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今天的法律
讀者已經通過全書看到，在我國，從斯大林時期的最早年代起，從來沒有過政治犯。所有從你們面前驅趕過去的那成百萬群眾，那幾百萬犯刑法第五十八條的人，統統是一部刑事犯。
更何況能言善辯的、總是那麼快活的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在某處的講台上不是笑容可掬地一再聲明：政治犯？沒有！！我國可沒有政治犯！
是啊，悲傷痛苦是容易忘卻的，那座山是可以繞過去的，人身上的傷口是容易癒合的。因此，我們幾乎信以為真了！甚至有些老囚犯也信以為真了。明明白白是把幾百萬囚犯釋放了嘛！那麼，政治犯已經沒有了，應該是這樣吧？要知道，我們已經回來，親人們也回到了我們身邊，朋友和熟人也回來了呀。我們城市知識界的圈子也像是擴大和充實了，團結起來了。睡過一夜醒來看看，家裏並沒有什麼人被抓走，朋友們打電話來，也都在各自家裏嘛！倒也不是已經完全相信，但總難免這樣想：現在基本上沒有政治犯坐牢了。即使還有幾百名波羅的海沿岸國家的人至今（一九六八年）還沒有被放回他們本國，儘管對克里米亞韃靼人的詛咒還沒有解除，但看樣子也不會拖很久了……從外表上看，總是（斯大林時期也曾是）一切都光潔清凈，什麼也看不見。
而尼基塔馬不停蹄地到處演說：“不論我們黨內，還是我們國內，今後永遠不會有這種現象和這類事情！”（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二日，在新切爾卡斯克事件之前。）
新切爾卡斯克！它可以說是俄國的一個註定會發生最大不幸的城市。好像內戰時期給它造成的傷痕還不夠似的，它又一次鑽到屠刀下面去了。
新切爾卡斯克！整個城市，整個城市的暴動被徹底乾淨地鎮壓下去，被完完全全地隱藏起來了！赫魯曉夫時代也一如既往，使一切消息都消失在一片漆黑中，使人們全都閉目塞聽。因此，不僅國外關於新切爾卡斯克事件一無所知，西方電台沒有向我們作出解釋，甚至那口頭傳聞的地火也被完全踏滅在該市的周邊上，沒有蔓延開來。所以國內大部分同胞甚至連這個事件本身也沒有聽說過。這就是一九六二年六月二日的新切爾卡斯克事件。
那麼，就讓我們根據搜集到的一些材料在這裏對它作些介紹吧。
如果我說這個事件是俄國現代史上一個重要的關鍵性事件，我想我並沒有誇大它。除開三十年代初期伊凡諾沃市紡織工人的大規模的（但是和平結束的）罷工之外，新切爾卡斯克爆發的事件要算是四十年來（喀琅施塔得，唐波夫省，西西伯利亞之後）的第一次真正的人民起義，它是一次未經任何人組織的、沒有人領導的、並非有意製造的起義，它是人們心靈的呼聲，它表示：再也不能這樣生活下去了！
一九六二年六月一日，星期五，在全蘇聯宣佈了赫魯曉夫的又一個得意的、經過深思熟慮的決議：提高肉和黃油的價格。而根據另一項與提價毫無關係的經濟計劃，恰好從這天開始要在龐大的新切爾卡斯克電氣機車製造廠（簡稱；新電機車廠）實行一項新的、降低計件工資定額的規定（降低幅度達百分之三十）。這一天大清早，兩個車間（鍛造車間和冶鍊車間）的工人們，儘管手時報聽話，慣於忍受，尾巴夾得緊緊的，這時在物價和工資兩面夾攻的逼迫下，也實在沒法勉強自己幹活了。大家情緒激動，哇啦哇啦地議論起來，漸漸變成了一個自發的群眾大會。在西方這本是習以為常的事，可是在我國卻是非同尋常的。工程師們和總工程師都來勸說工人們幹活，但無效。這時廠長庫羅奇金來了。工人們問他：“我們今後靠什麼生活？”而這個餵飽肚子的混蛋卻回答說：“從前吃肉餡包子，今後就將就着吃果醬包好啦！”這句話激起了眾怒，要不是他和他的侍從們跑得快，恐怕他早就被工人們撕碎了。（假如他不是這樣回答的話，說不定事情也就平息下去了。）
到了中午，罷工已經蔓延到整個龐大的新電機車廠全廠。（工人們還派了聯絡員到其它廠去，其它廠有些動搖，但最後還是沒有支持。）從羅斯托夫到莫斯科的鐵路線就在離工廠不遠處經過。不知是想使莫斯科儘快知道這件事，還是打算阻止利用鐵路運送軍隊和坦克來，總之，許多婦女跑到鐵路線上坐下來，阻止火車通過。同時有些男人便拆下了鐵軌，構起了鹿砦。罷工的規模異乎尋常了，在整個俄國工人運動史上也並不多見。工廠的建築物上掛出了大字標語：“打倒赫魯曉夫！”“把赫魯曉夫做成臘腸！”
在這同一時間裏，武裝部隊和民警部隊開始向工廠所在地區集結（工廠和附近的工人新村路新切爾卡斯克市區三、四公里，位於圖茲洛夫河的另一岸）。坦克從市區開到了圖茲洛夫河畔，佔據了通往市區的大橋。從當天傍晚到次日早晨橋上禁止通行，市區停止一切交通。工人新村裡這一夜也不平靜；當夜大約有三十名所謂“帶頭閑事”的工人被逮捕，關進了市區的民警局大樓。
從六月二日凌晨起，市區的其它工廠（但遠不是全部）也開始罷工。新電機車廠里自動召開了全廠大會，決定進城遊行，要求釋放昨晚被捕的工人。遊行隊伍（順便說一下，起初只有大約三百人。人們害怕嘛！）包括婦女和孩子們，舉着列寧的畫像、和平的標語牌從坦克旁邊走過橋去，沒有遭到禁止。隊伍繼續沿着上坡路向市區進發。這時便漸漸有些愛看熱鬧的人、其它工廠的工人和一些孩子們加進來，遊行隊伍迅速壯大了。進入市區后，人們便在這裏或那裏攔住過路的卡車，跳上去發表街頭演講。整個城市沸騰起來了。遊行隊伍沿着新切爾卡斯克市的主要街道莫斯科大街向前行進，一部分遊行工人去衝擊市民警分局的大門，企圖闖進去，他們以為被捕的工人關在這裏。民警局大門緊閉，民警從牆內用手槍向工人射擊。莫斯科大街的盡頭有一座列寧紀念像。紀念像坐落在一個街心公園裏，繞過公園的兩條小馬路通向蘇共新切爾卡斯克市委大樓。（沙皇俄國時代這裏原是哥薩克長官的官邪。白俄將軍卡列金“就是在這裏自殺的。）所有街道都擠滿了人，而這裏，市委大樓前的廣場和街心公園，尤其擁擠。許多孩子為了能看得清楚，爬到街心公園的樹上去了。
可是，黨的市委大樓里這時已空無一人：全市的當權者都及時地逃到羅斯托夫市去了。市委大樓內部：玻璃被打碎，文件亂扔在地上，就像內戰時期撤退一樣。二十來個工人穿過大樓內部，出現在寬大的陽台上，向集攏在廣場上的群眾發表一些雜亂無章的講話。
這時已是上午十一點。市內已經完全看不到民警，軍隊卻越來越多、（過的確很形象；剛有點風吹草動，民政當局就躲到軍隊身後去了。）武裝士兵佔領了郵局、電台和銀行。這時整個新切爾卡斯克已被軍隊完全封鎖，任何人一概不許出入。（為了執行這項任務，還動員了羅斯托夫幾個軍官學校的學員，其中一部分人留守羅斯托夫，擔任巡邏。）”幾輛坦克從遊行隊伍走過的同一條路沿着莫斯科大街朝市委大樓轟轟隆隆開過來。有些男孩子抓到坦克上面，堵住它的盼望孔。坦克開始空彈射擊，街道兩旁的窗戶和櫥窗響起一片玻璃破碎聲。孩子們嚇得跳下坦克跑了。坦克繼續向前開。
那麼，這個城市的大學生呢？新切爾卡斯克是個大學城啊！大學中哪裏去了？……工業大學、其他大學和一些中等技術學校的學生從清早便被鎖在宿舍和學校建築物里，不許出來。校長們真機靈！不過，我們還是要說：那些大學生的公民責任感也並不很強。大概他們自己也樂得有這樣一個託詞吧。當代西方國家那些造反的大學生（或者是從前我們俄國的大學生）大概不會是一道門鎖能夠阻攔得住的。
市委大樓里似乎有人開始扭打了。在陽台上講話的工人一個一個被揪進樓里。陽台上出現了軍人，越來越多。（斯捷普勞改營管理局的軍官們不也是這樣從陽台上觀看肯吉爾暴亂的嗎？）一隊衝鋒槍手開始從大樓前面的小廣場上逼迫群眾後退，把人們逼向街心公園的鐵柵欄。（不同的目擊者異口同聲地說：這些士兵是少數民族士兵，是從軍區的另一端剛剛調來的高加索人，用他們把剛才守衛在這裏的當地衛戍部隊替換下去了。但是，原先守衛在這裏的那隊士兵是否也接到過開槍命令呢？是否開槍命令末被執行？是否接到這項命令的大尉沒有下令開槍，而是自己在隊前開槍自殺了？關於這些情況，目擊者的說法互不一致。有一位軍官自殺，這個事實是大家都證實的。但是人們講的細節不夠清楚，而且誰也說不出這位有良心的英雄的確切姓名。）人們被士兵們逼迫着向後退，但是誰也沒有想到會發生什麼災禍、這時，不知是誰下了命令民總之。是這些士兵舉起衝鋒槍來，朝着群眾頭頂上射出了第一排齊射。
也許普利耶夫將軍並沒有打算立即向群眾開槍，但是事件卻按照它自己的規律開始發展了：朝着群眾頭頂上射出的第一排槍彈飛向街心公園的樹冠，打中了爬到樹上看熱鬧的孩子們，死傷的孩子紛紛從樹上落下來。這時，自然，群眾發出了憤怒的吼聲。而士兵們，不知是按照命令還是看見鮮血之後失去了理智，或者就是由於害怕，便朝着吼叫的群眾開始了密集射擊，而且使用的是爆炸子彈。（讀者還記得肯吉爾發生過的事吧？在崗樓旁邊死傷十六人的那次？）人們倉皇逃命d團在街心公園兩旁的小馬路上。但是士兵們卻如若逃跑者的後背繼續射擊。直到街心公園外面的廣場上，列寧紀念像附近，原先的普拉托夫大街直到莫斯科大街一帶完全沒有人了，才停止射擊。（一位目擊者說：當時的印象是到處都躺着死屍。當然，其中許多人是受傷的。各種材料都相當一致地證實：當場被打死的有七十至八十人。）接着，士兵們開始尋找並徵用汽車和公共汽車，把死傷的人們抬上去，運進用高圍牆圍住的部隊醫院、（在隨後的一兩天內，公共汽車的座位上仍然留着斑斑血跡。）
這次也同在肯吉爾那次一樣，用電影攝影機把街上的暴亂者拍攝下來了。
射擊停止了。恐怖過去了。又有一些群眾向廣場擁過來，於是士兵們便又對他們開了槍
這是中午十二點到一點之間的事。
一個細心的見證人當日下午兩點看到的情況是這樣的：“市委前面的廣場上停着八輛不同型號的坦克。每輛前面有一隊士兵。廣場上幾乎空蕩費的，只有幾小撮人，大都是年輕人，他們在那裏對着士兵們喊叫些什麼。廣場的瀝青地面上的低洼處聚着一攤攤血。我並不誇大，在那以前我真沒有想到過血還會積聚那麼多。街心公園的長凳上沾滿了鮮血，那裏的沙土小路上也血跡斑斑，下部刷成白色的樹榦有的也被血染紅了。整個廣場上佈滿了坦克履帶壓出的痕迹。一面紅旗斜靠在市委大樓正面的牆上，這是示威者拿的大旗，旗杆上面還掛着一頂灰色鴨舌帽。帽上也濺上了鮮血。而市委大樓的正面依然掛着那幅已掛了很久的紅色橫幅大標語。‘黨和人民是一體！”’
年輕人們朝士兵這邊走近了一些，數說著羞辱他們，詛咒他們：“你們怎麼會幹出這種事問”“你們向誰開槍啊？！”“你們是對人民開槍！”士兵們則辯護說：“不是我們！我們是剛剛調來，剛剛換防的。我們什麼也不知道。”
看！我國的殺人犯們幹得多麼麻利（可是人們卻說只是些什麼“笨手笨腳的官僚”）：他們已經及時地把那一隊士兵調走，調來了另一批不了解情況的俄羅斯人士兵了。看來，普利耶夫將軍對自己的專業確實內行。
漸漸地，到下午五、六點鐘的時候，廣場上又重新集結了許多人。（新切爾卡斯克人真是勇敢本市廣播電台不住地重複一句話：“公民們，不要受挑撥者的影響！回家去吧！”廣場上站着拿衝鋒槍的士兵。地上的血跡還沒有沖刷掉。可是。人們卻又集攏過來了。）憤怒的喊叫聲。不僅如此，又形成了一個自發的群眾大會。這時人民已經知道有蘇共中央的六名高級成員乘飛機來到了新切爾卡斯克，（哼；很可能在第一次射擊之前就到了吧？）其中當然包括米高揚（處理布達佩斯之類問題的專家）。弗羅爾·科茲洛夫、蘇斯洛夫（其餘幾個人的名字，人們說的不準確）。她們住在騎兵軍官進修學校（從前是士官武備學堂）大樓里、就像住進了一座要塞。新電機車廠派了一個青年工人代表團去向他們說明事件經過。人群里喊着。“讓米高揚到這裏來！讓他親眼看看這些鮮血！”不，米高揚是不會來的。大約下午六點，倒有一架直升巡邏機在廣場上低空盤旋，進行觀察。然後飛走了。
進入騎兵軍官進修學校大樓的工人代表很快就出來了。一切都已協商好：士兵的警戒哨放工人代表進去，然後由軍官們陪同他們登上市委大樓的陽台。廣場上立刻靜下來，鴉雀無聲。代表們向群眾傳達說：已經見過各位中央委員，向他們說明了這個“血腥的星期六”的全部經過，當科茲洛夫聽說孩子們隨着第一排槍聲紛紛從樹上掉下來的時候，他都哭了。（有誰了解這位弗羅爾·科茲洛夫嗎？誰了解這個列寧格勒的黨內蠢賊的頭子、最殘酷的斯大林分子嗎？說他哭了？！……）代表們還說：中央委員們答應一定要查清這個事件，嚴懲肇事者。（是啊，在特種勞改營也是這樣答應我們的！）現在呢，大家儘快散開，回家去吧！不要在市內製造混亂！
但是，群眾並沒有散開！傍晚時，人聚得更多了。看，這些無所畏懼的新切爾卡斯克人！（有人傳說，政治局的這個工作組在當天晚上曾作出決議，要把全市居民一個不留地強制遷移到外地去！我相信這一點，因為整個民族都遷移了，一個市的居民算得了什麼！當年強制遷移各民族時呆在斯大林身旁的不也就是這個米高揚嗎？）一晚上快九點鐘的時候，曾試圖用坦克把市委大樓前面的群眾驅走。但是，坦克手們剛要發動馬達，人們就緊緊地把坦克圍起來，關閉了頂蓋，堵死了瞭望孔。坦克沉寂了。衝鋒槍手們站在一套Z並不想幫坦克手的忙。
又過了一小時，幾輛坦克和裝甲運兵車從廣場的另一面開過來。上面配備着衝鋒槍手掩護。（本來嘛，我們是有豐富的作戰經驗的；我們不是把德國法西斯都打敗了嗎！）坦克和裝甲車高速前進（兩旁便道上的青年人們對它們吹口哨。大學生們這時已經放出來了），終於把莫斯科大街和普拉托夫大街的行車道清理出來了。
一直到半夜時分衝鋒槍手才開始對空打曳光彈，群眾才慢慢散去。
（人民怒潮的力量啊I你能夠多麼迅速地改變一個國家的狀況呀！昨天夜裏，宵禁還顯得那麼威嚴可怖，不容冒犯；而今天此時卻是全城的人都在街上遊逛。吹着口哨。莫非這就是隱藏在半個世紀的外殼下面的東西嗎？——如此迥然不同的人民，迥然不同的空氣？）
六月三日，新切爾卡斯克廣播電台播送了米高揚和科茲洛夫兩人的講話。科茲洛夫並沒有哭。他們也沒有再許諾要查明當權者中的肇事者。他們在講話中只提到：這次事件是由敵人挑動起來的，而敵人一定會受到嚴厲懲。、（是呀。廣場上的群眾早已散開了嘛！）米高揚還說，蘇聯軍隊根本不許裝備達姆彈，所以那些達姆彈肯定是敵人使用的。
（但是，這些敵人是誰？……他們是用什麼降落傘空降來的呢？他們現在跑到哪裏去了？哪怕揪出一個來叫我們看看也好嘛！哎，我們已經太習慣於受人愚弄了。只要對我們說一聲“是敵人”，我們就似乎全都明白了……就像中世紀時人們提到魔鬼一樣……）一市區商店裏的商品頓時豐富了：出現了黃油、灌腸以及其它許多本市商店裏好久沒有看到過的、只有在首都的商店才能買到的商品。
所有受傷的人從此便不知下落，誰也沒有再回來、相反地，死傷者的家屬（他們總一要尋找自己家的人吧！這就暴露了自己。……）全被放逐到西伯利亞去了。其他許多有牽連的人、被記住的人、被抽入照片的人也都遭到同樣命運。對被捕的遊行參加者進行了一連串的秘密審判。也有兩次審判是“公開的”（旁聽證只發給各企業黨的幹部和市委直屬機關工作人員）。其中一次公審是審判九名男子（全判槍決！）和兩名婦女（各判十五年徒刑）。
市委成員原班人馬未動。
這個“血腥的”星期六之後的第二個星期六該市電台廣播說：“電氣機車製造廠的工人同志們保證要提前完成七年計劃！”……如果當初的沙皇不是那麼軟弱無能，他在一月九日那天本來也可以想到在彼得堡逮捕一些舉着神幡的工人，並且給他們貼上匪徒的標籤的。“那就可以宣佈：根本沒有發生過什麼“革命運動”。
例如，在新切爾卡斯克事件的前一年，一九六一年，亞歷山德羅夫市的民警把一名被拘留的人毆打致死，後來又禁止人們抬着死者棺材經過民警派出所l‘帥IJ送往墓地。因此，群眾忍無可忍，一把火燒掉了這個派出所。馬上開始了大逮捕。（穆羅姆市也發生過類似情況，時間相隔不久。）那麼，今天該怎樣審理這些被捕的人呢？在斯大林時期，一個裁縫往報紙上插了一根針，因為他插得不是地方，以致按刑法第五十八條被判了刑。現在判罪的手段比那時高明多了；搗毀井燒掉派出所也可以不算政治事件，可以說成是“一般土匪行為”。上面下達的指示就是這麼寫的：“群眾性的風潮”不算政治行動。（訪問：那還有什麼能算是“政治”行動呢？）
這樣，我們國內就再也沒有“政治犯”了。
可是，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內另外還有一股從未枯竭過的水流，它一直在流着，這些“罪犯”從未受到過“能夠起死回生、復活萬物的陽光雨露”的滋潤……這股不竭的水流不管是在“破壞了列寧主義準則的時期”，還是在“恢復並遵守了列寧主義準則的時期”，幾十年來一直沒有間斷過，而在赫魯曉夫當政之後變得更加壯闊了。
這是那些宗教信徒。反抗新一輪封閉教堂的惡浪的人。被趕出修道院的修士。頑固的教派分子，特別是拒絕服兵役的，對這些人可就別見怪了，這是直接幫助帝國主義，按照我們這個溫和時期的作法，頭一次就只給你五年吧！
不過，這些人當然更不能說是政治犯了。他們是“宗教犯”，對他們應該進行教育。我們這裏的教育方法是：單單因信仰而被開除工職，派一些共青團員去砸他們家的玻璃，用行政命令迫使信徒們去聽反宗教的講演，用汽焊把教堂的大門切下來或者用鐵索套住教堂的圓屋頂，然後用拖拉機把它拉倒，用水龍帶驅散作祈禱的老太婆們。（法國共產主義者們，這就是你們所說的“對話”嗎？）
正如勞動者代表蘇維埃的代表對波察耶夫市的修道士們所宣佈的那樣：“假如我們真按蘇維埃的法律辦事，那就得等待很長時期才能到達共產主義！”一因此，只在萬不得已時，當“教育”措施不能奏效時，才必須藉助法律。
不過，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大大顯示一下我國今天的法律確實像鑽石般光輝燦爛，高貴無比：我們今天不像斯大林時期那樣搞秘密審判了。也不搞缺席審判，甚至不搞半公開的（即只允許一部分人旁聽的）審判。
現在我手頭有一份審判記錄。時間是一九六四年一月，地點是頓巴斯的尼基托夫卡市，被告是五名浸禮派教徒。
審判經過是這樣的：先把那些從外地遠道來參加旁聽的浸禮派教徒們關進監獄，關押三天，借口是必須弄清他們的身份（審判結束之前不放出來，同時也是要恐嚇他們）。把向受審者扔鮮花的人（自由公民！）關押十天禁閉。另一個記錄了審判過程的浸禮派教徒也被拘留十天，並且沒收了他的記錄（幸而保存下了另一份）。其他旁聽者進入審判庭之前，先把一些經過挑選的共青團員從旁門放進去，讓他們佔據前排座位。審判過程中旁聽席上不時有人叫喊：“給他們身上澆上汽油，燒死他們！”法官們並不制止這一類正義呼聲。法庭的拿手好戲是利用有仇的鄰居的證詞和受到恫嚇的末成年人的證詞：法庭讓一個九歲的小姑娘和一個十一歲的小姑娘出庭作證。（只要應付過目前這場審判就行，至於這兩個孩子心靈上會受到什麼影響，今後會怎樣，那就不管了。）小女孩的筆記本上寫着《聖經》裏的話，這就是“物證”。
受審者之一姓巴茲別伊，是個礦工，家裏有九個孩子。就因為他是浸禮派教徒，礦山工會委員會從來不給予他任何補助。現在，人們對他的小女孩尼娜，一個剛剛讀八年級的學生，採取威脅、收買（礦山工會委員會給予她五十盧布）和許願（答應將來安排她上大學）的辦法，迫使她在預審中捏造了一些關干她父親的異想天開的證詞：說父親曾企圖用變了質的甜汽水毒害她，還說在信教的人躲藏到森林裏去集體祈禱（因為在村裡祈禱要受迫害）的時候，她看到森林裏有一個“無線電發報設備，一棵很高的樹上纏着電線”。在這之後，尼娜為自己的捏造感到十分痛苦，她得了頭痛病，當局便把她送進精神病院，關在狂躁型精神病患者病房裏。儘管如此二開庭時還是把她帶出醫院，希望她還能在法庭上作證。但是她卻完全推翻了：“那都是偵查員親口告訴我的，是他叫我這麼說的！”沒關係！無恥的偵查員什麼都能夠應付：他判定尼娜在法庭上的作證“無效”，而在預審時的作證則是有效的。（這是我國法院經常使用的得意手法：在支持公訴的證詞不能成立時，他們就無視當庭審判，而把原先假造的預審證詞拿來作根據。他們會公然在法庭上說。“哎，你怎麼能這樣說呢？……你原先的證詞裏明明寫着……你在偵查時也說過……怎麼能推翻呢……這是要判罪的呀！”）
審判員們根本不想聽任何實質問題和事實真相。這些浸禮派教徒之所以受到迫害，就因為他們不願意接受一個由國家特派的無神論者來當他們的傳教士，而要求推選自己的傳教士。（按照浸禮教的教規，任何一個教徒都可以當傳教士。）對於這個問題，黨的州委已經明確指示了：要給這些人判刑，把他們的子女從他們身邊奪走。這個指示是必須照辦的，儘管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剛剛（一九六二年七月二日）才用左手簽署了“反對在教育方面實行歧視”的國際公約。那裏面就有一條規定：“父母應該有可能保證依照自己的信仰對孩子進行宗教方面和道德方面的教育。”但是，這一點正是我們所絕對不能允許的！任何人只要想在法庭上講一講實質性問題從而把案情真相進一步講清楚，他的活必然會被審判員打斷，轉移話題，擾亂他的辯論水平，就是：“既然我們已經計劃好要建設共產主義，那麼還會有什麼世界末日的到來呢？”
下面讓我從一位年輕姑娘葉尼婭·赫洛波尼娜在法庭上作的最後陳述中引用幾句吧。“這些年來，我寧願不去看電影，不去跳舞，而閱讀《聖經》和作祈禱。現在，你們卻只是因為這個就判我徒刑，剝奪我的自由。當然，作為一個自由人而生活確實是幸福的，但是，作為一個無罪的人而生活則更幸福。列寧說過：只有在土耳其和俄國還保存着諸如宗教迫害之類的可恥現象。我沒有去過土耳其，所以不知道那裏怎樣，而在俄國呢，就是你們所看到的這個樣子……？”法庭沒有允許她繼續講下去。
法庭判決是：二名判五年勞改，二名判四年勞改，多子女的巴茲別伊被判三年勞改。被告們高興地接受了判決，立即又作祈禱。於是，“工作單位的代表們”高喊：“判得太輕了！還得加重！”（得澆上煤油燒……）
一些有耐心的浸禮派教徒經過調查和統計，成立了一個“囚犯親屬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發行一種手抄的《會報》，報道對信徒的各種迫害。從這份《會報》上，我們看到：自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四年六月之間有一百九十七名浸禮派教徒被判刑，其中有十五名婦女。（一百九十七人全部有名有姓。委員會還調查了靠這些被判刑者贍養的、如今衣食無着的人口數字，是四百四十二名，其中學齡前的子女三百四十一名。）這些人大部分被判五年流放，但也有些人被判五年嚴管勞改，（就差沒有送到容條紋布囚服的特種營去了！）然後再加判三至五年流放。哈爾科夫州奧爾尚地方的茲多羅維茨由於信教被判七年嚴管勞改。七十六歲的阿連德也因信奉宗教被判刑。洛佐沃伊全家（父親、母親、兒子）一起被關進監獄。住在哈爾科夫州茲米耶夫區索科洛沃村的葉夫根尼·姆·西羅欣是衛國戰爭時雙目失明的一等殘廢軍人，他因為“用基督教思想教育自己的孩子”而被判三年勞改，他的三個孩子（柳芭、娜佳和拉婭）則根據法院判決必須離開他。
對浸禮派教徒布羅多夫斯基進行審判（尼古拉耶夫市，一九六六年十月六日）時，甚至公然利用顯系偽造的證據。被告抗議說：“這麼干未免太喪良心了吧！”法官則直率地告訴他：“法律就是要把你們這些人揉壞、壓碎、消滅掉！”
這就是法律！這還是“遵循了列寧準則的”那些年代的，不是所謂“不經過法院的迫害”！
不久前，人們看到了從勞改營里傳遞到外界的C·卡拉萬斯基的令人心驚膽寒的作品《請求書》。這位作者原被判刑二十五年，他服完了十六年（一九四四—一九六0）就被釋放了（顯然是根據關於“三分之二”的規定）。他結了婚。後來……到大學去了嗎？不！一九六五年突然有人來到他家宣佈：收拾東西跟我們走吧，你還有九年刑期沒有服完！
除了我們國家，世界上別處哪裏會有這樣法律？！給人們套上二十五年刑的鐵枷鎖，要到七十年代才能滿刑！可是，突然，頒佈了新的法典（一九六一年），規定刑期不得超過十五年。那麼，大概法學系一年級的學生也會懂得，原來的二十五年刑期當然該取消了吧！不，我們國家可不取消。在我們這裏，你啞着嗓子叫也罷，拿頭碰牆也罷——反正不取消。對不起，請你繼續服刑！
這類人並不算少。那些沒有趕上赫魯曉夫的“釋放流行病”的囚犯，和我們同一個作業班的人，同牢房的人，在遞解站邂逅的人，現今仍有不少被遺忘在勞改營里。我們過着恢復原狀的生活，卻忘記了他們仍然是被拋棄的，仍在憂鬱地、獃痴地、拖着沉重的腳步走在那一小塊被踐踏的土地上，生活在崗樓和鐵絲網之間。報紙上的照片換了人，講台上講話換了腔調，人們反對了一陣子個人迷信，然後便不再反對了。而被判刑二十五年的人們，受過斯大林洗禮的人們，依然在坐牢……
卡拉萬斯基的書里還談到另外一些人的同樣令人震驚的監獄生涯。
啊，酷愛自由的西方“左派”思想家們！啊，英國工黨的左派分子們！啊，美國、德國、法國的進步大學生們！對你們來說，這一切都算不了什麼。對你們來說，我這整本書一錢不值。只有當你們自己被人喝令“把兩手背過去！”時，只有到你們自己也蹣跚在我們的古拉格群島上時，你們才會恍然大悟。
不過，現在政治犯人數確實少多了，不能同斯大林時期相比：已經不是按百萬計算，也不是按十萬計算了。
這是不是因為法律改善了？
不是。只因為航船（暫時）改變了前進方向。現在同樣時而發生司法“瘟疫”，有了這些瘟疫就可以大大減輕司法工作者的腦力勞動了。甚至報紙也時而對那些善於讀報的人們暗示一點東西：如果報紙上近來關於“流氓行為”的文章多了，你就該明白：“機關”正在根據“流氓”這一罪狀大規模抓人；報道“盜竊國家財產”的消息了，那就是說：正在抓“貪污犯”。
現在的囚犯們從“移民區”寫來的信都是灰心失意的，他們說：
“想找公理和正義是徒勞的。報上寫的是一碼事，實際生活可是另一碼事。”
（維·伊·德．）
“我實在不願意繼續當一個被社會和人民遺棄的人。但是，到哪裏去講理呢？人們更相信偵查員的話，不會相信我。可是，偵查員，一個二十三歲的女孩子，她懂得什麼？她能夠理解什麼呢？難道她能夠想像到人們是怎樣擺佈別人的命運的嗎？”
（維·克．）
“他們不對案件進行複查，因為一開展複查，他們自己就得被精簡掉。”
（列-恩）
“現在只不過是把斯大林時期那一套偵查和審判的手法從政治領域搬到刑事案件領域來了，如此而已。”
（格·斯．）
把這些苦悶的囚犯們的話總結一下，我們就會明白：
l·不可能複審案件（否則，整個審判員階層就要垮掉）。
2．從前是根據第五十八條亂抓人，今天是根據刑事犯條文同樣在亂抓人。（否則，他們靠什麼吃飯？怎麼處置古拉格群島？）
換言之：如果一個公民想把另一個他不喜歡的公民除掉（當然，不是直接把刀子插進他的胸膛，而是合法地除掉）的話，他該怎樣進行才能萬無一失呢？從前，他只須根據刑法第五十八條第10分條寫一封告密信就行了。現在呢？他得先去找工作人員（找偵查人員、民警局的人、法院的人。反正這樣的公民就一定會有這樣一些朋友）去商量一下。打聽清楚今年什麼罪名錄時興？看看現在網是撒在哪一條法律條文上的？問問在哪一方面必須完成司法工作的定額？然後，他就可以在這一方面下手了，不必動刀子。
例如，強姦罪這一條就熱鬧了好一陣子，尼塞塔不知怎麼頭腦一熱，要求這種罪判刑不能少於十二年。於是各地成千把鐵榔頭齊舉，一概往十二年上“鉚”，鐵匠們不至於鬧着沒事幹了。可是這種罪是很微妙的，涉及私隱的，您琢磨一下，它跟五十八條第十分條有點相似：那是倆人之間的事，這也是倆人之間的事；那種事沒法查證，這種事也沒法查證，兩者都是避開見證人以——而法院需要的正是這個。
例如，列寧格勒的“斯梅洛夫案件”就是一例。兩名婦女被叫到民警局去了。“你們同男人們一起參加小型晚會了吧？”“參加了。”“發生了性關係嗎？”（關於這一點，民警已經掌握確切的告密信，事實已被確認）“發……發生過。”“那麼，二者必居其一：一是你們自願發生性行為的，另一種是並非自願。如果是自願的，民警局就把你們看作暗娼，你們就得交出列寧格勒市的居民證，在四十八小時內離開列寧格勒！如果不是自願的，那你們就得寫一份被人強姦的控告！婦女們，當然，無論如何不想離開列寧格勒。那麼，好了，兩個男子就按強姦罪各判十二年！
再看看米沙·亞·波塔波夫的案件吧。他是我在學校教書時的一位同事。問題全是鄰居吵架引起的：一是因為鄰居要擴大佔用面積未能得逞，二是因為波塔波夫的妻子，共產黨員，告發了兩個鄰居非法騙取養老金的事。於是鄰居就開始報復了！一九六二年夏天，波塔波夫生活得好好的，沒有任何值得擔心的事。突然，他被偵查員瓦休拉傳去問話，就一去不復返了。（讀者，您學習學習吧！在我國這樣一個法治國家裏，這類事也完全可能在任何一天發生在您身上，真的！）尤其使偵查工作容易進行的是：波塔波夫過去已經根據第五十八條坐過九年牢（再加上四十年代他曾經拒絕提供偽證控告他的同案人，這就更使偵查員惱火）。偵查員瓦休拉直率地對波塔波夫說：“我在想像中送你去重新坐牢的次數，比我頭上的髮絲還要多！遺憾的是，現在廢除了從前的法律。”波塔波夫的妻子跑來搭救丈夫，而偵查員瓦休拉黨對她說：“我真想唾你的臉！你算個什麼黨員！高興的話，我連你也送去坐牢！”（蘇聯副總檢察長尼·若金著文（《消息報》，一九六四年九月八日）稱：“某些文章和報道似乎力圖貶低偵查員的勞動，摘掉他頭上的羅曼蒂克的光環。其用意何在？”）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開庭審理米沙·波塔波夫案。指控他以到他家看電視為誘餌，強姦同院十四歲茨岡少女娜佳，姦汙五歲幼女奧麗婭。偵查筆錄以一個從未見過性行為的六歲男孩沃瓦具名，內行而詳細地描述了“米沙叔叔”和娜佳的這種行為。
這一切似乎都是沃瓦透過窗戶看到的，而他的身材根本夠不着窗戶，玻璃上結了冰，裏面還有小松樹和窗帘遮住。（請問：對於那些向少年兒童日接這類的話，從而真正糟蹋孩子心靈的人，該判什麼罪？）“被強姦的”娜佳已經懷孕六個月，但卻一直沒有告發，現在，當偵查員瓦休拉叔叔需要的時候，她就告發了。我們學校的許多教員要求參加旁聽，但不允許他們進去，不過這些人卻反倒因此得以在法院走廊里看到了父母們怎樣教給那些“作證”的孩子，怕他們在法庭上說錯話！教員們為此事給法院寫了一封聯名信，但這信引起的“後果”僅僅是區黨委把簽名的人一個個叫去，指責他們不信任蘇維埃法院，並且威脅要取消他們當教員的資格。（那還用說？應該把這類抗議扼殺在萌芽階段。如果社會輿論隨便發表起對法院的意見來，司法人員就別想過太平日子了。）不久，宣佈本判決：十二年嚴管勞改。事情就這樣結束了。了解外省情況的人們會知道，還有什麼辦法去反對呢？！沒有任何辦法。我們都束手無策。甚至自己也可能失掉工作。只好讓無辜的人去受苦！法院總是有理的，黨的區委總是有理的。（它們是互相有聯繫的，有電話嘛！）
本來事情就算告一段落了。過去一首都是扶梯的一
但是，事有湊巧。正在這個時候發表了我的小說《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它描寫了一個人很久以前遭到的無端災禍。這時，區委對我來說已經不再是那隻總能鎮住老鼠的貓了。於是我決心干預這件事。我寫信給俄羅斯聯邦最高法院；更主要的是我使《消息報》的記者奧·柴可夫斯卡婭也來干預了這件事。這樣，就開始了我們長達三年的鬥爭。
愚蠢麻木的偵查和司法的臃腫軀體之所以能夠存活，全靠着它是不會有錯的。這個軀體之所以有力，之所以信心十足，是因為它對自己的決定從不複查，任何一個法官都可以隨心所欲地判決並堅信不會有人來糾正他。為此，他們之間訂有一條秘密默契：不管上訴狀遞交到哪裏，哪怕遞到“超莫斯科”去，都要統統轉回原審理機關處理。而且任何司法人員（審判員和檢察長等），即使發現他們有濫用職權、感情用事、挾嫌報復、判斷錯誤或處理不當等情節，也都一概不受指責，不受懲罰。我們要庇護他們！保護他們！成為他們的擋風牆！正是因為能這樣作，我們的名字才叫“法律”！
既然已經開始偵查，結果卻不起訴，這怎麼行？！那不等於偵查工作放了空炮嗎？既然人民法院已經受理案件，結果卻不判刑，這怎麼行？！這不等於愚弄了人民審判員嗎？！法院不是白忙了嗎？！州法院對地方人民法院的案件進行再審？這意味着什麼？這等於在本系統內部增加廢品率！而且還會使自己的同事們感到不快。何必呢？！舉例說吧，由於告密而一旦開始的偵查工作，必然要以有罪判決而結束，而這判決則應該是不可能受到複審的。這樣，大家也就不會互相扯後腿。不要使區委為難，他們怎麼說，你就照辦好了；這樣，他們也不會使你為難。
還有一點也很重要：當代法院裏不需要有磁帶錄音機，也不必有速記員，只有慢條斯理地寫字的女書記員，她只會用兩個世紀前小學生寫字的速度在筆錄紙上慢吞吞地寫下一點什麼。這個審判筆錄並不當庭宣讀，審判員審閱和批准之前誰也不能看到它。只有審判員批准的東西才能構成法庭材料，才被承認是在法庭上發生過的。至於我們旁聽者在法庭上親耳聽見的，那都是雲煙，早已消散，不，它從未存在過；
在審判員的視野中始終有一張漆黑髮亮的真理的面孔，它就是合議室里的電話機。這個傳達上帝旨意的神壇是從來不會坑害人的，所以，只管照它所說的去做好啦！
可是我們呢，我們居然爭取到了上訴的權利，這真是空前的事。從此便開始了一個重新偵查的漫長過程，它一直拖了兩年。那些不幸的孩子長大了一點，他們想從自己過去作的偽證中解脫出來，把這一切都忘掉。但是，不行，父母們和新偵查員又對他們進行訓練了：你們該這樣說，不然的話，你媽媽會吃苦頭的；如果不判米沙叔叔有罪，就得判你媽媽有罪了。
我們終於來到梁贊州法院的法庭上。律師像往常一樣毫無權利。審判員可以駁回他的任何抗議，而這種駁回是不受任何監督的。照舊是利用仇人鄰居的證詞作根據，還是無恥地利用未成年人的證詞。（請與巴茲別伊的案件比較一下看。）剛一開庭，審判員不是對證人說：“你把事實經過說一說。”也不是要求他們：“你把真實情況說說。”而是要求證人：“你講講你在最初偵查時是怎麼說的！”而對於被告方面的證人的發言，審判員竟公然打斷他們，擾亂他們的思路，並且進而實行威脅：“預審偵查時你在證詞裏說的可是……現在你有什麼權利不承認它呢？”
女審判員阿夫傑耶娃不斷地對幾位陪審員施加壓力，就像一頭母獅對待羔羊。（順便說一句，現在到哪兒去找白髮蒼蒼的老法官啊！如今我國法院裏的審判員的職位幾乎全被一些善於看風使舵的狡猾女人佔據了。）她的頭髮像馬鬃一樣，說話像個男人，語氣堅定、強硬，她自己可能也為她那鏗鏘有力的聲音和談話的重要意義所陶醉了吧。只要審訊進程稍不如意，她就大發脾氣，甩尾巴，臉漲得通紅，打斷不中用的證人的話，威脅我的教員同事們。她說；“你們怎麼能懷疑蘇聯的法院呢？”“你們怎麼能設想是別人唆使孩子們那麼說的呢？那就公說．你們自己一定也在教給孩子們撒謊吧？”“集體給法院寫聯名信是誰策劃的？”（在社會主義國家，“集體行動”這個想法本身就是非法的！是誰？是誰？是誰？）檢察長克里沃娃（都是誰給她們選擇了這些貼切合適的姓氏呢？）面對這樣氣勢洶洶的審判員卻一聲不吭，毫無作為。
審判過程表明，一切指控都站不住腳。男孩子沃瓦不可能從窗外看到什麼；奧麗婭也把證詞全推翻了，根本沒有人糟蹋她；在可能進行犯罪活動的那些日子裏，波塔波夫的妻子一直卧病在家，躺在她家唯一的一間屋子裏，丈夫總不能當著妻子的面強姦鄰家的吉卜賽姑娘吧；這個吉卜賽姑娘在這之前曾偷過波塔波夫家的東西；吉卜賽姑娘平時經常夜不歸宿，儘管她只有十四歲，可在這之前就常在外面跟男人們鬼混。但是，蘇維埃的偵查員是不犯錯誤的！蘇聯的法院也不可能犯錯誤！判決——十年勞改！親愛的司法人員們，快慶祝勝利吧！偵查員同志們，不要動搖！繼續這麼幹下去！
這一切都是在《消息報》記者在場的情況下發生的！還是在俄羅斯聯邦共和國最高法院已經出面干預的情況下發生的！那麼，那些無人替他們出面干預的人該怎麼樣呢？……
後來，又經過將近一年的是非真偽的辯論和鬥爭，最高法院才終於作出裁決：波塔波夫無罪，恢複名譽，予以釋放！（他已經坐了三年牢……）那些教唆孩子們淫穢行為的人怎麼樣了呢？一點也沒怎麼樣。沒關係，失敗了就失敗了嘛！那麼，雄獅般的阿夫傑耶娃審判員總該有個污點，有些難堪吧？不，她仍舊是人民選舉的崇高司法代表。那麼，斯大林式的摧殘者瓦休拉呢？他仍在原處。仍任原職，連他那長指甲都沒有修剪一下。
堅守陣地吧，繁榮昌盛吧，司法階層！是我們為你而存在，不是你為我們！就讓司法制度成為你腳下的一塊毛茸茸的地毯吧。只要你覺得舒服就好！老早就宣佈過，在邁入無階級社會的時候，司法審判也將是無衝突的（為了反映出社會秩序內部的無衝突性）：在這樣的審判中，法院人員，檢察員，辯護人，甚至被告人自己，都將結為一體，奔向共同的目標。
司法工作這種可靠的穩定性使民警機關的日子也好過多了：它使民警可以毫無顧忌地實行“挂車”或者“犯罪口袋”的辦法。情況是這樣的，由於地方民警玩忽職守，動作遲緩，有時還是因為膽小怕事，犯罪事件接二連三地破不了案。但在表報里可一定要寫成業已偵破（即已結案）！這就得等一個方便的機會了。碰巧有一個好捏鼓的，揍蒙了的，傻頭傻腦的傢伙進了局子。所有這些沒破的案子都能往他脖子上套。這些全都是這個不法之徒一年之內作的案！讓他挨一頓“練”，再餓上兩天，什麼罪都能“認”，簽字畫押，數罪併罰，長期徒刑——本區的污點也就洗刷乾淨了。（在埃里溫附近的阿爾塔沙特，出了一件殺人案。一九五三年胡亂抓了一個人，安排了假證人，經過拳打腳踢，判了二十五年。可是一九六二年找到了真正的兇手……）
由於一切罪行都未能逃出法網，社會生活大大地健康化了，民警局的偵查員們拿到了獎金。
洗刷本區的污點還可以採用相反的方法：要做得好像根本沒有刑事犯罪。年老的前犯人伊萬·葉米利揚諾維奇·布雷克辛，六十五歲，蹲過十年牢（是我在馬爾非話“沙拉什卡”時的朋友），一九七八年七月在“旅遊者”消夏村黃昏街頭無人時遭到兩個年輕流氓的毒打和搶劫。他在公共汽車站躺了兩個小時，沒人管。後來被拉到附近德德奈沃的一家內科醫院。薩維利耶娃醫生根本治不了——但也不送他去外科醫院；儘管他說出了自己的姓名，年齡，她也不把傷者的情況通知醫療系統，甚至也不報告民警。被毆打者渾身血腫，腦出血，牙齒打掉，眼角出血，不但沒有得到治療，甚至沒人護理（衛生員喝醉了），整整三天三夜，躺在一張漆布上，後背泡在尿里。他的家人在這個村裡並沿着薩維約洛夫公路東奔西跑地找了他三天三夜，——可是醫生哪裏沒有報告呀。最後終於找到了，靠自己——不是靠醫院——想辦法從莫斯科叫了一輛復蘇急救車，拉到一位神經外科大夫那裏，大夫做了顱骨手術，但未能制止內出血。患者受了九天痛苦之後去世了。
當地的伊克山民警局收到了法醫鑒定，但並不忙着立案偵察，更沒有到醫院檢查血衣尋找線索。原因是捷捷來沃人人都知道這些本地的流氓，可是誰都怕他們。上面說過的那個女醫生薩維利耶娃協助高級偵查員格拉西莫娃（在詢問死者的妻子時她的辦公室里放着流行音樂），搞了兩個多月，偵查結論是：因受害者發生卒中，至使倒地時跌傷。這樣一來，沒什麼人可抓，犯罪沒有發生，本區是乾淨的。
願你在天國安息，伊萬·葉米利揚諾維奇！
有一年、上面號召要抓捕、審判、驅逐寄生蟲，打從這年以後，社會可就更健康了，法制可就更加強了。這項法令也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過去的極富彈性的第五十八條第十分條；罪狀也可以隨便說，用不着物證，而且你也沒法反駁。（對詩人伊·布羅德斯基適用了這一條，不是搞得很成功嗎。）
“寄生蟲”這個字眼他們一拿到手裏就做了巧妙的曲解。正是因為寄生蟲們——拿着高工資的遊手好閒者一坐上了法官的席位，對那些下班以後賣命掙點外快的貧苦勞動者和能工巧匠們的判決書才源源而來。瞧他們撲向所謂“寄生蟲”時的那個狠勁！那是飽漢子對餓漢子自古就有的狠心。阿朱別伊手下的兩個喪盡天良的記者（《消息報》，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三日）竟然無恥地聲稱：“把寄生蟲驅逐出莫斯科的距離還不夠遠哪！還允許他們接受親屬的包裹和匯款哪！對他們管製得還不夠嚴哪！”“沒有強迫他們從日出到日落地勞動啊”，就是這麼寫的：“從日出到日落”，一字不差。那是什麼共產主義的日出，是哪家的憲法需要這樣的農奴勞役制？！
我們列舉了使群島經常保持滿員的幾條重要的水流（同時還有永遠不會減少的“官盜”）。
那些整天在街上轉悠的，坐在指揮部里的，打掉被截住的人們的牙齒的“人民糾察隊員”也不白耽誤工夫。這些民警局指定的烏什庫尼克一或者衝鋒隊員是憲法裏沒有也不對法律負責的。
古拉格群島的補充人員是源源不絕的。雖然我國社會早已是無階級社會，儘管半邊天已經被共產主義霞光映紅，但是，我們卻不知為什麼已經習慣於這樣的事實了：犯罪現象不僅沒有消滅，而且不見減少。豈止如此呢，近些年來甚至不再向我們許諾要消滅犯罪現象了。三十年代確實許諾過：快了，快了，再過幾年就行了！現在呢，不再許諾了。
我國的“法律”是強大而旋轉變化自如的。它不同於地球上一切稱為“法律”的東西。
思想糊塗的古羅馬人想出過一條原則，說什麼“法律沒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可是，我們國家的“法律”卻有回溯效力！古老的反動諺語說什麼“法律是不能往回寫的”。可是，我們國家的“法律”就可以往回寫！如果說（最高蘇維埃）剛剛頒佈了一道新時興的法令，而“法律”當局很想把它適用於那些在此之前被捕的人們的話，那有什麼呢，滿可以適用嘛！對於買賣外幣的人和貪污受賄的人就是這樣辦的：地方當局，例如基輔市，把名單送到莫斯科來請求在名單上標出記號，應該對哪些人適用回溯效力（需要延長刑期或需要湊足“吃九克”的人數）。莫斯科也就標出了。回溯效力適用了。
還有一點，就是我國的“法律”能夠預見到將來。按常理說，在開庭審判之前誰也不可能知道審判將怎樣進行以及會作出什麼樣的判決。可是，不，你看，蘇聯的《社會主義法制》雜誌就在法院開庭審判之前把審判經過和判決全都登出來了。雜誌社怎麼猜中的？那你去問他們自己吧……
蘇聯總檢察署的機關刊物《社會主義法制》一九六二年一月份第一期。這期雜誌是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付印的。可是在該期第七三一七四頁上卻登載着格里戈里耶夫（格魯茲德）的一篇題為《法西斯劊子手》的文章。文章報道了在塔爾圖市舉行的對愛沙尼亞戰犯進行的公審過程。記者描述了詢問證人的情況、擺在審判席上的物證、對被告人的審訊（“殺人犯厚顏無恥地回答說……”）、旁聽席上的反應和檢察長的發言。最後，他報道說，對被告宣判了死刑。事實上這一切鑽正是這樣發生的，只不過是發生在一九六二年一月十六日（見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七日《真理報》），而這時雜誌早已印好並且出售了。（這是因為開庭時間推遲了，沒有及時通知雜誌編輯部撤稿。這位記者為此被判處強迫勞動一年。）
而且我國的“法律”也不知道有一種所謂“偽證罪”。它根本不認為作偽證是犯罪。我們中間有一支龐大的、專作偽證者的大軍，這些人過着逍遙自在的日子，進入應該受到尊敬的老年期，在金色的黃昏中消閑納福。整個世界上，整個人類歷史中，只有我國對偽證者關懷備至！
我國的“法律”也從來不懲處殺人犯審判員和殺人犯檢察長。他們都受到尊敬並擔任着原來的職務，而且還要工作很久，然後才光榮而尊貴地去度過晚年。
還不能不允許我國“法律”有所搖擺和發生急劇的轉變，因為這些都是人們激動的腦海中時隱時現的創造性思維所固有的特點。一忽兒法律轉向一個極端：這一年必須大大降低犯罪率！要少逮捕人！少判罪！被判刑人可以“交保釋放”！隨後，它又轉向另一極端。壞人還沒有被全部抓起來！不能搞“交保釋放”這一套！應該更嚴格地管理！判刑太寬！處決那些壞蛋！
但是，儘管遭到風暴的多次襲擊，我國這隻“法律”航船依然在莊重、威嚴而平穩地航行着。最高法院的法官和高級的檢察長們是富有經驗的，這些風浪打擊對他們來說不過是區區小事。他們召開幾次全體會議，發出自己的指示，於是，每一個新的、極其荒唐的方向性轉變就都會被解釋成是群眾早已盼望的、是我國整個歷史發展已經準備好條件而勢在必行的、是那“唯一正確的學說”所早已預言過的。
我們的“法律”航船時刻準備着應付各種搖擺和轉折。如果明天一聲令下，說必須再把意識形態不對頭的人抓幾百萬關起來，必須再次流放整個民族（原先被流放過的民族或者別的民族），或者必須流放整個發生暴動的城市，或者必須再給囚犯們掛上四塊號碼布，即使如此，這隻航船的巨大船體也幾乎不會顫動一下，它的船舶也絕不會傾斜。
這樣，就只剩下詩人傑爾查文“的詩句了，不過，對於這句話也只有親身體驗過的人才能真正有所理解，即：
“不公正的法律甚於搶劫。”
剩下來的也就是這一點。只有這一點保留下來了，仍然像斯大林在世時一樣，仍然像本書所描寫的所有年代一樣。《基礎》、《法令》、《法律條文》頒佈了許多，印刷了許多，有的互相一致，有的互相矛盾，但是，我國整個國家生活並不是依靠這些東西運轉的，也不是依據它們逮捕人的，更不是遵照它們進行審判和專家鑒定的。只有在極少數情況下（有百分之十五嗎？），只有在偵查和審訊的對象既不涉及國家利益，也不關係指導思想，而且不影響某官員的個人利益和安靜生活的情況下，司法人員才享有按照問題實質認真進行裁決的優惠條件，無須住什麼地方掛電話，無須清什麼人作指示。在其餘所有情況下，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不論是刑事案件還是民事案件，都無疑會觸及某些人的重要個人利益——集體農莊主席的、村蘇維埃主席的、車間主任的、工廠廠長的、房管所主任的、區段民警的、派出所所長或特派員的、主任醫師的、主任經濟師的、局長和司長們的、特別科科長和幹部科長們的、區委書記和州委書記們以及再上級、再上級的什麼人的個人利益。在所有這些情況下，電話便從一個安靜的辦公室打到另一個辦公室，談話的聲音不高、慢條斯理、語氣和善，人們會向你提出建議，糾正你。引導你——告訴你應該怎樣處理這個看來是小人物的案件，因為這個小人物身上有小人物所無法知道也無法理解的、比他高得多的人們的利益和想法錯綜地交織在一起。可是，那些輕信報紙的一般讀者對此一無所知，他來到法庭上，抑制不住為真理而劇烈跳動的心、面對着審判員們一張張睡眼惺忪的面孔熱情地、激動地陳述着自己準備好的合理而周密的論據，他根本不會想到案件的判決書早已寫好，而且沒有上訴機關，沒有時間和途徑讓你去糾正這險惡的、自私的判決，糾正這利劍般穿透你胸膛的不公正判決。
你所面對的只是一堵牆。這堵牆上的磚是用謊言的灰漿粘結在一起的。
我們起初把這一章題為《今天的法律》。但是，確切地說，應該把它題為《沒有法律》！
依然是那同樣詭譎的隱秘性和暗無天日的不公正充滿着我國的空氣，籠罩在城市上空，它比城市煙筒冒出的黑煙還要濃。
一個用鋼箍緊緊箍在一起的巨大國家矗立在世界上已經是第二個半世紀了，有的只是鋼箍，但是沒有法律。
後記
本書原不應由我獨自撰寫。最好是由熟悉情況的人分別撰寫各有關章節，然後在編輯委員會上互相補充，共同修改定稿。
但是，能夠這樣作的時刻還沒有到來。我也曾向某些人提議，由他們撰寫個別章節，他們沒有答應，而只代之以口頭敘述，或者把書面材料交給我，供我選用。我還向瓦爾拉姆·沙拉莫夫提議過共同編寫全書，他也推辭了。
按理，應該設一間辦公室。應該在報紙上，或者通過電台，發表廣告（“請踴躍響應！”），能夠有公開的私人信函往來，就像寫布列斯特要塞的情況時那樣。
但是，我不僅沒有可能這樣鋪開工作，反而不得不把自己的構思、信件、材料等等全部隱藏起來，分散到各處，對一切都嚴守秘密。甚至在寫這本書時我還不得不裝作正在從事別的工作。
我多少次提筆寫它，又多少次擱筆了。因為有一個問題我一直沒有找到答案；到底需不需要由我獨自來寫這樣一本書？我的力量能堅持到什麼程度？但是，當我看到在已經搜集的材料之外又有許多囚犯從全國各地紛紛寫信給我的時候，我明白了：既然此事註定要由我來作，那我就有義務去完成它。
必須說明：這一整本書，包括它的每一部，一次也沒有同時放在同一張書桌上過！在《群島》的撰寫工作最繁忙的時候，一九六五年九月，我的文件櫃遭到摧毀，我的一部小說“被沒收了。這時，我只得把已經脫稿的《群島》的各部以及為其它部分準備好的材料分散到各地去。從此全書就再也沒有集中到一起，因為我怕冒險，何況書裏面提到許多人的真實姓名。後來，我總是抄下一張備忘單，寫明應該在什麼地方核實什麼材料，到什麼地方去刪掉什麼，然後帶着這張清單從一處輾轉到另一處進行工作。是啊，這種惶惶不安的狀態和文字加工不足的情況也正是我國的受迫害的文學所具有的確切特徵。只好請讀者接受這樣一本書了。
我停止了本書的寫作並不是我認為本書已經完成，而只是因為我自己再沒有更多的精力寫它了。
我不僅請求讀者寬恕這一點，而且我要大聲呼籲：時機一到，一旦有可能，就請倖存的朋友們，熟悉情況的朋友們集會到一起，寫出有關此書的評論和註釋來；需要的話，就修改它，需要增加的地方就請增加（當然不能堆砌，類似之處可不必重複）。到那時，本書才可以說是完成了。願上帝保佑你們！
即使是現在這樣一本書，我能夠安全完稿也使我十分驚奇。我曾經想過多少次；不會讓我寫完它的。
我結束本書的時間正是一個具有紀念意義的、具有雙重紀念意義的年頭（這兩個周年紀念也算是互相有聯繫的），即：建立了古拉格群島的革命取得勝利五十周年和發明鐵絲網（一八六七年）一百周年。
這第二個周年紀念想必不會為人們所留意……
1958．4．27－1967．2.22
於梁贊市一隱居地
寫在後記之後
當時我很匆忙，因為預計我寫給作家代表大會的那封信引起的爆炸即使不把我毀掉，至少也將使我失掉寫作自由和接觸自己手稿的可能性。沒想到，信不但沒有使我被捕，反而使我的地位像磐石般穩固了。這時我才認識到：我有責任，也有可能把本書寫完，修改完。
現在，已有少數朋友看過它的原稿。他們幫助我發現了一些重大缺點。我未敢在更廣泛的範圍內徵求對本書的意見，即使將來會出現這種可能性，那對我來說恐怕也已經晚了。
在這一年中，我作了可能作到的一切，總算把它完成了。請讀者不要責備我寫得不全面吧，因為補充是沒有止境的。而每個稍微接觸過一些事實或進行過思索的人都可能增添一點什麼，有時甚至會增添某些珍貴的東西。但是，容量是有它自身的規律的。當容量已達到極限時，即使再擠進幾個小粒也會引起整個岩石的崩裂。
至於我描寫得不夠成功之處，有些地方可能重複或顯得鬆散或不當，只好請讀者諒解了。要知道，即使是這一年，也並不是安靜地度過的，而最後幾個月的情況更是像大地和書桌都在燃燒似的。甚至在進行這最後的編輯加工時，我還是一次也沒有看到過全書手稿合在一起，沒有在同一張書桌上放過全書。
有些人幫助了我。沒有他們，本書不可能完成，不可能傳閱，不可能保存下來。但是現在還沒有到我可以信任紙張而把他們的名字全寫在紙上的時候。他們自己理解這一點。我向他們致敬。
伊斯特聖誕島
1968年5月
又過了十年
今天，在被放逐的日子裏，我終於能安安靜靜地對此書做一次加工了，雖然已經是在全世界的人讀過它以後。又有二十來位當過囚犯的見證人給我提供了更正和補充的材料。
在西方這邊，我有了以前不能相比的利用各種出版物和新的插圖的機會。但是這本書不能再把這些全收進去了。它是在蘇聯的黑暗中依靠囚徒們記憶的震動和火花寫成的，它應當留在它生長的基礎上。
佛蒙特
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