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塔爾王國
住在洛杉磯市郊布蘭特伍德的人們，對於這樣的景象早已見怪不怪了：排成長列等待着的警車車隊，漠無表情的攝影師，從租來的豪華轎車中不情不願跑出來的名人剎那間遭遇閃光燈無情地掃射。在1994年，布蘭特伍德也有過那麼一個被關注的時期，那是因為這是㎡·J·辛普森殺妻案案發現場，當這個“世紀大案”在市區的法院裏審理的時候，超過一年時間，媒體常常在這條安靜的街道上逡巡。現在，第二個這樣的大案出現了，媒體再度隨之而來。電視台工作人員和攝影師霸佔着伯尼·萊溫斯基鄰居家前門的草坪，等着莫妮卡回家
。
對於她來說，2月上旬從水門公寓離開的時刻簡直是一個“噩夢”。為了逃避那些注視，她和比爾·金斯堡一起坐飛機去洛杉磯，生平第一次坐頭等艙。攝影師和記者注視她的一舉一動，記下她吃下的每一口食物。現實和新聞報道之間差異很少有這麼大。《紐約郵報》就體現了這點，這份以保守著稱的報紙用了這樣一個大標題“令人瘋狂的性感女妖回家了”。
一到洛杉磯，她和比爾·金斯堡就被早已等在那裏的警察護送着飛奔出機場，在一整隊機動部隊的護衛下，一路警燈和警笛開道，終於到了伯尼的家裏。甚至回家，也成了眾人拍照的機會，好像這是在刻意顯示莫妮卡也有一個家，也是一個人，也有着正常的情感，而不是一個從貝弗利山上專程下來引誘總統的小淫娃。
和往常一樣，金斯堡依然是這些儀式的主持人，將自己那些難得的想法強加給媒體馬戲團。不過，即使後來承認在這個場合中公共關係很有意義，父親和女兒當時並不想表演。伯尼說，“比爾在電話中告訴我們，當莫妮卡的車停下來，她會在外面的草坪上向你問候。我們感覺像是電影演員，這不是我們想要的。”當金斯堡吩咐莫妮卡下車投入伯尼的懷抱的時候，她也同樣表示不喜歡這些。“這是很私人的，”她說，“我不想把我的感情展現給全世界看，我們都不喜歡這樣。不過，我後來客觀地去看，這樣父女團聚的場面，的確能贏得同情。”
即使如此，金斯堡也有點搞砸了場面，他告訴記者說，莫妮卡回到父親身邊，就像切爾西在大學第一學期結束后回家去看克林頓那樣。這個評論讓莫妮卡極為“討厭”，她強調，“我知道對於總統來說切爾西是多麼珍貴，她的私人生活是多麼重要，我從來都不想以這種方式跟她聯繫在一起。”事實上，莫妮卡認為金斯堡很多言行都有問題，再加上他喜歡上鏡，漸漸地，這個“伯父金斯堡先生”和他年輕的委託人之間的關係有了裂痕。
然而那時，莫妮卡、伯尼、芭芭拉只是擁抱在一起、又哭又笑，分享着醜聞爆發后三個人在一起的最初時光。對於莫妮卡來說，“看到爸爸，就像在海上迷失方向的人突然看到遠處的燈塔一樣。我們哭作一堆。見到他讓我感到踏實，我需要他。”一大群記者等在外面的時候，莫妮卡一家坐到餐桌前，一邊吃着伯尼的拿手菜（他是一個自學成才的優秀廚師），一邊試圖理清楚最近幾個星期發生的事。
他們沒有詳細談論這個法律事件，因為他們懷疑這棟房子被FBI監控了，如果他們講了什麼不恰當的話，伯尼可能會收到斯塔爾的傳票。“大家情緒都很激動，一起哭泣，互相給對方鼓勵。”伯尼回憶道，“這是一次感情充沛的會面，因為大家都感到很痛苦，我們的家庭生活被如此惡意地撕裂。莫妮卡尤其需要和他的爸爸好好談談。”
莫妮卡在洛杉磯的大部分時間被關在房間裏，雖然每天她都能躲過別人的目光，爬上樓上的天台，呼吸一下新鮮空氣，享受陽光照在臉上的感覺。芭芭拉發現，“那麼多人站在屋子外面，太具有侵略性和危險性了。”一天晚上，他們一家就完全領教了媒體暴徒們的力量。那天他們去附近一家叫做“洛杉磯農莊”的餐館吃飯，等他們出來的時候，看到十幾架攝像機和照相機在外面等着他們。
當伯尼去開車的時候，莫妮卡和芭芭拉試圖走出這些機器的包圍，天真地以為人們會給她們讓出一條路。然而她們被焦躁的人群吞沒了，一個攝影師牢牢地抓住莫妮卡不讓她走。最後，伯尼一下子把幾年體能鍛煉積累的力氣都使了出來，推開車門，她們才能夠成功逃脫。“我可真是嚇壞了。”莫妮卡說。
這還不是他們最糟糕的經歷，第二天，他們的車沿着高速公路行駛的時候，被一輛滿載記者的車給撞了，芭芭拉身體猛向前傾，受傷了。這時，本地KNBC電視台的直升飛機在他們頭上盤旋拍攝，他們打電話報警，警察建議他們無論如何都要呆在車裏，因為這次車禍是記者們的一個策略，迫使他們離開車，讓他們能夠拍照。值得讚揚的是，本地的媒體評論員都為同行的所作所為驚駭不已。有人指出，莫妮卡遭遇的追捕比新近威爾斯公主遭遇的更殘酷粗暴。《華盛頓月刊》編輯查理·彼得談到媒體的狂暴時說，“幾個月以來，他們就像得了神經病一樣，這是我這輩子看到的最過分的報道。”
肯尼斯·斯塔爾和媒體一樣，也在追逐着莫妮卡，想在她的生活中找到足以定罪的線索。在莫妮卡去洛杉磯之前，負責她案子的法律小組就要求她每天和斯塔爾代理人進行一次會面，這是赦免協議的一部分。
不只是媒體馬戲團聞到了血腥味，斯塔爾現在磨刀霍霍準備動手。在莫妮卡出發去洛杉磯前，她和她的律師團同意了斯塔爾方面提出的，作為豁免協議的一部分，她要在那裏每天接受他們4小時的面談。
然而，文件上的墨跡還沒幹，斯塔爾就變卦了。2月4日，星期三，表面原因是因為莫妮卡拒絕指控總統要求或協助掩飾，斯塔爾撤回了他的赦免令。同時，他還要求和他的主要證
人面談。“沒有什麼比和證人面對面對了解案情更好的了，”他對記者們說，“問一些細節，把答案跟證據對比，如果需要，還會測謊。”
金斯堡又在四處奔走，他遞交申請，要求執行豁免的書面協議。他知道斯塔爾的這個決定意味着策略的改變：他現在試圖獨立尋找特里普錄音帶上記錄的故事的證據，他要把莫妮卡的家人、朋友和白宮的同事都叫到大陪審團面前。這不僅能證實他關鍵證人的可信性——現在依然可疑——也能讓莫妮卡在將來的赦免協議中喪失一部分談判資本。
斯塔爾的這個“擠壓策略”，讓莫妮卡滑到了絕望的邊緣。她拒絕忍受他緩慢的法律折磨。她不知道，對於斯塔爾來說，這個決定不僅是一個法律事務，也帶着私人情緒。就像評論員彼得·馬斯指出的那樣，“斯塔爾的辦公室里的空氣明顯帶着一種清教徒式的挫敗感和怒氣，自從萊溫斯基拒絕攜帶竊聽器，他們就決定一定要她為她的固執付出代價。”
當莫妮卡為她的性道德、她的忠誠和她的原則受到懲罰的時候，背叛她的特里普卻受到了斯塔爾方面的寵愛，他們給了她一間安全的房子，還答應讓她保留那份8萬美元年薪的政府工作。斯塔爾手下的一個調查員鮑伯·比特曼告訴莫妮卡，當他們去特里普家裏的時候，她如何給他們做美味的點心，如何端上滿盤的糖果。如果他講這些是存心想傷害莫妮卡，那麼他成功了。
斯塔爾目光銳利地盯着莫妮卡生活中每一個微笑的地方。他不滿足於用一紙搜查令讓莫妮卡交出電腦和磁盤以作調查之用，甚至要求擴大調查她的弟弟以及父親。她的母親已經徹底輸掉了避免出庭作證的戰爭，她覺得自己好像行走在一條語言的雷區。她竭盡全力不傷害女兒，但是知道自己必須說實話。
斯塔爾開始動真格的了，第一步就是在1月底，兩個FBI探員事先沒有通知就去了米高就讀的大學。醜聞曝光的幾天前，莫妮卡通過聯邦快遞給她兄弟送了一件毛衣。這些探員認為這個清白的包裹裏面可能會有總統送給莫妮卡的禮物，她想把它交給兄弟保存以測安全。他們知道金斯堡是這個家庭的律師，他們還是去了卡耐基·梅隆大學，在米高的寢室里對當時才20歲的他展開詢問。他們問他是不是知道莫妮卡的行動，其實是想探聽他什麼時候和她一起在華盛頓。當他們離開以後，米高打電話給金斯堡，告訴他自己被迫接待了這些不受歡迎的客人。律師非常生氣，他告訴米高，沒有他的授權，他不必回答任何人任何問題。“我感到很害怕，”米高說，“我想我大概把事情搞糟了，但是當FBI探員站在你家的門口，向你出示他們的警章的時候，你的本能反應就是如實回答他們的所有問題。”
斯塔爾目光銳利地盯着莫妮卡生活中每一個微笑的地方。他不滿足於用一紙搜查令讓莫妮卡交出電腦和磁盤以作調查之用，還要求華盛頓的Kramerbooks&afterwords書店提供1995年以來莫妮卡在這裏所有的買書收據。“這是一種人權侵犯，”莫妮卡抱怨道，“好像在美國，除了莫妮卡·萊溫斯基，其他人都擁有人權。我覺得我就像不再是這個國家的公民一樣。”為了進一步顯示他們的力量，在斯塔爾辦公室的授意下，FBI開始給伯尼·萊溫斯基醫生施加壓力。金斯堡告訴伯尼，可能斯塔爾辦公室或FBI會調查他的納稅申報單，這個行動經常被用來調查洗黑錢。當他們發現這些辦法沒有奏效的時候，他們又把目標轉向他醫療方面的稅務檔案，他們說他們想詳細查看他醫療保險的賬單。伯尼相信，“所有這些針對我們家庭的折磨和威脅，都是為了強迫莫妮卡給出他們想要的東西……在那個時候，莫妮卡沒有被赦免的機會，無法逃脫監獄的威脅。金斯堡讓我們做好準備，隨時應付任何不測。”
對於她弟弟和爸爸的折磨已經夠壞的了，然而對於瑪西婭的折磨又是另外一種樣子。事實上，她第一次意識到自己將面臨犯罪指控，是她們在麗池卡特被折磨的幾天後。莫妮卡的律師金斯堡告訴她，斯塔爾的調查官決定“讓媽媽過了。”意思是他們決定不指控她犯罪。“他們一定是在開玩笑吧，”瑪西婭說，“我根本不知道磁帶上錄了些什麼，事實上我甚至都不知道它們存在。”在莫妮卡身邊的那些人中，瑪西婭是最容易被利用的。當她離開麗池卡特的1012號房間，她就收到了一張傳票。瑪西婭意識到斯塔爾想利用她來對付自己的女兒。“他們發現了她惟一致命的弱點，那就是我。”瑪西婭說，“要讓一個人做他不願意做的事情，有什麼比威脅他所愛的人更有效的辦法呢？”
2月10日，在布蘭特伍德，莫妮卡正在她父親舒適的寓所里看電視，突然她驚恐地看到母親出現在屏幕上，她被要求在大法官面前作證。莫妮卡太震驚了，在她出發去洛杉磯前，瑪西婭的律師比利·馬丁還向她保證瑪西婭的出庭會被推遲。第一天，瑪西婭看上去還能比較自如地應付她的出庭，但是到了第二天，她看上去狂亂又悲傷。事實上，她站在證人席上幾乎要垮掉了，一個護士和一張輪椅已經為她準備好了。幸好最後她還是硬撐着自己走了出去。
莫妮卡既後悔又悲痛，她決定立刻飛去華盛頓安慰她的媽媽。臨走前，她爸爸跟她在浴室外面作了一番長談。那裏是這個屋子裏惟一不會被外面的人偷聽的地方。伯尼熱淚盈眶，動情地告訴莫妮卡自己是多麼的為她感到驕傲，同時鼓勵她要變得更強壯，以便安然度過橫亘在前路上的那些審訊和磨難。莫妮卡的眼淚順着她的臉頰留了下來，她回答道，“爸爸，你是我的直布羅陀岩石。”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說這場醜聞還能讓人得到什麼的話，那就是讓父親和女兒再度親密地在一起，過去幾年中，他們之間的關係似乎隱藏着一些誤解和矛盾。莫妮卡認識到，“我爸爸那麼支持我，這真是太好了。”同樣，他們也知道，要完全修復他們的關係，還要作很多努力。
對於瑪西婭·劉易斯來說，有些事情再也不會回到從前了。2月上旬在大陪審團四號房間作證的經歷，是她記憶中的一個傷痕。她知道自己說出的每一個字都有可能把女兒送進監獄。當她談到這段經歷的時候，好像來到了靈魂中最黑暗恐怖的角落。她很困難地講到在大陪審團面前的證言，費力地吞咽着空氣，好像潛入了深海中一個不可測的洞穴。
瑪西婭已經徹底輸掉了避免出庭作證的戰爭，她覺得自己好像行走在一條語言的雷區。她竭盡全力不傷害女兒，但是知道自己必須說實話。舉個例子，如果檢察官問她那條沾染了精液的藍色裙子在哪裏，她只能——同時她也知道，遠在洛杉磯的莫妮卡會在電視上看到自己，就像那天在麗池卡特賓館的1012號房間裏激發莫妮卡鬥志一樣，她現在也想讓莫妮卡明白，在聯邦大陪審團面前出庭作證，也是可能的。
第一天，她對付過去了。但是第二天，2月11日，到達法院之前，她已經惴惴不安。早上，她就讀到一條惡意的評論，裏面說她在某方面只是一個野心勃勃的貝弗利山莊“攀岩者”，積極鼓勵女兒和總統發生關係。其實，她花了兩年痛苦的時光，來勸說莫妮卡結束這段關係。
第二天的反覆詰問中，她被問到她祖母巴布殊卡的家庭昵稱“巴巴”，這個綽號曾經被莫妮卡用來稱呼希拉里·克林頓。聽到這裏，瑪西婭崩潰了。她解釋自己的反應說，“這些人攻擊了我整個家族，對我來說，家人是這個世界上我最重要的東西。他們跟蹤我的姐姐、我的兒女和我。現在檢察官居然提到我已經去世26年的祖母，我小的時候，父親死了，母親要出去工作，是我的祖母帶大了我。
“他居然敢在這個邪惡的地方提到我祖母的名字，這太過分了。我想，他們不可能用一紙傳票把我死去的祖母召到法庭上來，那麼他們還能幹什麼？去把她從墳墓里挖出來？我害怕如果我從法庭上一走了之，他們會逮捕我，所以我垂下頭開始大哭起來。你必須在23個陌生的陪審團成員面前講話，講那些有關你和你家庭的最私隱的事情。你家裏再也沒有什麼事情不能拿出來攤在這些陌生人面前了。”
聽訟會被迫中斷，瑪西婭拒絕斯塔爾手下的檢察官碰她，她認為是他們造成了她家庭的種種麻煩。只有當她的律師比爾·馬丁走進法院的時候，她才有一點反應。他輕輕地把她攙到洗手間，在那裏，她歇斯底里發作了一通，最後虛脫倒在了地板上。
恢復平靜之後，她離開了法院。比爾·馬丁對聚集在外的媒體說，“沒有一個母親會被要求控告自己的女兒。”後來，瑪西婭去巴爾的摩看了一個精神病專家，尼爾·布朗伯格。就算僅僅是為了感謝比爾·馬丁的關心，瑪西婭也要努力讓自己儘快從這次創傷中恢復過來，比爾不只把她當作自己的委託人，而是當作一個真正的人。他成功說服權威人士允許她寫一份書面陳述，而不用再次出庭面對大陪審團。
當莫妮卡回到華盛頓，見到她母親的時候，她就像見到了一個陌生人。瑪西婭講述着發生的一切，好像她是一起強姦罪的受害者。她不停地哭着，而她的女兒徒勞地安慰着她。“對她來說，這真是一次黑暗、粗暴的經歷。”莫妮卡說，“這是我的媽媽……我恨那些狗娘養的對她做的一切，我恨他們。”
瑪西婭·劉易斯在法院裏那蒼白、孤獨的身影給斯塔爾帶來了不少麻煩。他利用母親對付女兒的策略更是如此，還遭到了白宮的指責。比爾·金斯堡攻擊這次對瑪西婭的“折磨”時表示，“把一個母親扔到一座火車面前，這是給莫妮卡在內的其他人一個明顯的信號：我（斯塔爾）要來硬的了。”瑪格麗特·卡爾頓在一篇雜誌文章中指出，“現在，我們注意到，在政府控制下，我們跟自己孩子們的交談也不再安全……在肯尼斯·斯塔爾的美國，媽媽必須說，或者離開。”
看到前妻孤獨無助地從法院中走出來，伯尼·萊溫斯基越來越感覺到自己應該站出來為這個家庭說一些話。因此他告訴金斯堡他將和芭芭拉·沃爾特一起上ABC電視台，第一次接受電視採訪。律師最初猶豫了一下，但是還是答應了。（這件事後）當伯尼和瑪西婭第一次見面的時候，她拉住他的手，說，“這一定是每個父母的噩夢”，他立刻覺得非常同情她。在2月20日播出的20分鐘的採訪中，對於瑪西婭遭受到的對待，他幾乎不能控制自己的怒氣，“利用母親去對付女兒，強迫她開口，讓我想到麥卡錫時代的審訊，如果再往前一點，還能想到希特拉時代。”
這次採訪播出后，莫妮卡打電話給父親表示祝賀。她住在位於水門公寓的黛布拉姨媽家中，當她正和父親通電話的時候，她注意到母親走到陽台上，一邊嗚咽哭泣，一邊對她做着手勢。瑪西婭的每個動作都充滿了絕望，莫妮卡被突如其來的恐懼抓住了，她覺得母親會縱身從樓上跳下去。她沖了出去抱住母親，試圖安撫她，但是瑪西婭劇烈哽咽着，推開她，說自己不想和她說話。然後就走進廚房，在地板上把自己綣成一團，號啕大哭。莫妮卡感到很無助，“我從來沒有見過媽媽像這個樣子，印象當中的媽媽是一個能把任何事安排得妥妥帖
帖的人，總是能給我們擁抱、親吻，告訴我們解決辦法。現在，她就在我面前轟然倒塌了。”
莫妮卡打電話給黛布拉姨媽和金斯堡，金斯堡叫她不要叫救護車，怕媒體會報道她和瑪西婭的事情。最後，瑪西婭平靜了下來，母女倆人做了一番貼心長談，談到那些讓她們煩惱的事情。瑪西婭說，困擾她的不光是在聯合大陪審團面前的那次折磨，還有後來的那些惡意的評論，他們竟然對人們暗示，說她在法院的崩潰是裝出來的。還有她和黛布拉都一直擔心她們的什麼言行可能會把莫妮卡送進監獄裏。事實上，瑪西婭和黛布拉認為她們得為莫妮卡的命運負上責任的可怕念頭，啃噬着她們醒着的每一分鐘。“認為她們的證詞可能給我帶來厄運的想法，像一片烏雲籠罩着我們的生活。”莫妮卡回憶道。
那天晚上，莫妮卡根本沒有睡着，她很擔心瑪西婭的精神狀況，怕她會去自殺。後來凌晨4點，莫妮卡終於睡著了一小會兒，但是不久就被隔壁她母親房間傳來的一個奇怪聲音吵醒，就像一個動物在受着折磨。“我走進她的房間，她在哭泣，說她不想進監獄，害怕不斷妄想着未來要發生的事情。最後，她終於讓我抱住她，自始至終她都在不停地哭。”第二天，曾經在法庭崩潰后看過瑪西婭的精神病專家尼┒·布朗伯格來她們的公寓看她，他堅持瑪西婭必須照着他開的處方進行治療。在正常的情況下，她這樣的狀況必須送到醫院裏治療，但是話說回來，在正常的情況下，她又怎麼可能遭受這樣的難以忍受的壓力呢。
在莫妮卡成為頭版新聞人物的這一個月中，萊溫斯基家中的秩序大亂，她的父母都很嚴肅地考慮過自殺問題，而她的弟弟米高把麻煩都憋在了心中，“我背了一個沉重的包袱，無論我遇到什麼，我都把它扔進我身後的背包中。”他簡單地說。至於她的朋友們，凡是與她通過電話的人都接到了調查通知，甚至把他們所知道的所有事情，全盤招供了。
當斯塔爾的調查員脅迫她的弟弟，騷擾她的父親，把她母親逼到崩潰的境地，這一切莫妮卡被迫袖手旁觀。而她也不得不無助地看着OIC把她的朋友們傳喚到大陪審團面前。這對於她來說，真是可怕的時光。他們拿走總統送她的禮物，念她的私人郵件，聽她最毫無防備的私隱的對話，調查她的讀書目錄，搜查她的住處。現在，他們不滿足利用母女關係，還想考驗她和朋友們的友情。
每天，她和她的母親都會坐在電視機前，看着那些她們關心的好朋友——例如貝蒂·科林斯——被傳喚到法院，每次看到這樣的景象，她們都心中刺痛。她沒辦法知道誰接到了電話，也不知道他們會說些什麼，更不知道他們怎麼看待醜聞中的她。作為一個天然的悲觀主義者，她認為他們都會輕視她，因為她投入的這場戀愛，因為她差點讓總統下台，更因為她把他們牽連進了這團混亂中。
她母親這樣描述她們一起坐在電視機前等着壞消息的場景，“莫妮卡把電視調到新聞頻道，然後坐下來盯着屏幕。一輛車門打開了，開始你看不清出來的是誰，當他們走近的時候，攝像機會推上去，可能你看到的是一個金髮女人的臉，莫妮卡就開始哭，‘哦，上帝啊，是阿希莉。’無論是誰，她都會淚流滿面。他們成天跟蹤她已經很過分了，她最不能忍受的是，還要看着朋友們一個個被傳喚去受審。而他們的惟一罪行就是沒有拒絕聽她的傾訴。”
諷刺的是，就在莫妮卡感到對不起內莎、嘉芙蓮、阿希莉和其他朋友的時候，她們也同樣覺得被迫供出朋友的私隱是一件很骯髒的事情，同時也明白他們的證詞可能會把她送進監獄。在結束庭訓之後，有幾個朋友通過他們的律師向莫妮卡傳達了她們對她的愛和支持，這是這片悲哀的海洋中僅有的安慰了。
內莎是她知己中第一個告訴全世界，莫妮卡拿總統的一根雪茄幹了什麼。內莎記得，“我出庭作證的某個時刻，突然出了一身汗。我意識到自己在對着一屋子的陌生人講自己朋友的事情，而那些人因為她和總統發生了性關係就想定她的罪。”
內莎、阿希莉、黛布拉和其他很多人被迫如實說出他們和莫妮卡私下交談的內容，顧不得那些是不是對她有害。對於嘉芙蓮·奧爾黛·戴維斯來說，情況更為複雜，因為她那時住在東京。她不僅接到了一張傳票，連她在五角大樓工作時用來和莫妮卡互發郵件的那台電腦都被要求檢查。3月中旬，當FBI探員正在努力搜尋她電腦硬盤中的內容時，嘉芙蓮也從東京飛到了華盛頓。17日，她必須在大陪審團面前提供證詞。她發現這個經歷是一次讓人難堪的羞辱。“簡直糟透了。我不是一個假正經的女人，但是在莫妮卡的性關係這個問題上，他們也問得太詳細了。我覺得回答這些問題，就是冒犯了她。我覺得在一群陌生人面前談論另一個女人是不對的，令人厭惡的。”
“更壞的是，我感覺他們在利用我抓她的漏洞，迫使她順服，證明她在書面陳述中撒了謊。那太可怕了。他們想起訴她，讓她告總統的密。在法庭上有一刻，我想，‘天哪，我在這兒幫這些人扳倒美國總統。’”
就好像冒犯別人是一件很紳士的事一樣，OIC探員打印出了她電腦里所有的郵件，不管對於這個案子是否合適。然而這些對斯塔爾的調查沒有絲毫幫助，因為之前她已經刪掉了部分
信息。很幸運，嘉芙蓮聰明地保存了那些莫妮卡提到維農·喬丹和找工作的信件。這些信件表明，在葆拉·瓊斯案把莫妮卡牽涉進來之前，喬丹律師就已經在幫她找工作了。不可原諒的是，斯塔爾手下的調查員無視嘉芙蓮和她律師的抗議，把她的一些有關家人的私人信件公開了，其中有些寫到她對丈夫克里斯的感覺。後者在特別調查官的國會報告中也有提到。
這件事情對嘉芙蓮是毀壞性的打擊，“我一生當中從未如此憤怒。”她說，“把你的私人情感向全世界公開和朗讀，簡直令人髮指。我發現很難處理這個問題，我恨政府，恨他們在這個案子中對人們所作的一切。上次我說服自己參加投票。因為我父親是英國人，所以我正鄭重考慮是否要放棄美國國籍。”克里斯是一家企業的主管，他也強烈感覺到他們的私隱被“無恥地”侵犯了。“我們在這場鬧劇里純粹是次要人物，根本起不了什麼作用，但是我們的公民權利被這些奇怪的政治程序踐踏了。”
有趣的是，通過莫妮卡、嘉芙蓮和其他人的經歷，全世界使用電腦的人都從斯塔爾調查中學會了，“老大哥”在監視着一切。現在，許多公司教導員工寫機密郵件時要當心，好像有人正站在你背後看你寫的東西。
所有被迫踏入“斯塔爾王國”的人都很快看到美國夢的黑暗一面，這非常重要。莫妮卡的朋友們都是有着自由意志的、守法、富裕的中產階級白人。他們都開始了解這樣一個殘酷的事實，政府、司法部和媒體有着無節制的權力。舉個例子，瑪西婭·劉易斯通過她的朋友比┒·馬丁——她堅定的非裔美國律師——了解了另一半人的生活。他們一直生活在恐懼當中，每天都要面對種族主義的鎮壓，尤其是針對黑人的。“當我和比爾一起在附近散步的時候，有人上來擁抱我，對我說‘你是我們中的一員。’”她清楚記得那些人既不是媒體，也不是富裕的美國人，而是這個社會的另外一些受害者。
事實上，從1月21日，事件爆發以後，莫妮卡就是一個主要犧牲者，她好像被流放到了另一個世界，一個由丹·拉瑟統治的靜止而黑暗的世界。每天早上8點左右起床，拿半個百吉餅、一份奶油芝士和一杯咖啡當早餐。看CNN的新聞或者在父親的電腦上上網，生怕錯過了有關她的任何消息。
中午，在吃“體重控制者”的“瘦身特餐”午飯前，她會一邊踩着鍛煉的單車，一邊把電視調到法制節目《真相重擔》，這個節目在這段時間一直關注着斯塔爾調查的進展。“我沒有耐心看報紙，我集中不了注意力。很多時候，我想着這個案子，覺得很迷惑。我就好像上了一個法律速成班。”
晚上，她不停地換着電視台，看着一些類似於《拉里·金現場》、《Geraldo》等節目，那些節目持續報道一些最新的法律事件，只有她能看懂其中的重要性。她的新生活方式是一種多餘的受虐心態，也反映了她的性格，她想要能夠掌控自己的生活，同時，也想懲戒自己，因為她不得不無助地看着自己的生活被一點點撕碎。
每天這樣尋找着有關的信息，她常常能聽到電視專家詆毀她的生活方式、她的衣服和她的品德。“在他們眼中，我是一個傷心、可悲的失敗者，喜歡出風頭，弄出了一段跟總統的不光彩關係。”當然，如果莫妮卡不去注意她的法律小組在做什麼事情，不去看電視，她可能不會那麼痛苦和煩惱，但是，這不是她的處世方式。從三月中旬開始，她會去市區內特·司貝斯的辦公室，幫忙整理和調查有關案情的資料，就像一個治療專家在對付一個重病那樣。
如果說覺得自己還有用，對於莫妮卡來說是一種安慰，那麼更大的安慰來自那些如雪片般飛來的信件，百分之七十的信件中裏面寫滿了同情。但是法律禁止她給那些祝福者回信。其中一封特別的信吸引了她的目光，這是一個女演員寫來的，她叫雪莉·丹蘇克，住在紐約。她也被獨立律師的工作組找過，也很擔心，不知道該做什麼。她說她不是和總統談戀愛，而是和其他名人有過違法的關係。她想知道莫妮卡的律師比爾·金斯堡是不是也願意幫助她。一開始，莫妮卡和她媽媽都認為，這個女演員是想通過雇傭目前美國最炙手可熱的律師——金斯堡——來出名。
然而幾周后，三月上旬的一天，莫妮卡又收到了丹蘇克女士寄來的一封信，裏面附了一張斯塔爾發出的傳票的複印件。莫妮卡為自己的誤會感到對不起她，不顧母親的反對，她把這封信轉交給了她的律師納瑟尼爾·斯派茲，後者把它交給了一個在華盛頓的律師朋友基思·沃特斯。事情暫時告一段落。
就像一個復仇女神一樣，特里普一直想要故意刺痛莫妮卡。1月份醜聞爆發后，特里普第一次在公共場合出現時，穿着莫妮卡送給她的一件外套。而7月，她出現在大陪審團面前的時候，她帶着一個莫妮卡送給她的盜版的Chanel的手袋。10月，就在莫妮卡宣佈接受電視訪問不久，特里普還接觸了這個節目的製作人，試圖獲得她自己的出鏡機會。
幾乎同時，莫妮卡遭遇了兩個劇烈打擊，這讓她的精神徹底掉到了谷底。第一個是她看到貝亞尼·內爾維斯，克林頓總統身邊的幹事第二次被傳喚到大陪審團面前。她震驚地看到他繫着她第一次送給總統的領帶。她立刻想到兩種可能性：第一種是總統要求“內爾”繫上自己的領帶，為了給莫妮卡一個信號，讓她不要放棄對自己的支持；另一個是總統根本不在乎她，把她送的禮物隨便給別人。而她悲觀地相信後者更為可能。
第二個打擊發生在幾天之後，用心更為險惡。她的髮型師伊什米爾·戴米爾打她電話，告訴她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前不久，莫妮卡去他那裏把頭髮剪短時，尾隨的記者和攝影師，透過髮型沙龍的玻璃拍到了她和她的髮型師，這件事讓伊什米爾突然名聲大噪。琳達·特里普找了他，她用化名和他的托卡沙龍簽訂做髮型的協議。所以他必須跟她接觸，不然她就能投訴他破壞協議。莫妮卡的律師聽說了特里普也去了，他建議莫妮卡不能再用這個她很中意的髮型師了，以免把他牽涉到這個案子中來。這件事看上去似乎非常細小瑣碎，但是對於莫妮卡來說卻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她覺得伊什米爾是那個快樂的過去的一部分，但是現在，似乎世界上每一樣原本屬於她的東西，現在都屬於別人了，屬於那些新聞記者，屬於那些審判員。
這已經不是第一回了，就像一個復仇女神一樣，特里普一直想要故意刺痛莫妮卡。1月份醜聞爆發后，特里普第一次在公共場合出現時，穿着莫妮卡送給她的一件外套。而7月，她出現在大陪審團面前的時候，她帶着一個盜版的Chanel的手袋，那是莫妮卡跟着國防部去韓國出差的時候，給她帶回來的。最近，1998年10月，就在莫妮卡宣佈她將接受電視訪問不久，特里普還接觸了這個節目的製作人，試圖獲得她自己的出鏡機會。
5月12日，星期四的晚上，還在為那些事情煩惱的莫妮卡，和她的律師團一起去華盛頓的山姆·哈利牛排店吃晚飯，基思·沃特斯和他們一同去，他當時在幫雪莉·丹蘇克打官司。當他們大快朵頤的時候，納瑟尼爾·斯派茲神秘地俯身告訴莫妮卡，丹蘇克是“JaneDoeNumber7”，葆拉·瓊斯案中排在她下面的那個女孩。
這個消息對於莫妮卡來說，簡直就是噩夢成真。這意味着總統在和她交往的同時還和別的女人有染。她被愚弄了。莫妮卡衝進洗手間，不可抑制地嗚咽了起來。“如果有一個JaneDoeNumber7，”她說，“那麼就是說他對我講過的每句話都是廢話，對他來說，我什麼都不是，這整整兩年的關係只是一場鬧劇。在經歷了那麼多痛苦憂慮，冒了那麼多險以後，我還要被這些念頭折磨。我想也許他更在乎她，更喜歡她，他們上過床，他甚至可能會說愛她。”
淚流滿面的她回到餐廳，要求回家。但是那些律師們還沒吃完，不願意走。金斯堡還粗暴地叫這個哭泣的女孩不要丟人現眼。她傷心地坐在那裏，決心結束這一切：她覺得自己已經徹底走到了路的盡頭。“我決定回家自殺，我受夠了。”
當她回到公寓，她猶豫着是服藥還是割腕。她思考着這兩個選擇，打電話給她的醫生蘇珊。“我當時很歇斯底里，是她救了我。我從來沒有和死亡那麼接近過，我不知道怎麼再走下去，她讓我平靜了下來。在那一刻，我已經站在懸崖邊上了，是她把我拉了回來。”
“對美國總統那份沒有回報的愛情，把我逼到了自殺的邊緣。我覺得我的生活結束了，我感覺不到自己還剩下什麼。生存的意義是什麼呢？什麼都沒有。”
和蘇珊醫生通完電話，莫妮卡上床睡了。第二天早晨，當她醒過來的時候，她對生活有了一個嶄新的認識。她現在知道，無論發生什麼事，她都能走過去。可能她仍然會被什麼事情打到，但是她永遠不會被壓垮，這是她人生的轉折點。此外，這件事或多或少有了一個好結局，後來她知道雪莉·丹蘇克被錯誤傳喚了，根本就沒有一個所謂的“JaneDoeNumber7”。莫妮卡差點因為這個錯誤而喪命。
然而，有一次，她沒機會思考。兩個月之後，這個“水門囚犯”被允許見第一個訪客，她最好的朋友、剛剛出庭作證的嘉芙蓮·奧爾黛·戴維斯。莫妮卡哀求她的律師讓她倆見見面。律師們對見面引起的法律後果很是擔心，不過最後他們還是讓步了，只是要求莫妮卡嚴格遵照他們的要求，不能談論任何有關這個案子的問題。莫妮卡在非常焦慮的期待下，度過嘉芙蓮來之前的日子，她不知道經過5月17日在大陪審團前的那場折磨后，她的朋友是不是還想見她。她完全不必擔心。
擔心房間裏裝有竊聽器，她們就在水門公寓的會議室見面。這次重逢充滿感情，兩個女孩都不確定對方會如何。嘉芙蓮擔心莫妮卡會認為自己背叛了她，因為她被迫當了證人。而莫妮卡的焦慮是因為她想不起來自己以前在和特里普的閑聊中，有沒有對好朋友發什麼謬論。如果有的話，當然也會被特里普錄下來，成為斯塔爾的證據。
嘉芙蓮還能生動地回憶起那次見面的情景，“第一眼見到對方，我們就知道一切都會好起來。我們哭着互相擁抱，談到了我們的感情，我們和媒體打交道的體驗，等等。我們都對為什麼媒體抓着她不放而表示詫異，我們嘲笑了這一切有多麼荒謬。”
對莫妮卡來說：“那天看見嘉芙蓮，令我精神為之振奮。我那時知道，世界上至少還有一個我的朋友，還有一點真正的我，還有一個依然深愛着那個真正的莫妮卡的人。如果說蘇珊醫生保存了我的物理生命，那麼嘉芙蓮就拯救了我的靈魂。從那天起，我知道我能生存下來。”
當第二天清晨，莫妮卡醒來，發現自己的臉很痛。她意識到她看到朋友的時候，笑得太
多了，兩腮的肌肉就疼起來了。這是兩個月以來，她真正為一件事情微笑。
四月帶來眼淚，也帶來更多的微笑。眼淚是因為偶然想起，她無法去紐約參加母親和彼得·斯特勞斯的婚禮。她清楚，如果她這麼做，就會把一個典禮弄成媒體“水虎魚池”的餵食時間，也會毀了瑪西婭和彼得的特殊日子。
為了從她那華盛頓監獄逃離片刻，莫妮卡再次造訪了在洛杉磯的伯尼和芭芭拉。除了在那裏能享受到一點正常的生活以外，她還能不斷修補和父親的隔閡。她說：“對我和父親來說，這都是非常重要的時刻。我開始更理解父親和芭芭拉，他們也更懂得我了。第一次，他們站在前線，體會故事的每一分變化，每一個轉折，因此他們開始和我一樣緊張了。”
繼母和繼女開始幾乎形影不離。芭芭拉教莫妮卡編織，鼓勵她重新操起縫紉舊業。她開始為朋友做包，做桌布，在每件物品上都縫上紅白的棉布標籤，上面寫有“莫妮卡特別為你製作”。她說：“這很有治療效果，提醒我自從生活在華盛頓，就一直聽任我的絕技慢慢荒廢。”
芭芭拉的家庭，也就是勒內一家，對莫妮卡也非常好。事實上，他們甚至比伯尼家的一些人還要支持莫妮卡，後者有些有意和她保持距離，用挑剔的語調對莫妮卡寫信，這傷害了伯尼和他的女兒。伯尼甚至還要懷着無聲又無助的憤怒，聽當地正統派猶太教的長者討論是否該用宗教法把莫妮卡踢出他們宗教的大門。不過，伯尼妹妹漢娜一家對她非常支持。
她呆在洛杉磯期間，不僅精神得到了滋養，而且正好有名的體能教練卡西·杜克也在這城市呆了一個月，她用活潑的測驗幫助莫妮卡塑身。“快啊，女孩。”當她讓莫妮卡騎段自行車或者在沙灘定時長跑時，卡西會用她特有的紐約腔（把許多音都發成k）喊叫。“快啊，女孩，你要堅強點，你需要力量。”這些運動的成功效果，在她去接剛從威尼斯沙灘享受歸來的德國表妹娜塔麗的時候，得到充分展現。一個店裏的女人走近這個臉蛋上過一千次封面的女孩，告訴她：“你長得真像莫妮卡·萊溫斯基，就是瘦點。”
至少，這場戰爭，她有機會獲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