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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卡斯特蘭諾的調查就這樣開場了，行動的特點正如偵探庫林斯和布賴恩所設想的那樣有“RH因素”。

“RH”從拼音上代表“製造混亂”，這正是他們希望通過與街頭地痞接觸能對甘比諾家族的平穩運行和保羅·卡斯特蘭諾的威嚴傲慢的平靜造成的影響。

阿帕拉欽的案子尼證明警方稍加干涉就會給黑手黨暴徒的寧靜來很大困擾——但是當然了，自從那以後事情發生了很多變化。

其一就是，《教父》這總電影在匪徒的含義上籠罩了一層感傷的光環；影片給歹徒們提供了一整套現成的話供他們在想把話說得粗暴、豪邁、有正義感，甚至是智慧時使用。劇本——大部分聰明人看上去都記住了——使他們不那麼難於開口。普遍的事實是，出了他們自己的小圈子，許多聰明人痛苦的猶柔寡斷而且非常害羞。他們從未真正長大過；他們確確實實從未遠離過家門。他們敏銳地清楚自己缺少教育，害怕自己會說些蠢話。能夠說一些艾爾·帕西諾和羅們特·德·尼羅說過的話，有助於他們開始加入到談話中。這部電影告訴他們應該如何行動，以及應該感覺到什麼，如果他們能感覺到什麼的話。

另一個使暴徒們不那麼害羞的因素是電視新聞，這些新聞通過有選擇的鏡頭播放，把暴徒們的生活浪漫化了。攝影機只選拍那些偶然發生了的事情——而然發生的事情在街頭歹徒的生活中是極大的例外。事實是，一個暴徒日常工作的大部分時間單調得令人無聊。你大約在中午時醒來，去找文尼或弗蘭克喝杯咖啡。文尼和弗蘭克不得不去見托尼和彼特，這樣你就從大老遠開車到斯塔膝島再喝杯咖啡。托尼和彼特沒有露面，你再一路趕回到昆斯去看另一個傢伙和兩貨車偷來的波電纜。但在定價之前，必須打幾個電話。你只能使用付費電話，所以自先得找一台好使的電話，然後聽見的是對方含混不清的聲音，因為某個傻瓜的汽車警報器響起來了。

這時候天已經黑了，你回到家洗個澡換件襯衫，說說晚飯吃什麼，想去哪兒吃。但是如果碰巧有某個你不想見的人也在那兒吃晚飯，你就不得不換個地方。

此時你已經因為那些咖啡、香煙和飢餓而開始感到胃在痙攣。

這確實不能令人興奮；當然電視新聞不會總是報道你所期待的謀殺、毒品帳單和在法庭上的表現。

但是新聞媒介對暴徒生活的美化卻給執法部門帶來了一個意想不到的好處：它們似乎使那些聰明人增強了對自我價值的尊重，使他們更渴望站出來被算作一個黨徒——並被起訴。

自從阿帕拉欽事件后一切都發生了變化，所以，有哪件事保持原樣而不變準會出乎人們的意料。令人吃驚的是，直到1986年，在對著名的黑手黨各幫派首領聚會案（未成功的）的答辯時，秘密犯罪組織的存在才為公眾知曉。直到那時那神聖的“奧默它”誓言仍要求“我們的這件事”的參與者對保持沉默。因此，與警察談話對一個的生命存在顯然不利。最細微的疏忽，甚至幾句可能被誤解為暗示黑手黨存在的話都會被認為是違反了“奧默它”的誓言，其懲罰就是死亡；甚至被看見和警察在一起也能受到致命的懲罰，因為眾所周知，那些緊張不安的同夥會得出錯誤結論，採取嚴厲行動，造成不可挽回的後果。最好一看見有執法部門的人在附近就躲起來。

同樣真實的是，因為人的本性並未改變，1980年的黑手黨成員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如同1957年的黑手黨徒一樣天生多疑。這些人中有些人心理嚴重失衡，幾乎可能肯定會被確認為臨床偏執狂症。但是即使是那些沒這麼嚴重的人，也完全有理由被確診為神經過敏症。警察想抓他們。亞洲人、黑人、波多黎名人的競爭組織會很高興他們從街頭消失。敵對的秘密犯罪組織家族成員會在一分鐘後攻擊他們，甚至失寵於他們是廠好的朋友其結果也同樣糟糕。因此這些人對於隨便地進行一次友好的談活這個想法愈發感覺不安。

現在這個想法比平日更令他們不安。

從198o年的春天開始，昆斯區布爾瓦街一家文具店的印有標誌的賀卡銷售量有了大幅度增長。這股生意興旺的浪潮是由於喬·奧布賴恩掀起的。作為“製造混亂”略的一小部分，他已經承擔起做大約50個已知的甘比諾組織成員的單方面筆友誼的任務。

根據聯邦調查局的電腦記錄，奧布賴恩編製了一個日曆，上面註明團伙成員的生日，上至保羅·卡斯特蘭諾本人，下至最小的街頭流氓。每個人在過生日時都會得到一聲問候。賀卡上除了有一句和轍押韻的賀詞，奧布賴恩還平心靜氣地附上他的消息：一張他的聯邦調查局業務名片，上面醒目地印着聯邦調查局的印記，當然還有奧布賴恩辦公室的電話號碼，以備萬一哪個人想和他聊聊。看上去他們並不想——雖然有一個甘比諾組織頭目後來承以，奧布賴恩是除了他妻子外唯一記得他生日的人。奧布賴恩也送聖誕卡和復活節卡，他甚至在聖帕特里克節也送賀卡。

奧布賴恩最喜歡在特殊情況下送下片。這是一個多麼體貼的方法，它提醒人們有個人非常關心他們，密切注意着他們的事業！比如說，如果有一個甘比諾小卒摔斷一隻手，那他在結算醫療費的同時一定會收到聯邦調查局寄來的祝他早日康復的卡片。

比如說如果有個小卒費儘力氣升到頭口的位置，喬·奧布賴恩就會送去一封短訊，上面寫着：“恭喜你的提升”。

在送所有這些需要送的賀卡時，奧布賴恩對每一張都精心加以選擇。因此他花了不少時間研究賀卡的接受者與保羅·卡斯特蘭諾的關係。街頭地痞一類的人收到的是普通卡片，每張25美分。但是托米·比洛蒂，巨頭保羅最喜歡的，得到的禮物要珍貴些。在他當上頭目時，他收到張音樂卡，播放《出現美好時光》這支歌。作為比洛蒂將會掙到更多錢的象徵，奧布賴恩還附上兩張一美元的鈔票。

至於送給卡斯特蘭諾本人的卡片，是精而又精地挑選后才送給首領的。奧布賴恩記得最有意思的一張賀卡上畫著一大籃子彩蛋，放在一個大宅邸門前，這座宅邸有點像斯塔滕島的白宮。題字是“祝一位不同凡響的教父復活節快樂。”

奧布賴恩為送給卡斯特蘭諾的賀卡大動腦筋是一步好棋，因為，正如內線提供的情況以及巨頭保羅後來證實的，這位首領的的確確注意它們了。

當奧布賴思送的生日卡第一次出現在卡斯特蘭諾面前時，他好半天才意識到它來自聯邦調查局。

畢竟，他介個很受歡迎的人，總是有人奉承他，想得到他的青睞。他收到了許許多多的生日卡，許多是來自他只聽說過卻不記得曾見過面的人。他坐在餐廳桌前，穿着那件洋紅色緞於睡衣，他幾乎每天的大部分時間裏都穿着這件睡衣。他漫不經心地測覽着這些賀卡，用一把純銀的裁紙刀仔細地劃開信封。

“你看，格羅莉妮”，他用那種甜膩膩的哄人的腔調說，這種腔調他只在同他的女僕兼情婦說話時才使用，“你看有多少人給保羅先生寫信？”

格羅莉妮是1979年9月9日成為卡斯特蘭諾家裏的一個成員的，之後不久就成了她的主人的情婦。她站在那裏，表面上帶着奉承，當她這位上了年紀的情人有自我吹噓的需要時，她就輕聲說句贊同的話。後來，當格羅莉妮取代了高貴、尊嚴、像祖母一樣的尼娜·卡斯特蘭諾的主婦地位時，她就會炫耀自己的力量，欺侮客人，在談話中插嘴。沒有一個傳統的黑手黨妻子會這麼做，她甚至但敢奚落巨頭保羅本人。但是目前為止，禮貌的偽裝仍在繼續。當主人坐着的時候女僕站着，她只在別人對她說話時才說話。而且她盡心儘力地奉承主人的虛榮心。

“是的，保羅欣（先）生，”她說，“灰（非）常多。格羅莉妮一輩子也沒收到過這麼多信。”

卡斯特蘭諾對她閃出一絲微笑，這微笑不顧他的本意露出幾許乖戾的神色。然後他裁開奧布賴恩寄來的信封。他讀了生日卡，再把它拿到一臂遠的距離，微微眯起眼睛試圖辨讓出這個不熟悉的簽名。

聯邦調查局的業務名片落到餐桌上，卡斯特蘭諾撿起它。

“混蛋。”他咕噥着說。

格羅莉妮不僅根本不被這種粗俗的話惹惱，反而發現髒話是她第二語言中滑稽可笑、多姿多彩的一方面。她總是很高興擴展自己在這方面的詞彙量。“保羅欣（先）生從混蛋們那兒收到信嗎？”她問。

“許許多多的混蛋。”卡斯特蘭諾說，把奧布賴恩的生日祝福扔進垃圾里。至於那張業務名片，他把它撕成小碎片，從桌上拂去，彷彿那是什麼不幹凈的東西。

奧布賴恩的第二封信遭到了同樣的命運，第三封也是同樣。但到了第四次，卡斯特蘭諾決定把喬·奧布賴恩的業務名片保存菩來。他得出與此人打交道並無害處的結論。此外，也並不這無全排除有可能在某一時刻，以某種方式，他們兩個也許會談點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