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重譯

看到穆木天先生的《論重譯及其他》下篇（２）的末尾，才知道是在釋我的誤會。我卻覺得並無什麼誤會，不同之點，只在倒過了一個輕重，我主張首先要看成績的好壞，而不管譯文是直接或間接，以及譯者是怎樣的動機。

木天先生要譯者“自知”，用自己的長處，譯成“一勞永逸”的書。要不然，還是不動手的好。這就是說，與其來種荊棘，不如留下一片白地，讓別的好園丁來種可以永久觀賞的佳花。但是，“一勞永逸”的話，有是有的，而“一勞永逸”的事卻極少，就文字而論，中國的這方塊字便決非“一勞永逸”的符號。況且白地也決不能永久的保留，既有空地，便會生長荊棘或雀麥。最要緊的是有人來處理，或者培植，或者刪除，使翻譯界略免於蕪雜。這就是批評。

然而我們向來看輕着翻譯，尤其是重譯。對於創作，批評家是總算時時開口的，一到翻譯，則前幾年還偶有專指誤譯的文章，近來就極其少見；對於重譯的更其少。但在工作上，批評翻譯卻比批評創作難，不但看原文須有譯者以上的工力，對作品也須有譯者以上的理解。如木天先生所說，重譯有數種譯本作參考，這在譯者是極為便利的，因為甲譯本可疑時，能夠參看乙譯本。直接譯就不然了，一有不懂的地方，便無法可想，因為世界上是沒有用了不同的文章，來寫兩部意義句句相同的作品的作者的。重譯的書之多，這也許是一種原因，說偷懶也行，但大約也還是語學的力量不足的緣故。遇到這種參酌各本而成的譯本，批評就更為難了，至少也得能看各種原譯本。如陳源譯的《父與子》（３），魯迅譯的《毀滅》（４），就都屬於這一類的。

我以為翻譯的路要放寬，批評的工作要着重。倘只是立論極嚴，想使譯者自己慎重，倒會得到相反的結果，要好的慎重了，亂譯者卻還是亂譯，這時惡譯本就會比稍好的譯本多。

臨末還有幾句不大緊要的話。木天先生因為懷疑重譯，見了德譯本之後，連他自己所譯的《塔什干》，也定為法文原譯是刪節本了。（５）其實是不然的。德譯本雖然厚，但那是兩部小說合訂在一起的，後面的大半，就是綏拉菲摩維支的《鐵流》（６）。所以我們所有的漢譯《塔什干》，也並不是節本。七月三日。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四年七月七日《申報·自由談》。（２）穆木天的《論重譯及其它（下）》載一九三四年七月二日《申報·自由談》，其中說：“我們作翻譯時，須有權變的辦法，但是，一勞永逸的辦法，也是不能忽視的。我們在不得已的條件下自然是要容許，甚至要求間接翻譯，但是，我們也要防止那些阻礙真實的直接翻譯本的間接譯出的劣貨。而對作品之了解，是翻譯時的先決條件。作品中的表現方式也是要注意的。能‘一勞永逸’時，最好是想‘一勞永逸’的辦法。無深解的買辦式的翻譯是不得許可的。”又說：“關於翻譯文學可討論的問題甚多，希望忠實的文學者多多發表些意見。看見史賁先生的《論重譯》，使我不得不發表出來以上的意見，以釋其誤會。”

（３）陳源譯的俄國屠格涅夫《父與子》，是根據英文譯本和法文譯本轉譯的，一九三○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４）魯迅譯的《毀滅》，根據日文譯本，並參看德、英文譯本。（５）穆木天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申報·自由談》發表的《論重譯及其他（上）》一文中說：“我是從法文本譯過涅維洛夫的《塔什干》的，可是去年看見該書的德譯本，比法譯本分量多過幾乎有一倍。”《塔什干》，原名《豐饒的城塔什干》，穆木天的譯本一九三○年由上海北新書局出版。

（６）綏拉菲摩維支（Ａ．Ｃ．_J^GYJg，１８６３—１９４９）蘇聯准搖！短鰲肥*他所著的長篇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