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第三種人”

這三年來，關於文藝上的論爭是沉寂的，除了在指揮刀的保護之下，掛着“左翼”的招牌，在馬克斯主義里發見了文藝自由論，列寧主義里找到了殺盡共匪說的論客（２）的“理論”之外，幾乎沒有人能夠開口，然而，倘是“為文藝而文藝”的文藝，卻還是“自由”的，因為他決沒有收了盧布的嫌疑。但在“第三種人”，就是“死抱住文學不放的人”（３），又不免有一種苦痛的豫感：左翼文壇要說他是“資產階級的走狗”（４）。

代表了這一種“第三種人”來鳴不平的，是《現代》雜誌第三和第六期上的蘇汶先生的文章（５）（我在這裏先應該聲明：我為便利起見，暫且用了“代表”，“第三種人”這些字眼，雖然明知道蘇汶先生的“作家之群”，是也如拒絕“或者”，“多少”，“影響”這一類不十分決定的字眼一樣，不要固定的名稱的，因為名稱一固定，也就不自由了）。他以為左翼的批評家，動不動就說作家是“資產階級的走狗”，甚至於將中立者認為非中立，而一非中立，便有認為“資產階級的走狗”的可能，號稱“左翼作家”者既然“左而不作”（６），“第三種人”又要作而不敢，於是文壇上便沒有東西了。然而文藝據說至少有一部分是超出於階級鬥爭之外的，為將來的，就是“第三種人”所抱住的真的，永久的文藝。——但可惜，被左翼理論家弄得不敢作了，因為作家在未作之前，就有了被罵的豫感。

我相信這種豫感是會有的，而以“第三種人”自命的作家，也愈加容易有。我也相信作者所說，現在很有懂得理論，而感情難變的作家。然而感情不變，則懂得理論的度數，就不免和感情已變或略變者有些不同，而看法也就因此兩樣。蘇汶先生的看法，由我看來，是並不正確的。

自然，自從有了左翼文壇以來，理論家曾經犯過錯誤，作家之中，也不但如蘇汶先生所說，有“左而不作”的，並且還有由左而右，甚至於化為民族主義文學的小卒，書坊的老闆，敵黨的探子的，然而這些討厭左翼文壇了的文學家所遺下的左翼文壇，卻依然存在，不但存在，還在發展，克服自己的壞處，向文藝這神聖之地進軍。蘇汶先生問過：克服了三年，還沒有克服好么？（７）回答是：是的，還要克服下去，三十年也說不定。然而一面克服着，一面進軍着，不會做待到克服完成，然後行進那樣的傻事的。但是，蘇汶先生說過“笑話”（８）：左翼作家在從資本家取得稿費；現在我來說一句真話，是左翼作家還在受封建的資本主義的社會的法律的壓迫，禁錮，殺戮。所以左翼刊物，全被摧殘，現在非常寥寥，即偶有發表，批評作品的也絕少，而偶有批評作品的，也並未動不動便指作家為“資產階級的走狗”，而且不要“同路人”。左翼作家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神兵，或國外殺進來的仇敵，他不但要那同走幾步的“同路人”，還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進。

但現在要問：左翼文壇現在因為受着壓迫，不能發表很多的批評，倘一旦有了發表的可能，不至於動不動就指“第三種人”為“資產階級的走狗”么？我想，倘若左翼批評家沒有宣誓不說，又只從壞處着想，那是有這可能的，也可以想得比這還要壞。不過我以為這種豫測，實在和想到地球也許有破裂之一日，而先行自殺一樣，大可以不必的。

然而蘇汶先生的“第三種人”，卻據說是為了這未來的恐怖而“擱筆”了。未曾身歷，僅僅因為心造的幻影而擱筆，“死抱住文學不放”的作者的擁抱力，又何其弱呢？兩個愛人，有因為豫防將來的社會上的斥責而不敢擁抱的么？

其實，這“第三種人”的“擱筆”，原因並不在左翼批評的嚴酷。真實原因的所在，是在做不成這樣的“第三種人”，做不成這樣的人，也就沒有了第三種筆，擱與不擱，還談不到。

生在有階級的社會裏而要做超階級的作家，生在戰鬥的時代而要離開戰鬥而獨立，生在現在而要做給與將來的作品，這樣的人，實在也是一個心造的幻影，在現實世界上是沒有的。要做這樣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頭髮，要離開地球一樣，他離不開，焦躁着，然而並非因為有人搖了搖頭，使他不敢拔了的緣故。

所以雖是“第三種人”，卻還是一定超不出階級的，蘇汶先生就先在豫料階級的批評了，作品裏又豈能擺脫階級的利害；也一定離不開戰鬥的，蘇汶先生就先以“第三種人”之名提出抗爭了，雖然“抗爭”之名又為作者所不願受；而且也跳不過現在的，他在創作超階級的，為將來的作品之前，先就留心於左翼的批判了。

這確是一種苦境。但這苦境，是因為幻影不能成為實有而來的。即使沒有左翼文壇作梗，也不會有這“第三種人”，何況作品。但蘇汶先生卻又心造了一個橫暴的左翼文壇的幻影，將“第三種人”的幻影不能出現，以至將來的文藝不能發生的罪孽，都推給它了。

左翼作家誠然是不高超的，連環圖畫，唱本，然而也不到蘇汶先生所斷定那樣的沒出息（９）。左翼也要托爾斯泰，弗羅培爾（１０）。但不要“努力去創造一些屬於將來（因為他們現在是不要的）的東西”的托爾斯泰和弗羅培爾。他們兩個，都是為現在而寫的，將來是現在的將來，於現在有意義，才於將來會有意義。尤其是托爾斯泰，他寫些小故事給農民看，也不自命為“第三種人”，當時資產階級的多少攻擊，終於不能使他“擱筆”。左翼雖然誠如蘇汶先生所說，不至於蠢到不知道“連環圖畫是產生不出托爾斯泰，產生不出弗羅培爾來”，但卻以為可以產出密開朗該羅，達文希（１１）那樣偉大的畫手。而且我相信，從唱本說書里是可以產生托爾斯泰，弗羅培爾的。現在提起密開朗該羅們的畫來，誰也沒有非議了，但實際上，那不是宗教的宣傳畫，《舊約》（１２）的連環圖畫么？而且是為了那時的“現在”的。

總括起來說，蘇汶先生是主張“第三種人”與其欺騙，與其做冒牌貨，倒還不如努力去創作，這是極不錯的。“定要有自信的勇氣，才會有工作的勇氣！”（１３）這尤其是對的。

然而蘇汶先生又說，許多大大小小的“第三種人”們，卻又因為豫感了不祥之兆——左翼理論家的批評而“擱筆”了！“怎麼辦呢”？

十月十日。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一日上海《現代》第二卷第一期。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胡秋原在他所主持的《文化評論》創刊號發表了《阿狗文藝論》一文，他自稱“自由人”，一方面批評“民族主義文學”，一方面則對當時“左聯”所領導的革命文學運動進行攻擊，認為“將藝術墮落到一種政治的留聲機，那是藝術的叛徒”。其後，他又連續發表了《勿侵略文藝》、《錢杏邨理論之清算》二文，誹謗當時的革命文學運動，因此受到“左聯”的反擊。洛揚（馮雪峰）在《文藝新聞》第五十八期（一九三二年六月六日）上發表了《致文藝新聞的信》，指出胡秋原的目的“是進攻整個普羅革命文學運動”，揭露了胡秋原在“自由人”假面具掩蓋下的反動實質。由此蘇汶（即杜衡）就在《現代》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二年七月）發表了《關於“文新”與胡秋原的文藝論辯》一文，自稱“第三種人”，認為當時許多作家（即他所說的“作家之群”）之所以“擱筆”，是因為“左聯”批評家的“凶暴”，和“左聯”“霸佔”了文壇的緣故；並在文中對人民的革命鬥爭進行歪曲和誹謗。於是“左聯”也就繼續對胡秋原、蘇汶等加以反擊和批判。本篇及瞿秋白所作《文藝的自由和文學家的不自由》（一九三二年十月《現代》第一卷第六期）就是在這情形下發表的。（２）這裏所說的論客，指胡秋原和某些托洛茨基派分子。當時胡秋原曾冒充“馬克思主義”者，並和托洛茨基派分子相勾結；托洛茨基派同國民黨反動派一鼻孔出氣，誣衊中國工農紅軍為“土匪”。（３）“死抱住文學不放的人”這是蘇汶在《關於“文新”與胡秋原的文藝論辯》中的話：“在‘智識階級的自由人’和‘不自由的，有黨派的’階級爭着文壇的霸權的時候，最吃苦的，卻是這兩種人之外的第三種人。這第三種人便是所謂作者之群。作者，老實說，是多少帶點我前面所說起的死抱住文學不肯放手的氣味的。”（４）這是蘇汶在《關於“文新”與胡秋原的文藝論辯》一文中所說的話：“誠哉，難乎其為作家！……他只想替文學，不管是煽動的也好，暴露的也好，留着一線殘存的生機，但是又怕被料事如神的指導者們算出命來，派定他是那一階級的走狗。”

（５）蘇汶（１９０６—１９６４）又名杜衡，原名戴克崇，浙江杭縣人，當時《現代》月刊的編輯。這裏所說蘇汶的文章，即上述《關於“文新”與胡秋原的文藝論辯》和《現代》第六期（一九三二年十月）所載《“第三種人”的出路》。

（６）“左而不作”見蘇汶《“第三種人”的出路》：“不勇於欺騙的作家，既不敢拿出他們所有的東西，而別人所要的卻又拿不出，於是怎麼辦？——擱筆。這擱筆不是什麼‘江郎才盡’，而是不敢動筆。因為做了忠實的左翼作家之後，他便會覺得與其作而不左，倒還不如左而不作。而在今日之下，左而不作的左翼作家，何其多也！”（７）蘇汶的這些話也見《“第三種人”的出路》：“中國無產階級文學運動已經有了三年的歷史。在這三年的期間內，理論是明顯地進步了，但是作品呢？不但在量上不見其增多，甚至連質都未見得有多大的進展。固然有人高唱着克服什麼什麼的根性和偏見。但是克服了三年還沒有克服好嗎？”

（８）蘇汶說過“笑話”，也見《“第三種人”的出路》：“容我說句笑話，連在中國這樣野蠻的國家，左翼諸公都還可以拿他們的反資本主義的作品去從資本家手裏換出幾個稿費來呢。”（９）蘇汶在《關於“文新”與胡秋原的文藝論辯》中說：“譬如拿他們（按指“左聯”）所提倡的文藝大眾化這問題來說吧。他們鑒於現在勞動者沒有東西看，在那裏看陳舊的充滿了封建氣味的（這就是說，有害的）連環圖畫和唱本。於是他們便要作家們去寫一些有利的連環圖畫和唱本來給勞動者們看。……這樣低級的形式還生產得出好的作品嗎？確實，連環圖畫裏是產生不出托爾斯泰，產生不出弗羅培爾來的。這一點難道左翼理論家們會不知道？他們斷然不會那麼蠢。但是，他們要弗羅培爾什麼用呢？要托爾斯泰什麼用呢？他們不但根本不會叫作家去做成弗羅培爾或托爾斯泰，就使有了，他們也是不要，至少他們‘目前’已是不要。而且這不要是對的，辯證的。也許將來，也許將來他們會原諒，不過此是后話。”

（１０）托爾斯泰指列夫·托爾斯泰。他曾特別關注俄國農民的悲慘處境和命運，編寫了大量以農民為主要讀者對象的民間故事、傳說和寓言。這類作品，鼓吹了宗教道德，同時也揭露了沙皇統治的罪惡，因而有些遭到了當局的刪改和查禁。弗羅培爾（ＧAＦｌａｕｂｅｒｔ＃保福玻薄保福福埃ㄒ敫Ｂグ藎ü∷導搖Ｖ諧て*說《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等。

（１１）密開朗該羅（ＢAＭｉｃｈｅｌａｎｇｅｌｏ，１４７５—１５６４）*ㄒ朊卓琪羅，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雕刻家、畫家。繪畫代表作有《創世記》和《最後的審判》等。達文希（ＤａＶｉｎｃｉ，１４５２—１５１９），通譯達·文西，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畫家。代表作有《蒙娜·麗莎》和《最後的晚餐》等。

（１２）《舊約》即《舊約全書》，基督教《聖經》的前部分（後部分為《新約全書》）。

（１３）這句話和末句的“怎麼辦呢”，均見《“第三種人”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