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廉價貨幣的“新政”（上）
“列寧曾說過顛覆資本主義制度最好的辦法就是使其貨幣貶值。通過連續的通貨膨脹過程，政府可以秘密地、不為人知地沒收公民財富的一部分。用這種辦法可以任意剝奪人民的財富，在使多數人貧窮的過程中，卻使少數人暴富。沒有任何手段能像它（通貨膨脹）這樣如此隱蔽和可靠地來顛覆現政權了。這個過程潛在地積聚了各種經濟規律中的破壞因素，一百萬人中也不見得能有一個人看得出問題的根源。”——凱恩斯1919
本章導讀
凱恩斯稱黃金為“野蠻的遺迹”，這一“膾炙人口”的評價在中國早已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了。凱恩斯妖魔化黃金的動機是什麼？曾經堅決反對通貨膨脹的凱恩斯，怎麼會變成了黃金的死敵？
格林斯潘40歲時，仍然是金本位堅定不移的捍衛者，等當上了美聯儲主席之後，對黃金問題就開始顧左右而言它。雖然到2002年時，他仍然承認“黃金是所有貨幣的最終支付手段”，但是他卻“旁觀”了90年代西方中央銀行家們聯合打壓黃金價格的陰謀。
為什麼國際銀行家和他們的“御用”理論家們如此厭惡黃金？為什麼凱恩斯的“廉價貨幣”理論如此受寵？
在人類長達5000年的社會實踐中，無論什麼時代，無論什麼國家，無論什麼宗教，也無論什麼種族，黃金被世人公認是財富的最終形式。這種根深蒂固的意識，決不是凱恩斯等人幾句輕飄飄的“黃金是野蠻的遺迹”就能化解的。
人民對黃金與財富的必然聯繫早已成為生活中的自然邏輯。當人民對政府的政策和經濟形勢不看好時，他們可以選擇將手中的紙幣兌換成金幣,以等待惡劣的形勢出現好轉。紙幣自由兌換黃金實際上成為了人民最基本的經濟自由的基石，只有在此基礎之上，任何民主和其它形式的自由才具有實際意義。當政府強行剝奪人民將紙幣兌換黃金這一與生俱來的權力的時候，也就從根本上剝奪了人民最基本的自由。
國際銀行家們非常清楚，黃金決不是普通的貴金屬，從本質上看，黃金是唯一的、高度敏感的、深負歷史傳承的“政治金屬”，處理不好黃金問題，是會在世界範圍內掀起金融風暴的。在正常的社會狀況下，廢除金本位勢必引發嚴重的社會動蕩，甚至是暴力革命，只有在極端特殊的情形下，人民被逼無奈才會被迫暫時放棄自己與生俱來的權力，這就是為什麼銀行家需要嚴重的危機和衰退。在危機和衰退的威脅之下，人民最容易妥協，團結最容易被打破，輿論最容易被誤導，社會注意力最容易被分散，銀行家的計謀最容易得以實現。所以危機和衰退被銀行家們當作對付政府和人民最有效的武器在歷史上被反覆使用。
1929年以來的嚴重經濟危機被國際銀行家們“因勢利導”地達成了正常狀態下極難實現的“廢除金本位”的大業，從而鋪平了通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金融大道。
1.來歷不簡單的凱恩斯
很明顯，凱恩斯在1919年參加巴黎和會時就已經認識到了通貨膨脹對人民和社會所造成的巨大的潛在傷害，他在那本使他一夜成名的小冊子《和平的經濟後果》中，深刻而尖銳地指出了通貨膨脹的實質，而德國1923年的超級通貨膨脹已經完全驗證了通貨膨脹的巨大殺傷力。
這一點恰如40歲發表《黃金和經濟自由》的格林斯潘，在文章中格老對通貨膨脹的見地與凱恩斯如出一轍，他指出：
“在沒有金本位的情況下，將沒有任何辦法來保護（人民的）儲蓄不被通貨膨脹所吞噬，將沒有安全的財富棲身地。這就是那些福利統計學家激烈反對黃金的秘密。赤字財政簡單地說就是沒收財富的陰謀，而黃金擋住了這個陰險的過程，它充當著財產權的保護者。如果人們抓住了這一核心要點，就不難理解有人對金本位的惡意誹謗了。”
正如格林斯潘所指出的那樣，金本位牢牢地遏制了通貨膨脹的泛濫勢頭。從這個意義上講，凱恩斯和格林斯潘都應該是金本位的堅定擁護者，他們又何以一個後來將黃金貶低為“野蠻的遺迹”，另一個平步青雲之後乾脆絕口不提黃金的貨幣地位了呢？
對格林斯潘而言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當格林斯潘投入了J.P摩根的懷抱，榮任J.P摩根公司和其它華爾街銀行的董事的時候，他開始明白金融江湖有金融江湖的規矩。當全世界的聚光燈都聚焦在格林斯潘深不可測的皺紋里的時候，恐怕只有他自己心裏明白他這個漢獻帝背後的曹操——紐約美聯儲銀行才是真正的決策者。2002年在國會聽證會上被德州議員保羅（RonPaul）追問急了，格林斯潘才表示自己從未背叛1966年的觀點，他至今仍然認為黃金是所有貨幣中的“最終支付手段”，美聯儲只是“模擬”（Mimic）着金本位制度。
凱恩斯的情況與格林斯潘有所不同。
美國著名學者莫瑞．羅斯帕德（MurrayRothbard）對凱恩斯的人格特徵有一個深刻的描述，他認為凱恩斯的極端自我中心主義、以英國統治精英自居和對社會道德的蔑視，對他的思想體系有着直接的影響。
尤其是在英國劍橋大學的秘密組織“使徒會”（Apostle），對凱恩斯的影響尤為巨大。歐美大學中的這種秘密組織，決不像平常人理解的大學同鄉會或文學社之類的鬆散社團，它們更像是深負宗教使命的精英核心，有的歷史長達百年，並且是終生保持緊密聯繫，構成了西方社會統治階層最堅不可摧的利益集團。
劍橋的“使徒會”由三一學院和國王學院的最優秀的12名成員所組成，這些人不僅要絕頂聰明，而且要出身顯赫，每一個人都註定會成為英國統治階層中的一員。他們每周六在一處秘密會所聚會，討論範圍從哲學、美學到政治、商業。他們有自己嚴格的清規戒律，同時也蔑視社會的普通道德，他們自認為擁有人類最智慧的頭腦，他們認為自己天生就是世界的統治者，並相互之間反覆灌輸這一信念。凱恩斯在寫給一位朋友的信中這樣說道：“我們這種道德上的優越感是不是有些自大狂？我有一種感覺，這個世界上的絕大多數人從來就看不見任何事物（的本質）（因為）他們太愚蠢，或者是太邪惡。”
在這個圈子裏，除了凱恩思和著名哲學家羅素這樣的學者型精英，還包括羅斯切爾德男爵這樣的金融巨頭。離開劍橋之後，每周六仍然參加“使徒會”秘密會議的成年使徒被稱為“天使”，他們積极參与選拔新使徒和其它活動。
比凱恩斯小几歲的維克多·羅斯切爾德（VictorRothschild），就是那位掌握着整個大英帝國貨幣發行權的內森·羅斯切爾德的嫡孫，男爵封號的第三代繼承人。維克多與凱恩思同是美國“外交協會”（CouncilofForeignRelationship）和英國皇家國際事務協會（RoyalInstituteofInternationalAffairs）的積極倡導者，這兩個組織可謂是歐美政界的“中央黨校”，近百年來為歐美統治集團輸送了大批“幹部”。
維克多按歐美家族銀行的慣例在美國J.P摩根銀行工作過一段時間，對華爾街非常熟悉。他還是荷蘭殼牌石油公司的董事。維克多曾任英國情報部門（MI5）的高官，後來擔任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的安全顧問，他的叔叔愛德蒙·羅斯切爾德男爵被稱為“以色列之父”。在維克多的引見和提攜下，悟性極高的凱恩斯很快就嗅出了廉價的債務貨幣和通貨膨脹理論，才是當時國際銀行家孜孜以求的主攻方向。
凱恩斯對他自己政治上的謊言很少感到不安，因為他根本不需要受普通人的道德規範約束。他習慣性地假造數據來符合他的經濟理念。恰如羅斯帕德指出的那樣，“他認為原則只會妨礙他在正確的時刻取得權力的機會。因此，他願意隨時改變以前的信仰，在特定的情形下，即使為了一枚硬幣，他也會這樣做。”
凱恩斯明白一個經濟學家要想他的學說成為“顯學”，就必須有金融和政界的大腕們在幕後和台前叫好，按現在的名詞叫被“捧紅”。當凱恩斯辨明“歷史發展的正確方向”之後，他立刻施展出他真正的天賦：雄辯的口才和驚人的推銷能力。
在亞當.斯密、李嘉圖和馬歇爾的光環之下，劍橋似乎理所當然的會成為世界經濟理論的發源地。作為馬歇爾親手挑選的接班人，凱恩斯處在一個極為有利的位置上。1936年，他的主要著作《貨幣、利息和就業通論》（TheGeneralTheoryofEmployment,InterestandMoney）出版之後，國際銀行家對這樣對他們心思體察入微的經濟學理論當然是愛不釋手，政治家們對這種“借錢、印錢、花錢”的廉價貨幣政策則表現出欲就還推的姿態，爭論與叫好立刻席捲了學術界。
凱恩斯早已確信他的廉價貨幣思想必將得到國際銀行家和政治家的大力支持，受到最大損害的普通人民本來就“太愚蠢，或者是太邪惡”，剩下來就是搞定學術界了。
首先凱恩斯宣佈了以他為代表的現代經濟理論和老舊傳統經濟理論兩大陣營的對立，然後進一步宣稱，他那本艱澀的新經濟“聖經”只有“30歲以下的年青經濟學家才能看懂”。這一宣稱立刻受到青年經濟學家的歡呼，保羅·撒繆爾森在給朋友的信中喜不自勝慶幸自己還不到30歲，他說：“年青真好”。但就是這個撒繆爾森也承認《通論》是一本“寫得很糟，組織混亂，充滿混淆的書。
美國的學者認為，如果這本書是美國中西部一個偏遠學院教授寫的，可能連發表都困難，更不要說名垂青史了。
2.胡佛總統照鏡子：裡外不是人
1932年的總統大選在一片經濟蕭條的肅殺之中拉開了序幕，1300萬的失業人口、25%的失業率，讓現任總統胡佛倍感壓力。面對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羅斯福對1928年以來經濟政策的猛烈抨擊以及對胡佛總統與華爾街銀行家勢力的緊密關係的嚴厲指責，胡佛總統保持了耐人尋味的沉默，但是他在自己的備忘錄這樣記錄了他的真實想法：
“在回應羅斯福對我應該為（1929年的）投機風潮負責的聲明時，我思忖再三，不知道是否應該把美聯儲1925年到1928年在歐洲勢力的影響下故意實施通貨膨脹政策的責任曝光，我當時是反對這種政策的。”
胡佛總統的確有些冤枉，他雖然貴為美國總統，但是對經濟政策和貨幣政策卻沒有太大的影響力。由於政府沒有貨幣發行權，如果私人擁有的紐約美聯儲銀行不配合，任何政策都是空談。
胡佛總統在華爾街失寵始於在德國賠款的問題上偏離了銀行家的既定方針。原來，在1929年由摩根策劃的楊計劃（YoungPlan）以增加德國債務負擔為代價，通過在華爾街發行德國債券的方式為德國募集戰爭賠款，自己在承銷債券發行的過程中爆賺一筆。1931年5月，不曾想該計劃開始執行不久，就趕上德國和奧地利的金融危機，羅斯切爾德家族銀行和英格蘭銀行的拯救行動未能遏制危機的蔓延，摩根等華爾街銀行家不願看到剛開了個好頭的楊計劃中途夭折，立刻由摩根的合伙人拉蒙（Lamont）給胡佛總統打電話，要求美國政府同意給德國政府償還戰爭債務放個短假，等德國金融危機消停一些再恢復。拉蒙還警告說如果歐洲金融系統一旦崩潰，美國的衰退也會加劇。
胡佛總統早已答應法國政府任何涉及德國戰爭賠款的事，要先徵求法國政府的意見，作為政治家的胡佛豈能出爾反爾，所以胡佛立刻不客氣地回答：“我會考慮這件事，但從政治的角度考慮，這件事不太現實。你呆在紐約是不能了解作為一個國家整體而言，對這些政府之間債務的情緒的。”
拉蒙也毫不客氣地撂下話：“這些天你肯定聽到了不少傳言，有人準備在1932年的（共和黨）大會上，讓你的班子靠邊站。如果你照着我們的計劃來做，這些傳言就會在一夜之間煙消雲散。”最後，拉蒙還遞上一根胡蘿蔔，如果事成，功勞全歸總統。總統考慮了一個月，最後只得低頭。
到了1932年7月，拉蒙再次派人前往白宮告訴總統應該重新考慮德國的戰爭賠款問題，這一次胡佛忍無可忍，他充滿怨憤和沮喪地吼道：“拉蒙把事情整個搞錯了。如果有一件事情是美國人民所痛恨和反對的話，那就是這種合謀（豁免或推遲德英法對美國的債務）觸犯了他們的利益。拉蒙並不理解席捲全國的（對銀行家的）憤怒情緒。他們（銀行家）是想我們（政治家）也成為‘黑幫’的同謀。或許他們（銀行家）已經和德國人就賠款達成了協議，但卻是以最糟糕的方式完成的。”結果胡佛拒絕了華爾街的要求，法國出現了償付拖欠。更令華爾街銀行家怒不可遏的是胡佛總統對股票市場做空行為的窮追猛打所牽出的一系列金融醜聞，再加上空前的失業率、凋敝的經濟和慘遭股市洗劫的人民，各種力量集聚成一股對華爾街銀行家的強烈憤怒。胡佛總統自恃民意可用，於是與銀行家撕破面子，一心要把問題搞大。胡佛直斥紐約股市是一個由銀行家操盤的大賭場，市場做空的投機分子阻礙了市場信心的恢復。他警告紐約股票交易所總裁惠特尼，如果不限制股市做空行為，他將啟動國會調查行動並對股票市場進行監管。
華爾街對總統的要求回答得簡單而乾脆：“荒謬！”
準備拼個魚死網破的胡佛總統於是下令參議院銀行與貨幣委員會開始調查股市做空行為。氣急敗壞的華爾街立刻派拉蒙到白宮與總統與國務卿共進午餐以求中斷調查行動，總統不為所動。
當調查擴大到20年代末的股票操盤黑幕後，大案要案紛紛被抖落出來，高盛集團、摩根公司等諸多股市醜聞被大白於天下。當股市暴跌與經濟大蕭條的邏輯關係被清晰地展現在公眾面前時，人民的怒火終於聚焦在了銀行家的身上。
而胡佛總統和他的仕途也同時斷送在銀行家和人民的雙重怒火之中。代之而起的就是被稱為美國20世紀最偉大的總統–佛蘭克林.德蘭諾·羅斯福。
3.誰是佛蘭克林·德蘭諾·羅斯福?
“正如你我都知道的那樣，真實的情況是巨大的（權力）核心中的金融力量從安德魯.傑克遜總統時代開始就控制了政府，這個國家將要重複傑克遜時代與銀行的鬥爭，只是在更大和更廣的基礎上罷了。”
1933年11月21日羅斯福
羅斯福的這一番“真情告白”多少有些像當年的威爾遜，如果說威爾遜的確是學者出身而不諳銀行家們的手法，那麼以羅斯福的經歷說出這樣一番高論則多少有些做作。對現任總統與華爾街曖昧關係作為攻擊的突破口，在歷年的總統大選中對挑戰的一方永遠是百試不爽的法寶。1932年8月20日羅斯福在俄亥俄州的競選演講中聲情並茂地說道：“我們發現2/3的美國工業集中在幾百家公司手中，實際上這些公司被不超過5個人控制着。我們發現30來家銀行和商業銀行的證券交易商決定着美國資本的流動。換句話說，我們發現一個高度集中的經濟權力被操控在集少數人手中，這一切與總統先生（胡佛）所說的個人主義正好相反。”
羅斯福儘可能使自己感覺起來更像被美國人民衷心熱愛的與銀行家勢不兩立的傑克遜總統，一個願意為小人物挑戰金融大鱷的勇敢總統，可惜羅斯福的經歷卻表明他與國際銀行家的瓜葛比胡佛總統只多不少。
羅斯福的曾祖父傑姆斯·羅斯福（JamesRoosevelt）於1784年創建了紐約銀行（BankofNewYork），可謂美國最古老的銀行家族之一,正是該銀行在2006年美國國債拍賣市場上，涉嫌操縱國債價格而遭到指控。該銀行的業務直到羅斯福競選總統時由他的堂兄喬治打理。羅斯福的父親也叫傑姆斯，是美國工業界的大亨，畢業於哈佛法學院，擁有煤礦、鐵路等多處龐大產業，更是美國南方鐵路證券公司（SouthernRailwaySecurityCompany）的創始人，該公司是美國第一批以兼并鐵路產業為主的證券持有公司。羅斯福本人也是哈佛畢業，律師出身，主要客戶就包括摩根公司。在強大的銀行背景支持下，年僅34歲的羅斯福就於1916年出任美國海軍部助理部長，正是摩根的高級合伙人，經常敲打胡佛總統的拉蒙給羅斯福在華盛頓安排的新家。
羅斯福還有一個當過總統的叔叔，列奧納多.羅斯福。他們的另一個表兄喬治.愛姆倫.羅斯福也是華爾街赫赫有名的人物，在鐵路大合併的時代至少重組了14家鐵路公司，同時身為摩根麾下的“擔保信託投資公司”（GuarantyTrustCompany），漢華銀行（ChemicalBank），紐約儲蓄銀行董事之職，他所擔任的其它公司的董事名單可以打出一本小冊子。
羅斯福母親德拉諾（Delano）家族也是簪纓世家，一共有9位總統與他們家沾親。
在美國近代史上，沒有一位總統比羅斯福擁有更為強大的政治和銀行資源。
1921年羅斯福從政府衙門轉到了華爾街，成為多家金融機構的董事或副總裁，他利用政界和銀行界廣泛的人脈關係，為所在的公司謀得了巨額利益。在為一家金融公司拉政府債券生意的過程中，羅斯福給老朋友眾議員梅赫的信中直言不諱：“我希望我能利用我們之間的長久的友誼來請求你的幫助，我們希望從布魯克林的大佬們手中爭到一些債券合同。大量的債券與市政工程有關，我希望我的朋友們能夠記得我。我不能此時去叨擾他們，但是因為我的朋友也是你的朋友，如果你能有一個傾向性，那將對我是一個極大的幫助。你的幫助我會銘記在心。”
在給一位得到海軍部一筆大生意的朋友的信中，羅斯福提到：“我在海軍部的朋友和我偶然聊起一個給予你們公司的8英寸火炮的合同，這使我想起在我擔任海軍部助理部長時我們之間愉快的合作。我想你能否讓我的公司在承銷一些你們的債券。我非常希望讓我的銷售代表給你打個電話。”
在一些利益極大的生意上，羅斯福曾露骨表示“純粹的私人友誼是不夠的”。當讀到這些公司內部的往來信件時，一個更加鮮活的羅斯福就躍然紙上了。
1922年，羅斯福參與成立了聯合歐洲投資公司（UnitedEuropeanInvestors,Ltd），並出任總裁。該公司的董事和顧問中包括了一手製造了1923年德國超級通貨膨脹的德國前首相威赫穆.庫諾（WilhelmCuno）和麥克斯.沃伯格，麥克斯的弟弟保羅正是美聯儲的總設計師和副主席。在該公司發行的60000優先股中，羅斯福是最大的個人股持有者。該公司主要從事在德國的各種投機生意，在德國人民被超級通貨膨脹洗劫得一貧如洗時，羅斯福的聯合歐洲投資公司卻在熱火朝天地發著國難財。
超級通貨膨脹從來都是“超級財富收割機”，在該國貨幣劇烈的貶值過程中發生了大規模的財富轉移。“通貨膨脹最嚴重的道德崩潰發生在1923年的德國。任何一個手上有一些美元或英鎊的人，在德國都可以生活得像國王。幾個美元可以使人過得如同百萬富翁一般。外國人蜂擁而至，四處以便宜得令人難以置信的價格，搶購（德國人的）家庭財富，不動產，珠寶和藝術品。”
如同90年代初前蘇聯的超級通貨膨脹中所發生的一樣，巨大的社會財富遭到瘋狂洗劫，中產階級傾家蕩產，美元或英鎊的購買力被成千上萬倍的放大，財富在這貨幣之間的狂跌和暴漲過程中，悄然易手。恰如凱恩斯所言，“用這種辦法（超級通貨膨脹）可以任意剝奪人民的財富，在使多數人貧窮的過程中，卻使少數人暴富…這個過程潛在地積聚了各種經濟規律中的破壞因素，一百萬人中也不見得能有一個人看得出問題的根源。”
當羅斯福義正詞嚴地痛批胡佛的華爾街背景時，把自己標榜成廉潔清正的普通人民的拯救者，只怕他的經歷和背景離事實差之遠矣。
（骯髒的資本主義！每個毛孔中都流着血和骯髒的東西。）
4.廢除金本位：銀行家賦予羅斯福的歷史使命
在金本位的制約之下，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讓歐洲各國嚴重負債，如果不是美聯儲成立，從而集中調動起美國的金融資源，戰爭規模只能是局部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讓國際銀行家們大快朵頤，早已翹首以待下一頓美餐。但是，即便是美國有了美聯儲以後，在金本位的嚴格制約之下,金融資源也已捉襟見肘，難以支撐另一場世界級別的大戰，廢除金本位於是就成了歐美各國銀行家的當務之急。
黃金在人類社會五千年的演化過程中逐漸成為世界各國普遍認同的貨幣的最終形式，人民對黃金與財富的必然聯繫早已成為生活中的自然邏輯。當人民對政府的政策和經濟形勢不看好時，他們可以選擇將手中的紙幣兌換成金幣,以等待惡劣的形勢出現好轉。紙幣自由兌換黃金實際上成為了人民最基本的經濟自由的基石，只有在此基礎之上，任何民主和其它形式的自由才具有實際意義。當政府強行剝奪黃金與紙幣的自由兌換權力的時候，也就從根本上剝奪了人民的最基本的自由。
在正常的社會狀況下，廢除金本位勢必引發嚴重的社會動蕩，甚至是暴力革命，只有在極端特殊的情形下，人民被逼無奈才會被迫暫時放棄自己與生俱來的權力，這就是為什麼銀行家需要嚴重的危機和衰退。在危機和衰退的威脅之下，人民最容易妥協，團結最容易被打破，輿論最容易被誤導，社會注意力最容易被分散，銀行家的計謀最容易得以實現。所以危機和衰退被銀行家們當作對付政府和人民的最有效的武器在歷史上被反覆使用。
（毛主義恰恰是在危機和衰退之中重塑人民力量的最有效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