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節烈觀

“世道澆漓，人心日下，國將不國”這一類話，本是中國曆來的嘆聲。不過時代不同，則所謂“日下”的事情，也有遷變：從前指的是甲事，現在嘆的或是乙事。除了“進呈御覽”的東西不敢妄說外，其餘的文章議論里，一向就帶這口吻。因為如此嘆息，不但針砭世人，還可以從“日下”之中，除去自己。所以君子固然相對慨嘆，連殺人放火嫖妓騙錢以及一切鬼混的人，也都乘作惡餘暇，搖着頭說道，“他們人心日下了。”

世風人心這件事，不但鼓吹壞事，可以“日下”；即使未曾鼓吹，只是旁觀，只是賞玩，只是嘆息，也可以叫他“日下”。所以近一年來，居然也有幾個不肯徒託空言的人，嘆息一番之後，還要想法子來挽救。第一個是康有為，指手畫腳的說“虛君共和”才好，②陳獨秀便斥他不興③；其次是一班靈學派的人，不知何以起了極古奧的思想，要請“孟聖矣乎”的鬼來畫策；陳百年錢玄同劉半農又道他胡說。④這幾篇駁論，都是《新青年》⑤里最可寒心的文章。時候已是二十世紀了；人類眼前，早已閃出曙光。假如《新青年》裏，有一篇和別人辯地球方圓的文字，讀者見了，怕一定要發怔。然而現今所辯，正和說地體不方相差無幾。將時代和事實，對照起來，怎能不教人寒心而且害怕？

近來虛君共和是不提了，靈學似乎還在那裏搗鬼，此時卻又有一群人，不能滿足；仍然搖頭說道，“人心日下”了。於是又想出一種挽救的方法；他們叫作“表彰節烈”⑥！

這類妙法，自從君政復古時代⑦以來，上上下下，已經提倡多年；此刻不過是豎起旗幟的時候。文章議論里，也照例時常出現，都嚷道“表彰節烈”！要不說這件事，也不能將自己提拔，出於“人心日下”之中。

節烈這兩個字，從前也算是男子的美德，所以有過“節士”，“烈士”的名稱。然而現在的“表彰節烈”，卻是專指女子，並無男子在內。據時下道德家的意見，來定界說，大約節是丈夫死了，決不再嫁，也不私奔，丈夫死得愈早，家裏愈窮，他便節得愈好。烈可是有兩種：一種是無論已嫁未嫁，只要丈夫死了，他也跟着自盡；一種是有強暴來污辱他的時候，設法自戕，或者抗拒被殺，都無不可。這也是死得愈慘愈苦，他便烈得愈好，倘若不及抵禦，竟受了污辱，然後自戕，便免不了議論。萬一幸而遇着寬厚的道德家，有時也可以略跡原情，許他一個烈字。可是文人學士，已經不甚願意替他作傳；就令勉強動筆，臨了也不免加上幾個“惜夫惜夫”了。

總而言之：女子死了丈夫，便守着，或者死掉；遇了強暴，便死掉；將這類人物，稱讚一通，世道人心便好，中國便得救了。大意只是如此。

康有為借重皇帝的虛名，靈學家全靠着鬼話。這表彰節烈，卻是全權都在人民，大有漸進自力之意了。然而我仍有幾個疑問，須得提出。還要據我的意見，給他解答。我又認定這節烈救世說，是多數國民的意思；主張的人，只是喉舌。雖然是他發聲，卻和四支五官神經內臟，都有關係。所以我這疑問和解答，便是提出於這群多數國民之前。

首先的疑問是：不節烈（中國稱不守節作“失節”，不烈卻並無成語，所以只能合稱他“不節烈”）的女子如何害了國家？照現在的情形，“國將不國”，自不消說：喪盡良心的事故，層出不窮；刀兵盜賊水旱飢荒，又接連而起。但此等現象，只是不講新道德新學問的緣故，行為思想，全鈔舊帳；所以種種黑暗，竟和古代的亂世彷彿，況且政界軍界學界商界等等裏面，全是男人，並無不節烈的女子夾雜在內。也未必是有權力的男子，因為受了他們蠱惑，這才喪了良心，放手作惡。至於水旱飢荒，便是專拜龍神，迎大王，濫伐森林，不修水利的禍祟，沒有新知識的結果；更與女子無關。只有刀兵盜賊，往往造出許多不節烈的婦女。但也是兵盜在先，不節烈在後，並非因為他們不節烈了，才將刀兵盜賊招來。

其次的疑問是：何以救世的責任，全在女子？照着舊派說起來，女子是“陰類”，是主內的，是男子的附屬品。然則治世救國，正須責成陽類，全仗外子，偏勞主體。決不能將一個絕大題目，都閣在陰類肩上。倘依新說，則男女平等，義務略同。縱令該擔責任，也只得分擔。其餘的一半男子，都該各盡義務。不特須除去強暴，還應發揮他自己的美德。不能專靠懲勸女子，便算盡了天職。

其次的疑問是：表彰之後，有何效果？據節烈為本，將所有活着的女子，分類起來，大約不外三種：一種是已經守節，應該表彰的人（烈者非死不可，所以除出）；一種是不節烈的人；一種是尚未出嫁，或丈夫還在，又未遇見強暴，節烈與否未可知的人。第一種已經很好，正蒙表彰，不必說了。第二種已經不好，中國從來不許懺悔，女子做事一錯，補過無及，只好任其羞殺，也不值得說了。最要緊的，只在第三種，現在一經感化，他們便都打定主意道：“倘若將來丈夫死了，決不再嫁；遇着強暴，趕緊自裁！”試問如此立意，與中國男子做主的世道人心，有何關係？這個緣故，已在上文說明。更有附帶的疑問是：節烈的人，既經表彰，自是品格最高。但聖賢雖人人可學，此事卻有所不能。假如第三種的人，雖然立志極高，萬一丈夫長壽，天下太平，他便只好飲恨吞聲，做一世次等的人物。

以上是單依舊日的常識，略加研究，便已發見了許多矛盾。若略帶二十世紀氣息，便又有兩層：

一問節烈是否道德？道德這事，必須普遍，人人應做，人人能行，又於自他兩利，才有存在的價值。現在所謂節烈，不特除開男子，絕不相干；就是女子，也不能全體都遇着這名譽的機會。所以決不能認為道德，當作法式。上回《新青年》登出的《貞操論》⑧里，已經說過理由。不過貞是丈夫還在，節是男子已死的區別，道理卻可類推。只有烈的一件事，尤為奇怪，還須略加研究。

照上文的節烈分類法看來，烈的第一種，其實也只是守節，不過生死不同。因為道德家分類，根據全在死活，所以歸入烈類。性質全異的，便是第二種。這類人不過一個弱者（現在的情形，女子還是弱者），突然遇着男性的暴徒，父兄丈夫力不能救，左鄰右舍也不幫忙，於是他就死了；或者竟受了辱，仍然死了；或者終於沒有死。久而久之，父兄丈夫鄰舍，夾着文人學士以及道德家，便漸漸聚集，既不羞自己怯弱無能，也不提暴徒如何懲辦，只是七口八嘴，議論他死了沒有？受污沒有？死了如何好，活着如何不好。於是造出了許多光榮的烈女，和許多被人口誅筆伐的不烈女。只要平心一想，便覺不像人間應有的事情，何況說是道德。

二問多妻主義的男子，有無表彰節烈的資格？替以前的道德家說話，一定是理應表彰。因為凡是男子，便有點與眾不同，社會上只配有他的意思。一面又靠着陰陽內外的古典，在女子面前逞能。然而一到現在，人類的眼裏，不免見到光明，曉得陰陽內外之說，荒謬絕倫；就令如此，也證不出陽比陰尊貴，外比內崇高的道理。況且社會國家，又非單是男子造成。所以只好相信真理，說是一律平等。既然平等，男女便都有一律應守的契約。男子決不能將自己不守的事，向女子特別要求。若是買賣欺騙貢獻的婚姻，則要求生時的貞操，尚且毫無理由。何況多妻主義的男子，來表彰女子的節烈。

以上，疑問和解答都完了。理由如此支離，何以直到現今，居然還能存在？要對付這問題，須先看節烈這事，何以發生，何以通行，何以不生改革的緣故。

古代的社會，女子多當作男人的物品。或殺或吃，都無不可；男人死後，和他喜歡的寶貝，日用的兵器，一同殉葬，更無不可。後來殉葬的風氣，漸漸改了，守節便也漸漸發生。但大抵因為寡婦是鬼妻，亡魂跟着，所以無人敢娶，並非要他不事二夫。這樣風俗，現在的蠻人社會裏還有。中國太古的情形，現在已無從詳考。但看周末雖有殉葬，並非專用女人，嫁否也任便，並無什麼裁製，便可知道脫離了這宗習俗，為日已久。由漢至唐也並沒有鼓吹節烈。直到宋朝，那一班“業儒”的才說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⑨的話，看見歷史上“重適”⑩兩個字，便大驚小怪起來。出於真心，還是故意，現在卻無從推測。其時也正是“人心日下，國將不國”的時候，全國士民，多不像樣。或者“業儒”的人，想借女人守節的話，來鞭策男子，也不一定。但旁敲側擊，方法本嫌鬼祟，其意也太難分明，後來因此多了幾個節婦，雖未可知，然而吏民將卒，卻仍然無所感動。於是“開化最早，道德第一”的中國終於歸了“長生天氣力里大福蔭護助里”的什麼“薛禪皇帝，完澤篤皇帝，曲律皇帝”⑾了。此後皇帝換過了幾家，守節思想倒反發達。皇帝要臣子盡忠，男人便愈要女人守節。到了清朝，儒者真是愈加利害。看見唐人文章里有公主改嫁的話，也不免勃然大怒道，“這是什麼事！你竟不為尊者諱，這還了得！”假使這唐人還活着，一定要斥革功名⑿，“以正人心而端風俗”了。

國民將到被征服的地位，守節盛了；烈女也從此着重。因為女子既是男子所有，自己死了，不該嫁人，自己活着，自然更不許被奪。然而自己是被征服的國民，沒有力量保護，沒有勇氣反抗了，只好別出心裁，鼓吹女人自殺。或者妻女極多的闊人，婢妾成行的富翁，亂離時候，照顧不到，一遇“逆兵”（或是“天兵”），就無法可想。只得救了自己，請別人都做烈女；變成烈女，“逆兵”便不要了。他便待事定以後，慢慢回來，稱讚幾句。好在男子再娶，又是天經地義，別討女人，便都完事。因此世上遂有了“雙烈合傳”，“七姬墓誌”⒀，甚而至於錢謙益⒁的集中，也佈滿了“趙節婦”“錢烈女”的傳記和歌頌。

只有自己不顧別人的民情，又是女應守節男子卻可多妻的社會，造出如此畸形道德，而且日見精密苛酷，本也毫不足怪。但主張的是男子，上當的是女子。女子本身，何以毫無異言呢？原來“婦者服也”⒂，理應服事於人。教育固可不必，連開口也都犯法。他的精神，也同他體質一樣，成了畸形。所以對於這畸形道德，實在無甚意見。就令有了異議，也沒有發表的機會。做幾首“閨中望月”“園裏看花”的詩，尚且怕男子罵他懷春，何況竟敢破壞這“天地間的正氣”？只有說部書上，記載過幾個女人，因為境遇上不願守節，據做書的人說：可是他再嫁以後，便被前夫的鬼捉去，落了地獄；或者世人個個唾罵，做了乞丐，也竟求乞無門，終於慘苦不堪而死了⒃！

如此情形，女子便非“服也”不可。然而男子一面，何以也不主張真理，只是一味敷衍呢？漢朝以後，言論的機關，都被“業儒”的壟斷了。宋元以來，尤其利害。我們幾乎看不見一部非業儒的書，聽不到一句非士人的話。除了和尚道士，奉旨可以說話的以外，其餘“異端”的聲音，決不能出他卧房一步。況且世人大抵受了“儒者柔也”⒄的影響；不述而作，最為犯忌⒅。即使有人見到，也不肯用性命來換真理。即如失節一事，豈不知道必須男女兩性，才能實現。他卻專責女性；至於破人節操的男子，以及造成不烈的暴徒，便都含糊過去。男子究竟較女性難惹，懲罰也比表彰為難。其間雖有過幾個男人，實覺於心不安，說些室女不應守志殉死的平和話，⒆可是社會不聽；再說下去，便要不容，與失節的女人一樣看待。他便也只好變了“柔也”，不再開口了。所以節烈這事，到現在不生變革。

（此時，我應聲明：現在鼓吹節烈派的裏面，我頗有知道的人。敢說確有好人在內，居心也好。可是救世的方法是不對，要向西走了北了。但也不能因為他是好人，便竟能從正西直走到北。所以我又願他迴轉身來。）

其次還有疑問：

節烈難么？答道，很難。男子都知道極難，所以要表彰他。社會的公意，向來以為貞淫與否，全在女性。男子雖然誘惑了女人，卻不負責任。譬如甲男引誘乙女，乙女不允，便是貞節，死了，便是烈；甲男並無惡名，社會可算淳古。倘若乙女允了，便是失節；甲男也無惡名，可是世風被乙女敗壞了！別的事情，也是如此。所以歷史上亡國敗家的原因，每每歸咎女子。糊糊塗塗的代擔全體的罪惡，已經三千多年了。男子既然不負責任，又不能自己反省，自然放心誘惑；文人著作，反將他傳為美談。所以女子身旁，幾乎佈滿了危險。除卻他自己的父兄丈夫以外，便都帶點誘惑的鬼氣。所以我說很難。

節烈苦么？答道，很苦。男子都知道很苦，所以要表彰他。凡人都想活；烈是必死，不必說了。節婦還要活着。精神上的慘苦，也姑且弗論。單是生活一層，已是大宗的痛楚。假使女子生計已能獨立，社會也知道互助，一人還可勉強生存。不幸中國情形，卻正相反。所以有錢尚可，貧人便只能餓死。直到餓死以後，間或得了旌表，還要寫入志書。所以各府各縣誌書傳記類的末尾，也總有幾卷“烈女”。一行一人，或是一行兩人，趙錢孫李，可是從來無人翻讀。就是一生崇拜節烈的道德大家，若問他貴縣誌書里烈女門的前十名是誰？也怕不能說出。其實他是生前死後，竟與社會漠不相關的。所以我說很苦。

照這樣說，不節烈便不苦么？答道，也很苦。社會公意，不節烈的女人，既然是下品；他在這社會裏，是容不住的。社會上多數古人模模糊糊傳下來的道理，實在無理可講；能用歷史和數目的力量，擠死不合意的人。這一類無主名無意識的殺人團里，古來不曉得死了多少人物；節烈的女子，也就死在這裏。不過他死後間有一回表彰，寫入志書。不節烈的人，便生前也要受隨便什麼人的唾罵，無主名的虐待。所以我說也很苦。

女子自己願意節烈么？答道，不願。人類總有一種理想，一種希望。雖然高下不同，必須有個意義。自他兩利固好，至少也得有益本身。節烈很難很苦，既不利人，又不利己。說是本人願意，實在不合人情。所以假如遇着少年女人，誠心祝讚他將來節烈，一定發怒；或者還要受他父兄丈夫的尊拳。然而仍舊牢不可破，便是被這歷史和數目的力量擠着。可是無論何人，都怕這節烈。怕他竟釘到自己和親骨肉的身上。所以我說不願。

我依據以上的事實和理由，要斷定節烈這事是：極難，極苦，不願身受，然而不利自他，無益社會國家，於人生將來又毫無意義的行為，現在已經失了存在的生命和價值。

臨了還有一層疑問：

節烈這事，現代既然失了存在的生命和價值；節烈的女人，豈非白苦一番么？可以答他說：還有哀悼的價值。他們是可憐人；不幸上了歷史和數目的無意識的圈套，做了無主名的犧牲。可以開一個追悼大會。

我們追悼了過去的人，還要發願：要自己和別人，都純潔聰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虛偽的臉譜。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強暴。

我們追悼了過去的人，還要發願：要除去於人生毫無意義的苦痛。要除去製造並賞玩別人苦痛的昏迷和強暴。

我們還要發願：要人類都受正當的幸福。

一九一八年七月。======================================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一八年八月北京《新青年》月刊第五卷第二號，署名唐俟。

②康有為（1858—1927）字廣廈，號長素，廣東南海人，清末維新運動領袖，一八九八年戊戌變法領導者之一。變法失敗后逃亡外國，組織保皇黨，反對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運動；一九一七年又和北洋軍閥張勳扶持清廢帝溥儀復辟。一九一八年一月，他在上海《不忍》雜誌第九、十兩期合刊上發表《共和平議》和《與徐太傅（徐世昌）書》，說中國不宜實行“民主共和”，而應實行“虛君共和”（即君主立憲）。

③陳獨秀（1880—1942）字仲甫，安徽懷寧人。原為北京大學教授，《新青年》雜誌的創辦人，“五四”時期提倡新文化運動的主要人物。中國共產黨成立后，任黨的總書記。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後期，推行右傾投降主義路線，使革命遭到失敗；以後他成了取消主義者，又和托洛茨基分子相勾結，成立反黨小組織，於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開除出黨。一九一八年三月，他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三號發表《駁康有為共和平議》一文，駁斥“虛君共和”的論調。

④靈學派一九一七年十年，俞復、陸費逵等人在上海設盛德壇扶乩，組織靈學會，一九一八年一月刊行《靈學叢志》，提倡迷信與復古。在盛德壇成立的當天扶乩中，稱“聖賢仙佛同降”，“推定”孟軻“主壇”；“諭示”有“如此主壇者歸孟聖矣乎”等語。一九一八年五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五號曾刊載陳百年的《辟靈學》，錢玄同、劉半農的《斥靈學叢志》等文章，駁斥他們的荒謬。陳百年，名大齊，浙江海鹽人，曾任北京大學教授。錢玄同（1887—1939），名夏，浙江吳興人，曾任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劉半農（1891—1934），名復，江蘇江陰人，曾任北京大學教授。后兩人都曾積极參加五四新文化運動。

⑤《新青年》綜合性月刊，“五四”時期倡導新文化運動、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刊物。一九一五年九月創刊於上海，由陳獨秀主編。第一卷名《青年雜誌》，第二捲起改名為《新青年》。一九一六年底遷至北京。從一九一八年一月起，李大釗等參加編輯工作。一九二二年休刊，共出九卷，每卷六期。魯迅在“五四”時期同該刊有密切聯繫，是它的重要撰稿人，曾參加該刊編輯會議。

⑥“表彰節烈”一九一四年三月，袁世凱頒佈旨在維護封建禮教的《褒揚條例》，規定“婦女節烈貞操，可以風世者”，給予匾額、題字、褒章等獎勵；直到“五四”前後，報刊上還常登有頌揚“節婦”、“烈女”的紀事和詩文。

⑦君政復古時代指袁世凱陰謀稱帝時期。當時袁世凱御用的籌安會“六君子”之一劉師培曾在《中國學報》第一、二期（一九一六年一、二月）發表《君政復古論》一文，鼓吹恢復帝制。

⑧《貞操論》日本女作家與謝野晶子作，譯文刊登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號（一九一八年五月）。文中列舉了在貞操問題上的種種相互矛盾的觀點與態度，同時指出了男女在這方面的不平等現象，認為貞操不應該作為一種道德標準。

⑨“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宋代道學家程頤的話，見《河南程氏遺書》卷二十二：“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托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業儒”，以儒為業，指那些崇奉孔孟學說，提倡封建禮教的道學家。

⑩“重適”即再嫁。

⑾“長生天氣力里大福蔭護助里”是元代白話文，當時皇帝在諭旨前必用此語，“上天眷命”的意思；有時只用“長生天氣力里”，即“上天”的意思。元朝皇帝都有蒙古語的稱號：“薛禪”是元世祖忽必烈的稱號，“聰明天縱”的意思；“完澤篤”是元成宗鐵穆耳的稱號，“有壽”的意思；“曲律”是元武宗海山的稱號，“傑出”的意思。

⑿斥革功名科舉時代，應試取中稱為得功名；有功名者如犯罪，必先革去功名，才能審判處刑。

⒀“雙烈合傳”合敘兩個烈女事迹的傳記，常見於舊時各省的府縣誌中。“七姬墓誌”，元末明初張士誠的女婿潘元紹被徐達打敗，怕他的七個妾被奪，即逼令她們一齊自縊，七人死後合葬於蘇州，明代張羽為作墓誌，稱為《七姬權厝志》。

⒁錢謙益（1582—1664）字受之，號牧齋，常熟（今屬江蘇）人。明崇禎時任禮部侍郎，南明弘光時又任禮部尚書；清軍佔領南京，他首先迎降，因此為人所不齒。清乾隆時將他列入《貳臣傳》中。著有《初學集》、《有學集》等。

⒂“婦者服也”語見《說文解字》卷十二：“婦，服也。”

⒃這裏所說的女人再嫁后遭遇慘苦的故事，在《壺天錄》和《右台仙館筆記》等筆記小說中有類似記載。《壺天錄》（清代百一居士作）中說：“蘇郡有茶室婦某氏，生長鄉村，意復輕盪，前夫故未終七而改醮來者……忽聞後門剝啄聲厲甚。啟戶視之，但覺一陣冷風，侵肌砭骨，燈光若豆，鬼語啾啾，驚栗而入；視婦人則口出囈語，茫迷人事矣。自稱前夫來索命……哀號數日而死。”又《右台仙館筆記》（清代俞樾作）中有《山東陳媼》一條：“乙客死於外，乙婦挾其資再嫁，而後夫好飲博，不事恆業，不數年罄其所齎。俄後夫亦死，乙婦不能自存，乞食於路……未幾以痢死。”

⒄“儒者柔也”語見《說文解字》卷八：“儒，柔也。”

⒅《論語·述而》記有孔丘“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話。根據朱熹的註釋，述即傳舊，作是創始的意思。這原是孔丘自述的話，說他從事整理《詩》、《書》、《禮》、《樂》、《易》、《春秋》等工作，都只是傳舊，自己並未有所創造。後來“述而不作”便成為一種古訓，認為只應該遵從傳統的道德、思想和制度，不應該立異或有所創造。因此，不述而作，也就是違背古訓。

⒆對於室女守志殉死的封建道德，明清間有些較開明的文人曾表示過非議，如明代歸有光的《貞女論》、清代汪中《女子許嫁而婿死從死及守志議》，都曾指出它的不合理；後來俞正燮作《貞女說》，更表示了鮮明的反對的態度：“未同衾而同穴，謂之無害，則又何必親迎，何必廟見，何必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世又何必有男女之別乎？此蓋賢者未思之過……嗚呼，男兒以忠義自責則可耳，婦女貞烈，豈是男子榮耀也。”室女，即未嫁的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