萬億元。以此觀之，國有企業效益困局不但豁然全解，而且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強盛。

7月12日，美國《財富》雜誌公佈了2006年度“世界500強”公司名單，共有22家中國企業入選，中石化由31位升至23位，位居中國企業之首；國家電網公司，從40位升至32位；中石油從46位升至39位。《中國青年報》在題為《入選“世界500強”的內地企業讓人汗顏》的評論中認為，“一個企業發展到何種程度，就可以稱為強？在我看來，‘強企’至少具備以下幾種因素：持續且上乘的盈利能力、通過競爭取得行業領先地位、核心競爭優勢、精簡而高素質的人才隊伍、強大的創新能力、健全的規章制度、抗風險能力、國際化水平、品牌知名度高。按照這些標準，我們幾乎可以不假思索地判斷：這22家上榜500強的中國企業，能夠稱得上‘強’的寥寥無幾。”

不過對於這一景象，也有不同的觀察結論。國資委主任李榮融認為，“石油、電信、電力等行業中幾乎沒有壟斷。”2005年12月22日，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辦的記者會上，他說，“這麼好的一個局面中間有很重要的一條原因就是競爭，也可以說我們這些行業當中幾乎沒有哪一家壟斷的。實際上石油、電信、電力已經形成了一個基本競爭的格局，而且這些企業的主要資產都在上市公司。準確地說，它們的股權已經多元化、社會化。”

當姜建清在港交所激動地說“非常非常的滿意、非常非常的成功”的時候，他的身後站着一群笑容滿面的美國基金經理。《華爾街日報》在一篇評論中頗有點羨慕地寫道，“打開這兩年的業務利潤報表，最賺錢的華爾街經理人，有一半與中國有關。一個不爭的事實是，這些投資銀行家在中國不是賺了很多錢，而是賺走了幾乎所有的錢。”

如果說在2001年之前，國際資本在中國的超國民待遇主要體現在稅收優惠、行業優先進入等方面，那麼，在此之後，它們的最大收穫是優先參與了國有壟斷企業的資本市場化運作。我們已經在2002年描述過能源行業的合資景象，而近年來，更大規模的資本獲利發生在金融領域。

中國對國有銀行的市場化再造開始於20世紀末。1998年，財政部發行2700億元特別國債向中國銀行、減少銀行、工商銀行和交通銀行等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注入資本金；1999年，四大銀行被允許剝離1.4萬億元不良資產。然而，第一次“注血”與剝離並沒有讓這些銀行的經營和資本狀況得到根本改善。一直到2002年，後來成為全球最大銀行的工商銀行仍然在年報中承認，資本充足率有5.54%，不良資產合計有7598億元，所有者權益數卻只有1782億元。根據WTO的協議約定，中國將在2006年全面開放人民幣業務，所以在此之前完成銀行的改革已進入倒計時。於是，在2003年12月，國務院決定動用45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為中國銀行和建設銀行注入資本金，2005年又動用150億美元的國家外匯儲備為工商銀行注資。正是在這種強有力的國家資源的巨量輸入下，四大銀行一下子變得靚麗無比，其一級資本充足率均達到或超過8%，不良貸款率大幅下降至5%以下，歷史包袱基本甩光，資產負債表質量顯著改善。接下來，變成“靚女”的四大銀行紛紛出境“路演”，尋找國際戰略投資人，在進行了資產重組后，再謀求上市。2006年和其後的2007年，是“銀行上市年”，幾乎所有重要的銀行都在這期間紛紛上市。那些捷足先登的國際金融機構從中漁利驚人，構成一個百世不現、無以複製的“花樣年華”。

5月，交通銀行在香港上市，英國滙豐銀行出資144.61億元購買91.15億股，擁有19.9%的股權，每股為1.86元。到2007年中期，交行市價接近10港元，滙豐凈賺800多億元，2007年，交行A股發行上市，滙豐又賺100多億元，合計將近900多億元，獲得6倍多回報。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該股國內發行價7.9元，是外資購買價的4.25倍。6月，中國第二大銀行——中國銀行在香港上市，蘇格蘭皇家銀行、新加坡淡馬錫控股、瑞銀集團和亞洲開發銀行以51.75億美元購得近20%的股價，購買價格1.22元。上市后，按照2007年9月7日盤中價格計算，市值最高達到2335億元，四家外資公司凈賺1932億元人民幣，投資收益4.8倍。中行國內發行價3.08元，是外資購買價的2.52倍。10月上市的中國工商銀行亦呈現出相同景象，美國高盛集團、德國安聯集團及美國運通公司出資37.8億美元入股工商銀行，收購工行約10%的股份，每股價格1.16元。當年上市后，按照2007年8月15日盤中價格計算，市值最高達到2313億元，三家外資公司凈賺2018億元人民幣，不到一年時間投資收益6.84倍。該股國內發行價3.12元，是對外資發行價的2.69倍。於2005年10月在香港上市的中國建設銀行，在上市前向美洲銀行和新加坡淡馬錫公司定向發行39.66億美元的股票，佔總股本的14.1%，每股定價約0.94港元。建行上市的發行價格為2.35億港元。2007年9月，建行回歸國內A股上市，兩大外資公司的股權市值達到2932億元人民幣，共賺2600多億元。

除了上述四大國有銀行之外，中型銀行的資本重組也如出一轍。也是在這年，興業銀行宣佈向香港恒生銀行、新加坡新政泰達和國際金融公司定向出售27億元股價，每股售價為2.7元。2007年2月，興業銀行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當日股價就達62.8元，三家外資公司凈賺約600億。該銀行國內發行價每股15.98元，是外資購買價的5.92倍。2006年4月，德意志銀行和薩爾·奧彭海姆銀行出資26億元人民幣，購入華夏銀行約5.872億股份，占華夏銀行總股數的14%，每股價格4.5元，按2007年9月的市值計算，凈賺112億元人民幣。而且，兩家跨國機構超過首鋼成為華夏銀行的第一大股東，這也是第一家被外資實際控股的中國銀行。

中國政府對龐大的國有商業銀行體系進行的重大改革，被認為“採取了從未嘗試過的全新的改革方式和途徑”，與之前的所有變革行為一樣，它也引用了觀點截然對立的爭論。一些專家表示了強烈的質疑，認為這種銀行再造模式有“用國民財富為商業銀行洗澡”、“國有銀行被賤賣”、“引進戰略投資人拒絕內資進入”等諸多嫌疑。不過，所有引進了國際資本的銀行，都異口同聲地認為，“成功地引入國際戰略投資者后，治理結構得到了極大的加強，使其真正成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化商業銀行。”年初，美國高盛集團董事總經理、經濟學家胡祖六親自下場參與論戰。他在《經濟觀察報》上撰文認為，“國際戰略投資者為中國的銀行帶來了明顯的短期利益，和中長期的潛在‘增值’效應，所以戰略投資者通過較低的進入價格以分享部分未來‘溢價’，是合情合理的‘公平買賣’，並無所謂國有資產‘賤賣’問題。”針對“不對民營資本開放”的疑問，胡祖六的回應更是直接：“中國有滙豐、花旗或高盛這樣的有國際經驗和口碑的民間投資家？”所以，“這些機構有顯而易見的優勢，它們可以直接帶來商業銀行的產品技術和管理經驗，也符合中國傳統文化‘門當戶對’的觀念”。他還用一種很輕鬆的口吻寫道，“其實，只要雙方互相滿意，合作愉快，最終能夠增添公司價值，又何必對投資人的選擇評頭品足，橫加干涉？”

胡祖六的立論基礎是“用股權換經驗”，這頗似當年“用市場換技術”的論調，後者之落空已被證實，前者之成效有待未來的觀察。在過去的二十多年裏，每當改革進行到十字路口的時候，潛伏在中國經濟變革邏輯深處的那隻“所有制怪獸”總會不可避免地如幽靈般出現，人們一次次地搖擺在效率與公平、突圍與代價、創造與分配的辯駁中。

與國有資本高歌猛進、跨國資本如魚得水的表現相比，門偏戶弱的民營資本則顯得要弱勢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