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力爭上遊

日本軍閥密謀暗殺周佛海。

這些情形，周佛海很快地知道了，此外還有一個令人驚喜的消息，在重慶的國民政府正跟美國、英國在積極交涉，廢除租界和領事裁判權等等侵犯中國的不平等條約；而且進展很順利，可能在雙十節就會宣佈。

這就越發激起汪政府領導分子向日本要求改約的決心。所謂改約，是廢除”中日基本條約”，另外訂一種有利於汪政府的新約。於是舊事重提，向日本政府提出照會，表達了希望參戰的意願。

這個問題非正式地談過不止一次，只以雙方的想法不同，始終談不攏。汪政府不過借參戰為名，求改約之實；日本則一直希望像朝鮮、台灣那樣，能在中國抽調壯丁參加”皇軍”作戰，幾次為汪精衛斷然拒絕，既然如此，汪政府就談不到參戰。但目前的情況，已有所不同；戰局逆轉，汪政府的參戰，即或對日本不能有什麼實質上的貢獻，至少可以壯一壯聲勢，發生一點宣傳上的作用。

沒有想到，日本對這個問題，居然是很認真地考慮。而處理這個問題的主管部門，不是外務省，而是在10月1日成立的大東亞省；此一部的首長，即稱為大東亞大臣。

雙十節那天，蔣委員長在重慶”精神堡壘”廣場舉行的國慶紀念大會，檢閱了青年團及國民兵以後，宣佈了一個喜訊：接獲美、英兩國自動放棄治外法權的通知，”我國百年來所受各國不平等條約的束縛，至此已可根本解除”。當時激起了響徹雲霄的歡呼。這一事實，加速推動了大東亞省的工作；終於迫使日本大本營及政府聯席會議，作成了同意汪政府參戰的決議，由大東亞省研究實行此一決議的具體辦法。

在11月27日所召集的大本營及政府聯席會議，以根本檢討對華政策為主題，大東亞大臣青木一男發表研究報告，認為汪政府參戰，須朝兩個目標進行：一是”加強戰爭協力、強化兩國之綜合戰力”；再是強化汪政府之控制力，使能充份掌握民心。

他指出一個可憂慮的事實，中國淪陷區對日本太平洋戰爭失利，都抱幸災樂禍的心理，汪政府的統治力在繼續弱化之中，所以日本現在應該幫助汪政府去爭取民心。

“譬如以敵產處理而論，現地當局，都採取囊括主義。上海在名義上，將英法租界交還給中國，但租界內敵人的倉庫、房屋以及值錢的東西，都收歸我有。這種交還方式，使得中國人大起反感，是必然的事。”大東亞大臣青木強調：“現在關於經濟封鎖、經濟統制及其他加諸於中國人束縛的各種問題，都有重新考慮、改弦更張的必要。”

所謂”現地當局”即是指在華的陸海軍；因而惹起軍務局長佐藤的不滿，要求青木作進一步的說明。

“經濟統制現在都是日本人在搞，日本有些社團，所獲的暴利，相當可觀。”青木答說：“就中國而言，一切大企業，例如煤礦鐵礦，雖然被你們霸佔，猶有可說；至於零零碎碎，日常用品，亦全部被日本人奪去，毋乃過甚？這些日本人都是向日本軍部哭訴，苦心積慮為自己的利益着想。軍部滿足了極少數的日本人的私心，失去了廣大的中國民心，這種做法，值得反省。”

居然公開指責軍部！佐藤越發生氣；臉色鐵青地說：“請貴大臣舉例說明，什麼零零碎碎，日常用品，亦全部被日本人奪去？”

“喏，”青木取起桌上的火柴，揚了一下，”這就是。”

“不錯，在汪政權管轄的地區，設火柴廠是要管制的；這因為火柴的製造原料，是化學起，屬於國防物資，不管制是危險的。”

“是嗎？”青木順手擦燃一根火柴，望着小小的火焰說：“火也是危險的；中國人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也需要管制吧？”

針鋒相對的諷刺，使得佐藤緊閉着嘴生悶氣。

“不妨談點具體問題。”賀屋大藏大臣站起來說：“本國與汪政權的中國之間，有些什麼經濟上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不妨提出來討論。”

“鐵路是個大問題。美、英對中國的經濟侵略，都是以鐵路為根據而進行的。辛亥革命以後，中國人大概已經全部收回，但事變以來，又為日本人一舉搶光，這是最清楚的問題。”青木略停一下又說：“本席以為在戰時自當歸我們控制；戰後必須歸還。各位以為如何？”

中國的鐵路是日本軍閥最重視的；聽青木的語氣，大有將南京、上海、杭州，以及津平等鐵路交付汪政權接管之意，佐藤忍不住又要爭了。

“閣下的理想高遠，深為欽佩。不過，就陸海軍事務當局的立場而言，未便如此處理。閣下的所謂囊括主義，據我所知，最厲害的，以前是興亞院，現在是大東亞省。”佐藤接着表明對汪政權參戰一事的態度：“汪政權希望參戰，才要它參戰；既然是共同作戰，必須聽我們的指揮、服從我們的命令。軍事就是如此簡單。像剛才閣下所說的，事務官不會了解。在當前的戰爭中，並非事務支配政策；但無論如何，政策必須促進事務的開展，而非束縛事務當局。就具體事實而言，軍部既有治安警備的關係，又有軍隊自治的問題，不能光說實際上辦不通的漂亮話。這一點，請原諒！”說完，只聽”叭噠”一聲，他碰腳跟立正，向作主席的東條鞠個躬，方始面無表情地坐下。

大家都明白，他所說的”軍隊自治”，意思就是在華的派遣軍，對現地的一切保有絕對的控制權。”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你要他交還鐵路，他不交你又如之奈何？

看會議將要變成僵局，東條急忙作了一個敷衍性的結論：“以本日討論為基礎，由大東亞省從速擬訂具體方案。”

由重慶所發出的無線電廣播，從雙十節以後，即以廢除不平等條約為主題。中國與美國、英國在重慶、華府、倫敦舉行的雙邊談判，進展頗為順利；美英兩國決定與中國重訂”平等新約”，放棄一切在華特權；上海的”公共租界”、”大英照會”以及北平的東交民巷”使館區”等等名詞，都將成為歷史的陳跡了。

這給了汪政府一個對日交涉非常好的藉口，美、英已經廢除了不平等條約，百年桎梏，一旦解除，不但中國人對美、英的觀感一變，而且也為蔣委員長帶來了空前崇高的聲望。日本必須正視這一現實。

但此時的汪、日交涉，不如以前來得順利：因為一向支持汪政權的影佐禎昭，在這年夏天調任”滿洲國”新職；接替他主持”梅機關”並擔任汪政府最高顧問的松井太郎中將，不是肯遷就的人。因此，周佛海除了通過今井武夫的關係，在日本駐華派遣軍總司令畑俊六大將身上下工夫以外，更由汪精衛直接參預，向松井太久郎提出了類似警告的要求。

“這一次美國跟英國放棄在華的特權，完全出於自動。你應該記得珍珠港事變爆發之前的十幾天，美國赫爾國務卿，向貴國野村大使提出的建議，就曾提到取消在華領事裁判權及其他特權。現在美國已有行動了；在中國人看，美國的態度、主張、誠意是一貫的。”

“美國是因為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需要重慶政府協力的地方很多，不能不先示惠。”松井答說：“這一點，諒必早在主席先生洞鑒之中。”

“不然！”汪精衛立即提出反駁：“據我們所得到的情報，這件事發動在4月底；英國外相艾登表示，目前同盟國在遠東的軍事情勢不利，如果這時候談判這個問題，中國將會產生誤解。他所顧慮的誤解，正就是足下的想法，以為美國、英國有求於中國，故而示惠。由此可見，美國、英國之願意放棄在華特權，在動機上，是相當純正的。”

松井無言以對；好一會才苦笑着說：“看樣子，山本大將的戰爭如果得手，美，英還不會有這種慷慨的舉動！”

“我們決不以為日本在中途島海戰失利，帶來提早實現美、英放棄在華特權，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汪精衛用了這句外交詞令，隨又正色說道：“不過，我必須強調，中山先生領導中國革命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廢除各國所加諸中國的不平等條約。現在美、英已經這樣做了；日本如果沒有明確的表示，結果是證明了一點：中國抗日，完全正確，完全必要！”松井色變，誠惶誠恐地說：“主席先生的卓見，我一定據實報告東京。”

其實不須松井提出報告，大東亞省亦會加緊草擬對華新政策；因為各種跡象顯示，中美新約將在1943——中華民國32年的元旦簽訂。日本既然已經決定跟美國、英國競爭對華的”友誼”，當然應該搶在前面，才算佔了上風。

在12月初，安排好了日程；一項定名為”為完成大東亞戰爭之對華處理根本方針”的提案，將在12月21日召開的御前會議提出。汪精衛則在其前訪日，談判參戰的原則問題。但到了12月中旬，仍未見美國政府對國會採取行動，將中美新約的草案，送請審議。轉眼耶誕及新年，美國國會休假；元旦是不可能簽約的了。

這是為了什麼？是何原因延擱了這件好事？周佛海叮囑情報部門，用各種方法去探索真相，終於了解了其中的癥結，原來英國對九龍租借地不願放棄；在西藏的特權，更想保留。而且要求國民政府發表聲明，九龍不在不平等條約之內。

就為了這個原因，美英新約，不能不延期簽訂。日本人在國際事務上向來小器，因而政府及軍部中，有些有發言權人，真如中國俗語所說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為美、英不會那麼大方，延起簽訂可能永不簽訂，不妨觀望一下，不必亟亟乎讓汪政府決定參戰日期，換句話說，御前會議中所通過的調整”日華”關係案亦可展緩實施。

當然，汪政府對此是不肯放鬆的，一再交涉，終於決定汪政府在民國32年1月15日正式公告參戰。那知突然傳來，美國戰時國會，新年假期縮短，而且美國政府已將中美平等新約草案咨送國會，定期1月8日審議。

於是，日本政府特派專使飛到南京，安排搶先一步表示”日本對華友誼”，汪政府在1月9日佈告對英美宣戰，日本則與汪政府發表共同聲明，由日本交還租界，廢除治外法權。但是九龍卻仍舊在日本所派的香港總督管轄之下，條件並不比美、英來得好。

這在汪政府與日本，自然都認為是件必須大加宣傳的事；由於這也正是強化汪政權，爭取民心的好機會，所以周佛海關照會雄白，協助”上海市長”陳公博，大規模辦一場慶祝收回租界的民眾大會，希望金雄白親自擔任主席。

這是義不容辭的事，但金雄白的心理很矛盾，他對收回租界有兩種不同的想法，就國家主權來說，這自然是一個百年來的污點，一旦洗刷，值得快慰；但在中國動亂時期中，租界不僅保全了無數仁人志士與善良內地百姓的生命，也保全了東南膏腴之地，多少年積聚的財富，租界收回以後，將失去這一項人為的保障，得失亦正所難言。因此，他的講詞，始終不知如何措詞。

但在籌備工作上，他做得很像樣，每一個細節都曾用過心思，開會地點是借造了才六七年的戈登路的美琪大戲院；主調演說者請的是：為陳彬龢所激，抱着”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悲壯襟懷而”落水”的新任司法行政部長張一鵬，就治外法權問題作一個分析。

張一鵬的性情不似蘇州人，到司法行政部接事後，第一件事就是雷厲風行整頓的司法界，將貪污的法官置之於法，毫不容情；其次是對日本的無理要求，斷然拒絕，有一次上海北四川路的日本憲兵隊長去看他，為他的一個在鎮江犯罪被捕的”過房囡”說情；張一鵬厲聲問道：“你是不是要干涉我們的司法？”他是前清留學日本學法政的，所說的日本話，用的是法官訓斥被告的語氣；搞得那個日憲狼狽而遁。因此，張一鵬的部長做了還只兩三個月，卻博得了極高的聲望；這天由於有他演講，號召了不少人，場面相當熱鬧。

演講的主題既是治外法權，少不得先要談一談由鴉片戰爭帶來的不平等條約；但他對英國人的批評不多，弦外之音往往針對着日本，表示不滿；結論中說：“希望租界收回以後，不要變成舉國再無一片乾淨土。”意思是以前的租界之外，皆非乾淨土，而以前的租界為日本人勢力所不到；換句話說：有日本人勢力的地方，都不會是乾淨土。涵義雖很曲折，畢竟也有精通中文的日本人能聽得出來；因此，在華的日本軍人中，漸漸流行一種說法：“重慶是武裝抗日：南京是和平抗日。”

這多少是事實。來自重慶的地下工作人員，由於租界已不存在，喪失了一個有利的工作環境；使得周佛海的負擔又加重了。為此，找了金雄白去商量，希望能找到一筆秘密的財源，接濟蔣伯誠、吳紹澍手下的那一班人。

“我想到一個辦法，”周佛海說：“盛老三的鹽公司，很可以插一腳；由你以銀行投資為名來出面。你看如何？”

這是不容金雄白推辭的一件；因為盛老三之與周佛海化敵為友，就出於金雄白所斡旋，這盛老三是盛宣懷的侄子；盛家這一代大排行，名字中都有一個頤字；盛老三叫盛文頤，北洋政府時期，做過津浦鐵路局長。北伐成功以後，一直賦閑；他沒有什麼錢，鴉片癮又大，所以日子過得艱難異常。到得上海淪陷，時來運轉；一下子成了上海的大富翁。不過他的錢，每一文都是染了不長進的人的膏血的。

原來盛文頤在津浦鐵路局長任內，就有漢奸的嫌疑；日本軍隊要運兵運軍火，他非常賣力，因而跟當時日本的駐華武官，現在的侵華大將，如松井、石根等等，頗有交情。以此淵源，取得了一項專賣事業，正就是他”一日不可無”的鴉片。

那時的”雲土”、”川土”自然不能運來了，不過日本人毒化中國，早有計劃，在東北、古北口，以及安徽亳縣一帶適宜種罌粟的地方，大量種植；南運交給盛文頤專賣，組織了一個公司，名為”宏濟善堂”，分堂遍佈東南，非以前的維新政府及繼承的汪政府所能過問。

盛文頤發了大財，在法租界金神父路的住宅，佔地十餘畝之多；警衛是兩名日本憲兵，由於東京位居要津的陸海軍官員，以及與軍部有密切關切的政黨要人，兩院議員，按月都有固定的津貼；所以盛文頤的氣焰，不可一世，汪政府的要員，誰也不在他眼中。

盛文頤還有個主要助手，也可以說是幕後牽線人，名叫里見甫，是”黑龍會”出身的大浪人，他跟駐華日本陸海軍的各部分，都保持着極密切的關係；也正就是青木一男所指責的”囊括主義”的執行者。通過他的關係，盛文頤將食鹽的專賣權也弄到手了。

淪陷區的鹽業，本由一個”通源公司”所經營；為盛文頤奪去以後，改名”裕華鹽公司”。這一來，便跟汪政府的財政部，發生了短兵相接的衝突，鹽課一向是中國政府稅入的大源；鹽商只要有一張”鹽引”在手，獲得行銷某地的特權，幾世衣食無憂。但銷售食鹽既關稅課，亦關民生，所以關於運輸管理，徵稅定價，財政部有一整套法規，且特設”鹽務署”專司鹽政。而盛文頤一方面為日本人搜括；一方面又為自己謀取暴利，自是不關小民死活，一次一次要求漲價；周佛海總是批駁不準。可是，由里見甫打個電話，日本駐華派遣軍總司令部，立刻就會行文財政部，代裕華提出要求，使得周佛海不能不準。真所謂”敬酒不吃吃罰酒”，財政部威信掃地；周佛海狼狽不堪。

話雖如此，周佛海寧願自找麻煩，不願對裕華放鬆；反正彼此做對做定了，只要裕華有所請求，不是駁，便的拖。這樣水火不容搞了很長的一段時期；彼此都覺得很乏味；巧的是彼此都希望金雄白出來調停。

金雄白不認識盛文頤，是他的一個在裕華擔任高級職員的朋友來邀約的；在與盛文頤見面時，金雄白很坦率地表達了周佛海的意思，希望盛文頤顧到大家都是中國人的立場，有事直接商量，不必假借外力。

盛文頤領教過了”不怕官，只怕管”的滋味，自然樂得接受周佛海的要求，幾度長談，取得協議，以後裕華有事向財政部呈請，由盛文頤、金雄白先跟”財政部鹽務署長”阮毓祺交換意見，商定辦法，再上呈文。財政部一定儘快批准。所謂”交換意見”就是”講斤頭”：所謂”商定辦法”就是敷衍面子。譬如裕華要求漲價1元；財政部只准3毛；裕華二次呈請，折衷准漲半元，老百姓就會覺得財政部是在替他們爭利益，總算吃到了便宜鹽。這樣豈不是皆大歡喜？在達成這個協議的同時，也談到了彼此合作的計劃。盛文頤希望擴大經營，包辦整個淪陷區內，鹽產的行銷。

這件事在周佛海考慮以後，有所決定了；除了淮北地區的鹽產，已由日本成立”國策機構”的”華中鹽業公司”專營以外，在江浙兩省，還有淮南、松江、餘姚3個大鹽場，讓盛文頤出面，另組公司；獨家收購運銷這3場的鹽。

“新公司的資本各半；我們這面一半，希望你利用你的銀行去想辦法。盈餘專門立個戶頭存起來；取之於海上，用之於地下。”

由此而始，盛文頤跟金雄白便常有往來，不過，他年邁體衰，若非必要，從不出門；一天至少有20個鐘頭是在床上，不是睡覺，便是抽鴉片，所以總是派人將金雄白請了去，請他躺在煙榻對面，一面燒煙，一面談話。

有一天是例外，盛文頤突然來看金雄白，由他的兒子及一名聽差，雙雙扶掖，下汽車走到廳上，已經在氣喘了。

“雄白兄，”他用微弱的聲音說：“聽說佛海先生病了？是不是？”

“是的。”金雄白答說：“發高燒，來勢好像不輕。”

盛文頤一楞，然後自語似地說：“這樣，我倒似乎不便講了；講了，只怕會給佛海先生添病。”

金雄白心中一跳；聽他這麼說，料知不是好事，便即答說：“盛先生不妨先跟我說一說；如何？”

“好！”盛文頤問道：“有個日本人叫做辻政信，你知道不知道？”

金雄白自然知道這個人；他是日本派遣軍總司令部的一名課長，官拜大佐；正是日本軍人在任何機構中都是權力最大的一個階級。他是個狂熱的軍國主義者，而以戰略家自命，好高鶩遠，標新立異，神經質得很厲害；於是日本的淺薄者流稱之為”戰爭之神”，越發使得他目空一切，不知天高地厚。

“那麼，”盛文頤又問：“你知道不知道佛海先生與辻大佐之間的情形。”

“略有所知。”金雄白照實答說；他只知道辻、周之間裂痕甚深，卻不知裂痕因何而起。

“我有最可靠的情報。”盛文頤放低了聲音說：“辻大佐已準備在佛海先生病中下毒手。至於怎樣下手，是明槍，是暗箭，我還無法探問清楚。不過消息是千真萬確，佛海先生不能不防。辻大佐心狠手辣，一動了手，決不留絲毫餘地。我知而不言，交情上講不過去；告訴了他，又怕他着急，增加他的病勢，反而有損無益，如今我告訴了雄白兄，應該怎麼辦，請你斟酌。”

金雄白心想盛文頤手眼通天，若非情報確實，事態嚴重，他不會以衰邁之身親自來告密。想到這一點，在代表周佛海道了謝，送走盛文頤以後，立即動身，坐夜車趕到南京。

那時周佛海在西流灣的住宅，遭了回祿之災；暫借鐵道部迎賓館作為住所。熟客無須通報，一上樓悄無聲，只有楊淑慧跟周佛海的密友，受託寄的岡田酉次大佐，坐在靠窗的一張方桌上，面有憂色地默然相對。

時方清晨，金雄白又是倦眼惺忪的模樣，楊淑慧自不免驚訝，”一早趕了來，”她問：“是不是有什麼要緊事？”

“病怎麼樣？”金雄白往裏面卧室一指。

“熱度未退，飲食不進；神志有時候不清楚，並沒有什麼起色。”

這一來，盛文頤的躊躇，移到金雄白身上了，說也不是；不說也不是。有時坐立不安的神色，越發使得楊淑慧憂疑不安。

“什麼事？”楊淑慧問：“不能告訴我嗎？”

於是金雄白使個眼色，先期身進入另一個房間，等楊淑慧跟了過來，他才將盛文頤的警告，據實轉達。

楊淑慧都快急得要哭了，”怎麼辦呢？”她說：“佛海跟日本人的交涉，我完全不知道，也不知道他跟辻政信結怨結到什麼程度？這件事會不會發生？如果不會發生，告訴佛海，他一氣之下，心臟病發作，是件不得了的事，倘或會發生而不告訴他，預先想辦法，更是件不得了的事！”

金雄白覺得她的話很有道理，照這樣看，目前第一件要做的事，是弄明白雙方為什麼結怨？”可是，”他躊躇着說：

“這又該跟誰去打聽呢？”

“跟岡田去談一談，他一定知道，看他怎麼說？”

岡田是通華語的，因此無須由楊淑慧作翻譯，金雄白將盛文頤的話直接說了給岡田聽，問他此事有無發生的可能？

“以周部長與辻大佐之間最近的狀態，盛先生的話是有其可能性的。”岡田用中國話說：“如其辻大佐發動在前，再來想法子應付，一步落後，全盤都輸。現在，只有一個辦法，請金先生把這話當面告訴周部長，請他自己考慮對策。”

於是，楊淑慧陪着金雄白進了病房；正好與一個白衣護士迎面相逢，她立刻雙手按膝，鞠了一個九十度的躬。金雄白明白的，她是日本人。

“秋子小姐，”楊淑慧用國語說：“請你打電話給山下先生，把周部長今天的情形，仔細告訴他。”

這是調虎離山，同時也是向金雄白暗示，這個日本護士秋子也懂中國話，言語需要留神。

“是這樣，盛老三昨天來看我——。”金雄白坐在病榻前面的方凳上，用很婉轉的語氣，說明了來意。

“盛老三有沒有跟你說，他要怎樣動手？”

“沒有。他只說情報千真萬確，不過無法進一步探明，將如何動手。你又在病中，我希望你特別重視其事，多作防備！”

“他敢！”周佛海突然衝動了，滿臉脹紅了，使勁拍着床沿說：“我倒要鬥鬥他！”說完，氣喘如牛。

金雄白趕緊將床頭柜上的一杯溫水遞了給他；等他喘息稍定，方又勸道：“請你千萬不要激動。我想日本人公然對你有所行動，似乎這明槍倒不必怕，你也有足夠的力量對付他。不過，問題表面化了，要消弭就很難，你應該想法子制先。在日本軍人方面，你有好些可談的朋友，能不能請他們來奔走調停一下。”

周佛海點點頭；向楊淑慧說：“你把岡田請進來。”

於是金雄白急忙說道：“趁岡田不在這裏我有句話請你記住，明槍易躲，暗箭難防；現在請日本醫生替你治病，又用日本看護，隨時下手，防不勝防。請你格外考慮這個問題。”

這時岡田大佐已應邀入室，周佛海跟他用日語交談。金雄白盡了初步的責任，便即起身告辭；楊淑慧送他下樓，一路無言，直到大客廳門口才說了句：“佛海，真是騎虎難下了。”

這”騎虎難下”4字，包含着兩方面的意思，汪政府的財政部長不能不幹；協助軍統在淪陷區發展地下工作，更不容他罷手。這一次辻政信預備對周佛海採取非常手段，亦就是為了這個原因。

原來當汪精衛初到上海，招兵買馬時，軍統便通過”洪幫”一位”龍頭”的關係，介紹了兩個人給周佛海，一個替他當”官式”的翻譯；一個替他管電台。不久就打通了關係，這個電台可以直接與軍統聯絡；戴雨農打給周佛海的第一個電報是：周老太太有他照料，安然無恙，盡可放心。

在敵偽的高階層中，周佛海有電台通重慶，是一個公開的秘密；軍部也願意保持這麼一條通路，作為時機成熟時，直接向國民政府謀和之用。除此以外，軍統及其他來自後方的情報機關，想在上海建立電台，亦會通過種種關係，要求周佛海支援或掩護；周佛海只要力所能及，無不幫忙。

但這些電台卻是瞞着日本軍方的；由於日本憲兵隊具有精密的偵測電波設備，所以這些電台，經常需要遷移。有的甚至設在船上，發完電報，立即開船，另行停泊；等日本憲兵趕到，每每平空。辻政信知道了這件事，大為不滿；逕自用派遣軍總司令部的名義，下達命令給憲兵司令，要求徹底偵破。

東京軍部也有這樣的要求，尤其是中途島海戰失利；日本在太平洋上喪失了作戰主動機以後，不但軍事情報保密，顯得格外重要；而且還怕秘密電台傳播不利於日本的消息及宣傳，所以對辻政信所作的處置，頗為嘉許。

結果破獲了兩個秘密電台，其中之一，與周佛海的關係極深；另一個亦曾獲得周佛海的支持。在少壯軍人中，辻政信與今井武夫、影佐禎昭等，本站在極端相反的立場上；作為狂熱的軍國主義分子的辻政信，根本反對談和，他認為”支那”必須”膺懲”才會屈服；所以主張進攻重慶。這樣，對周佛海自然是敵視的；久欲去之而後快。這一次決定不再觀望了。

不過，他以”戰略家”自命，當然先要在”知己知彼”這4個字上，下一番工夫。他知道東京方面，無論是政府還是軍部，頗有人支持周佛海；而且一直迷惑於”全面和平”實現，日本300萬陸軍，即可自中國大陸的泥淖中脫出幻想。所以如果說要公開制裁周佛海，不論有多麼堅強的理由，亦難獲得東京的同意；參謀本部及陸軍省保有御前會議及大本營與政府聯會議的紀錄，一定可以找到一條比附的決議，推翻他的要求。

經過深切的考慮，辻政信決定使用”先斬後奏”的辦法。

周佛海和岡田亦僅止於輾轉傳聞，辻政信有這麼一句狂話而已。此人大言不慚慣了的，所以並沒有當它一回事；如今盛文頤親自傳警，絕不能等閑視之。

“現在第一步要弄清楚的是，既然他已經決定動手了，何以遲遲不發？”周佛海說：“這件事，我不想再托第二個人；你能不能為我打聽打聽。”

“當然是我的事。”岡田答說：“不過以你我關係，我如果一出面，打草驚蛇，反而會使他提前下手。所以我得設法找一個妥當的人，間接調查；恐怕不是兩三天之內有結果的。”

“兩三天總不致出事。”周佛海又說：“剛才金先生認為明槍易躲，暗箭難防，這話倒很有道理。山下博士是二十多年的老朋友，當然信任得過；不過他是全不識人間有機心的人，似乎應該通知他，也好隨處留心。”

“好！我馬上去看他。”

等岡田一走，周佛海親自打電話，找76號的一個警衛大隊長張魯——76號除了5個行動大隊以外，另有兩個警衛大隊，最初由吳四寶、張魯分任大隊長；吳四寶早已死於非命，他的那個大隊亦為5個行動大隊所吞併，只有張魯這個大隊，巍然獨存，一直擔任愚園路1136號及陳公博公館等處的保護工作。

周佛海家的警衛，原由林之江負責；如今既有潛在的危機，暗箭固須嚴防，明槍亦不可輕忽，如果命林之江添人加強警戒，怕辻政信知道他已有備，圖謀愈急。所以找了比較謹慎安分，與吳四寶個性完全不同的張魯來，密密囑咐。

“我得到一個消息，還沒有完全證實；說日本人要動我的手。我想請你暗底下派幾個弟兄來，多多留意。”周佛海說：

“這件事要秘密，最好不露形跡；而且你要跟林之江說明白。”

“是！”張魯想了一下答說：“如果來三五個人，一定對付得了。萬一來了一卡車，怎麼辦？”

“我想他們也不敢這樣毫無顧忌。萬一有這樣的情形，第一，你犯不着硬拼，因為豈不過的；第二，你立刻找電話給熊司令。”

熊司令便是稅警團的負責人；周佛海對他的這支武力，頗為矜重，給養充分，器械精良，平時訓練很嚴格，自覺不遜於宋子文的稅警團。他相信日本人如果敢派一卡車的人來包圍他家；熊劍東一定能夠很快地展開反包圍，造成可以對等談判的有力形勢。

到得張魯調來8個人，化裝成”班頭”上的三輪車夫，以及賣零食的小販等等，在周家周圍部署略定；岡田已經跟山下作過一番相當深入的談話了。

“山下說，他有5個護士，3個是他從東京帶來的；兩個是由軍醫院轉業，背景不十分了解。秋子就是其中之一：山下因為她最細心，經驗也豐富，所以，特地調她到這裏來服務。他雖覺得沒有理由懷疑秋子，但為了萬全起見，他決定將秋子調回去。”

“這也好。請他另外換一個來。”

“不！”岡田答說：“山下的意思，請你另外雇中國護士。”

“怎麼？”周佛海急急問說：“是不是他起了誤會，心裏存着什麼芥蒂？”

“不是！他倒是好意。他將秋子調回去的藉口是，醫院裏業務太忙，人手不夠；而你的危險期已經過去，不用特別護士也不要緊。如果去了一個，又來一個，豈非矛盾？倘或秋子真是負有任務的，自然會明白，事機敗露了。”

“不錯，不錯！”周佛海很感動，”到底是老朋友，替我設想倒真周到。”

“山下還有周到的地方，他說，既然知道有這種可能發生的陰謀，那就應該從此刻起，就採取防範措施，讓周太太最好一直跟秋子在一起；他晚上來複診，順便將秋子帶了回去。同時，在服藥時，請你格外留心，如果有可疑的跡象，葯寧可不服。”

周佛海連連點頭，”看起來，我錯了。”他說：“我說山下不知人間有機心，其實他是大智若愚，城府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