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年》序

《九三年》是雨果晚年的重要作品，這是他的最後一部小說。他在《笑面人》（一八六九）的序中說過，他還要寫兩部續集：《君主政治》和《九三年久前者始終沒有寫成，後者寫於一八七二年十二月至一八七三年六月，一八七四年出版。這時，雨果已經流亡歸來；他在芒什海峽的澤西島和蓋爾內西島度過了漫長的十九年，始終採取與倒行逆施的拿破崙第三誓不兩立的態度，直到第二帝國崩潰，他才凱旋般返回巴黎。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要面對普法戰爭的悲慘戰禍和巴黎公社社員的浴血鬥爭，眼前的現實給他留下難以忘懷的印象，再一次激發了他的人道主義思想。他回顧歷史，法國大革命的史實給了他啟發，他有心通過大革命時期旺代地區保王黨人的叛亂，闡發自己的思想。這個念頭早在一八六二年底至一八六三年初已經出現，如今寫作時機成熟了。

雨果在致友人的信中說：“天主會給我生命和力量，完成我的敵人稱之為龐大得出奇的巨大計劃嗎？我年邁了一點，不能移動這些大山，而且是多麼高聳的大山啊！《九三年》就是這樣一座大山！”顯而易見，在雨果的心目中，《九三年》分量很重，他輕易不肯動筆，因而醞釀的時間有十多年之久。

雨果在寫作之前閱讀了儘可能多的材料，做了充分的了解歷史背景的工作。關於大革命時期布列塔尼地區的叛亂，他看了皮伊才伯爵的《回憶錄》（一八０三-一八０七），杜什曼-德斯波的《關於朱安黨叛亂起源的通信》（一八二五），從中借用了人物、名字、方言土語、服裝和生活方式的細節，還有各個事件。關於救國委員會的活動，他參閱了加拉、戈伊埃、蘭蓋、賽納爾等人的回憶錄。關於國民公會，他參閱了《日通報》彙編。他研讀了米什萊、路易-布朗、梯也爾、博南的著作；博南的《法國大革命史》保留了一條書籤，上寫：“一七九三年五月三十一日，關鍵局勢。”這一天成為小說的出發點。他還使用過拉馬丁的《吉倫特黨史》，阿梅爾的《羅伯斯比爾史》和他的朋友克拉爾蒂著述的《最後幾個山嶽黨人史實》，另外，賽巴斯蒂安-梅爾西埃的《新巴黎》給他提供了一七九三年的法國生活和堡壘建築的寶貴材料。雨果並沒有讓這一大堆材料所左右，而是駕馭這些材料，創作出一部生動而緊張的歷史小說。應該說，雨果對法國大革命並不陌生，他生於一八０二年，父親是拿破崙手下的一個將軍，而母親持有保王黨觀點。雨果的童年和青少年時期經歷了大革命的變遷。對於這場人類歷史上翻天覆地的社會變革，他有切身的感受。不過這時雨果早已改變了早年的保王派觀點，他從四十年代末開始已成為共和派，他是以資產階級共和派的眼光去看待這場革命的。

雨果不想寫作一部通俗的歷史小說，他不滿足於描寫法國大革命的一般進程，而是想總結出某些歷史經驗。《九三年》這部歷史小說的切入角度是獨具慧眼的。雨果選取了大革命鬥爭最激烈的年代作為小說的背景。一七九三年是大革命處於生死存亡的一年：在巴黎，雅各賓派取代了吉倫特黨，登上了歷史舞台；面對着得到國外反法聯盟支持的保王黨發動的叛亂，以及蠢蠢欲動的各種敵人，雅各賓黨實行革命的專政和恐怖政策，毫不留情地鎮壓敢於反抗的敵對分子；派出共和軍前往旺代等地，平定叛亂，終於使共和國轉危為安，鞏固了大革命的成果。雨果在小說中指出：“九三年是歐洲對法蘭西的戰爭，又是法蘭西對巴黎的戰爭。革命怎樣呢？那是法蘭西戰勝歐洲，巴黎戰勝法蘭西。這就是九三年這個恐怖的時刻之所以偉大的原因，它比本世紀的其餘時刻更偉大。”他又說：“九三年是一個緊張的年頭。風暴在這時期達到了最猛烈最壯觀的程度。”以這一年發生的事件來描寫大革命，確實能充分反映人類歷史中最徹底的一次反封建的資產階級革命。

雨果尊重歷史，如實地展現了革命與反革命鬥爭的殘酷性，描寫出這場鬥爭激烈而壯偉的場面。在小說中，保王黨叛軍平均每天槍殺三十個藍軍，縱火焚燒城市，把所有的居民活活燒死在家裏。他們的領袖提出“殺掉，燒掉，絕不饒恕”。保王主義在一些落後地區，如布列塔尼擁有廣泛的基礎，農民盲目地跟着領主走。他們愚昧無知，例如農婦米歇爾-弗萊夏既不知道自己是法國人，又分不清革命和反革命；她的丈夫為貴族賣命，斷送了性命；乞丐泰爾馬什明知政府懸賞六萬法郎，捉拿叛軍首領朗特納克，卻把他隱藏起來，幫助他逃走。農民的落後是貴族發動叛亂的基礎，小說真實地反映了這種社會狀況。面對貴族殘忍的燒殺，共和軍以牙還牙；絕不寬大敵人。在雅各賓派內部，三巨頭——羅伯斯比爾、丹東、馬拉，雖然政見有分歧，但都一致同意採取強有力的手段。他們選中主張“恐怖必須用恐怖來還擊”的西穆爾丹為特派代表，頒佈用極刑來對待放走敵人的嚴厲法令。因為要保存革命成果，就不得不用暴力來對付暴力。

其次，雨果正確評價了雅各賓黨專政時期實行的一系列政策。他把國民公會喻為釀酒桶，桶里“雖然沸騰着恐怖，也醞釀著進步”。國民公會宣佈了信仰自由，認為貧窮應受尊敬，殘疾應受尊敬，母親和兒童也應受尊敬；盲人和聾啞人成為受國家監護的人；譴責販賣黑奴的罪惡行為；廢除了奴隸制度；頒佈了義務教育制；創立了工藝陳列館和博物院；統一了法典和度量衡；創辦了電報、老年人救濟院、醫院；創建了氣象局、研究院。這一切措施都放射出燦爛的思想光芒，造福於人民。大革命所進行的乃是啟蒙思想家的理想，是以先進的資產階級文明代替愚昧落後的封建體制。至今，上述各項措施繼續起着良好作用，並普及到世界各國。

對法國大革命和九三年的階級生死搏鬥的正確描寫，是這部小說的基本價值所在。雨果捍衛法國大革命，包括雅各賓派一系列正確政策的立場，鮮明地表現了他的民主主義思想，體現出真知灼見。《九三年》以雄渾的筆觸真實地再現了十八世紀末的法國歷史面貌，是描繪法國大革命的一部史詩。

不過，對於雅各賓派的所作所為，雨果並沒有完全加以肯定。雅各賓派為什麼會失敗？人們有各種各樣的看法，雨果也進行了哲理的沉思。在他看來，儘管一方面是刀光劍影，以暴力對付暴力，但另一方面，應有仁慈，要以人道對人道或非人道。他認為，雅各賓派濫殺無辜，沒有實行人道主義政策，以致垮台。這一沉思表現在小說結尾。人們歷來對這個結尾爭論不休，難以得出結論，小說的魅力卻很大程度來自於此。從藝術上看，《九三年》的結尾是出人意外的，同時寫得扣人心弦。

叛軍首領、布列塔尼親王朗特納克被圍困在圖爾格城堡，他要求以被他劫走、作為人質的三個小孩來交換，請藍軍司令官戈萬放了他，戈萬斷然拒絕。可是朗特納克得到別人幫助，從地道逃了出來。突然他聽到三個孩子的母親痛苦的喊聲：三個孩子快要被大火吞沒了。朗特納克毅然折回來，冒着危險，救出三個小孩，他自己則落到共和軍手裏。戈萬震驚於朗特納克捨己救人的人道主義精神，思想激烈鬥爭，認為應以人道對待人道，便放走了郎特納克。特派代表西穆爾丹是戈萬小時的老師，他不顧廣大共和軍戰士的哀求，堅決執行“任何軍事領袖如果放走一名捕獲的叛軍便要處以死刑”的法令，鐵面無情地主張送戈萬上斷頭台。就在戈萬人頭落地的一剎那，他也開槍自殺。

西穆爾丹、戈萬和朗特納克是小說中的三個主要人物，他們之間的糾葛從政治觀點的敵對，轉化而為是否實施人道主義的衝突。雨果認為：“慈悲心是人類共同生活的殘餘，一切人心裏都有，連心腸最硬的人也有。”朗特納克的情況就是這樣，“那個母親的喊聲喚醒他內心的過時的慈悲心，”“他已經走入黑暗之中，再退回到光明裡來。在造成罪行之後，他又自動破壞了那罪行。”對此，戈萬在沉思時發現，“一個英雄從這個惡魔身上跳了出來”，朗特納克不再是殺人者，而是救人者；不再是惡魔，這個拿着屠刀的人變成了“光明的天使”；他贖回了種種野蠻行為，救了自己的靈魂，變成無罪的人。

小說這種戲劇性的變化像異峰突起，使矛盾達到白熱化。如何處置與評價朗特納克和戈萬的行為，構成了人物之間的衝突，也引起讀者不同的看法。毫無疑義，與其說是戈萬在沉思，不如說這是雨果的想法。倘若朗特納克是個一般的保王黨人或一般的叛軍指揮官，他捨身去救三個處在大火包圍中的小孩，那麼這還是可以想像的。令人費解的是，朗特納克是個異常冷酷的人，他出現時曾經毫不憐憫地槍殺藍軍中隨軍的女人，正是他劫走了三個尚不懂事的孩子，作為向共和軍要挾的人質，也正是他要放火燒死他們，準備同歸於盡。試問，這樣鐵石心腸的人，內心怎麼還能容納得下人道主義思想？他怎麼會在一時之間改變本性，產生人道主義？雨果並沒有描繪在這一瞬間，他內心的思想活動，因而讀者也無從理解這一行動的可信性。不能不說，雨果沒有拿出充分的依據去證明這個惡貫滿盈的人（或者說惡魔）是怎麼會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所以，朗特納克返回去救三個孩子的行動，只是對作者的“慈悲心連心腸最硬的人也有”這一觀點十分概念化的圖解。

至於戈萬，他的行動倒是描寫得有根有據偽。雨果早有交代，說他在打仗時很堅強，可是過後很軟弱；他待人慈悲為懷，寬恕敵人，保護修女，營救貴族的妻女，釋放俘虜，給教士自由。他的寬大不是無原則的，他曾對西穆爾丹說，他赦免了戰敗后被俘獲的三百個農民，因為這些農民是無知的，但他不會赦免朗特納克，因為朗特納克罪大惡極，即使是他的叔祖也罷。法蘭西才是他的兄長，而朗特納克是祖國的叛徒。他和朗特納克誓不兩立，只能你死我活。然而，他又有一些想法，與他的司令官身份很不相稱。例如，他認為路易十六是一隻被投到獅子堆里的羊，他想逃命和防衛是很自然的，雖然他一有可能便會咬人。最主要的是，他認為“恐怖政治會報害革命的名譽”，推翻帝制不是要用斷頭台來代替它，“打掉王冠，但是要保護人頭。革命是和諧，不是恐怖……‘恕’字在我看來是人類語言中最美的一個字……在打仗的時候，我們必須做我們的敵人的敵人，勝利以後，我們就要做他們的兄弟。”這些話為他後來的行動按下了伏筆，雖然是雨果的觀點，但與人物的思想是融合在一起的。

戈萬的行動同雨果對雅各賓派的看法有關，雨果對雅各賓黨的恐怖政治是頗有微詞的。在他的筆下，雅各賓黨三巨頭狂熱多於理智，只知鎮壓，不懂仁政，語言充滿火藥味，渾身散發出平民的粗俗氣息。他們所執行的恐怖政治在一定條件下起了作用，但同時也包含着弊病。戈萬認為對舊世界是要開刀的，然而外科醫生需要冷靜，而不是激烈，“恐怖政治會損害革命的名譽”。共和國不需要一個“怕人的外表”。從這種觀點出發，戈萬放走朗特納克是順理成章的。應該說，雨果在小說里發表的見解既非全對，亦非全錯。對於保王黨人的武裝叛亂和殘忍屠殺平民的行為，革命政權只有以眼還眼，這樣才能保存自身。但也無可諱言，雅各賓黨矯枉過正，存在濫殺現象，這就是為什麼雅各賓黨的專政維持不了多久，連羅伯斯比爾也上了斷頭台的原因。據馬迪厄的《法國革命史》考證，一七九四年，當局嫌斷頭機行刑太慢，便輔之以炮轟、集體槍斃、沉船，一次就處死幾百人。因此，雨果提出勝利后應實施寬大政策，是針對革命政權的極端政策而發的，具有合理、正確的因素。但戈萬之所以放走朗特納克，是基於這樣的考慮：敵人也能實行人道主義，共和軍就不能實行人道主義嗎？這裏，雨果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他的觀點集中表現為這句話：“在絕對正確的革命之上，還有一個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雨果將革命和人道主義割裂開來是錯誤的。革命與人道主義可以統一，而且應該統一起來。就拿資產階級革命來說，這是對罪惡的、不人道的封建制度的清算，而代之以更人道的社會制度；自由、平等、博愛，就是以人道主義為基礎的，比起封建主義的人身依附關係。貴族特權、森嚴的等級制度要前進一大步。然而，在有敵對階級存在的社會中，尤其在尚未取得最終勝利的緊急關頭，不可能也不應該實行寬大無邊的、絕對的人道主義，否則就是對人民實行不人道。以朗特納克來說，就算他果真救出三個孩子，自己束手就擒，對於革命的一方來說，完全可以根據他的情況作出合理的符合人民利益的判決，而不一定非要處以極刑。當然，共和軍不會這樣處理。但是，放走了他，後果會怎樣呢？他必然與革命政府為敵，再次糾集叛軍，攻打共和軍，屠殺無辜的百姓，犯下非人道的罪行。從效果來說，戈萬放走朗特納克的行動，對人民來說，是不符合人道原則的。以上分析說明，無論雅各賓黨，還是雨果本人，都未能處理好革命與人道的關係問題。

西穆爾丹是作為戈萬的對立面而出現的，雖然他也是一個革命者。小說中，他是革命政府的化身。儘管早先他是教士，但他愛憎分明，他能用嘴去吸一個病人喉部的膿瘡，可他決“不會給國王干這件事”。他認識到革命的敵人是舊社會，“革命對這個敵人是毫不仁慈的”。然而他是一個“冷酷無情的人”，沒有人看見他流過眼淚，他自認為不會犯錯誤，別人無可指摘。他既正直又可怕。他雖然崇高，“可是這種崇高和人是隔絕的，是在懸崖峭壁上的崇高，是灰色的、不親近人的崇高；他的崇高的周圍被懸崖峭壁包圍着。”他忠於雅各賓黨的信條和各項恐怖政策，他向委任於他的國民公會保證：“假如那委託給我的共和黨領袖走錯了一步，我也要判處他死刑。”他屢次警告戈萬：“在我們所處的時代，仁慈可能成為賣國的一種形式。”他的誓言和警告都成了事實。在判處戈萬死刑之後，他再一次同戈萬交鋒。戈萬縱橫捭闔，暢談他的理想，西穆爾丹無言以對，敗退下來。他承認戈萬的話有道理，但是他不可能改變自己的觀點，內心處於不可克服的矛盾之中。“他有着像箭一樣的盲目的準確性，只對準目標一直飛去。在革命中沒有什麼比直線更可怕的了。西穆爾丹一往直前，這就註定了他的不幸。”他親手處死了自己“精神上的兒子”和學生、他的戰友，最後在痛苦與惶惑中開槍自盡。通過他的悲劇，雨果批判了只講暴力，不講人道，只知盲目執行，不會靈活處置的革命者。西穆爾丹是有代表意義的、相當真實的一個形象。

作為浪漫派的領袖，雨果的浪漫手法在《九三年》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現。雨果的一個重要的浪漫手法是將無生命或非人的事物，描繪得如同有生命的物體一樣神奇、動人心魄、令人驚嘆。小說開篇對戰艦上大炮的描寫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在這艘名為巨劍號的軍艦上，一尊二十四斤重彈的大炮從炮座上滑脫了，它變成了一頭怪物，它在艦上滾來滾去，旋轉，衝撞，擊破，殺害，殲滅，又像握城錘在任性地撞擊城牆：“這是物質獲得了自由，也可以說這是永恆的奴隸找到了復仇的機會；一切彷彿是隱藏在我們所謂無生命的物體裏的那種惡性突然爆發了出來；它那樣子像是發了脾氣，正在進行一種古怪的神秘的報復；再也沒有比這種無生物的憤怒更無情的了。這個瘋狂的龐然大物有豹子的敏捷，大象的重量，老鼠的靈巧，斧子的堅硬，波浪的突然，閃電的迅速，墳墓的痴聾。它重一萬磅，卻像小孩的皮球似的彈跳起來。……暴風可以停止，颱風會吹過去，斷掉的桅可以換一根，一個漏洞可以堵上，火災可以撲滅；可是對這隻龐大的青銅獸怎麼辦呢？”這門大炮完全解除了軍艦的戰鬥力。雨果豐富的想像力將這個場面描繪得令人嘆為觀止。就是在這樣一個悲壯的場面中，朗特納克出現了，顯出他的嚴厲、冷峻和剛毅。這個陰慘慘的、色彩神秘的開場給小說定下了悲劇的調子。雨果就以這樣的筆法，營造出殘酷的、命運捉摸不定的氣氛，具有濃郁的浪漫色彩。雨果認為這種浪漫手法同樣能達到真實，他在小說中說：‘流史有真實性，傳奇也有真實性。傳奇的真實和歷史的真實在性質上是不同的。傳奇的真實是在虛構中去反映現實。”浪漫手法與寫實手法是殊途同歸。

眾所周知，雨果是運用對照手法的大師。他在《克倫威爾-序》中曾經指出：“丑在美的旁邊，畸形靠近着優美，五怪藏在崇高背後，美與惡共存，光明與黑暗相伴。”這條準則始終指導着雨果的創作。《九三年》同樣運用對照手法，不過，這部小說不像《巴黎聖母院》那樣運用人物形體的對照或形體與、心靈的對照。小說三個主要人物的對照表現在思想上：朗特納克性格殘酷無情，頑固不化，具有不達目的不罷休的堅定，也具有成為領袖的威嚴和果敢。他心中並無一絲人道感情，只是在最後才人性復現。西穆爾丹同樣堅定不移，朗特納克堅信保王主義，他則堅信共和主義，特別是堅信恐怖政治。他反對實施仁慈，不相信人道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原則。應該說，他比朗特納克的心腸更硬，對維護自己的信念更加一絲不苟。這兩個人物都受到雨果的批判。戈萬既有實行革命的堅定性，又有面對複雜現實的靈活性。他是雨果心目中人道主義的化身：他為了人道主義而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這三個人物思想上的對照與矛盾，有力地推動了情節的發展。

雨果的小說技巧在《九三年》中達到了更成熟的地步。小說情節的進展異常緊湊，看不到多少閑筆和題外話，不像《巴黎聖母院》和《悲慘世界》那樣，常常出現大段的議論或枝蔓的情節。作者的議論融合到人物的思想中，成為塑造人物不可或缺的部分，這是更高明的手法。從結構上說，小說環環相扣，一步步推向高潮。高潮以三個小孩的遭遇為核心，以三個主要人物的思想交鋒為衝突，寫得緊張而動人心弦。這部小說雖然篇幅不大，卻堪與卷帙浩繁的歷史小說相媲美，成為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鄭克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