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告別

三○ 告別

對於我來說,我已達到了目的。而阿蘭,我從他那兒得到了這麼多的恩惠,他該怎麼辦?而且還有謀殺案和格蘭士的詹姆斯,這兩件事我都在第二天早晨向阮克勒坦白了。大約六點鐘的樣子,我就在肖家大屋前來回走着,眼前只有田野和樹林,這些都是我的先人留下的,現在它們屬於我了。即使我談着這些嚴肅的事件,在這片景色面前,我的眼睛裏閃現的都是喜悅的光芒,內心充滿了驕傲。

至於我對朋友的責任,律師沒有一點疑慮。我必須冒任何風險幫助他離開這個國家,但是在詹姆斯的事情上他有不同的看法。

“湯姆生先生是一回事,”他說,“而湯姆生先生的親屬是另一回事,我不太了解事實。我猜測那位貴族,如果你願意我們就稱呼他為阿公爵①,對此有些關心,甚至可以認為有一點憎恨。毫無疑問阿公爵是位傑出的貴族,但是戴維先生,timeoquinocueredeos@,如果你想要阻礙他的復仇計劃,你得記住有一種方法可以取消你的證人資格,那就是讓你到被告席上。這樣你就會和湯姆生先生的親屬一樣麻煩了,你會反對說你是無辜的,那麼他也是。你的這件死亡審判要是在高地陪審團面前,在一場高地爭端中,上面坐着的是高地法官,到絞刑架上只不過是一個短暫過渡罷了。”

①阿公爵:指阿吉爾公爵,坎貝爾族首領。

②拉丁文:意為我怕那些冒犯上帝的人。

我也做過所有這些推理,沒有找到很好的答案,所以我只好簡單明了地說:“這樣的話,先生,那我只好被絞死了,是嗎?”

“我親愛的孩子,”他大聲說,“以上帝的名義,做你認為正確的事。在我這個年齡讓我建議你選擇一條安全但恥辱的路走,這不是一個好主意,我抱歉地收回。去吧,履行你的職責吧。如果必須的話,就像個紳士一樣上絞刑架,世上還有比上絞刑架更糟的事呢。”

“不太多吧,先生。”我笑着說。

“什麼?是的,先生,”他大聲說,“太多了。我們無須扯遠了,如果你叔叔體面地在絞刑架上晃悠,也比現在好上十倍。”

然後他走進屋子,他的情緒仍然很熱烈,因為我認為我讓他非常滿意。他給我寫了兩封信,一邊寫一邊發表着意見。

“這是,”他說,“寫給我的銀行家,英國亞麻公司,以你的名字建一個信用戶頭。問一下湯姆生先生,他知道怎麼做,而你有了這個戶頭,你就可以支配財產了,我相信你會好好用你的錢。但在你朋友,比如湯姆生先生的事中,你甚至可以揮霍一下。那麼對於他的親屬的事,最好去找檢察官,把你的故事告訴他,提供證詞,他是否能相信就是另一回事了,要由阿公爵決定了。現在通過推薦,你可以去找檢察官。我給你一封信,去找一個與你同姓的人,博學的皮爾瑞格的貝爾弗先生,一個我非常尊敬的人。把你介紹給一個與你同姓的人比較好一點,這位皮爾瑞格的地主在律師公會裏非常受人尊敬,與檢察官相處得很好。如果我是你的話,我不會拿一些具體的小事去麻煩他。你明白嗎?我想也沒必要談及湯姆生先生。你要照着他的樣子去做,這位地主對你來說是個好榜樣。和檢察官打交道時,務必小心,在所有這些事情上,願上帝指引你,戴維先生。”

他道別後,和托蘭斯出發回渡口了。阿蘭和我轉向愛丁堡,我們沿着行人路,靠着門柱和未完工的小屋走着,不住地回頭望着我先祖的房子。它矗立在那兒,光禿禿、龐大、沒有炊煙,像是沒人居住的地方,只在頂層的一扇窗戶里有一頂睡帽上下前後地擺動,就像洞穴里伸出來的兔子頭。我來的時候沒有受到歡迎,呆在那兒時沒有受到善待,但至少我離開時是被關注的。

阿蘭和我慢慢地上了路,既沒心思說話,也沒心思走路。同樣的想法縈繞在兩人的心頭,那就是到了該分手的時候了。回想起過去的日日夜夜,心中感到難過,我們確實談了應該做什麼,我們決定阿蘭應該呆在這兒,有時在這兒等,有時在那兒等,但一天一次到一個特定的我能與他聯絡的地方和我本人或我的信使會面。同時我要找一個阿潘的斯圖加特的律師,可以完全信賴的人,讓他找一條船,安排阿蘭安全上船。這件事一談妥,我們好像又找不到話說了。儘管我可以用湯姆生的名字來與阿蘭開玩笑,或者由他嘲笑我的新衣服和家產,大家都深切地感到我們的眼淚都快要流出來了。

我們沿着小路上了科斯托潘山,當我們走近一個叫安息感恩的地方時,我們俯視着科斯托潘沼澤、城市和山上的城堡,我們都停下了腳步,我們無須說話就知道到了分道揚鎊的時候了。在這兒他又向我重複着我們談妥的事:律師的地址、每天和他相見的時間、來找他的人發出的信號,然後我把身上的錢(阮克勒先生給的一兩枚金幣)給了阿蘭,好讓他不要餓死。我們站了一會兒,默默地看着愛丁堡。

“好吧,再見了。”阿蘭說,伸出左手。

“再見。”我說,緊緊握住他的手,轉身下了山。

我們都沒有正視對方的臉,即使當他還在我視線範圍內時,我也沒有回頭望一眼我即將離開的朋友。但當我走在進城的路上時,我感到茫然而孤獨。我內心深處只想在堤壩旁坐下,像個孩子一樣痛哭一場。

當我沿着西教區和草市場進入首府的街道時,已快到中午了。高樓大廈都是十到十五層樓,狹窄的拱形入口不斷吐出行人,櫥窗中的商品、喧嘩和熙熙攘攘、難聞的氣味、漂亮的衣服,上百種其他不值一提的細節使我進入一種昏沉沉的狀態,使我驚訝。我在人流的裹脅下擠來擠去,而我一直想着的是在安息感恩處的阿蘭。儘管你們會認為我置身於這些華服美食中一定會感覺快樂,可我一直深切地感到像做錯了什麼事一樣而悔恨痛苦。

上帝之手牽着我遊盪到了英國亞麻公司銀行的大門口。

律師烏特森先生輪廓鮮明、面目粗獷,不苟言笑。他生性冷淡,話語不多,與人交談時頗為靦腆,喜怒哀樂也很少流露出來。他身材高瘦,缺乏活力,枯燥無味,但仍有其可愛之處。如果碰上好友聚會,如果酒合他的口味,他的眼睛裏也會流露出極富人情味的一面--這是人們從來沒有從他的言談中發現的一面,但這一面不僅可以從他飯後那些沉默的表情中看出,而且更明顯地見於他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他這個人非常克己,獨自一人時,只喝杜松子酒,過一過品嘗陳年佳釀的癮頭。他也喜歡看戲,但他已經有二十年沒有踏進任何一家劇院的大門了。不過,他對別人卻是極為寬容,有時甚至帶着幾分羨慕來看待他人胡作非為時的快感。即使事情鬧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他對別人也總是幫助多於指責。“我比較贊同該隱的異端邪說,”他常常風趣地說,“我讓我的弟兄們自己到魔鬼那裏去報到。”有了這樣的性格,他常常有幸成為那些每況愈下的人在這世上最後一個值得尊敬的朋友,並對這些人最後施展一點良好影響。這些人中任何一個只要來他府上登門造訪,他都會一如既往地對待他們,態度沒有一絲一毫的改變。

毫無疑問,對於烏特森先生來說,善待他人是一種非常容易的本領,因為他這個人特別不愛拋頭露面,甚至就連他的友誼似乎也建立在一種善良的天性之上。謙虛的人的標誌就是隨遇而安,有什麼現成的朋友圈子就依照什麼圈子--而這也正是我們這位律師的做人原則。他的朋友不是與他有血緣關係的親戚,就是與他相識多年的熟人;而他與人的感情就像常青藤,隨着時間的推移而日長月深,絕不是那種一夜之間就發展起來的事。因此,他與他的遠房表親、大名鼎鼎的理查德-恩費爾德之間的友誼,無疑也是這樣形成的。他們倆如何看待對方?有什麼相投的志趣?許多人對此百思不得其解。據那些星期天碰到他倆一起散步的人說,他倆均默不作聲,沉悶得出奇,每當碰到一個熟人,都會如釋重負般地高聲與人招呼。儘管如此,烏特森先生和恩費爾德仍然非常重視他們的散步,把它看作每周最寶貴的活動,不僅將其他娛樂活動推到一邊,甚至會將手頭的要事擱在一旁;就是為了能盡興地享受這散步的樂趣。

就在這樣一次散步時,他們碰巧走到了倫敦鬧市區的一條小街上。居住在這裏的人似乎個個日子都過得不錯,而且人人似乎也都熱切地希望能好上加好,所以家家戶戶都把多餘的錢花在了裝點門面上,弄得沿街兩旁的店鋪更加引人注目,宛如兩排滿臉堆笑的女店員。由於是星期天,它燦爛的一面罩上了一層面紗,街上行人相對較少;但即使是這樣,這條街仍然與附近那些邋遢的街道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猶如森林中的烈火一樣光彩奪目。新油漆過的百葉窗、擦得閃亮的黃銅把手、一塵不染的街道、艷麗的色調,所有這一切不僅立刻能引起路人的注意,而且讓人感到賞心悅目。

到了一個街角,順左手向東拐,過去兩個門面,一座院子打破了筆直成一條線的街道。這裏豎立着一座樣子極為難看的房子,山牆臨街向外凸出。這房子為兩層樓建築,除了一樓有扇門外,整個山牆上沒有任何窗戶;二樓的牆面已經退色,就像是沒長眼睛的額頭。種種跡象表明,這地方己長久沒有人照料了,所以才顯得如此髒亂。門上既沒有門鈴也沒有門環,漆皮已經起泡,骯髒不堪。流浪漢曾在這裏過夜,還在門板上划燃過火柴;孩子們曾在台階上擺過小攤;小學生們曾在門框的裝飾木條上試過刀子。差不多有一二十年了,房子裏從來沒有人出來將這些不速之客趕走,也從來沒有人維修那些遭到破壞的地方。

恩費爾德先生和烏特森律師在街道的另一邊散步,當他們走到正對着這座房子大門的地方時,恩費爾德先生突然舉起手杖指着那扇門問:

“你有沒有注意過那扇門?”

聽到律師說注意過,恩費爾德先生又說:“這扇門在我的記憶中總是和一件非常離奇古怪的事聯繫在一起。”

“是嗎?”烏特森先生說,他的聲音有些異樣,“什麼樣的古怪事?”

“嗯,是這麼回事,”恩費爾德答道,“那是一個伸手不見五指的冬夜,凌晨三點左右,我剛從某個遙遠的地方往家趕路。我回家的路線要穿過倫敦的一個區域,這地方除了路燈外什麼也看不到。一條又一條的街道,兩旁的人們都已進入了夢鄉;一條又一條的街道上燈火通明,彷彿在準備迎接儀仗隊的到來--然而街道上空曠得簡直像座教堂。我一路向前走去,兩耳傾聽着周圍的動靜,到後來竟巴不得能見到一名警察。就在這時,我突然看到兩個人影:一個是身材不高的男人,正蹬蹬蹬地快步向東走去;另一個是八九歲或十歲的女孩,正拚命從一條橫街上跑過來。可想而知,這兩個人自然會在街角撞在一起。接着便發生了可怕的事情:那個男人若無其事地踩着那孩子的身子走了過去,任憑她躺在地上尖叫。這件事聽起來似乎沒有什麼,可當時那情景簡直慘不忍睹。那傢伙簡直不是人,更像那該死的印度教神車①。我大喊一聲,猛地沖了過去,一把抓住那男人的衣領,將他拉到了女孩的身旁。那女孩仍在慘叫,而她的周圍已經圍了一群人。那男人毫無表情,也沒有作任何反抗,只是朝我看了一眼,可他那兇狠的目光嚇得我立刻出了一身冷汗。那些聞聲跑來的都是女孩的家人,不一會兒醫生也趕來了,原來那女孩是被家裏打發去請醫生的。據醫生說,那小女孩傷得倒是不重,只是被嚇壞了。你大概以為事情到此就結束了吧?可是沒有,這時又發生了一件怪事。我第一眼就非常憎惡那傢伙,那女孩一家憎恨他也是可以理解的,可那醫生居然也討厭他,這就使我感到非常詫異了。那醫生是個再普通不過的行醫者,說不上年紀多大,也沒有什麼特點,操一口愛丁堡口音,也像蘇格蘭風笛一樣沒有任何錶情。怎麼說呢?他的反應也和我們其他人一樣,我見他每次朝那傢伙望去時,都會感到一陣噁心,都會臉色發白,都會恨不得殺了那傢伙。我知道他心中在想什麼,就如同他也知道我心中在想什麼一樣。既然無法殺了那傢伙,我們便退而求其次。我們告訴那傢伙,我們可以也願意拿這件事大做文章,叫他的名字從倫敦的這一頭臭到那一頭。如果他這個人有朋友也有信譽,我們可以立刻讓這些喪失殆盡。我們一面這樣威脅他,一面盡量不讓女人們靠近他,因為那些女人一個個已經變得像妖婆一樣瘋狂。那傢伙就站在中間,冷冷地擺出一副譏諷的神情。我看出他也很害怕,不過他表面上卻是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十足像那魔鬼撒旦。‘要是你們想拿這件事來敲我的竹杠,’他說,‘我自然是別無選擇。任何紳士都不願意丟人現眼,你們開個價吧。’嘿,我們逼着他給孩子家賠償一百英鎊。他顯然不願意付這麼一大筆錢,但看到我們人多勢眾,而且個個都不懷好意,他最後只好同意了。接下來便是去取錢。你知道他把我們帶到哪裏去取錢嗎?就是對面那道門!--他掏出一把鑰匙,走了進去,不一會兒又走了出來,帶着十鎊金市和一張庫茨銀行見單即付的支票。支票上籤有一個人的名字,但這個人的名字我不便說出來。雖然這也是我這段故事有趣的一個方面,但我至少可以這麼說,在支票上簽字的這個人鼎鼎有名,而且常常見報,支票上的數額固然不小,但那簽名如果是真的,恐怕比那支票本身還要值錢。我冒昧地向那傢伙指出,那支票恐怕是假的;並且說,在這個世界上,哪兒有什麼人在凌晨四點鐘闖進什麼地窖,拿出來一張數目多達一百鎊、而且上面有另一個人簽字的支票來。但他對此似乎胸有成竹,帶着嘲諷的口氣說,‘你儘管放心,我和你們一直呆到銀行開門,然後我親自去兌換支票。’於是我們一起動身,那位醫生、孩子的父親、我們這位仁兄和我自己在我家熬到了天亮。第二天早晨,吃罷早飯後,我們一起去了銀行。我親自將支票遞了進去,並說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那支票是偽造的。結果根本不是那麼回事,那支票是貨真價實的。”

①印度教神車:每年例節載着印度教主神毗濕奴塑像遊行時的巨車,善男信女多甘願投身死於輪下,以求得永福。

“嘖--嘖!”烏特森先生說。“我看你的感覺和我一樣,”恩費爾德先生說,“我真不願講這件事,因為那位仁兄是個真該下地獄的混蛋,任何人都不願和他那種人打交道。那位簽支票的人不僅家產萬貫,而且聲名顯赫;更糟糕的是,他還是你們那些所謂的社會精英之一。依我看,那準是一起訛詐案:一個老實人不得不為自己年輕時乾的某些蠢事付出代價。因此,我把那道門裏的房子稱作訛詐之家。即使說到這個分上,有些地方還是解釋不清。”他補充說了這段話后便陷入了沉思。

但烏特森先生突如其來的一個問題又把他從沉思中喚醒了過來:“你知不知道簽支票的人是否住在裏面?”

“很有可能,不是嗎?”恩費爾德先生答道,“不過我碰巧留意了一下他的住址,知道他住在某個廣場。”

“你從來沒有問過……那門裏面住着什麼人嗎?”烏特森先生又問。

“沒有,先生,我這個人比較知趣。”恩費爾德先生回答,“我倒是很想問個明白,但那樣做多少有點像對人進行末日審判。你一旦刨根問底,就會像從山頂推下一塊石頭。你靜靜地坐在山頂,那塊石頭朝山下滾去,撞動別的石頭;不一會兒,某個老實人--某個你根本沒有想到的老實人--會在自家後院被石頭擊中腦袋,這一家就得改換主人。不,先生,我給自己訂了條規矩:事情越怪,就越要少打聽。”

“這規矩倒是不錯。”律師說。

“不過我倒是研究了一下這房子,”恩費爾德先生接著說,“這根本不像幢房子。這裏沒有別的門,除了那位仁兄隔很長一段時間來一次外,那道門根本沒有人進出。一樓沒有窗戶,二樓倒是有三個窗戶正對着院子,雖然擦得很乾凈,但始終關得死死的。還有一個煙囪,通常都有煙冒出來,所以裏面肯定住着人。不過這也很難說,因為院子周圍的房子緊挨在一起,說不清一幢房子起於何處、止於何處。”

他們倆又默默地向前走了一會兒,烏特森突然開口道:“恩費爾德,你那條規矩真不錯。”

“是啊,我自己也是這麼認為的。”恩費爾德說。

“不過話雖這麼說,”律師接著說,“我還是想問你一個問題。我想同一下那個踩在孩子身上的傢伙叫什麼。”

“呃,”恩費爾德先生說,“我看告訴你也無妨,那傢伙的名字叫海德。”

“那麼,”烏特森先生又問,“他長得什麼模樣?”

“很難描述。他的相貌上有什麼地方不對勁;有些令人不快、甚至令人厭惡的成分。我還從來沒有見過一個讓我如此討厭的人,可我又說不出為什麼要討厭他。他肯定有什麼地方畸形,因為他給人一種強烈的畸形感,但我無法說清是他身上的什麼地方。他的相貌非常奇特,但我一下子確實說不上來他身上什麼地方與眾不同。不,先生,我實在是無能為力,怎麼也描述不出來。這絕對不是我記憶力不好,因為我敢說他的形象此刻就浮現在我的面前。”

烏特森先生又默默地向前走了一截路,顯然沉浸在自己的思考之中。最後他問:“你能肯定他當時用了把鑰匙?”

“我的好兄弟……”恩費爾德驚訝得不知該說什麼好。

“我明白,”烏特森說,“我明白我這問題聽上去一定很怪。事實是,我之所以不問你那另外一個人的名字,是因為我已經知道那是誰了。你聽我說,理查德,你的故事已經講完了。如果有什麼地方講得不夠精確的話,現在糾正一下還來得及。”

“難道這還要你提醒我嗎?”恩費爾德帶着幾分惱怒答道,“不過我可以告訴你,我像個老學究一樣精確。那傢伙的確有把鑰匙,而且那鑰匙現在還在他手中,因為我一星期前還看到他用那鑰匙來開門。”

烏特森先生深深地嘆了口氣,但沒有再吭聲。不一會兒,年輕的恩費爾德又開了口:“這對喜歡多嘴多舌的我來說又是個教訓,我真為我這管不住的嘴巴而感到慚愧。我們現在就說定,以後再也不提這件事。”

“我由衷地贊同,”律師說,“我們握手為定,理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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