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亞與日本

一夜無眠。一早乘飛機回日本。我從東京出發已有兩個星期，到山打根訪問有關海外妓女的計劃基本上實現了。

途經新加坡，新式的雙引擎飛機沿蘇門答臘海岸線向東南飛去。高度三千米左右。眼下，左邊是蒼蒼南海，右邊是熱帶叢林。少女時期在日本的脊樑山脈深處住過的我，對於崇山峻岭十分熟悉。從高空俯瞰綿綿樹海，不禁讚嘆不已。

我被東南亞的自然之美深深打動了，而在這片自然風光下掩埋的日本底層女性的屍骨，讓我更加難以忘懷。昨天所見到的日本人墓地的凄涼情景，不由得浮現在眼前。

人特有的生物本能，總想永遠活下去，但死是不可避免的。死後保存自我的方法，一是靠子孫延續，二是墓地。也就是說，子孫保持着自己的姿態依然在這個世上活下去，子孫看見自己的墓不會忘記自己，也就可以放心了。但是，海外妓女的半數以上不可能生孩子，因此，自我保存的唯一方法就是在石上刻墓碑。她們花了不少錢在客死的東南亞各地建立日本人墓地。這成了日本最底層的女性死後唯一的遺物。這些墓地永久保存下來，不會以城市建設計劃為理由加以拆遷。

但如果以為這樣就能永遠保留她們的墓地，這只是本人的美好願望而已。我不能不反省的是，東南亞各國的民眾對日本國是否給予了諒解。我不能不說出我親眼見到的一個事實。

這次巡訪東南亞初訪山打根的妓女墓地時，途經“華僑殉難碑”。那是一塊高達五米的巨大石碑，中央刻着一行大字：“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七日殉難華僑紀念碑”。背後詳細紀載着這些華僑的遇難經歷。悼念者是誰？為什麼建碑卻不曾留有一字？

然而，華僑殉難碑的背後，究竟發生過什麼事件呢？探訪過木下阿邦們的墓地之後，我即向日本人詢問，但沒有人能夠詳細告訴我，而不知其存在者大有人在。

我不由想起一個青年讀者的來信。這青年名叫秋元良治，高中畢業后就當了船員，來往於東南亞的主要港口。自然他熟知山打根，給我寫了如下的信——

拜啟。本日讀了先生的《山打根八號娼館》。先生和阿崎婆的美好心靈打動了我，怎麼也無法忘懷。現在心中依然挂念着孤苦伶仃的阿崎婆。

我去過山打根多趟。船員總是要去許多地方，我已五年不曾回家探親。我的出生地在新瀉縣的佐渡島，雙親現在還住在那裏。秋天至長冬，總是天空多雲，降雪，也許在雪中長大的緣故，高中時就憧憬歌中所唱“君知南國檸檬香……”所以一畢業就上船走四方。曾去過意大利，也總想南下去看看。

對不起，話扯遠了。

因此，我多次到過山打根。海外妓女的事卻是讀了先生的書之後才知道的。雖然在新加坡、馬尼拉等港口都對日本妓女的事有所聽聞，但誰也不知詳情，如今從書上初知詳情。

對於往昔進港，沉溺於酒和女色的自己，初次深感慚愧。讀了阿崎婆的生涯，感到人生的沉重。這本書將成為我終生的朋友，促使我認真對待每天。

本船現正在諸島附近，其間還將往山打根去。報載發現墓地，我將前往探訪、獻花。祝願先生對女性問題的探求順利成功。祝先生健康！祝阿崎婆從此幸福！

秋元良治

一九七一年X月X日

追記：原想到達台灣時發出以上的信，所以還可以補寫幾行。

昨晚休息時和朋友談起先生的書。於是大家說進港後去山打根探訪墓地。那麼，墓地在哪裏呢？

有位海員曾是日本陸軍XX連隊的生存者，他說戰時去過山打根。當時沒有發生戰鬥，借掃蕩入村玩女人。下士官下令將目擊村民們都殺了。有心慈手軟的士兵也被斃掉。我以為做出這麼殘忍的事情，是怎麼懺悔都不可原諒的。

讀了先生的書，很同情海外日本妓女，但得知山打根當地村民也受過虐待一事，慘殺這些村民的也是日本人呀！我感到悲哀極了。海外日本妓女遭到過不幸，但後來慘殺村民的也是我們的前輩日本人，我無言以答。我胸中塞滿了阿崎們的不幸事，又聽說日本軍隊的殘酷事實，心情複雜極了。

匆匆草就，請原諒！

秋元的信追記部分對我來說很有轉抄的必要。一個對戰爭一無所知的青年，在此信中表現了他的驚恐和複雜心情，他的先輩的船員所告訴他的並非胡說。二戰中，日本軍隊虐待虐殺山打根居民的事確實發生過，我回國后查過文獻資料的。

例如，《太平洋戰爭史》中關於山打根之戰的記述有三個人站在不同立場的記錄。其一，阿庫勒斯-柯斯著《回歸的三人》，作為日本軍隊的俘虜從殖民國英國人的立場出發描寫的生活。其二，山崎阿英《虛偽的南十字星》，控訴了殖民地人民的痛苦情狀。其三，松本國雄的《基拉巴魯之東》，道出佔領軍後勤供給被切斷後餓死的日本兵之痛苦。

阿庫勒斯-柯斯的《回歸的三人》一書，我從古舊書店裏買到了。除此之外，其餘兩本書手頭沒有。我讀過山崎阿英的《虛偽的南十字星》，其中寫到日本軍隊殺害許多當地村民的事。作者的丈夫曾經是戰時歌尼加娃市知事、進步政治家山崎劍二。戰後當地的妻子多數被拋棄，她是唯一被帶回日本的幸運的女性。她的這番經歷使她對日本軍隊較為寬容是不奇怪的，但她還是不得不寫出日本軍隊殺死大量當地村民的事實。另一本松本國雄的《基拉巴魯之東》寫道：士兵只有少量的粥，怎麼辦？於是每天都有人隨機應變，到村落去用各種殘酷的手段獲取食物。

作為又餓又累的日本佔領軍的一員，松本曾經像野狗一樣去尋找過食物，在被佔領地居民的眼裏日本兵一定是像狼一樣，說“不擇手段獲取食物”，當然包括使用暴力。這和前面秋元信中提到的大掃蕩是吻合的。

在這樣的背景下，山打根日本陸軍墓地前聳立的華僑殉難碑，必定是以反日罪名被日本軍隊殺害的華僑了。哀悼這些殉難同胞，以民族的感情紀念他們，於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日本軍隊侵略過的東南亞各國紛紛建立起這樣的殉難紀念碑。還有些地方應該建卻沒有建起來，不勝枚舉。

東南亞地區很大，有菲律賓、越南、泰國、老撾、柬埔寨、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新加坡等國。僅以印度尼西亞為例，有不少被日本軍隊暴虐的記錄。作為“大東亞共榮圈建設”的協力國，日本軍隊雖未對其大屠殺，可天理不容的事也做得很多。

我在探訪海外妓女之前，讀過世界教科書讀書會編的《軍國主義（從東南亞教科書看日本）》。東南亞各國的社會教科書，寫到第二次世界大戰都有日本侵略亞洲的記載。印度尼西亞小學五、六年級學生用的教科書《我們民族的歷史》（R-毛哈蒙多-阿力著）記述如下：“日本在印度尼西亞建立許多要塞。我們被迫去要塞做苦力。我們被強制去的，我們成了勞工！不論農民、工人都被當成奴隸，被迫離開家到沼澤地、海岸等處服勞役。他們的生活如何？食物很少，住在豬窩般的小屋裏。結果，死者上千，餓死、病死、被虐待死的人有幾千人啊！”

這裏說被虐待致死的有幾千人，而在中學三年級用的課本《世界中的印度尼西亞》說，“日本軍隊在佔領中將數百萬的爪哇青年強制送到國外去，大部分生死不明。”其人數和前面的數字懸殊，哪個確實，暫不作判斷，總之，許多男性受難，事實是不可否認的。

《蘇加諾自傳》——蘇加諾借一位美國女記者的口述自傳中談道：日本兵“長期缺乏性生活”被作為一個危機的、“若不解決將引發若干問題”的大事，因此設立士兵慰安所。單單巴東市就有“百二十人的女性被集中到隔離場所，即收容所。發給士兵們每人一張卡片，讓他們一星期前往一次，一次蓋一個章”。

但即使防止大魚吃小魚，日本兵久飢的性還是像巨濤似的阻擋不住，偷偷湧向一般民眾。日本印度尼西亞中心一九七○年出版的《徘徊於印度尼西亞》小冊子，真實地記錄了現代印度尼西亞的生活風俗。其中寫道：“戰時和日本人的混血兒達四萬人”。可見有數倍於四萬的印度尼西亞女性成為日本兵的餌食。印度尼西亞一國如此，類推東南亞全地域，那又有多少女性被害呢？

不知何時，我緊閉的眼睛睜開了，我乘坐的雙引擎飛機的小窗外的世界盡在眼底。右下天邊的濃綠的熱帶樹林消失了，出現的是玻璃鏡一般平靜的碧海，大概飛到馬六甲的海面上了。

南方上午的陽光溫暖地照耀着，視線廣闊，那一端是馬來半島的新加坡市。離着陸時間不遠了，陽光減弱下來，但外面的樹林反而更明晰了，只是我的心情如鉛一樣沉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還不過是個少女的我雖然沒有直接責任，但我的同胞踐踏了東南亞各國，欺虐了那裏的民眾——一想到這點，我的心情就異常沉重。

而且，日本國家戰敗以來三十年並沒有向東南亞諸國的民眾謝罪，事實上對惡行虐跡輕描淡寫，所以對塗炭東南亞人民犯下的罪行並沒認識。

我最近從一些人的口中聽到“日本的亞洲經濟侵略”的說法。沒有資源的日本從一九六○年開始國民生產總值居世界前列。國土如此小，卻成為經濟大國的事實說明在日本資本主義前所未聞的繁榮背後，理所當然，一定有被榨取的人們。

這些人是誰？國內是勞動者、農民及小市民，國際上則是以東南亞為主軸的各國。作為證言的有：從農村進入城市的現代的日本農民和七十年代以來東南亞的反日運動。

日本的經濟侵略從一九五五、一九五六年就開始了。那是戰敗后的十年。一九五五年版的《經濟白皮書》記載：“並非戰後”，日本資本主義從戰敗的痛處站起做新的飛躍。首先，着手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犯下罪行的東南亞各國賠償。對此，總理大臣吉田茂指出。“如果東南亞諸國不喜歡說投資，就按他們所希望的那樣使用賠償一詞罷。但就我們的立場說還是投資。”

於是，一九六○年上任總理大臣的池田勇人進一步推進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政策，將東南亞各國當成原料供給國及產品的輸入國，向它們推銷國內的滯銷產品，日本資本主義十二分的贏利。

我反覆思考這次到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尼西亞三國旅行的所見所聞。山打根、新加坡的路面上行走的多是日本車，商店裏有各種日本產品，城市的周圍蓋了大量的加工廠，吐着黑煙、白煙。

汽車的情況不知如何，鐘錶、收音機的價格則比日本貴得多。可能是加關稅的原因，也可能因貨物奇缺而使販賣者待價以沽。於是，當地工業衰弱下去，合資企業增多——換言之，容許日本的資本進出，結果以東南亞勞動者的犧牲換來日本資本家的富裕。

綜合所見所聞，這些合資企業存在驚人的“民族差別”（歧視）。且舉一例，合資企業的幹部全部或過半是日本人，工資比當地人高得多，竟有高達十五倍的。同時以接待日本上層官員為名目開的酒吧、舞廳也不少，拒絕日本人以外的客人。更有甚者，合資企業中的日本職員的家庭都雇有人工費低廉的東南亞保姆，對僱工的蔑視就很普遍了。

我很希望海外日本妓女的墓地能一直保存下去。這些日本女性的存在證明，階級社會中存在着“階級差別”和“性差別”這兩大差別。能將這控訴聲傳給後代的東西，沒有比妓女墓更好的了。她們的墓是日本底層女性史的重要證言之一。因此，我反對以任何理由拆遷妓女墓。

但是，在東南亞各國人民的眼中，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侵略者，是戰敗后又繼續資本侵略的一個民族。因此，即便個人對海外日本妓女的不幸寄予滿腔同情，但從民族的政治立場來看，它畢竟是日本侵略亞洲的一環。於是，我向著近百年歲月中深受過日本侵略政策之苦的東南亞各民族請求說，請保存日本底層女性史的證言——海外妓女墓地吧，就算我喊裂了嘴巴也無濟於事。

我途經香港飛往東京，機艙內寬敞，座席很舒服。乘客有歐美人、東南亞人，但最多的是日本人。這麼多日本人跑東南亞去，說日本的經濟侵略並不過分吧。

一方面想起死在東南亞各地的日本底層女性，另一方面想到受日本經濟侵略之苦的東南亞各國的民眾，我的心情異常複雜和沉重。

後記：我的這趟旅行使我強烈感到海外日本妓女也是日本侵略亞洲的一員。對於海外日本妓女是日本侵略亞洲的初期的“肉體資本”這個問題，我原只是從理論上認識到而已，前著《山打根八號娼館》顯然是把海外妓女作為被害者來寫的。這回踏上北婆羅洲、新加坡等地，從眾多的所見所聞中感到，海外妓女曾經成為日本侵略亞洲的先遣隊。多虧這趟旅行，使我能站到東南亞人的立場上理解問題。

這意味着，這本書不僅供奉死在異國他鄉的海外日本妓女之魂，而且也奉獻給東南亞各國的人們——作為曾用軍靴踐踏過你們的國土，而今又實行資本侵略的日本民族之一員，向你們謝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