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事到如今，左右為難
“又不悔改他們那些兇殺……的事。”
《新約-啟示錄》第九章第二十一節
第一章事到如今，左右為難
當然，將來人們是會談起我們的。我們對此並沒有喪失希望。因為凡是歷史上發生過的事情，其真相遲早總會為人們所知。但是，原來沒想此事絕不會很快發生，總要等到我們這些人大部分去世之後，而且將是在環境完全改觀的時候。我把自己看作古拉格群島史的編纂者，一直在寫啊，寫。可是，對於生前能看到它問世，我並沒有抱多大希望。
歷史的進程經常以其意外轉變使我們吃驚，就連最有洞察力的人也不例外。我們未能預見到這一切將會怎樣發生。並沒有覺察到有什麼迫不得已的理由。可是，竟然一切都突然顫動起來，開始有所進展了。於是，剎那間，通向這個社會的深淵的門扉彷彿微微開了一道小縫兒，而且有兩三隻真理的小鳥居然趁着那門扉還沒有重新長久地關閉之前得以飛了出來。
我有多少前輩未能寫到底，寫出的東西未能保存下來啊！他們未能堅持到最後，未能攀登到上面來！而這種幸福卻落到了我的頭上：我得以在鐵門扉重新關閉之前，從它的縫隙里把極少的一點真相第一次傳遞到外面去。
立刻，這點真相，好似由反物質所包圍的物質一樣，爆炸了！
它爆炸了，隨之發生的是讀者來信的激流滾滾而來，儘管這也是意料中的事。然而，接着便是報刊文章的激流衝過來了，但那激流是透過咬牙切齒聲、壓抑着憎恨和滿心不快衝過來的，這樣一些滿篇讚揚俗套的官樣文章委實令人厭惡。
當從前蹲過監獄的人們聽到所有報紙一齊發出的這片叫好聲，得知有一本關於勞改營的小說“問世並受到報界吹捧時，他們一致斷定：“這又是杜撰！難為他們想得出還要借這個題目來造謠！”的確，要說我們那些通常言過其實的報紙會突然熱心地讚揚起真理來，這確實無論如何也很難設想！有些人則對我的那本小說乾脆連看也不看一眼。
可是，當他們一旦開始談它的時候，卻不約而同地拼發出一片呻吟聲——那是喜悅的呻吟，也是痛苦的呻吟。於是，信件又像雪片一般飛來了。
這些來信我都保存着。我國同胞們是極少有機會說出自己對社會
問題的看法的，以前的囚犯尤其如此。要知道，他們曾經多少次不得不放棄自己的信念，曾經受過多少次欺騙啊！但是，這一次他們相信了：一個真理的紀元終於開始。現在可以堂堂正正地說話，可以大膽地寫作了！
但是，當然，他們又一次受騙了。這已是第多少次了啊！……
“真理取得了勝利，但是遲了！”他們這樣寫道。
實際上甚至比這還要遲，因為它根本沒有取得勝利……
自然，確實有一些頭腦清醒的人，他們不肯在信尾署名（餘生無幾，我還要自已保重呢！”），或者就在報紙上吹捧得最厲害的時候向我提出了這樣的問題：“我很奇怪，沃爾科伏依怎麼會同意你發表這部小說的？我很不放心，你現在是否又被關進了加強管制工棚？請速回信。……”或者就乾脆問道：“怎麼搞的？怎麼還沒有把你和特瓦爾多夫斯基”關起來月
就是這樣。是他們的捕獸夾子卡住了，一時沒有發動起來。那麼．沃爾科伏依之流該怎麼辦呢？只好也抄起筆來，也寫信，或者就給報紙寄反駁文章。他們中間有些人還確實有點文采呢！
從這第二種來信的洪流中，我們懂得了應該怎樣稱呼這些人，也就是知道了這些人自己是怎樣稱呼自己的。過去我們一直在尋找一個恰當的詞，曾把他們叫做什麼“勞改營的統治者”、“勞改營主人”或“勞改營首長”。不，他們叫“實際工作者”！噢，這個詞可太漂亮，太妙了！要說是“契卡工作人員”吧，也不大貼切，於是他們自己找到了“實際工作者”這個詞。
這伙“實際工作者”在信里寫道：
“伊萬-傑尼索維奇天生是個善於拍馬的人！”
（B-B-奧列伊尼克，於阿克糾賓斯克市）
“舒霍夫這個人既不使人同情，也不叫人尊敬！”
（馬特維耶夫，於莫斯科）
“對舒霍夫判刑完全正確……把囚犯放出勞改營外，他們有什麼事可干？”
（西林，於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市）
“對這些靈魂卑鄙的侏儒判刑太輕了！我絲毫也不可憐……這些衛國戰爭中的敗類！”
（E-A-伊格納托維奇。於基莫夫斯克市）
“舒霍夫是個害人的老手，是一隻狡猾殘酷的胡狼。他活着就是為了填飽自己的肚皮！”
（烏斯賓斯基，於莫斯科）。
一作者不去描寫那些最忠誠的人們在一九三七年是怎樣死去的，卻選擇了一九四一年的勞改營來描寫。可那時被關進勞改營的大都是些只顧自己的傢伙戶一九三七年的時候就沒有像舒霍夫這類人。當時那些人是在憂傷中默默死去的，他們當時想的是：這是誰的需要？”
（潘科夫，於克拉馬托爾斯克市）提到勞改營的內部制度時，這一類人在信中說：
“為什麼要給不勞動的人那麼多飯吃？他們的精力反正用不完……我看，對待犯人們還是過於寬大了。”
（戈洛溫，於阿克摩林斯克市）
“至於伙食標準，不應忘記他們不是在療養院。他們只應通過誠實的勞動來贖罪。這部小說侮辱了內務部的士兵、軍士和軍官們。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但是這個人民被寫成了什麼樣子……？——被寫成了一群‘鸚鵡’、‘糊塗蟲’、‘笨蛋’。”
（巴祖諾夫上士，於奧伊米亞肯市。五十五
歲，在勞改營服兵役到老）
“勞改營里濫用職權的行為比其他任何蘇維埃機關（！！）都少。我敢肯定，現在勞改營里的制度比從前嚴厲多了！
警衛人員並不知道是什麼人、為什麼事在坐牢。”
（卡拉哈諾夫，於莫斯科近郊）
“我們這些執行法紀的人也是人，也希望自己有一番作為：我們也並不是總向那些倒下去的人開槍的，而且我們自己也冒着危險呀。”
（格里戈里-特羅菲莫維奇-熱列茲尼亞克）
“這部小說里的一整天充滿了囚犯們的惡劣行為，根本看不到行政當局的作用……要知道，勞改營里管制囚犯的制度嚴格並不是由於個人迷信的結果，那是在執行法院的判決嘛！”
（格里戈里耶夫）
“照索贊尼辛的描寫看，似乎勞改營內整個工作中根本不存在什麼黨的領導。可是，要知道，那時也和現在一樣，勞改營里也是有黨的組織的，是黨組織在憑着良；心安排整個工作的。”
（而實際工作者們則）“只是按照規章、指示、命令的要求執行任務而已。而且，就是這些當時在那裏工作的人們現在還在那裏工作（！！），或許人員還增加了大約百分之十。這些人工作出色，多次受到表揚，他們一直被列為優秀工作者。”
“此書引起了內務部全體人員的極端憤怒-…-這部作品中所包含的仇恨之深，簡直使人驚訝……它有意煽動人們反對內務部的情緒！為什麼我國有關機關竟允許對內務部的工作人員如此橫加侮辱？……這大卑鄙了！”
（安娜-菲利波芙娜、扎哈羅娃，於伊爾庫茨克
州。本人自一九五0年在內務部工作，一九五六年
入黨。）
請讀者聽聽吧！聽聽吧！“這太卑鄙了！”她從內心發出了這種號叫。在她看來，把群島上的人折磨了四十五年則是不卑鄙的。而現在發表了一部小說就卑鄙了！
“我們從來看到過這麼卑鄙齷齪的東西……而且這不是我一個人的意見，和我有同感的人非常多，我們的名字是一群。”
簡單地說吧：
“所有圖書館和閱覽室均應立即全部撤掉索贊尼辛的這部小說！”
（A-庫茲明，於奧廖爾）’
這一點確實照此辦理了。不過是逐漸地進行的；
“本來就不應該印刷出版這本書，應該把材料作為罪證送交克格勃機關！”
＿（匿名，十月革命同齡人）
事情也確實大致是這樣發展下去的，算是被這位“同齡人”猜中了。
還有另一位匿名者來信，不過這次是一位詩人：
“俄羅斯，你可聽見，
我們的良心
潔白無瑕！”
又是這“該死的匿名者”！讓我們知道一下也好呀，你究竟是一個親自開槍打死過人的，還是下過命令送人去死的？或者你只是一個普通的正統派分子？哼，匿名！一個潔白無瑕的匿名者！……
最後，也有人提出了廣泛的哲學見解：
“歷史是從來都不需要‘過去’的（！！），而社會主義文化的歷史現在尤其不需要它。”
（A-庫茲明）
“歷史不需要過去”們請看這些正統分子們竟說出了什麼話！那麼，歷史需要什麼呢？它需要未來，是不是？怪不得這一類的人正在編寫歷史呢！……
如今，面對着他們所有的人，面對着這個無知的整體，該怎樣進行辯駁呢？現在該怎樣向他們解釋呢？……
要知道，真理似乎永遠是羞怯的，在過於強大的無恥謊言的壓力下，真理往往就沉默不語了。
由於國內長時期不能自由交流消息，在社會上整批整批的人們之間，幾百萬人與幾百萬人之間已經造成了下道互不了解的鴻溝。
我們簡直不再是一個統一的人民了，因為我們大家確實在使用不同的語言講話。
無論如何，總算實現了突破！那堵謊言之牆看來曾是建造得絕對堅固可靠，永遠不會倒塌的，可是，現在它竟也裂開了一道縫，讓消息衝出去了。直到昨天我們國內還是沒有什麼勞改營，不存在什麼古拉格群島的，而今天，全國人民和整個世界都看到：有勞改營！而且是法西斯式的！
怎麼辦？？經營了多年的、善於顛倒是非的老手們！老牌吹捧家們！難道你們居然會忍受這一切？你們居然退縮？你們竟會屈從、示弱？……
不，當然不會！這些善於歪曲事實的老手們自己一馬當先沖向了這道裂縫！他們似乎多年來就在等待着這裂縫的出現，準備着用他們那長着灰色翅膀的軀體去填塞它，並且快樂地——正是快樂地！——撲扇着翅膀把這道裂縫遮住，唯恐驚訝的觀眾透過它看到古拉格群島本身。
他們一瞬間想到的，下意識地發出的第一聲喊叫就是：這一切絕不會重演！光榮歸於黨！這一切絕不會重演！
好一些聰明人啊！不愧為填塞漏洞的專家！因為，既然說了“這一切絕不會重演！”，那麼這本身也就自然意味着：今天沒有這一切！既然將來絕不會再有，今天當然也就不存在羅！
他們在裂縫處那麼巧妙地撲扇着翅膀，以至於剛剛進入視野的古拉格群島的影子立即變成了海市蜃樓——它並不存在，將來也不會有，嗯，也許過去存在過那麼一陣子，但……但那是由於個人迷信嘛！（這個“個人迷信”可委實方便得很呢！只要一提這個詞，就似乎已經把某個什麼問題解釋清楚了。）那麼，什麼才是真正存在的、始終存在的、能夠填滿裂縫的、今後也將永遠存在的東西呢？那就只有“光榮歸於黨！”了。（最初的“光榮歸於黨”似乎是針對“這一切絕不會重演！”說的；而後來，幾乎忽然變成了似乎也是因為古拉格群島本身的存在才“光榮歸於黨”的。這二者慢慢混成一片，使人分辨不清了。人們還沒有拿到刊載那部小說的雜誌，就已經聽見到處是一片：“光榮歸於黨！”的喊聲了。人們還沒有讀到怎樣用短皮鞭抽人的地方，已經從四面八方響起一片“光榮歸於黨！”的聲音了。）
這些聰慧的撒謊天使，這些謊言之牆的捍衛者，就是用這樣巧妙的應急措施度過了第一關。
但是，裂縫總還是留下來了。所以，這些舞動翅膀的人自然也不會就此罷休。
於是他們採取了第二手——偷換！就像魔術師幾乎不用方巾遮蓋就立即把母雞換成橙子一樣，他們偷換了整個群島，使群眾看到的已不是小說里描寫的＆拉格群島，而是比它要美好得多的完全另外一個群島了。起初，他們的這些作法還相當謹慎（他們誤以為小說的作者是天子身邊的人了），因此搞偷換的同時仍不忘對這本小說連連吹捧。比方說發表一些群島“目擊者”的敘述啊，有關勞改營中的共產黨員的記事啊，這些黨員固然“……並不交黨費，但卻常在夜間秘密召開黨的會議（？），討論政治新聞……他們因為小聲吟唱《國際歌》而被眼線們告密，蹲禁閉，吃盡苦頭……班傑拉分子和弗拉索夫分子們對真正的共產黨員橫加侮辱，夥同（！）勞改營當局共同殘害這些人……但是，這一切在索贊尼辛的小說里都沒有得到反映。看來，在這種可怕生活中還有某些東西是作者所未能觀察到的。”
儘管書評作者並沒有在勞改營呆過，但他卻“觀察到”了！看，這手段難道還不夠巧妙嗎？勞改營里的一切原來……不是蘇維埃政權搞的！不是黨搞的！（照這麼說，法院大概也不是蘇維埃的吧。）原來是弗拉索夫分子和班傑拉分子夥同勞改營當局在勞改營橫行霸道！（可我們相信了扎哈羅娃的話，以為勞改營頭頭們是持有黨證的人，而且一直是有黨證的呢！）
也不是所有這些人都能在莫斯科報紙上發表這類文章的！例如，我們梁贊州的作家頭子H-順季克在接受記者採訪時為蘇聯新聞社，也是為西方提出了對古拉格群島的新看法，但是這個談話沒有被刊用（會不會蘇聯新聞社也曾是夥同時？……）。
“應該詛咒國際帝國主義，是它的陰謀促使製造了這些勞改營！”
夠聰明的！這個提法可真妙！但是，它沒有行得通……
那就是說，一般說來勞改營本來就是某種外國貨色，是異族的東西，不是我們的國貨；或者是貝利亞分子搞的，或者是弗拉索夫分子搞的，要麼就是德國鬼子搞的，反正，天知道！而我們的人則只是被關在裏面受折磨。而且所謂“我們的人”也並不是所有我們的人，要報道所有我們的人恐怕動用起全部報紙還不夠，這裏所說的“我們的人”只指共產黨員們！
讀者已經同我們一起閱歷了古拉格群島的各種生活細節，難道您能夠找到一個可以小聲唱《國際歌》的地點和時間嗎？從伐木場收工回來，跌跌撞撞地走在路上，大概不會唱歌吧？如果你是整天呆在“儲藏室”里的，那又自當別論了……
再說，黨員們夜間開會討論些什麼？（話又說回來，要是你們都住在“儲藏室”或者在衛生室當輔助人員（雜役）的話，那當然就可以在白天開會，為什麼偏要等到夜間呢？……）人們在會上表示對中央的不信任嗎？那你們簡直是發瘋了！表示懷疑貝利亞嗎？這也是絕對不能允許的，他是政治局委員！不信任國家安全機構？不行，它是捷爾任斯基親手建立的！懷疑我們的蘇維埃法院？這就等於不相信黨，提一聲都使人不寒而采。（要知道，錯誤僅僅發生在你一個人身上。因此，你選擇朋友還必須謹慎些，他們都是正確地被判刑的嘛！）
一個普通汽車司機扎戈魯伊科沒有相信這些翅膀的撲扇聲，他寫信給我說：
“並非所有人都像伊萬-傑尼索維奇那樣吧？那麼，其他人怎樣呢？他們並不服服帖帖嗎？或許勞改營里還有共產黨員們領導的什麼‘抵抗支隊’嗎？那他們抵抗誰呢？反對黨和政府嗎？”
那簡直荒謬絕倫了1怎麼可能有什麼“抵抗支隊”？！……可是，如果沒有，開會討論什麼？討論交不交黨費的問題？可是黨組織並沒有來收呀！討論政治新聞？那為什麼必須開會呢？兩個信得過的人（那可得好好想想，究竟誰信得過＊湊到一起，一交頭接耳不就足夠了嗎？剩下就只有一件事要在勞改營里開會了：討論我們的人如何才能佔據並且把持住所有的雜役職位，而把那些不是我們的人，不是共產黨員的，統統踢開，隨他們去燒死在伐木場的冰“爐膛”里吧，隨他們憋死在銅礦的毒氣室里好了！
此外，實在想不出那些共產黨員還有什麼可以討論的事。
由此可見，早在一九六二年，當小說單行本還沒有送到讀者手中的時候，他們就已經決定了日後逐漸偷換古拉格群島的總路線。而當他們漸漸得知作者並不是天子身邊的人，而且完全沒有後台時，當他們得知甚至作者本人也不過是個幻影時，那些善於顛倒是非的老手便肆無忌憚了。
他們回過頭來又看了看那部小說，這才猶如大夢初醒：哎，我們原先害什麼怕呢？！我們幹什麼要奴性十足地吹捧它呢？“他（索贊尼辛）描寫的人物是很不成功的……他沒有勇氣去窺視人物的靈魂。”他們又分析了一下主人公，也發現：這個人物原來是個“典型的非英雄！”舒霍夫這個人物是“孤獨的”，是“遠席人民的”，是個只為填飽肚皮而生活的卑微小人，而且他並未進行鬥爭！最使大家憤怒的正是這一點：對呀，為什麼舒霍夫不進行鬥爭？！請問，，是讓他去推翻勞改營制度呢？還是希望他拿起槍來到什麼地方去？對這一點他們卻又不予回答，只是指責：他為什麼不鬥爭？！（這時我已經寫好了關於肯吉爾暴動的劇本，但是我沒敢打開我的稿捲髮表它……）
他們自己沒有向我們顯示出哪怕一“爾格”“的鬥爭精神，現在卻以“噸公里”這樣的單位來要求我們了！
事情總是這樣的：戰事過後勇士多．
“說實話，舒霍夫的興趣十分低級。而個人迷信所造成的最可怕的悲劇在於把一些真正先進的蘇聯人，把我們國土上的精華，我們時代的真正的英雄們關到鐵絲網裏去了。”這些人“也並不反對偶爾多‘搞到’一份爛菜湯吃……不過他們並不是卑躬屈節地去取得它的。”（那麼，是怎樣取得的呢？這倒很有趣，怎麼搞到的？）
“索贊尼辛把重點放在描寫折磨人的艱苦環境上面，離開了嚴峻的生活的現實。”而生活的現實，據說，就在於那些“經過鬥爭的烈火考驗的”、“列寧的黨培育出來的”人們……怎麼樣了呢？鬥爭了嗎？不，沒有-…-他們“一直深信無法無天的黑暗時代終將過去！”
“有些作者所描寫的飢餓的痛苦是令人信服的。但是，誰能否認思想上的痛苦甚於飢餓百倍呢？”（尤其是在你沒有嘗過飢餓痛苦的情況下！）
而他們的所謂“思想上的輔苦”，就是他們在思考：將會發生什麼事？怎樣發生？什麼時候寬恕我們？什麼時候召喚我們重返領導崗位？
整個第二十二次黨代表大會不就只是討論了一個給什麼人樹碑立傳的問題嗎？是給死去的共產黨員們立碑！那麼，死去的普普通通的伊萬們呢？給他們也立碑嗎？不，連提都沒有提到他們一句，他們的死一點也不可惜嘛。（《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之所以成為一顆炸彈，就在於它給他們塞進去一個普普通通的伊萬。）
他們在大牆裂縫前飛舞，並不知疲倦地撲扇翅膀已經快二年了。善於編織神話蛛網騙人的人在這期間就編織好了這種蛛網。例如，《消息報》（1964年4月25日）就擔負起了教導我們如何鬥爭的工作：原來我們應該從勞改營里逃跑I（可惜我們那些逃亡者們不知道該文章的作者葉爾莫洛維奇的住址。否則不是可以跑到他家去躲一躲嗎？……不過，總的說來，這個主意是有害的：如果逃跑成功，不是有損於內務部的聲譽嗎！）好吧，就逃跑吧，可是，以後怎麼辦呢？
《消息報》編造稅，一九四四年春天有個名叫阿列克謝的人（不知為什麼又不肯說出此人的姓氏）似乎從雷賓斯克勞改營里逃到前線去了。在前線，他被一位負責政治工作的少校（“使勁搖着頭驅散了自己的疑慮”）很高興地錄用了，讓他在部隊服役（這位少校的姓氏也不清楚），而且不是錄用他去干點什麼普普通通的工作，而是把他派到團的偵察部隊去，而且放他去執行偵察任務！（好）就請上過前線的人說說著，難道那個少校不怕丟掉他的肩章？不珍惜自己的黨證？要說是一九四一年戰爭剛開始的時候，這樣的冒險也許還有可能，可是到了一九四四年，正在建立起嚴格的彙報制度，而部隊裏已有除奸組織“死滅爾施”的時候，這位少校敢這樣作嗎？）而且這個阿列克謝居然獲得了一枚紅旗勳章l，（訪問，呈報授勛的文件怎麼填的？）戰後阿列克謝才“急忙轉入了後備隊”。
第二個例子甚至是有名有姓的了：德國共產黨人克薩維爾-施瓦爾茨繆勒，一九三三年從希特拉德國選來蘇聯，一九四一年因為他是德國人而被捕（這些倒像是真的）。好了，下面我們馬上就可以看到一個真正的共產黨人應該怎樣在勞改營里進行鬥爭了！正式的通知書上寫着：此人一九四二年六月四日死於奇斯托波爾（進勞改營不久就死了，特別是對外國人來說這倒很像是真實的），於一九五六年終死者恢復了名譽。那麼，他到底在哪兒進行了鬥爭呢？是這麼回事：據傳說，一九六二年有人（一個老太婆唄！）在里加市好像是看見過他．那紅星說．助沒開．而且批購了一於是人們急忙去查閱勞改營的死亡者登記卡片（一張胡亂斷下來的紙）。誰想到：那上面竟沒有死者的照片！哪會有這種事？這就是說，很清楚：他是逃跑了，而且後來這些年一直在進行鬥爭！那麼他怎樣鬥爭的呢？不知道。對誰鬥爭呢？不知道。那他現在為什麼還不肯公開自己的身份呢？還是不知道。
編造這類童話給我們聽的，竟是堂堂權威的政府機關報！
他們是想用這類童話的蛛網遮住已經顯露出來的古拉格群島的影子，不讓我們看到它！
在同一份《消息報》上還刊登過另一個童話：就在不久前，有一個人得知給他死去的父親恢復了名譽。那麼，此人，這個做兒子的，此刻的主要感受是什麼呢？是因為他父親當年無辜被殘害致死而感到憤怒嗎？不是。相反，他“感到高興”！感到“好極”。當他得知自己的父親“無愧於黨”時，他“該有多麼幸福啊！”
人們大編其謊言的蛛網，各顯其能。這種蛛網一層差一層，一套連一套，終於在光天化日之下把個世界給遮住了，使群島變得模糊不清了。
當他們加緊在裂縫旁邊撲扇翅膀、編織這一切的時候，在裏面，在大牆的局面，正在搭起腳手架，一些長於此道的“泥瓦匠”正在爬上去：有資格加入這個泥瓦匠行列的還必須多少能稱得上是個作家，還得是親自受過點苦難的，自己在勞改營里呆過的才行；不然的話，連傻瓜也不會相信他們寫的東西。爬上去的有：鮑里斯-季亞科夫，格奧爾吉-謝列斯特，加麗娜-謝列布里亞科娃，阿爾丹-謝苗諾夫。
他們那股熱情就不必說了。他們從一開始就急於上去填塞這道裂縫，在還沒有搭起腳手架的情況下他們就自己跳起來，把灰漿拋向裂縫，可惜夠不着……
謝列布里亞科娃最賣力氣，地搬來一整塊石板去堵它，石板很大，看來堵住裂縫還有餘呢——她寫了一本小說，描寫審訊共產黨人時的慘狀：怎樣挖他們的眼睛，怎樣用腳踩他們。但是，她熱心過度了，人們對她說：你這塊石板不合適，不對路，它只能造成新的裂縫。
那麼格-謝列斯特呢？這位前全俄肅反委員會部隊的旅長早就把自己的小說《天然礦》推薦給《消息報》了。但是，當時這類題材還沒有開禁．他算什麼人？！現在呢，在裂縫出現之前十二天，當人們已經看清將會在什麼地方出現裂縫時，《消息報》便把謝列斯特的這貼膏藥趕緊貼在那裏了。但是膏藥沒有貼住，裂縫還是發生了，就像沒有貼過膏藥一樣。
牆上裂縫處還在冒煙。於是季亞科夫又匆匆跑來，拋出自己的《雜役札記》拚命往縫裏塞。不料拉克申的評論文章又像磚頭一般打在他的頭上：季亞科夫被揭露了，原來他在勞改營時一向是只顧自己溫飽，不管他人死活的。
不行，這樣可不行。必須想個根本對策才好。他們這才認真地開始搭腳手架。
為此花了大約一年半的時間。這期間就暫時靠報刊上的文章勉強招架着，蝙蝠們繼續不斷地撲扇着翅膀。一旦搭好了腳手架。裝好了吊車。砌補裂縫的工作就全面鋪開了：一九六四年七月發表了季亞科夫的小說《遭遇》和阿爾丹-謝苗諾夫的《斷崖上的浮雕》，九月又發表了《科雷馬紀實》。周年，在馬加丹州還出版了維亞特金的小說《兩次誕生的人》。
這就行了。裂縫算是堵塞住了。並且在堵塞處的正面畫上了一些完全不同的圖畫：棕桐樹，海棗樹，躺在海濱穿着游泳衣的島上居民。這是古拉格群島嗎？倒也有點像群島。那麼，是不是被人偷換了？是的，是被偷換了……
對於所有這些書，我在前面談到那些正統派分子時（第三部，第十一章）已經提到了。而如果我與他們之間的分歧僅僅止於對文學作品的評價，那我就根本沒有必要再評論這些東西。可是，既然他們編造的謊言涉及古拉格群島，那我就認為自己有責任指出他們在什麼地方進行了偽裝佈景，儘管花費很大力氣讀完本書的讀者很可能自己也已經看得十分清楚了。
他們的第一項，也是主要的一項謊言是：在他們的古拉格群島上沒有關押苦苦進平民，沒有我們的苦苦通通的伊萬們。不管這些作者是單獨地還是共同想出了這一點，但他們的謊言十分一致，即把群島上的囚犯分為兩大類：1）誠實的共產黨員（其中又把“熱情的非黨共產主義者”單獨分開）；2）白匪一弗拉索夫分子-偽警察一班傑拉分子（大雜燴）。
但是，實際上，上述各種人加在一起至多不過占勞改營囚犯總數的百分之十至十五。其他的百分之八十五卻在他們筆下不見了，失蹤了。而這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則是普通的農民、知識分子和工人，是整個犯了刑法第五十八條的人及其他無數不幸的所謂“擾亂社會治安犯”（即偷了一團線或用衣襟包了一些麥德回家的人）們。這些人之所以在作家們筆下“失蹤”，是因為這些作家抱着一片赤誠而沒有看到自己苦難的人民！在他們看來，這些芸芸眾生既然從伐木場下工回來時沒有小聲哼唱《國際歌》，那麼這些人實際上等於不存在。謝列斯特在他的小說里隱約提到某些教派的女信徒（甚至沒有提男信徒，因為他在男囚勞改營里沒有見過信徒！），或者還在什麼地方提到了某個微不足道的破壞分子（即被當作破壞分子的人），還有一個小小的普通犯，如此而已。被放逐到邊遠地區的多少民族在他們筆下也不見了。其實，按季亞科夫問勞改營的時期來說，他至少應該看到過從波羅的海沿岸各國強制遷移去的人吧？不，沒看到！（他們還很不得把西部烏克蘭人也都藏起來，但因為西部馬克蘭人過於活躍，他們沒做到。）
群島上著居民的整個光譜在他們筆下全模糊了，只添了兩條邊線！因為這是描畫圖式所必需的，沒有邊線就畫不出圖式來了。
在阿爾丹-謝苗諾夫所描寫的囚犯隊裏唯一出賣靈魂的傢伙是什麼人呢？是小說人物中唯一的農民傑維亞特金。在謝列斯特的《天然礦》中誰是頭腦簡單的傻瓜？又是那裏唯一的農民戈盧博夫。看！這就是他們對待普通群眾的態度！
他們的第二項謊言是：要麼根本沒有勞改田的勞動，要麼那裏的勞動就是既不可怕，又不累人、不傷人的輕鬆工作。他們書里的主人公通常都是不參加真正勞動的看守幫手（雜役），這些人整天呆在儲藏室，坐在會計室的辦公桌旁，或者就在衛生所里混日子。（謝列市裡亞科娃的小說里描寫了十二個囚犯，都住在醫院的一間“稱作共產主義定的”病房裏。試問，是誰把這些人集中到一起去的？為什麼住在這間病房裏的全是共產黨員？難道不是互相憑着關係拉到那裏去休養的嗎？……）而實際上，勞改營里最主要的“吸血鬼”就是那每天十至十二小時的沉重勞動。這勞動也就是充滿古拉格群島上每日全部生活的全部內容。
他們的第三項謊言是說飢餓並沒有吞噬勞改營的囚犯，並沒有每天奪走十來個患糙皮病和營養不良症的人的生命。那裏沒有人在村水池裏撈東西吃，沒有人需要考慮：該想個什麼辦法活過今天。（季亞科夫毫不在意地說；“勞動改造營里的制度還算是比較寬大的。”那麼，請你本人也去在這寬大的制度下蹲一個時期試試看！）
他們這三條謊言足以徹底歪曲古拉格群島的生活現實，使真實性蕩然無存，真正的三維空間完全消失了。這樣，作者們就可以按照他們總的世界觀發揮各自的想像力，像搭積木、繪畫、繡花、編織一樣，隨心所欲地寫作了：在一個臆造的世界裏是什麼都能辦到的。如今便可以用許多篇幅去描述主人公的崇高思想（獨斷專行何時結束？何時才能把我們召回領導崗位？），描寫他們對黨的事業如何忠誠，如何堅信黨一定會逐漸糾正這一切錯誤。也可以描述囚犯們認購公債時的歡樂情緒。（應該認購公債，而不要留着錢去小賣部買東西吃！）他們就可以把經常沉默無聲的監獄描寫成充滿談笑聲的地方，（盧賓卡監獄的理髮師竟會急於打聽季亞科夫是不是共產黨員……簡直胡說！）也可以在囚犯點名時插進一些從來沒有提問過的問題，（“是黨員嗎？……擔任過什麼職務？……”）可以編造一些不舍使人發笑，而只能引起嘔吐的所謂“笑話”（季亞科夫編造說）：囚犯黨去向自由民的黨委書記告狀，說有一個自由民誣衊了他這個囚犯，這位黨員！（試問：哪個驢耳朵聽得進這類話？……）或者，阿爾丹-謝苗諾夫就締造說：一個走在被押解的隊伍中的囚犯（基洛夫的老戰友，高傲的彼得拉科夫）竟敢迫使整個因犯隊伍在途中轉向列寧紀念碑並脫帽致敬，連押解的士兵也不得不摘下帽子！！（訪問，這時士兵們用哪只手端着衝鋒槍呢？）……
而在維亞特金的筆下，一群來自科雷馬的小偷竟也在派工地點自動脫帽悼念列寧。純系胡謅！（即使真有其事，這也不會給列寧帶來多少光彩。）
謝列斯特的《天然礦》則更是一篇徹頭徹尾的笑話。究竟要不要把找到的天然礦交給勞改營當局？要考慮這個問題，首先就要有不顧一切的勇氣；要知道，弄不好會被槍斃的！（甚至提這樣的問題本身就會被槍斃！）好了，人們交出了天然礦，而將軍則反而下令對該作業班進行搜查。可想而知，如果不交出去會怎樣？作者自己不是也提到隔壁的“拉脫維亞人班”嗎，那個班在勞動地點和工棚里都受到搜查。所以，這裏根本不存在要不要交出天然礦支援祖國的問題。問題是：為了這塊天然礦值得不值得四個人去冒生命危險？小說的整個情節都是為了表現他們的共產主義和愛國主義精神而臆想出來的。（當然，不被押解的工人們就不同了。而在阿爾丹一謝苗諾夫的小說里，偷天然礦的人既有民警少校，也有石油工業人民委員部的別委員！）
但是，謝列斯特還是沒有看準風向：他在描寫勞改營的統治者時過於粗俗，甚至是流露了憎恨，這是正統派分子所絕對不能允許的。而阿爾丹-謝苗諾夫在談到那個有名的惡棍、砂金礦礦長時，是這樣說的：“他是個精明的組織者！”根據阿爾丹-謝苗諾夫的道德觀來看，只要遇到一個好頭頭，在勞改營里就能夠愉快地勞動和輕鬆自由地生活了。維亞特金的調子也一樣。他描寫的那個科雷馬的劊子手，“遠北建設總局”局長卡爾普-帕夫洛夫，對於自己製造的慘禍要麼就是“不知道”，要麼就是“不明白”，或者就已經開始悔悟了。
為了盡量不露破綻，這些作者也不得不在自己畫的佈景上多少添上幾筆真實的細節。於是，阿爾丹一謝苗諾夫描寫押解士兵把囚犯來到的金子攫為己有，誰不給就收拾誰，全然不把制度和法律放在眼裏；大部囚犯在零下五十三度的嚴寒中工作；小偷們在勞改營里享清福；青霉素等藥品被頭頭們扣下來。而季亞科夫則描寫了押送士兵的粗暴；他寫道，有一次，在泰謝特火車站上，因為沒有來得及摘下囚犯身上的號碼，其他乘客得知后便紛紛把食物和香煙扔給囚犯們，而押運的士兵則把這些東西搶走；他還描述了節日前的嚴格搜查。
但是，作者們完全是為了取得讀者信任才花費這些筆墨的。
至於他們的主要目的，評論家們已經說得很清楚：
“在《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裏，警衛人員幾乎全是野獸。而季亞科夫的小說則表明，警衛人員中也有不少人在痛苦地進行着思索。”（不過，什麼也沒有“思索”出來。）
“季亞科夫把生活中的無情的真實保留下來了……對這位作家來說，勞改營里的無法無天只是一種……背景（！），主要的是他表明了蘇維埃人在肆虐的暴政面前沒有低頭……季亞科夫也看到了一些誠實的契卡人員，他們在建立功勛，是的，正是在建立功勛！”
（這“功勛”就是把共產黨員們安置在好位置上。同時，作家也在因犯——共產黨員科諾科京身上看到了這種“功勛”，這個人“儘管受到無理判決和凌辱……失掉了自由……但仍繼續從事他的藥劑師的工作！”他的功勛就在於：不給人以借口把他趕出衛生所，不去干一般勞動。）
季亞科夫的小說怎樣結尾的呢？請聽：“一切令人沉痛的東西都已成為過去，”（他是無須懷念死者的）“一切美好的東西又都回來了。”“什麼也沒有被剝奪。”
阿爾丹一謝苗諾夫則說：“儘管發生了這一切，但我們並不感到委屈。”光榮歸於黨！正是黨消滅了勞改營嘛！（可說是詩一般的結尾了！）
不，難道黨把勞改營消滅了嗎？……沒有留下點什麼嗎？再說，這些勞改營到底是誰建立的？……對此他們就絕口不談了。
在貝利亞時期究竟存在不存在蘇維埃政權？怎麼出現了這種事？掌權的是人民，而人民竟然容許對人民實行這樣暴虐的統治？
這些作者是無須考慮自己那份口糧的，他們也不必勞動，而只是專門在那裏思索着深奧問題。那就請你們回答一下吧！
但他們不吭聲，一片沉寂……
這就行了。裂縫上的窟窿已經堵塞住了，塗上了顏色（戈爾巴托夫將軍還給它塗上了一層顏色）。這樣就可以說場上根本沒有出現過窟窿。至於古拉格群島本身，即使它出現過，那也是虛幻的、不再實的、微不足道的、不值得注意的。
還需要別的嗎？為了預防萬一，還可以由新聞記者們再來修飾一下。於是，盡心儘力的（除了文學之外什麼也不放過的）《文學報》使委派米哈伊爾-別列斯京斯基到葉爾采沃車站去了。原來這個人也是有過坐牢體驗的。可是他為群島上的新統治者所深深感動了！他說：“簡直無法想像今天管理着勞動改造機關和監禁場所的人們！他們同沃爾科伏依毫無共同之處……現在管理着這些地方的是一些真正的共產黨員；他們嚴厲，但是心地善良，為人公正。當然，不能把他們想像成無翼的天使-…-收種看法顯然還是存在的……——作者注）鐵絲網和崗樓，很遺憾，目前還是需要的。但是軍官們高興地介紹說：“‘人員’補充是越來越少了。”他們高興什麼呢？是因為擔心工作維持不到退休年齡而不得不調換崗位嗎？）
現在剩下的古拉格群島只是很小的，袖珍式的。但它是十分需要的。何況連它也像冰塊那樣正在融化掉呢。
堵塞工作已經完成了。但是，看來還有一些熱心的人拿着瓦刀、排筆，提着滿滿的灰漿桶往腳手架上爬來。
於是，只好對這些人喊叫：
“去！回去！根本不許再提起這件事！要乾淨、徹底他忘掉它！沒有過什麼古拉格群島！無論好的壞的，都根本沒有存在過！絕對不許再提它！忘掉！”
總之，他們最初的對策是忙忙亂亂地撲扇翅膀。
第二步是徹底牢固地修補裂縫。
第三步對策是忘卻。
外界了解古拉格群島的權利又回到原先的、一九五三年的狀態，即毫無所知。
現在，任何一個文學工作者又可以放心大膽地描寫改造刑事犯的“佳話”了。或者，又可以去拍攝軍犬拚命地向火撲去，把他撕裂的影片了。
一切都應該做得像大牆上根本沒有出現過裂縫那樣。
而被諸如此類的忽左忽右的搖擺弄得暈頭轉向的、疲憊的青年們，也就只好對這一切都把手一擺，置之不理，心裏說；大概也不曾有過什麼“個人迷信”吧，不曾有過什麼惡夢般的恐怖吧，也許這些全都照例是一派胡扯？1於是，他們就跳舞去了。
俗話說得好：打你時，你就拚命叫；打完之後。再叫也沒人相信了。
赫魯曉夫抹着眼淚批准出版《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的時候，他堅信。那裏講的全是斯大林時期的事，在他赫魯曉夫的政拉下沒有這些東西。
同樣，特瓦爾多夫斯基在為該書得到最高當局批准而奔走的時候，他也是真誠地相信：書中講的全是過去的事，這一切都永遠地過去了。
是的，對於特瓦爾多夫斯基是可以原諒的，因為他所接觸的整個首都輿論界當時確實是這樣看待生活的：現在解凍的時期來到了，看，現在不再抓人了，已經開過兩次凈化性的黨代表大會，許多一直杳如黃鶴的人們也回家來了，而且人數很可觀！粉紅色的、美麗的、恢複名譽的煙霧把整個古拉格群島籠罩住，使它完全隱入迷霧中了。
但是，我呢？我自己呢？！我不是也受到了這種影響嗎！而對我來說這就是不能原諒的了！要知道，我當時並不是要欺騙特瓦爾多夫斯基的呀！我也曾真誠地相信我拿給他的小說里講的……全是過去！莫非我的舌頭忘掉了爛菜湯的滋味？可我確曾發誓永不忘記它的呀！難道我還沒有徹底認清那些養狗人的本性？可我在決心成為古拉格群島文編纂者的時候，是自信已經認識到古拉格群島是我們這個國家本身的產物並為這個國家所需要的呀！“事情容易記不清，好了瘡疤忘了疼”？我可是確曾堅信自己絕不會受這條規律支配的呀！
但是，我竟然忘了疼！竟然落入了陷阱！竟然信以為真了……我也相信了宗主國的慈善。相信往後自己的新生活會是順遂的。加之當時從那裏回來的一些朋友們的談話，都說確實緩和了，似乎是制度放鬆了！說是正在不斷釋放人！營區一個個關閉了！內務部也在精減人員……
不！我們都是塵芥我們是受塵芥規律支配的。任何分量的痛苦都不足以使我們學會永遠感受到共同的痛苦。而只要我們一天不超脫這種塵芥狀態，地球上的任何制度都不可能變得公正，不管採取民主制度的形式。還是獨裁製度的形式。
正因為這樣，我收到那第三類來信，即現在的囚犯們寄來的信件時，就難免感到有些意外了，儘管這種來信才是最最理所當然的，才是本來應該首先期待的。
這是些用秀鉛筆頭寫在揉皺了的紙片上的信，信封則是隨手抓到的一張什麼紙作成的，信封上的字往往是外界的自由人代寫的，也就是說，信是從“小道”投遞出來的。今天的古拉格群島通過這些信向我提出了它的反駁意見，甚至表達了它對我的憤怒。
這些信件也同樣匯成了一片共同的喊聲。不過，這個聲音是在問：“那麼我們呢！！？？”
要知道，報刊上圍繞我的那部小說掀起的一片鼓噪，是千方百計地適應獄外世界和國外的需要的，其總的調子是：“曾經發生過這類事，但這一切永遠不會重演了。”
正因為這樣，囚犯們便叫喊起來了：我們今天還被關在裏面呀I條件還和原先一樣，怎麼能說不會重演了呢？！
各地的囚犯來信異口同聲地說：“從伊萬-傑尼索維奇的時候起到現在，什麼都沒有改變！”
“囚犯讀了您的小說，感到痛苦和委屈，因為現在一切仍舊是老樣子。”
“既然斯大林時期頒佈的判處二十五年徒刑的各種法律依然有效，那麼到底什麼東西改變了呢？”
“既然我們今天又在無辜坐牢，那麼現在又是在搞誰的‘個人迷信’呢？”
“我們被藏在黑色煙霧中，誰也看不見我們。”
“為什麼沃爾科伏依這類人至今仍然逍遙法外？……他們還在擔任着我們的教育員呢！”
“從微末的看守到勞改營管理局的長官，全部同勞改營的存在有切身利害關係。看守人及為了羅織罪名、編造決定，便到處吹毛求疵，行動人員任意塗改囚犯們的案情材料……我們這些被判刑二十五年的人們就像是奶油甜麵包，喂肥了那些生來就該教訓我們的、少廉寡恥的德行家們。當初的印第安人和黑人在殖民者眼裏也都不完全是人，我們現在不是一樣嗎？要想動員社會輿論起來反對我們。那是十分容易的，只須寫上一篇《鐵窗裏面的人》之類的文章就足夠了……第二天人們就會集會遊行，要求把我們扔進爐里燒死。”
對。的確是這樣。
“您採取的立場正是起了他們的後衛部隊的作用！”——瓦尼亞-阿列克謝耶夫的這句話，對我來說，更是有如晴天霹靂。
所有這些來信都使我這個自命不凡的人認識到自己愧對所有的人：確實怪我這十年來喪失了對古拉格群島的痛切感。
對於他們，對於這些今天的囚犯來說，“我的那本小說如果沒有下文，如果我不繼續把他們的情況也說說，那本書就不成其為書，那裏所寫的真實也就不成其為真實了。必須把它說出來。說出來是為了求得改變！如果只是說說，不談實質問題，不能使人有所作為，那麼這種話有什麼用？那不是無異於僻鄉黑夜裏遠方的犬吠聲嗎？
（我願意把我這種議論獻給我們那些現代派。告訴他們：我國人民向來是習慣於這樣理解文學作品的，而且他們不會很快丟掉這種習慣。何況，難道應該丟掉它嗎？）
於是，我清醒過來了。透過恢複名譽這層粉紅色的芳香雲霧，我又辨認出了龐大的、怪石嶙峋的古拉格群島的真面目，看清了它那佈滿崗樓的灰色輪廓。
我們的社會狀況酷似一個物理場。這個場的所有力線都從自由的一端引向暴政的一端。這些力線都十分穩定，它們像是深深嵌進去了、變成了化石，根本不可能使它們鬆動，不可能敲下或弄彎它們。任何進入這個場的電荷或物質都立即被輕易地吸向暴政那一端，簡直不可能到達自由的一端，除非套上一萬頭公牛來拉。
今天，我那本小說早已被公開宣佈為有害讀物，認定它的出版是犯了錯誤（“這是唯意志論在文學中造成的惡果”），它已成為社會上所有圖書館的禁書了。今天，在古拉格群島上只要提一提伊萬-傑尼索維奇或我的名字，就被看作大逆不道。但是，當初呢？！當初，赫魯曉夫曾經緊握着我的手在一片掌聲中把我介紹給那三百名以蘇聯文藝界精華自詡的人物：在莫斯科曾使我成為“頭號新聞人物”，新聞記者們不辭勞苦地等在我的旅館房間門外；當初曾公開宣佈：黨和政府“肯定這樣的作品”；最高法院的軍事法庭引為自豪的是它管我恢復了名譽，（現在大概又後悔莫及了！）而那些上校軍法官們曾在軍事法庭上宣佈：勞改營里的人們應該讀讀這本書！就在當時，那種沒有聲音、沒有形象、沒有名稱的場力便在不知不覺中發生了作用，它頂住了——於是，我的書便停止不動了！！早在那時它就停住了！只有極個別的勞改營合法地得到了這本書，通過勞改營文教科的圖書館允許人們借閱它。接着這本書便從圖書館藏書中被查禁。如果從外面，從社會上寄給某人的印刷品郵件里包括這本書，它立即被沒收。於是，自由工人們便非法地偷偷把它帶進勞改營，每本向囚犯們索價五盧布，聽說甚至高達二十盧布（這是赫魯曉夫時期的盧布！這是索取囚犯們的錢！但是，凡領教過勞改營周圍社會的無恥作風的人，都不會感到奇怪人囚犯們帶着它提心弔膽，就像帶着自製的刀子一樣，躲過搜查，進入勞改營，白天藏起來，夜間偷偷閱讀。在北烏拉爾的某個勞改營里，人們為了能夠長久地閱讀，給這本書包了一層金屬書皮。
既然那個無聲的、但卻為大家所接受的禁令已經深入到勞改營周圍的地區，對於囚犯們就更不必說了！北方鐵路線上的維斯車站有一個自由人婦女瑪麗婭-阿列耶娃給《文學報》寫了一篇書評，讚揚這部小說。不知是她把價投進信筒了，還是她粗心大意地把信放在桌上被別人看見了，總之，在她寫好評論五個小時之後，黨組織的書記希什金就把她叫去，指責她進行政治挑撥，（多麼會找詞兒！）當場便把她逮捕了。
在蒂拉斯波的第二勞改區有個囚犯叫涅多夫，是雕塑家。他是個雜役，閑時在屋裏用蠟泥塑造了一個囚犯的塑像。不料被區段的長官索洛江金大尉發現了：“你在給囚犯塑像？誰允許你乾的？這是反革命行為I”他說著便抓起塑像的腿，一扯兩半，扔在地上，“這都是因為你讀了什麼《伊萬-傑尼索維奇》的緣故！”（幸而他並沒有再用腳去踩那塑像。他走後，涅多夫把兩半塑像藏了起來。）索洛江金向上彙報了這件事，勞改營長官巴卡耶夫立即傳喚漢多夫。不過，漢多夫已經利用這段時間及時地在文教科找到了幾張報紙，記住了那上面的幾句話。“我們要審判你！你這是唆使人們反對蘇維埃政權！”巴卡耶夫長官對涅多夫吼叫。（看來他們懂得一個囚犯的形象意味着什麼！）“請允許我說句話，長官公民！……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說……還有，伊利喬夫同志也說過……”“看你說話的樣子，像是要同我們平起平坐？！”但巴卡耶夫也只好嘆一口氣。涅多夫在經過半年之後才敢把那兩半塑像拿出來，粘到一起，用巴比脫合金鑄好，終於通過一個自由工人把它送出了營區。
開始在整個第二勞改區搜查《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了。生活區進行了全面大搜查。沒有找到。有一次涅多夫想捉弄他們一下：一天晚上，他拿着一本捷維凱良寫的《花崗石豈能熔化戶偷偷看，裝作故意不讓屋裏的人們看見的樣子，並且當著眼線的面故意請夥伴們把自己擋住，而他坐的位置恰好從窗外可以看到。不一會兒就有人去彙報了。突然三名看守沖了進來。（第四個看守在窗外監視着，看他把書遞給誰！）這下子可找到了！把書拿到看守辦公室去，鎖進了保險柜。看守奇日克帶着一大串鑰匙，兩手叉腰說：“涅多夫，查到了你的書！哼！等着去監獄吧！”但是，第二天早晨值班軍官一看：“哎！笨蛋！……去還給他！”
囚犯們就是這樣閱讀“黨和政府肯定的作品”的！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蘇聯政府曾發表聲明，聲明中有這樣的話：“那些犯下駭人聽聞的暴行的罪人，無論在什麼時候，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該逃脫正義的懲罰……企圖滅絕整個整個民族的法西斯殺人犯的暴行是無與倫比的。”
當時發表這個聲明，是為了對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施加壓力，因為西德正準備批准適用二十年的“時效”期限。
可他們就是不想審判自己，儘管他們自己也曾“企圖滅絕整個整個民族”。
我國發表了許多文章，大談懲罰在逃的西德戰犯之重要。有的文章探討對納粹分子曾進行過怎樣的思想訓練，才能使他們覺得大規模屠殺是自然的、符合道德的？有人簡直成了寫這類文章的專家。如今立法者尋求辯護說，判決不是他們執行的，而執行者說，法不是他們立的。
這聲音多麼熟悉啊！……剛才還看到我們那些實際工作者們的來信上說：“把囚犯關進勞改營……是在執行法院的判決嘛！……警衛人員並不知道哪個囚犯為了什麼事坐牢。”
不，如果你們是人的話，你們就應該設法知道才對！正因為你們對於自己所看守的人們既沒有用一般公民的眼光，也沒有用十的眼光去看待，所以才把你們稱為惡棍的！難道納粹分子不也是在執行命令嗎？難道納粹分子不是也曾相信自己是在拯救他們的雅利安種族嗎？
自然，我國的偵查員們也會毫不猶豫地（他們確實也沒有猶豫，而是立即）反問：那麼囚犯們自己為什麼要把供？我們嚴刑拷問他們的時候，他們應該堅貞不屈嘛！為什麼告密的人會提供假情況？我們是把這些告密看作證人證詞，作為依據的呀！
這些人也有過很短一段時間感到不安。前面我們曾談到B-H-伊利英（前國家安全部的中將），他在說起斯托爾布諾夫斯基（審訊戈爾巴托夫將軍的偵查員、將軍提到過他）時說：“哎呀呀，一真糟糕1他現在的B子可真不好過，雖說他拿的養老金不少。”正因為這樣，扎哈羅娃才不得不寫文章的，她害怕的是，這樣下去將會對所有的人開刀了。於是她寫了一篇文章，極力為曾經被李亞科夫“抹了黑”的利霍舍爾斯托夫（！）大尉辯護，她激動地說：“他現在也還有大尉軍籍，擔任着黨組織的書記（！），在農業移民區工作。大家可以設想一下，當有人寫這類東西攻擊他時，他的工作會遇到多大困難！據傳說，要開始審查利霍舍爾斯托夫，甚至要追究（！）他的責任。訪問：這是為什麼？假如這僅僅是‘傳說’還倒好，可是並不排除他們真下手的可能性呀。這就會在內務部的工作人員中間造成真正的混亂！難道因為他執行了上級的所有指示就對他進行審查嗎？是要求他現在去替那些下達過指示的人負責嗎？這太妙了！讓小兵當替罪羊！”
但是，這惶惶不安的狀況很快就過去了。不，誰也不必負責。不必審查任何人。
也許，個別機關的人員編製有所削減。但是，暫時忍耐一下嘛！將來會擴充的！暫時可以先讓那些還沒有退休資格或者需要工作到退休年齡的國家安全人員去當作家、當記者、當編輯、當反宗教宣講員和思想工作人員嘛！有些人還可以去噹噹廠長、經理。改頭換面之後，他們仍舊是要領導我們的。這樣更可靠些。（至於願意退休的人，就讓他去享清福好了。例如，退役中校胡爾堅科就是這樣。中校I這個官可不小！大概總指揮過一個團吧？不，他是一九三八年從一名普通監獄看守起家的，只靠拿着強迫灌食的軟管折磨囚犯便升到了中校！）
而在各個檔案部門裏，則正不慌不忙地翻閱並且銷毀一切多餘的文件：被處決的囚犯名單、送懲戒隔離室和加強管制棚的批示、勞改營里的偵查材料。眼線的告密信、關於．“實際工作人員”和警衛人員的多餘材料等等。還有衛生所和會計室也都得進行清理，那裏也有多餘的文件、材料、不應留下的痕迹……
……我們將會來默默參加筵席。
在世時我們不配來到你們這裏。
今天，我們已死去，並不言語，
但，死去的我們仍使你們恐懼！
（維克林麗佳-格，科雷馬女囚）
照這樣看來，真的，怎麼總是怨小兵們，怨小兵們呢！？那麼，運動指揮部呢？比看守、警衛士兵、實際工作人員更高些的人們呢？那些只須用手指指點點的人呢？那些只從講台上發出幾句指示的人呢？……
讓我再問一次：你們是怎麼說的？——“那些犯下駭人聽聞的暴行的罪人……無論在什麼時候，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正義的懲罰……企圖滅絕整個整個民族的……無與倫比的……”
噓！噓！不許作聲！正因為這樣，才在一九六五年八月的思想工作會議（一個關於如何指導我們思想的秘密會議）的講台上宣佈：“現在是時候了，‘人民的敵人’這個既有用而又正確的概念應該恢復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