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節

貝尼塔-塞爾比的日記。5月29日，星期五。“……我的辦公桌安放在布里阿斯婦女聯合會大樓的走廊里。這時正是上午10時過10分。我不相信這會很快結束。我懷着矛盾的心情等待着它的結束。一方面，我將懷念這種激動人心的工作；另一方面，我想為此而鬆了一口氣，因為它經歷了艱苦的14個月。這是我們在此進行會見的第四天。這意味着，我們還有九天，其中七天為工作日。早上，我從媽那裏收到一封長信。她的關節炎病痛加劇。這兒人人都顯得緊張不安。我與查普曼博士駕車來到這兒。他倒是個例外。他總是那樣好的脾氣。而卡斯卻令人夠嗆。倘若他不那麼尖酸刻薄，還是蠻有魅力的。他今天早上對人很冷淡，他害頭痛病。我告訴他是因為煙霧的緣故。他對我的日記好一陣嘲笑。而我回他說，要不是我寫日記，怎麼能記錄我們的情況呢？我列舉了菲力普-霍恩、塞繆爾-佩皮斯、岡考特兄弟、斯頓赫爾、安德烈-吉德，這使他無話可說。查普曼博士倒說他希望我處事謹慎，因為我們有對立面。我表示讓他放心。我越來越感到這日記將成為現代科學史上的一個歷史階段的記錄。找這樣措辭，意思也就是說，一旦人們讀到它，它就會讓查普曼博士顯得更慈善仁愛。

“當我們到達時，霍勒斯和保羅已經在這兒了。像往常那樣，霍勒斯對人冷若冰霜，保羅也好像被什麼事情弄得坐立不安，通常，他是個好脾氣人，但是每個人都允許有心情不好的時候。在9時，我登記了三位婦女作為第一批會見者，她們就在那兒。接了兩個電話。第一個是製片廠的宣傳部主任，邀請查普曼博士共進午餐，為的是祝賀正在拍的一個有關未婚十幾歲的母親的片子。對此，查普曼博士沒有應約，因為這有損尊嚴。不過他告訴他們，他倒願意對製片商協會發表性與審查制度的言論。對這個提議，他們表示贊成——哦，這審查判決，啥時是個頭？——不過，演講一定得安排。第二個電話是從位年輕的婦人那兒打來的，要求我給保羅個口信，她說，在保羅方便的時候，她希望在水晶宮見面，共進午餐。我告訴她12時是最好的時間。她說如果他不能安排請打電話告訴她。她的口音很漂亮，宛如瑪格麗特-蘇拉溫及其他人的那樣好聽。她叫鮑拉德夫人。保羅究竟為什麼要與一個結了婚的女人會面呢？？？……”

保羅到達水晶宮時，看見她獨自一人坐在華麗的枝形吊燈下面的紫紅色包廂里。她一邊吸着煙，一邊玩弄着火柴折迭夾。他走進入口，站在新到人群的後面，停了一會兒，仔細地看着她。他原有的第一印象並沒有錯。她長得十分漂亮。那晚的氣憤被一種好奇心所代替。何止好奇，還有某種冒險的意味。

他朝她的包廂走過去。

“下午好，鮑拉德夫人。”他說。

她迅速抬起頭。“你好。”她好像是鬆了口氣。“我還肯定你不會來呢。因為即使你失約，我也不能責怪你。”

“真格的你不會相信我能來？”他在她的對過坐下來。

“不管怎麼樣，你來了我真高興。”

他微笑着說。“我當真打過賭不再見你。”

她臉上泛起了紅暈。“你明白，我以往不給陌生人打電話並約會的——”

他正要打趣她幾句，可見她憂鬱不安的樣子又打住了。

“……不過，當我今天醒來時，我意識到昨夜自己的行為是多麼不像話。我一再在惦記着——那個可憐的男子，他定準把我看成是——”

“他把你看成是一位確鑿無誤的錢包失主，而你又極不高興收回它。”

“這正是最使我不安的地方，”她說，“你倒一心一意想方設法幫我的忙。”

“這不完全屬實，鮑拉德夫人。”

她停住說話，瞅着他，他意識到她那柔軟的睫毛和東方人似的眼睛。“這話我可不理解。”她說。

“我在幫我自己的忙。瞧，昨晚你做得對。我決不該讓你折磨自己。我是調查人，去找調查對象，是不道德的。一般情況下，我會很得體地處理這件事。我應該把錢夾轉交給塞爾比——她是我們的秘書——她會打電話告訴你，於是你會過來拿回去。這樣做，一切都非常合體，別人誰也沒有動過，不會節外生枝。可是，事情這樣發生了，我打開了你的錢夾，想弄明白它的失主是誰。我看見了你的照片，我便非見你不可，這便是事實。如此看米，應該接受道歉的是你而不是我。”

她鎖緊了眉梢，將目光移開，向下注視那銀質餐具。她在想，方才他說了些什麼？他為什麼對我說這些話？後來，她記起來，他曾經會見過我，在會見期間聽見了所有那些淫蕩的細節。他准認為我是一個性慾狂，很容易到手的貨。

他皺起眉頭，觀察着她。他原以為她會把他的這段坦自當成挑逗的調皮話。可是此刻他看得出，他引起了她的煩惱。他想，她在想像什麼？難道會想我在變着法兒——我的上帝，那次愚蠢的會見——她肯定想我在利用它去——

一個年紀挺大的侍者，身穿銅紐扣的紅藍間隔的制服，站在他倆跟前。“午飯前我可以先從酒吧間為你們弄點喝的嗎？”

保羅將眼光從侍者轉向凱思琳。“與我一起好嗎？”

“我想我高興與你在一起，來杯馬丁尼酒吧。”

“來兩份，別摻任何水。”保羅告訴侍者說。後者寫好訂單走了。

保羅把他的注意力轉回到凱思琳身上。“鮑拉德夫人，”他緊接著說，“我想你可能誤解了我，它使你生氣了——”

“不。”

“如果你把會見的事與我造訪你的事實聯繫起來想，哪怕只想一秒鐘，哦，我向你保證，情況決非如此。說句非常實在的話，經歷了那麼多的會見，我根本不可能把它們區分開來。我根本記不得你是慕男狂呢，還是同性戀，或者是酒鬼。”

她終於笑了起來。“是酒鬼。”她說。

“當然嘍，我本應該看出來——這斑斑點點的面頰，抖動着的手，你說話時輕微的吞吞吐吐——還有那串拼成AA形的鑽石。”

“你說你住在哪兒——貝克大街嗎？”

這種一本正經，不傷和氣，不着邊際的談話，持續了不長時間，馬丁尼酒的出現最終把他倆帶到面對面的談話上來。

“哦，”他說，對着她舉起了酒杯，“祝福你——為了下次會見成為可能幹杯。”

她仿照着這個姿勢作了一下。他們倆都呷起來。

“這酒很烈。”她說。

“年少時看見橄欖酒就害怕。”

她大笑了起來。

他們倆突然發現，他們彼此都沒有什麼可說了——要不就是有說不完的話。就他本人，她對他是一無所知。她正在拿不準，如果啟齒問他是不是太唐突了？而他對她了解得比較多。她心裏明白，他不能問什麼。

“你一直從事這種工作嗎？”她想知道。

“不，只有幾年。我過去當教師——而且勉強稱得上是位作家。”

“是什麼讓你放棄了寫作？”

“我好犯輕率的毛病。假若真是犯了的話，就說明我對性和金錢感興趣，我的墮落。說真的，情況並不是這樣。我想，那是因為能夠有機會在查普曼博士手下工作，在某項如此重要的事業圈子內深感榮幸的緣故。我假定，在某些秘密的地方，我仍把自己想成是一位作家——沒有什麼是作家不能接觸的事情——我總是相信，所有這一切終有一天會有用的，特別是當我年紀老了，靠微薄的養老金蹣跚在蒙特卡洛市街頭上時。”他停下來，考慮着下面說什麼好，“有一點我從來說不清道不明。直到現在，我還在猜想，這是潛意識的。不過，正在伸出到表面上來。我想，我總感到，通過從事這項工作，既可以在發覺別人的秘密，也可以發現自己的隱衷。”

“你有沒有像會見其他人那樣——被別人會見過？”

“沒有。當我來時，所有的單身漢抽樣調查已經結束。我的其中一個同事被查普曼博士會見過。當然嘍，博士本人會見自己。”

“那怎麼可能呢？”

“我得說這是不可能的——但是查普曼博士除外。他是一個非凡的人。”

“我想他的講演給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每次都是。他擅長於講演這類事。不，我的意思是，作為一個人，他精於此道。他堅定，真誠，具有獻身精神。當你周圍的所有一切看上去是那樣不穩定，沒法解決，四處飄動的時候，在這樣的人周圍工作，便是一件好事情。他是一個很好的榜樣。”

“你還需要人，這使我感到驚訝，”凱思琳說，“你好像……很自信——我是從褒義上說的。”

保羅微笑起來。“表面現象，”他說，“像其他人一樣。內里卻有太多的轉折和岔道，我們有時都容易感到迷茫的。”

“說得對。”她嚴肅地說。

“方才想說的是——瞧，現在我已是——35歲以上的人了，仍是一個單身漢。這是我自己也感到吃驚。這決不是我經常夢想——”

“也許你從來沒有戀愛過。”

“我肯定有過，有幾次，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年齡，會有不同的方式的愛，這像轉動着的輪盤賭輪。如果你很幸運，正好落在合適的號碼上，你的路子就對了，我就會贏。無論怎麼說，我想，坐在那堵屏風後面，通過聽、學，也許使我成為一個幸運的人。眼下我不敢肯定。這裏面分門別類列了那麼多情況，但沒有觸及深一層的困惑。”他喝乾了自己的那一杯。“也許你說得對。也許我從來沒有愛過。也許我一直害怕。”他陷於沉思，轉動着手中的空杯子。

“我不知道那會發生在男人身上。”

“當然會。即使是那些結婚的男人也難免。”

“你知道，我從來沒有想到這上面。”

他繼續轉動手中的空杯子。“我說得太多了。”

“很合乎情理。你有徹底了解我的優勢。”

“那是公事，這才是樂趣。”

“你是說你不喜歡與各種各樣的女人進行引起共鳴的性談話嗎？”

他看得出，她是在責備他，不過他仍然保持着嚴肅的表情。“它很快就毫無意義了，那引起共鳴的部分。我作為……作為一名調查者還是喜歡這項工作的。看見統計數字有了新發展真使人高興。但是，作為一個人——”他搖了搖頭。“每個人都不可避免地有一些難言的苦衷。”

她凝視着她的杯子。“那也包括我嗎？”

“還有我。”他審視着她的帶有幾分傷感的甜甜的臉。“你的丈夫——我正在想——是不是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鮑拉德？”

“是。”

“我常常想到那些名人的寡婦。例如，總統的遺孀。那情況一定和失去一個普通的男人的感覺不一樣。它準是像失去了一顆行星，一顆密密麻麻居住着人的行星，一直在呼呼地運轉着，可突然之間被帶走了。”

他等待着。她的臉上毫無表示。

她想，不像是行星的逝去，而是像佔領軍最終返回家去了。

“有點像。”她說。

“你已經適應單獨一人生活嗎？”

“要適應單身生活，你必須把興趣注意到自身上。我不敢肯定我能做到這一點。”

他在她身上感到有某種他不理解的利害關係，他不可能完全了解，“眼下你如何打發自己的時光？你幹些什麼？”

“我做大多數女人做的事，不光是寡婦和已婚的婦女。”她頓了一下。“我在等。”

“等什麼人？”

“等什麼事情……等待生活對我作出自己的解釋。”

那位侍者返了回來，突然之間他們倆人都意識到這個飯店裏充滿了人。凱思琳謹慎地點着菜，細心挑選那些她認為他可能期望她喜歡的——一份濃味鰭魚和一份法國烤麵包。保羅要的也完全和她點的一樣，因為他想讓她知道，她喜歡什麼他就喜歡什麼。當侍者填寫訂菜單時，保羅決定，在他們分手時，他要請求與她晤面。他定不准她是否表示同意。

貝尼塔-塞爾比的日記。5月30日，星期六。“……大家坐在會議室的一頭用餐，談到了卡斯。卡斯早餐未露面，查普曼博士發現他鬧胃病。查普曼博士認為病狀像是食物中毒，因而堅持讓他休息。他接替了卡斯的會見工作。我收到媽媽的一封短訊。她想換醫生，因為她感到魯賓弗爾沒有在她身上花足夠的時間，而要錢倒不少。再說他一點也沒有使她的關節炎病痛減輕。我早上給她回了信，要她在我回家前不要做任何舉動。你既然從出生開始一切讓母親照料，你就要經常想到照料母親，儘管這可憐的人兒註定要失去活動能力。鮑頓-布殊先生剛剛從電視網打來電話，確認一下與查普曼博士星期一的約餐事項。布殊先生提醒查普曼博士，別忘了帶一張問題單，以備他坐在那張‘熱板凳’①上別人提問他時用。電視從明天開始會從西海岸到東海岸轉播一周。三個月前在紐約就定好了，藉此慶祝查普曼博士婦女調查的結束，儘管查普曼博士對此處之泰然，可我仍是激動不已。還有15分鐘就要開始工作了。我想，我要讀新出的《家庭生活》雜誌，看看人工授精的嬰兒是怎麼回事，了解一下為什麼那位女伶為了上帝而放棄了事業和貨店。”

①熱板凳是指人們所處的任何難熬的位置時的比喻。

厄蘇拉-帕爾默跪坐在旅館門廊的雜誌架前，把最近一期《家庭生活》雜誌未賣出的12本，從部分遮蓋着它們的一分競爭性的刊物後面取出來，將它們放在架子頂上顯著的位置。重新安排《家庭生活》雜誌工作，是自她被伯特倫-福斯特雇傭后所從事的一項長期工作。這項任務使她很感慰藉，因為她感到，“她”的每一本雜誌的賣出，無異於為她的未來增添了一份保障。

她站起來，向四周掃視了一下，看有沒有人注意她。門廊內只有幾組男人，都穿着賽璐翻領制服，這表明另一種時尚已經席捲全市。她向電梯望過去，緊張地等待着福斯特，不過所有電梯都在空中運行着。

她在寬敞的門廊內煩躁地徘徊着，心上正思考着她對他說什麼。後來，她站在一棵巨大的盆栽橡皮樹旁，竭力想理出個頭緒。她與福斯特先前約定在昨夜會面，他需從棕櫚泉驅車過來，單獨見她並看她的記錄。當她意識到她還不能搞好那份記錄時，便給在棕櫚泉的他打了個電話，解釋一下拖延的原因。接電話的是阿爾瑪。厄蘇拉便問阿爾瑪-福斯特生活過得可好，從電話上得知，她過得並不愉快。接着厄蘇拉又詢問福斯特先生如何。原來福斯特在打高爾夫球，然後在洛杉磯有一項特別的業務要辦。“正是為這事，”厄蘇拉脫口而出，“他千萬別來——我還沒有為他準備妥貼。我希望你能擋住他。”有一陣可怕的沉默。厄蘇拉也意識到自己忙中出了大錯。“甭着急嘛，”阿爾瑪不自然地說，“我一定擋住他。”厄蘇拉不顧一切地設法彌補這無法估量的損失。“它是關於一系列文章的事情，福斯特夫人。您能告訴他我還沒有把筆記整好嗎？一旦搞好，我一定給了打電話。”

這個戰術上的錯誤是昨天早上犯下的。今天一早，電話又響了，是福斯特打來的，並不是長途。“阿爾瑪和我已經回到旅館，”他說——話音硬梆梆的，厄蘇拉這樣認為。“關於你沒有準備好的情況，我從她那裏只得到一些篡改了的口信。我想你最好過來，直接把它解釋清楚，我大約中午時間在。”

她坐在盆栽橡膠植物的旁邊椅子上，儲量這種並非有意撒謊的真實情形。她能告訴他會見中所做的筆記只打出1/3嗎？她能告訴他，每當她繼續往下打時，她讀了一遍又一遍，想到過去，想到她與哈羅德的私生活，從而一擱再擱進行不下去嗎？她能夠解釋在她的整個事業中，她所遇到的第一個寫作障礙嗎？他能理解嗎？如果她辦不到的話，他怎麼能夠呢？可不可以把責任歸咎到哈羅德身上——她從閱讀中知道，現在到處是流行性感冒——使自己保持精力並且不受感染。

“喂，你到啦。”是福斯特的說話聲，他一邊說著，一邊搖搖晃晃地朝她走過來，她簡直是一躍而起。

“哦，福斯特先生——如果我給你帶來諸多不便的話，實在抱歉。我希望你不會因為我來到城裏吧。”

他用鼻子很重地哼了一聲。“是為你來的，阿爾瑪也來了。”

“真抱歉。”

“別介意。對我來說，生活永遠不是野餐。我想知道的只有一件事——你在電話里告訴她些什麼？”

“什麼也沒有。我告訴她我必須跟你講話，而她說你在打高爾夫球，然後去洛杉磯。我說這正是我打電話要和他說的事情。我們預定要檢查一下的工作延期了。因此，待我回電話前你不必來。”厄蘇拉流露出某種迷惑不解的神情。“我看不出有什麼不對勁的地方。”

“很自然。可你不是阿爾瑪。我說我有項特別的業務，我沒有說同誰在一起。她一旦發現——阿哈——任何穿裙子的人都是毒物。她像作賊似地開始跟蹤我。你看這有什麼用？我們還不是都在這兒嗎？”他端詳着她，狹窄的眼睛幾乎成了一條縫。“沒有筆記是怎麼回事？你去給他們講了你的全部性生活，是不是？”

“是，講了，福斯特先生。”

“講了一個多小時，是嗎？”她點了點頭。他聳了聳肩膀。“筆記在哪兒？”

“我做了。不過——”她見附近有一夥男人，毫無疑問被福斯特大聲提到的性所吸引，正在直盯盯地看他倆，她感到很不安。“我們可以坐一會兒嗎？我會解釋給你。”

“對我很合適。”他挽起她的胳膊，穿過鋪着厚地毯的門廊，走向靠窗的雙人座。“就在這兒。”

他們倆都坐下來。“我在會見中作了完整的筆記，”她急匆匆地說。“每個問題，我的每次回答。全部記得清清楚楚。”

“是嗎，嗯？你害羞嗎？”

“相信我，我也覺得有些害羞，不過，我說出了實情，整個的真實情況——”

“上帝助你成功。”

“哦，不錯。我用自己使用的速記法把它們記下來，我已開始為你轉譯過來，不巧，上星期一晚，哈羅德突然病了——發燒到華氏102度——自那之後，我一直忙於照料他。今天他有好轉，我可以很快繼續譯下去。”

“你不能雇個人由你口授他記錄嗎？”

“福斯特先生，除你之外——我不想讓世上任何人聽到或看見這些筆記。為什麼？這樣一來，就像在陌生人面前沒有穿衣服一樣。”

“我想是這樣。”他的眼睛又亮起來，他的肥厚的嘴唇濕漉漉的。“我在這兒只能再呆一周，給我個日期。”

“今天是什麼日子？星期六。明天我還得忙於照顧哈羅德。不過我將從星期一開始，一直幹下去。我大概在下星期三或星期四搞好。我看星期四吧，肯定能行。”

“不能早一點？”

“我試試看，不過——”

“好吧，我們把它確定下來——就是星期四晚上，在這兒，在我的房間裏。我將想出點事讓阿爾瑪去做。你7點來，計劃喝點飲料、共進晚餐，再就是度過很長的一段難技的時光。”他直盯盯地看了她一會兒。“我希望一切都好。”

“肯定很好。”

“我已經給歐文-平克特打過電話，告訴他有關分為三部分的整個事情。正如我保證的那樣，他印象很深，所以你看它很有刺激性。”

“我希望如此，福斯特。我不是杜-巴莉太太。”①

①杜-巴莉太太（1874-1893），法蘭西路易斯十五的情婦。

他把一隻圓滾滾的手放在她的膝蓋上，揉摸着。“所有的女人都是杜-巴莉太太。”他故作莊重地說。對此，厄蘇拉點了點頭，半信半疑，想到紐約。

但是，過後不久，當她驅車在威爾希爾-博爾瓦德向西行駛時，隨着她離開福斯特的距離越來越大，她那專註於紐約的心思也漸漸淡漠起來。紐約在每次鬥爭中都贏得了勝利，只有在最後的一次除外。這最後的一場是哈羅德。她終於完完全全把心思專註在他身上了。當她來到貝弗利山羅克斯博車道時，她轉了個彎朝他的新辦公室開去，決定把他那套房間的裝飾一勞永逸地處理好，也好讓他吃一驚。

這幢設有柱廊的白色建築，是這個街區既沒有分析學家也沒有內科醫生居住的幾棟樓房之一。在電梯旁邊，黑色的姓名地址錄上寫着白色的字體，其中有公關律師、商業經理，和幾個莫名其妙的公司。哈羅德搬進的一周里，厄蘇拉一直沒有參觀過這幢樓房。厄蘇拉記不起是在哪一層。她發現哈羅德的名字夾在一家進口商和一位人才代理中間，於是便乘顧客自己操作的電梯上到二樓。

過去電梯第三個門就是那處辦公室。在毛玻璃上面——她得承認，很引人注目——是黑色的字體：“哈羅德-帕爾默及其會計師聯合公司。”用“聯合”這個詞，她知道，純屬對合適身份的釣餌。哈羅德應該用“有限”這個字眼，如果他不感到太誇耀的話。除了有一個稅務學生今年曾來幫助過他兩個月外，全是由哈羅德單人經營。

像那些粗壯的互助會婦女，每逢聖誕節便挎着籃子向那成百的需要救濟的人分發東西那樣，厄蘇拉懷着行善的心情打開了門，走進了“哈羅德及其會計師聯合公司”的接待室。映入眼帘的景象令她大為驚詫。她最後一次來參觀這間辦公室時，也只有那一次，只有一張松陷的栗色沙發，一張套有褪色條布的椅子，牆上斜掛着一幅可怕的奧羅茨克的複製品畫。所有的傢具都是房主提供的，直到他的房客安頓下來。然而現在，像是通過魔術般的變換，房主的傢具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設施滿可以使拉伯特森-博爾瓦德內裝飾商的展窗增輝。房間閃爍着活力、新穎和光亮，宛如斯堪的那維亞熱心於戶外生活的小明星的居室。兩個低沙發，椅子和桌子全是一色的現代丹麥傢具，用的是漂白過的胡桃木料，灰調子的印花罩布。一束深紅色玫瑰花插在瑞典式的長頸玻璃花瓶里，花瓶擺在雷利特和俄威複製品中間的咖啡桌上面。牆上掛着易碎的平板畫，達菲、馬蒂斯和迪格斯用鉛筆在上面署了名。厄蘇拉無聲地站在那兒。無論發生了什麼變化，只證明了一件事——這兒，至少，少不了要她掏腰包。

她心裏懷着幾分驚異，穿過接待室走向哈羅德的私人辦公室，用力地拍着門。

“在這兒。”

“我是厄蘇拉。”

“請進。”

厄蘇拉打開門走了進去。她第一眼看見的是一位年輕女郎的後背。那人大骨架、未束帶，顯得淫蕩令人作嘔。這位年輕女郎正在哈羅德辦公桌前彎腰，揭開盤子中紙板咖啡杯蓋，盤子裏還有包着的三明治，散發著熱牛肉和肉汁氣味。

哈羅德看起來不像往常那樣臉色發灰，臉龐也不那麼凹陷了。他揮了揮手。“嗬！”他似乎像一個被捉的偷吸煙的小學生那樣既高興又害怕。“這真叫人驚奇。”

“我敢肯定。”厄蘇拉冷冰冰地說。

這位年輕女郎，見有人闖人仍然不緊不慢地做她的事，最後，她伸直了身子。她的臀部很大。她慢慢轉過身來，面帶微笑。她那健康的蘋果一樣光亮的臉，恰似這辦公室里的發亮的胡桃木傢具。它所具有的嶄新氣息對厄蘇拉是一種打擊。她那草黃色的頭髮編成辮子，顯得過分漂亮。她的藍眼睛令人吃驚地又圓又大。她的乳房發達，裹在檸檬色的衛生衫里，顯得不雅觀。厄蘇拉發現她的大腿根粗，這下子讓她感到挺高興。她那樣子既像百分之百的海爾格斯，又像一頭得獎的雅利安母牛，還像一位身着水手領女套衫和海軍藍裙子、在紐倫堡體育館做體操的希特拉-尤金德。

“……我的秘書，瑪麗爾達-齊格內爾，”這位可恨的色鬼說，“這位是帕爾默夫人。”

“你好，帕爾默夫人。”瑪麗爾達，齊格內爾說，露出兩個迷人的酒窩。她說話帶着輕微的日爾曼人的口音。厄蘇拉看得出，她在幾年內不會扔掉這種口音的。瑪麗爾達又轉向這個色鬼。“午餐夠嗎，帕爾默先生？”

“很好，瑪麗爾達，很好。你最好出去用你的午餐。”

“我會，請使。”她對厄蘇拉微笑着說。“請原諒。”

厄蘇拉的眼睛跟蹤這對擺動着的乳房出了辦公室，爾後，轉眼注視着這個色鬼。

“那個到底是誰？”厄蘇拉問。

“我的新秘書，”哈羅德顯得有點吃驚。“我上個星期把她的情況跟你說過了。”

“不至於說她還從事打字吧？”

“瑪麗爾達能抵得上我過去用過的三個人。那些德國姑娘非常出色——細心，利落，而且效率高——”

“還有42號尺碼。”

“什麼？”

“別介意，”她朝傢具揮揮手說，“所有這些什麼時候發生的？”

“指這些傢具嗎？昨天送來的，你陪同福斯特夫婦，抽不出身，這使我很着急，尤其是自我弄到貝利賬戶以後。我不想讓他到這兒來時看見我像個叫化子似的——於是瑪麗爾達和我便出去——”

“瑪麗爾達？”

“對，我真幸運，她在斯圖加一所學校進修過室內裝飾這門功課——”

“於是她把你打扮得完全日爾曼化？嘿，瞧瞧吧——”

“我想你喜歡它，厄蘇拉。我今天上午收到一打賀詞呢。”

“它完全不合適，與你身份不協調。這看起來像是度蜜月的小別墅，而不是嚴肅的商業辦公室。”

哈羅德的左眼緊張地跳動着。“我一直在等你。”他指了指一塊三明治說，“你吃點吧？”

“我不餓，”她又掃視了一遍那些傢具。“這一定值不少錢吧？”

“其實不。你知道那些德國人，非常儉樸。另外……另外，既然我有貝利——吶，我們不必動用你的存款。”

“看來你覺得已經獨立了。”

哈羅德平靜地注視着她。“難道你不想要我自立嗎？”

她感到不安和慌亂。“當然我想。我僅僅不想要你辦蠢事。哦，我現在最好走掉。”

“什麼事使你路過這兒？這可是第一次——”

“第二次。我只想瞧瞧我的丈夫是怎樣打發他的時光的。任何一位妻子都會這樣做。這有什麼不對嗎？”

“對，我很高興。”

她已經到達門口。某種長時間休眠的意識復活了。她轉過身，強裝着笑臉。“我差點忘了，哈羅德——我打算逛商店；晚飯你想要什麼特別的東西嗎？”

這個新鮮的問題，對這個問題的答覆以及對他本人具有的重要性，一時令他不知所措起來。“我……我沒有想過。”

“別介意。我會想像出某種好東西出來。”她指着他的餐盤。“吃吧，別涼了。要細嚼慢咽。你了解自己的胃口，待會見。”

她打開門，走了出去，身了立得直直的，胸脯挺得高高的。這樣一來，瑪麗爾達自會明白，民主反對派的性子不是好惹的。

貝尼塔-塞爾比的日記。5月31日，星期六。“我正坐在維拉-尼普利斯的游泳池邊。我給媽媽寫完了一封五頁紙的信。昨天我的措辭寫得很粗魯，對此我深感內疚。我知道這些信對媽媽意味着什麼。她只能從一個兒子和一個女兒那兒得到信，如果不包括她的姊妹的話。霍維沒有時間寫信，所以，如果我不寫的話，誰會寫呢？我告訴她，我們返回后都期待着一個短期假。那時我會找一位專家，帶她去芝加哥進行X光透視和檢查。游泳池邊很熱，不過這種熱不像中西部的熱，但更乾燥一些，不會出那麼多汗。游泳池裏有六七個人。我穿着從密爾沃基買的三角背心和短褲，全身抹上了防晒液。游泳池對過有一位年輕小夥子，正在坐着讀書。有好幾次我見他朝着我看。身上抹上這玩藝一定看起來很可笑。查普曼博士、卡斯和霍勒斯坐在我後面的陽傘下的桌子上。卡斯今天感到好多了。查普曼博士一直在談論着喬納斯博士的事。用早餐時，他看見一篇文章和附着的一幅建築藍圖。那是一所龐大的正在海邊施工的新婚姻顧問所，該所將由喬納斯博士經營。查普曼博士看后勃然大怒。我並不責怪查普曼博士對待喬納斯博士的態度，凡人皆有，因為我讀過喬納斯博士的某些評論文章。查普曼博士問我是否看見過保羅，我告訴他我看見很早就出去了，拿着網球架和一聽網球。我突然想起，人們不可能與自己打網球，那麼保羅與誰一起打球呢？游泳池對過的那個小夥子又在朝我看，我想我必須摘掉我的太陽鏡，之後再寫完今日的日記……”

過去，每當瑪麗-麥克馬納斯在星期天上午同她父親打網球時，他在她的眼中，着起來總是生氣勃勃，充滿活力。即便在打過激烈的一盤之後，在那酷熱之中，他那稀疏的頭髮仍然整齊有序，結實的面龐仍沒有出汗，呼吸也很均勻。他那白色的襯衣和短褲總是整整齊齊，乾淨利落。

然而今天，當她走向網球去找回那兩個球時——她第一次發球兩次失誤——她通過網眼觀察着站在遠處底線上的父親時，她發現他已經變了。他老了，她難以置信地對自己說。他頭髮凌亂，濕乎乎地結成好幾片，他的臉上冒着汗，顯出甜菜般的紅顏色；他的胸膛在濕透揉皺的襯衣下劇烈地起伏；他的肚子向著非運動員的方式凸起來，這一點她過去從來沒有注意過。他是一位老人，她再次地告訴自己。不過他為什麼不應該是老人？他是我的父親，不是我的男朋友。

她從熱得燙人的瀝青鋪路的球場緩緩穿過，腳下穿的白色厚網球鞋發出咯吱咯吱和壓吸的聲音，折回到她的底線上來。瑪麗一邊走，一邊回憶起在布里阿斯郊區俱樂部每周星期天比賽的日子。她想，也許是在她上初中的最後一年，她剛開課不久。那時她父親總是領着她到俱樂部。他把她安頓在陽台上喝可口可樂，自己走下去打雙打比賽，三打兩勝。有一個星期天，哈里-伊溫的夥伴打電話告訴他，說有事脫不開身，因此瑪麗便被邀請與她父親一起打雙打。那是一個激動人心的上午——她打得很頑強，從而受到高度讚揚——從此以後，她父親停止每周的雙打，集中精力與瑪麗進行單打，除非他因生意外出，或者他倆之中有人病了，否則，這些年來，每周的單打比賽從來沒有間斷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