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那個春天
一九四五年六月，每個早晨，每個晚上，從不遠的地方——從森林街或諾沃斯洛波德街，往布蒂爾卡監獄的窗里送來一陣陣銅管樂器的聲音。這全是一些進行曲，一遍一遍反覆演奏的進行曲。
我們站在打開了但爬不出去的監獄窗子旁邊，站在暗綠色的玻璃鋼筋籠口後面聽着。是部隊在列隊行進嗎？或者是勞動者們正在甘心樂意地把工休時間貢獻給步伐操練嗎？——我們不知道。但我們也聽到了傳聞，說是正準備着舉行勝利大檢閱，預定六月二十二日——戰爭開始四周年在紅場舉行。
用作基礎的石頭只能在下頭呻吟和受壓，大廈落成時卻沒有它們的份兒。但是，那些毫無意義地被拋棄了的、曾註定要用腦門、用肋骨去承受這次戰爭的最初打擊從而防止了別人勝利的人們，連當一塊基石的要求也被拒絕了。
“歡樂的聲音對背叛者有何意義？”……
一九四五年我國各個監獄中的那個春天主要是俄國被俘人員的春天。他們像大洋里的鮮魚，聚成一大片一大片的密密麻麻的灰色魚群，游過蘇聯的各個監獄。尤里-葉夫圖霍維奇的出現是我同這個魚群的第一次照面。而現在我已經被它們連成一大片的，好像有固定方向的運動從四面八方包圍起來。
通過那些監室的不光是我國被俘人員-一當時出現了一股所有到過歐洲的人員的水流：有國內戰爭時期的流亡者；有新德意志軍中的“東方兵”；有觀點太激烈太出格的紅軍軍官，斯大林擔心他們遠征歐洲之後產生引進歐洲自由的念頭，出現一百二十年前他們的前輩做過的那種事。但最多的還是我的同齡人，甚至不是我的而是十月革命的同齡人，他們與十月革命同時誕生，一九三七年沒有受到什麼牽扯，成群結隊地參加過二十周年遊行，他們的年齡在戰爭開始時正好使他們成為幾星期內就被打得稀爛的那支軍隊的骨幹。
因之，勝利進行曲聲中度過的那個令人疲倦的獄中之春，成了我們這一代人受懲罰的春天。
是我們睡在搖籃里就聽見唱：“全部政權歸蘇維埃！”是我們用晒黑了的孩子的小手握住少先隊銅號的把手，聽到“你們要準備好！”的喊聲后齊聲回答“隨時準備着！”是我們把武器偷偷帶進布痕瓦爾德集中營並在那裏加入了共產黨。我們現在成了黑的，唯一的原因是我們終於活了下來。（布痕瓦爾德集中營里活F來的囚犯被關進我們的勞改營的理由就是：你怎樣能在死亡營里活下來的？一定有問題！）
當我們還在分割東普魯士的時候，我就看到往回走的被俘人員的垂頭喪氣的行列——周圍一片歡樂聲中唯一愁眉苦臉的人們——當時他們的鬱鬱寡歡就已經使我感到震驚，雖然我還不明白它的原因。我從車上跳了下來，走近這些自動排成的縱隊（幹嗎排成縱隊？他們為什麼要列隊？要知道誰也沒有強迫他們這樣做，各國戰俘回去的時候都是分散走的！而我們的被俘人員回國的時候卻想顯得更加服帖一些……）。在那裏我還帶着大尉的肩章。又帶着肩章，又是在行軍途中，對於他們悶悶不樂的原因是搞不清楚的。但是，命運也使我轉過身去跟在這些被俘人員屁股後頭了。從集團軍反間諜機關到方面軍反間諜機關，我已經和他們同路，在方面軍反間諜機關里，我聽到了他們最初的一些故事，當時我還不太懂，後來尤里-葉夫圖霍維奇使我明白了，而現在，在紅褐色的布蒂爾卡城堡的圓頂下，我感覺到，幾百萬俄國戰俘的經歷，像大頭針釘住蟑螂一樣，死死地打住了我。我本人陷入囹圄的經歷，在我看來已經是微不足道的了。我不再為被撕下的肩章傷心。我沒有落到我的這些同齡人落到的地方，只是偶然。我明白了，我的義務是用肩膀在他們共同重負的一角上搭一把力，並一直扛到最後一口氣，扛到被壓垮。現在我有這樣的感覺，好像我和這些小夥子們在索洛維約夫渡口、在哈爾科夫的包圍圈裏、在刻赤的採石場上一起當了俘虜；雙手背在後面，把蘇維埃人的自豪感帶進了集中營的鐵絲網；在嚴寒中排幾小時的隊等待一勺卡威（咖啡的代用品），還沒有挨到大鍋旁邊就倒卧在地上變成一具殭屍；在六十八號軍官集中營（蘇瓦基）里，為了不致在露天場地上過冬，用手指頭和飯盒蓋挖掘（口朝上的）鐘形地坑；一個變成野獸的戰俘向我這個垂死的人爬來，要啃我臂肘以下的還沒有冰涼的肉；隨着在強烈的飢餓感中度過的日子的增加，在傷寒病的工棚里，在鄰近的英國戰俘營的鐵絲網邊——個清楚的思想滲入我的瀕死的大腦：蘇維埃俄羅斯拋棄了自己的奄奄待斃的子弟。“驕傲的俄羅斯的兒女們”，當他們用身體抵擋坦克的時候，當還能讓他們發起衝鋒的時候，俄羅斯需要他們。但他們當了俘虜以後還要負責去供養他們嗎？多餘的人口。也是可恥失敗的多餘見證人。
有時我們想說謊話，但語言卻不讓我們這樣做。把這些人宣佈為叛徒，但在語言上卻明顯地搞錯了——審判員、檢察長、偵查員都搞錯了。被判刑的人，全體人民，所有報紙都重複了並固定了這個錯誤，同時卻不由自主地說出了真話：本想把他們宣佈為背叛祖國者，但誰都說成甚至在審判材料上也都寫成“祖國背叛者”。
這可是你說的！這些不是背叛了她的人，而是被她背叛了的
人。不是他們這些不幸的人背叛了祖國，而是精打細算的祖國背叛了他們，而且背叛了三次。
第一次是她由於無能而在戰場上出賣了他們——當時受祖國寵信的政府做盡了一切為了打輸戰爭所能做的事：先拆毀了防禦工事，它把空軍擺到必遭覆滅的位置，它拆卸了坦克和大炮、摘掉了有見識的將領並禁止了軍隊進行抵抗。戰俘——正是那些用自己身體承受了打擊並阻擋住德國國防軍的人。祖國任憑他們死在戰俘營里而棄之不顧，這是第二次沒有心肝地出賣了他們。
而現在這是第三次，她用慈母之愛（“祖國原諒了！祖國在召喚！”）把他們騙回來，而在國境線上就用繩索套上脖子，從而沒有良心地又一次出賣了他們嚴
俄羅斯建立國家以來的一千一百年間，卑鄙齷齪的事情好像不知干過多少，見過多少！——但是有沒有過像這種對幾百萬人干下的下流勾當：出賣了自己的戰士而又宣佈他們為叛徒？！
我們多麼輕易地把他們從自己的帳上一筆勾掉：叛變了？——可恥！——勾掉！是呀！還在我們之前我們的父親就已經把他們註銷了：他把裝備着一八六六年製造的獨子步槍（而且還是五人一枝）的莫斯科知識界的精華投進了維亞茲馬的絞肉機。（有哪個列夫-托爾斯泰能向我們展示這個博羅季諾的場面呢？）而偉大的戰略家用肥胖的短手指在地圖上拙笨地移動一下，在四一年十二月，光為了製造一條動人的新年新聞，就把十二萬我們的小夥子——幾乎是投入博羅季諾戰役的全部俄國軍隊——運過了刻赤海峽，不經戰鬥全部奉送給德國人。
不知為什麼成為叛徒的竟不是他，而是他們。
（我們多麼易於受先入為主的稱呼的影響，我們多麼輕易地同意了把這些忠誠的人算做叛徒！那年春天，在市蒂爾卡的一個監室里關着一個叫列別捷夫的老頭，冶金工作者，擁有教授的稱號，但看外表倒像上一世紀甚至上上世紀捷米多夫工廠的強壯工匠。寬肩膀、寬腦門，長着一把普加喬夫式的大鬍子，而那張大手掌足可托起四普特重的小型鋼水包。在監室里他穿着直接套在內衣．上面的褪了色的灰色工作服，很不講究清潔，當他沒有坐下讀書，臉上沒有顯出他慣常的思想威力的光彩的時候，可能被人以為是一個獄中的雜役。人們經常聚在他身邊，他很少談論冶金，而常用那定音鼓似的低音解釋說，斯大林是與伊凡雷帝一樣的惡犬：“拚命地槍殺吧！勒死吧！”說高爾基是個沒出息的和胡說八道的人，是劊子手的辯護人。我很讚賞這個列別捷夫：在這個有着智慧的頭腦和庄稼人手腳的粗壯結實的軀體上，我彷彿看到了整個俄羅斯人民的化身。他已經思考過那麼多！——我向他學習理解世界！而他突然揮動大手，發出雷鳴般的聲音：五十八條第1分條一乙——都是祖國的叛徒，不能原諒他們。而周圍的板鋪上卻擠滿着“第1分條一乙”，唉，小夥子們心裏多麼委屈呀！老頭子是代表農民的和勞動的俄羅斯堅信不疑他鄭重聲明的——面對這一方面的責難，小夥子們難於並恥於為自己辯護。為他們辯護並和老頭子評理的責任落到我以及兩個“第十分條”的小傢伙身上。但是干篇一律的國家謊言已經使人們的頭腦昏亂到什麼程度！甚至我們中間最有容量的人也只能容下他親身體嘗過的那一部分真理。
關於這種情形，維特科夫斯基有比較概括的敘述（關於三十年代）：奇怪的是，被誣陷的暗害分子清楚自己並不是什麼暗害分子，卻表態說整一整軍人和神甫是正確的。軍人們心裏明白他們並沒有為外國間諜機關服務也沒有破壞紅軍，但卻樂意相信工程師們是暗害分子，而神甫們應該消滅。一個坐車的蘇維埃人是這樣考慮問題的：我本人是無辜的，但對待他們，對待這些敵人，任何方法都合適。偵查的教訓和牢房的教訓都不能使他們清醒過來，他們就是被判了刑也還保持着在外面養成的迷信：相信到處都有陰謀、放毒、暗害、間諜活動。
俄國不知進行過多少次戰爭（還不如少些好……），——在所有這些戰爭中我們聽到過有許多叛徒嗎？是不是發現過叛變是俄國士兵精神上根深蒂固的東西呢？現在，在世界上最正義的制度下發生了一場最正義的戰爭，突然普通人民中出了幾百萬叛徒。這怎樣理解呢？怎樣解釋呢？
與我們並肩作戰反對希特拉的，有一個資本主義的美國，馬克思對那裏工人階級的貧困和痛苦曾做過雄辯的描述。為什麼這場戰爭中他們那裏只出了一個叛徒——商業家“豪豪勛爵”？而我們這裏卻有幾百萬呢？
說這話連張口都覺得害怕，也許問題畢竟在於國家制度？
我們有一則很老的諺語就曾為俘虜辯護：“被俘有音訊，陣亡永無聲。”在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皇帝的時候，為了褒獎忍受俘虜生活還授給過貴族稱號！在以後的歷次戰爭中，換回自己的俘虜，撫慰他們，溫暖他們，始終是社會的一項任務。被俘者每一次從敵人手中的逃亡都被作為最偉大的英雄行為加以讚揚。整個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俄國一直進行着救濟我國俘虜的募捐，我們的女護士們被准許進入德國去照看我國的被俘者，每一號報紙都提醒讀者們，他們的同胞正在惡劣的俘虜營中受苦。所有西方各國在這次戰爭中也都這樣做；郵包、書信、各種形式的資助通過中立國家不受阻撓地源源送去。西方的戰俘沒有低三下四從德國的鍋中要飯吃，他們帶着瞧不起的神氣同德國警衛談話。西方政府對本國的被俘軍人，都是照算軍齡，照例晉陞，甚至照發薪金。
只有在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紅軍中服役的軍人是不許被俘的——條令中就這樣寫着（德國兵從自己的戰壕中叫喊：“伊萬，俘虜沒有！”），是啊，誰能設想得出這一條的整個含義呢？！有戰爭，有死亡，卻沒有俘虜！——真是新發明！這就等於說，你去死吧，我們卻要活着。但哪怕你是丟了腿，如果你拄着雙拐活着從俘虜營回來（列寧格勒人伊萬諾夫，芬蘭戰爭中的機槍排長，後來關在烏斯特魏姆勞改營）——那我們就將審判你。
只有被祖國拋棄了的、在敵人和盟友眼中最無價值的我國士兵，才會去吃第三帝國後院裏發給的豬食。只有他，回家的大門被關得死死的，雖然年輕的心靈努力不去相信，有一個什麼五十八條1一乙，在戰時根據這一條給的刑罰沒有輕於槍決的！一個士兵如果不願死於德國的子彈，因為這事他就應當從俘虜營中出來后死於蘇聯的子彈！有人死於他人之手，而我們則應死於自己人之手。
（話又說回來，這樣說是天真的：因為這事。各時代的政府決不是道德家。他們把人關起來和處死人並非因為他們做了什麼事情。他們關人和處死人是為了不讓他們做什麼事情。把所有這些
被俘人員關起來，當然並不公因為他們背叛了祖國，因為傻瓜都清楚，只有弗拉索夫分子才能因為背叛祖國而受審判。把所有這些人關起來，是為了使他們不在自己的同村人中去回憶歐洲。沒有看到，就不會妄想……）
因此，在俄國戰俘面前有些什麼樣的道路呢？合法的道路只有一條：躺下來讓人在你身上踐踏。每一株小草都要用脆弱的莖尋找出路以便活下去。而你卻躺下任人踐踏吧。雖然晚了些——但既然未能捐軀疆場，那就現在死掉吧，將來就不會受到審判了。
戰士長眠。有話已說完
從此永遠不受責難。你那已絕望了的腦子所能想出來的一切其他道路——都將導致你與法律發生衝突。
逃回祖國——穿過集中營的封鎖圈，越過半個德國，然後經過波蘭或巴爾幹。這個舉動會把你帶到死滅爾施，帶上被告席：別人都逃不出來，你怎麼逃出來的？有問題！說吧，毒蛇，讓你帶了什麼任務來的（米哈伊爾-布爾納采夫、帕維爾-邦達連科及其他許許多多人）。
在我國的評論中有一種確定的看法，認為肖洛霍夫在自己的不朽名作《一個人的遭遇》中說出了關於“我們生活這一方面”的“痛苦的真實”，“揭開了”一個問題。我們不得不談談看法。這篇總的說來很無力的短篇小說，描寫戰爭的篇幅是蒼白的，沒有說服力的，（看來作者不了解最近這次戰爭），對德國人的描寫標準化和粗俗到可笑的程度（只有主人公的妻子寫得成功，但她純粹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女基督教徒），——在這篇關於一個戰俘的命運的小說中真正的俘虜問題被掩蓋了或被歪曲了：
1．選擇了一個最無可指摘的被俘情況——失去知覺，使它成為“無可非議”的，迴避了問題的全部尖銳性。（如果像大多數人所遭遇的那樣，在有知覺的狀況下當了俘虜，——那該怎麼辦呢？）
2．沒有說明俘虜的主要問題是祖國拋棄、拒絕、詛咒了我們（對此肖洛霍夫隻字未提），正是這樣才造成沒有出路的處境——一而說成是那裏我們的人中間出了叛徒（如果這算是主要的，那就請刨刨根，並說明一下，這個得到全民支持的革命過了四分之一世紀之後，這些叛徒是從哪裏來的？）。
3．牽強附會地虛構了偵探幻想小說式的從戰俘營逃跑的情節，以便不發生回來的俘虜必不可免地要經過的一套接收手續：死滅爾施——甄別審查營。索科洛夫不僅沒有按照條令被關進鐵絲網裏去，而且——簡直是笑話——他還從上校那裏得到了一個月的假期！（就是說，得到去執行法西斯偵探機關的任務的自由？那樣的話，上校也會鐐銬叮鐺地上那裏去的！）
逃往西方國家游擊隊那裏，投奔抵抗運動的部隊，這隻能略微推遲的受軍事法庭嚴厲懲辦的時間，而且還會使你成為更大的危險人物：在和歐洲人自由相處的日子裏，你可能沾染上了十分有害的精神，如果你竟有膽量越獄，而且繼續作戰，說明你這人很果敢，那你在祖國就是一個加倍危險的人物。
在集中營靠出賣自己的同胞和同志活下來？成為營警、管理人員、德國人和死神的助手？斯大林的法律對此不會懲罰得比參加抵抗運動部隊嚴厲些。（可以猜到為什麼：這種人危險性小些2）但無法解釋的深藏在我們內心的法律，禁止我們所有人，除了敗類，走這條道路。
扣除了這四個力不勝任的或不能接受的可能性，還留下了第五個：等待招募人員，等待着被什麼地方叫去。
有時幸運地碰到農業區的代表前來為該區的農民招募僱工；商行派人來給自己選用工程師和工人。根據斯大林的最高指示，你在這種場合也應當不承認你是工程師，隱瞞你是熟練工人。如果你是一個設計師或電氣技師，只有留在戰俘營里挖土、受罪、在髒水坑裏找吃的，你才能保持住愛國的純潔性。這樣你才能指望有朝一日能驕傲地抬着頭去接受因純潔地背叛祖國而獲得的十年徒刑加五年的戴籠口。現在你為敵人做了工作，況且是做了專業工作．因而加重了背叛祖國的罪行，你就得低着頭去領取十年刑期加五年的戴籠口。
這好比是一隻河馬在干雕琢首飾的細活，斯大林正有這個特色！
有時來的是完全另一類性質的招募人員-一俄國人，通常是不久以前的紅軍政治指導員，白衛軍分子是不去幹這種事的。招募人員在戰俘營里召開大會，咒罵蘇維埃政權，號召報名上間諜學校或去弗拉索夫的部隊。
誰沒有像我們的戰俘那樣挨過餓，誰沒有嚼過飛進集中營里的蝙蝠、煮吃過舊鞋掌，誰就未必能理解每一聲召喚、每一個論據具有多大的不可抵制的物質力量，如果在他的後面，在戰俘營大門外，行軍伙房正冒着煙，每個同意的人馬上就能用粥填飽肚子-一即使是一次！即使一生中還有這一次！
但如果除了冒着熱氣的粥以外，在招募人員的召喚中還有着自由和真正生活的幻影——不管他號召到哪裏去！到弗拉索夫的營里去。到克拉斯諾夫的哥薩克團里去。到勞動營去——用混凝上修築未來的大西洋障壁。上挪威的峽灣去。到黎巴嫩的沙漠去。去當希維（hiw）——Hilfswillige——德國國防軍志願助戰隊（在每個德國連里有十二名希維）。最後還可以去當鄉村的偽警，去追捕游擊隊員（他們當中許多人也將遭到祖國的擯棄）。不管他召喚到哪裏去，不管上哪裏去都行——只要不在這裏象被忘掉的牲畜那樣倒斃。
我們把一個人弄到了嚼蝙蝠的地步，我們自己不僅撤消了他對祖國的任何義務，而且也撤消了他對人類的義務！
那些從戰俘營被招募到短期間諜訓練班去的小夥子們，還並沒有從自己的被拋棄遭遇中作出極端的結論，還做出非常愛國的行動。他們認為這是逃出戰俘營的最合算的方法。他們幾乎人人都這樣設想，只要德國人把他們派到蘇聯方面去——他們馬上就向當局自首，交出自己的裝備和指示，同善庭的指揮官們一起把愚蠢的德國人嘲笑一頓，穿上紅軍制服，精神抖擻地回到戰鬥隊伍中去。清說說看，按人之常情而論誰能期待不同的情況呢？怎能不這樣呢？這是一些淳樸的小夥子，我見過很多，——長着憨厚的圓圓的臉，說話帶着使人發生好感的維亞特卡的或弗拉基米爾的口音。他們興沖沖地去上間諜學校，只有鄉村學校四、五年級的文化程度，並且沒有使用羅盤和地圖的任何技能。
這樣，好像他們所設想的自己的出路是唯一正確的。好象招募這些人對德國指揮部說來完全是一個既浪費又愚蠢的舉動。其實不然！希特拉正是與他的大國兄弟配合行動的。間諜狂是斯大林喪失理智的基本特徵之一。在斯大林看來，他的國家裏間諜成群。所有住在蘇聯遠東的中國人都得到了間諜罪條款五十八條6，被關進北方的勞改營並在那裏死絕。參加過國內戰爭的中國人，如果沒有及時地溜之大吉，也都遭到了同樣的命運。幾十萬朝鮮人全都被懷疑是間諜而放逐到哈薩克斯坦去。所有出過國的、在“國際旅行社”旅館旁邊放慢過腳步的、被照進有外國人面孔的相片中的、或者自己拍攝過城市建築物（弗拉基米爾的“金門”）的蘇聯人——都被指控為間諜。對鐵路線、對公路橋樑、對工廠煙囪瞧的時間過久——也被指控有間諜行為。所有滯留在蘇聯的為數眾多的外國共產黨人，所有大大小小的共產國際人員，不區別個人情況，一股腦兒首先被指控有間諜行為。對拉脫維亞的步兵——革命初期年代最可靠的武力，在一九三七年把他們全部關進監獄時，也都指控為有間諜行為！斯大林好似把風騷的葉卡捷琳娜的一句名言翻轉過來並加以擴大了：寧可錯殺九百九十九，決不能放過一個真正的間諜。所以怎能相信那些確實在德國偵探機關手裏呆過的俄國士兵呢？！所以當成千上萬個士兵從歐洲蜂擁而來並且不隱瞞他們是自願應幕的間諜時，國家安全部的劊子手們感到多麼輕鬆呀！最最英明的人的預言得到了多麼驚人的證實！來吧，來吧，傻小子們，條文和報酬早就已經給你們準備好了！
這裏適宜於提出一個問題：畢竟有這樣一些戰俘，他們沒有去應任何招募；也沒有給德國人做過專業方面的工作；沒有當營警；整個戰爭時期蹲在戰俘營里不露頭，而終於沒有死去，雖然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例如，像電氣工程師尼古拉-安德烈耶維奇-謝苗諾夫和費多爾-費多羅維奇-卡爾波夫那樣，用金屬廢料做打火機，靠此增加點食物。難道祖國也沒有原諒他們當了俘虜嗎？
沒有，沒有原諒！我認識謝苗諾夫和卡爾波夫是在布蒂爾卡，那時他們都已得到了自己合法的……多少？機靈的讀者已經知道：十年加五年的戴籠口。他們是出色的工程師，但是拒絕了德國人讓他們做專業工作的建議！謝苗諾夫少尉一九四一年是自願上前線的。在一九四二年他還沒有手槍，只有個空槍套（偵查員不明白，為什麼他沒有用槍套自殺）。他曾三次從戰俘營逃跑。一九四五年從集中營被解放出來后，他作為受懲戒人員坐進我軍的坦克（坦克空投部隊）——拿下了柏林，因此得到了紅星勳章-一隻是在此以後才最終給關進監牢並得到刑期。請看，這就是我們的涅墨西斯的鏡子。
戰俘中很少有人能作為一個自由人越過蘇聯國境線，如果在忙亂中給漏了過去，那後來也會被抓起來，即便是在一九四六-一四七年。有一些是在德國境內的集合站上逮捕的，另一些似乎並沒有被捕，但從邊界就被裝上了貨車，在押解之下運到分佈在全國的為數眾多的甄別審查營（甄審營）中的一個去。這些甄審營和勞改營沒有什麼區別，除了安置在裏面的人還沒有得到刑期因而必須在營里得到它這一點外。所有這些甄審營都是有活乾的，它們附設在工廠，附設在礦場，附設在建築工地，因此過去的戰俘們從頭一天起就可以投入十小時的工作日，同時，也像他們曾通過鐵絲網觀看德國一樣，今天也是通過鐵絲網觀看他們失而復得的祖國。空餘時間——黃昏和夜晚——就對被審查人進行訊問，為此在甄審營中配備了比一般多幾倍的行動人員和偵查員。偵查照常是從一個定論開始，即你肯定是有罪的。你就必須身在鐵絲網之內設法證明是無罪的。為此你只能接舉證人，也就是其他的戰俘，而這些人則可能根本不在你的那個甄審營里，而在遙遠的省份，於是克麥洛沃的行動人員向索里卡姆的行動人員寄去質詢，那裏的人便訊問證人並寄回自己的答覆和新的質詢，你又被作為證人加以訊問。誠然，為了弄清一個人的命運可能要化上一年、兩年-一但祖國於此並無損失：因為你每天都在採煤。如某個證人關於你做了不大好的陳述或者證人已經死掉，——那就怪自己吧，你的叛國罪馬上就定案，巡迴法庭當時就在你的十年叛決書上蓋戳兒。如果不管怎樣翻騰，各方材料一致說明你似乎真的沒有給德國人做過事，-一而主要的你沒有親眼見過美國人和英國人（如果不是被我們而是被他們從俘虜營解放出來，那就是一個大大加重的情節）-一那末行動人員便決定你應受何種程度的隔離。對某些人規定變更居住地點（這樣做必然使一個人和周圍的人不易接近，使他易於受到打擊）。對另一些人則體面地建議去干“沃赫拉”的工作，即營內准軍事警衛工作：他好像仍保持着自由人身份，但卻失去了任何個人自由，並要到窮鄉僻壤去生活。對第三類人則握手告別，雖然這種人因單純地當了俘虜本應槍斃，但人道地把他放回家。不過，這種人高興得太早！他的案卷趕在他的前面，經過保衛部門的秘密渠道已經到達了他的故鄉。這種人反正永遠不是自己人，因此在第一次大規模抓捕時，如四八——四九年，就會把他們接反蘇宣傳或別的適當條文關進監獄，我同這樣的人也曾一起坐過牢。
“唉，要是我早知道！……”——這就是那年春天監室里唱的一支主要歌曲。要是我知道會這樣迎接我！這樣欺騙我！會有這樣的遭遇！——難道我還會回到祖國嗎？決不幹！！會闖到瑞士去，到法國去！到海外去！到大洋外去！到天涯海角去！
然而，當俘虜們即使已經知道了，他們往往也還會這樣做。瓦西里-亞歷山大羅夫被俘後到了芬蘭。某個老彼得堡商人找到了他，問清了名與父名后說：“我從一九一七年起欠令尊一大筆款子，沒有合適機會償還。現在，對不起，請收下吧！”舊債-一真是意外收穫！亞歷山大羅夫在戰後被接納進了俄國流亡者的社交界，在那裏還找到了一個他真地愛上了的未婚妻。未來的岳父為了教育他，給他讀了《真理報》的合訂本——從一九一八到四一年的全部報紙，不加粉飾和修改。同時給他講了大體上如第二章中所述的各股水流的歷史經過。終究……亞歷山大羅夫還是扔下了未婚妻與富足生活，回到了蘇聯並得了很容易猜着的那種十年刑期加五年的戴籠口。一九五三年在特別營里他高興地抓住機會當了小隊長……
考慮周到的人糾正說：錯誤早就犯下了！用不着在四一年往前線鑽，於不該萬不該就是不該去打仗。應當從一開始就在後方安置下來，找個安安靜靜的活兒，他們現在都成了英雄。還有，當逃兵也不錯嘛：命一定能保住，給他們的不是十年，而是八年、七年；在勞改營里也不會從什麼職務上被趕下來——逃兵不是敵人，不是叛徒，不是政治犯，他是自己人，普通犯。有人憤怒地反駁說；可是逃兵必須坐滿這些年，受完這些年的罪，他們是不能得到原諒的。而對我們——很快就會有大赦，我們大家都會給放出去（當時還不知道逃兵將享受到的一個主要優待條款！……）。
那些犯了第10分條，從自己寓所或從紅軍里給抓去的——一甚至常常羨慕地說：真見鬼！反正同樣的代價（同樣判十年），本來可以跟這些小夥子們一樣，能看見多少有趣的事呀，哪裏不能走走呀Z而我們就這樣斷送在勞改營里，除了臭氣熏天的樓梯外什麼都沒有見到過（然而，這些犯了第10分條的人好不容易才掩蓋起興高采烈的預感，對他們嘛，大赦將會首先適用！）。
不唉聲嘆氣地說“唉，要是我早知道！”（因為他們早知道乾的是什麼），不期待寬恕，不期待大赦的，只有弗拉索夫分子。
還在我意想不到地和他們在監獄板鋪上相遇的很久以前，我就知道他們，並對他們感到困惑莫解。
起初這是一批淋濕了多次又晒乾了多次的傳單，它們散落在奧廖爾前沿陣地上三年沒有刈割的長得者高的草叢裏。傳單上有弗拉索夫的照片，還有生平介紹。在模糊的照片上那張臉似乎是保養得很好，很有福氣的，就像我們所有的新型將軍們一樣。（實際上並非如此。弗拉索夫又高又瘦。在清楚的照片上可以看出，他更像是一個上了點學、戴上了角質框眼鏡的莊稼漢。）這個福氣在傳記中好像得到了證實：在橫掃一切的抓人年代，他出國去當蔣一介石的軍事顧問了。但總的說傳單上的傳記中哪些話是可以相信的呢？
安德烈-安德烈耶維奇-弗拉索夫一九0O年生於下諾夫戈羅德省農民家庭。在當鄉村教師的兄長的照管下讀完下諾夫戈羅德宗教小學，因發生革命而未能讀完宗教中學。一九一九年春應召加入紅軍，年末已是與鄧尼金作戰的前線上的排長，內戰結束時為連長，作為幹部留在部隊。一九二八年在射擊訓練班受訓，后在司令部工作。一九三O年加入聯共（布），使他在職務上步步高升。一九三八年以團長軍銜被派往中國擔任軍事顧問。因與軍隊和黨的高層人士無甚瓜葛，弗拉索夫成為頂替被宰掉的軍長-師長-旅長的斯大林“第二梯隊”的一員。一九三九年升任師長，一九四0年首次實行“新的”周日的）軍銜制時被授予少將銜。根據後來的情況可以斷定說，在包含許多完全沒有頭腦沒有經驗的新上來的將軍們當中，弗拉索夫屬於最有能力者之一。他的第九十九步兵師，原來是紅軍中最落後的，現在被《紅星報》提作榜樣，開戰以後也沒有被希特拉的進攻打個措手不及，相反，在我軍全線東撤時它卻向西挺進，奪回了佩列梅什利，並且堅守了六天。弗拉索夫很快跨過了軍長職位，一九四一年在基輔城下已經指揮着第三十七集團軍。他帶領一支大部隊從基輔的“大口袋”里突圍出來。十一月接受了斯大林交給的第二十軍，立即投入莫斯科郊區的希姆基保衛戰，反攻至勒熱夫，成為莫斯科的拯救者之一。（情報局十二月十二日戰報中的將軍名單排列為：朱可夫，列柳申科，庫茲涅佐夫，弗拉索夫，羅科索夫斯基……）以那幾個月的高速度，他很快成為沃爾霍夫方面軍（梅列茨科夫）的副司令員，三月，當為突破列寧格勒包圍圈而輕率發動進攻的第二突擊軍與後方失去聯繫以後，接受了陷入“口袋”的該軍的指揮。最後的冬季道路尚可通行，但斯大林禁止後撤，相反地，強迫危險地突入縱深的集團軍繼續進攻——沿着已經化凍的沼澤地帶，沒有給養，沒有裝備，沒有空中支援。軍隊經歷了兩個月的飢餓和死亡（從那裏來的士兵後來在布蒂爾卡的牢房裏對我講述他們刨下腐爛的死馬的蹄子，拿刨屑煮了吃）以後，一九四二年五月十四日德軍發動了對被圍困軍隊的四面進攻（空中自然只有德國飛機）。僅在這時，開玩笑似的，才接到斯大林准許撤回沃爾霍夫一線的命令。還曾經進行過這種毫無希望的突圍的嘗試呢！——直到七月初。
弗拉索夫的第二突擊軍就這樣（好像重複着同樣喪失理智地被扔進敵人包圍圈的俄國第二薩姆索諾夫軍的命運）覆滅了。
這當然是有對祖國的背叛的！這當然是有殘忍的叛賣行為的！但這是斯大林的。背叛不一定賣身投靠。戰爭準備上的無知與疏忽大意，戰爭開始時的驚慌失措與怯懦，僅為拯救自己的元帥服而讓許多軍和集團軍作無謂的犧牲——對於一個最高統帥說來，還有什麼比這更嚴重的背叛？
與薩姆索諾夫不同，弗拉索夫沒有自殺，還在森林沼澤地里徘徊，七月十二日在西維爾區就俘。他很快就進入了設在文尼察的關押高級軍官的戰俘營，那是由後來密謀反對希特拉的施陶芬貝格伯爵組建的。弗拉索夫此後兩年都是在持反對派立場的軍人們（其中許多人後來在反希特拉的密謀中暴露和犧牲了）的這種庇護下生活。他頭幾個星期就和第四十一近衛師師長博亞爾斯基上校一起寫了一份報告，說如果德國承認新俄國的平等地位，大部分蘇聯平民和軍隊都將擁護推翻蘇維埃政府。（弗拉索夫的這個迅速的決定也許是受了他個人經驗的影響：他妻子的父母被當做富農掃地出門了，她表面上跟他們斷絕關係，暗中卻在幫助他們。現在她和兒子一道又成了被俘將軍新的舉動的犧牲品——不知從哪天起他們都在內務人民委員部的血盆大口裏消失了。）
手裏拿着這張傳單，很難忽然相信這是一個傑出的人，或者相信他為蘇維埃政權忠實地服務了一輩子以後，早就在為俄羅斯感到深深的憂慮。至於後來的那些報道成立“俄國解放軍”的傳單，不僅是用惡劣的俄文寫成的，而且還帶着外國人的、顯然是德國的氣味，甚至對它宣佈的事情本身顯得無所謂，倒是粗俗地誇耀什麼他們那邊吃得好、士兵心情愉快等等。叫人不能相信真有這支軍隊。如果它真是存在的話——哪能有什麼愉快心情可言呢？
……只有德國人才能這樣撒謊。
幾乎直到戰爭結束實際上並沒有存在過什麼POA“俄羅斯解放軍”。這些年曾有幾十萬志願助戰隊員-一Hilflfswllige以完全的或部分的士兵身份分散編入各德軍部隊。倒是存在過一些志願反蘇部隊——是由不久前的蘇聯公民組成的，但由德國軍官指揮。最早支持德國人的是立陶宛人（我們在一年之內把他們整得太慘了！）。然後組成了一個烏克蘭人的志願SS師，若干愛沙尼亞人的SS支隊。在白俄羅斯有對付游擊隊的人民警察部隊（達到十萬人！）。一個土耳其斯坦營。在克里米亞有一個韃靼營。（這一切都是蘇維埃政權自己播下的種子，例如在克里米亞——是由於愚蠢地迫害清真寺，而有遠見的征服者葉卡捷琳娜女皇卻撥官費興建和擴建這些寺院。希特拉來了也想到該保護清真寺。）德國人佔領了我國南部以後，志願營的數量又有增加：格魯吉亞、亞美尼亞、北高加索各有一個，卡爾梅克人的志願營有十六個。（而南部幾乎沒有出現過蘇聯的游擊隊。）大約有一萬五千來人的哥薩克馬車隊跟着德軍從頓河撤退，其中一半人是能拿槍的。一九四一年在洛克奇（布良斯克州）附近，德國人還沒到以前，當地居民就把集體農莊解散了，武裝起來對付蘇聯游擊隊，一九四三年建立了自治州（為首的是沃斯科博伊尼科夫），有一支兩萬人的武裝部隊（旗徽為勝利者格奧爾吉），自稱POHA“俄羅斯解放人民軍”。然而並沒有建立起真正的全俄性的解放軍，儘管對此有過一些幻想和企圖-一它們來自急於拿起武器解放本國的俄國人自己，也來自一批德國軍人，他們影響有限，處於中等職位，但有現實的眼光，認為靠希特拉的狂暴的殖民政策不可能打贏對蘇戰爭。這些軍人當中不少是波羅的海沿岸的德國人，其中也有曾在從前的對俄部門服務過的，對俄國的情況有特別清晰的感覺，如施特里科-施特里克費爾德大尉。這一批人徒勞地力圖說服希特拉當局上層人物必須建立德俄聯盟。軍隊的名稱、未來的條例、縫在德軍制服上的袖章（安德烈底色——白底藍色斜十字），都在他們的幻想中設計出來了。一九四二年在奧爾沙附近的奧辛托爾夫村，在幾名俄國流亡者（伊萬諾夫，克羅米阿迪，伊戈爾-薩哈羅夫，格里戈里-蘭斯道夫）的協助下建立了由蘇聯戰俘組成的“試驗部隊”——穿蘇聯軍裝，拿蘇制武器，但佩戴舊式肩章和民族帽徽。這支軍隊到一九四二年未有了七千人，四個準備擴編為團的營，他們認為自己是PHHA“俄國民族人民軍”的前身。志願者超過了這支部隊能接受的數量。但是——沒有信心：因為不信任德國人，而且這是對的。一九四二年二月突然收到了將部隊解體的命令：化分為單獨的營，穿德國軍服，編入德軍建制。當夜就有三百人投奔了游擊隊。
一九四二年秋，為了統一所有的反布爾什維克部隊，打出了弗拉索夫的名號，同在一九四二年秋天，希特拉大本營否定了中級軍官為使德國放棄東方殖民計劃代之以建立俄國民族武裝力量而進行的嘗試。剛剛決心作出性命攸關的選擇，剛剛在這條路上邁出第一步——弗拉索夫已經變成僅為宣傳所需要的人物了——這樣一直到最終。庇護弗拉索夫的軍人們想讓事情運作起來增加自己主意的分量，於是便決定搞了那個“斯摩棱斯克委員會”公告（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三日在蘇軍前線上空撒下）——許諾給予一切民主自由，取消集體農莊和強迫勞動。（同在一九四三年一月，禁止了俄國部隊有營以上的建制……）他們違背禁令在德軍佔領的各州也散發了這份公告，引起了很大的激動和期望。游擊隊揭露說，根本不存在什麼斯摩棱斯克委員會，什麼俄國解放軍，這是德國人的謊言。頭一個主意現在又邁出了下一個主意——讓弗拉索夫到佔領區各地去作巡迴宣傳（又是未經請示大本營和希特拉的擅自行動；這樣的自由放任是我們的准極權主義意識難以想像的，在我們這裏沒有最高當局的批准，任何重要的一步都不能邁，不過找們的體制也要比納粹的過硬得多，我們那時已經挺了四分之一世紀，而納粹才十年）。弗拉索夫穿着自製的不屬於任何軍隊的軍大衣——褐色，有將軍服的紅色翻領，沒有等級標誌——於一九四三年三月做了首次這樣的旅行（斯摩棱斯克-莫吉廖夫-博布魯伊斯克），四月做了第二次（里加-佩喬雷-普斯科夫-格多夫-盧加）。這幾次旅行鼓舞了俄羅斯居民，它們造成了俄羅斯獨立運動正在誕生、獨立的俄羅斯可能復活的逼真的表象。弗拉家夫在人滿為患的斯摩棱斯克和普斯科夫的劇場裏發表演說，談了解放運動的目標，同時公開說，國家社會主義是俄羅斯不能接受的，但是沒有德國人也不可能推翻布爾什維主義。聽眾也公開地問他：德國人想要把俄國變為殖民地，把俄國人民變為牛馬，是不是真的？為什麼至今沒人宣佈戰後俄國將會怎樣？為什麼德國人不准許佔領區俄國人自治？為什麼反斯大林志願軍只能受德軍指揮？弗拉索夫回答得很拘謹，比他本人此時尚能指望的要樂觀。而德國大本營對此的反應是凱特爾陸軍元帥的一紙命令：“鑒於在未報告元首和我的情況下發生的戰俘俄國將軍弗拉索夫赴我軍北方集群期間的毫無知識的無恥言論，將其立即移送戰俘營。”將軍的名字只許利用於宣傳目的，如果他再次以個人名義講話——即應交蓋世太保處置。
這是尚有成百萬蘇聯人處於斯大林政權之外的最後幾個月，還可以拿起武器反對本國的布爾什維克奴役，還能建立自己獨立生活，——但是德國領導人並未發生動搖：正是在一九四三年六月八日，庫爾斯克-奧廖爾會戰前夕，希特拉重申：永遠不會建立俄國獨立軍，德國只需要俄國人作為勞動力。希特拉不懂得推翻共產主義制度唯一的歷史機會就在於居民本身的運動，受折磨人民的興起。希特拉害怕這樣的俄國和這樣的勝利甚於任何一種失敗。甚至在斯大林格勒和失去高加索之後，希特拉仍未注意到任何新的因素。當斯大林撈取着最高的祖國衛士的角色，恢復着舊時的俄國肩章、東正教會並解散共產國際的時候，希特拉下令解除所有志願部隊的武裝，把他們送去挖煤，後來改為把志願部隊調往大西洋壁障，去對付同盟國軍隊，從而有力地幫助了斯大林。
有關獨立的俄國軍隊的整個構想的結局，實質上就是如此了。而弗拉索夫做了些什麼呢？一方面是他不知道情況如何糟糕（不知道自己放行演說之後又被當做戰俘，處於受威脅的地位），一方面是他不可挽救地走上了對野獸抱希望做妥協的毀滅道路，而與啟示錄的野獸們相處，只有從第一到最後一刻都不讓步才能得救。不過，俄國公民解放運動總的說來有沒有過這樣的一刻呢？它從最初起就註定了要作為尚未冷卻的一九一七年祭壇上的一份補加的犧牲品而毀滅。消滅了幾百萬蘇聯戰俘的戰爭的第一個（一九四——九四二）冬季就已經拉出了一條還從夏天為拯救布爾什維主義而動員手無寸鐵的人們去當民兵就開始了的這些犧牲品的白骨製成的長鏈。
這裏適合拿弗拉索夫和十九集團軍司令盧金少將做一個對比，那人在一九四一年就同意為反斯大林制度而鬥爭，但要求保證非共產主義俄國的民族獨立，在沒有得到這種保證之前，他一步也沒有邁出過戰俘營。弗拉索夫卻被無保證的希望所引誘，在這條道路上不止一次地聽從了他的顧問們安撫性的論據。他進行過掙扎——想停止，退後，拒絕，但總有這樣一類論據：“他們會解除所有志願部隊的武裝”，“戰俘們將會沒有出路”，“東方工（即在德的俄國工人）的處境會惡化”。在這些論據的借口下弗拉索夫於一九四三年十月簽署了致被調往西部前線的志願部隊公開信：講這項措施的暫時性，講必須服從……
這個痛苦的志願軍運動的最後一點轉瞬即逝的意義就這樣完全喪失了：把他們當做炮灰送去對付同盟國軍隊和對付法國抵抗運動——去對付飽嘗德國人的殘忍和德國人的自傲的在德俄國人唯一對之抱有真誠好感的那些人。弗拉索夫周圍的人們當中懷抱的對英美人的暗藏的希望漸漸地破滅了：如果同盟國連共產黨也支持，那麼難道他們不會支持民主的非共產主義的俄國反對希特拉嗎？……特別是隨着第三帝國的崩潰，當蘇聯向歐洲以至全世界擴展自己的制度的壓力明顯地暴露出來的時候，——難道西方還會繼續支持布爾什維克專政嗎？這裏就有一個時至今日也未能克服的俄國人和西方人觀念的差異了。西方進行的僅是一場反對希特拉的戰爭，為此認為一切手段和一切同盟者，特別是蘇聯，都是好的。再說，非不能也，是不願也，設想蘇聯各族人民可能有與共產黨政府不一致的自己的任務，西方覺得麻煩，礙事。同盟軍向開到西部前線的反布爾什維克志願營散發號召書說，保證將投誠者立即送往蘇聯，真令人哭笑不得
弗拉索夫周圍的人們在幻想和希望中把自己描繪為“第三勢力”，即處於斯大林和希特拉之外的勢力，但是斯大林，希特拉，西方都在踢掉他們腳下的支撐：對於西方他們是某種奇怪類別的納粹幫凶，並沒有什麼特別值得注意的地方。
真的是有俄國人在打我們，而且打得比任何黨衛軍分子還凶，這點，我們很快就嘗到了味道。例如，一九四三年七月，在奧廖爾附近有一個穿德軍制服的俄國排防守索巴金新村。他們打得那麼不要命，好像這新村是他們自己建造的。我們把一個敵人趕進了地窖，每次往那裏面扔手榴彈的時候，他的槍就停了。但只要我們鑽進去往下走，他就用自動步槍射擊。我們往裏面扔了一顆反坦克雷，才弄清楚，他在地窖裏面還有一個坑，可以躲避手榴彈的爆炸。他是在多麼難以想像的震耳欲聾的響聲、氣浪的衝擊和無希望的處境下繼續進行戰鬥的。
例如，他們還防守過圖爾斯克以南打不掉的第聶伯河登陸點，在那裏為爭奪幾百米的地面進行了兩星期毫無結果的戰鬥，戰鬥是兇惡的，嚴寒也同樣兇惡（四三年十二月）。在這場討厭的連續多日的冬季戰鬥中，我方和他們都穿着遮住軍大衣和帽子的偽裝罩衣。我聽說在小科茲洛維赤附近發生過這樣一件事。兩個人在松林中躍進時迷失了方向，並排匍匐下來，他們已經摸不清楚．但仍然朝着什麼人、什麼方向射擊着。兩個人的自動步槍都是蘇式的。兩人共用子彈，互相打氣，因為自動步槍潤滑油開始凍結而一起罵娘。最後，他們決定抽根煙，把白斗篷從頭上拉下來——這時彼此就看清楚了帽子上的鷹和紅星。馬上跳了起來！自動步槍已經不能射擊！抓起來當棍子使，開始互相追趕：這已經與政治無關，與俄羅斯母親無關，而只不過是洞穴時代的互不信任：我要憐憫了他，他就會把我殺死。
在東普魯土，在離我幾步的地方，沿路邊押送着三個被俘的弗拉索夫分子，公路上正好轟隆轟隆地開過一輛T－34坦克。突然一個俘虜掙脫出來，縱身一跳，像燕子飛似的撲到了坦克下面。坦克問了一下，但履帶的邊緣還是把他壓了。被壓壞的人還在扭動，鮮紅的血沫流到了嘴唇上。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寧願像士兵一樣死去，而不願在刑訊室給弔死。
沒有給他們留下選擇的餘地。他們不能有別的打法。打起仗來沒有給他們留下稍許愛惜自己一些的出路。如果光是“單純地”當俘虜我們這裏就已經認為是不可饒恕的背叛祖國行為，那對於拿起了敵人武器的人還能說什麼呢？我們宣傳機構的板斧對這些人的行為用下述原因來解釋：1．叛變的天性（生物學上的？在血液里流着的？）2．怯懦。用怯懦恰恰講不通！怯懦的人尋找的是寬容、照顧。而他們去參加隸屬國防軍的“弗拉索夫”隊伍，只能是由於事情到了極端，出於超過限度的絕望，由於不可能在蘇維埃制度下湊合著活下去，由於對個人安危的輕蔑。因為他們知道，在這裏他們不必希望得到一絲一毫的寬恕！被我們俘虜后，只要聽到他們嘴裏清楚說出一句俄國話，就要被槍斃。（我曾在博布魯伊斯克附近叫住一批前來就俘的人，告訴他們要改扮成農民，分激進到各個村子裏去）。被俄國人俘虜也像被德國人俘虜一樣，最倒霉的是俄國人。
這次戰爭一般地向我們揭示了，當一個俄國人是地球上最糟糕的事。
我羞愧地回想起，在打掃（就是說搶劫）博布魯伊斯克大包圍圈的戰場時，我沿着公路走在打壞和翻倒的德國汽車中間，走在撒落一地的貴重戰利品中間——一些大車和汽車陷在路旁的窪地里，德國的比曲格馬在那裏失神地躑躅，戰利品堆成的篝火在冒着煙，我突然從那裏聽到呼救的號叫：“大尉先生！大尉先生！”這是一個穿着德國軍褲，光着上身，臉上、胸上、肩上、背上鮮血淋淋的步行人用純粹的俄語向我叫喊，請求保護——個中土特科人員騎在馬上用鞭子的抽打、用馬身的逼近驅趕着他走在自己前面。他用鞭子抽打他的赤裸裸的身體，不讓他回過身來，不讓他求助。邊趕邊打，在皮膚上引起一條條新的鮮紅的傷痕。
這不是布匿戰爭，不是希臘波斯戰爭！地球上任何一個軍隊的任何一個有權的軍官都有義務制止私刑拷打。任何一個軍隊——說得對，可是我們的軍隊呢？……在我們那種殘忍而絕對的區分兩類人的原則的支配下，我們能做到嗎？例如，“不和我們站在一起的人，就不是我們的人”——那種人就只應受到蔑視和消滅。這樣，我就未敢在特科人員面前保護一個弗拉索夫分子，我什麼也沒有說，什麼也沒有做，裝作沒有聽見似地去了討會——免得我自己沾惹上這個公認的瘟疫，（說不定這個弗拉索夫分子是個超級壞蛋……？必說不定這個特科人員會對我有想法……？說不定……？）其實了解我軍當時情況的人看這件事更簡單，——個特科人員還會聽一個陸軍大尉的話？
於是，面孔像野獸似的特別科人員像對待牲口一樣繼續抽打和驅趕這個毫無自衛能力的人。
這個場面永遠留在我的眼前。這幾乎就是群島的象徵，可以把它印在書的封面上。
所有這些，他們早已預感到，早已預先知道——但仍是在德國制服的左袖口縫上了帶着白藍紅三色鑲邊的、安德烈底色的和POA三個字母的盾徽。
來自布良斯克州洛科奇的卡明斯基旅擁有五個步兵團，一個炮兵營，一個坦克營。一九四三年七月該旅派出一部至奧廖爾州德米特羅夫斯克一線。秋天該旅一個團堅守謝夫斯克，在防禦戰中被全殲：蘇軍打死傷員，把團長綁到坦克上拖死。全旅從洛科奇區撤退時帶着家屬，輜重，人數超過五萬人。（可以想像，內務人民委員部趕到之後是怎樣清剿這個反蘇自治區的！），出了布良斯克邊界之後，等待他們的是痛苦的跋涉，列佩利城外的屈辱的駐紮，被利用於對付游擊隊，然後是撤至上西里西亞，卡明斯基在那裏得到鎮壓華沙起義的命令，不能不去，帶領一千七百名無家屬的人員，穿着帶黃袖箍的蘇軍制服去了。德國人對所有這些三色帽徽、安德烈底色和勝利者基格奧爾吉就是這樣理解的。俄語和德語相互是不可翻譯，不可表達，不可對應的。
被解體的奧辛托爾夫部隊的各營也遭遇到前去對付游擊隊或被投入西部前線的命運。一九四三年為數幾百人的“俄國解放軍近衛旅”駐紮在普斯科夫郊外（在斯特列穆特卡），他們和郊區俄國居民有聯繫，但德國軍方阻止他們擴編。
志願部隊的可憐的小報是經過德國檢查機關的斧子加工過的。弗拉索夫分子們只剩下拚死作戰，空閑時間一瓶接一瓶地灌伏特加。命中注定——這就是他們在整個戰爭和流落他鄉異國年代的存在，沒有任何別的出路。
已經在到處退卻了，已經到滅亡前夕了，希特拉和他周圍的人仍然未能克服他們對俄國人獨立建制的頑固的不信任，不敢讓一個獨立的、不從屬於他們的俄國的影子出現。只是在最後台火的崩塌聲中，一九四四年九月，希姆萊同意了組建由完整的俄國師構成的POA——俄國解放軍，甚至還包括一支小小的空軍，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最後一齣戲被批准開演了：召集“俄國各民族解放委員會”。只是從一九四四年秋天起，弗拉索夫將軍才獲得了似乎真實的行動機會，——明擺着是為時已晚的機會。聯邦制原則也沒能把許多人拉進來：被德國人從獄中釋放（也在一九四四年）的班傑拉避免與弗拉索夫結盟；分立主義的民族部隊把弗拉索夫看作俄國帝國主義分子，不願意落到他的控制下；克拉斯諾夫將軍代表哥薩克表示了拒絕，——只是在整個德國的末日前十天，希姆萊才同意將哥薩克兵團劃歸弗拉索夫指揮。納粹領導層已經發生混亂：一些長官准許將俄國志願部隊集結組成俄國解放軍，而另一些人阻撓。實際上每一支正在作戰的這樣的部隊都很難從前沿上抽出來，即使願意參加俄國解放軍的“東方工”，要把他們從後方的勞動崗位上抽出來也是不容易的。德國人也沒有抓緊為弗拉索夫的軍隊釋放戰俘，干釋放的活——他們的機器運轉不靈。到一九四五年二月俄國解放軍第一師（一半是洛科奇區的人）總算是組成了，第二師也開始組建。以為這些師將能和德國聯合作戰，這種設想已經遲了；弗拉索夫領導層中早就隱藏着的對蘇聯與同盟國衝突的希望這時燃燒起來了。在德國宣傳部的報告（一九四五年二月）里也指出了這一點：“弗拉索夫運動並不認為自己和德國有生死與共的關係，其中存在強烈的親英情緒與該變方針的想法。這個運動不是國家社會主義的，總的說他們不承認猶太人問題。”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在布拉格（這是為了在斯拉夫的土地上）發表的“俄國各民族解放委員會”宣言也反映出這種騎牆態度。免不了說“以英美寡頭們為首的帝國主義勢力、以其強大實力建立在對其他國家和民族的剝削之上的英美寡頭們為首的帝國主義勢力”以及“他們用保衛民主、文化與文明的口號掩蓋他們罪惡的目的”之類的話——但是沒有一個直接奉承國家社會主義、反猶太主義或大日爾曼的詞句，僅僅是把同盟國的所有敵人稱為“愛好和平的民族”，歡迎“德國在不觸及我們祖國的榮譽和獨立的條件下給予的幫助。”並期待着與德國的“光榮和平”——不管是怎樣的光榮和平，但一定不會比布列斯特和約更壞——它在地位上高於布列斯特和約，但仍是應根據全歐和約做修改的。宣言裏還使勁宣佈自己是民主主義者，聯邦主義者（保障民族分離的自由），那種當時還完全沒有成熟的、還沒有自信心的准蘇維埃社會思想的小爪子在字裏行間小心翼翼地爬行着：什麼“陳舊的沙皇制度”，什麼舊俄經濟和文化的落後，什麼“一九一七年的人民革命”等等……只有反布爾什維主義是徹底的。
這一切在布拉格受到了小規模的慶祝，有“波希米亞保護國”代表即三等的德國官吏們出席。我當時在前線上從收音機里聽到了這份宣言和配套的節目——整個的印象是：一出不適時的註定要完蛋的戲。這份宣言在西方世界根本沒引起注意，沒有增加一絲理解——但在“東方工”中間卻有很大效果：聽說參加俄國解放軍的申請如雪片飛來（斯溫-斯特恩貝格文章中說有三十萬份）——這是在德國眼看要垮台的毫無希望的幾個月，這些不幸的被拋棄的蘇聯人只能指望依靠自己對布爾什維主義的厭惡的力量來抵抗排山倒海而來的紅軍了。
這支組建中的軍隊能有怎樣的計劃呢？似乎是：衝進南斯拉夫，與那裏的哥薩克、俄僑軍隊及米哈伊洛維奇聯合，捍衛南斯拉夫使其不落入共產主義手裏。但是首先：難道德軍指揮部在他們最困難的月份能夠讓在自己後方順利地組建一支獨立的俄國軍隊嗎？他們不慌不忙地把這些部隊拽到東部前線——一會兒把一個反坦克支隊（伊-薩哈羅夫-蘭斯道夫）調往波莫瑞，一會兒把整個第一師調到奧德河——弗拉索夫怎麼樣呢？一次一次乖乖地交出去，一旦採取了讓步路線，這就成普遍規律了，儘管交出目前唯一的一個師就使得整個建軍計劃變得毫無意義了。總是有論據幫忙：“德國人不信任我們。等第一師用戰績說服了他們，俄國解放軍的組建進度就會加快了。”然而進度卻很差。第二師和一個預備旅，共兩萬人，直到一九四五年五月還是一群徒手之眾——不但沒有火炮，而且幾乎沒有步兵武器，連服裝都供不上。第一師（一萬六千人）被用於毫無希望的必死無疑的作戰行動，只是德國已經全面瓦解才使師長布尼亞琴科得以擅自把它從前沿撤下來，衝破將軍們的反抗把隊伍拉進捷克。（沿途解放蘇聯戰俘，那些人也參加了進來——“俄國人要在一起”。）五月初到達布拉格近郊。這時五月五日在首都起義的捷克人叫他們來支援，布尼亞琴科師五月六日進入布拉格，在五月七日的激戰中拯救了起義和城市。這真像是開了個玩笑，以便證明最無遠見的德國人的遠見，第一個弗拉索夫的師用它的第一和最後一次獨立的行動恰好是給予了……德國人一個打擊，它發泄出了不自由的俄國人在這三年殘酷的昏沉的歲月中在胸中聚集起來的對德國人的全部深仇和怨恨。（捷克人用鮮花迎接俄國人，在那些日子他們是知道的，但是否後來所有人都記得，究意是哪一些俄國人拯救了他們的城市？我們現在認為是蘇聯軍隊解放了布拉格，不錯，丘吉爾按照斯大林的願望這些日子不急於供給布拉格人武器，美國人延緩了前進速度以便讓蘇聯人拿下布拉格，而對遙遠的未來尚一無所知的當時布拉格共產黨領導人約瑟夫-斯姆爾科夫斯基正在大罵叛徒弗拉索夫分子，只盼着從蘇聯人手裏得到解放。）
這幾周內弗拉索夫不像個統帥的樣子，而是處於心慌意亂、一籌莫展的狀態。在布拉格戰役中他沒有指揮第一師，使第二師及一些零星部隊無所適從，在飛快消逝的時間裏誰也找不到預定與哥薩克匯合的兵力。弗拉索夫只是始終如一地拒絕單獨逃跑（曾等待一架去西班牙的飛機），看來是在意志癱瘓的狀態下束手就擒。他最後幾個星期唯一的積極活動是派遣秘密代表謀求和英美人接觸。司令部其他成員也做着同樣的事情。
對於弗拉索夫分子來說，他們長期懸在德國人絞索里因有了一種新的意義而顯得光亮起來，那就是現在，到了最後時刻，他們對同盟國有用了。一直懷抱着，不，燃燒着這樣的希望：戰爭結束了，強大的英美要求斯大林改變國內政策的時刻就要到了——來自西方和東方的軍隊正在接近，它們將在被壓碎的希特拉身上發生衝突！——保存和利用我們這時不是對西方有利嗎？他們不是明白布爾什維主義是全人類的敵人嗎？
不，他們不大明白！噢，西方民主的痴獃啊！什麼？你們說你們是政治反對派？難道你們國家裏有反對派嗎？為什麼它從來沒有公開宣佈過？如果你們對斯大林木滿意，那麼你們就回國去在頭一次大選里就把他選掉，這才是正當的途徑。為什麼要拿起武器呢，而且還是德國的武器？不，現在我們有責任把你們交出去，不然是不體面的，而且會搞壞同英勇的盟國的關係。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是捍衛自己的自由並且為自己保住了它，而把我們（和東歐）趕進更深兩倍的奴役的深淵。
弗拉索夫最後一個企圖是發表聲明說俄國解放軍的領導人準備在國際法庭出庭受審，但是把該軍引渡給蘇聯當局使其面臨必定無疑的死亡，這是和引渡反對派運動成員一樣違背國際法的——誰也沒聽到這幾聲吱吱叫，而且大部分美國軍事長官聽說還存在着一些什麼俄國人，而不是蘇聯人，甚至感到驚訝，按照蘇聯屬性把他們移交出去，那是自然的事。
俄國解放軍不是簡單地對美軍投降，而且是祈求他們受降，只要保證不引渡給蘇聯。不理解大政治的美國中級軍官有時也天真地答應了他們。（後來所有這些諾言都違背了，把俘虜們欺騙了。）但是整個第一師（皮爾森，五月十一日）還有差不多整個的第二師都被美軍以武力拒之門外：拒絕俘虜他們，拒絕放他們進入自己的佔領區：在雅爾塔丘吉爾和羅斯福簽署了必須遣返所有蘇聯公民特別是戰俘的協議，協議里沒提遣返是自願還是強迫的問題，因為地球上還有什麼樣的地方，還有什麼樣的祖國是它的兒女們．不願意自願返回的？在雅爾塔的簽字筆里濃縮了西方的全部近視。
美軍不受降，而蘇聯坦克只差幾公里就開到了。只剩下或是打最後一仗，或是……布尼亞琴科和茲維廖夫（第二師）做了相同的部署：沒有打。（這也是俄國人的性格：說不定？……終歸是——自己人嘛……我從獄中聽來的故事裏知道許多這種貿然的喝醉酒似的向——自己人投降的情形。五月十二日全副武裝的全員的第一師奉命開進森林：“解散！”穿上老百姓的衣裳，撕掉等級標誌，燒毀文件，開槍自殺。夜間開始了蘇聯軍隊的圍捕。約一萬人被擊斃和活捉，其餘沖入美軍佔領區，但其中一大部分被移交給蘇聯軍隊，第二師、空軍、各獨立支隊的人情況也一樣。另有一些人在美國戰俘營里蹲了好多個月（米安德羅夫一批人）。不知道是美國人的輕蔑，還是暗示他們“自行逃散”，仍像以前德國人那樣要他們挨餓，用腳踢，用槍托打——而看守得很松。有人逃跑，但很大一部分人留下了！是對美國的信任嗎？相信美國人不可能出賣他們嗎？他們已經被蘇聯的宣傳員，被自我譴責，被意志消沉瓦解了，他們留着等待自己可怕的命運，——於是一批接一批地，將軍們，軍官們，士兵們，在一九四五年和一九四六年，被移交給蘇聯去懲辦了。（一九四六年八月二日蘇聯報紙公佈了最高法院軍事廳對弗拉索夫及其十一名親信的判決：處以絞刑。）同在一九四五年五月，英國在奧地利也完成了一項忠於盟友的步驟（出於慣常的謙遜在我國沒有公佈）：他們把從南斯拉夫突圍出來的哥薩克兵團（四至五萬人）引渡給了蘇軍司令部。這次引渡具有符合傳統的英國外交特點的陰險性。情況是，哥薩克們決心拼個你死我活，或者跑到大洋以外，哪怕到巴拉圭，哪怕到印度支那，就是不願活活地投降。而英國人給他們提供豐厚的軍糧，發給上好的英國軍服，答應可在英軍中服務，已經在進行檢閱。因此當他們以統一裝備為借口要哥薩克們交出武器時沒有引起懷疑。五月二十八日把騎兵連長以上全體軍官（超過兩千人）單獨召集到尤登堡市，好像是去和亞歷山大陸軍元帥商議部隊前途問題。在途中軍官們就上了當，被嚴密看守起來（英國人打得他們頭破血流），然後讓車隊一步步地被蘇聯坦克包圍，然後在尤登堡城內開進“烏鴉車”的半圓陣，手持名單的押解隊已經站在“烏鴉車”的旁邊了。被引渡的將軍中大部分是俄國僑民，他們是美國人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盟友。國內戰爭期間英國人沒來得及酬謝他們，現在還債了。隨後幾天英國人照樣用欺騙手段把普通士兵也引渡了——裝進圍了帶刺鐵絲網的列車。（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七日，蘇聯報紙公佈了將彼得-克拉斯諾夫、施庫羅及另外幾名將軍處絞刑的消息。）
與此同時，從意大利來了一支三萬五千人的輜重隊“哥薩克野營地”，停在德拉瓦河邊的林茨山谷。那裏面有參加戰鬥的哥薩克，但有許多老人、小孩和婦女——他們全都不願意返回哥薩克家鄉的河畔。然而英國人的心並沒有顫抖，也並非他們的民主理性受到蒙蔽。英國警備司令官戴維斯少校（他的名字現在至少一定會寫進俄國歷史的），一個需要時親切得酥軟、需要時殘酷無情的人，在用欺騙手段弄走了軍官們之後，公開宣佈六月一日強迫引渡。成千人用齊聲吶喊回答他：“我們不去！”難民營上空出現了黑旗，在行軍教堂里進行着不間斷的祈禱儀式：活人們為自己作安靈彌撒！……開來了英國坦克和士兵。通過擴音器命令坐進卡車。人群唱着安靈曲，神父們舉起了十字架，年輕的在老人、婦女和兒童們四周組成了人牆。英國人用槍托和棍棒毆打他們，把人們硬拽出來，扔進卡車，受傷的裝進口袋扔上去。神父站的木台被後退的人群擠垮了，後來難民營的圍牆也垮了，人們涌到德拉瓦河的橋上，英國坦克切斷了道路，有些哥薩克全家投河自盡，英國部隊在四郊抓捕和槍殺逃亡者。（在林茨保留着被打死和踩死者的墓地。）
就在這幾天之內，英國人同樣陰險和無情地把幾千名南斯拉夫共產黨的政敵（他們一九四一年的盟友）交給南斯拉夫共產黨——由他們不經審判地槍斃和消滅。
在有着獨立報刊的自由的大不列顛，到目前為止的二十五年來沒有一個人願意講述這件出賣行為，沒有引起社會的警覺。
羅斯福和丘吉爾在本國被奉為政治智慧的標杆而備受尊崇，有朝一日英國可能會佈滿這位偉人的紀念碑。而在我們眼裏，在俄國監獄裏的談論中，這兩人一貫的近視甚至愚蠢卻是令人吃驚地明顯。從四一年費勁地磨到四五年，他們怎麼竟沒能使東歐的獨立得到任何保證？他們怎能為了四國共管的柏林這樣一個滑稽可笑的玩藝（他們將來的致命弱點）而把薩克森和圖林根的廣大地區交出去？他們有什麼軍事的和政治的理由要把幾十萬堅決不願投降的武裝的蘇聯公民交到斯大林手裏去送死？據說這是他們付給斯大林保證參加對日作戰的代價。手裏已經有了原子彈，卻向斯大林付出代價，為了讓他不拒絕佔領滿洲、在中國鞏固毛澤東、在半個朝鮮鞏固金日成！……這難道不是政治盤算上的低能嗎？後來當米科瓦伊奇克被擠走，貝奈斯和馬薩里克也完了蛋，柏林被圍困，布達佩斯的烈火燃起又熄滅，朝鮮硝煙瀰漫，保守黨從蘇伊士運河溜之大吉的時候——難道他們當中記性最好的人在這時也沒想起哪怕是引渡哥薩克人的事件嗎？
連這些還只是開始。整個一九四六年和一九四七年，忠於斯大林的西方盟國接連不斷地把蘇聯公民違背本人意願地交給斯大林去摧殘——有以前的軍人，也有純粹的老百姓，只想把這批搞不清的人當包袱卸掉。從奧地利、德國、意大利、法國、丹麥、挪威、瑞典，從美國佔領區，都在送。在英國佔領區這些年還保留着集中營，大概不次於希特拉的。（例如，奧地利的沃爾夫斯貝格集中營：命令婦女們彎着腰，但不許蹲下，用小剪刀一根一根地剪草，第十一根草用第十二根捆成一“束”，連干許多小時。在存在英國議會傳統的情況下竟可能有這類事情發生，迫使人們思考我們文明的外殼究竟有多厚。）戰後很多年許多俄國人帶着假證件住在西方，生活在被交給蘇聯的沉重的恐懼之中，害怕英美當局猶如以前害怕內務人民委員部。在那些不引渡的地方——便有大量蘇聯特務通行無阻地四處活動，不受干擾地在光天化日之下，甚至在西方國家首都鋼大街上，偷走活人。
除了組建中的“俄國解放軍”以外，還有不少俄國人的分隊穿着無特殊標誌的德軍制服繼續在德軍內部混日子。他們在不同的戰區以不同的方式結束了這場戰爭。
在我被捕前幾天我也遭受弗拉索夫分子的射擊。被我軍圍在東普魯士大包圍圈中的也有俄國人。在一月底的一個夜裏，他們的一支部隊，不做炮火準備，不聲不響地通過我們的防地向西突圍。當時沒有連續的防線，他們很快插入縱深，對我的一個凸出在前沿的聽音炮兵連實行夾擊，我好不容易才把它從最後留下的一條路拉出來。但後來我又回去搶救打壞了的汽車，在黎明前看到，他們穿着偽裝液在雪地里集結，突然一躍而起，喊着“烏拉”向阿德里格-施文基登附近的炮兵營（火炮的口徑為152毫米）的火力陣地猛撲過去，向十二門重炮扔出手榴彈，不讓它們發出一炮。我方剩下的最後一小股人在他們的曳光彈追逐下，在積雪的野地里一口氣跑了三公里，撤到巴薩格河橋頭。他們在那裏才被堵住。
不久我就被捕了，而現在，在勝利大檢閱前夕，我們一起坐在布蒂爾卡的板鋪上，我抽完他們的半截煙，他們抽完我的半截煙，我還跟他們之中的什麼人兩人一起往外抬過六提桶容量的洋鐵馬桶。
許多“弗拉索夫分子”同那些“一小時的間諜”一樣，都是年輕人，是在一九一五到一九二二年之間出生的，正是那位手忙腳亂的盧那察爾斯基用普希金的名義急於表示歡迎的“生疏的年輕一代”。他們的大多數是被偶然性的浪頭帶進新編的軍隊，正如鄰旁集中營里的他們的同伴偶然當上了間諜一樣——這就看招募人員是從哪裏派來的。
招募人員挖苦地向他們解釋——是挖苦，如果不是真實的話！——“斯大林已經拋棄了你們！”“斯大林沒把你們當回事！”
在他們把自己置身於蘇聯法律之外以前，蘇聯法律就已經把他們置於自己保護之外了。
於是，他們就報了名……有一些只是為了從死亡營里脫身出去。另一些——打算投奔游擊隊（投奔也投奔了，並且後來為游擊隊打了仗！-一但依照斯大林的尺度，絲毫也不能因此對他們從輕判刑）。然而總也有人是由於可恥的四一年以及多年吹噓之後所遭到的驚人失敗引起的不滿；總也有人是由於認為使他們落入這些非人的集中營的頭號罪人是斯大林。於是他們也想顯示一下自己．顯示一下自己威嚴的經驗：他們——也是俄羅斯的一部分，也想影響它的未來，而不願作別人錯誤的玩物。
“弗拉索夫分子”這詞在我們這裏聽起來就如同“髒東西”這．詞一樣，好像我們光發出這些聲音來就會弄髒嘴巴，因此誰也不敢說出兩三句以“弗拉索夫分子”為主詞的話來。
但歷史不是這樣寫法的。現在，過了四分之一世紀以後，他們的大多數人已經在勞改營中死去，倖存下來的也都在極北地區度過殘年，我想利用這幾頁書提起人們注意，對於世界歷史來說，這個現象是相當空前的：幾十萬二十到三十歲的年輕人與祖國的最兇惡的敵人結成聯盟拿起武器反對自己的祖國。這也許應當思考思考：誰的過錯更多——是這些青年或者是白頭髮的祖國？用生物學上的叛逆性是不能解釋這種現象的，一定有社會原因。
因為，正像一則老諺語所說：槽里有飼料，馬不會找食。
請設想這幅景象：一片原野——些無人照料的飢餓的發瘋的馬在那裏東奔西跑地找食吃。
那年春天蹲在監室里的還有許多俄國流亡分子。
這幾乎像是在做夢：已結束的歷史的復返。國內戰爭的史卷早已寫完了，合上了，它的問題已經解決，它的事件已列入教科書的年表。白黨運動的活動家們已經不是我們這個世界上的同時代人，而是已經消失的往事的幻影。俄國的流亡分子比以色列人的支脈分散得更加零碎，在我們蘇聯的觀念中，如果他們還在什麼地方苟延殘喘，——那就是在下等飯館裏當洋琴鬼，當僕役、洗衣婦、乞丐、嗎啡癌和可卡因癌患者，成為奄奄待斃的活屍。一九四一年戰爭爆發前，從我們的報紙、高級文藝作品、藝術評論中找不出任何提示能使我們構成以下的概念（我們的腦滿腸肥的大師們也沒有幫助我們去發現），即國外俄僑——這是一個巨大的精神世界，在那裏發展着俄國哲學，那裏有布爾加科夫、別爾佳耶夫、弗蘭克、洛斯基。俄國的藝術使世界着了迷。那裏有拉赫瑪尼諾夫、夏里亞賓、伯努瓦、佳吉列夫、巴甫洛娃，有扎羅夫的哥薩克合唱團，那裏對陀思妥耶夫斯基進行着深刻的研究（同時期他在國內是挨罵的），存在着一個前無古人的作家納博科夫一西林，布寧還活着並在這二十年內也有所創作，出版着文藝雜誌，上演着戲劇，召開同鄉會，在那裏用俄語發表演說，男俄橋還沒有失去娶女俄僑為妻的能力，而女俄僑也仍有生兒育女——即生育我們的同齡人的能力。
我們國內形成的關於流亡分子的觀念謬誤到如此程度，如果舉行一次群眾測驗：流亡分子在西班牙戰爭中是支持誰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是支持誰的？——大家都會一口氣回答：支持佛朗哥！支持希特拉！在我們國家裏到現在也還不知道，站在共和派一邊作戰的白俄流亡分子要多得多。弗拉索夫的各師和馮一潘涅維茨的哥薩克兵團（“克拉斯諾夫兵團”）是由蘇聯公民組成的，而根本不是由流亡分子組成的——他們沒有去投靠希特拉。因此，站到希特拉方面的梅列日科夫斯基和吉比烏斯在他們中間是孤立的。有一件事又似笑話而又並非笑話：鄧尼金曾急切地要去為蘇聯打希特拉，而斯大林一度差點準備把他弄回國來（顯然不是作為一支戰鬥力量，而作為民族團結的一個象徵）。在法國佔領時期，大量俄國僑民，有年老的，有年輕的，參加了抵抗運動，巴黎解放后，他們蜂擁到蘇聯大使館申請返回祖國。不管是什麼樣的俄羅斯——但它是俄羅斯！——這就是他們的口號，而他們也正是這樣來證明從前說熱愛它並不是撒謊（在四五到四六年的監獄裏他們幾乎是幸福的，因為這些鐵窗、這些看守——都是自己人，都是俄國人；他們瞧見蘇聯的小夥子們搔着後腦門說：“我們何苦要回來呢？我們在歐洲擠得難受嗎？”覺得很驚奇）。
但是，按照斯大林的邏輯，任何一個在國外住過的蘇聯人都應當關進勞改營，這些流亡分子怎能避免這種命運呢？在巴爾幹，在中歐，在哈爾濱，蘇聯軍隊一到，立即逮捕他們，從寓所里抓，在街上抓，像抓國內的人一樣。暫時只抓男人，而且暫時還不是所有的男人，只是那些有過政治表現的人（他們的家屬過了一陣子被遞解到俄國的流放地，有的就留在保加利亞、留在捷克斯洛伐克）。在法國，先是把他們接納為蘇聯公民，舉行隆重儀式，獻花，接着條件舒適地送回祖國，到達之後才動手把他們胡嚕進去——在處理上海的俄僑方面時間拖得久些——在四五年手還伸不到那裏去。但蘇聯政府派了一個代表到那裏，宣讀了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的法令：寬恕一切流亡分子。是啊，怎能不相信呢？政府總不能說瞎話吧！（不管真的是否有過這一條法令，——至少它對機關是沒有約束力的）。上海的俄僑高興得不得了。答應他們的條件是，想帶多少東西就帶多少東西，想帶什麼就帶什麼（他們帶了小汽車走，這對祖國會有用的），在蘇聯想住哪裏就住哪裏；工作當然是完全按自己的專業。從上海把他們裝上了輪船。輪船的命運就已經是各不相同了：有些輪船上不知為什麼完全不供伙食。從納霍德卡港（古拉格的一個主要遞解站）下船以後的命運也是各不相同。幾乎把所有的人都裝上了貨運列車，像犯人一樣，只是還沒有嚴格的押解隊和警犬。有的給運到適於居住的地方，運到城市，真的讓他們在那裏住了兩三年。另一些用列車直接送到勞改營，在外伏爾加地區的森林裏的什麼地方把他們卸下來，搬着白色大鋼琴和花籃走下高峻的路基斜堤。從四八到四九年，那些倖存的遠東歸僑一股腦兒都被關了進去。
當我還是九歲的孩子的時候，對於讀當時在我國書亭里隨便實的B-B-舒利金的藍皮小書的興趣，超過讀儒勒-凡爾納。這是從那個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的世界來的聲音，因而就是用最奇妙的想像力也不能推測到，過了還不到二十年，作者和我的腳步會以看不見的虛線在大盧賓卡的無聲走廊里交叉起來。誠然，我同他本人相遇不是在當時而是再過二十年以後，但四五年春天我有時間仔細觀察許多年老的和年輕的流亡分子。
我同博爾希騎兵大尉和馬里尤什金上校一起作過體格檢查，他們皺巴巴的暗黃色赤裸身體的慘相永遠留在我的眼前，那已經不是活人的肉體而是兩具乾屍。他們是在快進棺材前被捕的，從幾千公里以外把他們押到了莫斯科，這裏，在一九四五年，以最鄭重其事的方式對他們在一九一九年的反蘇維埃政權活動進行了偵查！
偵查和審判方面的不合理現象成堆，我們對這些已經看得很習慣了，以至不再去區別它們的等級。這個騎兵大尉和這個上校是沙俄軍隊的基幹軍人。當電報傳來消息說在彼得格勒皇帝已被推翻的時候，他們兩人的年紀都已四十開外，他們在效忠沙皇的誓言下在軍隊裏已經服務了二十年，現在硬着頭皮（也許在心裏暗暗說：“滾蛋吧！垮台吧！”）又向臨時政府宣了誓。此外沒有旁人要求他們向別的什麼方面宣誓效忠，因為軍隊都瓦解了。他們不喜歡當時那種撕肩章、殺軍官的秩序，他們自然要同其他軍官聯合起來為反對這種秩序而戰鬥，而紅軍自然也就要和他們打，並把他們趕到海里。但是在法律思想即使有些萌芽的國家裏，-一有什麼理由去審判他們，何況還是過了四分之一世紀以後？（這期間他們一直當老百姓，馬里尤什金直到被捕也沒做過什麼事，博爾希誠然是在奧地利的哥薩克輜重隊裏抓到的，但明明不是在武裝部隊裏，而是在輜重隊的老人和婦女中間。）
然而，在一九四五年在我們的司法中心，他們被控犯有；以顛覆工農蘇維埃政權為目的的行為；武裝侵入蘇維埃領土（就是說，當有人在彼得格勒把俄國宣佈為蘇維埃的時候，他們沒有立即離開這個國家）；幫助國際資產階級（他們夢裏也沒有見過這種東西）；在各種反革命政府任職（就是在他們一生從屬的那些將軍手下任職）。第五十八條的所有這些分條（l、2、4、13）都是屬於一九二六年，即國內戰爭結束后的六七年才通過的刑法典的內容！（法律追溯效力的經典的和喪盡天良的範例）此外法典第二條指明，它只適用於在蘇俄領土上拘捕的公民。但是國家安全機關的鐵手從歐亞所有國家裏把十足的非公民一個個地揪了出來。關於時效我們就更不用說了：關於時效有一條靈活規定，即它不適用於第五十八條（“為什麼要算老帳呀？……”），時效只適用於那些消滅本國同胞比整個國內戰爭所消滅的多出許多倍的自己家裏培養的劊子手。
馬里尤什金對過去的事情總算還記得清楚，關於從諾沃羅西斯克撤退的詳細情形還能說得出來。但博爾希好似又返回了童年，他天真地嘟嚷着說，他怎樣在盧賓卡慶祝了復活節：復活節前整整兩星期他只吃半份口糧，把另一半留下來，逐漸用新鮮的倒換髮硬的。就這樣為了開齋他積蓄了七份口糧，於是復活節他就大吃了三天。
今天對他們起訴和審判——絲毫不證明以往他們有什麼罪行。這僅是蘇維埃國家的復仇行為：為了他們在四分之一世紀以前曾反抗過共產主義，儘管從那時以來他們一直度着有家難歸的流亡者的坎坷生涯。
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諾維奇-亞謝維奇上校不同於這些流亡分子中的束手無策的木乃伊。對於他來說，國內戰爭結束后反布爾什維主義的鬥爭顯然並沒有結束。他通過什麼進行鬥爭，在何處和如何進行——他沒有講給我們聽。但是好像在監室他仍有繼續戰鬥的感覺。在我們大多數人腦子裏，概念混亂，視線模糊而歪曲，而他對周圍事物卻顯然有清楚明朗的觀點，由於具有明確的生活立場——他的身體也經常保持着壯健、彈性、活力。他的年紀已在六十以上，腦袋完全禿了，不剩下一根頭髮，他熬過了偵查（像我們大家一樣正等待着判決），當然從哪裏都得不到幫助——卻保持着年輕的、甚至紅潤的皮膚，在全監室中只他一個人做早操，在水龍頭下沖冷水（我們大家則捨不得浪費監獄配給口糧提供的熱量）。當板鋪間空出一條走道時，他就抓緊時間——在這五六米的地方，用板正的步伐、板正的身姿，來回走步，手交叉在胸前，明亮而年輕的眼光好像透過牆壁望着獄外。
我們大家都為我們所遭遇的事情感到吃驚，他卻覺得周圍發生的事情都在意料之內——正因如此，他在監室中是完全孤獨的。
我一年後才理解了他在監獄中的行為：我又回到布蒂爾卡，在七十個監室之中的一間裏我遇見了亞謝維奇的一些年輕的同案人，他們都已判了十年和十五年。在一張捲煙紙上印着他們整個集團的判決，不知何故卻落在他們手中。名單上的第一名就是亞謝維奇，給他的判決是——槍決。原來他從桌子到門之間來回踱步時，用那沒有衰老的眼光透過牆壁所看到的、所預見到的是這個呀！但是，忠於生活道路的毫不後悔的意識給了他以不尋常的力量。
在流亡分子中間也有我的一個同齡人伊戈爾-特朗科。我同他交上了朋友。兩人都是衰弱的、乾枯的，灰黃色的皮膚包着骨頭（當真我們為什麼這樣垮了下來？我想是由於精神上的惘然失措）。兩個人都是瘦長條兒，在布蒂爾卡放風的院子裏，一陣夏風吹來就會搖晃，我們老是在一起邁着老年人的小心步子，談論我們生活的對比。我與他在同一年生於俄國的南方。當我們兩人還在吃奶的時候，命運之神就從他的破舊的袋子中掏出了一根短稻草塞給我，而給了他一根長的。於是他的小圓球兒就滾到了海外，雖然他的“白衛分子”父親只是一個普通的貧窮的報務員。
通過他的生活設想一下在國外的我這一代同胞的情況，使我感到強烈的興趣。儘管家庭收入頗為有限甚至十分拮据，他們仍是在良好的家庭督導下長大的。他們都受到完美的教育，並儘可能地得到了深造的機會。他們是在不知道恐懼和鎮壓的環境中成長的，雖然在他們還沒有壯大以前，各種白黨組織的某種權威的壓力曾經懸在他們頭上。他們長大了，但沒有染上那些籠罩整個歐洲青年的時代惡習（犯罪率高，生活態度輕率、無所用心、放蕩）——這是因為他們好似在家庭的不可磨滅的不幸的陰影下長大的。他們生長在不同國家，但是都把俄國當做是自己唯一的祖國。他們的精神教育來自俄國文學，由於他們的祖國僅止於文學，文學的背後並不存在第一性的實體的祖國，因而更受他們珍愛。他們接觸的現代出版物比我們範圍廣泛得多，內容充實得多，而偏偏蘇聯的出版物他們見到的很少，他們對這個缺陷感覺得最尖銳，他們以為，正是由於這個緣故，他們才不能理解關於蘇維埃俄國的主要的、最崇高最美好的東西，而他們所獲知的都是歪曲、謊話、不完全。關於我們真實的生活他們只有最貧乏的概念，但懷念祖國之情是那麼深切，如果在一九四一年對他們發出一聲召喚，他們便會紛紛加入紅軍，甚至會感到去死亡要比活下來更為甜蜜。這批在二十五到二十七歲的青年已經有了並堅持了某些與年老將軍和政治家們的意見不相符合的觀點。例如，伊戈爾的小組是“非預決派”。他們宣稱，沒有與祖國分擔過以往幾十年的全部複雜重負的人，對於俄國的前途便沒有任何決定權，甚至沒有提出任何建議的權利，只能前去為人民所決定的東西貢獻力量。
我們一起在板鋪上躺過了許多時間。我儘可能地理解了他的世界，這個會見向我揭示了（以後其他的會見也證實了）一個觀念，即內戰時期相當大一部分精神力量的外流，從我國帶走了俄羅斯文化的一個巨大而重要的分支。而每一個真正熱愛俄羅斯文化的人都將力求使這兩個分支——本國的和國外的——重新結合起來。只有那時，它才是完全的，只有那時，它才能顯示出健康發展的能力。
我幻想着活到這一天。
人是軟弱的，軟弱的。歸根結底連我們中間最固執的人在那年春天也想得到寬恕，決意犧牲許多東西來換取一小塊生命。流行過這樣一個笑話：“被告，你的最後陳述！”“送我到什麼地方都可以，只要那裏有蘇維埃政權！還有——陽光……”我們不會有失去蘇維埃政權的危險，倒是有失掉陽光的危險……。誰也不願意到最遠的北極地帶去，不願意去得壞血病，去得營養不良症。在監室里不知為什麼特別盛行關於阿爾泰的傳說。極少數以前去過那裏的人，尤其是沒有去過的人，把同監難友引入一場美夢：阿爾泰可是好地方！既有西伯利亞的遼闊，又有溫和的氣候。小麥堆滿岸，蜜糖流成河，草原和山嶺，羊群、野物、魚蝦。人煙茂盛的富裕的農村……
囚犯們關於阿爾泰的憧憬——是否是舊時農民對它的憧憬的繼續？在阿爾泰曾經有過所謂內閣的土地，因為這個緣故，它與西伯利亞其他地方有所不同，對移民在長時間內是比較不開放的——但農民們最嚮往的正是上那裏去（並且不斷地向那裏移居）這種持久的傳說是否由此而來的呢？
啊，往這個安靜地方躲起來吧！聽聽雄雞在清新空氣中的清脆響亮的歌聲！撫摸撫摸善良嚴肅的馬勝！一切偉大的問題統統見鬼去吧，讓別的什麼人，傻一點的人去為你們傷腦筋吧。躲開偵查員的罵娘和對你全部生活的厭人的盤詰，躲開監獄門鎖的響聲，躲開監室里令人窒息的悶熱，在這裏好好休息休息。我們都只有一次生命，它是渺小短促的——而我們卻作孽地把它塞到別人的機槍下面去，或者帶着它，帶着這純潔無暇的生命鑽到政治的骯髒垃圾堆里去。那裏，在阿爾泰，似乎可以住在靠近森林的村邊上最低矮最黑暗的小房子裏。不是為了檢樹枝，不是為了摘蘑菇，而是隨便往森林裏走走，摟住兩根樹榦：我的親愛的！我再也不需要什麼了！……
那一年的春天本身就呼喚着人們的善心：它是如此浩大的戰爭結束的春天！我們看到，數以百萬計的我們這樣的囚犯正流入監獄，還有大大超過此數的囚犯在勞改營中等着我們，取得空前偉大的世界性勝利之後，怎麼可能把那麼多的人留在監獄裏？現在把我們關着大概只不過是嚇唬嚇唬，好使我們記得牢些吧。當然會頒佈大赦，我們大家很快就會被放出去。有人甚至賭咒發誓說，他親自在報上讀到過，斯大林回答美國記者（姓名嗎？——我記不得了……）時說，戰後我國將實行一次世界上從未見過的大赦。偵查員也確實親自對什麼人說過很快要宣佈普遍的大赦（這些傳聞對偵查員是有利的，它們能夠削弱我們的意志：算了，簽字吧，反正不會呆久的）。
但是——對於善心需要有理智。
我們中間少數頭腦清醒的人說什麼四分之一世紀以來，從未對政治犯實行過大赦——而且永遠不會，我們聽不進去這類喪氣話。（一個熟知監牢掌故的眼線還跳出來回答：“在一九二七年，十月革命十周年前夕，所有的監獄都空了，在上面掛起了白旗！”這種監獄上掛白旗的驚人景象——為什麼是白旗？——特別使人動心。）我們沒有理會我們中間那些明白事理的人的解釋：正是因為戰爭已經結束，所以我們幾百萬人才去蹲在這裏——前線再也不需要我們，對於後方，我們是危險分子，而在遙遠的建築工地上沒有我們連一塊磚也放不上去（我們心裏還有個人利益作怪，所以不能領會斯大林的縱然不是惡毒的，至少也是簡單的經濟上的打算！現在有誰在複員以後還願意拋棄家庭、房子，到那還沒有道路，還沒有房屋的科雷馬去，到沃爾庫塔去，到西伯利亞去？這已經幾乎是國家計委的一項任務：給內務部下達抓人的控制數字）。大赦！我們等待和渴望着的寬大、廣泛的大赦！據說，在英國甚至在加冕周年紀念都有大赦，就是說每一年都有大赦！
在羅曼諾夫皇朝三百周年紀念日曾經大赦了許多政治犯。在取得了一個世紀甚至超過一個世紀規模的勝利后，難道現在斯大林的政府還將這樣斤斤計較地記仇，還將對自己每個小小公民的每個差錯和失足那麼念念不忘嗎？……
一個簡單的真理，但要悟出它也需要飽經痛苦：值得祝福的不是戰爭中的勝利而是戰爭中的失敗。勝利為政府所需要，失敗則為人民所需要。在勝利后還想勝利，在失敗后則想自由——而且一般能夠爭取自由。失敗之為人民所需要，正如苦難和災禍之為個別的人所需要一樣：它們迫使他深化內心的生活，使他在精神上變得崇高。
波爾塔瓦的勝利對俄國是一個不幸：它引起了兩個世紀的極大緊張、破壞、不自由——以及一次又一次的新戰爭。波爾塔瓦的失敗卻使瑞典人得救：失去了打仗的願望后，瑞典人成了歐洲最繁榮昌盛和自由的民族。
我們已經那麼習慣於為我們對拿破崙的勝利而自豪，以至忽略了一個情況：正是由於這個勝利，農民的解放才沒有早半個世紀發生（法國的佔領對俄國並非一種現實的可能性）。而克里米亞戰爭卻給我們帶來了自由。
那年春天我們相信大赦——這毫不新鮮。你同老囚犯們談談就清楚：這種對仁慈的渴望和對仁慈的信仰從來沒有離開過監獄的灰色牆壁。十年接着十年，各種來源的囚犯總是期待、總是相信：要麼會有大赦，要麼會有新的法典，要麼會有對案件的普遍複查（而且傳聞總是得到機關的巧妙謹慎的支持）。十月革命的某個周年，列寧的紀念日和勝利紀念日，紅軍紀念日或巴黎公社紀念日，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每屆例會，每個五年計劃的結束，最高法院的每次全會——凡是囚犯的想像力能為期待着的解放天使下凡安排的日子都安排到了。而且囚犯們的成分越是希奇古怪，囚犯來源之廣泛越是離奇荒唐，——他們也就越多產生對大赦的信仰，而不是頭腦清醒的估計。
所有的光源都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與太陽相比。而太陽則同什麼都不能比較。同樣，世界上的一切期待都可以與期待大赦相比，而期待大赦則同什麼都不能比較。
一九四五年春天，每個新來的人一進監室，大家首先就問他聽到過什麼關於大赦的消息沒有？如果兩三個人拿着東西從監室被帶走——監室里的行家們馬上對照他們的案情推斷說，他們的案情最輕，當然是帶去釋放的。這就開始了！在廁所里，在洗澡房裏，在囚犯的郵局裏，我們的積極分子到處找尋大赦的痕和記載。突然，在布蒂爾卡洗澡房著名的紫色前室里，我們於七月初讀到了用肥皂在比人頭高得多的地方的紫釉磚上寫的預言（說明是站在別人肩上寫的，免得很快被擦掉）：
“烏拉！！！七月十七日大赦！”
我們是多麼興高采烈呀！（如果他們不確實知道，就不會寫出來！）心臟、脈搏、血液，在歡樂的衝擊下都停了下來，牢門快打開了……
但是——對於善心需要有理智……
七月中旬，我們監室中的一個老頭兒被走廊看守派去打掃廁所，在那裏，看守同情地望着他的一頭白髮，私下（如有第三者在場他未必敢說）問他：“老爺子，犯的是哪一條？”家裏老少三代為他哭泣的老頭兒心裏一陣高興：“五十八條。”看守嘆口氣說：“不在裏面。”瞎說——監室里一致斷定——這個看守根本沒有水平。
在這監室里有一個年輕的基輔人瓦連金（姓不記得了），他有着一對大大的女人似的漂亮眼睛，偵查把他嚇得魂飛魄散。他無疑是一個預見者，這個本領也許只是在當時的興奮狀態下產生的。不止一次，他早上在監室里走一圈，指指這個指指那個：今天你和你將被帶走，我夢見了。果然他們給帶走了！正是他們！話又說回來，囚犯的心靈是那麼傾向於神秘主義，以至見到預言的應驗幾乎不覺得奇怪。
七月二十七日瓦連金走到我身邊說：“亞歷山大！今天是我和你了。”接着向我講了一個帶有監獄夢境一切特徵的夢：混濁的小河上架着一座小橋，十字架。我開始收拾起東西，真地沒有白做：在喝了早茶以後就把我和他叫走了。全監室以熱鬧的良好祝願歡送我們，許多人擔保說，我們準是給帶去釋放的（從對我們的輕微案情進行比較后得出的結論）。
你可以真心地不相信這個，不允許自己相信，你可以說幾句笑話擋回去，但是，地球上最熱不過的一把火紅的鐵鉗突然夾緊你的心：要是真的呢？……
從不同的監室里提出來二十來個人，起先把我們帶進洗澡房（在每個生活的轉折點上囚犯首先應當經過洗澡房）。在那裏我們有一個半小時光景的時間去猜測和思考。然後，熱出了一身大汗、遍體感到舒服的我們——被帶過布蒂爾卡內院的一個蒼翠的小花園，那裏的鳥兒（多半只是麻雀）叫得似乎要震破我們的耳鼓，樹木綠得使不習慣的眼睛感到難以忍受地鮮明。我的眼睛從來沒有像在那個春天裏那樣強烈地感受到樹葉的綠色！我一生中從來沒有看到過比布蒂爾卡小花園更接近於天堂的東西，而沿瀝青小道走過這個花園從來也沒有超過三十秒鐘！
把我們帶到了布蒂爾卡“車站”（接收和發送囚犯的地方；名稱很中肯，而且那裏的主要前廳頗像一個不錯的候車室），趕進了一間寬敞的大隔離室。裏面光線半明半暗，有清潔的新鮮空氣：它唯～的一扇小窗開得很高，不帶籠口。它就向著那個陽光明媚的小花園開着，經過打開的氣窗，卿卿喳喳的鳥叫聲使我們耳朵發聾，一根碧綠的樹枝在氣窗孔里晃動，給我們大家以自由和回家的希望。（真好呀！這樣好的隔離室我們從來還沒有蹲過！——這不會是偶然的：）
我們大家都是屬於特別庭管轄的。如此說來，我們的案子全是區區小事。
三個小時誰也沒有來管我們，誰也沒有來開門。我們在隔離室里走來走去，走累了就在瓷磚砌面的長椅上坐下來。而樹枝老是在窗孔外晃呀，晃呀，麻雀發了狂似地對叫着。
突然，門轟隆一聲打開了，傳喚我們中間一個三十五歲上下的安靜的會計出去。他走了出去，門又鎖上。我們更加起勁地在我們的匣子裏來回走動，像熱鍋上的螞蟻。
又是開門的響聲，傳走了另一個，送回原來那個。我們向他擁過去。但這已經不是他了！他臉上的生命停止了，他睜開的眼睛什麼也看不見，他恍惚地在隔離室的光滑地板上搖搖晃晃地移動。他受到腦震蕩嗎？他被燙衣服的板子打昏了嗎？
“什麼？什麼？”——我們屏息地問（如果他不是剛坐過了電椅，那至少已經向他宣佈了死刑判決）。他用宣告宇宙末日來臨的那種聲調擠出了兩個字：
“五！！年！！！”
門又響了——回來得那麼快，好像上廁所去解了個小手。這個人喜氣洋洋地回來了。顯然是把他釋放了。
我們懷着失而復返的希望聚集在一起問：“怎樣？怎樣？”他甩了一下手，笑得喘不過氣來：
“十五年！”
這真是太荒唐了，荒唐得難以馬上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