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5章 醫生的焦慮

當我們覺得一團看不見的、但是濃密而沉重的迷霧進入胸膛，把那裏的一切都緊緊地裹起來，向中間擠壓的時候，該把這種感覺稱做什麼呢？懊喪？壓抑？在這種時刻，我們只感覺到這團迷霧的收縮、凝聚，一時間甚至鬧不清楚，究竟是什麼壓得我們透不過氣來。

這就是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巡診結束後跟東佐娃一起下樓梯時的感覺。她心裏很難受。

在這種情況下，聽一聽再分析一下是有好處的：這一切都是由於什麼？然後採取相應的措施。

原來她是在為媽媽擔心。放射科的3個主治醫生私下裏提到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時管她叫媽媽。就年齡來說，她可以做她們的媽媽，因為她們都還不滿月歲，而她已接近50。此外，還由於她在工作上對她們的熱心培養：她嚴於律己，一絲不苟到近乎求全責備的程度，並希望3個“女兒”也都能具有這種一絲不苟和求全責備的精神；她是精通愛克斯光片診斷和愛克斯光放射治療的屈指可數的專家之一，不顧時代的趨向和知識範圍的精細分划，一心要她手下的主治醫生也能把握兩者。她沒有留一手，沒有什麼不傳授給她們的秘密。當薇拉-漢加爾特時而在這一方面時而在那一方面表現出比她思想更活躍、感覺更敏銳的時候，“媽媽”尤為高興。薇拉從離開醫學院校門到現在，已在她指導下工作8年了。她覺得自己現在所擁有的全部力量——把哀求救助的人從死神的懷抱里奪回來的力量，統統來自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

魯薩諾夫這個人會給“媽媽”招來極大的麻煩。得動動腦子，豁出腦袋可不行。

咳，要是只魯薩諾夫一個人，倒也沒什麼！任何一個居心叵測的病人都有可能這樣做。要知道，獵狗一旦被呼喚就會趴不住，必往前沖。這不是水上的波紋，而是記憶里的犁溝。它可能被後來撒上的沙子填平，但只要別人再喊一聲，哪怕喊的是酒後狂言：“打醫生！”或者“打工程師！”——棍子已經握在手裏了。

烏雲雖然已經飄走，但這裏那裏還殘留着團團疑雲。就在不久前，國家安全部的一名司機因胃部出現腫瘤住在她們醫院裏。他屬於外科的病人，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本來跟他毫不相干，但是有一次她值夜班，晚間巡診的時候，此人訴說他睡不着覺。她給他開了淇夢拉，可是，當她從護士那裏得知，這種葯只有小包了，就說：“一次給他兩包好了！”病人把葯收下了，毅拉-科爾尼利耶夫娜甚至沒有注意他那異樣的眼神。這事她本來是不會知道的，但醫院裏的一個女化驗員跟這個司機是鄰居，到病房裏去探望過他。神情緊張的化驗員跑來告訴蔽拉-科爾尼利耶夫娜：司機沒把那藥粉服下去（為什麼一次開兩包？），他一夜沒睡。而現在他又盤問化驗員：“為什麼她姓漢加爾特？你把她的情況詳細談談。她想毒死我。對這個女人可得研究研究。”

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等了好幾個星期，準備接客研奔。在這幾個星期里，她可要毫不懈怠、準確無誤、甚至精神振奮地作出診斷，毫釐不差地開出藥量，用眼神和微笑去鼓勵落進這個聲名狼藉的癌圈子裏的病人，隨時擔心他們之中的任何人投來這樣的目光：“你不是下毒的兇手吧？”

今天巡診時還有一件事使她特別難受：科斯托格洛托夫是病人中治療效果最明顯的一個，不知為什麼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對待他非常親切，可恰恰是他向“媽媽”提出了那樣的問題，懷疑她存心不良，拿他作試驗。

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離開巡診病房的時候也心情沉鬱，她也想起一樁不愉快的事情。那件事是跟最愛鬧事的女人波林娜葉-沃奇科娃有關。有病的倒並不是她本人，而是她的兒子，可她陪著兒子住院。給她兒子做了手術，切除一個體內腫瘤。那天她在走廊里纏着主刀大夫，要求把兒子的腫瘤給她一小塊。假若她碰上的不是列夫-列昂尼多維奇，說不定她真的會弄到手。而她下一步的打算是，把這塊東西送到別的醫院去，在那裏檢驗診斷是否正確，要是與東佐娃作出的最初診斷不符，她就勒索錢財或者向法院起訴。

這樣的事在她們每一個人的記憶里都不是只有一件。

此時，巡診結束之後，她們便去把當著病人的面不便說的話說完，並作出會診決定。

13號樓的房子不夠用，為放射科醫生們連一間小房間也騰不出來。她們既不能待在“伽馬炮”操作室，也不能待在12萬和對萬伏特的長焦距愛克斯光照射室。愛克斯光片診斷室里雖然有地方，但那裏太暗。因此，她們把處理日常事務、寫病歷和其他檔案材料的桌子放在短焦距愛克斯光器械室——似乎她們在經年累月的工作中與令人噁心的愛克斯光空氣及其異味、異熱接觸得還嫌太少。

她們來到這裏，在這張沒有抽屜、做工粗糙的長桌子旁並排坐了下來。滾拉-科爾尼利耶夫娜在翻閱住院病人的病歷，包括女病人的和男病人的，把她自己能夠處理的和需要跟大家一起研究的分開。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悶悶不樂地望着面前的桌子，下唇微微撅出，手中的鉛筆輕輕地敲着桌面。

我拉-科爾尼利耶夫娜不時把同情的目光投向她，但始終沒下決心去談魯薩諾夫、科斯托格洛托夫以及醫生們的共同遭遇，因為事情是明擺着的，沒有必要多說，而要說的話倒有可能說得不太中肯、不夠婉轉，不僅不能給人以安慰，反而會觸到痛處。

終於，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說道：

“最令人惱火的是我們無能為力，不是嗎？！”（這可能指今天察看過的許多病人。）她又用鉛筆敲了幾下。“而事實上哪兒也沒出差錯。”（這可能指阿佐夫金和穆爾薩利莫夫）“診斷時我們曾有過動搖，但治療是對頭的。我們也不能採用較小的劑量。我們的事都被那隻桶給毀了。

原來如此！她想到的是西布加托夫！是的，常常會遇到這樣難以收到治療效果的病症：你消耗的是3倍創造性的精力，而要拯救一個人的生命卻無能為力。西布加托夫最初被放在擔架上抬來的時候，愛克斯光片子顯示出整個骰骨幾乎都已徹底破壞了。之所以難以確診，是因為最初認為是骨瘤，甚至清教過一位教授，而後來才逐步弄清楚是巨細胞腫瘤，骨頭裏已出現液化現象，整個能骨被一種膠凍樣組織所取代。然而，治療是對頭的。

能骨不能抽出，不能鋸掉——這是牢記在腦子裏最根本的一條。只能用愛克斯光照射，而且必須一開始就照射量大——小了無濟於事。西布加托夫果然好起來了！能骨鞏固了。他的病雖已痊癒，但由於射線量大的原因，周圍的組織都變得極度敏感，很容易形成新的惡性腫瘤。因此，他被桶撞倒以後，身上就突然出現營養性潰瘍。如今，他的血液和組織都已不能接受愛克斯光照射，而新的腫瘤來勢兇猛，又沒有辦法消滅它，只能加以抑制。

對醫生來說，這時便會意識到無能為力，意識到治療方法很不完善，而對心靈來說，產生的是一種惋惜，一種最普通的惋惜之情；這個憂鬱的按超人西布加托夫，是那麼溫順、有禮貌，從不忘記別人對他的好處，可是我們為他所能做到的卻僅僅是延長他的苦痛。

今天早晨尼扎穆特丁-巴赫拉莫維奇曾專為這方面的事情把東佐娃叫去：為了加快床位的周轉，凡是最終沒有好轉希望的疑難病人，一律讓他們出院。對此，東佐娃也是同意的，因為樓下候診前廳里經常有人坐在那裏等候床位，甚至一等就是幾晝夜，而各區腫瘤防治站也不斷要求允許他們把病人轉來。在原則上她表示同意，可這一原則最明顯不過地適用於西布加托夫，而不是別人，要讓西布加托夫馬上就出院，她怎麼也做不到。為了挽救這一塊人的能骨所耗費的時間和精力實在是太多了，現在怎麼也不願向一種簡單的理性推論讓步，甚至不忍放棄無效措施的簡單重複，而是抱着最終失算的是死神而不是醫生這種渺茫的希望。為了西布加托夫，東佐娃甚至改變了學術研究的方向：她深入鑽研骨科病理學，僅僅出於拯救西布加托夫這一強烈願望。也許，在候診室里坐等的病人更需要治療，可是要把西布加托夫打發走她是做不到的，她寧願在院長面前千方百計地耍花招。

尼扎穆特丁-巴赫拉莫維奇還竭力主張不要讓瀕臨死亡的病人待在醫院裏。應當儘可能讓他們死在院外，這也能提高床位周轉率，對留下的病人可以減少心理壓力，統計數字也會顯得好看一些，因為他們離開醫院不是由於死亡，而只是由於“病情惡化”。

今天讓阿佐夫金出院就屬於這一類。他的病歷，幾個月來已經變成厚厚的一本了，那粘結起來的一頁頁粗糙的土黃色紙張還帶着灰白色的木質纖維，經常掛住筆尖，上面寫着許多紫色的和藍色的數據與診斷意見。透過這本粘起來的病歷，兩個醫生都看到這個疼得汗律選的城市少年縮成一團坐在床上的樣子，但是，柔和的聲音輕輕念出來的數字比法庭上雷霆萬鈞的判決還無情，誰也無法申訴。這裏記載着2．6萬個照射單位，其中包括最近一個療程的5．2萬個，合成雌酚50針；7次輸血，可是白血球仍然只有34皿，紅血漆……癌細胞的擴散有如坦克突破防線，已經波及胸腔縱隔，出現在肺葉上，鎖骨上方也有了淋巴結，而機體已無法作出阻止它們的任何反應。

兩位醫生繼續在翻閱病歷，把積壓下來的幾份接着填寫，而那位護士——愛克斯光技術員此時仍在給門診病人做放射治療。這會兒她把一個穿藍色連彩裙的4歲小女孩和她的母親帶了進來。小女孩臉上有一些紅色的血管瘤，它們還很小，還不是惡性的，但應當進行照射治療，以免它們繼續發展和轉化。這小姑娘自己沒當回事兒，殊不知自己那小小的嘴唇上也許已被死神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她不是頭一次來到這裏，已經不害怕了，像小鳥兒似的卿卿喳喳，喜歡去摸儀器上鍍鎳的零件，對那個亮晶晶的世界很感興趣。給她照射一次的時間總共只有3分鐘，可這3分鐘她怎麼也不肯一動不動地坐在對準患處的狹長照射管下面。她不停地轉來轉去，偏離方向，愛克斯光技術員不耐煩地關掉電源，一再把照射管重新對準她。母親拿着一個玩具吸引小女孩的注意力，還答應給她許多其他禮物，只要她這會兒乖乖地坐着。隨後進來一個滿面愁容的老婦人，她好半天才解下頭巾，脫去上衣。接着是從住院部來的一個穿灰色病號服的女人，她腳掌上長着一個小球似的有色腫瘤——這東西只不過是由於被鞋裏的釘子扎了一下引起的。此人同護士有說有笑，根本沒有料到這個直徑只有一厘米的區區小球，竟是惡性腫瘤之王——惡性黑色素瘤，不知為什麼醫生們就是不肯給她切除。

兩位醫生難免也要為這些病人分心，看看她們的病情，給護士出出主意，就這樣，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該去給魯薩諾夫注射恩比興的時間已經過了，她馬上把有意壓下來的科斯托格洛托夫的那份病歷放到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面前。

“在進院時處於被嚴重耽誤的狀態下，居然取得這樣大有希望的良好開端，”她說。“可惜這個人太固執。但願他不會真的拒絕治療。”

“那就讓他試試看！”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輕輕敲了一下桌子。科斯托格洛托夫的病跟阿佐夫金的那種病是一樣的，但是療效明顯，變得大有希望，在這種情況下他還敢拒絕治療！

“在您面前，他是不敢，”漢加爾特當即表示同意。“可我沒有把握能拗得過他。要麼，把他叫來跟您談談？”她在剔除指甲縫裏粘着的一點塵垢。“我跟他的關係搞得相當彆扭……總也無法用嚴厲的口吻跟他講話。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他們之間的彆扭還是從初次見面的時候開始的。

那是在1月份的一個陰暗的日子裏，雨下得很大。漢加爾特作為醫院夜間值班醫生接了班。晚上快到9點鐘的時候，樓下的一個胖女人——身體健壯的護理員來向她訴苦：

“大夫，那裏有一個病人在胡鬧。我一個人拿他沒辦法。這怎麼行，要是不採取措施，簡直就會騎到我們的頭上。”

我拉-科爾尼利耶夫娜走出去，看見寬大樓梯底下靠近上了鎖的護士長小屋的門口，一個瘦高個兒的男子直接躺在地板上，這人腳上穿的是靴子，身上是泛出棕紅色的士兵大衣，一項普通的護耳棉帽雖然有點小但還是綳在腦袋上。他把一隻行李袋枕在頭下，給人總的印象是他準備在這兒過夜。兩腿秀麗、穿一雙高跟鞋的漢加爾特（她在衣着方面從來都不是隨隨便便的）走到他跟前，威嚴地看了一眼，企圖通過眼神使他感到羞愧，迫使他站起來，然而，那人雖然看見了她，卻依然滿不在乎，動也不動，甚至好像微微閉上了眼睛。

“您是什麼人？”她問。

“一個人唄，”他聲音不高、無所謂似地回答。

“您有到我們這裏住院的許可證嗎？”

“有！”

“是什麼時候拿到的？”

“今天。”

從他兩側地板上的水跡來看，毫無疑問，他的軍大衣全濕透了，而且靴子和行李袋也同樣如此。

“但是躺在這裏不行。我們……這裏不允許。何況這裏也不方便…”

“方——便，”他懶洋洋地應道。“我，在自己的祖國，還會不好意思見誰呢？”

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不知所措了。她感覺到不能對他喝叱，命令他起來，況且他也不聽你的。

她回頭朝前廳那邊看了一下，那裏白天總是擠滿探望病號和候診的人；3張長椅是供家屬會見病人坐的；而夜裏醫院關門以後，外地來的重病號如果沒地方住，就留在那裏。此時，前廳里只放着兩張長椅，其中的一張上已經躺着一個老太婆，另一張上被一個系花頭巾的烏茲別克少婦放着一個孩子，她自己坐在旁邊。

前廳里倒是允許躺在地板上，可是那裏的地板被踩得很臟。

而要進到這裏來，必須穿病號服或白大褂才行。

激拉-科爾尼利耶夫娜又看了看這個粗野的病人，他那瘦削的臉上只有失去生趣的淡漠表情。

“您在城裏一個熟人也沒有嗎？”

“沒有。”

“您沒到旅館去試試嗎？”

“試過了，”他已經疲於回答了。

“這兒有5家旅館。”

“可他們連聽都不願意聽，”他閉上了眼睛，表示談話到此結束。

“要是早一點就好了！”漢加爾特思索了一會兒說。“我們有些護理員的家可以讓病人過夜，收費也不貴。”

他依然閉着眼睛躺在那裏。

“他說哪怕是一個星期也打算躺在這裏！”值班的護理員氣鼓鼓地訴說。‘躺着當道！說什麼直到給他床位為止！瞧，你這無賴！起來，別胡鬧！這地方是消過毒的！”護理員逼近他。

“可為什麼只有兩張長椅？”漢加爾特感到奇怪。“本來好像還有一張。”

“還有一張被搬到那邊去了，”護理員向玻璃門外指了一下。

對了，對了，有一張長椅，在這道門外邊——被搬到器械室門外的走廊上了，好讓白天來接受門診照射的病人等候時坐。

頹拉-科爾尼利耶夫娜吩咐護理員把那道走廊門打開，對病人則說：

“起來吧，我給您安置個比較合適的地方。”

他看了她一眼，一時不太相信。然後忍着難耐的疼痛和痛楚的抽動從地上爬起來。看得出，每一個動作和軀幹的轉動都使他感到困難。站起來的時候，他沒把行李袋抓在手裏，而現在要彎腰去取他又疼痛難忍。

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輕巧地俯下身去，白凈的手提起他那濕透了的不幹凈的行李袋遞給他。

“謝謝，”他露出一絲苦笑。“我竟到了什麼地步……”

他躺過的地方留下了一道長長的水跡。

“您淋過雨吧？”她注視着他，愈來愈同情。“那邊走廊里暖＿和，您把大衣脫了。您是不是冷得直抖？發燒嗎？”他的額頭整個被那頂拉得很低、聾拉着兩隻毛皮耳朵的黑色破棉帽蓋住了，所以她的手指不是放到他的額上，而是貼向了他的臉腮。

一摸就會知道，他發燒了。

“您通常吃什麼葯呢？”

他似乎以另外一種眼光看她，不再那麼極其冷淡了。

“安乃近。”

“您還有嗎？”

“沒有。”

“要不要給您拿點安眠藥來？”

“如果可以的話。”

“對了！”她猛然想起。“您把住院許可證拿出來看看！”

不知他是冷冷一笑，還是僅僅由於疼痛而牽動了嘴唇。

“沒有那張紙——就得淋雨？”

他解開軍大衣的鈕子，從露出來的軍裝上衣口袋裏掏出了住院許可證，果然，是當天上午門診部開的。她看了以後，發現這個病人應歸她管，屬於放射科的。她拿着許可證轉身去取安眠藥：

“我馬上就會拿來。您先去躺下吧。”

“等一等，等一等！”他彷彿醒了過來。“把那張紙還給我！我們了解這些手段廣

“可您有什麼不放心的呢？”她回過頭來，委屈地問道。“難道您不相信我？”

他躊躇地看了一眼，沒好氣地說：

“憑什麼我要相信您？我跟您也沒用同一隻飯盆喝過湯…．，，

說完就朝躺的地方走去。

她生氣了，自己沒回到他那裏去，而是讓護理員把安眠藥和許可證交給他，許可證的上方寫上了“讓。”字樣，還劃了一道杠，打了驚嘆號。

只是在夜間她才從他身旁走過。他睡著了。長椅微微彎曲的椅背與同樣彎曲的座位相接，形成一道淺槽，對這個人來說，睡在上面很方便，不會摔下來。他已把淋濕的軍大衣脫了，但還是把它蓋在身上：一側衣襟蓋着兩腿，另一側蓋着肩膀。一雙破靴子掛在長椅的一端。靴面無一處完好，用黑的和紅的皮革邊料補了又補。靴底的前面和後跟都打着馬蹄鐵。

第二天早晨，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又跟護士長打了招呼，所以護士長就把他安置在二樓扶梯的平台上。

誠然，從那頭一天以後，科斯托格洛托夫沒有再使她難堪過。他彬彬有禮，以城市人的通常語言跟她談話，總是主動先打招呼，甚至還露出友好的微笑。但是總給人留下一種感覺：他會突然做出什麼奇怪的舉動來。

果然不出所料，前天她叫他來做血型試驗的時候，已經準備好了一支空的注射器，打算從他的靜脈中抽點血，可他把已經捲起的袖子又放了下來，語氣堅決地說：

“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我感到很遺憾，請您想想別的辦法吧，這試驗就不必做了。”

“這是為什麼，科斯托格洛托夫？”

“我的血已經被喝了不少，我不想再給了。誰的血多，就讓誰給吧。”

“可您怎麼不害臊？算什麼男子漢！”她帶着女性所固有的那種嘲笑意味瞥了他一眼，這種表情男人是頂不住的。

“驗完了血有什麼用？”

“在必要的時候，我們可以給您輸血。”

“給我？輸血？得了吧！我要別人的血幹嗎？我不想要別人的血，自己的血一滴也不給。血型您可以記下來，在前線驗過，我記得。”

不管她怎麼勸說，他也不肯讓步，總是找出一些意想不到的理由來加以拒絕。他深信，這一切都是多此一舉。

最後，她簡直氣急了：

“您把我置於一種相當愚蠢和可笑的地位。我最後一次請求您。”

不消說，從她這方面來說，這是失策和屈辱，——何必去求他呢？

而他馬上把胳臂袒露出來，向她伸過去：

“只是為了您——抽3毫升好了，請吧。”

由於她在他面前總是不知所措，有一次還發生過一個令人尷尬的插曲。科斯托格洛托夫說：

“可您不像日耳曼女子。您大概是跟丈夫姓吧？”

“是的，”她脫口而出。

她為什麼這樣回答呢？在那一瞬間，不這樣回答就彷彿受了委屈似的。

他沒再問什麼。

其實，“漢加爾特”是她父親、祖父的姓。他們是俄羅斯化了的日耳曼人。

能怎麼回答呢？說“我還沒出嫁”？說“我從來沒結過婚”？

這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