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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oo6年3月的一天,我在西安火車站上了去杭州的列車。這個時間南下打工的大軍按說已經過去了,可是這趟車還是很擁擠。我乘坐的2號硬座車廂在最前面,一路小跑擠進車廂,才現已經是人滿為患了。找到屬於我的1oo號座位,一幫學生模樣的年輕人把兩排座位都坐滿了,行李架也是沒有一點空隙。我提着一個中號的拉杆皮箱和一個不大的挎包,猶豫片刻我還是對座位上的幾個年輕人說:“對不起,哪位帥哥佔了我的座位,請讓一讓?”

一位個頭較高,戴着近視眼鏡的女同志站了起來說:“1oo號是您的?不好意思。請問您是到杭州嗎?我的座位在那邊,我想和同學們坐一起聊天,我們換換座位好嗎?”

我回答說是到杭州,並看了看她說的那個座位。那個座位也是座無虛席,其中還有一大倆小三個孩子,兩個還在吃奶的孩子拚命的哭鬧,一看就是兩家或者三家人全體出動外出打工的。我鄒起了眉頭。我說:“你也看到了,那個位置不適合我。”

旁邊一小男生答話了:“大叔,您也是到杭州的吧?您看今天這趟車很擠,我們隨便擠擠湊合湊合行嗎?”

我說可以。於是有兩個男生站座位上把座位上方行李架上的行李進行了整理,為我的包挪出了地方。在往行李架上放行李之前,我從包里取出了一個紙質的不大的手提袋,那裏面裝有洗漱用品和吃的東西。我把紙袋往兩排座位中間的小桌子上剛放下,一個小男生就驚叫起來:“叔叔,您是西北大學的老師嗎?”

我一愣,不過馬上想起來是怎麼回事:我這個紙質手提袋上面印有“西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醒目大字和圖案,是我在西北大學進修時的紀念品。當時拿了好多放家裏,這次出門臨時拿了個裝雜物用的。這種袋子一般都是學校的學生或者工作人員才有的,有時候也是一種身份的象徵。

我沒有回答是不是“西北大學”的,反問到:“怎麼,你是西北大學的?”

那個小男生回答說:“我們一起的6人全部都是西北大學的。其中4個是西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的,我也是學新聞傳播的。您用的這個袋子我們也經常用,在學校外面看見提這種袋子的人就感到特別親切,所以才這樣問您。”

我說我在西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進修過,主要是考取“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從業人員資格證”。聽我這樣一說這幾個年輕人來了勁,我們便閑聊起來。我費勁地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從業人員資格證”進行了解釋和說明:由於我國實行改革開放的政策以後,新聞事業也取得了突飛猛進的飛展,媒體數量,媒體從業人員也不斷創出新高,繁榮的後面帶來了管理方面的混亂,各個媒體自己印,濫,亂記者證,採訪證等證件,導致新聞從業人員素質參差不齊,新聞報道和廣告不分,有償新聞,用負面新聞敲詐勒索等有損新聞行業聲譽的事情層出不窮,為了統一管理,提高新聞從業人員的素質,2oo3年,**中央宣傳部,國家廣電總局,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等部門出台了新規定,凡是新聞從業人員必須參加上述幾個部門組織的學習培訓,然後參加全國統一的考試,考試合格者頒“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從業人員資格證”,拿上這個證書後才有資格申請領取“記者證”,才能從事新聞採訪活動。而每個省份只指定一所學校擔負培訓考核工作,西北大學是本省唯一具有培訓資格的學校。我原來在新聞單位工作,當然得參加這個學習和考試。

“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從業人員資格證是什麼樣子的?您有帶嗎?可不可以讓我們見識見識廬山真面目?”一名女生問道。

我說帶着的。在一男生的幫助下我從行李架上取下拉杆箱包,在包裏面取出一個牛皮紙大信封,信封裏面裝的就是我在報社的工作證件,獲獎證書,獎狀,和部分了稿件的樣報。資格證是紅皮的,封面有國徽,燙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從業人員資格證,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監製”等字樣,內頁總共有4頁,裏面的內頁註明了何年何月在何地參加學習培訓,參加考試的科目,成績,原工作單位,職務等方面的相關欄目,還有西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省新聞出版局蓋的印章,最後的一頁有“從事新聞工作者必須考取此證書,此證書在全國新聞行業通用”等字樣。

這個紅本本在幾名學生中傳遞。我問:“你們幾個學新聞的,應該在報社實習過,該知道‘資格證’這個准入制度吧?”

有兩個表示知道和見過。我又問道:“你們都到杭州去幹嘛?”

他們告訴我已經畢業了,儘管學的是新聞傳播,可是這個行業早以人滿為患,在本省進不了新聞單位,這才幾個同學一塊相約到杭州去碰碰運氣。他們問我到杭州做什麼?我說去打工。他們不相信,說我放着新聞記者的職業不幹,到外面打什麼工。我笑笑說:“這個你們就不懂了,新聞行業的巷子很深很深,‘無冕之王’的桂冠很多時候是歪戴着的。不信,我給你們講講我在新聞行業6年的經歷,或許你們聽了以後會相信的,也會明白新聞到底是怎麼回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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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喉之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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