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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來得迅速，而法律是緩慢的，要用一年半還要多的時間才能做好審理各幫派首領聚會案或遇難者案的準備工作——起訴主要以托特山宅邸的監聽錄音為基礎，集中針對甘比諾家族。

同時，喬·奧布賴恩和安迪·庫林斯對保羅·卡斯特蘭諾的追蹤工作基本上已結束了，他們又開始新的調查。的確，錄音譯文似乎總有那一點需要修改，而且當然，兩位偵探作為證和提供背景材料的人需要與檢察官們保持聯繫。而教父保羅·卡斯特蘭諾這個人，在他們日常工作中所佔的比例越來越少。

但是，他仍留在他們的腦海中，他們與他共同度過的時光留在他們的記憶里，清晰得如同一個孩子頭腦中對一條主要街道上汽車行列的印象，這俱是一們首領，他有些奇怪地受人注目，他的名聲這一就是比一般人能給人留下更深的印象。你忘不了那雙陰影中的眼睛，那副飛行員眼鏡后的耐心、機警、無情的目光。你忘不了那些小動作——他拉直領帶時那種默不做聲的派頭，他撫平褲子上的摺痕時那分講究的神氣，甚至他做出的荒唐事，天知道，也當作大事被記錄下來，但是即使他縱容自己做錯事也帶有某種莊嚴色彩，他拒絕掩蓋這些錯誤，也不設法彌補，他的錯誤沒有影響他的形象，因為他全然拒絕承認它們可能是錯誤。

所以，巨頭保羅仍和他們在一起。而在1985年的9月下旬，教父參加初審的前一天——這次初審是關於羅伊·德米奧偷車和謀殺案——喬·奧布賴恩發現自己正開車行駛在斯塔滕鈧附近。他說不出自己為什麼要到這兒來。卡斯特蘭諾應該歸法庭審理，那座房子和他本人都已不再屬於執法部門管轄範圍之內了，可是，這位偵探仍身不由己地在這附近的徘徊，他穿過里士滿路，在鄉村俱樂部飯店裏喝了咖啡，在托特山特權區域附近走來走去。

突然他看見了托米·比洛蒂，托米顯然是從托特山的白宮裏出來的，開着一輛嶄新的深藍色別克車。

奧而賴恩跟在他後面，保持着謹慎的距離。托米似乎沒有發覺，也許是因為這幾個月聯邦調查局已轉移了對卡斯特蘭諾的注意，所以他的警惕性放鬆了；也人場他只是此刻心不在焉而而已。不管怎樣，奧布賴恩一路尾隨他到了海蘭林蔭大道，他在那兒擦洗汽車。忠誠的托米，體貼的托米，他不想讓他的主人因為乘坐一輛不是一塵不染的車去法庭而有損其光輝形象。

這家擦車店用的還是老式的方法，汽車用鎖鏈拖着經過每道程序，奧而賴恩等到比洛蒂和車被運上傳送帶之後，停放好自己的車走進汽車間，他向一個眼務員出示的徽章，告訴他當那輛藍色別克車進入塗皂程序關閉總閘，然後他站到了一把巨型刷子後面。

當機器停止運轉時，比洛蒂的車已完全被肥皂水吞沒了。奧布賴恩走出來，在擋風玻璃上反着劃了“FBI”三個字終。托米搖下車穿，伸出粗壯的手臂倚在窗框上。

“基督，奧布賴恩，現在又有什麼事？”他說出這句話來好介一個人的談話剛剛剛中斷了半分鐘，而不是7個月，但是他看上去再沒有從前對偵探的那種純粹、頑固的仇恨了。

“嗨，托米。”

“嗨，什麼事？”

“我想讓你給保羅帶個口信，行嗎？”

比洛蒂用手指在別克車塗滿肥皂的潮濕的車頂上敲了敲，“當然行，究竟是什麼事？”

“就說我祝他走好運。”

實際上，就“汽車與謀殺”案來說，巨頭保羅的運氣好得不能再好了，審判成一幕錯誤的喜劇。有一個原告方證人，維托叫·阿倫納，似乎反出庭作證當成了極好要做明星的機會，他把德米奧乾的三件謀殺案的細節描述得如同臨床手術一樣真實，但是儘管他表演了大段該死的揭發，他後來承認他這輩子從未見過保羅·卡斯特蘭諾，而且只能聽說教父與這件案子有牽連。然後一位政府的眼線，在要求指認是誰告訴他即將發生的賽車盜竊案時認錯了人，《紐約時報》了道說檢察官們對這個失誤“怒形於色”。

而當凱文·托馬斯·達菲當眾宣佈他們對宣判“準備不足”時，他們又大為惱。此時最終結果還無從知曉，看上去巨頭保羅要被無罪開釋了。

但這已無關緊要了。12月2日，安尼洛·德拉克羅斯在久病之後死去，而甘比諾家族兩方對立勢力之間的脆弱的休戰協定也隨他死去而結束。德拉克羅斯和卡斯特蘭諾——這兩個人之間的平衡是至關重要的，而他們之間的關係性質仍是令人費解的。

他們兩個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敵人。確切地說他們不是同盟者，也不是競爭者。他們互為需要，但那種需要似乎沒有任何個人聯繫在內，似乎只取決於一種毫無感情因素在內的必然性。

當德拉克羅斯活着的時候，他的手下沒有一個人膽敢冒犯卡斯特蘭諾。這個製造和平老狐狸會禁止他們這麼做，此外，德拉克羅斯本人性格怪癖、身體衰弱，但不可侵犯，他對王位繼取權和界線已厭倦透頂了。他的去世使通往權力的道路似乎突然打開了——也許德拉克羅斯的死和對巨主保羅命運的宣判是在同一時刻發生的。

但是，卡斯特蘭諾對德拉克羅斯的去世做出的兩個決斷是極其錯誤和嚴重的，也十分令人費解，因此這兩個決斷在某種意義上說是自殺性的。

教父沒有參加德拉克羅斯的守靈，在一個禮節、儀式和尊敬的象徵有極其重要地位的環境裏，這是一個極大的、似乎是無緣無故的侮辱。他為什麼沒去呢？沒人知道，當然，他有自己的一大堆麻煩事，他的審判正在進行中；他自己的健康也成問題。可是——抽不出一個小時時間看看一個做了他九年副手的遺體？這太讓人難以理解了，這更使人們紛紛推測說保羅正喪失他從前有的眼界裏，放棄他的職責應歲的義務。眾所周知，對卡斯特蘭諾的審判因為聖誕節假期而體會；眾所周知，教父得到允許可以去佛羅里在旅行。人們能夠想像這個人因為忙於制定和女僕去龐帕諾海灘玩樂的計劃而無暇向安尼洛·德拉克羅斯做最後的致意。

巨頭保羅犯的第二人大錯在本質上講是更嚴格的職業錯誤。他單方面決定甘比諾家族在新任副首領是托米·比洛蒂。

托米·比洛蒂？不，這簡直令人難以想像，首先，這是對兩派平分家族領導權的慣例的公然藐視；它消除了一切利用德拉克羅斯的死調和兩派關係的機會。但是除了這個原因，還有托米本人——語無論次、狂暴、木訥的托米。即使在紐約黑手黨這樣一個充滿烏合之眾又慘遭敗北的組織里，他也不是做酋領的材料；每個人都清楚這一點。好吧，巨頭保羅以忠誠回報忠誠；這是正確的行為。但是誰能幻想甘比諾家族由托米·比洛蒂作下一任首領會有好前景呢？

沒有辦法，也許巨頭保羅在提升他的忠實的司機時，也簽署了比洛蒂的死亡證書。若不然，托米也許會出於另一種原因被除掉，以防他像一頭差別牛一樣為他主人的被害報仇，但是既然他被任命做副首領，毫無疑問他必須被除掉，這就是做高級領導人的優勢。

1985年12月16日，G·羅伯特·布萊基——康納爾的教授，“反詐騙及腐敗組織”法案的主要構思起草者——來到紐約大學參加一個關於如何有效運用紛繁複雜的法律為內容的討論會。在歡迎布萊塞的雞尾酒會上，聯邦調查局的人，城市偵探和檢察官們喝着塑料杯中的飲料，吸着雪茄，相互交流些故事。

然而，就在下午6點整之前，傳呼機的叫聲響徹整個房間，幾十個傳呼機一齊在響，皮帶環上，上衣兜里，吱吱吱，卿卿卿，構成各種小曲調。警察群里湧起一股激動的氣氛，一股混雜着恐懼的興奮感。

人們向電話機跑去——房間裏正好有兩倍——消息迅速在人群人傳播開來，好像一種新的病蓖傳染一樣。各種細節在傳播過種中被歪曲了。有的說發生在第42大街上，有的說在斯帕克斯。有的說有四個持槍者，有的說有兩個，有的說雙方交了火，有的說雙方沒有交火。

儘管如此，事實的中心內容沒有混淆，巨頭保羅·卡斯特蘭諾與他的司機也是或許剩下的最後一個朋友，剛剛被擊斃，黑社會的手法，幹得很利索。

喬·奧布賴恩發覺自己不得不癱在招待會屋子角落的一把鋁製摺疊椅子上。他覺得胃裏像有乳汁在流動，雙膝猶如被電擊一們軟弱尤力。他花費了一生中整整5天年的時間要把保羅·卡斯諾蘭特法辦。奇怪的是，通過保羅，他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公理不主要是懲罰，也不正直的姿態，而是把某些事弄個水落石出，一些問題得到解答，一些規則的價值得到確定后獲得的單純的滿足感。現在他們永遠不能把任何事情弄得水落石出了。開槍的人也明白這一點。當保羅和托米倒下去的時候，5年的了作成果也隨之而去了。

安迪·庫林斯坐在他搭檔身邊，他噴出一口煙，又喝了口啤酒。“他們的方法肯定更快些。”他說。

“我們的方法更好些。”奧布賴恩說，儘管他內心承認有時很難相信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