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飛機漸漸接近了夫勒斯諾燈光閃爍的地區。

“你能繼續去洛杉磯嗎？”梅森問飛行員。

“當然。不過我得加點燃料，僅此而已。”

梅森說：“先在夫勒斯諾降落，就像你正常停下來加油一樣，我在那兒下去，你帶着斯特里特小姐飛到洛杉磯。”

“那你怎麼辦？”

“我在這兒停下來。”

“對我來說沒問題。”

“抵達洛杉磯之後，”梅森說，“你不要和新聞記者談起此事。如果你能設法降落後不被採訪，我就太感激你了。斯特里特小姐在降落前用支票跟你結帳，可以嗎？”

“可以。”

梅森對德拉·斯特里特說：“我會和你保持聯繫，德拉，先睡一會兒吧。”

“保羅怎麼辦？”

“我在這兒跟他聯繫。”

她把手伸向梅森，梅森輕輕地握着她的手，說：“好姑娘。”

“你什麼時候回來？”

“大概明天早晨吧，這裏有些工作要干。”

“多嗎？”

“我不知道。”

“系好安全帶，”飛行員說，“我們要降落了。”

飛機一個急轉彎降落在機場。飛行員剛一媳滅發動機梅森就跳下來，匆忙進了候機廳，走進一個電話亭，他用右手擋在頭上，這樣別人從外面就看不見他的臉了。

梅森接通了德雷克的辦公室，幾分鐘之後保羅·德雷克的聲音從電話中傳來。

“你在夫勒斯諾幹什麼？”德雷克問。

“四處看看。”

“他們抓到你了嗎？”

“誰？”

“夫勒斯諾警察局。”

“沒有。”

“他們正在找你。”

“什麼罪名？”梅森問。

“警察認為你偷換了證據。”

“根據是什麼？”

“代文浦留下的那封信。”

“那封信怎麼了？”

“他們認為你拿走了原來裝在信里的原件，換了6張白紙。”

“這對我來說有什麼後果？”

“據那裏的地方檢查官說，這可能使你被認為是事實后幫凶。”

“接着講，”梅森對保羅說，“還有什麼？代文浦夫人怎麼樣？”

“顯然她在夫勒斯諾。”

“我想他們已經找到屍體了吧。”

“是的。”

“身份鑒定有問題嗎？”

“毫無疑問。屍體埋在一個很淺的墳里。噢，告訴你一件有趣的事，佩里，墳坑是兩三天之前挖的，是事先準備好的。”

“你確定嗎？”

“確定。”

“他們是怎麼知道的？”

“有幾個孩子曾經見到過那個坑，在裏面玩過遊戲，把它當做掩體，所以他們才很容易地發現了屍體。那些孩子看到他們的掩體被填平了，就去告訴他們的父母。有一個孩子的父親覺得事有蹊蹺，就去那裏看個究竟。那兒的土很松，很容易挖，他挖了兩三英尺時，碰到了一個軟軟的東西，扒開浮土一看，竟是一隻人的大腿。他馬上帶來警察，挖出了屍體。”

“人死了多長時間了？”

“昨天死的。顯然雷諾特醫生說對了，現在警察正忙不迭地向他道歉呢。”

“有人看見‘屍體’爬出窗戶？”

“警察認為有一個男人把屍體裝進汽車，然後跳窗逃跑了。”

“穿着睡衣？”

“他們是這麼認為的——作為遮掩，萬一有人看見他。”

“還有什麼？”

“你說的用假名住旅館的話是對的，在這方面我們跑在警察的前頭。弗蘭科·史坦頓在夫勒斯諾的威爾斯伯格汽車旅館登記，顯然那就是代文浦。人們對他的描述與代文浦個人相吻合，他甚至給了他本人的汽車牌號。不過他沒喝酒。他接待了一個來找他的人，那天晚上他們談得很晚，隔壁有一對夫婦向老闆抱怨過。”

“男的還是女的？”

“誰？”

“和他會面的人？”

“是個男人。我們對此知之不多，我們只是隨意地和威爾斯伯格夫人聊了聊，沒敢談太多以免引起她的警覺，擔心如果問太多問題她會去警察局報告，你當然不希望那樣。”

“的確不希望。”梅森說。

“好吧，”德雷克說，“剩下的都是你的事兒了。現在還有一件事，佩里，你的朋友莎拉·安賽爾一直在辦公室里轉來轉去，總機接線員格蒂告訴她可以給你留口信，跟她說我可能會跟你聯繫。”

“她想幹什麼？”梅森問。

“她現在非常後悔，她現在換了個腦子。她說她當時對米日娜·代文浦失去了信心所以一時衝動。她當時很累，所以疑神疑鬼。現在她說真想把自己的舌頭割下來。”

“她在換腦子之前把她知道的全部都告訴警察了嗎？”梅森問。

“噢，當然。她什麼都說出去了，警察對她態度有些強硬逼着她發瘋。所以，她前思後想了一遍，終於覺得她用不確鑿的證據控告了米日娜·代文浦。現在她淚流滿面，後悔不迭。她想讓你知道你可以信任她，她想通過你給米日娜帶個話。”

“真是好心人哪！”梅森說。

“可不是！她把知道的什麼事都抖落出去了，然後又跑回來請求寬恕——或者是想再來探聽點消息，好去吹噓。”

“你覺得是警察派她來的？”梅森問。

“可能吧，”德雷克說，“但如果她是在演戲的話，那戲演得可真不錯，她灑的可都是實實在在的眼淚。她讓你一跟我聯繫上就給她打電話，她留了一個電話號碼。你要嗎？”

“天哪，不要，”梅森說，“我要是從這兒給她打個長途電話，她5分鐘之內就能報告警察說我在夫勒斯諾，到那時這裏的每一個警察都會來抓我了。”

“我也是這麼想的，那你現在打算怎麼辦？”

“去威爾斯伯格旅館，訂一間房，設法從威爾斯伯格夫人那裏打探點兒消息。”

“用假名登記？”

“不，”梅森說，“那不就意味着潛逃了嗎。我用真名登記，在警察找到我之前我大約有20到30分鐘的時間。那座墳挖好多長時間了，保羅？”

“至少3天了。代文浦死之前孩子們在裏面玩了3天。”

“這可不大妙了，”梅森說，“地方檢查官會以此作為預謀殺人的證據。”

“他在一次新聞發佈會上已經那麼說過了，他把它稱之為他所遇到的最卑鄙、殘忍的預謀殺人案。”

“好了，”梅森說，“我會去找你的。”

梅森確認沒人注意他后離開了電話亭，然後留出去叫了輛出租車，直奔威爾斯伯格旅館。

坐在登記桌後面的女人大約50歲左右，神態很像是主婦，她的嘴唇看上去很友好，但眼睛卻顯得很銳利，像能把人心看透似的。

“您好，”梅森說，“我沒帶行李，沒計劃要留下來，我只帶了錢。”

“我們要的就是錢，”威爾斯伯格夫人說，“還有兩間房，你可以隨便挑，5美元一間。”

梅森遞給她5美元同時給了她一張名片。“我是律師，”他說，“我想了解一下發生在這裏的一個案子的情況。”

“是嗎。”

“我想了解一下弗蘭科·史坦頓，”梅森說，“幾天前他在您這兒住過。”

“是啊，噢，你是第二個問起他的人。”

梅森溫和地笑着說：“史坦頓先生朋友挺多的。”

“出了什麼事？他做了些什麼？他……”

“就我所知沒什麼事，”梅森說，“只是想給他一些文件。”

“噢！”她尖聲說，接着，她很懷疑地問：“離婚？”

梅森搖搖頭，“我不便講太多細節，不過是關於一處礦產買賣權的問題。買賣權再過幾天就到期了，如果買方要求償清買賣權的話，嗯，你知道，如果不能找到史坦頓那將是非常尷尬的。”

“啊，是的，我明白。噢，他只在這兒呆了一個晚上，他留下了在洛杉磯的地址。”

“我有他的地址，”梅森說，“可是他不在家……嗯，還有幾天的時間，但如果他想把自己藏起來的話那就太令人尷尬了。你記得關於他的什麼事嗎？”

“不很多，”她說，“他在做礦產生意，這個我知道。他拿了兩隻箱子，非常重的箱子，他好像說裏面有什麼礦樣。”

“礦樣？”

“我猜是的。他還帶着一隻他新買的手提包。”

“新買的？”梅森問。

“對，包是裹着的，除了提手之外都用紙裹着。還有，從他拎包的樣子能看出它是空的，但箱子顯然是滿的。”

“兩隻箱子？”

“是的。”

“嗯，是不是有人和他在一起，還是他一個人？”

“不，他是一個人，這是我惟一確切記得的事。來了一些客人找他，大約11點半的時候他隔壁房間裏的男客打來一個電話，說他不想抱怨，可是史坦頓先生的房間裏一直有人說話，使他無法入睡。他問我是否可以給他們打個電話請他們保持安靜。”

“談話聲很大嗎？是吵架嗎？”梅森問。

“顯然不是，恰恰相反。他們談話聲一直很低，但他們一直在說，已經很晚了。你知道，當你想睡覺的時候如果有細微的單調的噪音，比方說水龍頭滴水的聲音，或是什麼別的類似的聲音，這聲音會顯得很大，能把你煩死。”

“我完全理解，”梅森說，“你不知道史坦頓先生早晨什麼時候離開的？”

“不知道。我大約一兩點鐘或者是3點鐘才睡，通常我睡得很晚。服務員照看房間。”

“您這裏真不錯。”

“謝謝。”

“您有多少個房間呀？”

“52間。”

“地方可真不少，”梅森說，“照看這麼多房間一定很不容易。”

“是不容易呀。”

“我猜你們肯定也有自己的麻煩事兒吧？”

“的確是有哇。”

“您往他的房間打電話告訴他不要打擾別人時他說了些什麼？”

“他說他在商量事情，馬上就要結束了。我想這是實話，我從門裏往外看，看見有輛車停在他房間的外頭，幾分鐘后那車就開走了。”

“你知道是什麼樣的車嗎？”

“不知道，只是一輛普通大小的車，常見的一個牌子，我不知道是哪一個。我不大擅長判斷車型，我丈夫只要看一眼車就能說出它的年頭、牌子和型號，只要看一眼就行。我對此可不在行。”

“史坦頓沒有打長途電話吧？”梅森問。

“這我可說不準。你明白，我們並不能很準確地把這類花費計在房費里。人們想打電話的時候我們希望他們到大廳里的收費電話亭去打，那兒有兩個收費電話亭。我們當然能夠接通長途電話讓客人在房間裏談，如果我們知道房客是誰可能會這麼做，不過如果是陌生人我們不鼓勵這樣。”

“史坦頓先生沒要求長途電話服務？”

“我在的時候沒有。我相信他沒有要求，因為帳單上沒有任何長話記錄。”

“但是他有可能到大廳去打電話吧？”

“噢，是的。”

“那會被注意到嗎？”

“不會，根本不會。”

梅森說：“噢，我自己也要打個電話。”

他高興地微笑着，走進了電話亭，投進一枚硬幣，要求接執法官辦公室。電話接通后他堅持要跟負責人談，當他聽到助理執法官聲音時說：“我是佩里·梅森，一個律師。我到這裏來跟我的當事人愛德·代文浦夫人見面。你們拘捕了她，我想和她談談。”

“你……你……你是佩里·梅森？”

“是的。”

對方的聲音突然變得溫文爾雅：“您現在在哪裏，梅森先生？”

梅森說：“我在威爾斯伯格旅館，我想乘出租車去您的辦公室，和我的當事人談談。”

“嗯，現在，梅森先生，您根本不需要這麼麻煩，”對方說，“我們希望在此表示我們的友好，我們將派車去接您。您就呆在您現在的位置，5分鐘之內就會有車去接您。”

“5分鐘之內？”

“嗯，可能更快些，”對方說，“請稍候，我看看我能做點什麼，請先別掛斷。”

大約30秒鐘的靜寂之後對方又說：“我們有一輛車在等您，梅森先生，我們一直在找您。”

“真的？”梅森說。

“是的，你去了代文浦先生在天堂的房子吧？”

“沒有。”

“沒有？”對方不相信地問。

“沒有，”梅森說，“我去了代文浦夫人的房子，如果你想知道那封信的內容你最好去審問代文浦先生的秘書美寶·諾格。還有，如果您感興趣的話，代文浦先生死前的晚上曾經住在這裏，住在威爾斯伯格旅館，他登記的名字是弗蘭科·史坦頓。”

“你肯定嗎？”執法官問。

“當然，還有汽車牌號。”

“你為什麼給我們提供這個消息？”法官問。

“我的天！”梅森驚訝地叫道，“難道有什麼理由我不告訴你們嗎？”

“不，我想沒有。我們覺得你可能不願意讓我們知道你的消息。”

“你們為什麼會那麼想？車道上來了一輛閃紅燈的車，我想這是來接我的吧？您派車可真夠快的。”

“我們希望高效率，梅森先生，”助理執法官說，“剛好有一輛廣播車在您附近，更巧的是，他們正在詢問各家旅館，查找代文浦先生在哪兒住過。”

“噢，很高興我替你們節省了許多麻煩，”梅森說，這時，兩名虎背熊腰的助理法官走進大廳，他掛斷了電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