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邊界的閃擊戰

今年夏，中共軍頭遲浩田出訪印度，中印雙方就邊界的駐軍問題達成了初步協議。兩國30餘年來劍拔弩張的態勢首次得到了緩解。自印度從英國殖民統治下獨立以來就跟中國結下的領土紛爭及長達半個世紀的宿怨，終於有了轉機和徹底解決的可能。

10月份廣島亞運會“亞洲和諧”的會歌與主題，看來也超出了一般煽情宣傳的意義。“回到亞洲”似乎是21世紀亞洲諸國的主旋律。在此背景下，我們來回顧發生在1962年的中印邊界戰爭，是不無意義的。

影子戰爭

本文將錯綜複雜、曠持日久的中印領土爭端完全略過不提，只從戰爭爆發之前雙方的形勢說起。

中共進軍西藏后，中印兩個亞洲新興的重量級巨人第一次有了面對面互相端詳的機會，傳統的緩衝地帶--西藏，實際上已從政治地圖上消失。然而，倆巨人都在忙着裹創和喘息，無暇他顧，於是整個50年代，都是中印友好的全盛時期。然而，異民族間的猜忌和防範，則始終是凌駕於意識形態和現實利益之上的文化“深意識”。試舉兩例：

1950年印度立國還不太久，就派軍開進未劃定的喜馬拉雅山南麓，佔領了達旺。中共政府雖然默不作聲，卻並不意味着它承認和接受了這一現實。

1952年，中共軍隊入藏立足未穩，藏人紛紛囤糧積水，商店關門。軍委也馳電不許進藏的第18軍就地買糧籌糧，連街上的零售食品也不能買，以免人心浮動加劇。而漢兵除了幾塊壓縮餅乾，別無長物，加上“高原反應”，軍營中浮腫和昏厥者不在少數。此時外交部長周恩來與印度政府協商購糧，運入西藏，以濟燃眉之急。豈料軍隊吃了印度大米后普遍愈見浮腫，賀龍及駐藏部隊司令張國華都懷疑印度方面下了毒(有來往電文為證)，要求內地火速援糧以代替印度大米。后因康藏線大雪封山而作罷。再經化驗，才明白印度大米缺少維生素B族，必須輔以含有大量維生素B的青稞才能食用。這種“友邦”關係及其心理，聽起來這很象是《三國演義》裏的蜀國和吳國之間的故事。

1954年中印兩國總理在萬隆會議上大出風頭，似乎一夜之間成了和平共處的楷模。但同在這一年，中印開始就邊界摩擦問題交換外交照會，此後不厭其煩，越演越烈。

1956年，印度尼赫魯總理親自寫信邀請達賴、班禪兩尊活佛赴印度參加釋迦牟尼涅磐2500周年的宗教大法事。印度雖是佛教的發源地，但印度人絕大多數信奉印度教，不信甚至是歧視藏傳佛教。尼氏及整個印度政界無疑是支持“藏獨”的，這其中並無道義可言，有的只是現實的政治考慮。於是很多種勢力都在遊說達賴留居噶倫堡，以至周恩來親赴印度勸說達賴回藏，併當面指責尼赫魯及印度政府違反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達賴喇嘛回藏了。然而，1959年的西藏事變，達賴終於逃亡印度，而中共的“平叛”一直延續到1960年8月才基本肅清藏人的武裝抵抗。

關於西藏的歷史地位問題，不是本文要討論的。筆者只在回顧和記錄當年中國和印度之間的那一場短促的高原戰事。

兵戎相見

1959年8月，與西藏“平叛”的同時，中印邊境(朗久)發生了首次武裝衝突，揭開了雙方軍事對峙的序幕。印度軍人的一死一傷，令新德里朝野嘩然。

事情最基本的實質是：中方認為邊界未劃定，我方是呆在自己的實際控制區內；印方認為邊界已劃定了(就是中國的北洋政府、國民政府、中共政府都未予承認的麥克馬洪線)，我們是在自己的領土上受到攻擊。象這樣根本的分歧，憑雙方火氣衝天的來往照會事實上已無法談得攏。人們不妨再參照另一宗事件--1960年7月，西藏軍區邊防部隊在巡邏時不慎將一位前來洽談鹽糧交換的尼泊爾尉官擊斃了，北京即向尼國道歉並賠償5萬盧比。而當時中尼的邊界也並沒有劃定。中共的厚此薄彼，顯然是對印方不假以詞色，並隨時準備以牙還牙了。

印度方面完全不在乎中方的態度，在邊境上全面推進，廣設哨所，武裝巡邏也一再深入禁地。印方何以如此有恃無恐？很奇怪的是它並非源自真正的軍事實力，而是本着一種虛幻的“道德優越感”。萬隆會議后，最耀眼的光環是落到了和平使者尼赫魯的頭上，周恩來只是他的配角，連整個中國也只是排行第二的老弟並領受着印度的恩寵和提攜。這當然不是笑話，印度其時是不結盟運動無可爭議的領袖，中共因中蘇和中朝的政治、軍事條約，根本無緣擠進這一集團，只能以觀察員的身分出席。何況中共正內外交困，國際社會的禁運和制裁猶未有窮期，1960年的中蘇決裂及席捲全國的大飢荒，更令中共的國力降到最低點……

1962年，西藏黨政軍的第一把手張國華中將回京出席了著名的中共中央“七千人大會”，毛澤東在會上宣讀了“罪己詔”，並引咎“退居二線”。張將軍會後暫留北京調養他積勞成疾的“高原病”。然而就在此時，印軍先後在朗久和空喀山(邊境西段)越界攻擊，中共邊防軍雖一直奉命龜縮在實際控制線的20公里之後，並有與敵遭遇50米外不許打槍的規定，但對奔襲至眼皮底下的印軍還是作出了火力回擊(斃敵9人、俘敵7人)。9月20日，印軍越過克節朗河，對中方的尺冬哨所發動圍攻。至10月中，中方已有47名官兵傷亡。中共中央及軍委總部三天兩頭招集緊急會議，並都召來張國華列席。意氣本有點消沉的毛澤東也抖擻起來，他顯然樂見全黨的注意焦點都從大躍進失敗的陰影中轉移到一場迫在眉睫的對外戰爭之上。毛親自主持中央常委會，作出了“自衛反擊戰”的最後決策。

身經百戰的張將軍要重披戰袍了。

絕地戰將

張國華指揮的18軍，在國共內戰時與國軍的五大主力“整11師”和“181師”都展開過血戰。181師是西北軍的精銳，於1947年被18軍的前身部隊所殲滅；整11師是18軍的死對頭，曾捉對廝殺多次，最後整11師在淮海戰役中被殲。

18軍雖沒參加韓戰，但1951年還跟藏軍會戰昌都。1959年“平叛”，一直打倒1960年底。可以說它是一支打仗年頭最長的部隊。但18軍也不是沒有弱點。初入藏時，毛澤東親自許諾過駐軍“三年一換”，不止一個“三年”過去了，絲毫不見換防的意思。加上內地家鄉大飢荒，幾乎家家都有人餓死，駐藏官兵軍心浮動已非一日。中央軍委對此也是知道的。所以，在中央常委會上，賀龍元帥說：“如有臨陣脫逃的，要象內戰時期那樣，抓回來，執行戰場紀律！”徐向前元帥說：“要選兵選將，幹部不但要軍事上行，還要有政治頭腦，要勇敢。”劉伯承元帥則說：“要明確，這次不是和他們的邊防警察打，是和他們最好的、曾經參加過二次大戰的正規軍打。要告誡部隊，不要驕傲。”

張國華表示有信心打贏。羅瑞卿總長問根據何在？張說：“敵人雖然是印度的王牌軍，但比不上蔣介石的主力。他們長期沒打過仗，我們卻剛剛平叛。他們沒來過高山，我們卻長年駐守高山……”

毛澤東則對着地圖沉思，他說：尼赫魯的底牌是以為中國不敢打他。然後毛指着地圖上印軍的據點，用湖南高腔說：“掃了它！”

周恩來接著說，中共已將決策通知了蘇聯克里姆林宮，赫魯曉夫沒表示反對，還對中國駐蘇大使說：蘇聯也得到了類似情報，如果中國受到了攻擊，反擊是很自然的事。至於美國，周恩來分析說，它不可能以很大的力量支援印度。

張國華受命后即刻飛返前線，在戰前軍事會議上，對首戰之21平方公里作戰範圍里的2000多印軍，張說：“我的決心是，準備幹掉他1300人，根本不要考慮傷亡，打一個補一個，始終保持四個戰鬥團滿員。”他指示，軍區指揮所前進到麻麻，由他親自指揮東段達旺方面的戰鬥。必要時副司令員一級的幹部可以下到團里去加強。張將軍又問西藏工委的侯傑，能否在24小時之內運送50車炮彈到前線？侯傑面有難色：“190公里呀！路況你也清楚……”張怒目一瞪：“現在是非常時期，一切圍繞打仗，一切服從前線！”

侯傑指揮藏漢民工，馬拉騾駝，攀過險峻的冰山絕谷，僅十多個小時就把軍火送上去了。“軍中無戲言”，我們可以看到，張將軍這種滅此朝食的氣概，對後來的戰事進程產生了很直接的影響。

巔峰戰士

這時，中央軍委的諸將帥對這場邊界戰爭相當審慎，發出了“慎重初戰”的指示。中國和印度打仗是破天荒的頭一遭，印軍實力怎樣？誰也沒底。估計沒有國民黨的主力強，但也不能估計過低，最好死貓當老虎打。軍委的意見是，初戰只打沙則一個點，圍殲敵人一個營，這是個很保險的作戰方案。

張國華作為一位沙場悍將，又長年駐守西藏，此時內地的現實是國庫空空，民不聊生，張將軍只是從文件里知道個大概，作為一個戍邊“節度使”，他事實上置身於最複雜和棘手的政治之外。而這時剛剛從“七千人會議”后緩過氣來的穩健派並不想再惹太多的麻煩，與鄰國開戰畢竟不是一碟小菜，小打一下，見好就收，當為上上之策。但張國華並不這樣想，他認為吃掉一個營，不痛不癢，要打就要把印軍的王牌第七旅連鍋端！

這一方案在前線指揮部也並非人人贊同，但張得到了政委陰法唐的支持。張謂：一般說來應先打弱的，但我們受地形限制，不如先打強的，吃掉主力，敵人就亂了，容易各個擊破。張親自點將從政治學院調回來參戰的155團政委喬學亭也說：經偵察發現只打一個點部隊擁擠，敵軍還可能從兩面側射和出動增援，不如採取中央突破，穿插縱深，羌登、卡龍一齊打。前指的其他將官認為，仗既然打大了，戰役發動的時間就要推遲兩天，好讓部隊作更充分的準備。陰法唐政委則堅決反對，他說我軍一萬多人已進入陣地，不動煙火，再隱蔽兩天，容易暴露作戰意圖。張將軍說：不能再推遲，要敵人還沒穿褲子就當俘虜！

兩種方案均電告軍委，多數軍頭認為張國華是“冒險主義”，毛澤東卻一言九鼎：“他是前線指揮，讓他打嘛！打不好重來！”

張得到尚方寶劍，即擲下軍令：要打的好，打的狠，打的快，速戰速決，務求全殲，不要怕傷亡，準備傷亡2000，打起來不受麥克馬洪線的限制！

1962年10月20日7時，中方的炮火突然向克節朗的印軍陣地猛烈傾瀉。至9時30分，第一個據點已被攻克，被俘虜的印度兵果然還穿着睡衣。至晚8時許，克節朗戰役結束。同一天，中共軍隊向東西長達21公里的麥克馬洪線以北發起了總攻，分多路向縱深快速穿插。

前線指揮部向前推進時，因山高路險，連騾馬也不能逾越，警衛要用擔架將發著高燒的張國華司令抬過冰峰山口，卻被張斥退：“這成何體統！讓戰士看到了會有什麼影響！”軍事首長親臨戰地視事，加上這時火線上出了個戰鬥英雄謝順銀，從班、排、連逐級上報，到張國華批准記功嘉獎，僅用了30分鐘--全軍士氣大振！

22日，印軍王牌第七旅全軍皆墨，旅長達維爾準將被擒，另一準將旅長辛格被擊斃。在為期一個月的“自衛反擊戰”里，中方於邊境東、西兩段發動的二次戰役和一些局部的戰鬥都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共殲滅印軍三個旅，擊斃、俘虜敵人7000多人，中方傷亡1460人，無一兵一卒被俘。

至11月初，印方在東北各邦(省)一片風聲鶴唳，無兵可戰之下，連交通警察也配發了武器，以死守危城。11月21日，中方突然宣佈全線停火，並開始撤退到1957年中方實際控制線的20公里以後。

至此，中印邊界戰爭已降下帷幕。

名將之死

在整場戰事過程中，唯一讓張國華忐忑不安的一則插曲是：10月23日，中共中央曾發來嘉獎電，“前指”還未來得及轉發各部隊，中央又通知收回該封電報。此前，戰場上有一支突擊分隊因穿插過猛而跟上級一度失去了聯繫，這事曾上報了軍委。北京是否因此不悅呢？后中央電報又至，與前一份電文內容相同，只多了一句：“中央、軍委極為高興”。顯然，第一封電報未經毛親閱，而加上的那一句正是毛本人的意思。

1963年2月，中印邊境餘波已靖。張國華奉召回京開會，毛即親自接見他。毛笑吟吟地說：“井崗山同志(張是紅軍出身)，一打仗，你那個病就好了！”毛又說了一段後來被廣為引用的“語錄”，他謂：“……金兀朮說，撼山易，撼岳家軍難；我說，撼山易，撼解放軍難！”

然而，張將軍最後的命運結局竟然並不比岳飛好多少。那段史實雖與本文的題目無涉，卻也不妨將它簡錄之，謹作為本文的“附記”。

1965年，“西藏工委”改為中共西藏自治區委，張國華任第一書記。次年“文革”爆發，張抱病被多次揪斗，扣到頭上的“帽子”多達13頂。1967年初，周恩來指示空軍派出飛機把張國華接來北京。張在京的家人還未見到他，西藏駐京辦事處的造反派已聞訊搶先殺上門來，他們出擊未果，悻悻而去。張半夜才歸家，家人發現他已全身浮腫，連毛褲都脫不下來了。張說，他在拉薩有四個月沒脫過衣服上床了……凌晨，接周總理來電，他即刻趕到人民大會堂。原來是毛要召見18名軍隊將領。毛才現身，性情火爆的許世友上將就搶上一步，氣呼呼地質問毛：“我們犯了什麼罪？！”張國華正站在許上將身邊，連忙拉住許的衣角，示意他噤聲……其時正要肅查“二月逆流”，張因是賀龍的嫡系舊部而受到林彪等人的猜忌和排拒。

3月間張國華欲返藏，周將他留住，要他以中共西南局書記的身分，入川主事。“天下未亂蜀先亂”，周希望張能扭轉四川亂得一塌糊塗的局面，周繞過了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組”取得了毛的首肯。林彪為此極為惱怒。5月，張國華調任成都軍區第一政委，而該軍區的司令是林彪原“四野”的愛將梁興初中將，加上四川有名的極左“攪手”、被江青稱為“兩挺機關槍”的劉結挺、張西挺處處與張國華作梗，他在蜀中的日子並不比在西藏時好過。后張又出任四川革委會主任、省委第一書記。未幾，某日凌晨張在軍區大院5號樓住所的床上遭到狙擊手的槍擊，子彈穿過蚊帳幸未射中。天明在後山發現樹杈上架着一桿步槍，殺手早已逃之夭夭，且現場在第一波搜索時遭到破壞，已無從追查。這是繼雲南省革委會主任閻紅彥上將(此人倒也並非善類)遇害之後的又一起政治暗殺事件。周恩來接報即指示張國華調換住所，張卻一笑置之。

1971年9月，林彪暴卒。1972年2月21日張國華在主持收拾四川大學殘局的會議上突然昏厥。周恩來特派的中央醫療組尚未飛抵成都，張已去世，享年不到58歲。周指示：查明死因；骨灰送回北京。

3月11日，周恩來在與美國總統尼克遜的緊張會談中抽身親赴西郊機場迎接骨灰盒。此舉在周的一生中僅有兩例，一是親迎陳庚大將的骨灰；另一位就是張國華。

“天下大治蜀后治”，不久，中央召開解決四川問題的特別工作會議，周問毛是否接見與會的四川黨政軍幹部，毛沉吟片刻，黯然道：“不見了，再見也見不到張國華了！”

嚴格地說，張國華治蜀也並無什麼建樹。時世如此，這位武夫縱然“有心殺賊”，到底“無力回天”。富庶的天府之國凋敝如斯，近億人民竟至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四川局面的改觀，一直等到1977年文官趙紫陽入蜀主事，實施與民休息的“無為”政策，才立收其效。這恰好應驗了成都武侯祠的那一副名聯--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