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文化與建設

滿園文武精英中，只有蒲壽庚才能領會東門達觀的禪機，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的事了。東門達觀初進棋盤園時就有過類似的情形，那局棋結束時，一位書評家先是讚揚達觀大師高超的棋藝代表着體育競賽的至高境界，接着頌揚蒲壽庚功虧一簣的結局蘊涵著深刻的遺憾藝術，然後一邊欣賞美女棋子優美的歌舞，一邊感慨說，棋子們今日所展示的新潮時裝傳遞了一種劍拔弩張的顯相平靜，延宕了妥協性的非符碼亞文化價值內涵，伸張了人類世紀性的嘈雜意義，必將引導出又一輪非睡眠狀物質描述時尚，啟迪人類稀釋靈魂之經濟共性純粹意義，云云。大家聽得頭頭是道，頻頻稱是，並指點着棋子們款款時裝，交口附和書評家的高明之見，卻聽東門達觀冷不丁問了一句，你們說的是不是她們身上縫的布呀？

達觀大師一語驚人，震懾四座，大家面面相覷，不知何言以對。卻見蒲壽庚擊掌含笑對九奶說，這些笨蛋開口文化價值，閉口經濟意義，卻不知時裝為何物，只有達觀大師識心見性，慧眼獨具，一眼洞穿時裝不過是幾塊縫在身上的布，如此智慧，如此覺悟，你們如何能及！倒不說滿樓精英聽了此話是如何的羞慚無地，那位書評家是如何的恨不得一頭撞死，卻又不敢在棋盤園造次，只好回家找老婆撒氣。只說東門達觀的高深禪機竟需老外蒲壽庚加以解釋，才能讓紹興師爺、考試局局長、老院士等滿腹經綸之士領會，是一件很不正常的事。因為禪機這種東西是地道的中國製造，不應該讓老外搶了風頭。須知佛教雖從印度進口，禪機卻是純粹國貨，誰要是拿東門達觀的禪機去對付印度和尚，管保他們都墜入雲里霧中，個個找不着北，以為你在玩腦筋急轉彎。奇怪的是，大家對東門達觀的國產禪機理解起來是這麼的費勁，竟需老外蒲壽庚代為闡釋，實在不像發生在13世紀，倒像是20世紀，許多國粹都須經老外研究並重視，國人才相信那是精粹而不是垃圾，才重新拿回來當做寶貝。未經老外承認的，就算是鐵板釘釘的事實，咱們都很謙虛地不敢確認，骨氣全不知哪兒去了。可以確定的是，畫樓精英們並非衝著蒲壽庚的番客身份，才信服蒲壽庚的闡釋，畢竟是在13世紀，哪怕漢人在大元帝國地位極低，文化上的底氣卻還是有的。

前文交待過，蒲壽庚是老外，卻沒有交待他是哪國老外，這不是疏忽，而是沒辦法交待。史籍上記載，蒲壽庚是阿拉伯人，至於他是敘利亞的阿拉伯人還是伊拉克的阿拉伯人，或是沙特阿拉伯的阿拉伯人，並無確切說明，無從查證。我們只知道蒲壽庚長着阿拉伯人的樣子，穿着阿拉伯的服裝——就是那種白色的長袍，從頭頂一直罩到腳板。假如把長袍脫下來，蒲壽庚還是白色的，因為他的內衣也是白布做的，是一種長長的白布條，穿起來很特別，從額頭開始往下一圈圈裹下來，一直裹到腳趾頭，只露出臉上兩隻綠色眼珠，以及一個碩大的鷹勾鼻子。假如有人見過古埃及的木乃伊，就能想像出蒲壽庚的樣子。但這只是公眾形象，在家裏他就不裹白布條，特別是晚上睡覺時，也光着身子。但老百姓看不到蒲壽庚的裸體，他們只知道，在泉州鬧市街巷。繁忙港口和官府各衙門出沒的一具高大威猛的活動木乃伊，就是大元帝國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泉州人民公敵，中國象棋發燒友蒲壽庚。

13世紀前後的泉州，聚居了許多蒲壽庚這樣的老外，是中國最多老外的城市，也算是一項世界之最——假如在威尼斯的中國人與在泉州的阿拉伯人、羅馬人、西班牙人、花刺子模人、馬八兒國人、安南人、爪哇人等等老外一樣的多，那麼這項世界之最便可讓給威尼斯。史籍記載，泉州歷史上曾有過許多次世界之最，曾經是世界最大的遠洋運輸港口，世界最大的外貿中心，世界最大的造船工業基地，世界最大的宗教集中地等等。這許多世界之最，基本上都發生在13世紀前後，與蒲壽庚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在蒲壽庚統治時期（可稱之為棋盤園主義時代），無論以城民經濟收入總值計算，還是以城民人均收入值計算，泉州都是世界第一發達經濟城市。13世紀的中國國力鼎盛，無論在政治軍事上，還是在經濟建設方面，都是世界第一，政治軍事的代表人物是那個率軍席捲亞歐大陸的成吉思汗鐵木真，經濟建設的代表人物就是世界貿易中心、世界運輸中心、世界造船中心、世界金融中心、世界老外中心——泉州——的最高行政長官蒲壽庚。

比較遺憾的是，鐵木真是蒙古人，蒲壽庚是阿拉伯老外，倆人都不是地道的漢人，這些輝煌的政治軍事與經濟成就，也就不太值得漢人自豪，因此那些漢人史官就把鐵木真和蒲壽庚的豐功偉績低調處理，鐵木真可算是少數民族，不妨多寫幾筆，蒲壽庚是地道的老外，不提也罷。所以我們今天從史籍上只知泉州有過輝煌成就，卻不知蒲壽庚其人。這是很不公平的事。

需要說明的是，老外這種叫法是現代叫法，在古代不這麼叫，中國古代百姓對老外沒有現代人這麼客氣，冠以“老”字。特別是泉州百姓，他們管老外不叫老外，而稱為番客，意思是番邦來的人客，主賓姿態擺得清清楚楚。在蒲壽庚掌權以前，泉州城裏有些地方還豎著一種牌子，上面寫着“番客不得入內”，說明了人客來訪要遵守主人的規矩，與20世紀的情況很不相同。20世紀上半葉，中國有些地方也豎有類似的牌子，但主語不是番客，而是主人自己，並與某種會搖尾巴的動物並列，這說明番客的地位得到了提高，還超越了主人。到了下半葉，這一類牌子見不着了，其內容換成另外一種比較含蓄的方式表達，在一些賓館之類的地方，主人經常被也是主人但自己不喜歡做主人的人阻攔，不許主人入內，使主人很難堪，而番客卻會被這些不喜歡做主人的人謙恭卑微地迎接進去，使某些具有平等意識的謙遜番客很不好意思。這說明20世紀無論是在上半葉還是下半葉，香客的地位都沒有掉下來，差別只在形式。應該說，這兩種做法都不對，13世紀大元帝國泉州百姓的做法才最正確，他們認為自己的國就是自己的家，別人來到家裏就是人客，人客不能睡主人的眠床，使用主人的被子枕頭和老婆，吆喝主人的孩子，所以他們堅持管老外叫番客，在類似於卧室、眠床之類的地方豎起“番客不得入內”的牌子。所以中國人會把“國”和“家”合起來造一個“國家”的詞，內外有別，主賓分明。即便蒲壽庚做了泉州最高行政長官，也一樣還是番客。既然是香邦來的人客，卻喧賓奪主，做了主人們的主人，顯然太不謙虛，所以泉州百姓才會都想要了蒲壽庚的命——這是口交會五千烈士所發表五千就義演說中的五千個誓殺狡賊蒲壽庚之理由中的一個。開始的時候，蒲壽庚對自己的番客地位很不高興，就花了許多銀子，請了許多文化人幫他搞宣傳，糾正百姓的錯誤認識。這些文化人收了銀子后，先給自己起了個好聽的名詞叫做“國際主義”派，然後寫了許多文章，批判泉州百姓是狹隘民族主義者，是錯誤的，危險的，很要不得的，並大力提倡蒲壽庚的文明平等人權觀念，建議百姓別再叫蒲壽庚他們為番客，另起個好聽一點的詞，比如“外國友人”，比如“外國貴賓”，起碼也得叫個中性一點的，比如“老外”。但泉州百姓卻不買這些人的賬，堅持管老外叫番客，並堅持到21世紀，至今不改，立場之堅定值得欽佩。這些百姓中也有讀書人，他們對“狹隘民族主義”的說法痛恨已極，挺身而出，奮筆抗擊，建議那些不狹隘的人漂洋出海到番客的家裏去，睡到番客的床上，使用番客的被子枕頭和老婆，吆喝香客的孩子，看看番客們是否會用很文明很不狹隘的什麼主義來款待他們。這兩派人士各自撰寫文章，在泉州東門城牆佈告欄上爭論了好長一段時間。事實上，這場爭論完全多餘，那些得了番客好處的人只要到20世紀逛一趟，到那些號稱文明平等的國家住幾天，看看那些黃皮膚黑皮膚的人們是什麼遭遇，就會明白，誰都不願意請別人到自己家裏做主人（做奴才可以考慮，做工具則更加歡迎，為此送你幾個“懦背耳獎”什麼的也沒所謂），真正的文明平等是不存在的，除非人們都沒有家，沒有自己的老婆孩子，沒有自己的國家。蒲壽庚雖沒去過20世紀，沒學會一邊到別人家裏要求文明平等（使用航空母艦之類），一邊在自己家裏很不文明平等地對待別人（使用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選舉手段），卻通過這場論戰明白了一個道理：要改變泉州百姓對番客的認識，改變泉州百姓對家和國的觀點，根本不可能。因此他便停止了對“國際主義”派文人的經濟支持。這些文人收不到銀子之後，發覺自己上了當，想起自己曾經攙扶着蒲壽庚往他們的眠床上躺，懇求蒲壽庚使用他們的被子枕頭和老婆，吆喝他們的孩子，都無比羞慚和悔恨，一部分人實在覺得沒臉見人，就跑到東門撞牆，或者上通津門樓往五堡溪跳，結束了自己無恥的生命；一部分人則悔悟覺醒，找到口交會遞交人會申請，捐足了銀兩，成為口交會義士，投身到誅殺番客蒲壽庚的偉大事業中——其中不少在口交會那些會議過程中被官兵當場殺害，或者逮捕后押送刑場發表精彩的就義演說，成為口交會五千烈士中光榮的一員。

因為無法改變番客的稱謂，蒲壽庚一度灰心喪氣，甚至想離開泉州，回他那不知是沙特還是也門的阿拉伯，要不是捨不得泉州市舶使這個有權有錢又有軍隊的官職，蒲壽庚沒準就當真回了老家，或者駕駛他的“一月花號”到“十二月花號”海舶，滿載官兵和泉州百姓，到北美洲大陸建立一個新國家，建設一些新泉州、新杭州、新大都之類的城市，提前半個世紀取代那些新約克鎮（NewYork）、新澤西（NewJersey）。可以確定的是，如果蒲壽庚想去美洲大陸做開國皇帝，技術上沒有任何問題，中國的造船技術與航海技術在清朝以前一直都是世界第一。在宋元時代，世界上最大的海舶就在蒲壽庚的船隊裏，這種超級大海舶叫做神舟，船長過百米，排水量千噸以上，三層厚板船身，設有水密隔艙（20世紀的萬噸油輪與核潛艇均採用此技術）、升降舵，用羅盤針定向行船，每艘配備六百名水手，四百個軍士，不需補給便可在海上航行一整年，如果光帶食水糧油不載貨物，可以運送人口數千。假如這些數據還不足以證明，那麼可以參考以下數據：蒲壽庚去世兩百年後，哥倫布開到美洲大陸的“聖瑪麗亞號”，排水量二百五十噸，三艘船只能帶九十名水手；達·你馬開到印度的船隊中，最大的旗艦排水量才一百二十噸，四艘船只能帶一百六十人；再后一點，麥哲倫環繞地球的五艘船總共只能載二百六十五人，最大的一艘船排水量才一百三十噸；並且這些船都沒有升降舵之類的先進設備。相比之下，兩百年前的大元帝國泉州刺桐港內，蒲壽庚私人船隊裏最普通的船，也比哥倫布、麥哲倫之流的船要大得多，先進得多。不信可以到泉州開元寺里的古船陳列館看看，那裏躺着一艘當年蒲家的私船，排水量超過兩百噸，船長三十四米，寬十一米，有十三個水密隔艙，具有海上遠程奔襲能力，單憑這艘船便足以開赴美洲大陸。假如當年泉州百姓願意跟隨蒲壽庚開發新大陸，這艘船就不會在泉州出土了，而是會在密西西比河或者拉斯維加斯浮出水面或地面，現在北美大陸也就沒有了紐約和華盛頓，取而代之的是“新泉州”和“蒲壽庚”。這樣一來，21世紀的同胞們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漂洋過海，到新泉州或者蒲壽庚等城市旅遊觀光、做生意、混博士文憑、賭博、吸毒、搶劫、搞種族歧視、開槍殺掉你看不順眼的同學（不限大中小學），干所有可以乾的事情，沒有簽證的麻煩，不會被“移民傾向”四字擋路——整個國家都是泉州百姓的後裔，全是同胞，分擔一點人口壓力是應該的。要真這樣，咱們泉州百姓後裔還可以開着“航空神舟”，拿着最惠國待遇，滿世界指手劃腳，威脅所有國家和人民玩“民主”和“人權”遊戲。遊戲規則是咱們定的，還可以隨時改變，搞雙重標準或者一百重標準，好玩得很。

遺憾的是，由於泉州百姓冥頑不化，不願登上蒲家超級大海船跟隨蒲壽庚開發新大陸，先做番客然後喧賓奪主做人家的主人，蒲壽庚只好繼續留在泉州，做大宋朝廷的市舶使，做大元帝國的平章政事，做泉州人民的公敵，做番客——從蒲壽庚的木乃伊服裝便知他與泉州百姓一樣的頑固。

於是，在南宋末年到大元帝國初期，泉州百姓常見到一個身高兩米的大漢，外面罩着白長袍，裏面裹着白布條，瞪着一對綠油油的大眼珠，挺着一個又高又大的鼻子，張着一對又寬又厚的嘴唇，騎着一匹高頭大馬，在泉州街頭奔馳而過，身後跟隨着一群政府官員（工作需要）、軍官將領（統治需要）、武林高手（安全需要）、詩人（屁股需要）、美人（屁股前面需要），這就是番客蒲壽庚。每次遇到這樣的陣勢，街上的百姓就會立即躲到街邊店鋪里，以免被蒲壽庚的高頭大馬踩到。

假如蒲壽庚不是騎馬，而是乘坐他那輛七十二豬驅動豪華轎車，發生的事情則會複雜一些。首先，街上的百姓會立即躲到街邊坊棧後面的倉庫里，看着七十二隻肥壯大豬公抬着一個大鐵盒子，蠻橫地把街邊的貨架貨攤全部撞翻，把沿街作坊和貨棧的門面全部撞爛；一炷香后，許多裝修工程隊的包工頭就會站在各家作坊貨棧門前，與坊長和棧長研究門面重建方案，討論工程費用；兩炷香后，各家作坊貨棧的裝修工程就會馬上同時開工。這就是說，每次蒲壽庚開出他的座駕巡一次街，所經街道兩旁的作坊貨棧就要重新裝修一次。這種情形一度讓蒲壽庚非常納悶，以為泉州的坊長棧長都有裝修癖好。對一個日理萬機的大官來說，誤解點民情是正常的，可以理解，但需要有人來幫他修正一下，這事就由一位經常陪他出巡的詩人做了。詩人給蒲壽庚解釋說，泉州的坎長棧長其實都不太喜歡裝修，因為裝修要花很多銀子，費工費力，只不過泉州街道太窄，街邊的作坊貨棧妨礙了七十二豬座駕的行駛，出於對大人的愛戴，坊長棧長們都自覺地在他的座駕駛過後，重新裝修作坊貨棧的鋪面，以免破爛的門面影響生意，影響百姓購買貨品的興趣，進而影響泉州經濟發展。詩人的解釋讓蒲壽庚大為感動，覺得自己雖然很值得百姓愛戴，但百姓表達愛戴的方式未免太過複雜，於是就把城建部門的官員召去，叫他們把街道拓寬一些，好讓坊長棧長不再為他隔三差五地裝修，免得被人家指責他不重視民生——此話說明蒲壽庚知道詩人在拍他馬屁，但因為屁股很舒服，就懶得揭穿了。

城建官員們都擁有三十六豬或二十五豬驅動的高級轎車，正苦於泉州街道過於狹窄，駕車行駛甚不方便，想着法子怎麼讓蒲壽庚同意他們拆掉沿街的坊棧，把街道拓寬一倍或兩倍最好是五倍六倍，好讓大家能在街上飆車。要知道，交通堵塞是件很要命的事，有時候一堵就是半天，甚至一整天，開車出門還沒到衙門，就到了下班的時間，只好立即掉頭回家，等到了家門口，發現又到了上班的時間，只好連門也不進，掉轉車頭又上班去了。就因為這種相對滯后的交通狀況，許多官員經常三過家門而不入，為工作犧牲了生活。這雖然能得到知府的表彰，當幾次先進工作家、全城勞役模範、優秀行役員等等，表彰多了還可以在家門口立個牌坊，流芳百世，但沒日沒夜地在車上過日子，實在也不是件好受的事。蒲壽庚體恤官情，指示拓寬街道，方便大家上班下班，讓官員們欣喜若狂，很快就給蒲壽庚呈上了一份報告，建議馬上進行舊城改造工程，把城內主要街道兩旁的房子全部拆掉，拓寬路面，沿街興建新型商鋪貨棧，一為疏導交通，二為繁榮市場，所謂一舉兩得，一石二鳥，利城利民，百官歡呼，全民擁護云云。

研究了城建官員的報告，蒲壽庚非常高興，認為該工程完全符合泉州城市發展的需要，完全符合棋盤園主義，道路擴建非但一舉兩得一石二鳥，宏觀上還有促進基礎設施建設步伐、刺激泉州經濟全面發展、提供就業機會等三種大效應。微觀方面，道路擴建可讓砌街局獲得一筆龐大的預算，木局生意興旺，油漆局門庭若市，體夫雜工局後門大開，可以刺激百姓對若干豬驅動轎車的需求，提高泉州鄉鎮養豬農戶的養豬熱情，且因修路蓋房容易死傷人手，能促進長期陷於低谷的藥局醫館業獲得新的發展契機，考慮到有機會承接工程的承建商們多半都沒有資金實力，將向各家斡脫所大舉申請基建貸款，加快斡脫所的資金周轉速度，盤活斡脫所的資金……這一切都能達到刺激需求、促進消費，從而促進生產，提高城民生產總值，提高經濟發展速度的效果。既然有如此之多的好處，當然就是一項造福黎民百姓的好事了，於是蒲壽庚就大筆一揮，批示同意，撥出預算，並為工程題詞：一項工程，兩大效應，三種手段，無數好處。具體來解釋，一項工程就是舊城改造工程；兩大效應就是宏觀與微觀兩方面的效應，三種手段是指“假”、“大”、“空”三種手段。“假”就是要假手於人（向全城作坊貨棧徵收道路擴建稅，號召全城百姓為該項造福百姓的工程募錢捐銀，掀起全民募捐拆城的好風氣）；“大”就是拆除的民房面積要大，新造的沿街貨棧店鋪要大，規模要大，聲勢要大等等；“空”就是擴建后的道路要空闊，最好達到能舉辦甲級方程式賽車標準；至於最後一句“無數好處”，因為是無數，所以就不必數了。

官員們捧着蒲壽庚的批示，如獲至寶，立即做成牌匾，掛到衙門堂上，然後遵照蒲壽庚的指示精神，貫徹實施這項被命名為“一二三零工程”的舊城改造工程，立即實施征地拆遷。此事開始於東門達觀出山前五年，五年過來后，工程已完成了第一期和第二期，泉州兩條東西主幹道塗門街和東西大街，以及泉州南北主幹道南街與縣後街，全部擴建竣工。第三期工程也即將竣工，擴建的包括會通巷、打錫巷、甲第巷等等多條街道。按規劃，這項一二三零工程共有二十期，第六期工程將在地下挖出一個四通八達的地下街道交通網，旨在使日月失去指引方向的功能；第八期工程將建造一個空中交通走廊，方便若干豬驅動車駕駛者欣賞城市風光——空中走廊下邊的百姓也沒吃虧，可以隨時欣賞各種新款豪華車型，不須購買昂貴的轎車雜誌。第十一期工程將把泉州城牆改造成環城公路，以方便蒲壽庚乘坐七十二豬座駕在牆上巡視城防；第十三期工程將把泉州城牆拆除，把泉州建設成為絕對開放的城市；第十四期工程將重建泉州城牆，以仿古模式恢復泉州古城風貌，保護傳統文化。至於最後幾期工程會搞成什麼樣子，方案還沒有公佈，只有城建官員們知道，老百姓是想像不出來的。一二三零工程上馬時，蒲壽庚給紹興師爺口授了一份安民佈告，內容是說，大元帝國開國以來，在大元帝國皇帝與蒙古貴族的領導下，我城經濟建設飛速發展，城市面貌日新月異，已逐步形成了一個適合我城與周邊經濟大環境同步高速發展的良性循環宏觀體系，但是，我城交通和環境的問題，直接影響着我城的整體功能，影響着我城的投資環境，影響着我城百姓的生活質量，交通設施的相對滯后，交通量持續增長，交通效率提高緩慢，交通管理水平落後，已經形成遏制我城經濟高速發展的瓶頸，因此，對我城的交通與設施進行統一規劃、合理佈局、因地制宜、綜合開發，已是當務之急，現公佈泉州知府關於發展我城交通的四大優先政策，即發展優先、政策優先、規劃優先、設施優先，並優先考慮設立交通政策性虧損補償機制或限定彌補機制……，幾大段這種誰都讀不懂的棋盤園主義術語后，最後一句才道出中心內容：茲決定即刻實施一二三零舊城改造擴建工程，限期一周內拆除塗門街南北兩側沿街民房各九丈。

擴建改造后的塗門街是這樣一種樣子：街道兩側的民居全部向內退縮九丈，騰出共十八丈寬的路面，加上原來的三丈路面，便成了二十一丈寬的大路。這條大路又被劃分為三條道，居中十六丈寬的路面，為兩條各寬八丈的大道，叫做豬行道，供那些若干豬驅動的高級轎車行駛。豬行道的兩側，是兩條各寬兩丈寬的道，叫做馬行道，供騎馬者驅策。馬行道的兩側，又各有半文寬的窄道，依傍着街邊的貨棧店鋪，這才是人走的道，叫做行人路。如此便構成了泉州交通之一大奇觀：豬們走在十六丈寬的豬行道上，馬們走在四丈寬的馬行道上，人們卻擠在半丈寬的行人路上。這種佈局雖然有些不合情理，顛倒是非，卻沒有引起大大非議。百姓們雖瞧着那些耀武揚威的若干豬驅動車極不順眼，卻又都夢想自己有朝一日也擁有一輛，開到豬行道上耀武揚威，因此都甘心擠在狹窄的行人路上班下班，勤奮工作，爭取早日掙夠銀子，買到若干豬驅動車，晉身於豬行道。就是這種原因，擴建后的街道雖然佈局奇怪，不合情理，卻令蒲壽庚滿意，官員滿意，有錢人滿意，百姓也沒有不滿意。因此一直到21世紀，地球上所有城市的道路還都是這樣的佈局，最寬的路給機器走，最窄的路才給人走，並且機器走的路越來越寬，人走的路越來越窄。

道路拓寬以後，駕車行駛在塗門街上非常賞心說目。車裏的人舒服地坐在真牛皮座椅上，手握藤圈方向盤，腳踏抽本剎車板，手腕上還吊著鳴笛牛筋，輕輕一抖就牽動車底下的喇叭鞭子，狠命抽打那隻嗓門最最洪亮的喇叭豬，使之發出貨真價實的殺豬般慘叫。路上的行人聞聲趨避，嚇出一身冷汗或心肌梗塞倒地而亡，讓駕車者感覺到一種尊貴和榮耀。車子行駛時，街兩旁的建築物不斷向後移動，美麗的風景走馬燈似地在車窗外移動，同時伴有一些嗷嗷之聲。這不是喇叭豬聲，而是其他驅動豬排泄時的嗷叫，既有點痛苦，又有點暢快，在車後面灑下一堆堆黃白之物。這就給泉州的城市管理製造了三個大問題，第一個問題是，豬屎一攤一攤地堆在街面，給城市製造了許多垃圾，增加了環衛民夫的勞動量，造成了垃圾污染；第二個問題是，豬屎與豬臀會釋放出一些氣味，聞起來不甚舒坦，給人的鼻子造成不良刺激，影響人的健康，造成了空氣污染；第三個問題是，開車的人雖然能指揮豬蹄，卻指揮不了豬嘴，無法制止豬們嗷嗷亂叫，造成了噪聲污染。在這三重污染的夾擊下，人走在街上就變得很麻煩，必須用一隻手掩着鼻子，用另一隻手捂住耳朵，把兩隻手都用光了，騰不出手來購買貨棧里的貨品。加上掩着鼻子捂耳朵的手容易遮擋住視線，看不清路面的狀況，不小心就一腳踩在豬屎上面，摔上一交，輕則報廢鞋子，重則四仰八叉，報廢了一身漂亮時裝和一隻胳膊或者一條腿。雖然這種效果有助於時裝銷售和醫藥業的發展，卻因為百姓們沒有第三隻手購買貨品，減少了消費，導致消費疲軟，市場蕭條，生產停滯，使經濟發展出現負增長。曾有人給蒲壽庚建議使用醫學手段防止這三大污染所造成的後果，給全城百姓每人多安裝一隻手，便於大家購物，增加消費。該手段在技術上是可行的，泉州城裏有幾個會做手臂移植手術的大夫，只不過手術的成功率偏低，並且新移植的第三隻手不大聽使喚，主人讓它取銀子購物時，常伸到別人口袋裏，擾亂社會治安，所以這個建議被蒲壽庚否決了。但問題還是需要解決的，為此蒲壽庚特命泉州知府成立一個叫做治污局的新部門，負責整治環境污染。第一任治污局長是個著名畫家，一手水墨風景頗受蒲壽庚青睞，以為他既畫得一手好山水，對付環境問題應該也有兩手。事實證明蒲壽庚這次用人不當。畫家局長第一次擁有權力，不太懂得使用，頭腦有些發熱，發表了許多反棋盤園主義的言論，批判物質享受，主張重農輕商，回歸自然，重建田園牧歌生活，力主全面禁止若干豬驅動車上路行駛，建議把廢而無用的轎車放進博物館做藝術品展覽，把驅動豬們放回給農民們飼養宰殺，更上書懇請蒲壽庚起模範帶頭作用，率先捐出七十二豬座駕。如此不識時務，自然做不得官，因此這畫家只當了七天局長就被撤了職，並讓蒲壽庚從此對藝術家失去興趣，覺得這些人滿腦幻想，不堪重用，於是從探馬赤軍中調出一名千夫長，轉業出任治污局長。大元帝國的軍隊分蒙古軍、探馬赤軍、漢軍和新附軍四種，蒙古軍都是蒙古人，探馬赤軍由蒙古人、色國人和北方漢人組成，漢軍大部分是北方漢人，新附軍則是南宋軍隊被俘投降后改編而成，也都是漢人，是長年在大宋朝廷統治下的南方漢人。泉州駐軍中，蒙古軍人數很少，漢軍和新附軍人數最多，漢軍和新附軍的地位不高，不被重用，加上他們也跟着百姓管蒲壽庚叫番客，因此蒲壽庚不太喜歡他們，有肥缺都照顧蒙古軍和探馬赤軍，這次也不例外。

第二任治污局長走馬上任后，即以雷厲風行之軍隊作風治理環境污染，第一項措施就是向全城百姓徵收治污稅，百姓無論男女，不分老幼，一律按人頭計算，每人每年繳納三兩銀子，用於泉州治污局的日常開銷和職員薪酬。第二項措施是立即頒佈了《關於全民治理泉州城市污染之若干規定之即刻執行命令》，勒令泉州所有沿街作坊貨棧，即日起實行門前治污三包政策。

門前治污三包政策的具體實施過程是這樣的，當一輛若干豬驅動車駛過，街邊一家坊棧就會衝出八名三包工作員，當中三人負責治理垃圾污染，一人用掃笊掃豬屎，一人用簸箕裝豬屎，一人舉着水桶往車底下潑水洗路，此是第一包；另外三人負責治理空氣污染，分別在轎車的左、右和後面，各舉一塊彩色吸音絨布，從轎車底下吸取噪音，為第二包；還有兩人負責治理空氣污染，各抱着一颱風箱和氣袋，彎腰弓背跟着轎車飛奔，抽動風箱把轎車底部的豬臭和煙塵吸進氣袋，此為第三包。這批職責各異的三包工把他們三包的轎車送達下一家坊棧后，須疾速回奔，迎接下一輛轎車。假如車行速度太快，三包工們可能來不及趕回自家作坊就得接着工作，因此常常在伺候了多輛轎車之後，發現自己已從西門跑到了東門，於是再跑回西門重新開始工作。遇到交通繁忙時節，三包工們常會穿越泉州城幾十個來回。這些三包工都受過嚴格的職業培訓，混不到上崗證的多半都在實習時被車撞死或撞癱。也有個別骨頭太硬，愣把人家的轎車撞塌或者撞翻的，就要義務三包十年以上（視轎車損毀情況而定），工資由車主代領。曾有一名三包工因骨頭實在硬過了頭，創下了撞車受罰的最高紀錄，共須為車主們義務三包共七百二十年。假如他有幸能履行義務，當已活進21世紀，成為跨世紀人才。

由於長時間在高速行駛的轎車中間穿行奔襲，這些三包工都練成了一門極高明的輕功，能在交通秩序一塌糊塗的街道上飛速狂奔如人無人之境。但這種輕功雖屬武功一類，卻也是一種職業病，一旦讓他們走到空曠無人之地，腳踩不到豬屎，鼻喚不到臭氣，耳朵聽不到豬喇叭，眼前也沒有高速奔馳的車輛，就個個都眼花耳鳴，暈頭轉向，腳步虛浮，四肢發軟，不懂得怎麼走路了，需要一段時間來恢復。

三包工待遇不高，且危險性大，所以泉州的城市居民都不屑於從事，這些就業機會便照顧了外地來的民夫，他們成群結隊到各家作坊貨棧應聘三包工，由此形成了泉州一大獨特的人文景觀，每一輛若干豬驅動車駛過時，就會有一群安徽人從路邊的作坊衝出，手舉掃笊、簸箕、風箱、氣袋和大塊的彩色絨布，圍着轎車一路向前走，走到前頭一家貨棧門前才把工作移交給一群河南人，這群河南人就會舉着同樣的東西做同樣的事情，把轎車護送給再前一家作坊的四川三包工，然後是湖南人、江西人、廣東人等等全國各地的人，有時候還會有羅馬人、花刺子模人、安南人印度人爪哇人等番客，那是做生意失敗了的外商，做三包工籌回家的路費。

治污局長的治污措施果然立竿見影，當年就為知府財政收入增加了一個百分點，雖沒有徹底消除空氣污染和噪音污染，卻也使豬臭之濃度不足以令路人掩鼻，嗷嗷豬叫也不逼人捂耳朵，百姓可以騰出手來購物，使貨品銷售恢復順暢。而新增的數萬個三包就業機會，也為泉州經濟增添了一個龐大的消費群體。由此產生的一系列效應，使泉州的貨品零售曲線轉頭上揚，物價指數恢復增長，經濟發展形勢又再欣欣向榮。足見這位治污局長深得棋盤園主義之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