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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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曉蘭和我們成為朋友，我們親切地稱她“蘭姐”，她經常來排練室聽我們演奏，我們也會在沒有煙抽的時候向她要一根。蘭姐抽“MORE”牌香煙，這是一種專為女士設計的香煙，一點勁兒都沒有，抽起來只有薄荷的清爽。蘭姐說，男士抽這種煙不好，殺精。所以，我們不到迫不得已的時候是不會去找蘭姐要煙抽的。蘭姐倒是真正需要這種殺精的煙，我們經常看到她在送走一個客人後，就會點上一根“MORE”，大口大口地把煙吸進去。
有幾次我們去找蘭姐要煙的時候，看到她的門口擺着兩雙鞋，我們便很知趣地放下準備敲門的手，讓蘭姐踏踏實實地做好工作，把錢掙到手。
那個時期，由於和蘭姐接觸頻繁，我總會不由自主地把每一件事情都同“小姐”這個行業聯繫起來，譬如說：學校食堂的牆上貼着一則標語，是食堂的服務宗旨，內容如下：熱情、規範、敏捷。我想這三個詞語用在“小姐”的身上同樣適合，“熱情”指的是工作態度，無論是哪個行業，員工們都要對工作充滿火一樣的熱情，特別是服務性行業；“規範”指的是每個行業都要有自己的規章制度，無論是誰都要聽從組織，讓你幹什麼你就得幹什麼，要是領導說東你偏說西的話，那就對不起您了，哪兒涼快你就去哪兒歇着吧，在“小姐”這個行當里，如果你敢耍小聰明或者膽大妄為的話，老鴇有的是治你的招兒，除非你是不想吃這碗飯了；“敏捷”是針對小姐們的個人願望而言，她們希望客人們儘快結束戰鬥，不要打持久戰，總是加班加點而又沒有加班費的事情擱誰身上誰也不幹。
我們經常和蘭姐聊天，她說她喜歡和我們這群有素質的大學生談生活、談理想，她還接待過幾個大學生，她也不嫌他們給錢少，主要是為了提高自身素質。說實話，大學生究竟有沒有素質，誰也說不好。
我們問蘭姐每次收多少錢，她說不一定，因人而宜，有時還不收錢。我們又問蘭姐，有沒有倒找錢的時候，蘭姐說沒聽說過工作還要賠錢的事情，即使是在社會主義國家。我們還問蘭姐，對未來有何打算，總不能做一輩子小姐，而且這個行業吃得是青春飯，歲月不饒人，蘭姐說她既沒太多文化，又幹不了體力活，所以她要趁着年輕起早貪黑地多掙些錢，然後回老家開一家小店，一輩子不愁吃喝。我們問蘭姐是否要組建家庭，蘭姐說當然了，回老家后就找個老實巴交的莊稼漢把自已嫁出去。我們說，農村的封建觀念比較強，人們都很保守，如果你的男人知道你在北京靠什麼掙錢的話，他會很不高興的。蘭姐說這個問題她早已考慮許久，首先，如果她不說出自己在北京做什麼工作的話，那麼村裡沒有人會知道她當過“小姐”；其次，科學技術發展到今天，除了不能讓死人活過來，已經沒有解決不了的難題，連克隆羊都出現了更何況做個處女膜修復手術，比真的還真，誰也發現不了。聽過蘭姐的一席話，我們不得不對當代中國女性拍案叫絕，俯首貼耳。
後來我想，如果那些深居中國農村而又不甘平庸的年輕女性們全抱以此種態度和方式生活的話，那麼中國的農村將會在幾年內湧現出數以萬計家食品店，這樣的話，農民兄弟寧願娶一個在田裏撒糞沒見過世面的村姑，也不會娶一個食品店的女老闆，到那個時候，判斷一個女人是否在大城市做過“小姐”，只需看她是否開了一家食品店便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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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已近尾聲，樂隊進入休整階段，大家作鳥獸散狀，各回各家。
我慵懶地在床上睡了三天，等來開學的日子，收拾好生活所需用品，背起書包準備回學校，不知道我的生活中沒有周舟會是一番什麼模樣，我將怎麼挨過餘下的兩年大學生活。
當我坐着52路公共汽車返回學校的時候，手機響了，我在擁擠的人群中艱難地掏出手機：“喂，你好。”
“是我。”是周舟。
聽到周舟的聲音后我欣喜若狂，情不自禁地在車廂內大聲喊道：“周舟，哪兒呢？”
“我在北京站，你快點兒來接我，包太沉了，我拿不動。”
“好，你在出站口等我，我馬上到。”
此時汽車已駛過東單，正沿着長安街向北京站方向拐去。
汽車停下后，我在人群中擠出一道縫隙跳下車，向車站廣場奔去。
我看見周舟的時候她正站在出站口的中央處翹首眺望，腳下放着兩個碩大的背包，皮膚比以前黑了些。
“你就不想親我一下嗎？”周舟忽閃着迷人的大眼睛。
不知道周舟是在開玩笑還是已經既往不咎，但我還是很認真地回答：“想，特想！”
周舟將臉一扭，做好讓我親的準備，我把嘴湊上去，在她的小臉蛋上“吧”地嘬了一大口。
我問周舟：“你去哪了？”
“成都”
“一個人？”
“嗯。”
“幹什麼去了？”
“玩。”
“玩什麼”
“什麼都玩。”
“住在哪裏？”
“一個高中同學的宿舍，她在成都大學。”
“男同學還是女同學？”
“當然不是男同學了，如果是男同學我還會回來讓你親嗎？”
這時我想起並沒有告訴過周舟我的手機號，我問：“你是怎麼知道我手機號的？”
“聽郝艾佳說的。”
“你給她打過電話？”
“嗯。”
“她幹嘛要把我的手機號告訴你？”
“她說我走後你表現得還可以。”
“她都說什麼了？”
“沒說什麼，就說你想我。”
“還有嗎？”
“還有就是她把你的手機號告訴了我，我就記下來了，也好下車后找個人來接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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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學前，我剃了光頭，決定開始新的生活，把所有的苦悶、煩惱統統拋在腦後，重新面對生活，認真對待每一天，不讓時光無謂地流走，讓我的悲觀和絕望徹底耗盡在這個暑假。
剛剛過去的暑假異常炎熱，它讓我飽受烈日之苦，我對付炎熱的辦法就是吃冷飲。我經常吃一種由巧克力和奶油做成的冰棍，最多的時候可以一天吃八根，省去午飯和晚飯的需要，這種冰棍的味道已經深深地保留在我的記憶中。此後的每個夏天，當夏日陽光照在我身上的時候，我便感覺到空氣中瀰漫著一股巧克力和奶油的混合味道，這種熟悉的味道總會讓我對那個炎熱的夏天記憶猶新，使我無法忘懷曾有的鬱悶和由之引發出的一系列故事，它們深藏在我的記憶中。
回到學校，我報了五門功課的補考，本以為自己是全系補考科目最多的人，可萬萬沒有想到，（二）班的一個同學居然報了九門，自從他上大學以來，每個學期都會出現不及格科目，他每個學期都要參加補考，但每次補考依然不能通過。以此估量他的話，等到畢業的時候，他將會帶着取而代之了畢業證的二十多門考試不及格的記錄離開學校。
補考報名的這一天，選課中心門口人頭攢動，諸路英雄紛紛匯聚於此，踴躍報名，大顯身手，此場景足以證明考試不及格的現象普遍存在於學生之中。
這次補考中，我完成預定目標，通過五門考試中的三門，成功率百分之六十，比較令我滿意。果不出所料，那個報了九門補考的同學依然一無所獲，但他並未因此心情沮喪，他已經到了債多了不愁，虱子多了不癢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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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考過後，我極不情願但又不得不升入大學三年級。大三以後，基礎課變成專業課，難度降低了許多。原來是一個系的三個班同在一間大教室上課，魚龍混雜；現在改成每班獨立門戶，都是小班課，誰沒來上課或誰趴在桌上睡覺，教師一目了然，像我這樣無法在期末考試中取得好成績的學生自然更注重平時成績的積累，所以我會以0.8的機率出現在某些課的課堂上，餘下時間被我用來睡覺、陪周舟和樂隊排練。當然，我不會把課堂上的45分鐘浪費在聽老師講課上面，我利用這個機會抄需要交的作業，或者看從圖書館借來的書好。
我一本本地看書招致了同學的好奇。每當我捧着一本小說倚在床頭的時候，一些四處遊盪的同學便會來到我的床前問我在看什麼書，然後在我告訴了他們書的名字后離去，長此以往。我不知道他們樂此不疲地詢問我在看什麼書對他們有何意義，難道知道了我所看的書的名字就等於他們自己也把書讀了一遍嗎？如果是這樣，他們就太可笑了，我想他們甚至連書的名字也沒有記祝為了避免這毫無意義的一問一答，我會主動把書皮展示給他們看，有的人看到我正在看《正義者》，便會自作聰明地說：“加繆，英格蘭作家。”對此我只有抱以“嗯”的一聲來結束他在我身邊的逗留。有的人會因為對一本書的名字或封面的好奇而將書從我的手中奪走，以每秒鐘50頁的速度翻閱，然後再把書還給我，我不理解他這樣做目的何在，對此我的辦法是包一個書皮，然而他們並沒有因為書的封面被掩蓋而對我所看的書失去興趣，相反，他們會產生更強烈的好奇心。
有一次我把書放在床上去食堂吃飯，當我回來的時候，見齊思新正在拆我的書皮，我問：“你丫幹什麼呢。”齊思新說他就是想看看被我用來包書皮的那張報紙，事後我也翻閱了那半張報紙，我認為上面唯一能夠引起齊思新興趣的就是右下角那條豆腐塊大小的廣告：XX醫院性並皮膚病專科門診，中外專家全天24小時候診，竭誠為您服務。因為齊思新問了我去永定門怎麼坐車，而那座醫院恰好坐落於此。我將書包上皮還有一個顯而易見的好處，就是我的同學經常會隨手抄起一本書，然後將煙灰、瓜子皮、菜里的辣椒、飯里的蟲子等雜物留在上面。
看書並不能減輕我的苦悶，我只有在啤酒中才能找到一絲安慰。
我在大學裏結識了許多酒友，他們是我通過不同途徑在各種場合結識的，我與他們每個人在相識的那一刻，手裏無不端着一杯啤酒，然後我們在說一些稱兄道弟的話后，將那杯啤酒一飲而盡，這樣，我們便結為朋友。此後，我每個月至少要參加兩次酒友們的聚會，無不大醉而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