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壁——訪嫁給洋人的薩娜

訪問過阿邦的故鄉回到阿崎婆家當夜，我雖然很疲勞，但不知什麼原因失眠了。黎明時分，我做了一個長長的夢，具體的夢境不能一一說清楚了，但是我記得我夢見了女兒美美。睡醒后我的心情與平時不同，簡直糟透了。

美美的照片我總是貼身放着，時常拿出來看看，在夢中她的樣子活靈活現，我心中不由得疑惑起來。小學三年級的她和父親在這三周的時間裏是怎樣生活的？她氣管愛發炎，身體弱，愛生病，是不是又發燒了？我雖然告訴丈夫阿崎婆的住址，可是懇求他千萬不要來信。我連日把有採訪內容的信和各種明信片寄回去，可丈夫連一個字都沒寄來。雖然很正常，但又引起了我的不安，我與阿崎婆共同生活以來第一次強烈地想回東京去，而且這種想法越來越剋制不住了。

如果光是想家，我還可以控制對丈夫、女兒的思念，在阿崎婆家再住二、三周的。因為我雖然聽阿崎婆講了她的生平，盡自己的能力了解了富美、阿霜和阿邦的情況，但還不夠，人販子由中太郎造和他的外甥女三千代的情形，阿崎婆兒時的朋友阿花和繼代的具體情況也還沒弄清。

可是，客觀上我是非離開那XX村不可了，前邊我寫了村人容許我住在村裡是有原因的，他們認為即使我不是阿崎婆的兒媳婦也可能是她的私生子或是妓女時代朋友的孩子。如果都不是的話，他們也相信我是風俗女什麼的，反正不是正經女人。但是他們的信念被打破了，其原因是我去富美的故鄉訪問的時候，在XX村高中教社會科的老師吉田滿州男到XX村來找我和阿崎婆。

這話還得從我和阿崎婆一起去大江找富美的那天說起。為了避免混亂，前邊我沒提起我和阿崎婆路上遇到了吉田老師的事。

那天，我和阿崎婆從XX村到崎津，在抄近道走之前，在沿海的道路上見到許多堆積在山邊的圓木。我們就坐在那兒休息。這時路上走過來一位教師模樣的三十歲出頭的男人，他脖子上掛着一個照相機。我看見他就想起了一個主意。

那就是請他給我與阿崎婆照一張相——我不是沒有相機，可這次旅行我故意沒有帶，因此我不能與阿崎婆合影，這可太遺憾了。如果去照相館拍照太鄭重其事了，還不知崎津有沒有照相館。於是就像是從天而降似的，路上來了一位帶着照相機的。

反正人在旅途，請這個人拍一張照片也說得過去。

我小聲地對阿崎婆耳語一番，她說：“那太好了，我雖在山打根拍過照，但那以後幾十年也沒拍過照，那青年肯為我們照嗎？”說著已經開始在整理衣服了。我對那個人說：“對不起，我們沒有相機，但是我們倆想合影，能不能幫我們照一張，以後付錢給你。”那人說：“當然可以啦。”他讓我們坐在一起，兩次按動快門，然後問我照片洗出來以後送到哪兒。

我們不願把阿崎婆的地址告訴他，一時情急便口吃起來。那個人自我介紹說他是某高中的老師，叫吉田，又指了指路邊的一戶人家說，他學生就住在這裏，照片洗出來就存在這裏，你們來取吧。然後又補充了一句說：“這家人的院子裏有基督教初傳日本時代用來觀潮的望樓遺址，我是研究天草歷史的，這次就是來調查觀潮望樓的，您如果沒有急事，花五分鐘時間一起去看看好嗎？”因他給我們拍了照片，對他的邀請我也不好斷然拒絕，我們照他所說的參觀了那家院子中央的一塊石頭，即望樓的遺迹。這期間他拐彎抹角地問了幾次我是哪來的，為什麼與阿崎婆這樣的老太太在一起走，云云。

他是高中老師，又是地方史的研究家，大約是看出我對他所從事的研究也有興趣，才邀我去看那觀潮望樓的吧。那時我巧妙地含糊其詞地糊弄過去了，可我從富美故鄉訪問回來之後，阿崎婆拿出兩張我和她的合影說：“上次去富美家路上給咱們拍照片的老師拿了這照片來訪，還使勁打聽你呢廣我奇怪他怎麼會找到阿崎婆家的，委婉地問了一下，原來他那天拍完照片趁我仔細察看觀潮的望樓時，直接向阿崎婆探聽她家住址，在我去大江的時候，他就來送照片了。”

在城市裏，西服是男子的一般常服，與階層、職業無關。在外地，特別是在天草，穿西服的僅限學校的老師和村公所的職員，所以西服是特權的象徵。這個穿西服的人物——而且是天草下島為數不多的高中教師，該學區也包括阿崎婆所在的村子，他可是公眾人物又是名人，所以村裡人也認得古田先生。如果先生訪問那些富裕人家沒什麼可奇怪的，可是吉田訪問的是窮苦的孤老婆子，令人感到她阿崎婆與舊日不同了。好容易對我打消疑念的村民又一次燃起了疑念。高中的老師都特意來訪了，住在阿崎婆家的那個女人到底是幹什麼的？村裡人竊竊私語着。

即使如此，如果吉田只來過一次的話，村裡人的疑念也會煙消雲散，我還能在阿崎婆家呆下去！可是我從大江回來的第二天，XX高中住在附近的女學生來訪，說吉田先生托她送來一千日元和二升米，並說吉田先生看到阿崎婆的生活太困難了想幫幫她，他可能從他學生口中知道我已經回村了，過了兩天，吉田又來阿崎婆家訪問了。因給我們照了照片，又贈給阿崎婆錢財，這次我們不能拿他當路人看待，所以見面很親熱。他對阿崎婆說他自己有家屬，生活也不富裕，但是阿崎婆有難處就要對近處的學生說，他會來幫助的，又彷彿毫不在意地對我說了如下的話——我一開始就感到你不是這老太太的兒媳，上次訪問她家時我也暗中打聽了，你實際上是幹什麼的？是不是史學家、小說家來調查海外日本妓女的？我雖能力差，也是天草鄉土歷史學家，我能協助你，你跟我說實話吧！

吉田的善意是明顯的，對他的好意我是感謝的，但是說真的，我是左右為難了。當初就因為怕阿崎婆不對自己講真心話，所以假裝一個離家出走的女人，而不願被人當作學者或知識分子。雖說是自作自受，現在自己的偽裝被另一個知識分子剝去了。

我趁阿崎婆外出解小手的空檔兒，小聲地一口氣說：“跟你說實話吧！我是搞女性史研究的，住在阿崎婆家為聽她講海外妓女的事。你是歷史學家，能理解我，現在你對我最大的幫助是遠離我和阿崎婆，這是我最最迫切的希望。”

他的確是一位老練的鄉土史學家，立即理解了我的意思，阿崎婆回來后我們天南地北地聊了一陣，他就告辭了。可是村裡人可不能這麼簡單地對付過去。我不是XX村村落共同體的成員，所以我知道的僅是一些皮毛。村裡流動的空氣讓人感到不安，人們竊竊私語說住在阿崎婆家的那個女人還認得高中的老師。她還假裝阿崎婆家的兒媳婦跑到我們村裡來，她有多大膽子！肯定會做有損我們村名譽的事。買東西的時候雜貨鋪女老闆和路上的熟人表面是不失親切，擦肩而過後笑臉就變了，都拿白眼瞧着我。

我佯裝不知，可被村裡人拿斜眼瞧，內心也很不舒服。我曾再三強調過，天草島的人熱愛故鄉的一個表現就是抹殺海外妓女的存在，絕對不想叫別人知道。村裡人對我的仇視，源於看透了我住進阿崎婆家的目的，是來打聽海外妓女的秘密！如果是那樣的話，不僅指望不上村裡人善待我，還不知會受到什麼擯斥，也不知會給阿崎婆帶來什麼麻煩。

這麼一想，自踏上天草的土地以來，我第一次感到害怕。有這種恐怖心理，又加上做夢夢見女兒等因素，使我更加想回東京了。

這樣，無論從主觀上還是客觀上，我都必須離開阿崎婆的家了。但走前我還想見一個人，那就是《阿崎》那一節開頭提到的蓋農-薩娜。在《人身買賣》那本書里，森克己是這樣描寫她的：“在大江村鄰村的XX村裏有一位蓋農-薩娜，我訪問她是在昭和二十五年（一九五○年），她六十歲的時候。她年輕時，由於不滿意父母給她包辦婚姻，離家出走了。大正九年（一九二0年）到了柬埔寨，在金邊與擔任縣政府官僚的馬賽爾-蓋農結了婚。丈夫去世后昭和二年（一九二七年）回到老家，傍晚我到薩娜家訪問，房子外觀上和普通農家沒什麼區別，家裏邊蚊帳下有一個漂亮的卧室床，真不愧是從南洋歸來的。薩娜正巧背柴回家，已經完全是農婦打扮了。她個頭大，正是白人喜歡的那種女人，生性極為樸素，好像認為去過南洋是一種恥辱似的。”

據阿崎婆說，蓋農-薩娜還是她的遠房親戚呢。她住的地方離阿崎婆家很近，只隔一條河。我每天從早到晚都能見到她家的屋頂。儘管如此，我大老遠跑到大江、下田、二江也沒去訪問她。這完全是為了避嫌。村裡人看見我採訪她會造成我與海外妓女調查有關的印象。可是，反正我要回東京了，也沒必要避嫌了，只要不使阿崎婆為難，聽聽蓋農-薩娜講些什麼，對我來說不僅是必要的，客觀上也很有意義。

過去我採訪的主要是以亞洲人為對象賣身、回國時幾乎身無分文的海外妓女。蓋農-薩娜不是，她屬於另外一類海外妓女。她與歐洲人——東南亞殖民地的法國官員正式結婚，丈夫死後繼承了財產，作為XX村的有錢人過着闊綽的牛活，此外，森克己的《人身買賣》中寫過她，不僅報紙、雜誌，連電視台、廣播電台也都來採訪她，讓她談海外日本女人的事。當今無論誰，一旦被大眾傳媒宣傳，往往就覺得自己了不起。她也自詡為天草的名人啦。如果聽薩娜講講過去的事情，應該會了解到上層海外妓女的生活，從她的談話中也可以捕捉她今天的意識與感觸。

我跟阿崎婆說我想見薩娜后，她的反應並不很積極，穿上她磨破的草鞋，就把我帶到蓋農-薩娜家。她家外觀自然是農舍的模樣，從院子裏進屋，外間屋有一個巨大的白色冰箱，還有外國制的搖椅和一塊漂亮的外國地毯。在阿崎婆家呆久了的我，見了這些，感覺十分刺目。

阿崎婆叫了門，過一會兒，從裏邊走出來一個大個子、圓臉、模樣周正的老太太——這張臉確實像是不止見過一次了，但不知是在哪兒見過。她邁着四方步從裏邊出來，左手拿一隻外國煙袋，右手點燃一根香煙，一邊走一邊抽，她無言地將站在外屋的阿崎和我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後說：“找我有事嗎？”

阿崎婆的態度謙卑，口吃地介紹說：“這是我的一位親戚，這半個月以來一直住在我家，說是想見見你。”我照例寒暄一番，說承蒙她關照一類的話，還補充說：“這次我到阿崎婆家來，聽她講外國見聞很有意思，也想聽您介紹一下外國。”薩娜吐着煙圈問：“錄音嗎？還是一般的採訪呢？”

一瞬之間，我簡直不懂她的話，又問了一句才知道她說的是錄音還是採訪，這話從她嘴裏說出來，大大出乎我的預料。我說：“我既不是電視台的，又不是雜誌社的，只不過是阿崎婆的親戚。因為我感興趣，才想請您談談在外國的事兒。”儘管我恭敬地再一次提出請求，薩娜像是遇到麻煩似地說：“今天我神經痛。”明明白白地拒絕了。

硬叫她講，既不符合禮貌，也會引起她的警戒。我也就默認了。但我還不死心，想再約一個時間。我說：“那麼，明後天等您身體好點的時候我再來拜訪。”可薩娜冷冷地說：“我這種神經痛不好治，五天十天也好不了。再說，關於去外國的事兒，和阿崎不一樣，我沒什麼有趣的話頭兒。”

話雖說得繞彎子，但她已明明白白地讓我得知她和阿崎婆不是一類人，像我這種人再次來找她是給她找麻煩。阿崎婆認為我可憐，從旁插嘴為我說話，我感到她的態度和話語過分小心。薩娜的傲慢——蔑視阿崎婆和我的態度，直到我們恭敬地告別之前絲毫沒有改變。

想聽益農-薩娜講她在外國生活經歷的打算，是徹底地告吹了。那天晚上，我一邊撫着跳到我身上來的貓，一邊琢磨，薩娜為什麼要拒絕我呢？

新聞界的記者開着新式的汽車，帶着電視攝像機、錄音機採訪她的時候，她肯談在東南亞的生活，為什麼單單拒絕我的請求呢？在我提出請求時，薩娜問我是錄音還是採訪，如果我是記者，手裏拿著錄音機，採訪結果登在報章雜誌上的話，她會答應我的請求，把我讓進裏屋的。

薩娜拒絕我的原因，一定是因為我是阿崎婆的親戚，雖然不能肯定地這麼說——薩娜當初出國的時候也許是做海外妓女出去的，但她與有資歷的歐洲人結婚了，丈夫活着時，她過着安逸的生活，死後也有遺產，在去外國的日本女人裏面她是發跡了的典型，而阿崎婆和她正相反，一直生活在海外妓女的底層，到了晚年還過着最最悲慘的生活。

薩娜的頭腦里自然存在着身份地位的意識，這也是人之常情。設想一下，一個至今還抽外國煙的闊人和一個到處揀人家煙頭兒的窮人之間，怎麼會有共同語言呢？對薩娜來說，阿崎婆這種落魄的海外妓女自稱熟人前來套近乎，傷了她的自尊心。要光阿崎婆一個人倒也算了，還有一個謊稱親戚的來歷不明的女伴，要聽她講海外經歷，就更有損她的自尊。為此，她認為我和阿崎婆身份比她低，板著臉連裏屋也不讓進，拒絕了我們的來訪。

我倒不在乎自己的類似後悔的不快之感，我更擔心的是讓阿崎婆掃了面子。除了這點心理負擔外，我認為對蓋農-薩娜的訪問形式上是失敗了，但實際上取得了大的成功。因為我採訪她的目的是想了解上層的海外妓女的生活與意識，對於她的生活雖一無所獲，但對她現在的意識至少還親身感受了。

在見到了蓋農-薩娜並遭到冷遇之後，我才認識到阿崎婆為人的偉大。阿崎婆肯收留我在她家住三個星期，也不問我的來歷，不管我是不是離家出走的女人，要是薩娜能這麼做嗎？第二天早上，我告訴她我要回東京時，我更加感到她為人的偉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