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農瘟
這一章里談一件小事。講講一千五百萬農奴，談談一千五百萬人的生命。
當然，這是些沒學問的人。不會拉提琴。不知道誰是梅耶霍德或者研究原子物理是多麼有趣。
整個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我國死亡和失蹤人數不到兩百萬。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這個數字為兩千萬（這是赫魯曉夫的說法，照斯大林的說法僅僅是七百萬。約瑟夫是不是沒有好好照管自己的資本？）。可寫了多少頌歌啊！樹了多少方尖碑，為哀悼犧牲者鳴了多少槍啊！多少部長篇小說和長詩啊！——四分之一世紀內浸透了蘇聯文學的不全是這一潭鮮血嗎。
但是卻沒有一本書寫那場不聲不響的、翻臉不認人的瘟疫，它啃掉了我國一千五百萬莊稼漢，——這還是往最少里說，而且只算到一九三二年一！——不是挨着個兒啃。而是專挑最好的，專挑俄國人民的脊梁骨。還有在隨之而來的人為的布爾什維克大飢荒中餓死的六百萬人呢，關於他們，我們的祖國以及和我們接壤的歐洲也一聲沒吭。在豐饒的波爾塔瓦平原，村裡，路上，莊稼地里，到處躺着沒人收的屍體。車站旁邊的小樹林根本邁不進腳——腐爛的屍體臭氣熏天，其中也有嬰兒。那些爬到了醫院門口死的，死因全寫為“蛋白缺乏性浮腫”。庫班的情形恐怕更要嚇人。在白俄羅斯，許多地方收屍要靠外來的小隊，本地已經沒有能幹這個的人了。
這件事做得神不知鬼不曉，事後又削颳得十分乾淨，把任何一個低聲耳語都壓制下去了。所以，今天儘管還有許多人主動向我講述勞改營的情況，而我不得不拒絕他們，“弟兄們，我不需要啦。這類素材我已經有、一大堆了，書里放不下了！”可是，關於流放農民的情況卻沒有人送什麼材料來。我真希望誰能在什麼地方對我們講講這些事！
是的，我確信，描寫這個題材所需要的不只是本書的一章，也不只是個別作家的一本書。可是，我卻連寫一章的材料也搜集不起來。
儘管如此，我還是下決心寫這一章。我把這一章當作一個記號，一個標誌，看作最初幾塊小石頭，讓它暫且標誌出這個地方。我期望着將來總會有一天在這裏重建起救世主耶穌的新殿堂。
這一切都是從什麼引起的呢？是從農民是小資產階級這一教條引起的嗎？（可是，按他們那些人的說法，誰又不是“小資產階級”呢？根據他們那精確得出奇的公式來看，除了工業工人-一這裏還不能包括熟練工人——和管理企業的要人們之外，其餘一切人，實際上是全體老百姓，不論農民、職員、演員、飛行員，還是教授、大學生、醫生，統統都可以說是“小資產階級”。）或者是由於最上層的強盜式的如意算盤（搶劫一些人，嚇住另一些人）所引起的呢？
我們從柯羅連科一九二一年（柯羅連科臨死之前，高爾基還沒有移居國外的時候）寫給高爾基的最後幾封信中可以看到：對農民的這種強盜般的突然襲擊在當時就已經開始了，其進行方式同一九三O年的方式幾乎完全一樣。（現在公之於眾的這方面的材料，一年比一年多。）
無奈他們當時勇氣有餘，力不從心，這才不得不住手。他們是暫時後退了。
但是，他們並未放棄這個念頭。整個二十年代他們一直在使用這張王牌，利用一切機會進行污辱和譴責：“富農！富農！富農！”這樣，就在城市居民的思想意識中牢固地灌輸進了一種信念：同“富農”是不共戴天的：
據我們判斷，這場滅絕性的農民瘟疫開始準備的時間是一九二八年十一月，當時聯共（布）中央根據北高加索邊疆區委書記安德烈耶夫的報告決定禁止富裕農民（“富農”）加入集體農莊——這樣就把他們劃分出來，準備消滅了。這項決定於一九二九年七月被正式批准——這時殺人名單已經編好，沒收和強制遷出已經動手。一九三0年伊始，在聯共驚）中央一月五日關於加速實現集體化的決議中對已在進行的（已經排練完畢、安排停當的）事情做了公開宣佈（黨有“充分根據能夠在實際工作中從限制富農剝削傾向的政策過渡到消滅富農這一階級的政策”）。
繼黨中央決議之後，一向只有唯命是從能力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和蘇聯人民委員會也不敢拖延，旋即於一九三0年二月一日以立法形式把黨的意志變作法律了。它們授權州和區的執委會可以“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展開反對富農的鬥爭，直至採取（也只能如此）完全沒收富農財產並將他們從個別區和邊區遷出的辦法。”
說到最後一句話，屠夫才覺得有點不好意思。只說了從哪裏遷出，但沒說遷到哪裏。傻頭傻腦的人可能理解為——遷到三十俄里以外，挨邊的什麼地方……
另外，“先進理論”似乎並沒有提到“富農的應聲蟲”（“二富農”）這個詞。但是，根據對刈機的工作面的寬度來看，不把二富農掛帶進去是不行的。關於“二富農”這個詞的意義和代價我們已經分析過了。既然已經宣佈“要徵集包裝材料”，少先隊員們正在挨戶收集農民的麻袋，交給極端貧窮的國家，而你卻不願意交出來，心痛自己那一點點好東西，（這在商店裏買不到呀！）那麼，你不就是二富農嗎？！那就該流放你！
於是，“二富農”這個頭銜就在整個蘇維埃俄國，在尚未從內戰的流血激蕩中冷靜下來的蘇維埃俄國到處流行起來！那個人只說了幾個字，未加任何解釋，但其含義似乎已經非常清楚。於是，一切都簡單化了，絲毫也不必多加思索。於是，內戰時期的一條野蠻法律又恢復了，那就是：讓他們十個人給我們一個人償命！讓他們一百個人給我們一個人償命！（據我所知，這並不是俄羅斯人的法律；俄國歷史上難道有過這種事嗎？）只要有一個積極分子（多半是個二流子，碎嘴子；所有的人都馬上能回憶起來，帶頭沒收富農財產的是些小偷和酒鬼）在農民進行防衛時被打死，就要消滅幾百個最勤勞，最會過日子，最靈巧的庄稼人，即那些曾維持着俄羅斯民族的穩定性的人們。
“你在說什麼？沒有的話！”我聽到有人對我們這樣喊叫。“那些剝皮鬼呢？那些欺壓鄉親們的傢伙呢？他們乾的是：我借給你錢，你扒下你的皮來還我！難道他們不是這麼乾的嗎？”
對。是這樣。被消滅的人裏面確實有一小部分是剝皮鬼（全是嗎？）。這裏，我們也要問一下：剝皮鬼是有血緣遺傳性的嗎？這是他們那唯利是圖的本性造成的，還是一切財富（以及一切權力！）所具有的對人的腐蝕性所造成的？啊！假如真能夠這麼簡單地就能使人類“凈化”，或者使階級“凈化”的話，那該有多好！可是，既然你們已經用密齒的鐵篦子從農民階級中把那些沒有心肝的“剝皮鬼”都凈化出去了，甚至為此不惜使一千五百萬人喪生，那麼，請問，今天的農村已經集體農莊化了，可那些兇惡的、吃得滿面紅光、肥頭大肚、管理着農村（還有區委）的橫行霸道的人們是從哪裏冒出來的呢？這些無情地欺壓孤獨老人和所有弱小者的人是從哪裏冒出來的呢？你們在“剝奪富農”的時候怎麼忘記了把這些人的貪婪根子也拔掉呢？再想想看吧，這些人難道不都是從那時的積極分子中爬上來的嗎？……
那個靠搶劫銀行長大的人既不可能把農民看成兄弟，也不可能把他們看成主人。他只會發出一聲強盜的呼嘯。而隨着這呼嘯的號令，幾百萬勤勞的人便會被強行拉進原始森林和凍土地帶，可他們都是滿手老繭的庄稼人呀，正是他們為了取得土地才幫助建立了蘇維埃政權的。他們是在取U土地之後才在自己的土地上迅速富裕起來的（“耕者有其田”嘛！）。
既然你們把庫班地區的哥薩克村鎮（例如烏魯平鎮）整鎮整鎮地“橫掃”掉，把男女老幼一概趕走（遷來了一些複員士兵），你們怎麼還能腆着腮幫談論什麼剝皮鬼呢？由此可見你們的所謂“階級原則”是什麼貨色了。對不對？（這裏還要順便說一句，在內戰年代正是庫班人幾乎沒有給予白軍任何支持；是他們首先摧毀了鄧尼金的後方，主動設法同紅軍達成協議的。可是，怎麼突然間就發生了“庫班的怠工”呢？）古拉格群島中有名的繁榮的農業中心地——道林卡村是怎麼產生的？那裏原來的居民（日耳曼人）全部在一九二九年被當作“富農隊沒收財產後趕走了。那個村裡到底是誰剝削了誰？
“剝奪富農”的原則是什麼，調查一下孩子們的遭遇就更清楚了。以麻司列諾村的舒爾卡-德米特里耶夫為例吧（沃爾霍夫附近的謝里申移民營）。一九二五年他父親費多爾死時他才十三歲，他是家裏唯一的男孩子，其他都是女孩。父親死後誰來“當家”呢？他這個唯一的男孩擔起了這個責任，女孩們和媽媽都服從他。從此他就作為一個有家業的男子漢在外面和其他成年人打交道。他維持着父親的家業，幹得很好，到一九二九年時他家的糧倉都是滿滿的了。看，他也就成了富農！全家都得趕走！……
阿達莫娃一斯利奧茲貝格遇到過一個小姑娘，叫莫佳。據她講，這個莫佳的經歷也是十分動人的。莫佳是一九三六年被關進監獄的，罪狀是“擅自逃跑”，因為她從烏拉爾地區的流放地私自逃回了位於塔魯薩附近的故鄉斯維特洛維多沃村。她步行了兩千公里！為此應該授予體育獎章才對！莫佳是一九0九年在小學念書時同父母一起被流放的，從那以後她永遠地失去了學習的機會。流放前在學校時，老師曾親切地把莫佳叫做“小愛迪生”，因為這個女孩不僅各門功課全優，而且很有些發明頭腦，她在小河上為學校安裝了一台小發電機，還有一些別的發明。在流放地度過七年之後，她很想回到那可望而不可即的母校，哪怕只看上一眼也好。於是她步行逃回家鄉。為此，“小愛迪生”被抓進監獄，又送進勞改營。
十九世紀有過這類遭遇的孩子嗎？請讀者舉出哪怕一個例子來！
農村中任何一個開磨坊的人都沒有逃脫被“剝奪”的命運。可是，開磨坊和鐵匠爐的人難道不是俄羅斯農村中最好的技術人員嗎？就以梁贊州奔科夫地方的普羅科普-伊萬諾維奇-拉克秋金為例吧。他剛剛被“剝奪”不久，本村人就因為過度地使用磨盤而引起火災，把整個磨坊燒掉了。拉克秋金戰後受到赦免，回到故鄉。他看到村裡直到這時還沒有一座磨坊，感到十分難過。他請求政府批准后，自己鑄造了磨盤，又在原地（一定得在原地！）蓋起了一座磨坊。他根本不是為了自己謀利，而是為了集體農莊，更確切地說，是為了充實和點綴他的故鄉。
再舉一個農村鐵匠的例子，看看他是個什麼樣的富農吧。我們甚至可以像幹部科的人們那樣從他父親開始說起。他父親戈爾傑伊-瓦西里耶維奇在世時一直在華沙要塞服兵役供二十五年。“可是，結果只極了少得可憐的一點錢。這個服役二十五年的老兵在家鄉沒有分到土地。他服役期間娶了個士兵的女兒，退役之後便到妻子的老家克拉斯年斯克縣的巴爾蘇卡村去落了戶。農村的人把他准得迷迷糊糊。他便把自己的錢拿出一半來管全村人還清了拖欠的稅款，用另一半租了地主的一間磨坊幹起來。很快他就把剩下的錢全部賠進去了。後來他常年給人家放牛或當更夫度日。他有六個女兒，全嫁給了貧農，唯一的兒子叫特里豐（他們姓特瓦爾多夫斯基）。他把兒子送到一個小雜貨店去學徒，可是特里豐從那裏逃跑了，跑回巴爾蘇卡村，到莫爾察諾夫開的鐵匠坊里去學打鐵，”言明條件是：頭一年幹活不掙工錢，然後再當四年學徒工。滿徒出師之後，特里豐在和戈里耶村蓋了間小房，成了家。他們生了七個孩子（其中亞歷山大後來成了詩人）。靠打鐵當然發不了財。他的大兒子康斯坦丁幫助父親幹活，他們起早貪黑地冶鍊鍛打，每天可打出五把出色的夾鋼斧。可是羅斯拉弗爾那些擁有鍛壓機和僱工的鐵匠壓低了斧子的價錢。他們直到一九二九年還只是一間鄉村打鐵坑，有一匹馬，有時有一頭奶牛和一個小牛犢，有時就把奶牛和牛犢都賣掉了。房前種着八棵蘋果樹。他也就這樣成了“剝皮鬼”。農民土地銀行開始按分期付款的辦法出賣抵押的地產了，這時特里豐-特瓦爾多夫斯基就買下了十一俄畝滿是野草和灌木叢的荒地。他自己辛辛苦苦開墾宜；直到發生農瘟那一年才開出五俄畝，其餘的一直還荒廢着。剝奪富農時，特里豐也上了名單。（全村規定要划十五戶富農，總得湊夠這個數呀！）誇大了他的鐵匠坊收入，要他交一大筆稅。他未能按時交出，於是：收拾東西走人吧，你這個可惡的富農！
是的，在滿街的木頭房子中間如果你家的房是磚房，或者在一排平房中間你家是兩層樓，你當然就是富農。你這個壞蛋，趕緊收拾東西，六十分鐘以內滾蛋2俄國農村裡不應該有磚房！不應該有兩層樓房！應該回到洞穴里去！做飯生火不應該有煙囪！這就是我們的偉大改造宏圖，是歷史上從未有過的。
但是，主要秘密並不在這裏。有的人生活得比這還好，但由於及時加入了集體農莊。也仍！日留在自己家裏，沒有被流放。而那些硬是不寫加入集體農莊申請書的貧農倒是被流放了。
很重要，一這是最重要的！問題並不是要剝奪什麼富農，而是要把農民強行趕進集體農莊。除非把農民嚇得要死，就不可能把革命給予農民的土地再收回來，不可能再把這些人作為農奴束縛在這塊土地上。
農村的糧食已經被搜光過好多次，兇惡的武裝積極分子們這時又來了。在院子裏用刺刀扎地面，在屋子裏用榔頭敲牆。有時候拆開牆——裏面有麥子流出來。他們用刀切開枕頭；這更多是為了嚇唬人。房主的小丫頭在就要被人搶走的口袋上扎個洞，讓它漏出一點小麥，——“賊丫頭！”——女積極分子朝她喊，用皮靴把她踢開，把女孩衣襟里的麥子灑掉。也不許她一粒一粒地揀起來。
這是第二次國內戰爭，是一次針對農民的戰爭。這確實是“偉大的轉折”，但卻沒有說清是轉折了什麼？是轉折了俄羅斯的脊椎骨！
不，我們這樣對待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作品，是不夠公允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家們確實描寫過剝奪富農的行動。只不過把它描寫得十分平穩順利，而且對它寄予莫大的同情和好感，似乎那是在圍獵一群吃人的豺狼。“不過，有些情景是沒有描寫的，比如，長長的農村街道，路旁的門窗全都打死了，你從街上走過去，便可以看見：母親把嬰兒放在腿上，母子雙雙死在門前台階上；或者在板牆根下蹲着一個老頭，伸着手向你討一塊麵包，你走過去了。而當你返回來的時候，他卻已經倒斃在那裏了。
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品裏也看不到這樣的情景：村蘇維埃主席帶着一個女教員（作為搜查見證人）走進一家農舍，農舍里的板床上躺着一對老夫婦。（這個老頭兒原先開茶館，那還用說，不是惡霸是什麼？誰會走在半路上想喝熱茶！）村蘇維埃主席舉着那乾式手槍叫喊：“快給我下來！你這隻唐波夫狼！”老太婆嚇得哭起來，主席為了增加點恐怖氣氛，朝天棚放了一槍（那響聲在農家小屋裏聽起來是震耳欲聾的）。兩個老人被趕走，全死在路上了。
當然更看不到他們描寫下面這種剝奪富農的手段了：在頓河的哥薩克村裡，忽然命令所有的男人都去“開會”，會場早已用機關槍包圍起來了。把“開會”的人全部抓起來，強制押到別處去！押走男人後再遷移那些婦女就一點也不費事了。
描寫給我們看的，甚至拍成電影給我們看的，是剝皮鬼們隱藏起來的整圍整倉的糧食。可是我們卻看不到人們是怎樣強迫哭合著的婦女丟下了她辛苦積攢下的一點點東西，她的命根子——家畜、房子和鍋碗瓢勺。（如果你家裏有人能“保存住自己”，而且他有神通的話，後來他就能夠爭取到莫斯科替自己家“恢復”中農成份。可是，當他再回到農村時，卻已無法找到他那“中農”的家當了：早已被那些積極分子和他們的老婆們抄光了。）
也不讓我們看到人們隨身帶的那些小小的包袱。要知道，被趕走的人們上路時，是每家只許帶一個很小的包袱乘坐公家的馬車的。特瓦爾多夫斯基一家大難臨頭的那天，他家裏既沒有油，也沒有烤好的麵包，還是鄰居送來一些路上吃的東西救了他們，可這個鄰居庫茲瑪有很多孩子，也不富裕呀！——這一切都不會讓我們知道的。
來得及逃跑的人，便跑到城市去躲避這場瘟疫，有人還騎走一匹馬。但是，那年月把馬賣給誰呢：自從農民瘟疫開始以來。農村用的馬已經成為富農的可靠標誌。因此，馬主人只好把馬拴在馬市的柱子上，最後依依不捨地拍拍它，趁着沒被人發覺時迅速悄悄離去。
一般認為那場瘟疫發生在一九二九-一九三0年。但它造成的屍臭卻久久籠罩在俄羅斯農村上空。一九三二年，在庫班地區的農村，剛剛脫粒完的糧食全部直接從脫粒機旁上繳給國家，顆粒不留。農民只好邊收割，邊脫粒，邊吃。脫粒工作完了，糧食也沒有了。甚至沒有一粒可以按勞動日分配的糧食。在這種情況下，怎樣制止那些痛哭號叫的女人？這裏還剩下誰是沒有被剝奪徹底偽富農呢？還能強制遷移誰呢？（讀者如果想知道清除了“富農”之後的早期集體農莊的情況，可以看看斯克里普尼科娃提供的證明：一九三O年她親眼看到幾個農村婦女從索洛維茨監獄用小郵包把黑麵包干寄給家鄉的人！！）。
再看看季莫費-帕夫洛維奇-奧夫欽尼科夫的經歷吧。他一八八六年生於米赫涅夫斯克鄉的基什金諾村（離列寧高爾克村不遠，就沿着那條大路），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也參加過國內戰爭。打完了仗，他回到政府分給他的土地上，成了家。他為人聰明、有文化，見過世面，有一雙巧手。他通過自學掌握了一些獸醫知識，對附近各村的事情很熱心。幾年辛勤勞動的結果，他蓋了一所不錯的住房，辟了個小園子，把一匹小馬餵養成了一匹高頭駿馬。不料，新經濟政策使他頭腦發昏了，於不該萬不該，他不該像相信土地一樣相信這新經濟政策。他和另一個農民合夥開了個作坊，製造廉價香腸。（我們的農村到現在已經四十年沒看見過香腸了。如今，人們是會搔着後腦勺這樣說的：其實，村裡開個制香腸的作坊有什麼不好？！）他們兩人自己幹活，一個工人也沒有雇傭，而且製成的香腸是由合作社經銷的。他們幹了兩年（從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政府便開始用重捐稅扼殺他們了，大大誇大了對他們的收入的估算（收入額是由財務稽核員估算的，再加上那些除了當積極分子之外什麼也不會幹的害紅眼病的懶漢們在財政局吹了不少冷風，所以給他們估得很高），合伙人被迫關閉了作坊。一九二九年，季莫費第一批主動加入了集體農莊，把一頭母牛、一匹好馬和全部農具都交給農莊了。他在集體農莊的土地上全力以赴地勞動，還替農在飼養大了兩頭牛。農莊垮台了，許多人從農在逃走，可是這時已經有五個孩子的季莫費往哪裏去呢？而在財政局人們的眼裏他還是個財主呢（“他幫別人給牲口治病不是也有收入嗎！”）。所以，即使加入了農莊之後，還是不斷地向他索取高額稅款。他無法支付，就從他家裏拿走東西。他家有三隻羊。有一次，他的十一歲的小兒子把羊趕出去，逃脫了財產登幾，可是不久羊還是被人牽走了。後來又來登記財產，在這可憐的家裏確實一無所有了，可是財政局那些無恥之徒竟然把栽在木桶里的三棵小橡皮樹也登記進去了。這時季莫費忍無可忍，便當著他們的面就用斧子把三棵橡皮樹劈了。這是幹什麼？！第一，他毀壞了已經不屬於他而屬於國家的財產；第二，他掄動斧頭煽動反對蘇維埃政權；第三，他的行為詆毀了集體農莊制度！
而基什金諾村集體農在這時已經搖搖欲墜了，誰也不願意再去幹活，誰也不再相信它，已經有將近一半人逃走了。因此，這正是需要殺一儆百的時候。於是：這個惡性不改的“耐潑曼”季莫費-奧夫欽尼科夫，他鑽進集體農莊原來就是為了把農莊搞垮的！現在根據村蘇維埃主席肖科洛夫的決定。沒收他家的一切財產！這是一九三二年，這時大規模強制遷移已經結束，所以沒有流放他的妻子和六個孩子（包括一個吃奶的嬰兒），只沒收了他家的房子，把一家人拋到街頭。（他妻子帶着六個孩子歷盡千辛萬苦，在一年之後來到阿爾漢格爾斯克找到了娘家父親。奧夫欽尼科夫一家人都是活到八十歲左右的，只有季莫費一個人在這種生活折磨下五十三歲就離開了人間。）
甚至到了一九三五年還有類似的事。復活節那天，喝得醉醺醺的集體農莊主席在被剝奪光了的農村街道上轉來轉去，向個體戶要錢買酒。不給？“我們要剝奪你的財產！”“流放你！”而且真的會流放的！你是個體戶嘛！這就是“偉大的轉折”。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家們也絕不描寫那充滿苦難的流放的旅程，不描寫農民在路上是怎麼走的。似乎把他們裝上車，送走了，故事也就到此結束，可以畫上三個“米星號”結束這一章了。
被流放的人如果能在天氣暖和的季節坐上大車，那就是十分幸運了。往往則是帶着嬰兒，帶着幾歲、十幾歲的孩子在冰天雪地的季節坐雪橇走的。一九三一年二月間，新西伯利亞州科契涅沃村的人們在曾經看到由武裝士兵押送的大車隊連續不斷地從村裡經過——從冰雪的荒原中來，又走向冰雪的荒原中去了。那些人只有經過押解人員批准才可以進入農家暖和幾分鐘，而且出來后要追上車隊，不能耽誤車隊的行程。（這些格別烏的押解人員如今不是仍然活在世上，領着養老金嗎！他們總該記得這一切吧！也可能忘掉了……）這些車隊進入納雷姆沼澤地之後，就全部留在這無底洞似的吃人地帶了。當然，小孩子們早在到達沼澤地之前就凍死了。
原來的意圖就是這樣的——就是要這些農民的種子同成年人一起滅絕。自從傳說中的吃人魔王消失之後，只有“先進學說”能夠告訴我們怎樣才能把男女老幼一下子統統消滅掉。希特拉算什麼！希特拉在這方面還不過是他的小學生。希特拉幸運的是這時已發明了窒息汽車，所以他才出了名。可是，對於我國的殺人方法好像誰都不感興趣似的。
庄稼人知道等待着他們的是什麼命運。因此，如果他們幸運地坐上了移民列車，而列車又幸運地經過有人居住的地方，他們就把那些幼小的、但已經會爬的孩子從車窗抱出去，放在車站站台上：孩子，你自己到人世間去找活路吧！討飯去吧！免得同你爹娘一起死掉！
（在飢餓的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間，阿爾漢格爾地區曾實行對窮人的孩子免費供給小學早餐的辦法，發給他們服裝配給票證。但是，這些東西是絕不發給那些特殊（強制）移民的可憐的孩子的。）
有一列從頓河地區開出的移民列車，裏面全是哥薩克婦女和兒童，（男人們全在“開會”時被抓走了。）車裏有個婦女臨產了。可是，每天只發給她們一杯冷水，三百克麵包，這還不保證天天都有呢。接生婆？連想都別想！母親自然不會有奶，嬰兒餓死了。埋到哪裏？兩名押運兵走進了她們的車廂，在火車運行途中打開車門把小屍體扔了出去。
（這列火車開到了宏偉的馬格尼托哥爾斯克建設工地。她們的男人們也被送來了。要住？你們自己挖地屋吧！從馬格尼托哥爾斯克起，我們的歌功頌德派詩人們就開始關心起來了，就開始在作品裏反映了。）
特瓦爾多夫斯基一家乘大車只乘到葉爾尼亞。幸而已經是四月的天氣了。在葉爾尼亞把他們裝進運貨列車，車廂反鎖着。車廂里連個大小便用的桶也沒有，地板上也沒有留一個小洞。因此，康斯坦丁-特里豐諾維奇-特瓦爾多夫斯基不得不冒着受罰或按逃跑罪判刑的危險。趁着火車的轟鳴聲用菜刀在地板上挖出一個小洞來。一路上的食物供應是：頭三天中只有一次在一個大車站上送進來幾桶菜湯。不錯，他們總共在路上才走了十天（到烏拉爾北部的利亞利車站）、可這裏的四月還是冬天呢。迎接列車的是幾百輛雪撬人們乘雪橇順着冰封的河流進入林區。請一間二十名放排工人住的工棚。可是當晚運來的這批人足有五百多。警備隊長彼爾姆人索羅金，共青團員，在雪地裏邊走邊命令人們往地里打木樁子：“就住在這裏！要修街道2在這裏蓋房子！”後來的帕爾察村的基礎就是這樣奠定的。
在嚴冬的夜裏，在原始森林中，硬對人們說：“就住在這裏！”這種殘酷性簡直令人難以置信！難道這是人乾的事嗎？白天運送他們，卻安排他們晚上到達目的地！可是，幾十萬幾十萬的群眾，包括老人、婦女和孩子，就是這樣被送來拋棄在這森林地帶的。在科拉半島（阿帕奇那），人們在冰雪覆蓋的簡陋工棚中度過了北極地區的整個黑暗的冬天。話又說回來，把伏爾加河沿岸的日耳曼族人用火車運到乾旱無水的卡拉干達草原地帶，一九三一年的夏天（不要弄錯，不是一九四一年，是一九三一年夏天！）叫他們在那裏進行挖掘、建設，每天按口糧分給一點水喝。這種作法又比上面所講的仁慈多少呢？而且卡拉干達也會有冬季到來的。（到一九三二年春季孩子和老人們就全部患痢疾和營養不良死光了。）在卡拉干達，也和在馬格尼托哥爾斯克一樣，蓋起了許多類似菜窖的、狹長低矮的土房讓人們集體住。在白海運河工地則把人們安置在空出來的勞改營工棚里。流放的人到達高希姆基不遠的伏爾加運河工地時，這裏剛剛完成水文地質勘測工作，還沒有勞改營，只是把人們拋到大地上，就叫他們用十字鎬刨地，用小車運土。（報紙卻報道說：“給運河工地送去了機器。”）．麵包是沒有的。住的土房要在下工之後各自控建。（現在，那裏有遊艇載着莫斯科來的遊客們遊覽。須知在水底、在地下、在混凝土中間埋着多少白骨啊！）
一九二九年，在“瘟疫”發生之前，阿爾漢格爾斯克市的所有教堂全封閉了。教堂是早已打算關閉的，這時恰好有了實際需要：安置流放來的一“富農”。龐大的流放着洪流經過阿爾漢格爾斯克，一時這座城市似乎完全變成了一個大轉運站。教堂里搭起了多層床鋪，只是沒有東西可以取暖。運犯人的貨車一列接一列把流放者卸在站台上，衣衫破舊、愁眉苦臉的鄉下人在路旁的犬吠聲中走向教堂里的板鋪。（一個性施的孩子記得一個農民脖子上套着一副馬脖套。那是因為這個人在強迫他離家時一時想不起該拿什麼最需要的東西，匆匆套上它就走了。還有一個人抱着一台帶喇叭的留聲機。電影攝影師們【你們該把這些鏡頭拍下來才對！……河一座教堂里搭起了八層板鋪。由於板鋪設有固定在牆壁上，它夜裏塌下來，壓死許多戶人家。哭叫聲連天，驚動了警衛部隊。
人們就是這樣度過了這個瘟疫的冬天。不能洗澡。皮膚潰爛。斑疹傷寒流行．很多人死去。但是，阿爾漢格爾斯克市居民卻接到嚴格命令；絕對不許幫助“特種移民”（當時稱這些被流放的庄稼人為“特種移民”）！瀕死的種田人在街上徘徊、誰也不敢讓他走進家去，給他一點吃的或者從家裏端給他一碗茶：誰要幫助，誰就會被當地民警抓去，失掉公民證。飢餓的人在大街上蹣跚地走着，被什麼東西絆了一下，摔倒了，人們走過去一看：死了。但是，即使這樣，也不許人們去收屍。（街上有密探在監視，注意誰對這些人發善心。）在這同時，阿爾漢格爾斯克近郊栽種蔬菜和飼養家畜的村子也在整村整村地被流放，（不禁又要發問；既然全村流放，那麼這些村子裏究竟誰剝削了誰？）因此，城裏人也都心驚膽戰，唯恐輪到自己。人們甚至不敢在屍體旁邊停下來看看。（有一具就躺在格別馬機關大門旁邊，也沒有人收屍。）
掩埋工作由城市公用事業單位有組織地進行。當然談不到棺材，只是在沃洛格達大街盡頭的公墓旁邊，在野地里挖個大坑，扔進去了事。當然沒有立任何標記。
這是對待那些生產小麥的人，而且是在流放的中途。過了塔拉基村還有個更大的農民集中營。那裏有一些人被挑選出來裝運木材。不料其中竟有一個人狡猾地在運往國外的原木上刻寫了一封致外國人的信（看，讓農民識字有什麼好處！）。此事被發現后，就不再讓這些人裝運木材了。他們被趕到更遠的地方去，趕到奧涅加湖，皮涅加河，德維納河的上游去了。
我們在勞改營里常常開玩笑說：“反正不會流放到比太陽更遠的地方去。”可是，那些農民確實被流放到十分遙遠的地方去了，那裏很久之後才出現第一間點着松明的房子。
流放農民與俄國歷史上的流放和蘇維埃政權建立后的一切流放不同之處，是不把農民流放到某個遙遠的，但有人居住的居民點去，而是趕到野獸出沒的地方，使他們回到原始人狀態。不，比原始人的處境還要壞：我們的祖先在原始時期也是選擇靠近水源的地方居住的。人類自古一直是這樣選擇居住地的。可是，契卡人員替特種移民選擇（被流放的農民自己當然無權選擇！）、的地點則是滿是石頭的山坡（例如，在皮涅加河旁比河面高一百米的山坡上。那裏根本挖不出水來，地上什麼也不長）。相距三、四公里處就有一塊適於耕作的河灣宜地，可是，不行，命令規定：不許在河灣居住！他們得到幾十公裡外的地方去刈草，乾草要用船運回來……有時甚至禁止種糧食作物。（農業經營的內容也要由契卡人員規定！）我們這些城裏人往往本大理解牲畜對農民生活的重要性。農民沒有牲畜簡直無法過活。可是，這些流放來的人卻註定今後許多年再也聽不到馬的嘶叫、牛的哞鳴和綿羊的咩咩聲了，再也別想備鞍、擠奶和飼養牲畜。
西伯利亞楚雷姆河畔有一個庫班哥薩克人的特種移民村，這個村子被鐵絲網圍住，四周修起了崗樓，像集中營一樣。我們已經寫到過，許多地方就是這樣把流放村變成了勞改營。
為了使這些可惡的勞動者儘快死光，使我們的國家裏不再有他們，也不再有糧食，看來是盡了一切可能的。許多這類村莊確實死光了、如今只有偶然的過路人走過這些村莊的遺址時一點點地把遺留下來的棚房拆掉，引火取暖，一邊踢開落在腳下的骷髏。
無論什麼樣的成吉思汗也沒有像“黨”領導下的我國那光榮的“機關”那樣消滅過這麼多農民。
讓我們再來看看瓦修甘慘案吧。一九三0年冬天，約有一萬戶人家（按那時期的每戶平均人口計算，該有六、七萬人）步行經過托木斯克被繼續向前驅趕：先是順托米河而下，又向鄂畢河下遊走，然後又奔向瓦修甘河上游，走的全是只有冬季才能通行的路。（這支隊伍走過之後，沿路的村民們曾被動員出來收拾遺棄的成年人和小孩的屍體。）然後這些移民被遺棄在瓦修甘河和塔拉河的上游的鬃崗（即沼澤地帶中比較堅實而高出的地方）上，從此便無人過問了。既沒有給他們留下糧食，也沒有留下勞動工具。天氣轉暖，凍土融化，這裏就成了孤島。只有兩條用原木在沼地里鋪出的小路通向外界：一條通向托博爾斯克，一條通向鄂畢河。而兩條路上都有機槍崗哨嚴陣以待，不放一個人走出這座地獄。大批的人死亡。人們在絕望之中跑到崗哨前，苦苦哀求，可是他們立即被機槍打死。後來，冰消河開之後，托木斯克的綜合合作組織（手工業供銷合作社）才派了船隊載着麵粉和鹽去，但是這些船未能到達瓦修甘。（船隊的領隊，綜合合作組織的代表姓斯丹尼斯拉沃夫，這個情況就是他說的。）
這批人全死光了。
據說，後來確實追查過這一事件的責任者，甚至還槍斃了一個人。我個人是不相信這種說法的。但是，即使確實槍斃了一個人，這個比例不也是可以接受的嗎S這是我國內戰時期熟悉的比例：殺我們一個人，要你們一千人抵命！而這次則是：殺你們六萬人，我們一個人抵命！
不這樣就建立不起新社會！
不管怎麼樣，被流放的人中間還是有人活下來了。按他們所處的條件看，簡直叫人無法相信，然而。他們活下來了。
帕爾察村農民的一天的生活是由科米的澤梁族人工長們的棍棒開始的。這些庄稼人生來就是自己開始每天的生活的，但如今卻被別人用棒子趕去伐木或放木排。常常幾個月不給人們晒晒衣服和鞋襪的時間，剋扣他們的麵粉定量，提高生產定額，還規定只有在完成定額后才能在晚上蓋自己的住房。衣服全破了，人們用麻袋當裙子或者把它改成褲子。
是的，如果移民們全已死光，那就不會有許多今天的城市了，即便是伊加爾卡。伊加爾卡是一九二九年開始建設的。誰建設起來的？難道是北極林業托拉斯嗎？不是被剝奪了財產的農民嗎？人們在零下五十度的嚴寒中住在帳篷里，可是在一九三0年就已經向國家提供了第一批出口木材！
被剝奪財產的農民住在自己的特種移民村，就像囚犯住在加強管制的勞改營一樣。雖然村子周圍沒有劃定不準靠近的禁區，但是每個村裡通常都駐有一名步兵，他在這裏掌握着生殺大權：他有權獨自無條件地處死任何敢於違抗命令的人。
他們屬於很強壯的人種，竟然有人能從那種村莊裏逃出來。庫邊斯克附近的加麗娜-奧西波夫娜-里亞博孔從沃洛格達州這樣一座移民村裏帶出了一小股庄稼人（她走在前面，唱着歌，好像是去摘單薄）。她來到在哈爾科夫市給人當女僕的表姐那裏。她的主人問一個大首長要不要一個好保姆。那家給她辦了證件，要下了，而且對她很滿意，她日子過得很開心。但是一九三七年那家人家被捕了，加麗娜忍不住要穿着鉻鞣皮靴戴着絲綢頭巾回到自己村子裏去顯擺顯擺。她當然被抓起來，第二次流放。但她竟第二次逃跑了。
這些特種移民村所處的社會地位以及它們同古拉格群島的血肉關係，很容易利用連通器的法則來解釋：每當沃爾庫塔勞改營感到勞動力不足時，就從移民村調來些特種移民（甚至無須重新判刑或改換名稱！）到勞改營勞動。而他們也就在勞改營里老老實實地生活，到營區去勞動，吃囚犯們吃的爛菜湯。只是他們吃飯要從自己的工資中付款。（除買飯票外，還要付工棚費、保衛捐。）可是這些移民卻沒有一點想不通的表現。
這些與家屬失去聯繫的特種農民就這樣從一個村莊被轉送到另一村莊，像囚犯從一個勞改點被轉押到另一勞改點一樣。
我國的立法常發生一些莫名其妙的搖擺。一九三一年七月三日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頒佈了一項決議，准許在五年之後可以給那些“一直從事（當然是在管制的移民區里！）社會有益勞動並對蘇維埃政權表現出忠順態度（當然是指曾對村裏的士兵、警備隊長和行動人員有所幫助）的被剝奪的富農恢復公民權。”但是，這個十分荒唐的決議顯然是一時心血來潮的產物。而且，這五年期滿時正是古拉格群島越來越變得嚴酷無情的時候。
何況這些年代也不允許這個制度稍有削弱：基洛夫剛剛被暗殺，接着是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一九三九年歐洲又開始戰爭，一九四一年蘇聯本國進入戰爭狀態。倒是應該辦另外一件事，這事也確實是辦了：從一九三七年起又根據刑法第五十八條對許多倒霉的“富農分子”及其子女判了罪，把他們從特種移民村押進了勞改營。
不錯，戰爭年代，當前線缺少勇猛的俄羅斯人力時，又想起了這些富農分子：他們作為俄羅斯人的良心應該高於其富農本性嘛！於是到處向這些人提出建議，要他們從特種移民村和勞改營直接奔赴前線，保衛神聖的祖國。
人們也真的奔去了……
也不是全願意去。例如H-赫-
夫就沒有去。我的《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中的丘林就是以這個人前半生經歷為原型的，但我當時卻沒有勇氣採用他後半生的經歷。勞改營內許多托洛茨基分子和共產黨員那時爭先恐後地報名去“保衛祖國”，都遭到拒絕，可是勞改營當局卻主動要這個赫-夫去。不料赫-夫對勞改營登記分配處斷然地說：“是你們的祖國，就請你們去保衛吧！無產者是沒有祖國的！！”
這話似乎完全符合馬克思的理論，況且勞改營里的囚犯確實比無產者還要貧苦、低微和無權呀！可是勞改營管理處根本沒有這樣去理解他，而是宣佈：判處H-赫-夫槍決！H-赫-夫作為死因在崗樓下面賠了兩個星期，根本沒想請求赦免，因為他恨透了這些人。後來還是管理處自己給他改判為……你判十年勞改。
有時發生過這樣的情況，把被剝奪的富農們帶進了凍土地帶或者泰加森林，放開以後就把他們忘在那兒了：帶到那兒去本來就是要他們死的，幹嘛要記住？那地方又荒涼又偏遠，所以連一個當兵的也不留給他們。這個被英明領導撒手不管了的，沒有馬，沒有犁，沒有漁具，沒有獵槍的勤勞而頑強的部族，也許只靠幾把斧頭，幾把鐵鍬，在比石器時代略好的條件下，為了生存而開始了毫無希望的鬥爭。但與社會主義的經濟規律背道而馳，這些村落不但活下來了，而且鞏固了，富了。
布羅夫就是在這樣一個村子裏長大的。這個村莊位於鄂畢河的一條不能通航的小支流上游，布羅夫是小時候跟隨大人來到這裏的。他說，還在戰爭之前就曾有一艘小艇經過他們村子附近，發現了他們這個村子。原來那是區首長坐的小艇。他向明了這些人從何處來，是些什麼人，什麼時候來的。區首長對於這裏人們的富裕和美好生活感到驚奇，這是同他那個區的集體農莊不能相比的。首長回去了。過了幾天便有內務人民委員部的特派員帶着衝鋒槍手來了。於是又像鬧“瘟疫”那年一樣，命令他們在一小時內扔掉積攢起來的一切，扔掉溫暖的鄉村，只帶一個小小的包袱上路。他們又被押送到更遙遠的凍土帶去。
通過這個故事難道還不理解“富農”和“剝奪富農財產”的實質嗎？
假如能讓這樣的人民自由地生活、自由地發展，誰又能奈何得了他們呢！！！
是舊教徒，是永遠受迫害、被流放的舊教徒們早在三十年前就已經看清了“首長們”的兇惡實質。一九五O年，有一架飛機在波德卡緬納亞一通古斯卡上空練習飛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我國的空軍學校的訓練大大完善了，因此這位盡心儘力的飛行員從飛機上看到了二十年來沒有人看到過的東西：在泰加原始森林中間似乎有一個小小的居民點。他拍了照片，報告了上級。儘管十分偏僻遙遠，但對於內務部來說沒有辦不到的事，半年之後他們進入了這個地方。原來這裏住着一些從雅魯耶沃遷來的舊教徒。當人們盼望已久的那個偉大瘟疫——農業集體化到來時，這些人便全村一起逃離了這種“幸福”，逃到原始森林裏來了。人們住在這裏，從不出去，只是偶爾讓村長一人到雅魯耶沃去購買鹽、漁具、獵具上的金屬部件和工具上的鐵片，其餘物品一概自給自足。他們沒有錢，村長可能是帶着貴重毛皮之類進城的。辦完事情之後，他就像一個受到通緝的犯人一樣躲躲閃閃地離開市場。雅魯耶沃的舊教徒們就是這樣贏得了二十年的生活——二十年與野獸為伍的、但卻是自由的人間生活，避免了集體農莊的二十年的沮喪苦悶。他nl全穿上布衣服，自製皮靴，一個個身體顯得特彆強壯。
現在他們作為農業集體化戰線上的可惡逃兵全被逮捕了，而且“依法”判了刑。您猜猜是依據哪一條法律條文？和世界資產階級有聯繫？破壞活動？不，根據第五十八條第10分條的“反蘇鼓動”（！？！？）和第五十八條第11分條的“反蘇組織”。（其中許多人後來被押解到斯捷普拉格的傑茲卡茲甘分部，因此這個消息才透露出來。）
一九四六年還曾把另一批舊教徒放在木排上沿葉尼塞河流放走。這些人是那些英勇的蘇軍戰士們從某個偏僻的寺院裏趕出來的。（這時已經使用上迫擊炮，已經有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驗。）但是，那些堅強不屈的俘虜們在斯大林時代，也和在彼得大帝時代一樣，從木筏上跳進洶湧的葉尼塞河的洪流，而我們的衝鋒槍手則隨即把他們槍殺在水裏。
蘇軍戰士們！可要不斷地加強戰鬥準備呀！
不，這個註定要滅亡的人種並沒有死絕！在流放地他們又有孩子降生並且世襲地依附於自己的特種移民村。（您可記得“兒子不為父親負責”那句話？）外面的姑娘嫁給特種移民，就算加入了農奴階層，就失去了公民權。外面人娶這類人做媳婦，自己就變成了流放者。女兒從外面來看爸爸，就被寫進特種移民名冊，以糾正以前漏划的錯誤。因轉入勞改營而造成的人口損失，靠這些來源得到補充。
卡拉干達一帶的特種移民是非常顯眼的，人數很多。他們的先人曾被永遠固定在烏拉爾和阿爾泰的工廠，現在他們是被永遠固定在卡拉干達礦井裏。他們該勞動多長時間，該付給他們多少錢，礦井的主人在這些問題上根本無須客氣。據說這些特種移民反而很羨慕從事農業勞動的勞改犯。
五十年代之前，有些地方則是直到斯大林死之前，不發給特種移民身份證。在伊加爾地區只是從戰爭開始之後才實行北極地區的工資補貼辦法。
現在，這些經過二十年瘟疫般的流放生活后從警備隊監督下解放出來的、取得了“值得自豪的”我國身份證的人們，是怎樣的人呢？他們的內心和外表是怎樣的呢？瞧吧！都是我國的標準公民？是的。他們也同那些在工人村、在工會會議上、在蘇軍部隊中培養出來的標準公民完全一樣！他們也同樣把沒有用完的體力和勇氣全部傾注在摔打多米諾骨牌上（當然不是舊教徒），同樣朝着電視屏上閃過的每一個鏡頭頻頻點頭稱讚，而在必要時也以同樣的憤怒譴責南非共和國，或者同樣為了幫助古巴而把自己僅有的幾文小錢捐獻出來。
所以，我們怎能不在那位“偉大的屠夫”面前低垂下自己慚愧的頭呢？！怎能不為他沒下的智力謎語所折服、對他欽佩得五體投地呢！？既然如此，他不是作對了嗎？他這個深知人心的人攪起了這一場可怕的血腥的大旋渦，並且年復一年地不停地翻動它，結果不是表明他作對了嗎？！
他作對了，道義上他是正確的：並沒有人責怪他嘛！老百姓說，他在世時“比赫魯曉夫的時候”要好一些，因為每逢四月一日“愚人節”時香煙總要減價一戈比，小百貨不是還減價十戈比嗎？直到他死前，對他的頌詩和讚歌不絕於耳，而且直到今天也還不允許我們揭穿他呀：你想揭穿？那麼不僅是任何一個書刊檢查員會使你立即停筆，而且站在商店裏或坐在火車裏的任何一個人都會急急忙忙堵住你這張胡言亂語的嘴。
是的，因為我們一向習慣於尊重那些大惡棍，我們一向就崇拜那些大劊子手嘛！
他做對了，尤其是從國家角度看，他是正確的：是他用這鮮血焊接成了馴服柔順的集體農莊。至於說四分之一世紀之後農村會貧困到一無所有，而人民群眾會在道德上蛻化墮落，那又有什麼了不起呢？要知道，我們的火箭可將要飛向宇宙空間，進步的、文化高度發達的西方可將要在我們這強大的國家面前俯首聽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