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了不起的叔叔

我這輩子所認識的最了不起的人是我叔叔愛德華·菲利普·李柯克——五六十年代以前溫尼伯的很多很多人都認識他，他們管他叫愛·菲。他的性格是那麼與眾不同，只需平輔直敘他的一些事迹使足以說明問題，它本身已經夠誇張的了，你再也不可能對它添油加醋。

在我還是一個六歲小男孩的時候，我父親就帶着我們全家到安大略的一個農場定居了。我們當年住的地方非常偏僻，在無線電盛行的今天，世界上無論哪兒恐怕都找不到那麼一個地方了。我們住的地方高鐵路三十五英里，沒有報紙可看，沒有客人往來，也沒有地方可去。漫長的冬夜一來臨，便讓人覺得彷彿墜入了永恆的孤寂與黑暗之中。

兩年以後，我那位精力旺盛的愛德華叔叔——我父親的弟弟闖進了我們與世隔絕的農場。他剛從地中海一帶回來，在那兒周遊列國已有一年時間。他想必已有二十八歲，但看起來遠比一般成年人成熟，面膚呈古銅色，一臉的自信，還留着方形的鬍鬚，儼然金雀花王朝的國王。他只要一開口，不是談阿爾及爾，就是談非洲奴隸市場，要不就是講黃金角和金字塔。在我們聽起來，簡直就像在講《天方夜譚》。我們問他：“愛德華叔叔，您認識威爾斯王子嗎？”他回答說：“和他非常要好。”然後再也不往下說了。他這一鬼把戲讓人覺得他非同小可。

一八七八年那一年，加拿大舉行普選，愛·菲馬上全副身心投入了其中。他一天之間熟讀了上加拿大的歷史和政治，一周之內熟悉了鄉間的每一個人。他在每一次集會上都發表演說，不過他拉選票的絕招是私下裏遊說和在酒吧請客。這為他施展吹牛拍馬的卓越天才提供了絕好的機會。

“噢，讓我想一想，”——他會手拿酒杯，煞有介事地對他身邊的某個衣衫襤褸的鄉巴佬說，“對了，如果您是姓弗雷姆利，您一定是我親愛的老朋友騎炮兵司令查爾斯，弗雷姆利爵士的親戚吧？”“也許吧，”那個被奉承的人會回答說，“我想這完全可能，不過我對老家的那些親戚已記不大清楚了。”“太好了！我一定告訴查爾斯爵士說我見到您了，他會非常高興的。”……就這樣，不出兩個星期，愛·菲已使喬治亞鎮區一半的人具備了高貴血統和顯赫門第。這些人重新又回到了早已失去的王公貴族的生活氛圍里。投票嗎？像他們這種出身的人，除了保守黨還能投誰的票呢？

不用說，在政治方面愛·菲歷來是站在保守黨——也就是貴族一邊的，但與此同時他又能和最卑賤的人打成一片。這是一種本能。一個民主黨人沒法屈尊降貴，因為他地位已夠低的了。而一旦一個保守黨人纖尊降貴，他便能征服人心。

競選當然是輕而易舉取得了勝利。愛·菲本可以留下來享受勝利果實。但是他另有所謀。當年的安大略對他天地太小了。再說那段日子正值安大略農業很不景氣的時候，抵押債券有如漫天飛雪，農民們迫於生計只好變賣自己的家當，有的逃去了“合眾國”，還有的則無聲無息地進入了地下世界。

但與此同時，人們在大談特談馬尼托巴的大開發。愛·菲覺得他和我父親只有去西部才有前途。於是，我們賣掉了我·們家的農場，而且還按古老的習俗宴請了買主。那些瘦弱可憐的耕牛以及破舊的農機賣到的錢還不夠買威士忌的酒資。但愛·菲對此付之一笑，他引用某個人的話說：帝國的福星在西部閃耀。於是，他們就去了西部，留下我們幾個孩子在安大略繼續上學。

他們到達溫尼伯時，它剛好處在興旺時期，愛·菲立即成了如魚得水的時代弄潮兒。一座“興旺”的城市——就像八十年代的溫尼伯、六十年代的卡森城……它那忙忙碌碌、風雲變幻的景象有某種神奇的魔力。生活聚焦在一個點上：只有此時此地，只有現在，沒有過去和外界——只有鎚子的了當聲和鋸子的吱嘎聲，只有一輪接一輪的痛飲和大把大把的鈔票。在這種氛圍下，好像每一個人都是了不起的非凡人物，都是出類拔萃的曠世人傑，每個人的個性各不相同，人們的性格之花都像盛開的玫瑰。

愛·菲如魚得水。他很快便做到了無事不知，無人不曉，普提奇街上上下下各色人等都從他那兒獲得了高貴血統和顯赫門第。不出六個月，他的賬面上已有了大筆財富。然後，他去東部遊玩了一圈，從多倫多帶回一個迷人的妻子。他還在河邊修了一幢豪宅，裏面掛滿了他聲稱是他的祖先們的畫像。他在這裏廣交天下豪傑，宴飲之聲長年不斷。

他大顯其才的範圍很廣。他是一家銀行（它從未開張過）的行長，是一家釀酒廠（釀出的是紅河水）的廠長，而最重要的是，他還是溫尼伯一哈德遜灣——北冰洋大鐵路的財務總管——這條鐵路呀，其實不過是允許他們修一條通往北冰洋的鐵路的一紙批文而已。他們連一條鐵軌都沒有，可他們已印出公文信箋和免費車票，於是作為交換愛·菲弄到了整個北美大陸的免費火車票。

當然，他的主要目標還是在政治方面。他很快被選進了馬尼托巴議會。要不是省內政壇元老約翰·諾奎還在世的話，人們準會選他當省長的。儘管如此，沒過多久，就連約翰·諾奎也成了愛·菲的座上食客，從而也就成了愛·菲的掌中玩物。我至今還記得在我還是小學生時他們南下多倫多時的情景：一群擁戴他的“西部人”，個個都穿着厚重的水牛皮衣，蓄的鬍子像古代亞述人似的。愛·菲領着他們在國王大街遊行，那派頭儼然一個探險家帶回一群野人。

自然愛·菲在政治上仍舊是保守的，不過他把調子唱得更高了。連那些他供奉着畫像的老祖先他都還嫌不夠，於是他又胡謅出了一個什麼葡萄牙公爵（我們家一度有人在葡萄牙做過事），而且，他還通過某種繼承權把爵位轉授給了我的哥哥吉姆——他此時已到溫尼伯，在愛·菲的辦公室幹活。在他的大豪宅里，在看完祖先的畫像之後，他會對來客們說——用手掩着嘴悄悄地說：“想來真是奇怪，那兩個人一死，孩子就是葡萄牙公爵了。”但吉姆從來不知道該殺的到底是哪兩個葡萄牙人。

為了表明自己的尊貴，愛·菲還有一個提高自己的聲望的高着，那就是時刻擺出一副隨時會奉召奔赴重任的架勢。假如有人問他：“您整個冬天都會呆在溫尼伯嗎，李柯克先生？”他的回答是這樣的：“那主要要看西部非洲的局勢如何。”就這樣，西部非洲之說足以叫他們折服。

後來，馬尼托巴的繁榮受挫。像我父親那樣的老實人一天之間就完蛋了。但愛·菲沒事兒。馬尼托巴的衰落反倒使他更出眾了，就像大浪打來時把游泳好手托到高處一樣。他一如既往地過着紅火日子。我相信實際上他已徹底破產。但那對他沒什麼區別。沒有現金，他可以賒賬。他仍然擁有他那想像中的銀行和那通往北冰洋的鐵路。他的大豪宅里仍舊賓客盈門，商人們照舊為他付賬。要是有人前去討賬，他會得到這樣的答覆：愛·菲的行動還沒有決定下來，那主要視約翰內斯堡的局勢而定。這樣賬又會拖上半年。

正是在這段時間我經常在東部見到他——他定期“東巡”，為的是給他的債主們造成他正在採取行動的假象。開始的時候一切都很順利，他住旅館可以賒賬，買東西不用馬上付錢，沒錢還可以借到錢。銀行家，尤其是鄉鎮的銀行家，是他天然的坑害對象。他們一見愛·菲進門就會發抖。就像小野鴿見了老鷹一樣。愛·菲的手段很簡單，就像向鄉巴佬玩碗底變豌豆遊戲一樣。一進那個銀行家的小辦公室，他就會說：“喲，你愛釣魚，牆上掛的那根一定是綠心木釣桿吧？”（愛·菲對什麼都能叫上名字來）。銀行家一聽就受寵若驚，立即喜盈盈地從牆上取下那根釣桿，還從抽屜內的盒子裏拿出作釣餌的假蠅來給他玩賞。愛·菲離開的時候口袋裏已多揣了一百元現鈔。他沒交任何抵押品，可一切借款手續已辦得一清二楚。

他處理借貸、住宿費、車馬費和購物款的方式也與此相似。他這一手使所有老闆都不知不覺上了當。他買起東西來十分大方，從不過問價格。在買的過程中他從不提付款的事兒，一直到快要離店時候，他才好像剛想起來似的說：“順便提一下，請儘快把賬單給我開來，我可能要出遠門。”他好像無意讓老闆知道似的，對我來上一句“旁白”：“亨利·洛奇爵士又從西非來電報了。”店老闆以前從沒見過他，以後也再見不着他了。

對付旅館的做法有所不同。鄉村旅館當然是容易對付的，事實上容易極了。愛·菲有時候寧願付現款結賬，就像一個射擊運動員不屑於射殺一隻獃著不動的鷓鴣一樣。但與大旅館打交道就另當別論了。在即將離開的時候——就是說，當大衣、行李包之類準備停當，就只等出發的時候，愛·菲會到服務台要求結賬。一看賬單，他會突然熱情洋溢地讚歎價格合理。“想想看，”他會用他那種“旁白”對我說，“和巴黎的格里隆大酒店的價格相比，這真是太便宜了！”這家旅館的老闆沒法做這種比較，只會感到自己的旅館檔次太低了。然後他又會來一句“旁白”：“別忘了提醒我告訴約翰爵士，我們在這裏受到的款待太好了，他下一個星期就要來這兒。”所謂“約翰爵士”，就是我們的省長，旅館老闆根本不知道他會大駕光臨——他也不會來……接下來愛·菲會使出最後的絕招——“噢，讓我看看……七十六塊……七十六……你給我”——愛·菲的眼睛直盯着旅館老闆——“給我二十四塊，以便我好記着給你彙整整一百塊過來。”那老闆的手打着抖，但還是把二十四元錢給了愛·菲。

這絲毫不意味着愛·菲是一個騙子，絲毫不意味着他不誠實，他那些賬單不過是“緩期支付”而已，就像英國欠美國的債一樣。他這一輩子從沒幹過也沒想過要存心坑人。他的種種計謀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進行的——都是坦坦蕩蕩的。

無論在什麼場合與人交談，愛·菲都能投合不同談話對象的口味。有一次我把他介紹給大學的一幫朋友，這些小夥子快要拿到對他們來說意味着一切的學位了。在隨便聊天的過程中，愛·菲轉過頭來對我說：“噢，順便告訴你一聲，你聽了一定會高興的，我剛獲得了梵蒂岡的榮譽學位——終於得到了！”“終於”兩個字撼人心魄——那可是教皇授予的學位，而且是盼望已久的啊！

當然，這樣的日子好景不長。漸漸地，他的信譽垮了，他不那麼吃得開了。債主們變得強硬起來，朋友們也把臉扭了過去。漸漸地愛·菲潦倒了。他妻子去世后，他成了鰥夫，時常衣冠不整、步履艱難地蹈蹈獨行在街上。幸虧他還有那麼點不屈不撓的自信和達觀信念，不然他可真是悲慘到家了。但即使是這樣，日子對他來說也越來越難了。到最後，甚至連在酒吧里賒幾個小錢也不行了。我的哥哥吉姆——那個“葡萄牙公爵”——告訴我說，有一次愛·菲竟被溫尼伯一個終於醒悟過來的憤怒的酒吧老闆攆出了酒吧。當時愛·菲帶着幾個朋友上那兒去，他張開五指高聲說道：“李柯克先生做東，五位！”……酒吧掌柜當即朝他們破口大罵。愛·菲挽起一位朋友的手臂，說：“走吧，我擔心那可憐的傢伙是瘋了！但我討厭去告他。”

不久，他連雲遊四方的廣大神通也喪失了。各鐵路公司終於發現根本就沒有什麼北冰洋鐵路，另外印刷商無論如何都不願再替他印免費車票之類了。

他再一次勉為其難地做了一次“東巡”。那是一八九一年六月。我碰到他時他正走在多倫多的國王大街上——衣服有點破爛，但戴着一頂高頂絲禮帽，帽上還纏着一大條黑紗。“可憐的約翰爵士，”他說，“我覺得他的葬禮我是非要來參加不可的。”這時我才想起我們的省長去世了，而且我意識到這一誠摯的悼死之情又為他撈了一趟免費旅行。

那是我最後一次見到愛·菲。不久之後別人出資讓他回了英國。他從家族的某項託管財產中獲得一筆每周兩英鎊的小收入。靠着這麼點兒錢，他在握斯特郡的某個被遺忘的小村過起了日子，過得也還算體面。他對村裡人說——這我是後來得知的——他在那兒果多久還難說，那主要視中國的局勢發展而定。但中國什麼事兒都沒有發生，於是他在那個小村裡呆了下來，過了一年又一年。他本來很可能晚景凄涼地老死在那裏的，但是天賜好運，一項詩意化的公正裁決給他的晚年帶來了燦爛的霞光。

說來也巧，在英國我們那個家族所屬的那個地區，有一個古老的兄弟會宗教團體，該兄弟會已相傳幾個世紀，擁有一家修道院和一些荒廢的房地產。愛·菲屈尊去拜訪了他們，兄弟會的會眾們在他眼裏是很容易上當的，事實上也的確如此。在虔誠“歸隱”的過程中，愛·菲調查了兄弟會的經濟狀況，他憑着自己的敏銳發現：兄弟會有一個早就可以向英國政府索賠的項目，賠款數額巨大而且索賠理由非常充分。

於是，愛·菲代表兄弟會立即去了威斯敏斯特。他很清楚如何與英國政府官員周旋，他們甚至比安大略的旅館老闆都容易對付得多。你只需向他們暗示一下你在海外有巨額投資就夠了。這些官員從沒到過海外，但他們記得不久前他們如何錯過了約翰內斯堡的良機，如何在波斯灣的石油問題上讓別人搶了先。愛·菲唯一需要的是他的北冰洋大鐵路。“您要是到海外去的話，我一定帶您在我們的大鐵路上周遊一番。我真的覺得一旦我們的鐵軌輔到了銅礦河，我們就必須把股票發行到這兒來了，紐約城根本吃不下那麼多……”

於是愛·菲得到了他所要求的賠償。英國政府對這種年深月久的索賠早已習慣，因此，索賠很快就兌現了。這樣的陳年老賬待算的還有不少哩。

兄弟會獲得了一大筆錢。為了感謝愛·菲，他們聘他做了他們的常任理事，於是他又過起了安閑富足的生活。一年又一年，在那些古老如十字軍的花壇、果園和魚塘之間，他過得好不自在。

一九二一年我在倫敦搞演講的時候，他寫信給我說：“你一定要來，我現在太老，不能外出旅行了。但無論你什麼時候來，我都會派一個司機開車和兩個庶務修士一起去接你。”我覺得“庶務修士”之說很恰當——恰好就像愛·菲。

我沒能成行，也沒有再見到他。他終老在那所修道院裏，直到他死時都沒有電報召他去西非。幾年以前我還把愛·菲視為夸夸其談的笑柄似人物。現在回想起來我才更清楚地意識到他的那種不屈不撓的精神，而且我們可以說，那恰好是不列顛民族的一大特徵。

假如有天堂存在的話，我確信愛·菲是能夠進去的。他在天堂門口會說——“彼得嗎？那你一定是提徹弗爾德的彼得爵士的後輩吧？”

假如他進不了天堂，那麼，西班牙人常說的一句話用在他身上非常合適：“願塵土把他輕輕覆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