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肯吉爾營四十天
不過，貝利亞之死對於特種勞改營來說也還有另一種涵義：它既使政治犯產生了希望，也迷惑了他們，使之失去了方向，減輕了苦役刑的重壓感。希望萌芽了：彷彿即將發生變化。因而政治苦役犯就不再願意為了懲罰眼線而自己去蹲勞改營監獄，也不再願意舉行罷工或騷動了。仇恨已被忘卻。他們指望，不必騷亂和罷工一切也都會向好的方向變化的，只須等待一時就行了。
貝利亞之死還有另一層意義那些從來就是蘇軍部隊中最受尊敬、最可靠的佩帶藍色肩章（但沒有空軍肩章上的小鳥）的人們，現在像是突然被打上了罪惡的烙印。不僅在囚犯及其親屬眼裏如此（這些人倒無所謂，隨他們去！），難道政府不也是這麼看的嗎？
正是在那不祥的一九五三年取消了（“按照景章”）發給內務部部隊軍官的雙份工資，這就是說，他們今後也只能領取一份工資了。儘管軍齡補助、極北地區工作補助和各種獎金還都依舊照領，這對他們的錢袋也是個不輕的打擊，而對他們的官運前程則是更大的打擊——照這樣子看，今後不需要我們啦？！
正因為貝利亞完蛋了，保衛部門才感到有必要儘快地用事實證明它本身的忠誠和存在的必要性。但是怎樣證明呢？
這時，那些迄今被保衛人員看成威脅的勞改營暴動便像救命星一般閃爍起來了。多發生一些暴動吧，越亂越好，那就需要採取對策，就不會對我們裁員和減薪了。
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肯吉爾特種勞改營的押解人員幾次無故向囚犯開槍。這類事件接連發生，不可能是沒有預謀的，
一個開灰漿攪拌機的姑娘麗達到前沿地帶附近去晾一雙襪子，警衛立即開槍打死了她。
還開槍打傷一個中國人老頭。（肯吉爾的囚犯誰都不記得這個中國人的名字。他幾乎完全不會說俄語。大家都記得他那蹣跚的步態，他嘴裏常叼着煙斗，面孔有點怪模怪樣。是警衛士兵叫他到跟前去的，士兵把一包馬合煙扔給他，正好扔在前沿地帶的邊緣上，中國老頭俯身去拾煙時，士兵前他開了槍。）
還有另一次類似事件。衛兵從瞭望塔上扔下幾發子彈，命令一個囚犯去拾起來。犯人去拾時，士兵開槍把他打死了。
後來還發生過用達姆彈朝着從選礦廠下工回營的囚犯隊伍開槍的轟動事件，使十六人受重傷。（還有二十來人隱瞞了自己的輕傷，沒敢去登記，怕受到處分。）
這一次因犯們沒有忍氣吞聲，埃克巴斯圖茲的歷史在這裏重演了：肯吉爾第三勞改點三天沒有出工（但還照樣吃飯），要求懲辦肇事者。
派來一個委員會，答應依法懲辦肇事者，囚犯這才同意出工。（其實，審判時囚犯能夠去旁聽並親自確認嗎？！……）
但是，一九五四年二月間木材加工廠又有一個人被槍殺了。肯吉爾營的囚犯都記得這個“福音派教徒”（好像是叫亞歷山大-瑟索耶夫）。這人刑期十年，已經服完九年零九個月了。他的工作是塗焊條，在前沿地帶附近的一個小屋裏幹活。當時他是要到小屋外面去小解，被衛兵從瞭望塔上開槍打死了。崗樓里立即跑下來幾個衛兵，企圖把死者拖到前沿地帶的邊上去。造成他已越出界線的樣子。別的囚犯忍無可忍，抄起十字鎬、鐵鍬等把殺人兇手們從死者身邊趕開了。（在這整個過程中，行動特派員別利亞耶夫大尉騎的馬一直拴在木材加工廠營區旁邊。這個人左臉上有塊痣，外號叫“小黑痣”，為人非常殘忍、暴虐，所以，安排這一類兇殺事件非常合乎他的胃口。）
木材加工廠所在的整個營區都騷動起來了。囚犯們打算用肩膀把死者抬回勞改點去。勞改營的軍官不允許抬。“為什麼打死他？”——囚犯們高聲質問軍官。但是，統治者的答案是現成的：“怨死者自己，是他首先朝瞭望塔扔石子來着。”（他們大概沒有來得及看看死者的登記卡片！他們知不知道死者的刑期只剩了三個月，而且他是個福音派教徒？……）
返回生活區的路是陰森森偽，人們提心弔膽。兩邊雪地里埋伏着許多嚴陣以待的機槍手。（肯吉爾人懂得，這些機槍手都已充分作好射擊準備……）警衛隊駐紮的村鎮的屋頂上也佈置了機槍手。
這件事又是發生在曾經一次造成十六名重傷人員的第三勞改點。雖然這次只打死一個人，但人＊越來越感到生命沒有保障、註定死亡、毫無出路。斯大林死去已經快一年了，可是他的鷹犬卻絲毫不見收斂。而且。總的說來什麼也沒有改變。
天黑了，晚飯後發生了這樣的事：我們單元的電燈突然熄滅了，這時不知是誰站在門口對屋裏大聲說：“弟兄們，咱們在勞動，在建設，可得到的報酬是吃槍子兒，這要到什麼時候算個頭兒？明天我們不出工啦！”就這樣一個單元一個單元、一個工棚一個工棚地傳下去了。
給隔壁的第二勞改點隔牆扔過去一張紙條。在這方面已經有些經驗，過去也多次考慮過這種作法，所以那裏也立即宣佈了罷工。第二勞改點裏關押的是各種民族的人，大部分人刑期十年，許多人即將滿刑。儘管如此，他們還是採取了一致行動。
第二天早晨，關押男囚犯的第二和第三勞改點的人全沒有出工。
罷工，但卻不放棄公家發給的一份粗劣的口糧，這種作法越來越為更多的囚犯所理解，但統治者卻越來越不理解了。於是他們想出了一個辦法：讓大批不帶武器的看守和警衛士兵湧進罷工的勞改點，湧進工棚，兩個人架一名囚犯，連推帶拉地把囚犯趕出工棚去。（這種作法豈不是過於人道了嗎？！對竊賊們倒可以這樣照顧，但對人民敵人總不能這樣呀！然而，在貝利亞被槍決之後沒有一個將軍或上校敢於命令機槍手向營區掃射了。）主人們的這種“勞動”是白費力氣：被推出的囚犯或者上廁所去，或者在生活區內閑逛，就是不到派工地點去。
人們這樣堅持了兩天。
應該懲辦那個槍殺福音派教徒的警衛，這難道不是十分簡單的道理嗎？然而在統治者眼裏這道理既不簡單，也不正確。倒是在罷工的第二天深夜，一個從卡拉干達來的、帶着大批隨員的、因而對自身安全確有把握的上校來到各個工棚叫人了。他粗魯無禮地叫醒所有的人，口裏不住地重複着一句話：“你們耍無賴耍到什麼時候？”他誰也不認識，卻用手隨便指指這個人說：“你，出去！”再指指另一個人說：“你，出去！”“你也出去！”這位勇敢而堅定的長官就是這樣把一些碰巧被點中的人送進了監獄，他認為這是對“耍無賴”的最合理的答覆。一個叫維爾-羅森貝格的拉脫維亞人看到這種毫無理性的迫害，便對上校說：“那麼，我也去！”上校卻欣然同意：“去吧！”他甚至沒懂這是一種抗議形式。本來嘛，在他看來，這裏有什麼值得抗議的呢！？
當夜還宣佈了伙食方面的民主制的結束：從第二天起，對不出工的人將只按受懲戒者的份額發給口糧。第二勞改點的人次日上午便出工了。第三勞改點上午仍然堅持罷工。於是對他們再次採取“推拉戰術”，並且這次加強了力量：把當時在肯吉爾服役和到肯吉爾來協助工作以及隨委員會一起來的軍官們全動員來了。大批軍官湧入指定的工棚，有的頭上還戴着高級軍官的無檐羊皮高帽，肩上的肩章閃閃發光。他們擠進屋裏，在“小車廂”之間彎下腰來，不惜穿着自己那乾乾淨淨的褲子直接坐到囚犯們骯髒的、用鋼花鎮起來的枕頭上，一邊說：“喂，你往那邊挪挪！看不見嗎，我是中校！”邊說邊擠，不住地移動位置，一直把床上的囚犯擠到床間的通道上。這時看守們就抓住衣袖把人推到外面的派工地點去；而那些堅決不去的人則被送進監獄。（可惜肯吉爾營的兩座監獄收容量有限，束縛了指揮部的手腳。那裏只能收容五百人左右。）．軍官們總算用這種不顧體面和特權的辦法把罷工壓下去了。他們被迫作出這種犧牲是因為那正是一個叫人捉摸不定的時期：既不知道應該怎麼辦，可犯了錯誤又很危險！如果過分賣力氣而向群眾開槍，過後很可能被說成貝利亞的幫凶。但如果不賣力氣，不能堅決地迫使囚犯上工，那也可能被說成貝利亞的幫凶。“而且，內務部軍官們這樣大規模親自出馬鎮壓罷工乃是一件空前絕後的事，但是他們卻從而證明了自己的肩章對於維護神聖的秩序確有必要（人員不能裁減！），也證明了他們每個人的個人英勇品質。
與此同時，還採取了從前行之有效的其它辦法。三四月間把幾批囚犯轉押到其它特種營去。（結果是使傳染病又擴散了！）大約七十人（包括騰諾）被送進了特別嚴厲的監獄。發送犯人的公函上寫的都是固定的“由頭”：“對該犯已採取各種改造措施，收效甚微。鑒於該犯對他犯有腐蝕作用，不宜在勞改營羈押。”勞改營里公佈了被送進特別嚴厲監獄的囚犯名單，“以做效尤”。同時，作為勞改營的某種“新經濟政策”，開始實行所謂經濟核算制；而為了使這個辦法能夠取代囚犯所要求的自由和正義，便給一向缺乏物資的勞改營小賣部運來了各種食品，甚至（啊，這簡直叫人不敢相信！）允許囚犯預支工資去購買這些食物。（古拉格當局竟然信任它的群島上的居民並借債給他們！真是咄咄怪事！）
就這樣，第二次在肯吉爾積聚起來的力量終於未趨成熟就被扼殺在襁褓中了。
但是，統治者卻做過分了：他們又重新乞靈於手中的主要大棒——刑事犯，利用他們對付犯第五十八條的人。（可真是的！既然有這些社會親近分子可用，何必弄髒自己的手和肩章呢？！）
五一節前夕，統治者把六百五十名慣犯和部分普通刑事犯（包括許多青少年犯）押進騷亂過的第三勞改點，摻雜到政治犯中間。也就是說，主子們自己放棄了“特種”勞改營的原則，承認不應該把清一色的政治犯押在一起而使他們認識自己，而必須摻沙子。事先主人們幸災樂禍地警告犯第五十八條的犯人說：“很快就要來一批健康力量，往後你們不能亂說亂動計同時號召那些新竊賊們：“你們要把這裏的秩序整頓一下！”
統治者清楚地知道整頓秩序應該從何處着手。那就是讓小偷們去偷，去靠別人養活自己，這樣來製造一個互相猜疑、人心離散的局面。而當這批竊賊、流氓得知附近還有個婦女勞改點時，更是醜態百出了，他們向主子們苦苦哀求：“好首長！讓咱們瞧瞧那些個娘兒們吧！”對此，首長們只是友好地會心微笑，他們也只有對偷兒流氓們才會這樣笑。
可是，請看下去吧，看看人類情感和社會運動的發展進程有多麼不可預料！統治者給肯吉爾營第三勞改點注入了這麼大劑量的高效屍毒，指望這樣能使勞改點變得馴服些。但事與願違，其結果卻是促成了古拉格群島歷史上空前的大規模暴亂！
古拉格群島的各個島嶼不管被多少圍牆圍起來，不管它們多麼分散，但它們還是由許多遞解站聯繫在一起的，各島仍然呼吸着同樣的空氣，體驗着共同的感情。因此，關於特種勞改營里發生的“屠宰”眼線、絕食、罷工、騷亂等等，小偷們也不可能毫無了解。據說，到了一九五四年左右各個速解站都可以明顯地看出：小偷們開始尊重政治苦役犯了。
如果確實如此，那麼從前是什麼東西妨礙了我們獲得小偷的“尊重”呢？整個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我們這些面對客觀世界一籌莫展的所謂知識分子們所操心的只是自身的世界性價值，只是自己布口袋裏的東西和還沒有被人搶走的皮靴和長褲；而在對待這些盜賊的態度上我們活像滑稽劇中的人物：當盜賊們搶劫我們的鄰居、搶劫那些和我們相同的“具有世界性價值的”知識分子時，我們便羞答答地轉過臉去，蜷縮在自己的角落裏；而當這些劣等人們轉身搶劫我們自己時，我們自然也不會期望得到鄰人的援助，只好心甘情願地把所有東西統統送給這些敗類，只要他們不咬掉我們的腦袋就行。的確，那時候我們的心全然不放在這方面，我們的情感根本沒有準備應付這些事！我們絕未預料到自己會碰上這種殘酷下流的敵人！我們為俄國歷史的曲折而痛苦。我們是準備獻出生命的，但我們所準備的是在整個世界的注視下公開地、轟轟烈烈地獻出生命，而且這一死還要能一下子解救全人類才行。也許我們的頭腦本應該考慮一些最簡單的東西吧。也許從邁進頭一個速解站的囚室時起，我們就應該有思想準備吧：我們應該準備同這些鼠人們進行一場令人厭惡的決鬥。是戴藍滾邊帽的先生們把我們扔給這些鼠人咬死的。我們那時就該準備在鬥毆中助下挨上幾刀，倒斃在陰冷潮濕的角落，躺在馬桶溢出的粘液中。如果當時有了這種精神準備，也許我們受的損失會小得多，也許我們會更早地振作起來，站得更高，甚至說不定會同這些竊賊們攜起手來共同把斯大林的勞改營砸個粉碎吧！話說回來，這些小偷到底為什麼開始尊重我們了呢？……
事情是這樣的；轉押到肯吉爾營的這些流氓小偷原來對於政治苦役犯們的戰鬥精神已經略有所聞，而且已經有所戒備了。他們到來之後，還沒有來得及摸清環境並同勞改營長官黏結到一起，就有一些膀闊腰圓、堅定沉着的小夥子們來找他們的頭目們談天了。小夥子們坐下來，同流氓頭目們聊聊生活，並且對他們說：“我們是代表。關於特種勞改營進行的‘屠宰’，大概你們也聽說了。如果沒聽說過，我們這就可以講給你們聽：我們現在製造的刀子並不比你們的差。你們是六百人，我們有二千六百人。你們考慮一下，自己選擇吧。如果你們要壓我們，我們就把你們全宰了。”
這一步棋走得高明！早該走這一步！也就是說，掉轉身來與刑事犯們針鋒相對，把他們看作主要敵人！
當然，戴藍箍帽的人們正盼着囚犯們打群架。但是，刑事犯們權衡的結果，認為他們一個人未必對付得了四個膽大無畏的政治犯。沒有便宜可占！他們的庇護人畢竟都住在生活區之外，何況，這些庇護人果真靠得住嗎？難道小偷們過去尊重過這些看守和軍官嗎？而年輕的政治犯們提議的聯盟倒是一項過去沒有嘗試過的頗有意思的冒險，何況還可以打開一條道路——一條通向隔壁婦女勞改區的道路呢。
於是，刑事犯回答說：
“不，我們也聰明起來啦！我們要和你們這些男子漢們一起干！”
這次代表會議並沒有載入史冊，會議參加者的名字也沒有載入記錄。真可惜。這些小夥子們實在聰明。
健康力量剛剛來到隔離工棚就慶祝了自己的“喬遷之喜”：他們拆掉床頭櫃和“小車廂”上的木棍，在水泥地上點起了篝火，讓濃煙從窗戶冒出去。為了表示反對夜間給工棚上鎖，他們用鋸未堵塞了鎖眼。
頭兩個星期，小偷們簡直像住進療養院一樣：他們來到工地上就去曬太陽，根本不勞動，勞改營當局自然是不會減發他們的口糧的，可是，儘管滿心想幫助他們，卻也無法給他們發工資，因為沒有這筆款項可以開支。雖然如此，小偷們手裏還是出現了內部流通券，他們也常去小賣部買東西。主子們高興了，以為這些健康力量終於開始偷竊了。其實，這是消息不靈的首長自己想錯了。這是政治犯自己募集了一些內部流通券資助小偷們的。（看樣子這也構成協議的部分內容，否則小偷們會覺得沒意思。）這就是他們的內部流通券的來源。這種情況是從未有過的，因此生子們連想也沒想到！
大概是這種不尋常的新鮮遊戲引起了刑事犯的，特別是其中青少年犯的極大興趣吧，他們突然對從前認為是“法西斯分子”的人講究起禮貌來了：不經允許從不走進政治犯的屋子；不經讓座，絕不徑直往床上坐。
十九世紀時，巴黎市曾經把刑事犯編成近衛軍（看樣子當時巴黎市刑事犯的數目確實驚人），稱他們為“好動分子”。這個名稱取得十分恰當。他們的確好動，一心要衝破因循守舊的日常生活的外殼，絕不甘心被禁閉在這種生活中。雙方達成的協議規定不許偷‘竊。拚命替公家勞動嗎？這在他們眼裏是不道德的。可是，總得找點營生干呀？！於是這些年輕人便只好這樣來消遣了：他們從看守們頭上摘去制帽，晚點名時竄到工棚屋頂上去表演騎術，越過高牆從第三勞改點進入第二勞改點，擾亂隊伍報數，吹口哨，起鬨，夜間恐嚇瞭望塔上的哨兵……要術是中間隔着一個由武裝人員守衛的總務科大院的話，他們早就跑到更遠處的婦女勞改點去了。
有時候懲戒室的軍官或者教育員或行動特派員來到刑事犯的工棚，同他們友善地聊聊天，可是年輕的盜竊犯們卻常常傷害他們這種高雅感情：趁着聊天的時候偷走他們衣袋裏的記事本、錢包、或者就從上層鋪上突然把監獄“教父”的帽子轉過來，帽檐朝後。這種現象是古拉格群島上從未見過的！（整個局面也完全和從前不一樣了。）其實，這些Iwt向來就把古拉格的“教父”們看成傻瓜。“教父”們越是頑固地相信思想改造的成就，小偷們就越是看不起他們。當小偷們登上講檯面對擴音器介紹自己決心改造時，談推着手推車開始新生活的感想時，內心裏對“教父”的蔑視達到了極點。不過，從前他們沒有必要同“教父”鬧翻。而現在，＿同政治犯達成的協議恰好把解放出來的小偷們的活動能量引向了反對勞改營主幹的鬥爭。
行政管理能力十分低劣、缺乏人類高尚情操的、古拉格群島的主子，先是無理槍殺囚犯，然後又把流氓這種“燃料”注入了肯吉爾白熱化的空氣。這樣，他們自己就為肯吉爾的爆炸創造了條件。
事件的發展帶有不可避免性。政治犯不可能不向竊賊提出或者開戰或者聯合的建議。竊賊們也不可能拒絕聯合。而聯合一旦一建立，它就不可能停滯不前，否則便會分裂，會打內戰。
必須開始有所行動，不管幹什麼，總要開個頭！開頭的如果是犯第五十八條的人，他就會被絞死；如果是小偷，他只會被政治指導員找去教訓一通。因此，小偷們提議：“我們來打頭陣，你們支援！”
這裏應該先把肯吉爾特種勞改營分部的區劃交待一下。整個勞改營分部的隔離區是一大塊長方形的地段，這個大營區內又用幾堵縱向的高牆分割為幾個小營區，次序是第一勞改點（關押女囚犯），總務科大院（關於這個大院的工業生產能力我們已經介紹過了），接下去是第二勞改點、第三勞改點，然後便是勞改營的監獄，監獄包括新舊兩座，裏面不僅關押勞改營的犯人，也關押村鎮上的自由居民。
第一個目標當然是奪取總務科大院，因為勞改營的幾個糧食倉庫都在這裏。選定開始行動的日期是一九五四年五月十六日，這是個休息的“大禮拜”。首先，全體好動分子爬上各自工棚的屋頂，再分佈到第二與第三勞改點之間的牆頭上。然後，按照站在高處的頭目的口令，大家一齊拿着木棒跳到第二勞改點的院子裏，站好隊伍，以列隊隊形沿營區正中的道路前進。這條路的盡頭就是通向總務科大院的鐵門。隊伍在鐵門前停住了。
這些公開行動佔去了一些時間。這時看守人員已經發覺，並且組織了力量，接到了指示。瞧，有趣吧！看守們竟然朝着關押第五十八條囚犯的工棚跑去，並且向這些三十五年來一直被看作最壞的傢伙並受到壓迫和踐踏的人們發出了號召：“小夥子們！你們看！流氓小偷們去沖婦女營區啦！他們要去強姦咱們的老婆和女兒！你們快快去救援吧！把他們打回去！”但是，雙方已達成協議了，因此他們只管動員，誰也不動。個別不了解情況的人剛要往外跑，便被別人制止了。政治犯們也明白：公貓看到肉餅時也有可能堅守不住協議條款。但是，看守們還是未能從第五十八條囚犯中找到一個幫忙的人。
至於看守們自己要怎樣去保衛婦女不受這些寵兒侵犯，那就不得而知了。但是他們必須首先保衛的是總務科大院的糧食倉庫。大鐵門被砸開了，大院裏一排徒手士兵迎住了進攻者，站在後面指揮的是“小黑痣”別利亞耶夫大尉。他為什麼星期日還在營區？也許是太積極，也許就是恰巧他值班。士兵們往外推擠“好動分子”，衝散了他們的隊形。小偷們沒有使用手裏的木棒，開始向後面的第三勞改點撤退，往牆頭上爬，而他們的後備軍這時則從牆上用石頭和士坯打退士兵，掩護退卻。
不用說，事後沒有逮捕任何一個小偷。勞改營當局把這一切只看作好動的年輕人的胡鬧，也就讓這個星期天平安地過去了。午飯照開。夜幕降臨之後，在第二勞改占的會堂附近，就像夏季影院一樣，開始放映影片《里姆斯基一科爾薩科夫》。“
但是，影片里的勇敢的音樂家還沒有為抗議對自由的迫害而從音樂學院辭職，勞改營區內的路燈就發出了清脆的破碎聲——“好動分子”們用彈弓把路燈一個個全打碎了，營區院內頓時黑下來。許多“好動分子”在第二勞改點的黑院子裏竄來竄去，土匪們響亮的口哨聲刺破夜空。他們用大原木撞開總務科大院的大門，一擁而入，又用那裏的鋼軌在牆壁上鑿通了一個通往女勞改點的缺口。（有些犯第五十八條的年輕人也同他們一起干。）
瞭望塔上打出了戰鬥用的照明彈。又是那個行動人員劉利亞耶夫大尉經過崗樓帶領一排衝鋒槍手從外面衝進總務科大院，並且（在古拉格歷史上破天荒地！）朝着他們的社會親近分子們開槍了！當場即有幾人被打死，幾十人受傷。衝鋒槍手後面是戴紅肩章的士兵拿着刺刀在追趕，趕上負傷者便用刺刀猛刺！緊跟在士兵後面的是手持鐵棒的看守們，他們根據討伐工作的分工，沿用在埃克巴斯圖茲、諾里爾斯克和沃爾庫塔各地採取過的辦法，趕上負傷者便用鐵棒打死。（那天夜裏第二勞改點的醫院手術室里燈光明亮，外科醫生福斯特在動手術，他是西班牙人，也是囚犯。）
總務科完全被討伐者佔領了，大院內配備了幾挺機槍。第二勞改點的人們（“‘好動分子”們演完了序幕，現在政治犯登場了）在總務科大門對面構築起一條壁壘，把第二。第三勞改點之間的牆打開一道豁口，連成一片。看守和內務部的權力在這裏已不復存在。
但是，那些已經衝進女囚勞改點並被截斷在那裏的人們後來怎麼樣了呢？事態的發展立即轉變了刑事犯們過去對娘兒們所持的輕視態度。當總務科大院響起機槍聲時，那些逃到婦女們這裏來的人已經不再是貪慾的獵取者，而是命運與共的難友了。婦女們把他們全都隱藏起來；先是徒手士兵，接着又是武裝士兵進來搜查、抓人。但婦女們不讓搜查，同士兵們扭打。士兵們用拳頭和槍托毆打婦女，把她們拖往監獄（婦女勞改點內部也頗有預見地設了一處單獨的監獄），一發現男囚犯就開槍打死。
指揮部仍然感到討伐隊力量不足，迅速把駐紮在肯吉爾的一營戴黑肩章的建築工程兵也調到婦女勞改點來了。但是工程兵卻拒絕執行這不是士兵應該完成的任務！只好再把他們調回去。
不過，也正是在這裏，在婦女營區內，討伐者們才找到了可以在上司面前為自己辯護的主要政治借口。他們並不是傻瓜！不知他們在什麼書上看到過，還是真的自己想出來的，反正第二天，星期一，他ffl把幾名攝影師和兩三個換上囚服的自己人，彪形大漢，帶進了婦女營區。這幾個冒充的敗類一進來便胡亂拉扯女人，攝影師們立即搶鏡頭拍照。看吧，別利亞耶夫大尉就是為了保護軟弱的婦女們不受這些壞蛋的蹂躪才不得不開槍的呀！
星期一早晨，壁壘和總務科大院被砸壞的鐵門上空的緊張空氣變得越來越濃。大院裏還躺着幾具沒人收拾的屍體，機槍手們伏在機槍後面，槍口對準大門，嚴陣以待。在兩個爭得了解放的男營區內，人們忙着拆下床上的木棍做武器，用木板和床墊做盾牌。囚犯們隔着壁壘向劊子手們喊叫，劊子手們也對着喊。局勢很不穩定，事態必定要向前發展。壁壘內的囚犯甚至打算首先發起衝鋒。幾個消瘦得快死的人脫下襯衫，登上壁壘，指着自己瘦骨嶙峋的胸膛和根根肋骨，對着機槍手們喊：“喂！沖這兒開槍吧！快衝你老子們開槍！早些打死我吧！”
突然，一個士兵拿着一張紙朝總務科大院裏的軍官跑去。軍官馬上下令把院裏的屍體收拾掉，佩紅肩章的士兵隨即撤出了大院。
大約五分鐘，沉默和不信任籠罩在壁壘上空。然後，幾個囚犯小心翼翼地朝總務科大院望了望：裏面空蕩蕩的，地上扔着一些死者丟掉的、縫着號碼布的黑色便帽。
（事後我們得知，是哈薩克斯坦內務部長下令軍隊清理總務科院內屍體並立即撤離那裏的。他剛剛從阿拉木圖乘飛機來。屍體拉到草原上安理掉了，以防將來有人提出進行驗屍。）
響起了一片歡呼勝利的“烏拉！”聲。人們湧進總務科大院，接着又湧進婦女營區。牆上的豁口加大了。女營區的監獄也打開了。幾個勞改點連成了一片！主營區內部全都自由了，唯有第四勞改點監獄仍然是監獄。
所有瞭望塔上現在都是四人一組的佩紅肩章的士兵在警戒。這些人就只好扮演受辱挨罵的角色了！囚犯們集攏起來面向瞭望塔大聲喊叫（自然。婦女們叫得最凶）：“你們比法西斯還壞！……你們是吸血鬼！……殺人犯！……”
當然、勞改犯中也能找到牧師，而且不止一個。停屍房果已經在為被打死或因傷致死的人們舉行追悼儀式了。
這時充滿八千名囚犯胸膛的該是一種什麼感受呢？！這八千人，他們過去一直是，甚至剛才還是互相隔絕的奴隸，現在卻團結起來爭得了解放，儘管這並不是真正的解放、它僅限於這四面圍牆中間的一塊長方形地帶，而且處在四人一組的紅肩章武裝士兵的嚴密監視之下。記得在埃克巴斯圖茲營的那一次吧，當時忍飢挨餓躺在反鎖着的工棚里，就好像覺得自己已經接觸到了自由！今天呢，這簡直像是革命了！曾經遭到無情壓抑的人間友誼，如今一。於進發出來了！我們喜愛這些流氓小偷，他們也喜愛我們！（是啊，何必隱瞞呢，這是用鮮血凝結的友誼。況且，要知道，他們此時已經脫離了自己原來那套規範！）當然，我們也更喜愛這些婦女們，她們又像人類應有的那樣同我們並肩站在一起了，她們是與我們共命運的姊妹！
食堂里貼出了大標語：“拿起任何武器，向軍隊進攻！”某些最性急的人已經用黑字或彩色字在舊報紙上（這裏沒有別的紙張）匆忙地寫出了自己的標語口號：“哥兒們，狠揍契卡人員！”“處死眼線！處死契卡的走狗！”在各個勞改點，凡是有可能的地方都在舉行群眾大會，人們爭相發言！發言人都提出各自的意見！你自己考慮吧（現在允許你思考了！），你贊成誰的主張？應該提出什麼要求？我們想要什麼？判處別利亞耶夫？當然！判處殺人兇手？對！還有呢？不再鎖工棚！取消號碼布！還有呢？……
還有……還有就是那個最可怕的問題了：我們為什麼開始這個行動？我們想要什麼？當然，我們想要自由，就是自由！但是誰會給我們自由呢7那些判我們罪的法院在莫斯科呀！當我們暫時還只是對於斯捷普勞改營當局不滿，或者只對卡拉干達當局不滿的時候，人們還會拿我們當個談話的對象。但是，一旦我們說出對莫斯科不滿……那就會把我們全都埋葬在這草原上了。
既然如此，我們想要什麼？拆掉這些牆嗎？向草原四散逃跑嗎？……
自由的時刻到來了！沉重的枷鎖已從肩上和手上脫落！不，反正義無返顧！只要能過上今天這樣一天也值得！
星期一傍晚，當局派來的代表團來到了怒濤洶湧的勞改營。代表們都十分友善，根本不是虎視眈眈的，也沒有帶衝鋒槍。本來嘛，這還用說？！他們可不是兩手沾滿鮮血的貝利亞的幫凶！我們得知：從莫斯科飛來兩位將軍——勞改營總管理局的博奇科夫和副總檢察長瓦維洛夫。（他們也在貝利亞手下干過。不過，何必翻老賬呢？！）他們認為我們的要求是完全正當合理的！（連我們自己都不勝驚訝：正當合理？這麼說，我們不是暴亂分子啦？不，不，完全正當合理！）“對開槍殺人的人一定要追究法律責任！”“他們為什麼毒打婦女？”“毒打婦女？”代表團員表示驚訝，“這不可能。”於是阿尼婭-米哈列維奇立即把一長排遭受毒打的婦女帶到代表團跟前來。代表們深為震動，連連說：“我們一定查清，一定查清！”“衣冠禽獸！”柳芭-別爾沙德斯卡婭對將軍叫喊。“不要再鎖工棚！”又有人喊。“決定以後不鎖了。”“拿掉號碼！”“號碼一定要拿掉。”一位我們從未見過面（以後也不會再見面）的將軍十分肯定地回答說。
“把各營區之間的豁口保留下來，不要再堵死！我們需要彼此來往！”我們的人有些得寸進尺了。“好。你們可以來往！就讓這些豁口保留下來吧。”將軍也同意了。
那麼，弟兄們，咱們還要求什麼？咱們不是勝利了嗎？！我們騷亂了一天，興高采烈，熱血沸騰，我們終於勝利了！雖然我們中間也有人不住地搖頭說：欺騙，欺騙！可是我們相信了，相信了那些“基本上還是好的”領導！我們相信了，也是因為只有相信才是擺脫目前處境的最簡便的出路……
受壓迫者除了相信之外還有什麼別的辦法呢？一次上當受騙了，下次還得相信。再次上當受騙了，以後還得相信。
這樣，星期二，五月十八日，肯吉爾各個勞改點的囚犯容忍了自己同伴們的死傷，全部出工了。
這一天上午，在我們看來一切都會平安地過去了。但是，聚集到肯吉爾來的高級將領們不這樣看，他們認為這種結局等於他們的失敗。他們怎能認真承認囚犯有理呢！怎能認真地懲辦內務部的軍人呢？他們那低能的頭腦能夠吸取的唯-一條教訓是；各營區之間的牆壁修造得還不夠堅固！那裏應該進一步劃出一條火力封鎖地帶！
就在這同一天，性急熱心的首長們就把那些已經幾年、幾十年不曾勞動過的人動員起來參加勞動了：軍官和看守們繫上圍裙，會幹活的人操起了鏝刀和鋪灰板，而那些還沒有輪到值勤的士兵則被叫來推車、抬筐。留在營區的殘廢也要來搬磚、遞土坯。傍晚前就把幾個豁口全已堵死，還修好了打破的路燈，而且沿着營區內部的各道牆旁邊都劃出了一條不許靠近的禁區，兩端派有哨兵看守，給他們的命令是：越過此線老槍殺勿論！
傍晚，為國家貢獻出一天勞動的囚犯隊伍回到營區來的時候，看守們急忙趕他們去食堂吃飯，趁他們還來不及省悟就儘快把他們鎖進工棚。按照將軍們的作戰部署，必須贏得今天這個晚上，這個對昨天的諾言過於明目張胆地背信棄義的第一個夜晚。同時，他們也指望我們會逐漸地習慣，逐漸就範。
但是，在夜幕即將降落的時候又聽到了星期日曾經聽到過的那種響亮的土匪口哨聲，這是第二和第三營區在用口哨交換信息，就像在大規模流氓集會上那樣。（這些哨聲是刑事犯們對共同事業作出的又一巨大貢獻。）看守們為這哨聲所震動，沒等盡完自己的職責就逃之夭夭了。只有一名軍官——軍需上尉梅德維若諾克——稍有疏忽，為了工作耽誤了一會兒。結果他不得不當一夜俘虜。
營區再度屬於囚犯。但現在囚犯們已經又被大牆隔開了。只要有人敢靠近內牆，瞭望塔上立即用機槍掃射。打倒了幾個人，有些人受傷。路燈又全被彈弓打碎，但是崗樓上打起了照明彈。這時，被扣在第二勞改點的總務科軍需富有用了：人們扯掉了他的一個肩章，把他綁在一張桌子上，推向禁區的前沿。他拚命地朝自己人哀號：“別開槍，我在這兒！我是梅德維若諾克！我在這兒，不要開槍！”
囚犯們用長條桌子撞擊鐵絲網，撞擊禁區剛剛埋下的柱子。但在機槍火上壓制下既無法把牆打破，也無法爬上牆去。不行，必須挖地道。可是，按照規定，營區內除了幾把消防鐵鍬之外沒有鐵鍬。只好利用伙房的菜刀和湯盆。
五月十八日夜至十九日黎明之前，幾道牆下全被地道打通了，幾個營區和總務科大院又連成一片。這時瞭望塔上已停止射擊。總務科大院裏各種工具應有盡有。那些戴肩章的泥瓦匠們一整天完成的工作如今完全白費：在夜色掩護下囚犯們拆除了禁區障礙，打通了牆壁，大大展寬了豁口，免得它們再成為陷阱（後來甚至加寬到二十來米）。
這天夜裏還打通了通往第四勞改點（監獄）的牆。監獄的看守人員有的逃入崗樓，有的跑上瞭望塔（衛兵給他們放下梯子來）。囚犯們搗毀了幾個偵查室。這樣，他們既解放了監獄，也解放了那些明天即將負起起義領導重任的人們：原紅軍上校團長卡皮通-庫茲涅佐夫（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生，年紀已經不小，戰後曾在駐德國部隊任團長，因為他的團里有一個人逃往西方，他為此被判刑。他被關進勞改營監獄是因為他在托自由居民寄出的信里“對勞改營的現實進行了歪曲和誣衊”）。還有一位原紅軍上尉格列布-斯魯欽科夫（據某些人說，他曾被德國人俘虜，還是個弗拉索夫分子）。
“新”監獄裏還關押着肯吉爾鎮自由居民中的一些普通刑事犯。起初，他們以為是國內發生了全面革命，所以歡天喜地地接受了這意想不到的自由。但很快就了解到這革命原來只是局部性質的，於是便又安分守己地回到石頭牢房裏去，而且在整個起義期間，在沒有警衛看管的情況下，一直老老實實呆在裏面，只在吃飯時才到暴動囚犯們的食堂去。
暴動囚犯！可他們已經有三次竭力從自己身旁推開這種暴動和這種自由了。他們不知道該怎樣對待這天賜之物，他們與其說渴望暴動與自由，毋寧說有些害怕它。但是，就像被無法抗拒的海潮所衝擊一樣，他們一次又一次地被沖向一場暴動。
他們該怎麼辦？相信諾言？那將是再度受騙，這一點已經由奴隸主們昨天以及從前的行徑充分證實了。屈膝跪倒？可許多年來他們就是一直在下跪的呀，也並沒有換來慈悲嘛！今天就去負荊請罪？可是今天所給予你的懲罰與經過一個月自由生活之後所給予你的懲罰將會是同樣嚴酷的——一奴隸主的法庭只知道機械地工作。既然判二十五年。那就一律判二十五年，毫無例外。
不是有人逃跑過嗎！要知道，他們是為了過上哪怕僅僅一天的自由生活而逃跑的！這八千人也是一樣，他們與其說是掀起了暴動。不如說是逃向了自由，儘管是短暫的自由！八千個人突然從奴隸變成了自由人，他們現在有可能生活了！久已習慣於冷酷無情的面孔變得溫和了，露出了和善的微笑，婦女們認出了男子漢，男人們也握住了婦女的手。那些從前只能經過巧妙安排的秘密渠道書信往來而從未見過面的人們，現在互相認識了！有些立陶宛姑娘過去是經過天主教教士隔着牆壁許婚的，現在她們看到了自己那符合宗教教規的丈夫，是神從天上把婚姻賜給她們了。各教派的信徒和有宗教信仰的人如今有生以來第一次可以集在一起祈禱而不受任何人阻撓了。分散在各營區的孤獨的外國人如今互相找到自己的同胞，也在用本國語言談論着這次奇怪的亞洲式革命。勞改營的全部儲備糧食落到囚犯手中。沒有人再趕你到派工地點去從事十一小時的勞動了。
囚犯們用自己的手撕掉了狗牌般的號碼布，激動得徹夜不眠的勞改營迎來了五月十九日的黎明。路燈被打碎，電線杆倒在鐵絲網上。現在，囚犯們可以順着地溝自由地從一個營區到另一個工區去。許多人從儲藏室取出自己從前在獄外穿的衣服穿上，個別小夥子戴起了高加索式的毛皮高帽或庫班人的平頂小帽，低低地、俏皮地壓在眉梢上。（很快就出現了繡花襯衣，亞洲人還穿起色彩鮮艷的長袍，纏起頭巾。過去一片灰黑色的勞改營變得絢麗多彩。）
值日人員到各個工棚招呼人們到大食堂去選舉“委員會”——與當局進行談判和實行自治的委員會（它就是取了這樣一個謙虛而謹慎的名稱）。
選舉這個委員會的時候，人們也許是只指望它能工作幾個小時的，但是，命運註定它將在長達四十天的時間裏在肯吉爾特種勞改營分部發揮政府的作用。
如果這一切發生在兩年前，那麼，單單是由於害怕此事被那個人本人知道，斯捷普特種勞改營的主子也會毫不猶豫地立即下達那個有名的命令：“不必吝惜子彈！”於是便會從各個瞭望塔上一齊朝着整個營區的人群開槍。至於這會把八千人統統打死，還是只會打死四千，那是無所謂的，他們的心絕不會為此顫動一下，他們是那種從不發抖的人嘛！
但是，一九五四年當時的複雜形勢迫使勞改營主子們猶豫不決。同一個瓦維洛夫和同一個博奇科夫如今在莫斯科已經感覺到某種新潮流的到來。這裏已經槍殺過不少人，現在正為此尋找開脫的理由，以便使這已經干下的勾當具有某種合法外衣。這樣，他們就難免猶豫不決，從而也就給了暴動者們時間，使他們可以開始獨立的新生活。
最初幾個小時，首先需要確定這次暴動的政治路線。這關係到暴動本身是否要繼續下去。有些人懷着樸素的感情掛出了寫在舊報紙上的口號：“哥兒們，狠揍契卡人員！”那麼，暴動是否應該跟着這類口奪走呢？
剛剛走出監獄的卡皮通-伊萬諾維奇-庫茲涅佐夫由於形勢的壓力，或者由於他的軍人作風，或者是在朋友們的敦促和自己內心的召喚下，看來馬上就站到了為數不多的、但在肯吉爾營里久經磨練的正統派分子一邊，採取了他們的觀點：“要堅決制止這些胡言亂語（指掛出的口號），要堅決制止某些人想利用我們這次事件的企圖，制止他們的反蘇維埃的和反革命的情緒！”（這裏引用的話是根據委員會的另一成員阿-弗-馬克耶夫的談話記錄。談話是小範圍的，在彼得-阿科耶夫的儲藏室里進行的。當時，正統派不住點頭並對庫茲涅佐夫說Z“就為了這些口號我們都得加判刑期！”）
當晚的最初幾個小時庫茲涅佐夫便開始到各個工棚去聲嘶力竭地進行遊說。但是，就在這最初時刻，以及在第二天早晨的食堂大會上和後來的許多場合，他都遇到了抵制。那些被踐踏得再無法忍受、感到自己已經無可丟失的人們在傾訴他們的怨恨，盡情抒發極端情緒。但是這位上校卻不厭其煩地、不知疲倦地重複自己的觀點：
一反對蘇維埃就意味着我們的滅亡。如果我們現在提出反對蘇維埃的口號，我們會立即遭到鎮壓。他們正在找鎮壓的借口呢！這類口號會給他們提供開槍的充分理由。只有在合法鬥爭中我們才能得救。我們應該像蘇維埃公民們所應當做的那樣同莫斯科派來的代表們對話！”
然後他又大聲喊着說：“我們不能容許個別挑撥分子的這類行為！”（不過，當庫茲涅佐夫發表這些演說的時候，人們正在“小車廂”里熱烈地接吻，沒怎麼留心聽他的話。）
這就好像一個人坐在火車上，火車朝着他不想去的方向奔馳。他決心從車上跳下來，但這時他必須朝着車行方向往下跳，而絕不能往他想去的方向跳。這是歷史的慣性的表現。遠非大家都願意這樣，但庫茲涅佐夫路線的合理性旋即為大家所理解，所接受。很快在全營區各處都掛出了大字巨幅標語，從瞭望塔上和崗樓上都能看清楚：
“蘇聯憲法萬歲！”
“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團萬歲！”
“蘇維埃政權萬歲！”
“要求派中央委員來！要求複查我們的案件！”
“打倒殺人兇手貝利亞分子！”
“斯捷普拉格軍官的夫人們！你們當殺人兇手的妻子不感到可恥嗎？”
雖然絕大多數肯吉爾人心裏都非常清楚：遠近各地和眼前發生的對上百萬人的鎮壓、迫害完全是在這個憲法的陰暗光線下干出來的。完全是由這個政治局的成員們批准的，但是，肯吉爾人沒有別的選擇，他們還是得在標語上寫這個憲法萬歲和這個政治局萬歲。現在，重讀一遍掛出的標語之後，暴動的囚犯似乎感到自己腳下的地盤具有了某種合法的堅實性，內心感到寬慰、踏實多了：我們的運動不是沒有希望的。
剛剛進行過選舉的大食堂上空高高升起了一面旗子，整個肯吉爾鎮都能看見它。這面白地、黑邊、中間有個紅十字的旗幟后。來掛了很長時間。根據國際海洋法規，這面旗表示：
“遇難！船上有婦女和兒童！”
總共十二人被選人委員會．以庫茲涅佐夫為首。委員會立即討論了分工，成立了下列各部：
宣傳鼓動部（由立陶宛人克諾普庫斯領導，他是因參加諾里爾斯克起義賈拉轉押到這裏來的）；
總務部；
伙食部；
內部安全部（由格列布-斯魯欽科夫負責）；
軍事部；
技術部（這個部大概得算勞改營政府中最奇特的一個部了）。
委任原少校馬克耶夫擔任與勞改營頭頭之間的聯繫。委員會中還包括一名小偷頭目，他也負責一方面的工作。委員中也有婦女（人選是意料中的：白髮蒼蒼的經濟學家、黨員沙赫諾夫斯卡婭，喀爾巴阡地區的老教師蘇普倫，還有柳芭-別爾沙德斯卡婭）。
真正的主要起義鼓舞者是否也進入了這個委員會呢？顯然沒有。幾個中心，特別是烏克蘭人的中心，顯然保持了自己的獨立狀態（俄羅斯人在整個勞改營中只佔四分之一左右）。只有烏克蘭老游擊隊員米哈伊爾-凱列爾，這位從一九四一年起時而同德國人作戰，時而同蘇聯人作戰的人，這個曾在肯吉爾勞改營里當眾砍死一名眼線的人，現在以那個司令部派來的沉默的觀察員身分參加委員會的各次會議。
委員會辦公處設在婦女勞改點的行動人員辦公室，公開辦公，只有“軍事部”把自己的指揮所（即戰地司令部）設在第二勞改點的浴室里。各部都積極展開了工作，最初幾天顯得特別繁忙，什麼事情都需要從頭考慮，安排。
首先要修築防禦工事（馬克耶夫預料必然會有軍隊來鎮壓，所以他反對修築任何防禦工事。斯魯欽科夫和克諾普庫斯則堅持要修）。幾道內牆的豁口擴大了，拆下來大量土坯，囚犯們便用土坯在所有的崗樓和營區出人口的對面修起了壁壘。因為目前崗樓全在警衛隊的手裏，任何一個哨兵在任何一分鐘都可能為討伐隊敞開大門。總務科大院裏有的是成捲成卷的鐵菠菜，人們便用鐵蒺藜繞成布魯諾蛇腹形鐵絲網，佈置在幾個易受威脅的方向。也沒有忘記在某些地方掛出些寫着“小心！布雷區！”的小木牌。
這是技術部想出來的妙法之一。圍繞着技術部的工作形成了某種極其神秘的氣氛。這個部在總務科大院裏開闢了幾個秘密房間，入口處畫著骷髏和交叉的肱骨，寫着：“高壓十萬伏！”的字樣。這裏只准許幾個技術部的工作人員出入，所以別的囚犯都不知道技術部里幹些什麼。很快就傳開了一個消息：技術部正在製造某種秘密化學武器。囚犯和主子們都知道勞改犯中有一些非常高明的工程技術人員，所以一種盲目的信念很輕易地就進入了大家的頭腦：這些人什麼都能幹，甚至會發明一種連莫斯科都沒有人知道的武器。總務科倉庫里有各種化學試劑，要製造簡單的地雷還不是易如反掌嗎？所以人們對於寫着“布雷區”字樣的小牌子是認真看待的。
還製造了另外一種武器：把一些裝滿碎玻璃屑的小盒子放在每個工棚的入口處（可以用它往衝鋒槍手的眼睛上打）。
原來的作業班編製不動，改稱排，每個工棚編成一個中隊，任命了中隊長，歸軍事部領導。由米哈伊爾-凱列爾擔任警衛隊長。幾個易受威脅的地方都派糾察隊員值班，按固定時間交接班，夜間加強戒備。考慮到男子的心理特點——他們當著婦女的面不會逃跑，而且一般地說表現得比較勇敢——糾察隊由男女囚犯混合編組。肯吉爾勞改營的許多婦女不僅嗓門高，而且很勇敢，尤其是占婦女大半數的烏克蘭姑娘。
現在人們不再期待老爺發善心了。他們自己動手拆除了窗上的鐵柵欄。最初兩天主子們還沒有想到切斷營區的電源，所以總務科大院裏的機床還可以開動，人們便把拆鐵柵欄下來的鐵條磨尖磨光，製作了大量鏢槍頭。這兩天鍛造車間的機床工一直不停地製造武器：刀子、長柄寬刃斧頭和刑事犯們特別喜歡的馬刀。（他們還喜歡往刀柄上掛兩個用彩色皮革做的小鈴鐺！）有些人甚至拿起了古代用的鏈子錘。
糾察隊員們扛起鏢槍去值夜班。夜間派往男子區指定地段值班的婦女排揣着梭鏢雄赳赳地前進，隨時準備迎着進攻者衝上去。（當時還天真地認為劊子手們會不好意思鎮壓婦女呢！）
如果不是有嚴峻而潔凈的暴動氣氛籠罩，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它早已由於人們的嘲諷或淫慾而渙散瓦解了。對於我們這個時代來說，梭鏢和馬刀只不過是拿來玩耍的。但對於這些囚犯來說，過去的監獄和未來的監獄卻不是開玩笑的。梭鏢確實像玩具，但它總算是命運賜給我們維護自身自由的第一個機會呀。在革命早期的清教徒氣氛中，婦女在壁壘上出現本身就是某種武器。而此時此地，這些男子和婦女的所作所為也都無愧於這種革命氣氛，他（她）們莊重嚴肅地緊握着梭鏢，矛頭指向黑暗的天空。
如果說這些日子裏也有人產生過低級的、淫慾的念頭，那就只是那些呆在勞改營區之外的、佩帶肩章的統治者們。他們的推測是：一星期聽其自由活動而無人過問的囚犯，必將在營區內淫亂縱慾，為所欲為。主子們也正是這樣向鎮上的自由居民們描述的，說囚犯們就是為了淫亂目的才暴動的。（當然羅，過着酒足飯飽、無憂無慮的生活的囚犯們除了淫慾之外還可能有什麼不滿足之處呢？！）
勞改營當局的主要推測是：刑事犯必將開始強姦婦女，政治犯就會起來維護婦女，這樣，必然會開始一場互相殘殺。但是，內務部的心理學家們這次又錯了。這也同樣值得我們驚訝。一切都證明，小偷們這期間的所作所為也像人們一樣，不過不是他們使用這個詞的傳統含義，而是我們所理解的人們。為了酬答他們的這種態度，政治犯和婦女們自己對待他們也特別友善，充滿信任。至於在這背後是否還隱藏着別的什麼原因，那就不是我們所能了解的了。也許小偷們仍然想着第一個星期天流血犧牲的同伴們吧。
如果要向肯吉爾暴動的力量來自何處，那麼，應該說，來自團結一致。
小偷們並沒有觸動糧食倉庫。對於了解他們本性的人來說，這一點同樣令人驚訝。雖然倉庫里的食品夠用好多個月，但是罷工委員會商定：糧食及其他食品仍舊要按原標準發放。這是由於不敢吃得超過官方規定的伙食標準，怕將來追究浪費責任。奴性十足的恐懼感！好像在這許多飢餓的年代裏國家沒有欠下囚犯的債似的！相反，簡直笑人：留在營區外面的勞改營首長們還必需從總務大院領供給，那有什麼！——委員會根據他們的請求讓波爾圖什金上尉（此人不壞，在前方打過仗的）進入大院，他按自由人的供給標準，把食品，如乾果之類，定期給首長們運出去。囚犯們一概放行。
勞改營的財務科按原標準發放食物，伙房領來做飯。不過，在新的革命氣氛中，炊事員不再偷竊，不再有刑事犯的使者奉命到伙房來替別人領取伙食，也不再給那些雜役們多盛幾勺了。因此，儘管供應量並未增加，伙食量卻明顯地比以前增加了！
這時期也有個別刑事犯賣一些東西給別人（這是他們從前在別處搶來的），但是現在他們不像過去那樣賣后立即又把東西強要回去了。用他們自己的話說：“現在不是那個時候了！”
甚至地方供銷部門開辦的小商亭也照舊在營區內營業，指揮部答應保障自由公民女收款員的人身安全。她在沒有看守護送的情況下可以進出營區，在營區內由兩名女青年護送到各個小商亭向售貨員收繳貸款——內部流通券。（但是，囚犯手裏的內部流通券很快就用完了，而且統治者不允許繼續向營區進貨。）
統治者手裏還剩下三樣可向營區供應的東西——電、水、藥品。眾所周知，空氣是不由他們支配的。至於藥品，在整整四十天的時間裏他們沒有供給營區一片葯，一滴碘酒。罷工開始兩三天後他們切斷了電源，停止了供水。
技術部開始為光明而鬥爭。最初想出的辦法是：在細電線上綁兩個鉤子，把它甩到勞改營牆外，掛住牆外的電線。這樣偷了幾天電，後來這些“觸鬚”被切斷了。這期間技術部實驗過風力發電機，但又放棄了。後來又在總務科大院選了個從瞭望塔上和低飛的“U－2”型飛機上看不見的地方，組裝起一座小型“水力發電站”，利用……自來水管的水發電！把總務科大院裏原有的一台發動機改裝成了發電站。發出的電力只能供營區的電話網、指揮部照明補……無線電發報機使用！各工棚只好點燃松明……這個舉世無雙的“水力發電站”一直工作到暴動的最後一天。
暴動剛剛開始時，將軍們還像主人一樣到營區里來走走。而且，那個叫庫茲涅佐夫的代表果然手段高明——第一次談判時他就首先命令從停屍房把死屍抬出來，而後大聲下命令：“脫帽！”囚犯們都把帽子摘下來了，於是將軍們也不得不在自己造成的犧牲品面前脫下他們的軍帽。但是，總的主動權還是掌握在古拉格的將軍博奇科夫手裏。他贊同選出一個委員會（“總不能同時跟大家一起談話呀！”），他要求談判代表們發言時首先講明自己的案情（於是庫茲涅佐夫就滔滔不絕地、也許還是很樂意地講述起自己的案情來）。博奇科夫還要求囚犯發言時一定要站起來。當有個代表剛說出一句：“囚犯們要求……”時，博奇科夫立即敏感地反駁說：“囚犯們只能請求，而不能要求！”這樣，“囚犯們請求……”這種表達方式也就規定下來了。
對於囚犯們的請求，博奇科夫的回答是大講社會主義建設、國民經濟的空前高漲、中國革命的勝利成就。這種盲目自負的間接洗腦辦法總是使我們變得意志薄弱、無話可說……他來到營區的目的是想解釋他們開槍射擊是正確的，（他們很快便要宣佈，根本沒有向營區開槍，那都是匪徒們的造謠。也根本沒有毆打犯人！）而有的囚犯代表竟敢請求他違反“關於分別關押囚犯的指令”，這簡直使他大為驚奇。（在他們看來，他們的“指令”就像某種永世長存、天經地義的法律一樣。）
很快又有一些新的、更顯要的將軍們乘“道格拉斯”飛來了：這是多爾吉赫（似乎當時是勞改營總管理局的局長）和葉戈羅夫（蘇聯內務部副部長）。他們在食堂召開大會，將近兩千名囚犯去參加了。又是庫茲涅佐夫下令：“注意！起立！立正！”他敬了禮，把將軍們讓到主席團就座，他自己則由於官級較低而站在一旁。（斯魯欽科夫的表現則不同。當某個將軍在講話中提到人民的敵人時，斯魯欽科夫立即以響亮的聲音反問他：“你們中間誰不是敵人？雅戈達是敵人！葉若夫是敵人！阿巴庫莫夫是敵人！貝利亞是敵人！誰能保證現在的克魯格洛夫就不是敵人呢？”）
馬克耶夫在筆記里寫道，他曾擬了一個協議草案，規定勞改營當局保證不把任何囚犯轉押到別處去，不實行鎮壓，開始複查案件，囚犯們則同意立即復工。但是當他和他的支持者們拿這個方案到各工棚去徵求意見時，囚犯們卻報之以奚落，稱他們為“完了頭的共青團員”，“特派推銷員”和“契卡的奴才”。他們在婦女勞改點看到的反對情緒尤為激烈。人們現在特別不能接受的是劃分男區和女區。（馬克耶夫也在盛怒之下衝著反對者叫喊：“你小子剛剛在娘兒們那裏得了一點便宜，就以為蘇維埃政權完蛋了嗎？告訴你，蘇維埃政權會堅持照自己的意見辦事的！”）
一天天過去了。將軍們通過瞭望塔上的士兵的眼睛，通過現在呆在瞭望塔上的看守們的眼睛（看守們認得囚犯，因此便讓他們從那裏觀察並記住囚犯們在幹些什麼），甚至通過（也許是攜帶照像機的）飛行員的眼睛，一刻也沒有停止對營區活動的觀察。但是，將軍們不得不遺憾地得出結論：營區內沒有互相殘殺，沒有暴行和摧殘，沒有強姦，營區自己不會垮台，也找不到派兵進去“救援”的借口。
勞改營屹立不動。談判的性質也就漸漸地改變了。戴金肩章的人們組成各種小組不斷地到營區來勸說、談話。他們誰都可以來，但來人手裏必須拿着小白旗。走過總務科的崗樓，即目前進入營區的主要人口之後，還必須在壁壘前面接受檢查——要由一個穿黑棉襖的烏克蘭姑娘拍拍將軍們的衣袋，看看是否帶着手槍或手榴彈之類。但是，另一方面，暴動者的指揮部則保證這些人的人身安全！……
將軍們被領到可以去的地方（當然不能去總務科大院的秘密房間），允許他們同囚犯談話，還替他們召集各勞改點的囚犯大會。開會時將軍們仍然和從前一樣閃着金色肩章坐在主席台上，擺出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
犯人們推舉自己的代表講話。但是，這個話有多麼難講啊！怎麼講呢？現在在這裏講話等於在書寫自己的新判決書。更何況這些灰黑色的囚犯與天藍色的將軍們對生活的理解和認識是大相逕庭的，他們彼此所理解的真理過於懸殊，甚至幾乎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啟發這些養得腦滿腸肥、身軀高大的生物，可以感動這些發光的冬瓜頭。一個共產黨員、十月革命的參加者、列寧格勒的老工人的講話似乎使將軍們十分氣惱。老工人質問他們：既然軍官們在總務科大院裏可以隨意取用東西，可以利用從選礦廠偷來的鉛塊強迫囚犯替他們製造鉛砂去偷偷打獵，既然他們可以命令囚犯去替他們自己種菜園，而勞改營的長官洗澡時要人們替他鋪好毯子，要樂隊在外面為他奏樂，那麼，訪問，這還叫做什麼共產主義？！
為了盡少聽到這類糊徐人的叫喊，雙方的座談後來便採取了高級外交談判的直接談判形式。六月間某日，在婦女營區里把飯桌撰成一排，在長桌的一邊就座的是戴金色肩章的將軍們，身後站着經批准進入營區保衛他們的衝鋒槍手。長桌的另一邊就座的是委員會的各位委員，身後也站着保衛人員——他們手持馬刀、梭鏢和彈弓等，十分嚴肅。這些人後面則擠滿了囚犯，他們是來“聽聽雙方的討價還價”並“吶喊助威”的。（會議長桌上也不是沒有“酒食”的——從總務科大院的溫室里取來了鮮黃瓜，從伙房裏拿來一些酸乳、克瓦斯。佩戴金肩章的人們竟也毫不客氣地大嚼其黃瓜……）
起義者的要求，或曰請求，是早在起義的最初兩天就通過了的，現在只須不斷地重複它就行了，即：——
懲辦槍殺福音會會員的兇手；——
懲辦一切對星期天夜晚總務科大院的屠殺應負罪責的人；——
懲辦毆打婦女的人；——
釋放所有因罷工被非法關進秘密監獄的同志們；——
去掉號碼布，拆除工棚窗上的鐵柵欄，不要鎖工棚；——
不要修復各勞改點之間的內牆；——
和自由工人一樣實行人小時勞動制；——
提高勞動報酬（甚至沒敢提出要與自由工人同工同酬）；——
允許與直系親屬自由通信，時而允許探視；——
立即開始複查案件。
儘管這裏沒有一項要求足以動搖國家制度的基礎，也並沒有違反憲法（而許多項目只不過是請求回到從前的狀態），但是統治者們卻不可能接受其中哪怕最不重要的一條，因為這些個只有脖頸后時-點頭髮修剪得很整齊的肥大的腦袋，這些個被軍帽遮蓋着的禿瓢，都早已不習慣承認自己的任何錯誤和罪過了。如果真理不是在上級機關的秘密指令中表現出來，而是從黎民百姓的口中說出來的，那麼他們便絕不承認這是真理，而且還會對它感到厭惡。
但是，八千名囚犯在包圍中長期巋然不動，這畢竟會使這些將軍臉上無光；這既會損傷他們的聲譽，也可能毀掉他們的前程。所以，他們還是答應了。他們應允說，所有這些要求幾乎全可照辦，只是（為了裝腔作勢）提出一條；不把婦女勞改點單獨隔開這一項很難辦到，甚至也“不應該這樣”。（好像過去二十年來普通勞改營里沒有這樣實行過似的！）不過，“可以考慮一些別的辦法”，例如，規定一些固定的會面日之類。至於在營區組成調查委員會開始調查（開槍殺人事件）的問題，將軍們竟也當場同意了。（但是，斯魯欽科夫識破了他們的詭計，堅持不要提這一條：否則眼線們就會以向調查委員會提供證詞為借口把營區裏的一切全都”捅”出去。）複查案件？當然羅，案件是要複查的，但需要稍等些時候。目前刻不容緩的是要出工！出工！出工！
這一點囚犯們當然看得很清楚：這是要把囚犯們分成一隊一隊的，用武器迫使他們伏在地上，然後逮捕帶頭人。
於是代表們隔着桌子回答說：不行！人群中也有人喊：不行！斯捷普拉格管理處作得太過分了！我們對斯捷普拉格的領導信不過！我們對內務部信不過！
“其事連內各部也不信任？”在座的副部長對這種叛逆感到震驚，不禁摸了摸額頭，“是誰使你們這麼仇恨內務部的？”
這不能理解嗎？
“派黨中央主席團成員來吧！我們要見黨中央主席團成員！那我們就相信！”囚犯們喊道。
“可別後悔呀！說不定對你們會更加不利！”將軍們威脅說。
這時庫茲涅佐夫站起來講話了。他昂首挺胸傲視着對方，輕鬆而有條理地警告說：
“假如你們想靠武器進入營區，請你們不要忘記這裏有一半是曾經攻下過柏林的人。他們也能奪過你們的武器來！”
這就是卡皮通-庫茲涅佐夫！將來撰寫肯吉爾暴動史的歷史學家一定會向我們介紹這個人物的。他是怎樣理解和度過自己的監禁生活的？他是怎樣理解自己的被捕的？既然恰好在暴動期間莫斯科下令釋放他（而且同時還給他恢復了名譽），那麼他該是很早就請求複查的了？他使暴動的勞改營保持着這麼好的秩序單單是由於他作為職業軍人的責任感嗎？他是因為對這次運動有同感才出面領導它的嗎？（我看並非如此。）還是由於深信自己有指揮能力而為了節制這個運動，為了把泛濫的洪水納入堤岸之內（通過遏制斯魯欽科夫而防止雙方的相互殘殺），為了把運動變為被制服了的馴順的波濤而置於當局腳下才出面領導它的呢？（我看確是如此。）在代表會面時，在談判中，或者通過次要人物，他都有可能把想要傳達給討伐者們的信息傳達過去，並且有可能讓他們說出他希望聽到的話。例如，六月間他就曾經委派馬爾科相這個機靈人物代表委員會到營區外面去談判過。庫茲涅佐夫是否利用過類似的機會？也許他沒有。也許他的態度就是獨立自主的，他的為人也許就是驕傲的。
有兩名保鏢，即兩名烏克蘭彪形大漢，腰間挎着馬刀時刻跟着庫茲涅佐夫，寸步不離。
他們這是為了保衛？還是為了報復？
（馬克耶夫還斷言，起義期間庫茲涅佐夫還有一位臨時夫人，她也是班傑拉分子。）
格列布-斯魯欽科夫才三十歲。也就是說，他被德軍俘虜時只有十九歲。現在他和庫茲涅佐夫一樣穿上了從儲藏室取出的舊軍裝，極力表現出一副軍人氣概。他稍微有點跛腳，但這點被他那敏捷的動作掩蓋了。
談判時他態度鮮明、激烈。勞改營當局想出了一個辦法；把“過去的少年犯”（即在未滿十八歲時被捕，現已滿二十一、二歲的人）帶到營外，單獨釋放。這大概未必是騙局，因為當時其它很多地方確實也在釋放這種人或者已給他們減刑。可是斯魯欽科夫卻回答說；“你們問過從前的少年犯本人嗎？他們願不願意把同伴們丟在這裏而自己從一個營區轉到另一個營區去？”（在暴動委員會會議上他堅持說：“這些少年犯是我們的可靠力量，不能放他們走！”將軍們想在暴亂中釋放這些人的用意主要也在於他們是“一股可靠力量”。至於帶出去之後會不會再把他們分別關進營區外面的禁閉室，那就不得而知了。）不過，奉公守法的馬克耶夫還是調查了願意辦理“釋放手續”的原少年犯，結果，他證實：在符合釋放條件的四百零九名原少年犯中，只有十三名願意出去。這個證明出自竭力取悅當局而敵視這次起義的馬克耶夫之口，是值得驚奇的；四百名年富力強、風華正茂的青年人，而且其中大部分還不是政治犯，不僅放棄了自由，而且也放棄了自身得救的機會，自覺自愿地留在這註定失敗的暴動者中間了……
針對將軍們發出的武力威脅，斯魯欽科夫的回答是：“你們派兵來吧！你們多派些衝鋒槍手來！我們會把玻璃屑撒進他們的眼睛，繳下他們的衝鋒槍！把你們整個肯吉爾衛戍部隊打個落花流水！把你們那些羅因腿軍官們一直趕到卡拉干達，踩着你們的脊背進入卡拉干達！那裏都是我們的人！”。
另外一些人提供的關於斯魯欽科夫的證詞也是可以相信的。據說，他曾舉起芬蘭式短刀搖晃着說：“誰要逃跑，這刀就朝誰的胸膛扎！”他還在工棚里宣佈：“誰不出去參加自衛，誰就準備吃我一刀！”這也是一切軍人政權和軍事狀態發展的必然邏輯……
新生的勞改營政府，同古今一切政府一樣，沒有內部保安部門是無法生存的，此項工作也由斯魯欽科夫領導（他的“軍事部”設在婦女勞改點的行動人員辦公室）。因為沒有希望戰勝外部力量，所以斯魯欽科夫懂得：這個職位對他來說意味着不可避免的死刑。在暴亂的日子他曾告訴勞改營的囚犯；統治者們曾經板秘密地向他提出過一項建議，要他在囚犯中挑起民族殘殺（戴金肩章的人們對此寄託了很大希望），這樣來給當局製造一個派兵進入營區的良好借口。主子們答應：如果斯魯欽科夫能辦到這一點，事後就可以保全他一條命。但是斯魯欽科夫斷然拒絕了這筆交易。（主人還向其他人提過一些什麼建議呢？別的人卻守口如瓶！）不僅如此，當斯魯欽科夫聽到謠傳說勞改營里將要對猶太人採取暴行時，他立即發出警告：對傳播這種謠言的人要當眾鞭笞。謠言立即被制止了。
斯魯欽科夫不可避免地要同正統派分子發生衝突。這一衝突終於發生了。應該指出，這些年來所有苦役營的正統派分子不約而同地都在譴責“屠宰”眼線的行為，他們甚至不贊成囚犯為爭取自身權利而進行任何鬥爭。他們這樣作固然有他們的低級算盤（不少正統派分子是勞改營“教父”的走狗），但同時也還有一套“理論”根據：他們承認來自上面的，當局採取的任何形式的，甚至大規模的鎮壓和消滅，把它看作無產階級專政的表現；但是同樣的行動，甚至是突然迸發的、個別的、分散的行動，只要它是從下面發動的，他們便把它看作匪徒的暴行，而且還要說是“班傑拉分子”式的（這些正統派分子中間從來沒有人承認過烏克蘭有權分立，因為在他們看來，承認這一點就等於資產階級民族主義了）。政治苦役犯們拒絕從事奴隸勞動，對鐵柵欄和隨意槍殺犯人感到憤慨。這都使勞改營內的那些馴順的共產黨員傷心、苦惱、心驚膽戰。
肯吉爾的情況也是這樣。這時正統派便傾巢而出了。（這裏有根金、阿普費爾茨維格、塔拉拉耶夫斯基；顯然還有阿科耶夫，其他幾個人的姓名我們不清楚。此外還有一個長期裝病的人，他長年躺在醫院裏，說他、“腳底下總在旋轉”，這類知識分子式的鬥爭方式他們倒是承認的。而在暴動委員會中他們的代表顯然就是馬克耶夫。）他們從鬥爭一開始就指責“本來就不該開始”，界牆上的豁口被堵死之後，他們又指責說不應該挖地道。他們認為這一切都是殘餘的班傑拉分子挑起來的。現在他們主張儘早地讓步。（是啊，被打死的十六個人不是他們勞改點的人；至於管那個福音派教徒鳴不平，簡直可笑！）在馬克耶夫的筆記里到處流露出他們這一派別的激怒情緒。他們覺得周圍一切都十分愚蠢，所有的人也都愚不可耐；四面八方都有危險——當局會給他們加判刑期；班傑拉分子會讓他們背上吃一刀。馬克耶夫寫道：“他們想用鐵器恐嚇大家，讓大家都毀滅。”他說肯吉爾營的暴動是“血腥的遊戲”，是耍弄“假王牌”，是班傑拉分子們的“外行文娛演出”，他還經常把這次事件稱為“結婚典禮”。馬克耶夫認為暴動領導者所追求的完全是淫佚放蕩、逃避勞動和推遲應受的懲罰（他認為判給人們的懲罰自然是公正的）。
這種看法忠實地反映出正統派分子對五十年代勞改營里的自由運動的態度。不過，馬克耶夫為人是相當謹慎的，他甚至還參加了暴動的領導班子。而另一個叫塔拉拉耶夫斯基的人則公開提出了這些指責，因而斯魯欽科夫領導的內部安全部便以“進行敵視起義的煽動”的罪名把他關進了監獄。
是的，就是這樣。起義的、解放了監獄的囚犯們如今辦起了自己的監獄。這是嘲笑，但這嘲笑也是古已有之的。不過，由於各種罪名（也有人給當局去通風報信）關進監獄的總共只有四個人，而且沒有槍斃一個人（相反，這幾個人後來倒是有了證據，可以在勞改營領導面前證明自己沒有參加叛亂了）。
監獄，一般地說，在整個起義期間成了大家參觀的場所，特別是三十年代修建的黑暗的舊監獄部分。那裏有在屋頂只留着一個進出口而沒有窗戶的單身牢房，裏面一張無腿“木床”，也就是把一塊床板直接放在水泥地上供囚犯睡眠，床板上顯然比牢房本身還要陰冷潮濕；“木床”旁邊的水泥地上，像喂狗盆似的放着一個粗陶制的大碗。
委員會的宣傳部組織囚犯們去參觀這些舊監獄，特別讓那些過去沒住過這種監獄，今後也許不可能住的人們去。當將軍們來到營區時，也領他們去參觀。（但他們毫未對此感到驚訝！）宣傳部還請求將軍們組織鎮裏的自由工人到這裏參觀，因為工地上一旦沒有囚犯幹活，那些人反正也是不會幹活的。將軍們甚至真的派了一些人來，當然，不是普通工人，而是些經過挑選的人，他們參觀后一點也沒有表示憤慨。
作為對等措施，將軍們也建議宣傳部組織一批囚犯去礦山（即去斯捷普拉格的第一、第二分部）參觀，因為我們這裏傳說那裏也暴動了。（這裏順便說一下，當時的奴隸和奴隸主雙方由於各自的原因都避免使用“暴動”這個詞和另一個更壞的詞“起義”，而是使用一個羞答答的、不那麼刺耳的、和平的名詞“春歇”。）囚犯們當真選了一些人乘車去參觀了，他們看到那裏的囚犯們確實在照常出工勞動。
人們對於罷工的蔓延擴大寄託着多少希望啊！而參觀者帶回來的卻只有沮喪。
（帶人們去參觀這一招兒作得很及時！其實，礦山上的囚犯已經從自由工人那裏聽到些關於肯吉爾營暴動的謠傳了，當然也有波動。六月間恰好有許多複查申請遭到拒絕。有一個瘋瘋癲癲的孩子在禁區旁邊被槍打傷了。於是礦山上也宣佈了罷工，人們在勞改點之間的界牆上打開缺口，涌開了。瞭望塔上架起了機關槍。不知什麼人掛出了一條反蘇維埃的橫幅標語，還提出了“自由或者死亡！”的口號。但是，這幅標語很快被拿掉，換上了一幅提出合理要求的標語，並且寫明：一旦這些要求得到滿足，就保證奪回罷工造成的損失。開來幾輛卡車要從倉庫取麵粉，佔領倉庫的囚犯們沒有給。罷工大約繼續了一周。不過，我手頭沒有關於這次罷工的準確材料，這些都是聽第三者說的，可能有所誇大。）
總之，有幾個星期肯吉爾的“戰爭”變成了宣傳戰。營外的廣播整日不停：在營周圍裝了幾個揚聲器，向營區輪流播送對全體囚犯的呼籲和消息（假消息），有時也放一兩張老掉牙的、令人厭惡的、折磨你每一根神經的唱片；
姑娘在田野徘徊，我的愛就是她，
我早已愛上，她那美麗的辮髮。
（不過，即使為了爭得聽聽這舊唱片的一點點權利，也值得發動這場起義！要知道，甚至這種破爛唱片也不是播放給跪着的人們聽的呀。）播放這些唱片也符合時代精神；它們起着廣播干擾作用，干擾從勞改營里向外播放的、針對警衛戰士們的廣播。
營外的廣播內容不外以下幾種；誣衊我們的整個運動，硬說它唯一的目的就是姦淫和搶劫（雖然勞改營的囚犯聽了好笑，但這是讓村鎮上的自由居民聽的！本來奴隸主們也沒有那麼高的水平作出任何更高尚些的解釋！至於承認我們這些愚民百姓還能夠追求正義和公理，這種思想高度簡直是他們無法攀登的）；編造一些有關暴動委員會某個委員的“私人醜事”（他們甚至造謠說，某個頭目有一次被押送渡過科雷馬河時把船底鑿了一個洞，致使駁船沉沒，三百名囚犯溺死。廣播還著重指出：淹死的都是些可憐的囚犯，而且幾乎全是犯第五十八條的人，而沒有淹死押送士兵。也不知道他本人怎麼沒淹死）；對庫茲涅佐夫進行神經戰——說本來已經批准要釋放他，現在又撤回了；不停地號召：去勞動吧！出工吧！為什麼祖國應該白白養活你們？你們不出工會給國家造成巨大損失！（指望用這些話感動那些註定永遠在這裏眼苦役的人們嗎？！）整列整列的運煤火車停在那裏沒人卸車！（囚犯們哈哈大笑：“讓它停着吧！你們會早些讓步的！”不過，囚犯們也沒有想起來：既然損失使他們那麼痛心，為什麼不動員戴金肩章的人去卸車？）
但是，暴動的技術部也沒有示弱。他們在總務科大院找到兩台電影放映機，利用那上面的放大器代替揚聲器。當然，功率不大。電源由秘密水電站供應！（起義的囚犯擁有電力和廣播，這使統治者十分驚奇和不安。他們擔心暴動者會組裝一台發報機，會把起義消息發到國外去。勞改營內部也有人散佈這類謠言。）
勞改營也有了自己的播音員（其中斯拉娃-亞里莫夫斯卡婭最有名）。播送最新消息、廣播新聞（還有每天的牆報和漫畫）。還有一個節目叫“鱷魚的眼淚”，是嘲笑看守的：“他們從前殘酷毆打婦女，如今卻裝出為婦女命運操心的樣子。”還有專為衛兵播送的節目。此外，囚犯們還在夜晚走近瞭望塔，用話筒向衛兵們喊話。
但由於電台功率不夠，無法對村鎮上的自由居民廣播；而這些人才是在肯吉爾能夠找到的唯一可能同情我們的人，他們大部分也是被流放到這裏來的。村鎮當局不是通過廣播，而是通過因犯們辦不到的某種方法，散佈了大量謠言，把這些人的思想搞亂了：說什麼現在控制着勞改營的是些嗜血成性的匪徒和淫蕩的娼妓（這種說法特別對村鎮裏的婦女起了作用）；說勞改營里正在虐殺無辜的老實人，把他們扔進爐膛活活燒死（可就是不明白，為什麼當局竟不去干涉！……）。
相距一公里、兩公里、三公里遠，怎樣才能讓牆外的這些人聽到我們的聲音呢？必須告訴他們：“弟兄們！我們僅僅是要求公正！他們無緣無敵殺害我們！待我們還不如狗！我們沒有別的要求……”可是，怎樣去告訴他們呢？一技術部的人深知自己賽不過現代科學技術，因此只好使思想向後轉，求助於見世紀前的技術。總務科大院裏什麼都有，這一點已經談到過。多年來，對於傑茲卡茲甘的軍官們來說，這個地方既能代管首都時裝店，又能代替各種田用品修造工廠、這時，囚犯們利用總務科大院裏的煙捲紙，仿照法國蒙戈爾非耶弟兄傲氣球的辦法，或做了一個巨大的氣球。氣球上綁上一束傳單，氣球下面吊一個火盆，裝上燃燒的木炭，它可以把熱空氣通過氣球下部的開口進入氣球。使氣球上升。囚犯們興高采烈地聚集在院子裏（囚犯們高興起來就像小孩子一樣），觀看這一奇特的抗空裝置冉冉上升，向牆外飛去！但是，嗚呼！這天的風速超過氣球上升的速度，氣球團飛過牆，下面的火盆就被牆外的電線掛住，失去熱氣流供應的氣球落了下來，同傳單一起燒毀了。
這次失敗之後。他們又用煙充滿氣球。這種氣球在順風時飛得不錯，可以使村鎮居民看到掛在上面的大字標語：
“救救遭受毒打的婦女和老人們！”
“要求派黨中央主席團委員來！”
警衛士兵們便用槍射擊這些氣球。
這時有幾個車臣人囚犯向技術部建議製作風箏（他們是做風箏的能手）。很快便糊出了不少風箏，可以把它們放到很遠的村鎮上空去。風箏上綁有一個小小的機關，待到風箏飛到預定位置上空時，機關就可以打開，掛在上面的一束傳單就落下去了。放風箏的人坐在工棚屋頂上觀察着事態的發展。傳單有時落在離營區不遠的地方，於是看守們就跑去拾；如果離很遠，就派出摩托兵或騎兵去拾。總之，盡量不讓自由居民看到這獨立的真理（傳單的末尾一句話是請求每個讀到它的人設法把它送到黨中央去）。
士兵們也射擊風箏，但風箏不像氣球那麼容易損壞。但對方很快就想出了優派出大批看守便宜得多的對應措施。他們也用風箏來捕捉並繞住我們的風箏。
二十世紀下半葉的風箏戰！這是為了壓制住真理的聲音……
（為了說明肯吉爾事件的時代背景，我們不妨請讀者回想一下這次暴動當時在自由的外界發生過一些什麼事件。當時是：關於印度支部問題的日內瓦會議正在開會。法國人皮埃爾-戈特獲得斯大林和平獎金：另一名法國進步作家薩特來到莫斯科。以便投入我國社會的進步生活；大張旗鼓地慶祝了烏克蘭同俄羅斯恢復統一的三百周年紀念。五月三十一日在紅場上舉行了盛大閱兵或遊行。分別授予馬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和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以列寧勳章六月六月在莫斯科舉行了尤里-多爾戈魯基紀念碑揭幕式。全國工會代表大會自六月八日正式開幕（但是，大會上當然隻字未提肯吉爾的事）。六月十日政府發行公債。六月二十日空軍節，在土希諾舉行了壯觀的檢閱。一九五四年的這兩個月還有一件事比較突出，就是在所謂文藝戰線上展開了強大進攻：蘇爾科夫、科切托夫和葉爾米洛夫發表了氣勢洶洶的文章，擺出一副整人的架勢。科切托夫甚至發問：“這是什麼時代？”可是，誰也沒有對他說：“這是勞改營起義的時代！”這一時期許多錯誤的戲劇和小說遭到了批判。而在危地馬拉，帝國主義的美國受到了應得的回擊。）
肯吉爾鎮上也有流放來的車臣人，但衛兵們的那些風箏不大可能是車臣人做的。我們不能說車臣人曾經幫助過壓迫者。他們十分清楚地理解肯吉爾暴動的意義，有一次還給營區送來一汽車麵包，當然，馬上被軍隊趕走了。
（就順便說說這些車臣人吧。就哈薩克斯坦的情況而論，車臣人實在不受周圍人的歡迎：他們粗魯、兇猛、公開表示討厭俄羅斯人。但是，只要肯吉爾人表現出一點點獨立精神和勇敢氣魄，就會立即爭得車臣人的好感！所以，當我們感到人們不很尊重我們的時候，我們就應該檢查一下自己的生活態度。）
這個時期，技術部正在製造那風傳已久的“秘密”武器。其實它十分簡單：只是把摻有鈣和硫的化合物的火柴頭填到一種鋁製曲管里就行了。（這時，所有的火柴箱都搬進了掛有“電壓十萬伏！”牌子的小屋裏；鋁製曲管是從前生產飲牛裝置時的下腳料，倉庫里剩了很多。）把裏面的火柴頭葯硫磺點着，把曲管扔出去，它就舍發出噝-噝的響聲爆炸開。
但是，選定什麼時間、地點和方式使用這種武器進行打擊，卻由不得這些不走運的聰明人和設在浴室的戰地司令部了。暴動開始后大約兩個星期，在一個漆黑的、沒有任何照明的夜晚，突然聽到勞改營圍牆的許多地方同時傳來笨重沉悶的撞擊聲。不過這一次鑿牆的不是逃跑者，也不是暴動者，而是警衛部隊！勞改營里立即亂成一團，人們拿着梭鏢和馬刀來回跑，誰也弄不清是怎麼回事。囚犯們等待着軍隊來進攻，但是軍隊並沒有發動攻擊。
第二天天亮后才知道：營區圍牆上除了原已打開的幾個豁口之外，外部敵人又鑿開了十來處豁口（缺口外面佈置了機槍手，防備囚犯從豁口湧出去），這當然是準備向營區進攻。於是營區內展開了緊張的防禦準備。指揮部決定：拆掉營區的內牆和土坯牆，在各個豁口的內線修起第二道圍牆，特別要用土坯加強面對豁口的地方，防護機槍射擊。
一切全反過來了！現在是警衛部隊破壞牆，勞改犯們卻在壘牆！包括小偷們也在認真地壘牆，認為這並不違背他們的規矩。
還必須在每個豁口安排新的值班人員，並要指定某排負責某處。夜間，聽到警報就要嚴格按規定奔向指定的防禦地點。規定的警報信號是敲打一個從貨車上拆下的緩衝器，還有那種特別響亮的口哨聲。
囚犯們十分認真地準備手持梭鏢迎着機關槍衝上去。那些原本沒有這種決心的人起初有些擔心，慢慢也習慣於這種想法了。
只要闖過這一關，平坦大路在眼前！
有一次，士兵們白天開始進攻了。有個豁口正對着斯捷普營管理處樓前的陽台。當時陽台上擠滿了軍官，閃着寬窄不同的各式肩章。他們拿着電影攝影機和照像機。端着衝鋒槍的士兵朝缺口開過來了。但他們前進得並不快。他們只前進到一定距離，以便誘使營區發出警報。警報一響，各排囚犯便朝着指定的豁口跑去，揮舞着校徽、拿着石頭和土坯進入防禦．壁壘。這時，陽台上的電影攝影機和照像機便紛紛響起來（自然不會把衝鋒槍手們拍進去的）。於是，勞改營軍官、檢察官、政治教導員以及所有在場的人，當然，全是黨員，便朝着這群手持梭鏢的狂熱的原始人所表演的奇異荒誕的場面發出了得意的鬨笑！這些酒足飯飽的、寡廉鮮恥的高級人物們正在陽台上戲弄嘲笑他們飢餓的、受騙的本國同胞。他們覺得這是非常可笑的。
此後，時而還有看守人員偷偷跑到豁口近前，企圖扔進一條帶鉤的繩套來像套野獸和雪人似的套走一兩個“舌頭”。
不過，他們的最大希望還是寄托在動搖分子的逃跑上。廣播喇叭不停地叫：清醒清醒吧！從豁口跑出來吧！從這裏出來我們不開槍！凡是跑過來的一律不追究暴動罪責！
暴動委員會則通過自己的廣播對此作出了回答：“誰想逃命，就過去吧！從正面的崗樓過去也行！我們不阻攔任何人！”
有人確實也這麼幹了，那就是……暴動委員會的委員，前少校馬克耶夫。他裝作辦什麼事的樣子走近正面的崗樓，過去了。（他裝作這樣，並不是因為別人會阻攔他或可能朝他背後開一槍，而是因為在公然鬨笑的同志們面前幾乎不可能當叛徒！）他偽裝了整整三個星期，如今他可以任情發泄那渴望運動失敗的感情和對起義的仇恨了，因為他馬克耶夫可不需要起義者所要求的那種自由。如今他可以在主人面前立功贖罪，通過廣播號召囚犯們及早投降並對所有主張堅持鬥爭的人進行攻擊了。讓我們看看他關於那次廣播談話的親筆記述吧：“只是某一個人決定了，說可以靠馬刀和梭鏢取得自由……他們想把那些不願拿起武器的人置於槍林彈雨之中……領導已經答應對我們的案件進行複查了。將軍們在同我們耐心地談判，可是斯魯欽科夫卻把這種態度視為軟弱。暴動委員會實際上成了猖狂匪徒們的護身符……你們應該進行不愧為政治犯的談判，而不應該（！！）修築什麼毫無意義的防禦工事！”
圍牆豁口一直敞開着，整個暴動期間絕大部分時間是開着的。但是，幾個星期中從豁口跑出去的總共不過十一、二個人。
為什麼？難道人們當真相信會勝利？不。難道真的不為將要受到的懲罰苦惱？當然苦惱。難道真的不想為了自己的家庭保全住性命？想保全！當時說不定有成乾的人在為這些問題所苦，在認真地暗自思考活命的可能性。至於那些從前的少年犯，他們更是有完全合法的理由出去的。但是，當時這一小塊土地上的社會溫度已經升高到這樣一個程度，即使還不能對人們的靈魂進行完全再熔鑄，至少也足以使它的表面得到重新熔鑄了。因此，那些過於低級的規律——“生命只有一次”，存在決定意識，貪生怕死會使人變得怯懦等等，在這短短的時間內，在這塊有限的土地上，就統統失去了作用。生存和理智的規律指給人們的路是：一起投降或者分散逃跑。可是，他們既沒有投降，也沒有逃跑！他們已經上升到一個新的精神高度，並從那高處向劊子手們宣稱：
“隨你們的便吧，該死的！你們要殺就殺吧！你們咬吧！”
這樣，當局的一次計劃周密的戰役失敗了。原來指望囚犯們會像老鼠一樣從豁口四散逃走的，然後就可以對營里剩下的最頑固分子放手鎮壓。這一着失敗了。它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它是由一些貪生怕死的人發明的。
囚犯們辦的壁報上原來有一幅畫，畫的是一個婦女指着玻璃罩下面的手銬對孩子說：“他們就是用這種東西銬住你爸爸的！”現在這幅畫旁邊又貼出了一幅漫畫，題為：“最後的投敵分子”，畫的是一隻黑貓正從豁口往外跑。
漫畫總是在笑；但營里的囚犯卻沒有什麼可以笑的事。暴動后的第二，第三、第四個星期過去了，已經進入第五周。按照古拉格的法律連一小時都不應該存在的情況，現在卻令人不可置信地、甚至是使人感到難堪地長時期存在着：自五月下半月開始，現在整個六月快要過去了。起初，人們由於勝利、自由、會面和想出來的各種巧妙鬥爭方法而興奮，甚至有些飄飄然了。後來又相信了謠傳，說是礦山上也起義了，或許楚爾白奴拉、斯帕斯克，整個斯捷普營也會緊跟着起義的！說不定還有卡拉干達呢！整個古拉格群島也許會爆炸，炸得粉碎呢！但是，礦山的囚犯沒有起義，他們仍舊倒剪着兩手、低垂着頭、每天去勞動十二小時並且感染矽肺，他們根本不關心肯吉爾，甚至也不關心自己。
沒有人支援肯吉爾這個孤島。現在已經無法往草原上逃跑了：又調來一些部隊，他們搭起帳篷住在草原上。整個勞改營區外面又新加了一層鐵絲網。原來指望老爺會來（當時指望烏林科夫來），他會判明是非，一切問題就可以解決了。但這隻不過是一個玫瑰色的希望的小點。原指望會來一位大善人，他去兩手一拍，哎呀一聲：唉！看看他們在這裏過的是什麼生活！你們是怎麼對待他們的？要懲辦殺人兇手！槍斃切切夫和別利亞耶夫！給其他的人降職降級！……但是，這個“希望之點”過於微小，它的玫瑰色過於好看了。實際上將實到來的遠不是什麼慈悲、恩典。人們正在度過他們最後幾天自由快活的日子，然後就要由內務部的斯捷普營分部任意擺佈了。什麼時候都會有些人經受不住緊張狀態。有些人內心已經被壓垮，他們只是在為現實的鎮壓遲遲不來而苦惱。有些人已在暗自盤算：我任何事都沒有牽連進去，如果今後小心從事。也許不會遭殃。也有個別的新婚夫婦（他們甚至是按照真正的教堂儀式結婚的，否則面都馬克蘭姑娘是不會出嫁的呀。多虧古拉格的照顧，使得勞改營里現在有各種教派的神職人員可以幫助舉行儀式），他們的痛苦和甜蜜極為複雜地交織在一起，這是那些過着慢悠悠的生活的人所永遠不可能理解的。這些新婚夫婦把每一天都當作生命的最後一天而度過，只要昨夜鎮壓沒有來臨，他們便把今天的早晨看作天賜之福。
宗教信徒們則不住地祈禱，他們把肯吉爾營中的惶惶不安放到神的肩上，因此，他們一如既往是營區最平靜的人。大食堂里按照時間表輪流進行各種教派的宗教祈禱儀式。猶太教派的人們堅持自己的教旨：不拿武器，不參加修築壁壘，不參加站崗放哨。他們長時間地靜坐，微低着頭，一言不發。（分派給他們的工作是洗碗。）營里還出現了一位預言家，他在人們的床頭煞有介事地畫十字，預告世界末日的到來。恰巧這時來了一股寒流，氣溫驟然下降（哈薩克斯坦夏天偶爾也有寒流）。他召集起的一些老太婆穿着單薄的衣服坐在冰冷的土地上，把顫抖的雙手伸向空中。是啊，還能伸向什麼人呢？……
有些人清楚地知道自己已經無可挽回地牽連進去，只有軍隊攻進之前這幾天可以活了，但他們認為，那也得盡量堅持到底，該做的事還得做。因此，這些人還不算是最不幸的。（最不幸的是那些本來沒有牽連進去，但卻祈求末日早些來臨的人。）
但是，當所有這些人聚在一起開會討論投降還是堅持下去的時候，他們便又都回到那樣一種社會溫度中了，這種溫度能使他們的個人意見完全熔化，甚至根本不復存在、也許是他們害怕別人的嘲笑甚於害怕即將到來的死亡吧。
“同志們！我們也有火力防禦手段。敵人如果攻進來，他們的損失至少會有我們的一半！”儀錶黨黨的庫茲涅佐夫對大家這樣說，彷彿他掌摸着許多秘密，所有秘密部對囚犯有利似的。他還不止一次地說：
“即使我們死掉，我們的死也絕不會是毫無意義的！”
（這一點他說得完全正確。同所有的人一樣，那種總的溫度對他也起了作用。）
所以，當大家表決是否堅持下去的時候，大多數人贊成堅持。
這時，斯魯欽科夫意味深長地威脅說。
“可當心點兒！誰要是留在我們隊伍里而又想着投降，我們可要在投降前五分鐘先處決他！”
有一天，營外的廣播宣佈了一項“勞改營總管理局命令”；鑒於斯捷普特種勞改營肯吉爾分部的囚犯拒絕勞動，鑒於該分部怠工，鑒於……鑒於……鑒於……唯命令解散肯吉爾分部並將其全體囚犯送往馬加丹。（看來，古拉格當局還覺得我們這顆行星太小了。試問。那些沒有鬧事而早就被送去馬加丹的人，他們是“鑒於u什麼被送去的呢？）限令復工的最後日期是……
但是。這個“最後日期”也過去了。一切仍然照舊。
一切仍然照舊。只是八千人的這種顯然不可能的、前所未有的、懸在空中似的生活所具有的全部離奇性和夢幻性卻在按部就班的勞改營日常活動的背景上顯得更加突出了：這裏一日三餐照常開飯。按規定的日期洗澡；洗衣房照常洗衣服，內衣按規定時間換；理髮定按期理髮；縫紉組和修鞋組照舊收活。這裏甚至成立了調解糾紛的調解法庭。甚至還……釋放人！
是的。營外時而廣播一些人的名單，招呼他們出去予以釋放；有時這是某個國家的外國人，因為他們的政府已鬧得清任可以把自己人召集到一起了。有時則是（或者似乎是）服刑期滿的人……說不定勞改召當局正是利用這種辦法叫出一些人去當“舌頭”的——這樣繁不必讓看守用帶鉤的繩索套“舌頭”了。暴動委員會也開會討論營外廣播的名單，但是因為無法核實，只好按名單全部放出去。
為什麼這個時期拖得這麼長？統治者們在等待什麼？等待營里斷糧？但他們理應知道糧食還能維持很久。是在考慮鎮上居民的反應？這是根本無須擔心的。是在制定鎮壓計劃？那也可以快些呀。（不錯，後來我們得知：這期間從古比雪夫附近調來一團“特種兵”，即討伐團。要知道，並不是隨便什麼兵種都能夠勝任討伐工作的。）是在上商討論鎮壓方案？那麼是在哪一級討論呢？哪一天哪一級作出了決定，這是我們無法知道的。
有幾次，總務科大院的外大門突然打開了。也許是要檢查防禦者的準備程度吧？值班糾查隊員立即發出警報，各排馬上奔向指定地點。但是，卻沒有人向營區進攻。
營區防禦體系的全部偵察工作是由坐在工棚屋頂上的觀察哨擔任的，從屋頂可以看到的一切便是進行預測和判斷情況的全部根據。
六月中旬，鎮上開來了許多拖拉機。拖拉機在營區附近工作或者像是在牽引什麼，後來甚至夜裏也不停止工作。這種夜間工作是我們不能理解的。於是我們開始在各個豁口的裏面挖大坑以防萬一（其實，這些都被“U-2型”飛機拍了照片或者畫了圖形）。
拖拉機的這種不祥的吼叫聲似乎使人們心中的暗影變得更濃了。
突然，所有的懷疑論者全丟臉了I悲觀鍋里的人們丟臉了！凡是說過不會有寬恕、因而也無須請求什麼的人們全丟臉了！“只有正統派可以慶祝勝利。六月二十二日統治者的廣播宣佈：接受囚犯們的全部要求！黨中央主席團的一位成員已啟程來肯吉爾；
原先那個玫瑰色希望的小點點如今變成了玫瑰色的太陽，變成玫瑰色的天空了！那就是說，我們能夠達到目的！那就是說，我們國內還是有正義的！上面會對我們作些讓步，我們也要有所讓步。其實，帶着號碼生活也沒有關係，窗上的鐵柵欄也並不礙事，我們反正不想跳窗戶跑嘛。又是在欺騙我們嗎？可是並沒有要求我們在這之前復工勞動呀．
就像用小棒一觸切斷了驗電器的電荷，它那金屬箔片便輕輕落下來一樣，外部廣播宣佈的這條消息卸下了人們思想上最近一周來的沉重負擔。
甚至那討厭的拖拉機六月二十四日晚上喧鬧了一陣之後也沉默下來了。
暴動開始后的第四十個夜晚的睡眠是十分寧靜的。肯定明天那位主席團成員就會到達肯吉爾，說不定現在已經到了……這是短暫的六月的夜晚，是那種總也睡不夠的六月的夜晚，因而人們在黎明前睡得特別香，就像十三年前”的六月一樣。
六月二十五日，星期五，破曉之前的天空中突然亮起一顆顆
帶降落傘的照明彈，四處的瞭望塔上也升起了照明彈。可是，各
工棚屋頂上的觀察哨卻都一聲不吭，原來他們已經被狙擊兵的子
彈消滅了。響起了隆隆的炮聲。飛機在勞改營上空作超低空飛行。
氣氛十分恐怖。久負盛名的T－34型坦克早已在拖拉機轟鳴聲掩
蔽下進入陣地，這時一齊向各個豁口衝來。（其中一輛還是掉進坑
里了。）有的坦克後面拖着已經打好的叉形鐵絲網支架，以便立即
用鐵絲網把營區分開。另一些坦克後面則跟着頭戴鋼盔、手持沖
鋒槍的突擊隊員。（在進攻開始之前，衝鋒槍手和坦克手們都領了
伏特加河。不管是什麼樣的特種部隊，要想讓他們去鎮壓手無寸
鐵、’正在睡眠的人們的話，最好還是先讓他們喝得醉醺醺的。）跟
隨進攻部隊前進的還有攜帶電台的通訊兵。照明彈使營區一帶亮
如白晝，將軍們登上了射手的瞭望塔，從那裏指揮戰鬥：“奪取那
個工棚！……庫茲涅佐夫就在那兒！”（有一座瞭望塔被囚犯奶的
爆破管炸中，燒起來了。）這一次將軍們並不像往常那樣躲在觀察
點後面，因為他們知道現在不會有中彈的危險。
鎮上的自由工人們則從遠處，從建築工地的腳手架上觀看這
場鎮壓。
勞改營驚醒了十亂成一團。有些人留在工棚里，趴在地上不
動，指望這樣或許能保住性命，看不到抵抗有什麼意義。另一些
人則想把他們拖起來去抵抗。還有一些人冒着彈雨沖了出去，沖
去戰鬥或者去尋求快死。
第三勞改點，也就是發起暴動的勞改點，頑強地進行抵抗（這裏大部分是刑期二十五年的人，班傑拉分子占很大比重）。他們……朝着衝鋒槍手和看守們扔石頭，也可能還朝坦克扔了些裝着硫磺的鋁管……竟然沒人想到那些裝着碎玻璃的小盒子。有一個工棚的人曾兩次喊着“烏拉！”發起反攻……
坦克橫衝直撞，一路上只管軋下去（坦克的履帶從一個基輔婦女阿拉-普列斯曼的肚子上直軋過去）。坦克衝上工棚的台階，一直軋過去（兩名愛沙尼亞婦女英格麗德-基維和馬赫拉曾被軋死了）。坦克緊貼着工棚的牆邊軋過去，把那些貼在牆上躲避坦克履帶的人軋死。謝苗-拉克和自己心愛的姑娘擁抱在一起衝到坦克下面結束了他們的一生。坦克軋倒工棚的板牆，甚至在工棚裏面還繼續放空炮。據法依娜-愛潑斯坦回憶說：就像在夢中似的，工棚的一角突然倒塌了，只見一輛坦克在工棚里從活人們身上斜着軋過來。沒有被壓着的婦女們從床上跳起來。到處亂竄。坦克後面緊跟着一輛卡車，士兵們把沒有來得及穿好衣服的婦女們捉住扔進車廂。
他是空炮，但是自動步槍和刺刀卻是實戰用的。有的婦女用自己的身體掩護男人們，這些婦女同樣被當場刺死！行動人員別利亞耶夫這一天早晨親手殺死了二十多個人。在戰鬥結束之後，有人看見他把刀子放人被擊斃者手中，讓攝影師趕緊拍下這個被擊斃的匪徒的照片。暴動委員會委員，白髮蒼蒼的蘇普倫肺部被打傷犧牲了。有些人躲進了廁所，他們被機槍打死在那裏嚴
庫茲涅佐夫在浴室，在他的指揮部里被抓住。強迫他跪在那裏。斯魯欽科夫被綁住雙手拋向空中，摔到地上（刑事犯們常用的辦法）。
在此之後，射擊停止了。士兵們開始喊話：“快從工棚里出來！
不再開槍啦！”的確沒有再開槍，只不過是用槍托打。
每捉住一批俘虜，就從大牆豁口帶出去，穿過外圍的肯吉爾
警衛部隊包圍困送進草原，搜身之後迫使他們趴伏在地上，兩隻
手伸到頭上來。然後，內務部的飛行員和看守們便在這群伸着手
伏在地上的人群中走來走去，認出他們早在空中和瞭望塔上就已
經記住的人，把這些人揪出去。
（人們都在忙於這些事，所以誰都沒有時間去翻翻當天的《真
理報》。而這一天的《真理報》上是有專題報道的——題為：《祖
國的一日》，內容是：冶金工人取得卓越成就；進一步擴大農業的
機械化收割面積！我們祖國的這一天到底是個什麼樣子，歷史學
家們參考了這張報紙之後是不難綜述的。）
好奇的軍官們現在可以去看看總務科大院裏的秘密了：用什
么辦法發的電？“秘密武器”是怎麼回事？
勝利的將軍們從瞭望塔上走下來，去用早餐。我不認識他們
中間的任何人，但我敢斷言：在這個六月的早晨，他們的食慾是
不會差的，而且一定還喝了酒。喝幾杯酒，熱鬧一下，這並不會
絲毫損害他們頭腦中井然有序的正統思想。至於他們內心裏想些
什麼，那從外面是封得很嚴的。
據人們說，死傷人數是六百左右，而據我們幾個月之後所看
到的肯吉爾勞改營分部生產計劃科的材料，則是七百多。受傷的
人擠滿了勞改營醫院，不得不往城市醫院裏運送。（對自由居民宣
講的是：士兵們放的都是空槍空炮，那是囚犯們自己互相殘殺的
結果。）
本想讓那些活下來的囚犯去挖坑埋死人的，但是為了避免把真相聲張出去，還是把這項任務交給部隊了。大約三百具屍體就埋在營區旁邊，其餘的理到草原上了。
六月二十五日，囚犯們整天都在烈日下伏在草原上（這些日子天氣一直炎熱），而營區內部則在進行徹底大搜查，全部東西都要拆開看看，抖抖。傍晚給草原上送來了麵包和水。軍官們已經編好了名單。他們按名單叫人，答應的就劃上個記號，說明活着，發給一份口糧，並立即把他們按名單分開。
暴動委員會的委員們及其他受到懷疑的人關進了勞改營監獄。監獄不再是參觀場所了。一千多人被挑出來，有的送進秘密監獄，有的押往科雷馬河沿岸。（像往常一樣，這些名單是胡亂編製的，許多什麼都沒幹的人也上了名單。）
是的。這種平息叛亂的景象會使那些厭惡本書這幾章的人感到心情舒暢的。他們想：這回我們保險了！誰也不必再躲進“儲藏室”去，對討伐者的報應是永遠不會到來的！
六月二十六日一整天強迫囚犯們拆除壁壘，堵住大牆豁口。
六月二十七日便帶囚犯主勞動了。這時那等待已久的一列列貨車才終於有人卸車了！
鎮壓肯吉爾的坦克又開到礦山去，在那裏的囚犯們面前繞了一陣子，以表示：你們也應該得出應有的結論！……
一九五五年秋季對暴動的領導者們進行了審判。當然，是秘密審判，我們對此很少了解……據說，庫茲涅佐夫在法庭上態度坦然，他極力證明在當時情況下他的所作所為無可指責，不可能想出比他更好的辦法了。我們不知道對他怎麼判決的。斯魯欽科夫、米哈伊爾-凱列爾、克諾普庫斯三人想必是處決了，我的意思是說，一般地說一定是會槍決的，不過，也許一九五五年這個年頭本身幫助減緩了他們的判決？
在肯吉爾營又組織起了誠實認真的勞動生活。免不了要把不久前的暴亂者組織成突擊作業班。全面地實行了經濟核算制。售貨亭開始售貨。又弄來一些舊影片放映。看守和軍官們又開始到總務科大院裏為自己的小家庭製做點什麼了；做一根釣魚用的絞竿，釘個小匣子，修修女式手提包的拉鎖之類。暴動過的鞋匠和裁縫（大多是立陶宛人和西部烏克蘭人）如今又在替軍官們縫製較軟的高筒靴，替他們的妻子做衣服。照舊把犯人帶到選礦場去替軍官們剝下電纜上的鉛皮，然後拿回營來鑄成獵槍用的霰彈，軍官們要去打羚羊嘛！
不過，這時籠罩整個古拉格群島的驚慌不安的情緒也感染了肯吉爾。所以，沒有重新往窗上裝鐵柵欄，晚間工棚不再上鎖了。開始實行“三分之二”提前假釋的辦法。甚至空前地對第五十八條囚犯採取了一個“撤消判決”的行動——釋放了一批垂死的人。
墓地上的青草往往長得特別濃密，茁壯。
到了一九五六年便取消了那個營區。這時，留居當地的從前的流放犯才終於尋找到埋葬那些人的地方，並且把草原上采來的鬱金香花奉獻到這裏。
“暴亂不可能取得成功。
因為，它一旦勝利，人們就不再用這個名稱……”
（羅伯特-彭斯）
每當您在莫斯科走過多爾戈魯基的紀念碑前時，請您想一想吧；這座紀念碑是在肯吉爾暴亂的日子裏揭幕的。這樣，它似乎就成了為肯吉爾建立的紀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