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打根拾遺(十二篇)
關於《山打根八號娼館》
去年五月我的《山打根八號娼館——底層女性史序章》出版后，聽說讀者中有許多高中生，而且是女高中生。起初，我對於何以會出現這種情況感到很不可思議。因為我覺得這本書中所寫的是從明治到大正年間為向外國人出賣肉體而流落在亞洲各國被稱作“南洋姐”的海外賣春婦們的生活，是我女性史研究的一部分，與今日高中生們所關心的事情相距甚遠。
可是，當我讀了通過出版這本書的築摩書房轉來的讀者來信和在讀書徵文競賽中獲獎的靜岡縣高三學生-田直子的文章后，我的看法完全改變了。
的確，南洋姐的存在遠遠超出了高中生的知識範圍，她們的信中幾乎無一例外地寫着：“萬萬沒有想到人世間還有如此悲慘的生活。”然而，她們由此所受到的衝擊與初次獲知未知事物即所謂發現秘境式的震驚是截然不同的。發現秘境的時候，自己和對象之間涇渭分明，而且兩者之間的距離越大，獲得發現時的喜悅也就越強烈。可是，得知了南洋姐的生活之後，女高中生們的反應卻是完全相反。
她們讀着讀着不知不覺地將自己和南洋姐之間的距離縮短了，漸漸地在南洋姐——主人公阿崎婆身上看到了自身的投影-田在文章中寫道：“那種悲慘的生活使我震驚，一種如同身受的屈辱感遍及全身，我不得不一次次地放下書閉上眼睛。”是什麼原因使-田這樣的女高中生們得以超越時代和環境的差異，如此真切地感受到南洋姐的痛苦呢？
我想，原因之一是由於我沒有把南洋姐的生活僅僅當作一個以往的女性哀史來寫，而是以一個與曾經當過南洋姐的人一同生活的人的筆記形式寫出來的緣故。所以，現在的高中生們也能把南洋姐視為自己身邊的人。不過，我認為最重要的原因還是在於這些女高中生們正是十幾歲的女孩子這一點上-
田文章的一開頭就寫着：“這是阿崎婆十二歲初次接客的前一天拍下的照片。”給我來信的女高中生們也都對南洋姐的年齡表現出強烈的關心。也就是說，由於女高中生們跟南洋姐不僅同性而且同齡，所以，她們對南洋姐的遭遇懷有如同身受的感情。
因此，她們在為原南洋姐阿崎婆的優秀人格所深深打動的同時，也由於感動之深而對使阿崎婆終身陷於痛苦的貧困生活和造成這種貧困生活的日本國政府表示出強烈的憤怒。
至今為止，我收到了許多《山打根八號娼館》讀者的來信。作為作者，我為此而感到十分榮幸，我懷着深深的謝意幾乎給所有來信的人回了信。但是，讀着這些來信，我總是不由得感到某種遺憾，也就是說，大多數來信只是對底層女性的人性美髮出熱情的讚揚，卻絲毫也沒有涉及到造成這種悲慘生活並使之加劇的日本國家體制的矛盾。
在這個問題上，可以說，由於-田這些女高中生們能夠將南洋姐的事和自己聯繫起來考慮，所以在她們的讀後感中反而可以直接看到作為作者的我在書中所要表達的全部意圖。
（原載《思考讀書》一九七三年四月刊）
山打根的“阿崎婆”
去年五月《山打根八號娼館》出版后，我通過出版社收到了大量的讀者來信。其中既有十四歲的少女也有年近九旬的老人，反應是多種多樣的。生長在賣春防止法實施之後的以高中生為主的年輕人，出於青年人特有的正義感，在信中大多表現出對以性為交易的賣春業的強烈憎恨和憤怒之情。尤其是女高中生們，作為與那些海外妓女賣身時年齡相仿的同性，對她們的遭遇更有如同身受之感，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年輕讀者中引起這樣的反響，並非出乎我的預料。但有一個反響——老年讀者對作品的反應，卻是我始料不及的。
老人們知道公娼制度是怎麼回事，也有不少人知道“南洋姐”一詞的確切含義。所以，老人們的信中雖然看不到高中生們對海外妓女所表現出的那般驚詫，卻處處流露着對海外妓女們的真摯同情。然而，使我感到意外的並不是老人們對她們所寄予的同情之深切，而是老人們對這本書所表現出的最大關注，決不在於她們的過去，而清楚地集中在曾是海外妓女的阿崎婆現在的生活上。
阿崎婆今年七十六、七歲。雖有一個兒子，但她為了不成為在城市過着貧窮生活的兒子一家的負擔，獨自生活在九州的天草島上。兒子雖說月月寄來生活費，但由於只有四千日元，每天只能以摻些大米做成的麥飯為主食，而用鹽和醬煮的土豆則是她唯一的副食。然而，儘管生活在貧困中，她還是收養了九隻因主人搬遷而被丟棄的貓。不，從她口中分得食物的不僅僅是貓。對於為研究海外妓女在天草島與她偶然相識的我，她甚至連理由都不問就留我住下，一連三周都從她自己的碗中分出一份飯來給我。
老年讀者們對這位阿崎婆身上所體現的人性——無論是人還是貓，只要對方需要就儘力去幫助，對他人的自由始終保持尊重——產生了強烈的共鳴和尊敬。他們在阿崎婆這位活着的女性身上發現了“老人的理想形象”，把它當作生活中的精神食糧。新瀉縣的一位讀者來信說：“也許這樣說未免有些誇張，《山打根八號娼館》是我每晚必讀的書。我是個六十六歲的老太婆，時常感到世事不如人意。阿崎婆的人格魅力使我深受感動，心裏舒暢了許多。我衷心地感謝您。”還有一位老文學家在信中表示要把日本女性中阿崎婆的存在介紹給寫過出色的老年研究著作《老年》的鮑博華爾。在東京都的一家養老院裏，《山打根八號娼館》一躍成了老人讀書榜的第一位。
而我本人也正是由於被她的人格所感動，才突破了以往的研究慣例，以紀實文學的形式記述了我和阿崎婆之間的交往。可是，我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老年人對阿崎婆的生活方式會表現出如此強烈的共鳴。
不過，細想起來，在家族制崩潰、社會向高度產業化轉變的當今日本社會中，最孤獨的難道不是老年人——尤其是老年婦女們嗎？她們是在從父、從夫、從子的生活中走過來的一代人。“三從”的生活雖然伴隨着必須克制自我、犧牲自己的痛苦，但也有隻要順從着就不會出現精神和經濟上睏乏的一面。然而，今天的老年婦女們卻是在毫無精神和物質準備的情況下，從她們安居的場所被拋向了社會。在當今社會中，最直接地面臨著“人究竟該怎樣生活”的難題的，恰恰是處於老年期的婦女們。日本的老年婦女自殺率居世界第一的事實，難道不正說明在這道難題面前還有為數不少的老年婦女尚未找到答案嗎？
或許可以說，阿崎婆給這些困惑中的老年婦女的靈魂帶來了一線光明。當我得知有那麼多各個階層的老年婦女為年僅十歲就被當作海外妓女賣到國外、作為低賤的賣春婦度過貧困生涯的底層婦女阿崎婆的人格而傾心時，我不由得被深深地感動了。我做的工作雖然很小，但我為自己有幸代替不識字的阿崎婆拿起筆，將她的人格傳給千千萬萬的人們而感到無限的幸福。
（原載《讀賣新聞》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生活在底層的婦女
最近我出版了以“底層女性史序章”為副標題的《山打根八號娼館》一書。這是一本以考察明治至大正年間到西伯利亞、中國大陸和東南亞一帶向外國人出賣肉體的“南洋姐”的實情為內容的書，可以說是在我四年前去九州天草島訪問的那位名叫阿崎婆的老人的口述基礎上整理而成的。書出版后，我立即到天草去看望阿崎婆，給不識字的她看了剛出版的書，向她表示感謝。
可是，由於四年前在烈日炎炎的天草島為沒有任何線索的我帶路的佐野光雄和南方南洋姐的頭領、山打根八號娼館老闆娘的養女阿作已經離開了人世，我只好把拙著供在他們的靈前。特別是對於阿作，由於我的書的出版，最近在北婆羅洲的山打根沉睡了半個世紀的木下邦的墓和寫着“木下邦建之”的南洋姐合葬墓被重新發現，然而這消息卻無法告知於她，我為此而感到難過。
這項研究耗時四年。假如我開始得再晚一點的話，就不可能得到在研究中必不可少的這些人的幫助，因此也無法寫出《山打根八號娼館》這本書來——然而，我們不得不說在日本像南洋姐這樣的即將消失、卻尚未被研究到的下層人們的生活還有許許多多。
例如，有關紡織和繅絲女工的記錄雖然多少有一些，但對於農婦和煤礦婦來說，除了少得可憐的幾則口述筆記外，尚無作為歷史整理的材料。還有，那些住在別人家裏替主人做家務和幫工的被稱作女傭的人們還從未得到過歷史考察的關注。
據一項調查說，大正十年全國的女佣人數與女工人數大致相當。她們的勞動沒有勞動時間和自由時間的區別，工作內容和工資往往也不明確，如果因某種緣故被雇的話，甚至連辭職的自由也沒有。而且，由於她們是在與社會隔絕的家庭里做工，所以既不可能像工廠的工人那樣組織起來要求提高待遇，又由於遠離親人朋友獨自一人住在別人家裏，而在精神上也十分孤獨。
據曾在長野縣一個城郊的農家當過女傭的A講，她二十四歲時當了女傭，不久就被迫與主人家的長工B結了婚。倆人的工資，直到六年前的昭和四十一年僅有五百日元，合在一起也只是千元。更令人難以忍受的是，A懷孕五個月時，主人以妨礙於農活為由硬要她去醫院做人工流產。幸虧由於醫生拒絕做手術，她才有了一個孩子。可是第二天，她丈夫B就被主人送到醫院做了絕育手術。
這決不是發生在幾十年前的事。A出生在三十年代初，和我幾乎是同齡。
還有，直到不久前，女傭除了做家務和幹家裏的活計外，還常常成為主人和家庭中其他男性成員的性對象。集中了女傭身上的這一面分離出去的就是接客的餐飲業。干這種活兒的人中，既有貪圖享樂者，也有像不久前大皈千日前歌廳的那場大火所暴露出來的那種由於生活所迫的一些中高年女性。
此外，底層女性中有許多人與亞洲各國有着血肉聯繫，如：作為日本侵略中國政策重要支柱的“滿洲開拓”者的妻子的“大陸新娘”，還有作為“日鮮一體”政策重要環節的“日鮮結婚”——即同那些被強行帶到日本的朝鮮勞工結婚的城市下層婦女，她們的情況大多如此。這些人不僅在受到日本政府鼓勵的二戰期間沒有過上好日子，就是在戰敗二十七年後的今天，仍有許多日鮮結婚的女性，帶着日鮮混血兒在人們的蔑視中流落在日韓兩國的街頭。
這些形形色色的底層婦女大多不具備表述自己生活和苦惱的能力。我認為，雖然她們無疑也有表現自己生活的願望，但在她們尚未具備這種能力的時候，研究者有義務以她們口述的形式將底層女性的生活記錄下來。
然而，這些長期身受歧視的人們，除了沉重的自卑感外還有一種即便把自己的痛苦告訴別人也不會得到真正的理解的認識存在。因此，讓她們開口很難。就算她們對你說了點什麼，也不可輕易地認為那就是她們的真心話。對此，我有過一次親身體驗。
那是四年前在天草島經歷的。在留我住下的阿崎婆的提議下，我們一起到一個老人聚集的地方去見她的老南洋姐朋友。在那兒，幾位老南洋姐告訴了我某電視台記者採訪她們時的事。“那次真逗，俺姐兒幾個亂吹一氣，嘿，還全播了出來。”“就是，對那種兩手空空坐着汽車來了，一隻手拿着筆記本，愛答不理地聽人講話的人，俺們憑啥要跟他講真話。”
我決不會忘記當時她們那幾乎要掀翻房頂的鬨笑聲——當然，是為了研究者的自律。
我認為，我們必須注意到自己身上頑固地存在着對底層生活者的歧視，要一邊同這種思想作鬥爭，一邊進行底層史的研究。我相信，這樣做不僅會很大程度地糾正研究者的人生觀，而且，只有通過經歷了這種自我改造的研究者的底層史研究，才有可能超越以往的以英雄人物為中心的歷史和歷史觀的局限。
（原載《朝日新聞》一九七三年十月六日夕刊）
小代筆人
我和阿崎婆相識已經四年多了，我們至今每月仍有兩次書信往來。雖說只是互相問候問候，談談日常瑣事，但彼此的思念使通信一直持續到現在。
然而，十歲就被賣到北婆羅洲的阿崎婆是個從未登過校門的文盲，她既不能讀我的信也不能給我回信。她和我通信需要人代筆。前兩年，為她代筆的是村裡負責接收郵件的人或是雜貨店的老闆娘，後來就換人了。
新的代筆人是阿崎婆鄰居家上小學四年級的女孩，名字叫幸子。阿崎婆很喜歡孩子，幸子可以說是她從小背大的。我在阿崎婆家住的時候，她幾乎每天都要跑過來，告訴我們一些村裏的事，替阿崎婆跑跑腿兒。
也許幸子和我有了親近感，她替阿崎婆代筆之後總要寫幾句自己的事情。而且，由於代筆人的更換所帶來的變化還不止這些。自從幸子代筆之後，阿崎婆的信就好像木偶住入了生命一樣變得鮮活起來。
成年人的代筆信，總是在有關季節性的問候之後寫上幾句對我給她寄錢表示感謝的話。而幸子的信則大不一樣，除了對我的關心和問候外，還要寫上阿崎婆的老病哮喘的情況，她信仰的大師的事，還有她養的那九隻貓等等，用孩子不熟練的筆跡密密麻麻地寫滿幾頁信紙。尤其令我高興的是，阿崎婆說的話被原原本本地寫在了紙上。
每當我收到阿崎婆的來信，眼前就情不自禁地浮現出在微弱的燈光下，邊嘬着燒酒邊對來自東京的我講話的阿崎婆那細細的眼睛和坐在她面前專心記錄著的自己的身影。
為了向幸子表示感謝，我在給阿崎婆寄包裹時也給幸子寄去了比她大一歲的我女兒的舊衣服和給她買的新的學習用品。於是，沒過多久，我又收到了一封比幸子的筆跡還要幼稚的來信。
那是幸子的弟弟雄一寫的代筆信。雄一比幸子小三歲，大概剛上小學。幸子的信幾乎和雄一的信同時到達。雄一的信里寫着：“我是姐姐（幸子）的弟弟。我叫雄一。請多關照。請不要只喜歡姐姐，也要喜歡我。”
我在天草阿崎婆家住的時候，他還是個小男孩兒，總愛嘬着手指看我，一見我看他，就轉身跑開。沒想到，才三、四年工夫就能寫這樣的信了。我覺得真是又好笑又可愛，於是在給阿崎婆定期寄的包裹中給他加進了一條藏藍色的短褲。
今年六月，我帶着已經出版的《山打根八號娼館》重訪天草島時，在阿崎婆家又一次見到了幸子和雄一。雖說看到他們長大了我很高興，可是，在微暗的燈光下站着的姐弟倆兒的個頭卻比我想像的低多了。和生長迅速的我的女兒相比，幸子的年齡雖然只小一歲，可個頭只有一半兒。
看到我很難說出“你們長大了”這句話的樣子，阿崎婆在一旁告訴了我姐弟倆兒家裏的情況。他們的父親三年前失明住了院，出院后回到家裏就不能幹活了，他們的母親靠干土木活兒養活一家五口，幸子他們三個孩子雖然勉強能去上學，但一放學就要到地里去種自家吃的口糧，尤其是作為長女的幸子，除了乾地里的活兒外，還要代替母親料理一切家務。
幸子緊緊地握着那雙跟身體極不般配的大手，靜靜地聽着阿崎婆的敘述。在幸子的小臉上，我彷彿看到了六十年前被賣去當妓女的阿崎婆的種種表情。
（原載《文藝春秋》一九七二年十一月號）
我的第二故鄉——天草島
常言說，人有兩個故鄉。一個無疑是指自己的出生地，另一個則是指給自己留下終生難忘的回憶的地方。對我來說，這第二個故鄉就是熊本縣的天草下島。
我第一次去天草下島是在五年前的夏天。我是女性史研究者，到那兒去是因為我聽說在那個島上還能找到從明治初至大正中期由日本全國各地到亞洲各國向外國人出賣肉體的被叫作南洋姐的人們。就在登上島子的當天，我便幸運地遇見了一位曾經做過南洋姐的人，並和她一同生活了三個星期，終於使她向我講出了南洋姐的生活，寫成了《山打根八號娼館》這本書。這位曾是南洋姐的老人，作為一個人來說有着多麼善良和優秀的品格，我都寫在了書中，這裏就不再重複了。當然，除了這位我用阿崎婆這個假名寫的這位老人外，我懷着感激之情時常想起的天草人還有許多。
我獨自一人去天草島並在那裏住下，既沒有通過什麼人介紹，也沒有靠報刊雜誌社幫助。但島上的人們，卻默默地接受了我這個來歷不明的人。不僅如此，當我問路時，他們會為給我指路帶我走出很遠；當我把印章忘在既沒留名也沒留地址的店鋪里時，他們會通過好幾個人的手把它送還給我。
還有，當我為尋找南洋姐的蹤跡，在天草下島西海岸徒然地走了好幾個來回，日落時分穿着丈夫的舊衣出現在旅館裏時，旅店的人熱情地接待了我，毫無嫌棄之感。由於當時我身心極度疲憊，腳底打滿了泡，他們的熱情更使我難以忘懷。在另一個旅館，由於我的腸胃在跟阿崎婆生活時被過於粗糙的飲食搞壞了，普通的飯菜難以下咽，他們便每頓都給我端來一大碗我愛吃的蘿蔔泥。因我說了句早上喜歡吃麵包，他們第二天就照辦了，看到麵包旁還放着一大碗蘿蔔泥，我感激得幾乎落下淚來。
而且，這個旅館的老闆娘還特意為我找來了帶路人。我曾在旅館的留言簿上寫下了這樣的一句話：“來到滿是石塊的天草島，不由得想到這石塊像是南洋姐的淚凝結成的。”老闆娘由此察知了我此行的目的，於是便把了解村裡舊事的佐野光雄介紹了過來。
佐野先生是位身材矮小的老人。雖說已經進入九月份了，可白天直射的陽光依舊灼人。他邊擦着汗，邊帶着我挨家挨戶地尋找。他的熱情甚至使我都感到不安。在他的幫助下，我終於找到了我想要找的人。可是，當我拿出禮金向他表示感謝時，他卻無論如何不肯收下，只是說：“我做的只是天草人應該做的事。”這位佐野先生已經去世了。去年，我的書出版后，我給他寄去了一本，寫來回信的是他的夫人。
自從五年前的那個夏天以來，我又到天草下島去過好幾次。不過，那已不是為了研究，而是由於惦記阿崎婆和為重溫以阿崎婆為代表的天草人的溫情而去的。但願今年也有機會到天草下島去幾次。不過，要說明的是，我今天仍然只想跟五年前一樣，坐着公共汽車，用自己磨出水泡的雙腳，回到天草人的日常生活中去，和他們一起住上幾天。
現在已經是五月了，天草島上該有哪些花已經開放？西海岸的大海在夕陽的照耀下該呈現出怎樣的顏色？那些溫暖可親的天草人們身體是否康健？——我的思緒不斷地流向我的第二故鄉天草島，即便是聽天氣預報，也總要留心收聽到熊本的天氣情況。
（原載《熊本日日新聞》一九七二年五月十日）
一次相逢
那是六年前初秋的一天。我在天草下島的一個公共汽車站等車。當時我正在尋找被稱作南洋姐的底層婦女蹤跡的旅行中。那一天，我也是從早晨起就漫無目的地在下島的西海岸走來走去，直到太陽落山才回到公共汽車站。
由於除了這平均一個小時才有一趟的公共汽車以外沒有其它交通工具，小小的車站候車室里，擠滿了島上的人們，有曬得黝黑的壯年漁民，也有像是看過醫生的老年婦女。雖然我穿着樸素，但一眼就能看出不是本地人，島上的人們自然不免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我。不過，我早已精疲力盡，無暇顧及別人的目光了。雖說已進了九月，但南方島上的太陽依然火辣辣的。我的疲勞既有在烈日下走了很長的石頭路的原因，也有由於越接近那些從小被迫從娼的南洋姐，作為同性我的心情越沉重的緣故。
我在長椅的一端坐下，雙手抱膝，低下頭去。忽然，一副畫板和一個油畫工具箱進入了我的眼帘。我不由得抬起了頭，只見一位身材結實、五十齣頭的男性站在我的面前，一眼便可知道他和我一樣是個城市人，發黃的襯衫上到處濺着油彩。想來也是，天草下島的西海岸，海岸線蜿蜒起伏，湛藍的海面到處突現着白色的岩石，原本就是一幅風景畫，畫家來此作畫是很自然的。
記不清是誰先開口的，我們互相打了招呼，並都告訴對方自己是從東京來的。他還慢條斯理地對我說道，他是一位星期天畫家，屬於一個叫邱吉爾會的繪畫團體。由於被島上的風景迷住了，他把東京的工作交給年輕人負責，自己和夫人一起來到島上，在這兒已畫了半年畫了。他的夫人在島上為年輕人義務教茶道和花道。他跟我說了這麼多，從禮節上講我也應該把我此行的目的等直率地告訴他，可是，因為我深知談論南洋姐的存在是這個島子最大的禁忌，早就下了決心不把研究目的告訴任何人，所以只簡單地說了句：“我來島上是為了調查點事，住在XX旅館。”沒想到，這位男性對我的回答不僅沒有表現出不悅，反而十分理解地安慰我說：“一位女性大老遠地跑到這兒來，你不說來調查什麼，我也大致能夠猜到。你辛苦啦。”
我一邊深為這位男性的體貼而感動，一邊又為他敏銳的洞察力而吃驚。不久，車到了，我們終止了談話。大概只坐了兩站，他對我說了聲“再見”，就下車了。雖說我們的相逢總共只有十幾分鐘，可它卻像一股清泉留在我的記憶之中。此後，每當我去天草島，都不由得想到：他現在還在這個島上畫畫嗎？
但是，我做夢也沒有想到我和這位男性還有再次相逢的機會。因為我們彼此都沒有告訴對方自己的姓名和住址。
六年之後，在今年六月，我和這位男性在東京銀座的中心再次相見了。事情是這樣的。我在某雜誌上寫了一篇小文章，引起了銀座一家帽子店女主人的注意，當我得知她也是邱吉爾會會員時，便向她談起了在天革遇到的那位男性。不料，那位男性正是她很要好的繪畫朋友。
見面那天，我頭一次得知這位男性的姓名。令人吃驚的是，這位男性——也就是T先生，他早已知道我的姓名，並一直期望有一天能再次與我見面。因為在我們相逢后的第四年，我的《山打根八號娼館》出版了，T先生憑着直覺知道我就是那本書的作者。而且，為了表示對我工作的祝賀，他把我片刻不忘的天草下島的風景畫成三號大的油畫，期待着有一天能親手把它送給我。
也許由於充分反映了T先生的人品和天草島的風士，這幅油畫的色彩溫暖柔和。但海中突出的岩石卻畫得令人悚然，彷彿是那些南洋姐們發出拗哭的身影。
據說，T先生雖然常年住在東京，但也是出生在天草下島的人。六年前他在天草的滯留，也是因為惦記着卧病在床已有九十高齡的母親的緣故。正因為是天草人，所以六年前的那天，他才一下子就猜出了我旅行的真實目的。
T先生送給我的那幅畫著天草的海的油畫，正掛在我家中的一室里。每當我凝視着它，就會不由得想到——相逢是多麼的奇妙。
（原載《日旅》一九七四年八月號）
“大師”的故事
為了調查以往被忽視的大眾女性的歷史，我有時要到遠離陸地的孤島和偏僻的地方去。在這樣的地方和村民們一同生活一段時間后，我常常感到當地的土著信仰在民眾中依然存在。他們信仰的或是後山的山神，或是海神，或是守護森林的森林神，還有被俗稱為“大師”的神等等。
在近代文明遍及日本列島每一個角落的現代社會，也許人們會為依然有人在信這些不明不白的神而感到驚訝。不過我倒覺得，文明越發達，這種土著信仰的勢力也就會越大。因為在孤島和僻地，青壯年的人數越來越少。剩下的大多是病人和老人，他們無依無靠，所以只好求助於本地神來保佑自己。也就是說，現代文明發展的失調導致了偏遠地區土著信仰的復活和蔓延。
我對這種土著信仰的親身體驗是在九州的天草下島，神的名字叫“大師”。我跟村裡一位信仰大師的老婆婆一起去拜訪過幾次住在隔着一座山的鄰村的大師，總算知道了小部落里的大師信仰是怎麼回事。
大師的“房子”在山腳下一個只有二十來戶人家的村子裏。說“房子”是因為它沒有一點神社的樣子，只是一間普通的農舍。唯一的不同，是在一進門的房間裏，有一座不到兩米寬的祭壇。祭壇上面掛着一小塊紫色的幕，中間用繩子繫着。我沒想到，老婆婆篤信的對象竟被這麼簡單地供奉着。然而，更令我吃驚的還是侍奉大師的那個巫女。
跟我同去的老婆婆管這個巫女也習慣地稱作大師。她的使命是：信者來了，她替信者向大師祈禱，然後接受大師的意旨，再代替大師把神的旨意傳達給信者。可是，這位“大師”白天幾乎根本不在大師的房子裏。
這麼說，讀者可能會想她大概是去傳道了吧，其實不是。她白天大抵是在地里鋤地施肥。也就是說，“大師”平時跟村裡人一樣只是個普通的農婦，只有當她披上白披肩，拿起念珠，在信者面前祈禱時才變為“大師”的。因此，去拜大師的人，要先到附近的田裏把大師找到。“大——師——”只要你大聲一喊，那位大師準會一邊樂呵呵地用毛巾擦着曬得黑黑的臉，一邊向你走來。“大師”跟來訪者邊聊着莊稼的長勢邊向家裏走去。進了門，“大師”給來訪者端上一杯粗茶，再拿出一大碗那個季節的腌菜，然後，就山南海北地扯開了。來訪者講出自己的牢騷不滿和得意事都是在這個時候，那些話“大師”可能聽過幾遍幾十遍了，但還是一個勁兒地附和着耐心地聽着。
到這裏，訪問者——信者的臉上已開始露出笑容。於是，“大師”便站起身來，往幹活兒的衣服上披塊白披肩，坐到祭壇前。隨着她囔囔的禱告聲，信者大多進入一種忘我的境地。她的禱告詞很特別，往往把幾分鐘前喝茶時聽到的話都編了進去。如祈禱時說：“去大阪掙錢的兒子不來信，使我放心不下。”而將神的旨意傳給信者時則又說：“大師會全力保佑他，請你放心。”這時，信者緊鎖的眉間開始舒展，來時的愁雲不見了。於是，信者心情愉快地回家去了。
可以依靠的年輕人都進了城，而社會福利的保障又不完備。對於這些偏遠地區的人們來說，農婦打扮的“大師”給他們心靈帶來的安慰是無法衡量的。然而，面對那些孤島和偏遠地區正在復活和蔓延的庶民信仰，已無所謂信仰的我既感到羨慕又不得不為之悲哀，因為它無疑是現代日本文化畸形發展的結果。
（原載《Junon》一九七四年一月號）
我的“母親”
人生許多事都取決於偶然。在我看來，最典型的事例莫過於親子關係了。人，無論如何也無法選擇自己的父母。儘管如此，正如“血濃於水”這句話所說的那樣，親子的紐帶固然是十分牢固的。
不過，我從三十五、六歲時起就開始覺得，人除了原有的血緣關係外，也應該可以有通過自己意志選擇的“母親”和“父親”。而我現在就很幸運地擁有這樣一位“母親”。
不久前，我就為看望這樣一位“母親”，坐飛機從東京到熊本，又乘公共汽車和出租車到天草島上的一個小村落去了一趟。東京雖是春光明媚，可天黑後到達目的地時，那裏卻是狂風大作，暴雨傾盆。
我看了下手錶，已是晚上九點了。我想，這會兒她也許上床了，但還不會睡着。於是，就衝進雨中，手扶着大門高聲喊道：“晚上好。”可是，不僅大門紋絲不動，從窗縫兒往裏看，家裏也不像有人。當司機不放心地從車裏跑出來看我時，我早已全身濕透，“晚上好”的問候也變成“媽媽，朋子來了，快開門啊”的喊叫聲了。
我親切地稱之為“母親”的這位女性，十歲時就以“南洋姐”的名義被賣到海外，曾長期遭受外國男性的蹂躪。我把她的一生寫進了《山打根八號娼館》中。寫這本書我花了很多時間，完稿後由於怕給她帶來麻煩，在箱底還壓了四年多。所以，我們的交往已有七年了。她不識字，我們每月通過代筆人通幾次信，有時我還去看她，我們都為彼此的健在而感到欣慰。
這次離開東京前兩天，我又收到她一封來信。看到代筆的女孩子在信上加的那句“奶奶身體有些虛弱了”，便迫不及待地趕來了。我心裏明白，她雖然虛弱了但還健在。可是，站在緊閉不開的窗前，突然一種“莫非她——”的不安掠過腦海，我的心臟幾乎停止了跳動。
在這種情況下，我在司機的幫助下終於挪開了沉重的大門。當阿崎婆被這聲音吵醒，一邊說著“誰呀，這麼晚了”，一邊從裏面走出來時，我內心的喜悅已無法用語言表達。我緊緊地盯着阿崎婆的臉，彷彿要把它望穿。雨水從我身上流下在草席上形成了一個水窪，我坐在那裏心中只是不住地重複着一句話——“幸虧還活着，幸虧還活着。”
第二天天空晴朗，陽光燦爛，我和阿崎婆一起到附近的鎮子去。路只有一條，周圍是舒緩的山地，我們按着她的速度慢慢地走着，忽然她停下腳步，指着前面的小山說：“你下次來了，我帶你到那兒去看看。我父親也埋在那裏。”
小山上的確有些墓碑樣子的東西，但山上長滿了櫻樹，有種比奧津城更像賞花地的風韻。記得秋天從這條路上走過時，山坡上的楓葉彷彿是燃燒的火焰向上延伸着。
假如真的能安息在這麼一個無論春秋都景色優美的地方，該是何等的幸福啊——想到這兒，我終於把在我心裏擱置已久的問題向她提了出來——“我想，您最終也是要到山上您父親那裏去吧？”
於是，她一邊繼續用溫柔的目光凝視着山岡，一邊回答說：“不，我覺得人只屬於活着的時候。我死了，用不着往墓地里埋。只要有誰隨便找張席子把我一卷扔進崎津的海里就行啦。朋子，你是個大忙人，不用為葬禮什麼的往這兒跑。”
我從年輕時起就常開玩笑說：“如果我死了，就請你們把我的屍體扔到大海里去。”由於我父親是在我年幼時乘船出海后失蹤的，所以，對我來說大海既是父親的故鄉也是他的墳墓。而且，我丈夫平日也常說：“我死後不要墓碑，只希望你們為我種上一棵樹。”我們就是這樣一對夫婦。不過，話雖這麼說，真到那時會怎麼樣，誰也無法斷言。因為即使是信仰唯物史觀的人和虛無主義者，當人生的黃昏接近時也會突然開始籌措墓地、準備起墓碑來，這樣的例子我見的實在太多了。這或許是由於人有既軟弱又貪心的一面，因而死後也想通過石頭把自己的存在繼續留在人世，希望人們永遠不要忘掉自己。
無論是學者，還是宗教家、實業家、藝術家，大多數人都很難克服這一弱點。然而，如今已年屆八十的我的“母親”卻十分坦然地說：“死了就把我扔到海里，也沒必要舉行葬禮。”聽到這位還是個孩子時就被迫離開家人到南洋做妓女的人希望以這種方式給自己的一生劃上句號，我不由得感慨萬千。
於是，我立刻想到——假如她得知我昨晚在大門外想到她也許會死時嚇得幾乎要背過氣的狼狽模樣，她會怎麼想呢？恐怕一定會說：“朋子，堅強點兒，我沒有那麼沒出息的女兒。”不過仔細想想，從昨晚我全身透濕地進屋時的表情中她也許早就看透了我的心思，所以才借我有關墓地的問話，送給我一副有關人生終結的手杖——無論怎樣，擁有這樣一位“母親”，我感到無比幸福。
“在活着的時候一定再見。”說著每次都重複的話，我登上公共汽車，離開了天草。可是，不到一個星期，我的心又飛向了“母親”身邊。
（原載《新潮》一九七五年六月號）
兩位有教養的人
後天，我就要去九州的天草島短期旅行，是為看望我在《山打根八號娼館》中所寫的“阿崎婆”去的。迄今為止，我大概到天草島去過六、七次了。前兩次是有關南洋姐的研究旅行，我因此寫成了一本書。後幾次則既不是為研究也不是為去天草旅行，而只是為了親眼看看“阿崎婆”是否安康。
我之所以這樣做主要是由於阿崎婆是位獨居的老人，又不識字，無法親筆把自己的情況寫信告訴我，還有由於她知道我忙，為不使我擔心，在代筆人的信中有關她的健康狀況也總是寫得很少很輕的緣故。雖說不放心時我也親自去看望她，但我們離得很遠，在這七年中代替我照顧阿崎婆生活的是我的兩位恩人。
一位是在“阿崎婆”鄰村開業的醫生。對一位獨居的老人來說，最令人擔心的就是生病。幾年前的一天，我只好叩開這位醫生的門，說明理由，請他定期地為她做健康檢查。幸好阿崎婆不久前曾到這兒看過病，大夫取出那次的病情記錄對我講述了她的健康情況，並爽快地答應了我的請求。
一句話，這位大夫簡直就可以說是黑澤明導演的電影中的“紅鬍子”大夫——專為窮苦人無償奉獻的醫生的天草版。由於那是附近唯一一家醫院，所以，正像我拜訪他時所見到的那樣，原是內科、小兒科大夫的他卻無論皮膚病、沙眼凡病都得治。病人大多數是老人和孩子，這是人口過疏地帶常見的現象。雖然有護士的幫助，但這些比普通患者更需費心費力地診斷和治療都得他一個人來做。大夫的年齡我雖沒有問過，但從頭上的白髮看，恐怕也有六十多了。聽說他有兩個當醫生的兒子，都在城市裏工作。看來這位大夫是為維持這個偏僻地區的醫療而每天竭盡全力地工作着。如果他也放下聽診器，那麼周圍幾個村子的人們就是再痛苦也只有乘車到遠處的醫院去看病了。我想，這位大夫不啻於是這些弱者的救命恩人。
我請這位本來就很忙的大夫照看阿崎婆的健康，據由人代筆的阿崎婆的來信說：“A大夫幾乎每天都要來家看看，你儘管放心。”
另一位恩人也是住在阿崎婆附近鎮子上的一位五十多歲的B女士，她和妹妹一起開着一家小食堂。我和阿崎婆最初就是在這個食堂相逢的，B女士是我們相識的活的證人。我托B女士照顧阿崎婆的伙食。當然，由於阿崎婆的家離食堂很遠，一日三餐送飯是不可能的，所以只好當阿崎婆來食堂時，在當天的食譜外再加上醬湯、蔬菜、水果和她喜好的燒酒。此外，還找了一個送飯的孩子，只要孩子來食堂，就把阿崎婆和孩子兩份兒飯菜裝到飯盒裏，讓孩子給她送去。
十歲時就被賣作南洋姐的阿崎婆對一般女人都會的家務——尤其是做飯很不擅長。我曾請食堂的B女士給她家裏安過一個液化煤氣爐，還特意從東京給她寄去肉、菜、調味料等等。可是年輕時沒有掌握的烹飪技術，阿崎婆始終沒能學會。所以我只好考慮如何讓她更多地吃到“好味道食堂的飯”。
食堂的B女士不負我和阿崎婆的期待，為阿崎婆做飯已有三年了。為了糾正老人常見的偏食習慣，她一面給阿崎婆講道理，一面給她提供營養均衡的美味飯食，每周還要精心地給她做幾回內容不同的飯盒，這決非一般的好意可以做到的。
因不是聽她們親口說的，不知是否準確，據說由於B女士姐妹的祖先中有天主教徒，所以她倆兒雖已屆中年，仍舊過着單身奉教的生活。我第一次進B女士的食堂就吃驚地看到，只有三、四張桌子的小食堂的牆上，醒目地掛着教會的照片和入會指南。我和B女士的談話也是除了阿崎婆外就是教會和花。不過，據最近從天草的來信說：“B女士是《中央公論》在那一帶唯一的一位自戰前至今的讀者，還有個‘知識婦女’的綽號。”
迄今為止，我是靠A先生和B女士的幫助才解決了阿崎婆的健康管理中最基本的醫療和飲食兩大問題。當然，A先生和B女士的立場和觀點都不盡相同，二人的個性差異也清楚地反映在他們偷閑寫來的報告阿崎婆近況的信中。但是，他們倆兒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在對我的態度上。
我向二位提出想請他們幫助照顧阿崎婆時，曾分別對他們說了我的地址、姓名、職業，還對我為什麼要照顧阿崎婆的原因也做了簡單的說明。兩位都是靜靜地聽完我的話，便很痛快地答應了我的請求，然而，對我寫的有關阿崎婆的書和以此為基礎改編的電影卻隻字未提。
一位是醫生這樣一位天草島屈指可數的知識人，一位是《中央公論》多年讀者的女性。要說他們不知道有關天草的《山打根八號娼館》，我不相信。據我的直觀判斷，他們二人都是村裡最早把這本書買回來讀的人。儘管如此，他們在我面前卻從未提到過那本書，我想這是因為他們已經覺察到我不願涉及這個話題的緣故。
事實上，像我這種性格的作者，當別人提到自己的工作時往往會有一種羞得無地自容的感覺。更何況是隱瞞着職業和目的在此滯留了三周多才寫成的書了，如果聽到當地人的評論，即使是讚揚，也會陷入一種複雜的感慨中而心情難過起來。我一向以為作者的這種微妙感覺旁人是無法得知的，可是他們兩位卻深深地察覺到了我的內心。而且，正是出於對我的理解，他們才這樣代替我來照顧阿崎婆的。
我在《山打根八號娼館》這本書中寫了“阿崎婆”這位底層女性的偉大人格，但在同阿崎婆身邊的這兩位的交往中，我感到自己見到了真正有教養的人。雖然幾天後我就要再次見到阿崎婆、A先生和B女士了，但他們三人微笑的面孔早已一刻不停地輪流出現在我的眼前。
（原載《國語展望》一九七五年六月號）
《山打根八號娼館》出版后
到目前為止我共出版過五本書，其中讀者最多的是《山打根八號娼館》。我因此而受到了讀者各種方式的鼓勵和支持。
書已出版三年了，我依然是幾乎每天都要收到讀者的來信。來信大多充滿了對“阿崎婆”這位老南洋姐人生的尊敬和同情。對於懷有不僅要把底層女性的生活實情記錄下來而且要把在底層生活中磨練出來的她們的人格傳給世人的初衷的我來說，這些來信使我體會到“有了讀者”的感受。
讀者中有連續兩年每月從家務之餘做小時工、縫和服的寶貴收入中拿出一定數量的錢讓我“寄給阿崎婆”的家庭主婦，也有用拙劣的筆跡給我來信的三十六歲的男性，他在信中寫道：“我家輩輩是賭徒，我現在還在監獄裏。讀了你的書，我淚流不止。今後我一定改過，讓跟我吃了很多苦的妻子兒女過上好日子。我向您和阿崎婆發誓。”
還有，讀者中有不少是在酒吧、歌廳、飯店等服務行業工作的人，這是我最初沒有想到的。比如，有一次我到廣島某工廠去作報告，和我同行的一位男性有一天在夜總會無意中說出了我的行蹤。第二天，在我即將離開廣島機場時，一位女招待手裏拿着《山打根八號娼館》的書來為我送行了。面對因睡眠不足腫着眼睛趕來的她，我感受到了她對這本書的深情厚愛。
對於決心將以往從未得到過關注的底層女性的痛苦哪怕點點滴滴地記錄下來的我來說，最好的讀者就是這些生活在社會底層及其周邊的男女百姓。寫作時我眼前經常設想的讀者決非那些大學問家和過着優雅生活的人們，而是一直被稱作“民眾”、“大眾”、“庶民”的人民。天性怯懦的我之所以同意把這本以有關性的問題為主題的書改編成電影，也是由於電影是大眾傳播媒體的原因。
作為母子家庭的長女長大的我，沒有經受過一個研究者所必須的教育，開始學習女性史也是結婚生過一個孩子之後——從年齡上講已接近三十的時候了。因此，對於自己的研究我始終懷有一種恐懼感——即常有一種這樣做是否真的可行的疑慮和焦急。然而，不斷給我鼓勵使我戰勝這種恐懼感的，正是我前面寫到的那些讀者們。
從讀者的來信中我常常感到，讀者在讀書時往往在我寫的南洋姐身上投入自己的影子。我想正因如此，他們才會給僅僅作為底層女性心聲的代言人的我寄來這麼多鼓勵的信。
前幾天，在四國的某個城市我還見到了一位讀者。我是應NHK電視大學之邀去的。講演開始前我去洗手間時，無意中看到會場門口有位五、六十歲的男人正在向會務人員懇求着：“只聽山崎女士的就行，請讓我進去。”這次講演會好像只有會員可以入場，於是我過去幫他說了話，讓他進去了。
這次講演的題目是《女性追求什麼？》。我開始先講了由於《山打根八號娼館》的出版而在北婆羅洲的山打根市的山上發現了“南洋姐”的墓和我去那裏掃墓的事情，然後綜述了近代百年中日本女性的生活和意識的變遷。我好像講了有一個半小時，其間剛才那位男性一直吸引着我的注意。他脫了鞋盤腿端坐在會場最前排、最靠邊的一把椅子上，用黑色的鴨舌帽遮着臉，始終全神貫注地聽着。
他為何如此認真地聽我講話？——在充滿疑惑和緊張的心情下結束講演后，我剛剛走進走廊就發現那位戴鴨舌帽的人向我走來。當他摘下鴨舌帽向我問好時我驚訝地差點兒沒喊出聲來——後來得知已有六十八歲的他，黑黑的頭髮下，兩隻眼睛飽含着熱淚，閃閃發光。
據他講，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一段時間裏，他曾經在關西一家有名的妓院當過帳房先生。雖說是在屢屢求職不得的情況下由熟人介紹去的，但帳房先生的主要工作與其說是記帳，不如說是充當教訓妓女的打手。
他的活兒就是把掙錢少的、愛挑客人的、逃跑的女人抓到放被子的房間用長鞭抽打她們。儘管那是被人命令着、作為自己的謀生手段乾的，可那時女人們慘叫的記憶，卻一年比一年更清楚地迴響在耳邊，夜夜不得安眠。現在自己為關節炎的老毛病受罪，也只當是自己抽在女人身上的鞭子幾十年後又抽回到了自己身上。他接著說：“山崎女士，沒辦法，我只好拿着您的書向她們謝罪。怎麼樣，求您給我點兒時間，聽我說說吧。”
向一位初次見面而且比自己年輕的女性講這樣的話，他的苦惱絕非一般。然而，對於賣春問題我已決定在《山打根八號娼館》及其續篇《山打根的墓》之後不再寫了。所以，即便去見他，聽他講了，我也不想再把它寫成書了。可是，既然見到過他用鴨舌帽擋着臉端坐着全神貫注地聽講的樣子，看見過他雙眼中飽含的熱淚，我想出於作者的義務，找恐怕也是要到四國去見他的。
（原載《婦女》一九七五年六月號）
勝過語言的語言
一位大學歷史系的老師曾經向我提出過女性史研究者需要具備何種資格的問題。當時我便把平時考慮到的兩點告訴了他：“一要什麼都能吃，二要輕佻浮薄。”
說是女性史，但我是以底層社會的女性史為研究對象的，所以要到各種各樣的地方去。有時是偏遠的孤島上只靠小土豆和麥飯為生的老婆婆家，有時是吃運河水的東南亞的農村。可是，無論到哪兒，如果不能吃人家端給你的他們平日吃的食物，那麼你也就失去了作為研究者的資格。有時他們會根據你是否喝他們的茶、吃他們的飯來判斷你是否歧視他們。同吃一鍋飯會產生親近感，這無疑是萬國萬民共知的道理。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吃”乃是勝過語言的語言。
不過，在第二條“輕佻浮薄”中語言卻起着重要的作用。當你在陌生的地方被一群陌生人圍着的時候，假如你沉默不語，那什麼事也辦不成。人家叫你“唱一個”，那麼管它是美空雲雀還是三橋美智也的歌，反正你得唱一首；人家要你跳，那麼你也就得跳；人家讓你“講點東京的事兒”，那麼你就得講，直到他們聽夠為止，而且還要儘可能地讓他們聽着高興。雖說只會說點兒輕佻的俏皮話，身上分文不帶，可不知怎的，只要那傢伙一來，村裡立刻明亮了許多——必須得能造成這樣的氣氛。也就是說，當個小丑。當然，盡量去扮演小丑，這既不容易做到也沒有意思。所以，還是天性輕佻浮薄且充分具有小丑素質的人最合適。這就是我認為研究者所應具備的資格。
然而，細想起來，這兩個條件——“能吃”和“輕佻浮薄”都不是那種靠自身努力就可以具備的資格，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要取決於人的天性。我自己是十分具備這個資格的，為此也常常叫人瞧不起。有時我也下決心要改正自己看見路邊掉的東西撿起來就放進嘴裏的下作和粗心大意的毛病。可是，天性是驚人地頑固，即使改過一兩次，很快就又回到老樣子了。
總之，我所說的女性史研究者的兩個資格，其實只不過是有效地利用了我這改不了的天性中不良的一面而已。
（原載《學習的起點》一九七七年二月）
一頁戶籍抄本
前幾天，因故把長女的戶籍抄本取了回來。於是，有生以來第一次見到自己戶籍抄本的女兒，突然十分氣憤地喊了起來：“媽媽太不像話啦，二月二十日的出生，三月三日才去申報，拖了十多天，一點也不拿人家當回事兒。”“媽媽生你后，還躺在醫院的病床上呀。”我趕緊把矛頭轉向了她父親。父親又解釋說：“規定是兩周以內申報，所以算不上怠慢。再說也不是不拿你當回事兒呀，我每天都要去醫院看你的。”女兒這才總算明白過來，不做聲了。
遇到女兒的抗議后，我忽然想到了那些孩子出生后不去申報的人們。我由於歷史研究的職業關係時常有機會看到別人的戶籍副本。十年前我開始進行女性史——而且是底層女性史研究時，曾多次為查閱戶籍的事而大傷腦筋。
比如說，眼前明明存在着的一位女性的戶籍卻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或者怎麼想也該七十多的人，戶籍副本上卻只有六十歲。《山打根八號娼館》的“阿崎婆”就屬於后一種情況。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矛盾呢，原因有幾種。首先，正如“七歲以前屬於神”這句話所說的那樣，在饑寒交迫生活毫無保障的底層社會，誰也無法保證出生的孩子肯定能活到明天，孩子的父母也沒有必要急着報戶口。其次，那些沒有自信在自己家中把孩子養大的父母，如果要把孩子送給人家做養子或者放到可能被人撿走的地方當棄嬰的話，那麼報戶口則對將成為養子和棄嬰的孩子的將來反而不利。再次，對於不識字的窮人們來說，衙門的大門難進，所以也不會為孩子的出生而特意去申報了。
生活在底層社會的“阿崎婆”的戶口，是在她虛歲十歲的那年春天已決定把她賣到遙遠的南洋時，不忍的哥哥為了證明“還有這麼一個妹妹”才去衙門報上的。所以，“阿崎婆”的實際年齡與戶籍年齡之間相差十歲。
通過“阿崎婆”的例子也可以看到，戶口本上沒有記載的孩子大多是女孩子。即那些既不能繼承家業也不能成為強勞力的、歌謠里唱的“生了就讓她順河流走”的女孩子。所以，生為她們的同性的我，不能不把婦女的命運和兒童的命運作為同一個問題來看待。
（原載《新刊展望》一九七七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