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父吟》影射含義的兩種解釋

《梁父吟》影射含義的兩種解釋

在《梁父吟》裏,白先勇又一次採用全能觀點的第三人稱客觀敘述法,也再一次藉用人物的對白托出小說情節之大部分。然而這篇小說最引人注意的特點,是中國文學典故的採納與運用,以及這些典故賦予這篇小說的特殊影射含義。

情節動作(action)發生在一個深冬午後的短短數小時內。地點是台北近郊天母的翁寓,小說一開始,我們看到七旬上下的翁朴園(朴公),由五十歲左右的雷委員陪同,從王孟養的公祭典禮回到自己家裏。朴公和王孟養同是參加辛亥革命的元老;雷委員則是王盂養的學生與多年的幕僚。朴公邀雷委員入屋內,到書房用茶,閑話時談起辛亥年間的舊事,以及自己和王盂養過去的一段淵源。接着朴公對當天的公祭說了幾句意見,他對王盂養的兒子王家驥之疏離中國人情禮俗,特別表示遺憾。雷委員陪朴公下棋,見他睏乏打盹,便堅持告辭。朴公送到門口,再三囑咐雷委員多費點心,幫忙照料他老師的後事。雷委員離去后,朴公在院子裏耽擱一會兒,回憶起半個世紀以前辛亥年問的一些快事,最後才扶着他小孫子的肩膀,祖孫二人入內共進晚餐。

這篇小說裏面出現的角色,一共四人:七旬上下的朴公,五十左右的雷委員,六十開外的侍從賴副官,和一個年方八九,暫時離開留居美國的父母而回台和祖父同居的小男孩效先。然而,除了這四個人,《梁父吟》裏還有一個十分重要但沒出面(也不可能出面)的角色,即去世了的王孟養。而這篇小說里引人注意的中國文學典故之運用,和王孟養這個人物,有絕對不可分離的關係。

無可置疑地,白先勇取用《三國演義》裏面的部分故事,揉入小說情節里,同時以蜀漢的英雄豪傑來影射此篇小說的人物。但有一點十分耐人尋味,即王孟養這個沒出面的角色,一方面是張飛,一方面又是諸葛亮,而從這一個相異的起點出發《梁父吟》這篇小說可以導致兩種相當不同的解釋。不僅小說含義不同,連小說氣氛甚至小說主角都不同。更令人拍案驚奇的,是這兩種看似不能互相契合的含義,最終又奇迹似地回歸一處,融匯成一體。現在就讓我們分析討論這篇小說的兩種解釋。

第一種解釋——以張飛影射王盂養

朴公邀雷委員到書房喝茶談話,說起他和仲默、孟養三人當初結識的一段淵源。他們是四川武備學堂的先後同學,本來互不認識,但都參加倒滿運動,武昌革命時碰巧歸成一組,才相識。就在起義之前幾小時。

大家幾杯燒酒一下肚,高談國家興亡,都禁不住萬分慷慨起來,你老師最是激昂,我還記得,他喝得一臉血紅,把馬刀往桌上一拍,拉起我和仲默兩個人,便效那劉關張桃園三結義,在院子裏敵血為盟,對天起誓:“不殺滿奴,誓不生還。”約定日後大家有福共享,有難同當。那時倒真是都抱了必死之心的,三個人連姓名生辰都留下了。算起來,我是老大,仲默居二,你老師年紀最小,是老么。他那時才不過是二十歲——

《三國演義》裏,劉關張桃園三結義,年紀最小的是張飛,而結義的念頭也是張飛出的。白先勇以張飛喻王孟養,此為證一。朴公一再感嘆王孟養的性子太剛太烈,以致一輩子吃虧;又向雷委員微笑問道:“你們背地下都把他比做七月里的大太陽——烈不可當,是嗎?”而桃園三傑之中,也是張飛的脾氣最剛最烈,後來被范疆、張達二人謀殺,也因為他“性暴如火”。此為證二。朴公追敘武昌起義之日,大勢既定,王孟養站到黃鶴樓欄杆上,揮着一柄馬刀,豪狂大呼:“革命英雄——王孟養在此。”這使我們聯想起張飛,在長坂橋頭,手挺蛇矛,立馬橋上,對曹操軍隊厲聲大喝:“燕人張翼德在此!”此證三。

我們既能相當有把握他說,白先勇存心把王孟養比喻成張飛,那麼,排行老大的朴公,就應該是蜀漢皇帝劉備了。而仲默和孟養二人都已先後去世,也正符合關張在劉備之前先後亡故。實際上,白先勇在描寫朴公時,確實特別賦予他中國古代理想政治領袖的風度與器度,以及純粹漢族之正統古典精神。小說一開頭,我們就感覺到他的帝王風儀,高貴氣質與豪傑氣派:

老者身着黑緞面起暗團花的長袍,足登一雙絨布皂鞋,頭上戴了一頂紫貂方帽,幾絡白髮從帽沿下露了出來,披覆在他的耳背上,他的兩頤卻蓄着一掛豐盛的銀髯。老者身材碩大,走動起來,胸前銀髯,臨風飄然,可是他臉上的神色卻是十分的庄凝。

他注宅院中,“別的樹木都沒有種,單沿着圍牆卻密密的栽了一叢紫竹”。他喝的是“鐵觀音”,坐的是“一張紫壇木太師椅”,書房陳設“十分古雅”,“一壁上掛着一幅中堂,是明人山水,文徵明畫的寒林漁隱圖。兩旁的對子卻是鄭板橋的真跡,寫得十分的蒼勁雄渾”;“另一壁也懸了一副對聯,卻是漢魏的碑體,乃是展堂先生的遺墨”(按:展堂先生乃革命元老胡漢民的號)。烏木大書桌上,“文房四寶一律齊全。一個漢玉鯉魚筆架,一塊大籟閣珍藏的古硯,一隻透雕的竹筆筒里插着各式的毛筆”。桌上單放着一部線裝資治通鑒,已經“翻得起了毛”。我們由此推知,朴公長年累月研習國家興衰之道,生民休戚之事。此外,作者在文中取用“龍”“鳳”字眼,亦是一種暗示。

朴公的性格脾氣,也和劉備一樣忠厚寬和,少得罪人。他自己也說:“我一生謹慎,吃虧的地方少。”他用“狂狷”二字形容王孟養的為人:“‘狂涓’二字是你老師的好處,可是他一輩子吃虧,也就在這個上頭。”論語子路篇里,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盂子盡心下篇里,孟子也對萬章說:“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孟子把人分成三個等級:中道為上,狂狷次之,而“閹然媚於世”的鄉愿,則屬下級。張飛和王孟養,都可說是孟子所謂的“其志嘐嘐、不屑不潔”的狂狷之士。而劉備和朴公,大概就是孔盂所說的“中行”、“中道”者吧!

朴公是一個固執持守中國傳統文化的人。他把今日的現實世界,很小心地關在自家門外。我們注意到,朴公宅中那個佝僂蒼老,“穿了一身褪了色的藍布中山裝”的侍從,在小說的開頭和結尾,兩次“過去把大門關上”。朴公閉關自守,不斷在他那隻饕餮文三腳鼎的古銅香爐,燃着龍涎香;但濃郁的龍涎香味只能瀰漫在書房裏,與屋外的現實污濁空氣完全不能調和。朴公以全部心力攀住中國傳統,排斥西洋潮流,難怪他腰上的僵痛,電療幾次總不見效,可是服下奚服一的中藥,就“好像還克化得動似的”。

正因為朴公是這樣一個尊重傳統的人,又因他對結拜的義弟懷着深厚情誼,他對王孟養的兒子違背中國人情禮俗的態度與作風,感到特別遺憾,愀然說道:“看見這些晚輩們行事,有時卻不由得不叫人寒心呢。”王家驥由於久居美國,受到洋化,思想行為都只講究理性現實,不耐煩於中國人情禮儀。又屈己貼合現世,毫無他父親當年創國的不屈不撓之精神。朴公見他不能接續中國傳統,不肯繼承自己父親的精神遺嚴,一方面為整個中國的前途感覺惘悵,另一方面更替王孟養感到十二萬分的惋惜。

朴公替王孟養惋惜悵憾,固然不錯,但他自己呢?他自己,將來是否就有子孫來接續他創建民國的崇高理想與精神?來繼承他珍藏保留下來的中國傳統文化遺產?朴公本人,可能對此甚抱希望,因為他的小孫子效先,從美國回來同他住了一段日子,不但已懂得孝敬長輩,親侍祖父湯藥,而且也背得上幾首唐詩了!當效先琅琅背出《涼州詞》,雷委員喝彩道,“莫怪我唐突,將來恐怕‘雛鳳清於老鳳聲’呢”,朴公雖然嘴裏說“不要謬獎他”,臉上卻“不禁泛滿了得意的笑容”。朴公對他這個孫子的嚴訓兼慈愛,處處表現出來。譬如,效先奉上湯藥時。

朴公抬頭看見他,臉上馬上泛出了一絲笑容,但是卻厲聲喝道:

“還不快叫雷伯伯?”

然而,朴公若真以為他能靠這個八九歲的幼孫來繼承傳統,那恐怕只是自欺的幻想。朴公已經“七旬上下”,任憑他有何等不屈不撓的精神,他的肉體生命是持續不了多久的了。就算效先的父母肯讓效先一直留居台灣,陪伴孤獨的祖父,一旦朴公去世,他們還是會把他接回美國,使他很快變回一個“小洋人”。所以朴公和王孟養的命運,說起來也相差不多。這也就是我們國家傳統文化的命運!(朴公不斷在古銅香爐里點香,當然就是作者暗示香火接代的問題。)

朴公的這種自欺與脫離現實,是這篇小說的主要反諷。但作者的基本態度是尊敬與同情,而非譏誚嘲笑。在我們現今這個只有“鄉愿”才能飛黃騰達的世界裏,朴公卻不肯同流合污,討好俗世,而堅持固守傳統理想,排斥現實勢力,做一個中道而行的儒士。如此,在不可避免的實際失敗中,他卻獲得了一份莊嚴光榮的精神勝利。

小說里,朴公的言談表現,處處展示出他那令人欽佩但與現實格格不入的性格。他的思想行為,實在太遠離現世,太不合於科學昌明、講究理性的今日。譬如他主持治喪會,堅持傳統禮儀,因為有了任何錯失,便是“對亡者失敬”。又因擔心王孟養“打了一輩子的仗,殺孽重”,而替他許願,代他手抄一卷金剛經,等做“大七”那天,拜大悲懺時替他還願。雷委員告辭時,朴公又特別囑咐:

“還有一句話,是你老師臨終時留下來的,日後回大陸,無論如何要把他的靈柩移回家鄉去。你去告訴他的那些後人,一定要保留一套孟養常穿的軍禮服,他的那些勳章也要存起來,日後移靈,他的衣衾佩掛是要緊的。”

這些,都十足表現朴公對“精神”的尊重,與對王盂養的厚誼。但若以今日的科學眼光與現實理性態度來評論,人,死了就是死了,還忙什麼?朴公是多麼迷信!多麼自找麻煩!也難怪王家驥聽着朴公的話,“竟有點不耐煩的樣子”。

朴公確實已經老邁。但他一直保留着當年創建民國的耿直不屈精神,而這精神,使他那上了年紀的肉身,也增添一份異樣之神采。我們注意到,五十上下的雷委員,“面容顯得有點焦黃疲憊”。六十開外的穿中山裝的賴副官,更是頭髮落盡,背部佝僂,每次想立正都伸不直背。只有朴公一人,雖已“七旬上下”,“神色卻是十分的庄凝”,“胸前銀髯臨風飄然”,“踏着遲緩而穩健的步子”。而他的做事態度,是堅持原則,有始有終,不肯半途而廢。他和雷委員對弈,下到二十手時,身體睏乏而瞌睡起來。雷委員立即起身告辭。朴公自知身體不支,精神上卻不肯放棄。“怔怔的思索了半晌”,他終於說:

“也好,那麼你把今天的譜子記住。改日你來,我們再收拾這盤殘局吧。”

朴公這種心有餘而力不足,肉身老朽但精神不屈的情狀,正可比《歲除》之賴鳴升。其實,朴公就是貴族階級的賴鳴升,文儒高雅的賴嗚升。而《梁父吟》這篇小說,和《歲除》也很有相似處,作者皆藉用人物的言語行動,來揭露他們自己的性格。所以我們可以說這篇小說是朴公的性格悲劇。

第二種解釋——以諸葛亮影射王盂養

依照上面所論,我們若把王孟養解釋為張飛,則《梁父吟》的主角是影射劉備(漢室正統後裔)的翁朴園。如此,《梁父吟》便是朴公的故事,正如《歲除》是賴鳴升的故事。可是我們發現,白先勇在另一方面,又以諸葛亮影射已故之王孟養。而從這一出發點推展,《梁父吟》的含義就大為改變:沒出面的王孟養變成了小說的主角,正如衰微的李家是《思舊賦》的真正主角。而朴公,和《思舊賦》裏的二女僕一樣,退居次要角色,變成了悼念憑弔主角的人。我們也可換一句話說,依照小說的第一種解釋,便是朴公追念王孟養,朴公追念辛亥革命。依照小說的第二種解釋,則是王孟養被追念,辛亥革命被追念。兩者之間重點不同,主角也就不同。

白先勇以諸葛亮影射王孟養的用心,我們可在小說里找到證據。從朴公談話敘述中,我們得知他們三個結拜弟兄,在民國建立以後幾十年間,東征西討之時,以王盂養為最“叱吒風雲”,官位也升得最高,當了“總司令”。朴公說:“平心而論,講到才略機智,我要首推你們老師。”雷委員也說:“恩師行事,一向令重如山,口出必行。”王孟養的靈堂里,輓聯嵌了兩句,“出師未捷身先死。中原父老望旌旗。”這些顯然都暗指王盂養為諸葛亮。但最有力的一個證據,是小說篇名“梁父吟”。

梁父吟,又名梁甫吟,原來是漢樂府的曲名。據說諸葛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諸葛亮一心興漢,而功敗垂成,後人追念他壯志未酬的悲烈,作詩哀悼他,詩中就提到梁父吟。例如李商隱的《籌筆驛》:

猿鳥猶疑畏簡書,風雲常為護儲胥。

徒令上將揮神筆,終見降王走傳車。

管樂有才真不忝,關張無命欲何如。

他年錦里經祠廟,梁父吟成恨有餘。

還有杜甫的《登樓》: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

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

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

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為梁父吟。

這首杜甫的《登樓》,特別值得注意,因為朴公書房壁上所掛鄭板橋手筆的對子,寫的正是這首詩里的“錦江春色來天地,王壘浮雲變古今”二句。由此可見,白先勇存心把這首詩的旨境意境,容納入這篇小說里。另外,王孟養靈堂里的輓聯之“出師未捷身先死”一句,亦取自杜甫詩《蜀相》: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

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鵬空好音。

三顧頻繁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杜甫十分崇敬諸葛亮,尤崇敬武侯立志復興漢室,鞠躬盡瘁死而後己的氣節。《登樓》一首,系天寶之亂,杜甫避蜀時所作。他當時悼念諸葛亮與感時憂國的心情,正是朴公在《梁父吟》小說里悼念王孟養與辛亥革命的心情。特別是小說最後一段,朴公獨自留在院子,站在“冬日的暮風”中,面對盛開過的三五朵蘭花殘苞,哀悼曾經叱吒風雲的王孟養,追念辛亥年間的往事,其心境與意境,恰好暗合杜甫之“日暮聊為梁父吟”。

如此,我們若把王孟養解釋為諸葛亮,《梁父吟》這篇小說就成了王盂養的故事,王孟養的悲劇。而朴公就退一步,成為主角的哀悼者,故事的敘述者。從他對雷委員的談話,我們看到一個英雄的興起、高騰、衰敗與死亡。

辛亥革命時,王孟養才不過是二十歲。三個結拜弟兄,他“最是激昂”,最有“豪狂的勁道”。武昌城內槍聲一響,別人尚在猶疑,他卻已“搶了幾枚炸彈,拖起馬刀往外面衝去”。混戰了一夜,大勢已定,他突然興緻大發,跑到黃鶴樓上,“脫下了一件血跡斑斑的白布褂子,用竹竿挑起,插到了樓檐上去,然後他站到黃鶴樓的欄杆上,揮着一柄馬刀,朝了我們呼喊道:‘革命英雄——王孟養在此。’”中華民國創建后,幾十年間,他又東征西討,建立功勛,升為總司令,叱吒風雲。他的才略機智無人能比,可是由於他的性格太剛太烈,把世人都得罪了,只有兩個結拜義兄,還可拘阻他一些。

至於王孟養如何從“總司令”的巔峰,降而走下坡路,小說里並未說明。我們只能根據雷委員的談話,得知他超人的才智“還沒能展盡”。而朴公則歸咎於王孟養自己那種“不合時宜”的剛烈性格。無論如何,總歸是目前的人事與局勢,迫使這個胸懷大志的將軍,英雄無用武之地。

三國時代,諸葛亮幫同劉備打天下,劉備死後又繼承他的遺志,忠誠輔助後主,一心一意要打回中原,復興漢室。卻不幸壯志未酬,老死異鄉。所以杜甫哀悼他:“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王孟養的命運也相似:先是追隨國父革命,創建民國;接着遵從國父遺志(朴公書房一副對聯也寫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幾十年間東征西討,一心一意要建立統一和平的中華民國。卻也不幸壯志未酬,老死異鄉。

我們且不追究王孟養的剛烈性格如何挫折了他的大志,也且不論目前的現實情勢如何迫使他“才智沒能展盡”,他之開始走下坡路,卻也和個人的年歲有不可分離的關係。任憑怎樣一個叱吒風雲的壯士,終有一大也會年老,也會死亡。辛亥年間勇不可當的革命英雄,北伐抗日期間轟轟烈烈的大總司令,曾幾何時已衰老卧病在床,不得不由繼室夫人“扶上扶下”。然後就默默死去,另又可悲的是,王盂養雖然有兒子,但兒子繼承的只是他的肉體生命;他當年創國的那種不屈不撓的剛烈精神,卻無人持續,從此斷絕。難怪朴公喃喃自語:“他晚年也是十分孤獨的。”全面接受理性現買向遺棄傳統“包袱”的王家驥,根本不懂得也不屑於接受他父親的精神遺產。或許根本就否認“精神”的存在。所以當然他會覺得對亡者致敬是一件很不必要的無聊事。至於到寺里念經超度,做“大七”等事,那就更不必提了。

如此觀之,《梁父吟》便是王孟養一生的故事。朴公一方面是故事敘述者,供給小說情節,另一方面作者又藉由他對王盂養的追念,製造與固定小說里的哀悼氣氛。所以我們若把王孟養解釋為諸葛亮,這篇小說就不再是朴公的性格悲劇,而變成近似《思舊賦》的悼念文章,憑弔一個英雄的死亡,和他所創偉業的失落。

兩種解釋的融匯

綜上所述,我們得知白先勇一方面把王孟養暗喻為張飛,另方面又把他暗喻為諸葛亮,而從這不同的起點出發,這篇小說可演繹而成為兩個不同的故事,但小說這兩種完全不一樣的含義,在我們做最後一步研析時,卻又神妙奇巧地回歸一處,融匯成一體。

首先,朴公、仲默、孟養三人早在辛亥年間歃血為盟,結拜為兄弟,日後也真的做到“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地步。他們是分不開的同體手足,已無你我的分界,所以王孟養的故事就是朴公的故事,而朴公的悲哀就是王盂養的悲哀,如此,小說主角不論是那一個,最終意義卻是同樣的。

其次,他們共同創建民國,又繼承國父遺志,一起東征西討,一心一意要完成國民革命,達到世界大同的理想。正如劉關張與諸葛亮,將自身命運維繫於蜀漢的命運,同心協力復興漢室,朴公和王孟養也把自己奉獻給共同的理想,將“小我”溶入“大我”,於是他們的命運和民國的命運戚戚相關,不能分開。如此,朴公和王孟養的悲哀,也就是民國的悲哀;而《梁父吟》就不僅是兩位革命元老的故事,同時也成為民國的故事。

再者,我們細讀《梁父吟》裏作者對朴公的描寫,即發現朴公除了具有不屈不撓、貫徹始終的創國精神,更秉具中國五千年積留下來的傳統文化之精神。難怪辛亥革命志士,在武昌起義成功次日,馬上“通電全國,稱中華年號為‘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

如此觀之,《梁父吟》這篇小說,主角不論是朴公或王孟養,最終都回歸到同一意義,成為民國的故事;又擴大引申,成為民族的故事。

不錯——辛亥革命志士創建民國的不屈不撓剛烈精神,在歷史扉頁上確實留下了永恆的光澤。正如朴公院子裏的蘭花葉子,“一條條的發得十分蒼碧”。然而,蘭花的盛開時期畢竟已成過去,“一些枯褐的莖梗上,只剩下三五朵殘苞在幽幽的發著一絲冷香”。而當朴公和雷委員在深冬午後走向屋內,踏在滿院子裏紫竹脫落的葉籜上,我們彷彿聽到那由於不合時代季節而凋落的中華民族文化,在現世新勢力的壓迫下,也如同那些焦脆的竹葉片,“一直發著必剝的碎聲”。

如此,這篇小說的兩種不同解釋與影射含義,最後終於匯合在一起,形成不能分解的整體。《梁父吟》兼有《歲除》之人物性格刻劃與《思舊賦》的哀悼憑弔氣氛;而作者對中國文學典故的適當採用與巧妙操縱,更使這篇小說增加了深度與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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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謝堂前的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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