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馬丁·杜伯曼

喬治·肯南（GeorgeKennan）的文章《沒有計劃的叛亂》（《紐約時報》星期日雜誌，1968年1月21日）是令人震驚的。裏面幾乎沒有一個句子不是虛妄的指控，自我封閉的觀點，不合時宜的憤慨。它是對校園激進左派的全盤歪曲——完全是那種居高臨下、肆意歪曲的敘述，這種敘述認他們的角度出發認定20歲的人，認為“自由主義者”不能理解新的一代，也不能理解社會擺在我們面前的新問題。不止於此，該文還是一篇危險的文章，因為它用了通常朗奴·列根才用的觀點和措辭，從而使肯南這個名字有了一種特別的分量……

我難以相信肯南看過多少立場鮮明的報紙，這種報紙經常由“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發行，而這一全國性的組織代表着校園激進左派的立場。如果他讀了的話，他不可能提到他們“巨大的確定性”，他們“尖叫的脾氣發作”，他們對“唯暴力主義”充滿了興趣。因為他們相信世界會變得更好，差一點使他們變成了“烏托邦主義者”。

確實，他們還沒有創造一個更美好世界的“藍圖”。如果他們有，就會受到天真的指責，因為只有笨蛋才敢說有一套解決各種問題的詳細答案……但是如果沒有這種大膽狂妄，今天的青年激進分子就沒有爭論的基礎。如果肯南願意閱讀“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成員寫的作品，他會發現大量有關“修改憲法或政治改革”的建議，也有很多他宣稱並不存在的“理智的爭論與討論”……

這已經是老調重彈了：當激進派真正擁有一個美好社會的計劃時，他們被譴責為束縛千姿百態的社會；當他們沒有制定出計劃來的時候，他們就被譴責為空想。那些反對實質性改革的人總會找到理由這樣做的……

——致編者，《時代》，1968

在我們種族主義的文化里，固執的態度和行為已是家常便飯。如果期望它很快會被消除，不切實際地希望這一代人能獲得兄弟般的感情，那我們就太愚蠢了。如果我們能夠按照那些原則來使之付諸行動的話，那我們就會做得很好。也許將來在更真實、更富人文精神條件下成長的一代，會從外在的攤從轉向內在的信念。但是對於現在來說，即使為取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一有限的目標，我們也必須依靠對聯邦立法進行補充，要求它得到有力的貫徹執行（不同於1964和1965年的條款），對相當多的社會動亂有所準備……

如果變革會自動到來，那就更好了。加強立法不是一種理想的方式。但是考慮到為時已晚和反對派的固執己見，這顯然是誰一的方式。有人會認為，強行改革不能產生持久的結果；人們不能立法以反對偏見；國家方式不能改變大眾方式。但是這種觀點搞錯了平等立法的基本用意，平等立法的目的不在於消除偏見，而在於減少偏見的外在表現。立法只能做到這一點。因此只能強化法律，只能讓人民被迫去遵守法律，而不管他們對法律有什麼樣的感覺。有人甚至還這樣認為——像高登·阿爾伯特（GordonAlport）的書《偏見的本質》中的觀點那樣——從長遠觀點着，強行改變外在行為最終會影響內在的信仰，使二者走向更大程度的一致……

歷史不是一個必然的永遠進步的故事，不管美國人多麼偏愛那種觀點。改革的衝動在達到目標之前經常會傳播開來，在一種逆反傾向中把以前的成果全部抹殺。1967年，就像在1877年（第一次“重建”）時一樣，出現了這種趨勢實際上已經開始的明顯信號。如果沒有受到阻力的話，它可能會加速前進。我們幾乎付不起驕傲自滿、不思進取的代價——就像他們一樣可憐。

如果說在種族平等方面能取得什麼進展的話，那將需要艱苦的努力才能獲得——不能靠想像中時間之恩賜，或上帝的降福。

——《一個公民權利的讀者》前言

（利昂·弗里德曼編）1967

約翰·邦扎爾對怯懦和悲傷十分氣憤。他特別不再歡以輕視態度對待這個一冷酷、實用”（即“真實”）的政治世界的人，他們試圖把它變為它不是的某種東西（如種族或神學），然後對估計不足的失敗進行嚴厲譴責。在這樣做的時候，邦扎爾宣稱（在他的新書《美國的反政治》裏）他們拒絕承認政治——它的付出和索取，它的妥協和調和——是一個民主社會真正的需要，這個社會力求以最低限度的壓力來調控個人與集體利益問不可避免的衝突。政治只有一種有效的作用：避免固有的、容易導致分裂循社會經濟問題憂亂社會“共同的基礎”。

邦扎爾宣稱他支持原則政治，但是跟着就用一種使事物看起來可笑的、被誤導的、讓人無法認同的方式闡釋我們歷史上偽所有事例。在這種解釋過程中，他歪曲了那種歷史的一大部分。最突出的例子是他對平民主義者的解釋。邦扎爾把他們的領袖描寫為被一種“陰謀理論”迷住了，說他們反問米特人，恐懼盎格魯人，是恐英的和鄉土主義者，還說他們專心致力於空洞或不適合或二者兼而有之的改革計劃。在這種描寫中除了真理，什麼都寫到了。邦扎爾把他對平民主義的理解建立在十到二十年前風行一時的舊模式上面，但這種理解很快就被有效地粉碎了……因為邦扎爾既沒有意識到近來的學術發展，也不願意承認對他論美國左派歷史的簡單化觀點所提出的挑戰……

梅瑞狄斯開始了他的從孟斐斯到密西西比的遊行示威，他說，黑人什麼都不怕。他原來就相信這一點嗎？僅僅是幾年前，當他試圖與奧爾小姐共結連理的時候，梅瑞狄斯親身體驗了一場盎格魯一薩克遜人的怒火，那怒火一直在那裏等待着膽敢向既有模式挑戰的人……

假如海瑞秋斯沒有遭到槍擊，他會安然無恙地完成他的示威進軍嗎？我想通常的反應是，他完成這次示威是因為他幸運地受到名聲和公開性的保護。普通黑人農民永遠不會愚蠢地認為自己的寂寂無聞和孤單無助同樣會是一種保護。幾乎沒有人（不管他們是什麼複雜的種族）有能力平靜地面對隨時可能出現的肉體傷害，也許是死亡。有的人也許會裝模做樣地告訴別人他們能，有的人會天真地期望他們會。聽到梅瑞秋斯被槍擊後人們表現出震驚，這是因為人們心中先有一個假設認為“他們不敢！”但是他們真的敢……黑人社會裏對此可能會出現的常人的反應——梅瑞狄斯身上有某種超人的東西——不是減少了恐懼，而是加倍地恐懼。加倍的憤怒。加信的幻想破滅的感覺，再不相信繼續依靠非暴力的方式會帶來好處。

在日積月累的沮喪感的重壓下，公民權利運動在梅瑞狄斯示威前開始轉移了陣地，這一轉變有由於黑豹黨（BlackPanthers）的新近出現而得到了戲劇性的象徵表現。拒絕“政治”，強調“黑色”，他們拒絕了迄今為止被神聖化了的反種族隔離的策略。誰會說他們的“異化”不是對白人美國那種似乎永無止境的託詞的一種適當的反應呢？

海瑞狄斯被槍殺註定要擴大到未受影響的階層中去。他開始他的示威進軍是為了表示“進步”並激起希望。受到一顆子彈的激勵么？在海瑞狄斯被打倒的時候還有希望嗎？難說。梅瑞秋斯這位認知上的樂觀主義者已經無意中在民權階層內加強了日益增長的悲觀主義。

——《鄉野之聲》，1996

貶低對我們政策和制度的一切結構批評的對立面就是誇大“司空見慣的政治”的成就，暗示我們的政治制度在調和階級和利益集團的關係方面做得是那麼出色，以至於無需尖銳的反對和抗議。“左派對美國社會的批評……看不到我們民主制度創造性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使美國集中的經濟權力越來越服務於整個社會”。

邦扎爾指的是什麼？肯定不是指百分之二的美國家庭擁有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全部企業股票（一種自20年代以來的不斷增長的集中）。也不會是兩三百個家庭控制着150家“超級公司”的大量股票。當然也不是指1959年19個收入超過500萬美元的美國家庭中有五個根本不交收入所得稅，而交稅最多的家庭中沒有一家是來自剩下的14家當中。

邦扎爾喜歡把我們的政治制度與極權主義制度進行對照。他宣稱，我們的制度重視創造，為對立的力量提供自由競爭、獲取民眾支持的機會，保證“社會中的差別得到同情的理解、理性的討論與和平的解決。”

既然我和邦扎爾都生活在同一國度里，那麼至少是生活在不同的思想領域內。對於我來說——那些應受到譴責的左派之———邦扎爾關於極權主義制度的定義並不直接反對我們的制度，而是與之非常相似：一個“封閉社會的穩定而有紀律的世界，其重心是保持穩定。和諧、統一、秩序——這些是要考慮的主題。”

——《鄉野之聲》，1967

今天，我們並不缺少對美國權力的批評。與很多激進的批評家不同，喬姆斯基（NoamChomsky，在《美國權力和新官僚》中）並沒有通過誇大那些國際上反對我們的人的純潔或善良來建立起他自己反對我國外交政策的方案。他機智地反對美國官方的觀點，即認為我們的干預主義政策只不過是對蘇聯侵略的一種防禦反應，我們的干涉只是為了保衛亞洲（或非洲或拉丁美洲）免受共產黨極權主義的威脅，同時他也……指出蘇聯以其野蠻和欺騙鞏固了它的東歐帝國。他知道反對我們帝國主義冒險的力量非常強大，因此，無需掩飾我們“對手”的力量……

另外，他強調說…。最後我們來到了巴黎的談判桌前，不是因為和平運動已經使我們有權干預別國事務的思想產生了根本的變化，而只是因為公眾已經逐漸感覺到捲入越南正在讓我們付出太多的代價…人們可能說，喬姆斯基錯誤免把和平運動沒有產生根本性的成果看成是不願意為他們去嘗試…但基本事實仍然如喬姆斯基所陳述的那樣：大多數反戰人士認為約翰遜是一個篡奪權力人，越南是一個失誤；一般來講，他們認為，我們不干涉別國的事務——或者當我們干涉的時候，那只是因為有人一定要強制推行某種一可以接受的”社會和政治的組織模式……自由派知識分子已做出很多努力來鼓勵這種在我國（尤其在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中）現已很普及的觀點：大眾是“客體”，不能夠表達政治，應由一方或另一方來“控制”他們。這種觀點的影響不言自明

——《新共和》，1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