萊氏的明星律師金斯堡先生
他喜歡自己的演員身份。1998年3月，他被邀請參加為慶祝《時代》雜誌70周年而舉辦的晚宴——這場要求穿半正式禮服的晚宴群星閃耀，後來還被評為當年的名流晚宴。金斯堡欣然接受，還告訴莫妮卡，自己和同為榮譽嘉賓的克林頓都要作發言。他的當事人非常不安，不僅因為自己無論什麼情況都不可能再見到“英俊先生”，而且正是因為自己的悲慘境遇，金斯堡才能得到邀請。
第二天，她還是焦急地等待着，不知道他有沒有見到總統。金斯堡自吹自擂起來：“是啊，我見到他了，他說‘我祝她一路好運，’還朝我眨了眨眼。”莫妮卡得意洋洋，那個她拚命也要保護的男人還挂念着她，為她送上祝福，這令她興奮。大概一個月以後，她才知道金斯堡只是和她開了個玩笑。
這事恰好刻畫出莫妮卡和她的明星律師之間緊張混亂的關係。他總是把自己看成是她的代父，從未意識到莫妮卡對總統的感情有多麼深厚，自己那些不當又華麗的評論又如何加重了她的內心痛楚和公眾羞辱。同時，喜歡在萊溫斯基家庭成員間橫插一杠子也是這個自稱為“伯父金斯堡先生”的另一大問題。就像肯尼斯·斯塔爾一直是這個家庭的敵人，幾周后金斯堡也被莫妮卡和她的家人看成一個敵人，無論是法律、情感還是經濟方面。彼得·斯特勞斯專門指出這律師的最大弱點：“回頭再想，他是一個糟糕的選擇。他熱愛表演，喜歡不計成本地到處活動，反而強化了莫妮卡作為一個高高在上的貝弗利山莊女孩的形象。”
莫妮卡看着她家庭在壓力下分崩離析的時候，她的律師正享受着聚光燈下的新生活。每天，一大堆記者都會圍在金斯堡華盛頓大本營、都市俱樂部的門口，等他滔滔不絕地談論今日話題。這造成大量複製活動，不過，聲光世界的新國王讓媒體中人也不滿起來。“電視早餐”節目主持人凱迪·克利奇就提到，金斯堡曾經吹噓自己有一天趕了五場電視脫口秀。
當莫妮卡抱怨的時候，他就聳聳肩，說：“如果你不給熊（媒體）餵食，它就會因為飢餓而過來吃掉你。如果你喂的東西太多了，它就會扔還給你。不過，如果你喂熊喂的正好，那麼它就會隨便你幹嗎。”不幸的是，是在重要的《華盛頓郵報》編輯會上做即興演講，還是在電視台錄音棚里敏捷地邊想邊說，金斯堡都只是不停地給熊餵食，不管他的手被熊咀嚼了多少次。
他喜歡上鏡，每次和莫妮卡出去吃飯或到其他公共場合總能招來大批記者和攝影師，這給她帶來了很大的壓力，而且也讓媒體給她貼上了“毒癮犯”的標籤。比如說，1998年4月初，金斯堡要去費城的全美律師協會做主題發言，本來就是因為他飛速躥紅——如果不是臭名昭著的話，才拿到這個邀請的。金斯堡想讓莫妮卡走出華盛頓公寓的四面牆，就帶她一起去，他許諾說只要他們在酒店登記入住了，就會帶她去看美國自由的象徵——著名的自由塔。
她回憶說，當他們來到酒店，大批電視台人員、記者和攝影師圍在外頭，她本以為會和金斯堡低調外出，不過他的想法不同：一個CNN記者走上前來，問他幾時會去看自由鍾。莫妮卡一下子恨上了她┑穆墒Α＊“我難以置信地看着他，內心是如此憤恨，於是就離開了。”當律師和他的當事人站在盛放着有着著名裂縫的自由鐘的獨立廳，四處瀏覽時，大概十來個記者和攝影師還跟在後面，狂拍不已。
大量記者的存在就會吸引其他遊客的注意力，果然，圍觀的人太多了，以至於打斷了一個慶祝希臘獨立日的遊行隊伍，活動的組織者也非常惱怒。所有注意力的中心卻很苦惱：“這完全沒有必要，就是因為比爾愛上鏡，才搞出這麼多事情來。”
不過，金斯堡也不是每回都能得逞的。4月初，他想要參加白宮組織的年度記者晚宴——按照傳統，總統和第一夫人都是特邀嘉賓，莫妮卡和她全家都氣憤地表示反對。換作平時，莫妮卡會非常欣喜地參加這樣的活動，不過雖然也在邀請之列，但是她清楚在目前情況下，動動要去的念頭也是愚不可及的。她的父母支持她，父親還表示，如果金斯堡不理他們的抗議，堅持要去赴約的話，那麼他們將另請高明了。最終，他放棄了原先的想法，不過這是一場莫妮卡全家根本沒料到的戰爭。她回憶說：“太令人沮喪了。我的律師總是想當家作主。”
金斯堡拚命要在公眾面前出風頭，不過更讓人厭煩的是，他總喜歡潛入莫妮卡家庭氛圍中，不斷挑起他們之間的爭執。比如說，3月份接受《時代》雜誌的專訪時，他熱情地談到了伯尼·萊溫斯基，不過給了瑪西婭一個“咄咄逼人”的評論，這已經遠遠超出了他一個家庭律師的本分。
問題是，金斯堡沒有把自己的角色僅僅看成一個律師，他經常吹噓自己是莫妮卡獨一無二的代父，還說自己在莫妮卡6歲的時候就吻過她的大腿內側，“看看那些小痱子”。他還說自己造成了莫妮卡的重生，雖然他認識莫妮卡的時候，她已經20歲出頭了。考慮到這案子具有的性意味，這些話不僅很不恰當，而且容易引起人們的想像。更對莫妮卡不敬的是，他曾經還形容她是“一條24歲困在力比多之籠的狗”，這話也很快就印上了《時代》周刊。
私底下，他更是粗俗不堪，在洛杉磯家中招待莫妮卡和伯尼的┩硌韁校?他評論說總統只喜歡各色的女人，這明顯是指萊溫斯基。┧的妻子勞拉受不了這樣粗鄙的言談，?氣得走出了屋子。莫妮卡也覺得奇怪，金斯堡有這樣一個家庭幸福、有兩個十多歲孩子的男人，怎麼會那麼想了解對她和總統性關係的細節，表現出來的興趣遠遠超過了一般律師和當事人的關係。
他自封的“代父”身份終於把她推上了絕路。4月的一天，在伯尼布蘭特福德的家中，父女正在聊天，金斯堡帶着芭芭拉·沃特斯過來拜訪，後者前幾周還專訪了伯尼。金斯堡一把摟住了正在說話的父女，說：“我們可不希望你們倆太親密了，是吧？”兩個男人聊天時，莫妮卡則向她解釋，自己長大的時候是個好孩子，從不惹麻煩，也不抽煙不吸毒，成績一直不錯，還不像其他孩子那樣去店裏偷東西。沃特斯不忘開個玩笑：“下回，偷一次。”
兩個女人在房間裏聊天的時候，伯尼和金斯堡在別處的談話則嚴肅得多，律師強調了以前在長途電話中就不斷提到的一個問題：“你知道，伯尼，她對你非常生氣，你知道她對你恨之入骨嗎？”如果他的話是真的，那也是干擾他人家庭，令人無法忍受；如果那是假的，那就叫人無法原諒了。
莫妮卡聽到他說的話時，驚呆了。“這時我的父親——他的心碎了，他的金錢在流失，然後聽到金斯堡說，他為之承受如此多苦吹吶兒，居然恨透了他。我愛我的父親，他和芭芭?
在整個事件中幹得漂亮極了。當然，我和父親總有些麻煩和衝突，但誰沒有呢？那都是我自
己的問題。”她父親以慣有的謹慎語氣，補充說：“金斯堡用一種不恰當的方式捲入了家庭內部，他的話只能增加我們已有的痛苦和壓力。”
在最敏感的經濟問題上，金斯堡分而治之的策略終於公開化了。幾個月來，他一直聲稱莫妮卡堅持要坐着專人司機駕駛的豪華轎車到處走動，然後寄來一份份能體現這點的驚人賬單。“現在，你還要對莫妮卡耐心點。”他用低沉的嗓音告訴伯尼：“我會勸她斷了這個念頭的。”其實，莫妮卡難得從水門公寓出來走遠門，平時都坐的士，或者就步行。有一次，她看到父親正在簽署一張給金斯堡的巨額支票，裏面有一筆賬是為了“莫妮卡的安全”雇傭豪華轎車，5000元，真相這才水落石出。
在和朋友的閑聊中，金斯堡再度越過了界限，他告訴他們莫妮卡曾經企圖自殺。她直到3月份才發現他這個輕率的行為：金斯堡的一個女性朋友過來安慰她說：“比爾告訴我，不久前的一個晚上你是多麼恐懼，我只想告訴你沒人值得你為他自殺。”她很好心，但無法讓莫妮卡提供對金斯堡判斷力的信任度。
雖然並不願意，但家庭其他成員也開始接受莫妮卡對金斯堡的態度了。
名利場上的莫妮卡·萊溫斯基正在受到媒體的受害。她開始與自己的明星律師產生分歧，並且希望這位律師能夠離開名利場，而專註於自己的法律問題。不久后，朱迪·史密斯加入進來，“萊溫斯基團”誕生了。莫妮卡和朱迪並肩作戰，尋求公眾支持，保證不讓斯塔爾可以控訴她。
1998年夏天發行的一期名牌月刊《名利場》，刊登了一組莫妮卡光彩照人的相片，特別是其中一張她躺在加州馬裡布海灘，拿着星條旗擺pose的照片，讓許多愛國者的罵聲蜂擁而至。
莫妮卡當模特，拍一組照片的主意是很偶然的機會提出來的。3月，她和金斯堡去參加CNN名嘴拉里·金在華盛頓舉行的新書首發式，這是她難得走出公寓的一個機會，幾乎沒怎麼猶豫就決定去了。她在派對上和不同的人聊，其中一個《名利場》的記者建議她可以拍一組個人照。這個主意自然很有吸引力，一個重要原因是到那時為止她出現在媒體上的照片都是狗仔隊在她沒準備的時候偷拍的。那時，生命中一切都不在掌握之中，即使是自己形象也是如此，現在是時候拿回一些指揮權了。
因此，四月，她飛到洛杉磯參加拍攝工作，攝影師是著名的赫布·鎰取Ｋ回憶說：“因?
我一直擔心自己的體重，所以非常緊張。”除了為照片本身而擔憂，莫妮卡還同金斯堡商量了最終審批權和如何保密等問題，要他答應由他們來完全掌握最後刊登的內容。當她問起一些法律問題時，金斯堡用他一貫的方式，火冒三丈地回答說，如果她不喜歡他的安排，他們可以把整個活動取消。毫不奇怪，剛度過監獄般的幾個月的莫妮卡，正陶醉於泡在陽光和新鮮空氣里的憧憬，沒有“聽從”他這個建議。
她參加的拍攝就像“靈魂的香檳。過去四個月，我一直被嘲笑，被批判……這事真讓我興奮。”她也喜歡和赫布·里茲一起工作，在他面前，拿着各種不同的道具擺出造型，有些讓她有幾分伊麗莎白·泰勒的樣子。她有自己的化妝師、髮型師，還有其他工作人員，包括一個專門看管她拍照時戴上的價值60萬美元的珠寶。這時，她真是一個“一日女王”。
當她父親，也是一個痴迷的攝影愛好者，和芭芭拉一起到那裏的時候，為眼前超現實的景象而歡欣鼓舞：莫妮卡穿着一條藍色薄紗裙，牽着一條粉色的獅子狗apinkpoodle。然而美中不足的是，金斯堡又來了一句粗鄙的評語，他告訴伯尼：“如果總統看到這，肯定會弄髒褲子的。”
莫妮卡依然對馬裡布的那天心存矛盾。她珍惜自己交到的朋友，還有那種體驗，讓她再次覺得自己是一個真正的女人。如果有先見之明，她不會拿美國國旗當道具，這樣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煩。不過，她就後悔這一點，她沒有覺得，也從不會覺得自己不忠於國家，也看不出要為國家最珍貴的象徵而羞愧難當的理由。
其實，早在《名利場》風波前，瑪西婭就非常擔心金斯堡這樣誤導媒體，會給女兒帶來傷害。她太多時候看到，莫妮卡因為自己律師一句態度不好、不準確或誇大其詞的評論而落淚。莫妮卡已經有了一個“瘋狂想當名人”的形象，最不需要的就是金斯堡在這方面繼續努力了。
瑪西婭焦急地同自己的律師比利·馬丁、姐姐黛布拉討論了媒體關係問題，然後決定專
門聘請一個公共關係專家，而讓律師團專註於法庭問題。馬丁不僅是瑪西婭，而且是整個家庭的中流砥柱，推薦了一個長期合作夥伴朱迪·史密斯，一個資深的公共關係專家和律師，曾經為白宮和NBC電視網的公共關係部門工作過。他們和莫妮卡商量了一下，後者已經知道斯塔爾聘請了自己的公共關係顧問，心想這應該有所幫助。幸運的是，她馬上被朱迪打動了，她精明、時髦和專註，還有最重要的，打算為善良而戰。
接下來的麻煩就是說服金斯堡，讓他明白自己Ω眉中精力在法庭上，而不是和CBS、CNN或其他電視網的記者狂歡作樂。因此，4月下旬，伯尼和芭芭拉在洛杉磯的家中，一個全面的家庭會議召開，律師也參加了。這會議喚醒了莫妮卡塵封多年的記憶，它有兩個第┮?——近幾年她的父母第一次同時呆在同一間屋子，還有她的父親、芭芭拉第一次和母親、彼得·斯特勞斯見面。她回憶說：“所有人都相處得其樂融融。我感到他們對我深深的愛意，和父母一起坐下來吃飯，看他們融洽相處，真是太棒了。”
惟一煞風景的是比爾·金斯堡。當主持會議的莫妮卡拿出提案，把朱迪·史密斯召入團隊時，他故意在拍紙簿上亂塗亂抹，明顯表現出對這個建議沒什麼興趣。莫妮卡準備了三頁提綱，簡單勾勒了把媒體和法律問題分開處理的原因。她解釋道：“我們已經進入案件的轉折點。首先，斯塔爾說他要打持久戰，聘用了一個媒體顧問，我們團隊就成為惟一沒有專門擁有媒體經驗人才的一方。”
雖然她保證，自己不會親自去回復那些對她操守的攻擊，但是她覺得迫切需要一個人可以更有效地解決她的麻煩。“我的名聲很臭，只是一個90210谷的女孩，專門為男人服務的。這是無法接受的，因為這不是真正的我。”完全可以想見，儘管她的論證嚴密，金斯堡還是反對這個計劃，他強調說自己應該繼續完全掌握這個家庭案件，最後才不情不願地答應，放棄控制莫妮卡的公共形象。
不久后，朱迪·史密斯加入進來，“萊溫斯基團”誕生了。莫妮卡和朱迪並肩作戰，尋求公眾支持，保證不讓斯塔爾可以控訴她。5月17日，在洛杉磯海特公園酒店舉行的另一次家庭儀式中，這個問題最終得到解決，家庭成員們都在午飯後走了出去，只有愁眉苦臉的金斯堡面對媒體的採訪，一個記者描寫道：“相比笑逐顏開的家庭成員，律師一直繃著臉。”
不只這一件事讓莫妮卡歡欣鼓舞。兩天前，一家聯邦申訴法庭開始參與到她和斯塔爾關於她是否擁有免予起訴的豁免權問題的長期爭執中。2月以來，當獨立調查官拒絕了豁免協議，莫妮卡的律師團就開始和他對戰，攻擊他的手段，質疑他的誠實。現在，金斯堡已經不滿足於要求豁免協議合法化，而要求首席檢察官熱內·雷諾正式立案調查斯塔爾辦公室泄露案件檔案一事，還想讓勒諾對斯塔爾和他手下幾個調查員進行測謊檢查，以確定他們是否真向記者泄露了機密內容。
總統私人律師大衛·肯達爾也立刻給予配合。他早在2月初就遞交申訴，控告斯塔爾藐視法庭，要求對OIC展開調查；現在又提出正式訴狀，控告斯爾泄露交給大陪審團的證詞。?
個司法調查組開始行動，發現大陪審團得到的文件有24處可能被泄露，這違反了聯邦法律。法官下令展開調查。
當斯塔爾在法庭作戰，金斯堡則繼續進行他的錄音室官司，在無盡的脫口秀節目中不停地指責斯塔爾，一次甚至將特別調查官描繪成“一個混蛋……一個反憲法的惡魔”。無論是否恰當，他這些說法都變成了絕妙的標題，不過他也更像一個談話類電視節目主持人，而非莫妮卡的辯護人。
他的策略也讓諾瑪·霍洛維·約翰遜法官不舒服，後者是一個著名不喜歡浮華律師的華盛頓地區法官。在裁決是否莫妮卡和OIC之間簽有豁免協議這個麻煩問題時，她就說得很清楚，不希望自己的案子在媒體上審判，這直接就是在說金斯堡平日的行為。他的搭檔納瑟尼┒·斯派茲也催促他別再“喂熊”了，再這麼搞下去肯定會給他們的官司帶來麻煩，不過只要麥克風戳到他的方向，金斯堡就要發言。
在媒體上氣喘吁吁地折騰着，金斯堡這個華盛頓的圈外人面臨斯塔爾的沉重打擊。他或許就像一條煩惱又熱情的偵探狗，不停地咬着莫妮卡。等到5月底，一連串證人出現在大陪審團面前，而且國會投票通過為這個可能造成彈劾案的調查撥款130萬美元，看上去獨立檢察官又將所有好牌握在手裏了。
萊溫斯基炒掉了所謂的“伯父金斯堡先生”。這位所謂的律師對她而言“是一個被媒體關注度所誘惑的代言人，這吞噬了他的律師角色。對他來說，煽動媒體的火焰比照顧莫妮卡更重要。目標始終是豁免，因為很明顯就牽連在內的雙方而言，莫妮卡僅僅是一隻犧牲的小羊羔。他對斯塔爾的憤怒讓他不能再看到這個目標。最後的導火線是他給斯塔爾的公開信，它事實上宣佈莫妮卡與總統發生了身體關係。這是一個站不住腳的位置。”接着，這起案件的另外兩位明星律師出現了。
在這場法律紙牌遊戲中，萊溫斯基家在和高手對賭，很快他們就輸光了手中的籌碼。情急之下，伯尼籌建了一個辯護基金，還在“拉里·金秀”和別的電視節目中亮相，來為不斷增加的法律支出籌集資金。他從好心人那裏籌得35000美元，不過金斯堡不高興了，保證自己還要不久后就上同樣的電視節目，來證明自己依然是媒體明星。正如伯尼所說：“我去上電視的時候，他覺得是在剝奪他的權利。他不想讓（莫妮卡的）父親也扮演一個角色。”
一縷陽光終於暫時照亮到這起黯淡官司的天空。4月1日，蘇珊·韋伯·賴特法官駁回了瓊絲對克林頓的訴訟，宣佈“他的行為不構成性侵犯”。之後，根據民意測驗，全國大概每三人中有兩個都希望斯塔爾也能停止他的調查。不過，他無意退讓，還表示蘇珊法官的裁決“不會影響我們的案子”。對莫妮卡來說，她為總統感到高興，不過這種喜悅沾染了悲傷，因為她無法和他分享快樂。“在我內心深處，思念着他。我感覺孤獨，想去看看聽到這個好消息時，他臉上的表情。”
實際上，現在不用再為總統擔心了，但她還是有着太多的煩惱：是她，而不是他，面臨著牢獄之災。在給莫妮卡律師團的一次警告說得很清楚，如果約翰遜法官站在他們這邊，也就是裁決2月那份豁免協議和OIC無關，那麼斯塔爾方面的強硬派就會積極起訴她作偽證。那樣，如果以後要再和斯塔爾簽署一份豁免協議，莫妮卡就要有更進一步的陳述——承諾她會在宣誓情況下出庭指證克林頓和她發生過性關係，後來又企圖掩蓋。
她的兩個律師都對那天勝訴充滿信心。他們錯了。4月底，約翰遜法官駁回金斯堡認為那份豁免協議具有合法有效性的申訴。金斯堡現在又改變了調子，說他已經預料到會在地區法官那裏輸掉，不過對最後上訴還是很有信心。而且，如果那也輸了，他期待審訊期，盤問證人席上的琳達·特里普。公平地說，比起他那些缺點來說，金斯堡是一個出色的庭審高手。
他也不容易灰心失望。每一次新的失敗和挫折，他總能一句話愉快地化解掉，現在萊溫斯基一家都無情地嘲笑這句不朽的名言：“我們就在我們想要的地方。”僅僅兩周過後，哥倫比亞地區的上訴法庭拒絕進入此案，莫妮卡發現她自己正好獃在她不想要的地方——面臨著起訴，可能因為作偽證和其他罪名而鋃鐺入獄。一個媒體小人評論說：“現在是時候了，莫妮卡該決定她是否希望看到自己穿着橙色的監獄連身服的樣子。”
對莫妮卡和她的家人來說，這遠遠不是一個笑話。她以前要在監獄裏呆上整整27年的擔憂已經漸漸消散了，不過她還是經常在夜半醒來，充滿恐懼，擔心自己像蘇珊·麥克道加爾一樣鐐銬加身。她的父親和她一樣焦慮，老是做着同樣的夢，夢見自己幫被囚禁起來的女兒逃獄，他說：“我總是看不清戴着鐐銬的莫妮卡。”
莫妮卡拿到豁免權之前，一直生活在要被捕的恐懼之中。一次，她和朱迪·史密斯坐出租車去火車站，突然一輛沒有標記的警車過來讓他們靠邊，FBI也用這樣的車。一個沒穿制服的探員走出車子，過來亮出他的銀色徽章。莫妮卡心跳加速，嘴巴發乾，渾身出汗。後來發現，那警察停下他們的車，只是因為司機違反了交通條例。不過，這事復活了莫妮卡在1012號房感受到的那種恐懼記憶：“那時那刻，我以為他們是來抓我，起訴我的。”她回憶時還有點瑟瑟發抖：“那之後，我就陷入噩夢之中。”
在她惡名遠播的新生活中，最大的敵人就是成群的攝影記者，他們圍在水門公寓附近，監視她的每個動作。即使其他的記者也都驚駭於她被圍捕的景象。一個不斷在電波里辱罵莫妮卡的電視花邊節目評論員，在她們共同的髮型師那裏撞見了她，驚訝地發現外面行人路佈滿了電視機組人員和攝影記者，不停地通過玻璃窗拍攝正做着頭髮的莫妮卡（她現在留短髮的一個原因也就是她可以在家裏自己護理，而不用再去遭遇攝影記者的圍追堵截）。
為了給敵人錯誤的印象，以為她從不在他們不知情情況下離開，莫妮卡很少走水門大樓的正門。走其他出口，她就能避開媒體的逼搶，隱姓埋名地在華盛頓到處遊走。戴上黑色墨鏡，把頭髮放到後面，塞在一個草帽下面，她就能逃過那些追蹤者，至少有一陣安寧了。一次，她在時尚地帶喬治鎮閑逛的時候，總統車隊開過，不過她一眼也沒瞥到“英俊先生”。大多數周日，一個為比利·馬丁工作的私人調查員瓦爾特·埃勒比就會打電話到她的公寓，用暗號問道：“包裹能拿了嗎？”然後，他和肖恩·賴特就會等在外面，用車子帶她到郊外“呼吸呼吸新鮮空氣”。
剩下來的時間裏，莫妮卡一直覺得自己被人跟蹤。她生活在這樣的座右銘下：“只是因為你很多疑，這並不意味着沒人在跟蹤你。”她的猜測在6月得到了明顯的證實，當時她和朱迪坐飛機去洛杉磯：斯塔爾的副手、曾經在1012房間審問過莫妮卡的麥克·艾米克也在飛機上。
5月15日上訴法院駁回了她的豁免請求后，監獄的陰影開始真正地逼近她。幾天後，獨立檢察官傳喚她到洛杉磯聯邦法院接受指紋檢測。正如她的律師們常常警告她的那樣，這是控告程序的第一階段，這個階段最終的高潮是拜訪如果被定罪她會去的監獄。
5月28日，莫妮卡在她父親、比爾·金斯堡和另一位律師托德·西奧朵拉的陪同下穿過守候在威爾斯大街聯邦大樓外面的記者隊伍，在這裏她的指紋被正式取下並歸檔。在回答一個被大聲喊出的問題時，伯尼說：“我女兒被兩個有權勢的人作為人質來利用。這是非美國的。”在陰暗的大樓內，莫妮卡不得不面對持續的敏感和不是那麼敏感的脅迫，四個多月前她曾經在1012房間反抗過它們。一行人首先通過全封閉的旋轉柵門，然後被領着經過臉部照片拍攝室，來到指紋檢測室。曾經試圖通過展示他的槍和手銬嚇唬她的聯邦調查局特工法龍突
然出現在她身邊，莫妮卡相信這不是巧合。
指紋檢測時間很長，很羞辱人。除了通常的指尖印痕，檢察官們還要她手前面、側面和掌心的印痕。這個過程總共進行了30分鐘——伯尼·萊溫斯基知道，因為他看了時間。“看到他們這樣對她時，我在哭泣。”他承認，“這很嚇人，而且是不必要的——畢竟，她在五角大樓接受了最高級別的安全檢查。這一切都是為了故意脅迫她，彷彿她犯了故意殺人罪。”
斯塔爾的副手們沒有要她的聲音樣本，但他們要她全面的筆跡樣本；她不得不用各種類型的鋼筆寫不同字體的字。由於不信任獨立檢察官辦公室的檢察官們，當他們試圖讓她簽支票和抄寫一封她曾經寄給總統的信時，她拒絕了。這是一個令人厭煩的過程，而且由於比┒·金斯堡不是一位刑法律師，不熟悉這個程序，不得不不斷地給他的同事、從事刑法工作的納瑟尼爾·斯派茲打電話尋求幫助，一切變得更加緊張。莫妮卡回憶道：“我很堅強和平靜，但內心裏我嚇呆了。”
對這個法律行為感到痛苦不安的莫妮卡和她的律師們在警察的陪同下離開了大樓，他們像西方電影中復仇的警察局長一樣走過一大群記者。然而，迄今為止莫妮卡只想幹掉一個人：比爾·金斯堡。兩天前，他在《加利福尼亞律師》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題為《致肯尼斯·斯塔爾的一封公開信》的文章。在文章中，他事實上承認了莫妮卡和總統之間發生過性關係。考慮到現在她依然堅持着自己的虛假證詞，它似乎抽走了她的法律根基，引起了媒體的騷亂和法律界的驚駭。
金斯堡也指責斯塔爾踐踏了莫妮卡的私隱權，把她變成了一個“真正的罪犯”。“恭喜斯塔爾先生！”他寫道，“作為你對珍貴的憲法權利的無情漠視的結果，你也許已經成功地揭開了兩個成年人之間彼此同意的一段性關係。當然，通過這樣做，你也毀掉了一些人的生活，包括莫妮卡和她的家人，同時花去了她們1000美元律師費來保護自己不受你辦公室的虐待。”
甚至備受尊敬的律師和法律學者阿蘭·德肖維茨也震驚了，他後來在他的著作《性的麥卡錫主義》中嚴厲批評斯塔爾“把橢圓形辦公室里的一系列低俗遭遇變成了一場憲法危機”。他說，金斯堡的批評也許是合理的，但他走得太遠了。德肖維茨公開建議萊溫斯基一家踢掉金斯堡，“首先找到”一位有經驗的華盛頓律師。伯尼·萊溫斯基勉強地承認——他說：“這很窘迫。”——他的法律朋友已經沒用了。
其實，金斯堡的輕率舉動本來或許會糟糕得多。在拍攝《名利場》的那個周末，他曾經打電話給莫妮卡說，《加利福尼亞律師》雜誌委託他寫那篇文章。她很擔心，覺得更大的公開度只會減小她被豁免的可能性。當金斯堡給她讀文章的草稿時，她最壞的擔心得到了證實。“現在斯塔爾先生，”他寫道，“因為你，我們將知道，除了第一夫人，是否有另一個嘴唇親吻過總統身體的私處。”
莫妮卡驚呆了。“比爾，你不能這麼說！這會殺了我！這是我一生中聽過的最粗鄙、最駭人的東西。”他沒有完全順從，但理解了莫妮卡的意思，保證緩和文章的調子，並在文章發表前通知朱迪·史密斯。然而，他文章里的故事泄露得太早了。
現在莫妮卡情況不妙，指控前景迫在眉睫，她的律師又是一個被嘲笑的對象，必須馬上採取行動了。又一個家庭會議召開了，會議決定委託比利·馬丁整理一份能夠接受好這個案子的律師的小名單。大家達成共識：新隊伍的成員，必須是能在殘酷的處境下機智應對和經驗豐富的律師。伯尼一個也不知道，但莫妮卡曾經在《紐約客》上讀到過一篇傑克·斯泰恩的傲人簡介，他自己也曾經是一位獨立檢察官。馬丁聯繫了斯泰恩和另一位備受尊敬的人物普拉托·卡切里斯——他認識他們15年了，兩人都表示對這個案子有興趣，前提是不與比爾·金斯堡合作。
在找到另外兩位律師后，比利·馬丁在樸素的華盛頓法院酒店為6月1日星期一租用了一間會議室。他安排了一次一整天的“選美比賽”，在其中莫妮卡可以接觸她未來可能的律師，看看她喜歡誰，然後作出決定。
剛剛重建的“萊溫斯基隊伍”還面臨著一個大問題：怎樣把依然身在洛杉磯的莫妮卡偷偷送到華盛頓，而不被媒體或——更重要的┦恰—比爾·金斯堡發現。託詞是需要的。莫妮卡和朱迪·史密斯連夜趕到華盛頓，沃爾特·埃勒把他們從機場直接接到了酒店。就這樣，就在身處洛杉磯的金斯堡以為莫妮卡和她的弟弟在加利福尼亞的某個海灘時，其實她、朱迪·史密斯和比利·馬丁正在聽傑克·斯泰恩、普拉托·卡切里斯和另外兩位律師陳述他們的法律策略。
低調典雅、一頭銀髮的斯泰恩是名單上的第一人。他對莫妮卡說，他相信，儘管在上訴法院遇到挫折，他可以幫她得到豁免權。接下來是普拉托·卡切里斯，一位和藹但聰明的律師，他明確表示，如果他們想要的是為一定程度的豁免討價還價，那他不是他們要的人。他不準備進入這個案子，除非他們的目標是爭取完全豁免，或者在審判時進行激烈的辯護。他覺得這是可以採取的最好的、也是惟一的方法，並不無理由地把這一決定建立在下面這個事實的基礎上：在80年代對伊朗反對派醜聞的調查中，他曾經幫助另一位著名的辯護人、奧利
弗·諾思的秘書福恩·赫爾爭取到豁免權。
兩人都給莫妮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一天下來，在接觸和考慮其他的律師后，她被他們各種各樣對付斯塔爾的計劃搞暈了。當天上午她曾經打電話告訴她父親，她覺得斯泰恩和卡切里斯是她要的人，他建議她堅持自己的第一感覺。於是，晚上11點，馬丁打電話給這兩位律師，問他們是否準備好了一起為莫妮卡的案子工作。事實上，他們已經非正式地討論過這個主意，認為他們並肩作戰會更有效率。
第二天，6月2日，他們又見面了，瑪西婭參加了這次會談，伯尼也通過會議電話參加了。他對斯泰恩和卡切里斯說：“我想要的就是確信我女兒得到很好的照顧。”每個人都同意這個觀點。在討論了報酬后，兩位律師離開了，以便一家人和他們的顧問們可以討論這個決定，確信每個人都樂於接受它。此後不久，比利·馬丁打電話給莫妮卡的新律師們，正式邀請他們組成她的新律師“夢之隊”。
接手案子后，斯泰恩認為慎重起見，應該立即給斯塔爾打電話；他渴望讓獨立檢察官在媒體得到有關這個新安排的風聲前知道正在發生的一切。斯塔爾沒有接到他的電話，於是卡切里斯打電話給他的一位副手鮑伯·比特曼，告訴他，現在他和斯泰恩代表莫妮卡。
與此同時，依然假裝在洛杉磯的朱迪·史密斯給金斯堡打了電話。過去幾天他已經威脅要退出，媒體不斷升溫的批評和他與莫妮卡之間不斷惡化的關係讓他很憤怒。當朱迪和他交談時，他又回到了這個話題，但她沒有暗示新安排，擔心他會立即把它泄露給媒體，他當然會說他辭職，而不是被解僱了。
6月2日作出公開聲明前僅僅半個小時，朱迪和莫妮卡在一個長途電話中告訴金斯堡，她不再需要他的服務了。他十分憤怒。他指責莫妮卡對他所做的一切毫不領情，威脅——如果說不是明確地，也是暗示地——要做他不得不做的事來保護他自己、他的家人和他的工作。朱迪請求他“姿態高一點”，並參加他們的新聞發佈會，他們會宣佈這是一個雙方同意的決定。然而，金斯堡狠狠地掛斷了電話，隨後憤怒地打電話給伯尼，發泄了他對自己被拋棄的憤怒。伯尼的立場很堅定：“我感謝他的努力與他和他家人作出的犧牲。”他大方地補充說：“我們永遠不會忘記，早先他確實來營救過我們。”
有關“伯父金斯堡先生”的最後評論也許可以留給瑪西婭，她的觀點雖然沒有伯尼大方，卻特別透徹。“他是一個被媒體關注度所誘惑的代言人，這吞噬了他的律師角色。對他來說，煽動媒體的火焰比照顧莫妮卡更重要。目標始終是豁免，因為很明顯就牽連在內的雙方而言，莫妮卡僅僅是一隻犧牲的小羊羔。他對斯塔爾的憤怒讓他不能再看到這個目標。最後的導火線是他給斯塔爾的公開信，它事實上宣佈莫妮卡與總統發生了身體關係。這是一個站不住腳的位置。”
過去幾個月中，背叛莫妮卡的是她認識、信任和愛的人。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那些她幾乎不認識或者視為理所當然而不重視的人表現出了一種耀人的正直：水門大樓的看門人拒絕讓記者檢查她的垃圾；車庫管理員拒絕了一家報紙提供的5000美元，他們要求他向他們的記者泄露莫妮卡的行蹤。甚至完全陌生的人也表達了極大的同情和理解——她從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那裏收到了成千上萬封支持和鼓勵的信件。
律師更換過程挺順利、專業的，納斯尼爾·斯派茲也留了下來，而且一度連消息都沒走漏。行人路上一個簡短的新聞發佈會中，莫妮卡靜靜地站在後面，斯泰恩和卡切里斯宣佈了這個消息，它登上了全國各大報紙的頭條。然而，雖然她得到了兩位精明能幹的領路人——他們知道他們在華盛頓叢林周圍的路，但是依然沒人能夠保證會把她安全地帶回家。她徘徊在法律叢林中，每天面對着指控和監獄的前景，在這個不確定的旅途中，需要很多幫助來支持她。
過去幾個月中，背叛莫妮卡的是她認識、信任和愛的人。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那些她幾乎不認識或者視為理所當然而不重視的人表現出了一種耀人的正直：水門大樓的看門人拒絕讓記者檢查她的垃圾；車庫管理員拒絕了一家報紙提供的5000美元，他們要求他向他們的記者泄露莫妮卡的行蹤。她對這些正直行徑非常感激。“我從這件事中得到的一個教訓是，永遠不要匆忙對人下結論。所有在水門工作的人都被提供了幾千美元。（與收錢）相反，他們像對待另一個人那樣保護和尊重我，為此，我會永遠感激他們和經理克里斯·休普勒。”
甚至完全陌生的人也表達了極大的同情和理解——她從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那裏收到了成千上萬封支持和鼓勵的信件。一位101歲高齡的老太太寫道，莫妮卡不應該為這件醜聞受到指責，這給她帶來了很多安慰。一位瑞典男子似乎真正理解了她和她的家人感受到的巨大擔憂。他寫道：“沒有什麼比知道你正面對着國家的可怕權力更恐怖的了。”令人振奮的是，甚至隨着醜聞的蔓延，這樣的友好依然繼續。1998年的最後一天，在國王大道咖啡館，一位年輕的男子送給莫妮卡一小束花，說：“新年快樂。你配得上它們。”
所有信件中也許最感人的來自4月寄給莫妮卡的一個包裹。裏面有兩封信——一封給她，另一封給她父親——和一個小包。在第一封信中，這位匿名的女作者講述了她自己的經歷，她覺得這讓她聯想到莫妮卡正在承受的困難。給她父親的小包里有一個昂貴漂亮的鑽石和藍寶石戒指，裝在一個典雅的盒子裏，發信人請伯尼把這個戒指戴到莫妮卡的手指上，提醒她，她有多麼特別。她寫下了她送這個戒指的理由：在她生活中一個同樣痛苦的時刻，她收到了一個類似的戒指和相同的訊息。“一位完全陌生的人想要和我分享這件可愛禮物，她的慷
慨令人感動。”莫妮卡回憶道。她通過包裹公司追蹤到這位女子的地址，給她寫了一封感情誠摯的感謝信。
一些公眾人物也表達了他們的支持。比如女喜劇演員凱斯·布克利，她天生耳聾，但由於直到二十幾歲才被診斷出來，她被送進一所為精神障礙者開放的學校。在她的單人秀中，她向觀眾講述了自己生活的磨難和艱辛——曾經被一輛救生車碾過，還不得不征服乳腺┌——引得他們時哭時笑；讓表演變得更加有趣的是，她無法發字母“f”的音。
1998年6月，凱斯在一家洛杉磯劇院中表演。在與斯泰恩和卡切里斯簽約后回到洛杉磯的莫妮卡、伯尼和芭芭拉去看她，當她談論自己曾經面對的批評和敵意時，他們微笑着哭了起來。表演結束時，她向過去攻擊過她的所有人發出了口頭一擊：“別惹我。”說這些話時，她朝莫妮卡使了個眼色，給了她一個飛吻。
表演結束后，凱斯下台問候她的觀眾，徑直走向了莫妮卡。她親熱地擁抱了這個女孩，告訴她自己常常為她祈禱，這時兩個女人都流下了眼淚。隨後她把雙手放到莫妮卡肩膀上，看着她的眼睛，笑着說：“像我做得那樣做，莫妮卡。就當自己是個聾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