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差點打瞎英語老師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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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瘋狂地鍛煉，就是因為我覺得與“土匪”們的較量不可避免，因為我有一顆高傲而不肯被馴服的心。

半年後，我已經不把“土匪”放在眼裏，雖然他的個頭大一些，但他不過是一個有人撐腰的庸物、熊蛋包，不論單挑還是有兩個爪牙幫他，我都能輕鬆將他放倒。唯一有點怕的，還是他那個黑社會的哥哥。

所以，我也想好了與“土匪”交手的最壞打算：治服他就行了，能饒就饒。假如他的爪牙囂張，那就來個“殺雞儆猴”。

沒想到我這個“殺雞儆猴”卻殺到了英語老師的頭上。這個英語老師姓曹，戴着一副近視眼鏡，二十六、七歲，說話的時候嘴上總是把所有的表情都想表現出來。他不僅表面上給人一種“大少爺派頭”的感覺，而且經常不說人話（人是漢語），越是在不懂英語的人面前越是咕嚕咕嚕說個不停。最可恨的就是他與“土匪”稱兄道弟，還不時一起去小酒店喝酒。用日本人的話說就是“良心大大的壞了！”

有一次我親眼看見他與“土匪”們從酒店裏出來。只是我不屑與他打招呼，便招致了他的怨恨，課堂上他便時常譏諷、為難我。

那天上午第三節課是英語課。曹老師可能心情不好，突然向我發難，讓我背誦一篇課文，我說背不下，他便罰站。他又讓一名差生背，結果也是被罰站。接着，他讓全班繼續背，他在一片背書聲中走到我面前，滿臉的鄙夷與傲慢。

站直了！他沖我吼道。

我看了他一眼，沒吱聲，但站直了身體。

他用力地朝我的肚子上拍了拍，又猛一抬手，甩到我的下巴上，疼得我眼淚差點流下來。

收腹！挺胸！平視前方！體育課上老師沒教怎樣立正嗎！他用挑釁的目光看着我。

我忍着下巴的疼痛沒有言語，卻用蔑視的目光看着他。他被激怒了，抓起桌子上的練習本就左右開弓地在我臉上扇着。

我只覺得腦袋“呼”地沖滿了血，不假思索地在紙屑紛飛中揮出了改變自己命運的一拳……

在同學的驚呼聲中我看到英語老師捂着右眼，血從指縫中流下來。他被幾個同學攙扶着急速去了醫院，我獃獃地站立着，腦海中一片空白。英語老師破碎的眼鏡掉在地上。

我被學校開除了。

逆反是什麼？是青春期的必然？是英雄情懷的推波助瀾？還是被侮辱后性格扭曲的瘋狂報復？

二十多年後，我讀到作家梁曉聲的一篇《我和橘皮的往事》的文章，裏面講述這樣一個故事：“我”在小學四年級的時候，去校辦工廠參加義務勞動。當“我”聽說橘皮對平喘和減緩支氣管有良效時，就乘着義務勞動時偷偷地揣幾片干橘皮回家給媽媽泡水喝。“我”的母親每年冬季都被支氣管炎所困擾，經常喘做一團，憋紅了臉，透不過氣來。可是家裏窮，母親捨不得花錢買葯，就那麼一冬季一冬季地忍受着，一冬季一冬季氣喘得厲害。看着母親喘做一團，憋紅了臉透不過的痛苦樣子，“我”和弟弟妹妹每每心裏難受得想哭。

不料想，由於一個同學的告發，“我”成了一個小偷，一個賊。在那個特殊的年代，那賊的罪名足以使一個人背負終生。在學校的操場上，“我”被迫當眾承認自己偷了幾次橘皮，當眾承認自己是賊。於是“我”在班級里不再是任何一個同學的同學，而是一個賊。“我”在學校里不再是一名學生，而僅僅是，無可爭議地是一個賊，一個小偷。“我”覺得，連“我”上課舉手回答問題，老師似乎都佯裝不見，目光故意從“我”身上一掃而過。“我”不再有學友。

直到休完產假的班主任老師重新給“我”們上第一堂課的時候，覺察出“我”的異常處境，在放學后把“我”叫到僻靜處，而不是教員室，問“我”究竟做了什麼不光彩的事？“我”哇地哭了……第二天，班主任老師在上課之前說：“首先我要講講梁紹生（梁曉聲當年的本名）和橘皮的故事。他不是小偷，不是賊。是我吩囑他在義務勞動時，別忘了為老師帶一點兒橘皮。老師需要橘皮摻進別的中藥治病。你們再認為他是小偷，是賊，那麼也把老師看成是小偷，是賊吧！”第三天，當全校同學做課間操時，大喇叭里傳出了她的聲音。說的是她在課堂上所說的那番話。從此“我”又是同學的同學，學校的學生，而不是小偷不再是賊了。從此“我”不想死了。

梁曉聲在最後說：“在‘文革’中，那時我已是中學生了，沒給任何一位老師貼過大字報。我常想，這也許和我永遠忘不了我的小學班主任老師有某種關係。沒有她，我不太可能成為作家。也許我的人生軌跡將徹底地被扭曲、改變，也許我真的會變成一個賊，以我的墮落報復社會。也許，我早已自殺了……以後我受過許多險惡的傷害，但她使我永遠相信，生活中不只有壞人，像她那樣的好人是確實存在的……因此我應永遠保持對生活的真誠熱愛！”

這篇文章我讀了多遍，每讀一遍禁不住淚水就流了下來。假如當初我遇到的不是那個長得他媽的像日本人一樣的英語老師，而是梁曉聲的班主任老師，我的人生軌跡哪裏會被扭曲、被改變啊！

這也是人生的緣分啊！

命中注定，有此一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