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在梅斯特拉（Maestta）群嶺中

如果我們不能揭示其中明顯的動力（機制），並通過對這一實驗室境況的某種人為簡化，在完全不同並且遙遠的社會實踐領域中發現強烈的相似之處甚至相應關係的話，所有這些將不過是圍繞着一個非常專門（或“高雅”）領域的冗長的題外話。我們現在在第三世界60年代的革命實踐和理論這類完全不同的現實中看到的正是對一種共有歷時節奏或“遺傳密碼”的複製。

從一開始，古巴革命就申明自己的獨創性，聲稱它完全不同於傳統形式的革命實踐，是一種全新的革命理論。實際上，與切·格瓦拉密切相關並在里吉斯·德布雷（RegisDebrag）那本極有影響的小冊子《革命內部的革命？》中得以系統地理論化的“游擊中心”理論就聲稱自己（如書名所說的那樣）既反對那種更傳統的列寧主義政黨實踐觀，又不贊成中國革命第一步主要是奪取政權的經驗（後來這被命名為“毛主義”，而中國自己“革命內部的革命”，或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卻直到古巴策略的命運被決定以後，才為外邊的世界所矚目）。

德佈雷的書告訴我們，這種以游擊隊的移動性據點或革命的“休息廳”為中心的“游擊中心”策略，還可被視為第三項，既不同於階級鬥爭的傳統模式（本質上乃“城市”無產者起來反抗當權的資產階級），也不同於中國農村的農民群眾運動的經驗（而且與法農那種爭取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互相認可的鬥爭理論也極少相似之處）。“游擊中心”或游擊行動，在概念上既不“在”也不是“關於”鄉村和城市：當然從地理上說，它是以鄉村為陣地，但卻不像延安那樣是片永久性的“解放區”，不論蔣介石軍隊還是日本佔領軍都鞭長莫及。它實際上並非位於農耕地帶，而是在梅斯特拉群嶺的荒野這種第三項或無名地，既非城市又非鄉村，而是游擊隊在其中不斷遷徙移動的全新環境。

古巴策略與其空間對應物的奇特構思對革命運動中的階級因素的理論說明方式有直接影響。既非城市也非鄉村：令人費解的是，由於同樣原因，游擊隊本身也被理解為既非工人也非農民（更不是知識階層），而是某種全新的東西：革命前的階級社會當然對此並無任何（現成的）範疇來描述：他們是一些新的革命主體，是在與農民、工人、知識分子這些社會材料毫不相關的游擊鬥爭中鑄成的，現在卻基本上超越於這些階級範疇之上（正像這一古巴理論階段大張旗鼓地聲稱要超越基於階級範疇的舊革命觀念一樣，不管是托洛茨基工人主義也好，還是毛澤東的人民戰爭及農民意識，或者是列寧的知識分子先鋒隊思想）。

德佈雷的書很明白地告訴我們，這些游擊“中心”——其運動性使其不再局限於靜態的地理觀——本身就是那個即將到來的改造過的革命社會的一個比喻形象。它的革命戰士並非僅僅是些“士兵”，除其特定的角色和功能之外，還需要“添加”革命工作分工中像政治委員和先鋒隊式的政黨等輔助角色。這兩種角色在這裏都被排除。相反，那些革命前的分工和範疇都棄而不用。這樣一種新出現的革命“空間”觀念——處於“真實”的政治、社會和地理概念上的鄉村、城市及歷史社會階級（所構成的）世界之外，但同時又作為一個比喻或小比例尺的形象，以及對現實世界進行革命改造的一種預示——可被稱為一種實際上的烏托邦空間，一個黑格爾所說的“倒置的世界”，一個自律性的革命領域，其中那個作為背景的現實世界被扳正並改造為一個新的社會主義社會。

儘管有各種實際用處，這一強大的模式甚至在切·格瓦拉1967年悲壯地犧牲在玻利維亞之前，就隨着1966年秘魯和委內瑞拉游擊戰爭的失敗而耗盡了活力。很偶然的是，這次失敗將伴隨第一世界左派人士中的某種革命“力比多”和革命痴情的衰退，而回到了（帶有毛澤東思想色彩的）“自身境況”，即美國的反戰運動和1968年的五月革命。而在拉美，那種有效地取代“游擊中心”論的是由烏拉圭的圖帕馬洛斯（Tupamares）發起的所謂的“城市游擊戰爭”，可見，當時舊遊擊中心烏托邦空間的崩潰，以及政治以一種不同形式的政治實踐方式重新回到世界這點——這次是力圖強調國家政權本身的特點，而不是像傳統革命運動那樣為最終與（現政權）對抗而發展——在這裏將被解釋為某種與上文描述的符號最後階段具有結構一致性。

但這裏必須作些限定說明。首先，這種新型的政治活動顯然將獲得某種類似於巴勒斯坦解放運動那樣的悲劇意義和影響力；後者現在的影響力正是1967年以色列佔領加沙地帶及西岸地區的結果，它將成為60年代後期革命實踐的一個最主要的世界性象徵。同樣明顯的是，這個拚死抗爭又不斷受難的民族所進行的鬥爭不應為世界別處那些採取同樣策略的極端分子負責。極端分子的普遍結果（不管在拉美、美國的“反諜計劃”，還是新近在德國和意大利），只能使國家政權這一（階級）壓迫機構日益合法化。

在左翼戰士們（主要是那些急於通過自願行動強行創造一種革命局面的學生和知識分子）對社會政治狀況所做的錯誤評價與國家對這類挑釁行為的主動利用之間的客觀一致性表明，我們通稱為“恐怖主義”的東面必須經過複雜而嚴格的辯證分析。一位潔身自好的左翼戰士遠離這類策略的行為誠然明智（而且馬克思主義者們早在19世紀就確立了這一古老的反恐怖主義傳統），我們還應記住“恐怖主義”作為一個“概念”，也是右翼分子的一種意識形態素（ideologene），因此必須予以抵制。隨着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災難片的泛濫，大眾文化本身表明“恐怖主義”——“恐怖主義者”的形象——是一個無歷史的社會對劇烈社會變革的主要想像方式；同時，現代驚險小說和探險故事的內容還表明，恐怖主義身上的“恐怖主義者形象”已開始代替刑事犯罪中的“瘋狂”行為這一舊形象來作為構築情節時的一種未經檢驗而看似“自然”的動力——也標誌着這一偽概念的意識形態實質。如此理解，“恐怖主義”便成為一種集體情結，是美國政治無意識的一種癥候式幻想，這本身就需要進行解碼和分析。

至於事情本身，儘管有種種實用目的，但當1973年智利政變及幾乎所有拉美國家淪為不同形式的軍事獨裁政體時，就已宣告終結。後來這類政治運動在德國和意大利的重新出現肯定至少要歸根於這兩國的法西斯過去，歸根於戰後歷史清算的失敗，以及60年代成長起來的這批青年人和知識分子對此的強烈道德反感。7重返“最終決定性實例”

前一章中的兩破“斷裂”——一次大致在1967年左右，另一次則靠近1973年——現在將作為一個框架，來幫助我們對整個60年代的分期作一大致假設。從第二次斷裂開始，在1972－1974年這一大致時間段內的其他一系列似無關聯的事件已表明這一階段不僅在相對特殊的第三世界或拉美激進政治層面上具決定意義，更標誌着既年代在全球意義上的正式終結。譬如在第一世界，美國停止徵兵並從越南撤軍（1973年）意味着反戰運動這種群眾政治的結束（新左派本身的危機——這可大致認1969年“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解體算起——似乎與我們提到的另一次斷裂相關，這在下文另有論述）。而在法國，共產黨和新社會主義黨簽署的“共同綱領”（以及當時與“歐洲共產主義”有關的各種口號的走俏）似乎標誌着對1968年的五月革命及隨後的這類政治行動的一種策略性反撥。也正是在這個階段，隨着“贖罪日戰爭”的結束，石油武器出現並對發達國家的經濟以及日常生活習慣開始實行另一種打擊。與此同時，在更寬泛的文化和意識形態層面上，那些與官方過往甚密的知識分子（特別是在美國）也開始從他們在過去的十年中所受的驚嚇和自衛姿態中回過神來，並重新開始對60年代文化和政治（甚至在60年代還沒結束對）進行一系列大肆攻擊。列昂納爾·屈瑞林的《誠實與真實》（1972）就是其中最有影響的文章之一。在文中，他以一種阿諾德姿態來號召大家奮力逆轉幼年代那種反文化的“野蠻主義”（當然，隨後他從“自戀主義文化”角度來分析診斷60年代關於“真實性”的某些概念的文章同樣影響很大）。同時，在1973年？月，某些代表各種具體形式的政治經濟權力的“知識分子”卻與眾不同，開始反思越戰的失敗，以便從美國及第一世界的利益出發來提出新的全球戰略。他們建立的“三邊委員會”至少將象徵性地成為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標誌着我們所說的“統治階級”重新得勢。同時廣為流行的一個新術語“多國公司”則是另一種癥候；正如《全球通》的作者所提醒我們的，這一概念表明私有企業已意識到必須在公眾眼裏成為醒目的“歷史主體”及世界舞台上看得見的一員——試想一下“國際電報電話公司”在智利扮演的角色——其時美國政府由於插手越南而被嚴重燒傷了手指，一般是不情願再冒這類風險了。

由於所有這些原因，60年代的明確終結點似乎應該放在1972—1974年這個大致時間段內。但迄今為止，我們一直忽略了進行分期或“加標點”的一個決定因素，而這一新材料將把我們的注意力引到“層面”和“實例”這兩個概念上來；意味深長的是，它們在我們討論經濟時一直缺席。因為1973—1974年間正好經濟危機襲擊世界，其衝擊力一直影響到今天，並且給整個戰後階段尤其60年代的經濟增長和繁榮劃上一個決定性的句號。當我們在這上面再加上另一主要的經濟標記——1966年德國的經濟衰退及一年後其他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的同樣命運——我們也許將能更好地、更正規地用概念來把1967－1968年左右已經開始在哲學、文化、政治等層面上（如在上文中所分析或“敘述”的那樣）顯現的這第二次斷裂的意義明確化。

由於經濟“層面”本身確認了來自60年代其他社會生活層面和實例抽樣的這種分期式閱讀，我們便可以更好地回答本文開始時提出的兩個理論問題了。第一個是關於馬克思主義分析方法的有效性是否適應於現階段，尤其當活躍的政治範疇似乎不再與社會階級有關，而傳統形式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也似乎總體上已陷入“危機”時。第二個則涉及某種“統一的場理論”問題，從這個角度看，那些諸如第三世界農民運動及第一世界大眾文化（或實際上更抽象些的如一般哲學、文化這種思想和上層建築層面，以及群眾性抵抗運動和政治實踐層面）這些遙遠的現實也許能以某種條理的方式在概念上聯繫起來。

恩斯特·曼德爾在其《晚期資本主義》一書所做的開拓性綜合將為這兩個問題同時提供一種假定性答案。這本書特別描述了資本主義制度下經濟循環的一種複雜體系，而其最為人熟知的那個由經濟繁榮、生產過剩、經濟衰退及復蘇構成的7－10年周期已足以解釋上文提到的60年代的中期斷裂。

但曼德爾對1974年世界性經濟危機的敘述來自（經濟危機是一個）三十到五十年不等的更大周期這一更具爭議性的觀點。由於這一周期超越了個人的生理節奏和限度，顯然人們更難以親身經歷或現象學式地理解它們。這種“孔德拉梯耶夫波浪”（以提出這一假說的蘇聯經濟學家命名），在曼德爾看來，從18世紀迄今已歷四個輪迴，具體特徵是生產技術的量子式飛躍帶來了總體利潤率的決定性提高，直到新生產過程的優勢被充分發揮並耗盡，這一循環才歸於結束。最新一次“孔德拉梯耶夫波浪”式循環是以計算機技術、核技術以及農業的機械化（尤其在食品及原材料生產方面）為標誌的：曼德爾是從1940年的北美、在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則從戰後算起。他還認為，隨着1973－1974年間的世界性經濟衰退，這最近一次長波的動力業已告罄。而在我們目前的討論中，這才是最關鍵的一點。

然而，這一假說的扭力不僅在於它對確認我們的分期方案具有一種理論用途，還在於它對這最新一次資本主義擴張浪潮所作的切實分析，以及曼德爾對整個發展系列所作的一種真正馬克思式的闡釋。人們一般認為這種發展表明了馬克思理論中的“古典”資本主義已屆末日，因此需要這種或那種話馬克思主義的社會變革理論（譬如消費社會理論及后工業社會理論之類）。

我們已經描述了新殖民主義是如何以徹底的新技術為其（理論）特徵（農業中所謂的綠色革命：新機械，新耕作方法，新型化學肥料及植物雜交等方面基因工程實驗），而資本主義正是以此來改變它與殖民地間的關係：從舊式的帝國主義控制到（現今的）市場滲透，摧毀了古老的鄉村社區，從而產生出一個完整的新勞工備用庫和流氓無產者階層。這些新型社會力量的戰鬥性既是農民從他們古老自給自足的鄉村中獲得“解放”的結果，又通常源自某一特定第三世界國家的那些更穩定但更閉塞的地區開展的自衛運動：他們已正確認識到這種比原先殖民軍隊更徹底的滲透和殖民方式，從而奮起反抗。

現在正是在“機械化”進程這方面，曼德爾將把60年代新殖民主義者對第三世界的改造和第一世界中出現的似乎風馬牛不相及的諸如消費社會、后工業社會、媒體社會之類的稱呼聯繫起來：

晚期資本主義並非代表了一個后工業社會，而是歷史上第一次構成一種“廣義的普遍工業化”。機械化，標準化，勞動力的過度專門化和分工化，這些過去只是決定了實際工業中的商品製造領域，現在卻滲透進社會生活的所有部門。晚期資本主義的典型特徵就是農業一步步被工業化，流通領域（諸如信用卡之類）就像生產領域一樣；娛樂休閑行業如同工作組織一樣，都被工業化了。

在最後一句中，曼德爾提到了他在別處稱之為上層建築的機械化這一點，也即法蘭克福學派所說的文化工業滲透文化本身；媒體就是此文化工業的一部分。我們也許可以這樣來概括他的描述：從總體上說（尤其是60年代）晚期資本主義構成的是這樣一個進程：其中前資本主義最後所殘存的內、外地帶——即先進世界的內部、外部那些沒有商品化的或傳統空間的最後遺迹——現在最終也被侵佔和殖民化了。晚期資本主義因此可被描述為一個在古典資本主義中仍倖存的那些自然痕迹，即第三世界和無意識域最終被消滅的階段。於是，60年代便成了重要的過渡階段，在這個階段，出現了全球範圍的體制重構。

有了這樣一種敘述，我們關於60年代的“統一場理論”也就順理成章了——我們發現在第一、第二世界，在全球經濟、意識及文化領域，都是單一進程在起作用，或更準確地說，是一個“解放”和“控制”極複雜地交織在一起的“辯證”進程。我們現在可以最後完整地描繪一下這一階段的特徵了。

最簡單也是最具普遍性的表述無疑仍是大家的一種共同感受，即60年代有段時間裏幾乎沒有什麼事是不可能的：換句話說，這個階段是一個普遍解放、全球能量釋放的時期。在這方面，毛澤東的形象對（理解）這一進程是最有啟發意義的：“我們的民族像一個原子，……當這原子的核被擊碎時，（積聚的）熱能將釋放出驚人的力量！”這一形象喚起了一種真正的平民民主從舊的封建鄉村結構的廢墟上，從這些結構特徵在文化革命中的有益性解體中崛起。但裂變的效果，分子能量的釋放，“物質性能指”的解放會是一幅確實可怕的景象；而現在我們知道，毛澤東自己也曾在他自己發動的這一進程的終極後果前退縮了：在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性時刻，正當“上海公社”建立時，他便下令中止摧毀黨委機構這類行動，從而有效地逆轉了這場集體試驗的總方向（現在看後果更加明顯），西方也是如此。60年代的巨大爆炸效果導致了世界經濟危機時期社會秩序的強有力恢復和各類政權機構壓迫性力量的復興。

但現在所要面對、遏制和控制的是些新的（社會）力量，舊的方法對它記不再起必然作用。我們已把60年代描述成一個全球規模的資本主義的擴展，同時帶來社會能量的巨大解放，帶來未經理論化的新力量大量釋放的階段：其中有黑人及“少數族裔”構成的種族力量，或者普遍的第三世界（解放）運動，有地區主義、學生、婦女運動中一批新的具有“剩餘價值意識”的鬥士，以及其他形式的鬥爭力量。這些新被釋放出的力量似乎不應屬於馬克思主義的階級二分模式，而且似乎提供了一個自由和唯意志的可能性之域，它能超越經濟結構這一古典制約因素。但這種意義上的自由和可能性——相對於整個60年代來說，它僅是瞬間的客觀現實和（從80年代的高度來看）歷史幻象——也許最好從資本主義制度由一種基礎結構向另一種的轉換所促成的上層建築運動和遊戲這方面來解釋。60年代在這種意義上便是在以一種通貨膨脹的規模發行着上層建築的信用票據，是對黃金這一指涉標準的普遍放棄，是對不斷貶值的能指的大量印製。隨着60年代的結束，隨着世界經濟危機的來臨，所有那些舊的基礎結構帳單就慢慢地又一次到期了。而肥年代的特徵將是努力通過階級鬥爭的延伸形式來使那些曾賦予60年代以無窮活力的解放力量成為無產者，換言之，（新型階級鬥爭）將延伸至世界的邊遠角落及各地方結構的最細微形態（譬如各個高等院校）。這裏的統一性力量就是今後的全球性資本主義這一新使命，人們甚至期望它會把那些抗拒這一進程的不平衡的、分散的局部性力量也一體化。最終這也是對所謂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危機，以及對其階級分析形式與60年代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新政會現實不相適應這一事實的解決辦法：如果“傳統”馬克思主義在這一新的歷史主體僅增的階段不再“正確”，那麼當由剝削、榨取剩餘價值、強迫變成無產者以及階級鬥爭抵抗形式構成的這些黯淡現實，全都在一個新擴展的世界規模上慢慢重獲自己的存在時——目前它們似乎正在這樣的一個過程中——“傳統”馬克思主義一定會重新成為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