獄警日記（連載）（194）

許多“同志”都希望淘寶網女裝天貓淘寶商城淘寶網女裝冬裝外套www.taobar8.com，生活中的李銀河也能成為他們中間的一分子，但她的生活，自有她的選擇。李銀河坐上車，扭頭對助手小鄭說：“今晚好象來了不少拉拉。”“拉拉”是英語女同性戀者lesbian的變音。她們趕來聽李銀河的講座，然後索要簽名。

月初的上海，夜已微涼，人到中年的李銀河走在陌生城市的大街上，想找個吃東西的地方，當晚7：15在復旦大學楓林校區的演講讓她誤了晚餐。

她的身形已不像年輕時那樣苗條，但她的眼睛裏有種相當動人的東西，溫順時像絲絨般柔軟，淡漠時彷彿深井裏的水泛着冷光，而墊底的，是生生的敏感。她的眼波里還有許多的不確定，而在某片不確定的時空裏，有個稱她為“吾友”的人或者會招呼她：“你好哇，李銀河。”

從1989年和王小波一起開始做男性同性戀的研究、共同寫成《他們的世界——中國男同性戀群落透視》，李銀河已與“他們”彼此相望15年。她是第一個在國內提出“同性戀非罪化”的學者，隨後致力於《中國同性婚姻提案》的上傳。

國內政府衛生部門2005年11月30日，首次公佈了處於性活躍期的中國男性同性戀者的估算數據——500萬至1000萬。儘管這個數字只是同性戀問題研究專家、青島大學張北川教授統計數字的一半，他認為，中國大陸15歲至65歲的同性戀人數約在3000萬，其中男性2000萬，女性1000萬。但它的發佈，意味着政府開始正視這個群體。

2001年4月，第三版《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首次將同性戀從精神疾病名單中剔除，比美國晚了整整28年，比世界衛生組織晚了9年。儘管如此，同性戀者還是常常在無意間被說成“同性戀患者”——目前在國內的臨床病理學上，同性戀通常還是被劃歸性取向障礙(此前被歸為性變態)。

李銀河說，她之所以委託代表向人大提交《中國同性婚姻提案》，是為了爭取某種屬於小眾但並不侵害大眾的權利。在她看來，這可能是中國同性戀合法化的一條快捷方式。“即便通過了《同性婚姻法案》，我相信有相當一部分同性戀者還是不會去結婚的。就像現在的北歐國家，所有對子裏，一半同居，一半才進入婚姻。”

這份1200字的提案終因未能集得30位代表的附議而未成為有效提案。李銀河說，未來1-2年，她沒有再遞交此提案的打算，她必須等待時機成熟。

同性戀歧視普遍存在。同性戀不被視為非法，但就和其它被歧視的人群一樣也沒有《反歧視法》的保障。“在西方，如果一家公司因為你是同性戀者而解僱你是要吃官司的，因為《反歧視法》規定，一個人的性取向不能成為解僱的理由。”李銀河說，其實要消除歧視，看起來比通過立法更困難。

還有因歧視產生的自我厭惡。皮膚科醫生、著名的同性戀者秦士德介紹了所謂“厭惡療法”：同性戀者在腕上套一牛皮筋，如果見了美少年而想入非非，便用力拉扯橡皮筋彈痛自己。這種療法一點用處沒有，秦士德說。同性戀的起因，到底是基因決定的“先天論”，還是後天習得的“社會建構論”？李銀河在調查中讓同性戀自己回答，結果一點都不出人意料：有人說自己是先天的，也有人很肯定地說是後天的，也有人覺得各種因素都有。

基因決定說始於1990年一項著名的研究：一位叫列維的腦神經專家(本人是同性戀者，其伴侶死於愛滋病)對19具同性戀男屍(都死於愛滋病併發症)、16具異性戀男屍(其中也有6具死於愛滋病)和6具性取向不清的女屍的下丘腦做了比較實驗，因為據說下丘腦是控制男女兩性性反應的腦中樞。他的結論是，下丘腦的結構與同性戀有關聯，這就為同性戀的“先天說”提供了有力的證據。

但在2001年加州大學的一次研討會上，一位本人也是同性戀的女教授對該研究表示質疑：列維如何確定被解剖人是同性戀？如果說確認本身有問題，那麼結果一定有問題的。這位教授更偏向於“社會建構論”，李銀河對此舉手同意。

現實似乎能夠提供左證，譬如同性戀時尚化的趨向。幾乎每到一座城市，李銀河都會去訪問當地的同性戀酒吧。在上海，她見過200多號女性聚在一處的場面，而且，她們是如此年輕。在成都，在廣州，男性同志酒吧里早已出現MoneyBoy，他們本不是同性戀，但因為金錢交易或者追隨時尚，加入了這一群體。而在某些藝術類職業里，異性戀者轉變為同性戀或者雙性戀代表一種靈感、時髦和品位。這不是“後天習得”是什麼？

李銀河還糾正了一些關於同性戀的謬傳：同性戀在人群中的分佈是隨機的，並不是傳說中的同性戀群體中天才特別多。

愛情是不能永恆的

許多年以前，王小波寫信給李銀河說：“我對好多人懷有最深的感情，尤其是對你；愛你就像愛生命。”王、李情書集《愛你就像愛生命》或者能夠再次證明，愛情，它確實來過。

這些書信(有幾封是寫在五線譜上的)，裹挾着坐立不安的愛情，像個皮球一樣被踢來又踢去，終於走向婚姻。人世間，兩個人若愛了，結果便是如此。

許多年以後，李銀河寫了一篇文章《愛情是什麼》，探討加諸制度約束的愛情的出路。“愛情”一詞誕生於13世紀的歐洲騎士和他們所追求的有夫之婦之間，它是電光火石般的**，而**是不能持久的。要讓愛情與婚姻制度協調起來，除了將它轉化為親情和柔情，別無它途。李銀河堅信，一夫一妻制肯定不是永恆的，婚姻制度也不是唯一最好的。

李銀河是浪漫的，至少在愛情上——你以為王小波會容忍一個不浪漫的對手么？她說，她一直渴望愛情，這樣的渴望非常強烈。在她的調查研究中，她也願意花費精力去證明愛的存在。

許多年以後，李銀河在一個年輕時代的好友那裏發現了《綠毛水怪》的手稿，一本封面漂亮的橫格本，不禁喜出望外：這是她和小波的媒人。當她第一次讀完這篇小說后，就生出“要見一見寫它的人”的念頭。用一句世俗的話來說，這叫“眼毒”。

那時的李銀河是一家很端正的報社的編輯，一次去拜訪王小波的父親、邏輯學家王方名時，順便看了看那個“又高又瘦又丑”而又“渙散得要命”的傢伙，從此相連二十年。

在美國匹茲堡大學留學的日子裏，一個人的獎學金養活兩個人，但他們很快活：每晚從有線電視中收看兩部電影，或是去租大量的錄像帶，當然，生活主要是看書、寫字。

988年，李銀河開始做同性戀研究的資料準備，回國后，王小波參與了對調查者的訪談，因為一些同性戀者不願與女性談這個話題。李銀河對坊間某些閑言碎語的反應是：“在同性戀研究的課題上，小波是我的幫手。”

相對於受過學術規範訓練的李銀河，王小波的文字是那樣能夠飛翔。眼尖的人能在一本書中辨認出哪些章節出自他的手筆，辨認他的文字就像辨認帕瓦羅蒂的聲音。

王小波說過，人就像一本書，你要挑一本好的來看。李銀河覺得自己挑到了一本好書。當這本書的最後一頁在1997年倏地合上時，李銀河正在英國做訪問學者。那天，是個白天，她接到朋友電話，電話里沒說什麼，只讓她一定趕回北京。她猜到了，立刻動身。

她想在他的墓碑上寫下他喜歡的斯湯達的墓志銘：生活過、寫作過、愛過；還想加一行：騎士、詩人、自由思想家。然後，她要獨自面對北京的一切，包括春天的沙塵暴和人們對一個寡婦所有的善意與惡意。

有一點是肯定的，李銀河不會按照傳統的道德觀念去約束自己的行為，她是福柯的追隨者。福柯深惡痛絕的就是按照規範生活，他熱愛自由，尊重每一個人過美好生活的意志和選擇。我行我素，方能超凡脫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