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舊賦》裏的氣氛釀造

《思舊賦》是《台北人》全集中最富詩意的一篇。作者在書前所引《烏衣巷》一詩的意境與畫境，在這裏，以小說形式得到充分的表達。而這份詩情畫意的由來，是作者在這篇小說里對“氣氛”（mood）的刻意釀造，與成功控制。

此篇故事情節並不複雜，說的是一個年邁體弱而已退休數年的老女僕順恩嫂，拖着病體從台南來台北，回到主人李長官家探訪的情形。情節動作囊括時間，相當短暫，很可能不出一二小時；故事內容之大半，由順恩嫂和另一老女僕羅伯娘的對話托出，李家是舊日的名門貴族，有過“轟轟烈烈的日子”。但現在，由於時代改變，已經衰敗沒落不堪。夫人已在兩年前去世。她一死，宅中兩個曾經受恩的年輕僕人，便勾搭着盜了一箱玉器逃走，於是這一屋，里裡外外的事，就全靠年邁七十的羅伯娘一個人“硬撐”。李小姐因為搞上一個有太太的男人，已經離棄了自己的家，長官變得多病多憂，一度鬧着要出家當和尚。李少爺到外國以後，精神失常，現在回來在家裏住。小說裏面出現的角色，除了兩個女僕，就只這個始終沒說一句話的變了白痴的中年男子。

作者對於這個貴族家庭和這家庭所影射的中國舊傳統文化、舊社會系統的沒落與瓦解，懷着無止無盡的悼念心情。而這份悼念之情，在全文絕對客觀的敘述中，藉由充塞瀰漫其間的悠遠蒼涼氣氛，有力地傳達出來。現在，我擬就《思舊賦》裏作者對人、地、時之選擇與描寫，敘述觀點距離之伸縮，典故與象徵的運用，神秘“冤孽”觀念的介入，諸論點，來探討作者如何釀造控制這篇小說的氣氛，用以呈現“思舊”的主題，並用以促成小說整體內部的和諧，引發一種深遠凄涼的美感。

為了呈現與影射李長官這箇舊式貴族家庭與舊式社會秩序的日漸衰微，不合時代潮流，作者在小說開端描寫李家住宅外觀時，就特彆強調古老殘破的具體現象，兩扇“舊得開了裂”的檜木大門，己“朱漆剝落……沁出點點霉斑”，房子“已經十分破爛，屋頂上瓦片殘缺，參差的屋檐，縫中長出了一撮撮的野草來。大門柱上，那對玻璃門燈，右邊一隻碎掉了，上面空留着一個銹黑的鐵座子。大門上端釘着的那塊烏銅門牌，日子久了，磨出了亮光來”。而“李宅是整條巷子中惟一的舊屋，前後左右都起了新式的灰色公寓水泥高樓，把李宅這幢木板平房團團夾在當中”。這裏，新式的公寓高樓，代表西洋潮流、新時代、新社會。這些高樓把已經殘破不堪的李宅，“團團夾在當中”，急不待等它完全垮下，好并吞這最後的一塊地盤。新勢力對舊傳統的壓迫，竟是如此！

由於全文的旨意，與作者的態度，是思舊，而非迎新；是回顧，而非前瞻；是悲悼，而非慶賀。換句話說，由於作者要呈現的，是舊的結束，不是新的開始，所以作者十分強調“遲暮”之意，使故事發生在一個“冬日的黃昏”——冬，是歲暮；黃昏，是日暮。而出現在這樣一個時分，面對着殘破李宅的順恩嫂，是個早已步人生命之暮的老婦：“背脊完全佝僂了；前額上的毛髮差不多脫落殆盡……身軀已經乾枯得只剩下一襲骨架”。裹在她那“一襲骨架”上的衣服，在冬日暮風中“吹得抖索索的”。這景象，給人何等蕭瑟凄冷的感覺！

從李宅廚房走出，把順恩嫂接進去的，也是一個“老嫗”：“一臉的蒼斑皺紋，重重疊疊，像只曬得干硬的柚子殼”；耳垂上穿吊的金耳環子，是老東西，“磨得泛了紅”，但羅伯娘和順恩嫂，除了“老”“古”相共外，除了忠於李宅的心理相共外，其他方面，比如長相和性格，卻正巧相反。順恩嫂多病體弱，枯瘦得“只剩下一襲骨架”，頭顱瘦小，頭髮脫落，一雙手“鳥爪般棱瘦”，聲音微弱尖細，稍一動彈就“顫巍巍”“發抖”。羅伯娘卻是個大胖子，面龐“滾圓肥大”，“一頭蓬亂的白髮，仍然豐盛”，“身軀有順恩嫂一倍那麼龐大”，“踏着八字腳，走一步，大肚子便顛幾下”。她有一雙“肥大粗黑的手”，“嗓門宏大響亮”，“粗着喉嚨”喊叫。當順恩嫂幫着扭干抹布，害得自己“兩隻細弱的手臂在發抖”，羅伯娘卻猛力磨洗案台，“鼓着腮幫子，喘吁吁地，磨得案台上都是灰鹵鹵的油膩水”。

這兩個老僕，對李家現今沒落的情形，所起的反應，亦表現出她們性格的大異。順恩嫂臉上“充滿了悲戚的神色”，“嘴裏喃喃念念”，“咂着乾癟的嘴巴直搖頭”，“囁嚅”地發問，話說一半就“咽住”，“十分凄楚”地嘆氣，“凄症”地呼喚。也就是說，她對目前李家衰敗事實的抗議方式，只是無力的哀悼與哀嘆。羅伯娘的抗議方式就激烈得多：她把抹布往水槽“猛一砸”，雙手“往腰上一叉”，“肚子挺得高高的”，“冷笑了一聲”。接着又在腰上“紮實的捶了幾下”。當她敘述桂喜和小王盜竊玉器逃跑之事，她“拈起了案上一把明晃晃的菜刀，在砧板上狠命的砍了幾下”，哼道：“我天天在廚房裏剁着砧板咒，咒那兩個狼心狗肺的東西：‘天打雷劈五鬼分屍。’”羅伯娘十分吃力磨洗案台，洗除油膩，就是暗示她拚老命“硬撐”，要把我們今日這個現實世界的污垢洗掉。但，可想而知，“油膩”是每天都會再沾上的。而她的“老命”，恐怕是持不了多久的了。

作者把這兩個老僕，在外貌、舉止、說話口氣上，塑造成相反的類型，是很有用意的。我已提到，在這篇小說里，李家的衰微，影射整個中國傳統文化與傳統社會秩序的瓦解。而作者的基本態度是惋惜，悼念。於是作者，借用這兩個同樣“古”，同樣“老”，但性格長相完全不同的人物，以她們相共的思舊懷古之情，來暗示緬懷傳統社會文化的人，並不單限於某一類型。然而這些人，胖的、瘦的、壯的、弱的、剛的、柔的、悍的、馴的，卻都同樣沒有能力也沒有辦法扭轉時代趨勢，在時間的激流里掉轉船頭划回往昔的日子。不論是凄楚無力的哀嘆，或是痛心疾首的咒嘆，普天下懷古的人，所能做到的，也僅是如此同聲一嘆！

如此，作者對人、地、時之適當選擇與適當描繪，創造出小說的蒼涼意境，與悲悼氣氛。事實上，這篇小說前後一貫的憑弔語氣，和小說題《思舊賦》的典故有關。這個篇名，取自魏晉交替時代的文人向秀（“竹林七賢”之一）的《思舊賦》。向秀好友嵇康得罪權貴，處死。後來向秀經過嵇康舊居，棟毀梁摧，時日薄西山，寒冰凄然，鄰居有人吹笛，向秀聞聲悲感，因作此賦以悼嵇康。白先勇用這個中國文學典故，做為小說題，一則取用“思舊”這兩個字的字面意義，二則順恩嫂和向秀一樣，經友人舊居，物是人非，引起感觸，三則取用其哀悼憑弔之語氣。還有就是我說的，白先勇這篇小說是《台北人》裏最有詩意的一篇。那麼，把它比喻為“賦”，也是很說得通的。

而小說里這份“詩意”的造成，與氣氛的固定，主要是靠小說的開始與結束。也就是說。除去了兩個老僕對白部分的首尾兩次景物之描繪。首先，我們注意到，這篇小說是用全能觀點寫成的。而“全能”的作者，卻又完全客觀，只描述呈現於外的景象，與聽得見的對白，一次都沒有探入任一角色的主觀意識內。在這樣前後一致的觀點運用中，我們卻不難覺出，作者用以觀察的“透鏡”，焦距之幾次轉換。小說一開頭，“透鏡”焦距頗遠，於是我們隨着作者的眼睛，見到一幅畫，或一張黑白藝術攝影相片。背景：冬日黃昏。正題：一棟看得出曾經富貴堂皇，但現已殘破不堪，被新式水泥高樓夾在當中的古舊木板平房。副題：一個全身黑色的小小乾瘦老婦，抬頭覷眼望着這棟平房的兩扇朱漆剝落、霉斑點點的檜木大門。換句話說，我們好像從一段距離之外，看這一景象，因此能“盡收眼底”，捕捉這一畫面。這一特殊景象所給予的整體籠統印象。

當羅伯娘出現，把順恩嫂接進屋裏，作者的透鏡焦距就突然縮短。於是我們看到兩老婦最細微的動作，聽到她們最微弱的嘆息。而從她們對白內容，我們得以一窺李家衰敗的實際詳情。直到接近小說末尾，羅伯娘和順恩嫂到院子裏去見李少爺，鏡頭焦距又遽然伸長，於是我們再一次看到一組給予整體籠統印象的景象畫面。

小說里，佔據大半篇幅的中間一大節對白，主動功用是供給故事情節。兩老婦細談李家衰敗現況時，固然一直是用悼念的口吻，但這篇小說的蒼涼悲哀氣氛，主要還是靠首尾兩次的“遠景畫”（或“遠景藝術攝影”）釀造與傳達。而結尾，比起開頭，氣氛又更強調一些。我們已談過小說開頭，現就讓我們看看此文結尾。

《思舊賦》的主角，看起來好像是順恩嫂和羅伯娘兩個老僕，實際上卻是李長官這個沒落的貴族家庭，與其所影射之中國傳統社會與文化。也就是說，這篇小說的主角是一個看不見的抽象觀念。而作者將此抽象觀念，予以具體化：表之於物者，即殘破的李家住宅——這便是小說開端“遠景畫”的正題。表之於人者，即變成了白痴，與現實脫節的李家少爺——這便是小說結尾“遠景畫”的正題。

作者雖沒確實說明，我們卻可推測，這個少爺是李家惟一的男兒子，惟一可賴以“傳宗接代”的人。而他之變成白痴，變成廢人，不能傳宗接代，象徵李家的“絕後”，與一個時代的結束。也象徵中國傳統社會的瓦解，與傳統文化的無人“接棒”。作者對此即將完全斷絕的“過去”，既然滿懷愴然之悼念，他便在小說末尾，把這個與現世完全隔離的白痴，安置在一個彷彿亦被現世遺忘了的蒼涼荒蕪的境界。

如此，當羅伯娘攙着順恩嫂走進院中，“院子的小石徑上，生滿了蒼苔……石徑兩旁的蒿草，抽發得齊了腰，非常沃蔓，一根根肥大的莖稈間，結了許多蛛網，網上黏滿了蟲屍”。她們走到石徑盡頭，“順恩嫂才赫然發覺，蒿草叢後面的一張紋石圓凳上，竟端坐着一個胖大的男人，蒿草的莖葉冒過了他的頭，把他遮住了。他的頭頂上空，一群密密匝匝的蚱蜢正在繞着圈子飛”。李家既是古文化、舊社會的象徵，代表李家的少爺，當然也免不了“古”“舊”之特色，所以他“裹纏着一件臃腫灰舊的呢大衣”（多麼重的負荷！）；“大衣的紐扣脫落得只剩下了一粒”（這最後一粒，就是他自己吧！）。從他那“差不多脫落盡了”的一頭焦黃乾枯的頭髮，我們可知他是個早已邁入中年的人。然而，露出的“粉紅的嫩頭皮”，“臉上兩團痴肥的腮幫子”，以及他逗玩蒲公英花的動作，都暗示這個可憐的少爺，由於無法逆着時代潮流獨力擔當持續傳統的大任，同時又不肯接受“這個時代就此完結”的殘酷現實，而躲避到白痴世界，回返到嬰童的心理年齡。

李少爺起先沒認出奶他長大的順恩嫂。他只“張着空洞失神的眼睛，怔忡的望着”。但當順恩嫂湊近，在他耳邊再輕喚他了聲，“突然他咧開了大嘴，嘻嘻的傻笑起來，口水便從他嘴角流了下來，一掛掛滴到了他的衣襟上”。順恩嫂替他拭口水，“忽然張開瘦弱的手臂，將胖男人那顆大頭顱，緊緊的摟進了她的胸懷”。她嗚咽干位，輕喚着他，“乾癟下塌的嘴巴，一張一翁在抖動，一聲又一聲，凄症的呼喚着”。

小說最後一段，由三四行文句組構的一幅生動遠景畫面，特別成功地醞釀出廣漠蒼涼的氣氛：

一陣冬日的暮風掠過去，滿院子裏那些蕪蔓的蒿草，都蕭蕭瑟瑟抖響起來，把順恩嫂身上那件寬大的黑外衣吹得飄起，覆蓋到胖男人的身上。羅伯娘佇立在草叢中，她合起了雙手，抱在她的大肚子上，覷起眼睛，仰面往那暮雲沉沉的天空望去，寒風把她那一頭白麻般的粗發吹得通通飛張起來。

這段文字裏，埋伏着隱約的死亡象徵。羅伯娘“白麻般的粗發吹得通通飛張起來”。這句話，創造出一個意象，使人看到死亡的白網，在頭上飛張開來。而順恩嫂，“寬大的黑外衣吹得飄起，覆蓋到胖男人的身上”，也給人類似印象，覺得看到死亡，或敗亡，覆蓋了少爺，覆蓋了李家，覆蓋了中國傳統社會文化。事實上，作者在小說一開頭，就小心經營製造這裏的黑白死亡象徵。頭一段，作者描寫順恩嫂，就特別留意勾繪她這件黑外衣：“披着一件黑色粗絨線織成的寬鬆長外套，拖拖曳曳，垂到了她的膝蓋上來”，連她攜帶的包袱也是黑色的：“她的左手彎上，垂掛着一隻黑布包袱”（內包白蛋）。而羅伯娘一入場，作者也特別把她那一頭蓬亂白髮，比喻為“白麻織成的網子一般”。

但這篇小說里最明顯的死亡象徵，當然還是李夫人事實上之病亡。她的病亡，正如少爺之變成白痴，影射李家的崩潰，傳統社會文化的崩潰。有一點很值得注意，李夫人死前說了一句話：“好冷。”，以象徵含義來解釋，促使她死亡的，促使中國傳統社會文化瓦解的，就是我們現今這一個“好冷”的世界——這個冷酷的，機器般的，為物質與功利而捨棄人情溫暖的工商業社會。

然而，李夫人的死，另又牽涉到一個不大容易解說的問題，即隱匿在這篇小說里的那麼一點“超自然”（Supernatural）含義。首先，我們注意到，順恩嫂和羅伯娘都相當“迷信”。一見久別的順恩嫂，羅伯娘大喊一聲“老天爺”，便說：“我的左眼皮跳了一天，原來卻應在你身上！”順恩嫂得知李夫人死前，最後說了一句“好冷”，便恍然大悟他說，難怪她一連三夜夢見夫人向她招手，要她拿件風衣來給她穿。得到夫人去世消息時，順恩嫂在台南“燒了兩個紙紮丫頭給她老人家在那邊使用”。當她得知李家衰敗的現況，兩次喊“造孽”，羅伯娘則喃喃批評：“他們家的祖墳，風水不好。”

這樣的言談與思想，當然，完全符合中國舊社會人物的實際情形，而構成十分成功的“寫實”。但我認為作者除了寫實目的，另又有玄妙含義，隱然向我們暗示，天地之間，蘊育着某種不能解釋的，非理性的神秘力量，控制着人類命運。不論是一個人、一個家、一個國，或一個社會一個文化，一旦被這命運之神（或魔）烙上“孽”的標印，就不得不走上敗亡之途，無可挽回。而作者這種玄奧觀念與暗示，使《思舊賦》這篇小說又增添一份神秘不祥的惡兆（ominous）氣氛。細心敏感的讀者不難注意到，作者描寫兩老女僕，特別賦予她們一些常人想像中的“巫婆”特徵：順恩嫂背脊佝僂，“兩片嶙峋的肩胛，高高聳起，把她那顆瘦小的頭顱夾在中間”，雙手“鳥爪般瘦棱”，手彎上垂掛一隻“黑布包袱”，裹在“一襲骨架”上的黑色寬鬆長外套，在風中抖索。她“嘴裏喃喃念念”，“瘦小的頭顱前後晃蕩”，來到李宅，她在後門廚房窗下試叫一聲，於是，“那扇幽暗的窗戶里，倏地便探出了一隻頭來”。這個羅伯娘，也是一個“老嫗”，有“一頭蓬亂的白髮”，臉皮“像只曬得干硬的柚子殼”。

如此，小說里這兩個老女僕，一方面是有血有肉，有長處有短處，十分忠於李家與舊社會傳統的現實人物，另一方面又隱隱然是一對超乎自然的，無所謂好壞的，具有不祥性質的“命運之神”（或“魔”）的隨從，或探哨員。而這第二種身分，在小說里的作用，和莎士比亞《馬克白》悲劇里出現的三個巫婆，頗為類似。正如《馬克白》中，巫婆的玄奧對白與神秘預言醞釀出一種震懾人心，令人敬畏的悲劇氣氛，當羅伯娘站在長滿蕪蔓蒿草的院子裏，喃喃自語“他們家的祖墳，風水不好”，我們不禁凜然生畏，慟於人類命運之不可理喻，人類慾望之不可強求，於是，“仰面往那暮雲沉沉的天空望去”，我們怎能不“念大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作者的另一個神秘暗示，與我剛才提到的順恩嫂的夢有關。順恩嫂是在李夫人病逝之前就退休的，退休后一直住在台南，依賴兒子過活。由於身體虛弱多病，這次是數年來頭一次造仿，兩老僕談話間，順恩嫂若有所思地問起夫人死時有何遺言，當她得知夫人閉目前只說了一句“好冷”，她臉上頓時充滿悲戚之色，恍然大悟地點着頭，凄楚顫抖地告訴羅伯娘，她一連三夜夢見夫人站在以前南京清涼山那間公館花園的牡丹花裏頭，向她招手喊道：“順恩嫂，順恩嫂，快去拿件披風來給我，起風了。”如此，作者顯然向我們暗示，順恩嫂這天來訪，是受到李夫人靈魂的感召。可是，為什麼？李夫人為什麼召喚順恩嫂？離開了世間的她，又有何求？

答案是有的，就在小說的末尾。“病昏了”的順恩嫂，一直沒曉得她奶大的李少爺，由於精神失常從外國回來的事。當她得知，而隨着羅伯娘去院中見他，她看見這個可憐的白痴，在如此寒冷多風的冬天，“脫了鞋襪，一雙胖禿禿的大腳，齊齊的合併着，擱在泥地上，凍得紅通通的”。他“正抓着一把發了花的蒲公英在逗玩，蒲公英的白絮子灑得他一身”。這個景象，和她連做三夜的夢境，暗中相對呼應，站在牡丹花里的李夫人，由於起風天冷，招呼順恩嫂拿件披風來禦寒。坐在蒲公英白絮子裏的李少爺，在寒大里挨凍，默然等待順恩嫂帶給他一點溫暖。夢裏夫人的呼喚，正是少爺心底無聲的呼喚。母親的“靈”，就是兒子的“靈”。母親，就是兒子。

而順恩嫂，順着她的恩人李夫人靈魂的招喚，來到李宅，把溫暖帶給了與現實脫節的少爺，使得他那“張着空洞失神的眼睛”的“一點表情也沒有”的臉蛋，突然問綻開了“嘻嘻的傻笑”。夢裏夫人所求的披風，順恩嫂真的帶來給了少爺：我們豈不見，她那件寬大黑外衣，被風吹飄起來，“覆蓋到胖男人的身上”！

然而有一點，非常具有反諷含義。就是，這件給予溫暖的黑大衣，同時也正是死亡或敗亡象徵。作者如此暗示，惟獨我們傳統的人情社會，才能使人類感覺溫暖。但這種社會，卻因不合現代潮流，不得不敗亡！

這裏，含蓄着人世間的基本困境：注重精神，就導致肉體敗亡；注重肉體，就導致精神敗亡。而精神與肉體之間，又往往是取或舍的問題，不是常能折衷妥協的。西方工業社會的功利主義和社會的唯物理論，都只重視肉體現實，不重視或根本否認精神的存在。如此，既無“精神”的牽絆，社會繁榮得快，國家興盛得快，一般平民的物質生活水準也很快提高。不幸的是，組合成社會國家的基本“個人”，卻失去“心”，失去“清”，只是“肉”，只是“物”。人間變得“好冷”，人類心靈無法溝通。人，成了養得健康碩壯的行屍走肉。反之，我國傳統的文化，與傳統社會觀念，一向偏重精神，偏重“清”，而十分漠視或輕視肉體現實。於是人間充滿溫暖；人，由於能夠自別於動物和無生物，也就是說，因為是萬物之“靈”，而能保持一份做“人”的光榮與尊嚴，但，正如一個人不能單靠精神過活，一個社會、一個國家、一個文化，在長期漠視肉體現實的情形下，必然因貧血而不支倒下。難怪殘破的李宅，位於“南京”“東路”，而房子大門柱上的一對玻璃門燈，“右邊一隻碎掉了”。

白先勇的冷靜頭腦，清楚明白，我們如果要在現世活下去，就必須接受肉體現實，重視肉體現實。然而他那痴情的心，卻固執不肯放棄他顯然認為比生命更可貴的“精神”。所以在他小說創作中，我們常可感覺到肉體與精神之間又強又緊的張力。他的人生觀顯然是“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他完全是和中國傳統文化認同的。我看過一篇登在香港某雜誌上的討論白先勇小說的批評文章，作者顯然是左派，名叫李黎，論文題目是《殯儀館的化妝師》。這“化妝師”，指的就是白先勇。李君抨擊白先勇的小說題材與小說人物，並特舉《思舊賦》為例，指責白先勇的“階級觀念”。李君十分贊成李小姐“唾棄了那個家”，也好像認為桂喜和小王兩個年輕僕人，偷竊主人一箱玉器逃跑，是很應該的事。但，最使李君義憤填膺的，是白先勇把痛罵桂喜和小王的話，“塞進如此忠心耿耿的模範奴僕口中來說”，這，等於是作者“強迫被剝削的階級也與他認同，一起來責備其他不甘於被剝削的人”。

對於這樣的“文學評論”，我本來不願浪費篇幅談起，我之所以提及，是想用此做個引子，解釋一下白先勇為什麼選用兩個老女僕，來抒發他的思舊懷古之情。

我已相當詳細地討論，這篇小說的真正主角，不是二老女僕，而是李長官家庭與中國傳統社會文化。而李家既影射傳統社會文化，那麼，忠誠悼念傳統社會文化的人，就不能是李家自己人，卻又必須是十分忠於李家的人。這樣的人選，沒有比舊式家庭的老忠僕更適當的了。

而順恩嫂和羅伯娘，正如美國“南方文學”里幾個有名的黑人女僕，像《聲音與憤怒》中的笛爾西（Dilsey），或《飄》裏的“嬤嬤”（Mammy），一點都不認為自己的身分是卑下的“奴”。她們只覺得自己是幫助主人做工的朋友，而在這種身份中保持着一份尊嚴。於是，在她們心目中，主僕之間的恩情，價值遠甚於抽象的“人權”觀念（正如今日婦女，雖明知“女權”道理，卻還為“情”自甘受縛）。我們一般人，談到美國南北戰爭，常以為南方人是壓迫黑奴的“壞人”，北方人是解放黑奴的“好人”。這實在是曲解了歷史。南北戰爭的真正意義，是北部工商業社會與南部農業社會之爭。美國有一大派歷史學家，以查里斯·畢亞德（CharlesA.Beard）為首，堅持認為南北戰爭的成因是經濟性的，成果是政治性的，而黑人之被解放，只是附帶產生的結果，與道德問題毫不相干。所以，北方工商業社會的勝利，並不一定就是人道主義的勝利，而南方農業社會的失敗，也不能說是貴族階級該得的報應。世界上沒有一種社會形態可能是完美的。各種社會都有優點，有缺點。一個社會的存亡，與“好”“壞”時常無關，完全取決於是否合乎時代趨勢，時代需要。

美國南方文學作家福克納（WilliamFaulkner），對於被時代潮流沖沒的南方農業社會，心懷無限惦緬眷戀，我認為白先勇和福克納的小說作品，頗有一些相似之處，但這點我已在《白先勇的小說世界》一文里討論過，現在不再贅述，另一個比較通俗的例子，是密契爾女士（MargaretMitchell）的《飄》（GoneWiththeWind）。讀過《飄》的人，看到裏面南北軍作戰情形，一定比較同情南軍，討厭“北佬”。而實際上，貴族出身的南軍領導者李將軍（Gen.RobertE.Lee），最後雖然戰敗，在歷史上卻成為一個有名的偉人。他的高貴氣質，莊重風度和崇高理想，直到今日還被人讚美稱頌。這種現象，在美國如此一個只重功利只計成敗的現實社會，倒是不常見的。

話已說了不少，離題也遠了，就此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