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我國下水管道的歷史
現在一寫個人迷信的胡作非為，老是再三地釘住那個如鯁在喉的三七三八年不放。給人的腦子裏留下個印象，好像無論在它以前或以後都沒有關過人，一切全是在三七三八年。
我手頭沒有任何統計資料，但不怕錯說一句：三七三八年的水流既不是唯一的，甚至也不是主要的，可能只是曾經漲滿過我們監獄下水系統陰暗惡臭的管道的三股最大水流中的一股。
在此以前有二九三O年的水流，浩如鄂畢河，把一千五百萬上下（說不定還要多）的庄稼人塞入凍土帶和泰加林。但庄稼人是沉默寡言、不識字的人，他們既沒有寫申訴書，也沒有寫回憶錄。對於他們，偵查員無須成夜成夜地埋頭苦幹，也不必花費時間作筆錄只要樹蘇維埃的一紙決議就夠了。這股水流溢進、滲入了永久凍土帶，今天連最熱心腸的人士也差不多沒有誰回憶這件事。好像它並沒有使俄羅斯的良心受到損傷。然而斯大林（也是你我）所犯下的罪行，沒有比這件事更重的了。
以後是四四四六年的水流，浩如葉尼塞河：順着污水管道，把整個整個的民族和幾百萬幾百萬當了俘虜（那是為了我們！）。被趕到德國而後來返回祖國的人驅逐了（這是斯大林採取的燒灼傷口好使它趕快結痂的療法，免得整個人民的身體都需要休息、喘氣、休整）。但在這股水流中，多數也是普通人，也沒有寫回憶錄。
而三七年的水流，把有地位的人、有黨內資歷的人、受過教
育的人，也卷進去了，也把他們帶到群島，他們周圍有許多受到株連的人留在城市裏，而且有多少筆杆子呀！他們現在一起寫呀，說呀，回憶呀：三七年！人民苦難的伏爾加河！
可是你對克里米亞的韃靼人、加爾梅克人、或者車臣人說：“三七年”他們只會聳聳肩膀。對於列寧格勒說來，以前已經有過三五年，三七年又算得了什麼？而對“二進宮”的人或波羅的海沿岸人，四八四九年不更艱難嗎？如果熱心於文體和地理學的人們責備我，說我還忽略了俄國的另外一些大河，那麼請稍候一下，因為各股水流我還沒有說完呢，容我在下面細說。有了水流就不愁不匯成其他的大河。
大家都知道，任何器官不進行練習是要衰亡的。
因此，如果我們知道，那個被歌頌的並高置於全體活人之上的機關（他們自己用這個難聽的詞來稱呼自己）的一根觸鬚也沒有衰亡，相反長得愈來愈長，筋肉愈來愈壯一那就很容易猜到，他們是經常在進行練習的。
管道里的水流有脈動，壓力有時高於設計標準，有時低於設計標準，但監獄下水道從來也沒有空過。我們被壓榨出的血、汗和尿，經常拍擊着管壁。這個下水管道的歷史，是連續不斷的吞進和流走的歷史，只是汛期和平水期不時交替。水流一會兒較大，一會地較小，還有一些涓涓山溪、溝槽泄水以及被收攏的單獨水滴，從四面八方匯合到這裏。
往下按時間順序列舉的事實，既包括千百萬被捕者所構成的水流，也將涉及普通的不顯眼的幾十人構成的小溪。但這還很不完全，還很貧乏，還受我洞察歷史的能力所限。這方面需要由活着的知情人來作許多補充。
在列數史實的時候，最難的是開端。因為追溯的年代越遠，留下來的證人就越少，傳聞湮滅了，模糊了，而編年史卻沒有，或者已經成為禁書。同時，把特別殘酷無情的年代（國內戰爭）同本可發發善心的最初的和平年代相提並論，也是不怎麼公平的。
但是，在爆發國內戰爭以前，早已看得出來，像現在這樣的俄國，有着這樣的居民成分，搞什麼樣的社會主義自然都是行不通的。這個國家當時就已經被弄得一團糟了。專政的最初一個打擊落在立憲民主黨人頭上（在沙皇制度下，它是極端的革命傳染病，在無產階級政權下極端的反動傳染病）。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底，在未開成的首屆立憲會議預定會期內，立憲民主黨就被宣佈為非法，並開始了對其黨人的逮捕。大約同一時期，對“立憲會議同盟”、“士兵大學”系統實行了抓捕關押n
根據革命的意志和精神很容易猜想到，在這數月里，“克列斯特”、“布蒂爾卡”及許多同一類的外省監獄，塞滿了大富豪、社會知名人士、將軍和軍官，以及各部和整個國家機關的那些不執行新政權命令的官員。契卡的最初一項行動，就是逮捕全俄職員協會罷工委員會。內務人民委員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的最初一個通令指出：“鑒於官吏們的怠工……各地應發揮最大的主動性，不放棄沒收、強制和逮捕等手段”。
雖然弗·伊·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底為了建立“最嚴格的革命秩序”，要求“無情地粉碎醉鬼、流氓、反革命分子及其他人等製造無政府狀態的一切企圖”就是說，他預料十月革命的主要危險將是來自醉鬼，而反革命分子僅僅聚集在第三排的某個地方。但是他對任務也有比較廣泛的提法。在《怎樣組織競賽》一文中（一九一八年一月七、十日），弗·伊·列寧宣佈了一個普遍性的統一目標“肅清俄國土地上的一切害蟲”。而且，他把害蟲理解為不僅是階級異己分子，並且還有“逃避工作的工人”，例如彼得堡黨印刷所的排字工人（這是很久以前所發生的事。我們現在甚至難於理解，工人們剛成了專政者，怎麼會逃避為他們自己幹活）。還有：“……在大城市的哪一個街區，在哪一個工廠，在哪一個村子……沒有……咱稱為知識分子的怠工分子？”誠然，肅清害蟲的形式，列寧在這篇文章中預見到是多種多樣的：有的地方坐牢；有的地方叫他們去打掃廁所；有的地方“一當監禁期滿就發給他們一張黃色卡片”；有的地方把寄生蟲槍決，這裏可供選擇的是：監牢“或者受到最勞累的強迫勞動的處分”。雖然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已規定並提示了懲罰的基本方向，但還建議把找尋最好的肅清辦法作為“公社和村社”競賽的對象。
誰被包括在這個廣泛的害蟲定義中，我們現在已無法作詳盡無遺的研究：俄國的居民成分太不劃一了，其中可以遇到一些孤立的、完全不需要的、而現在已被遺忘了的小集團。地方自治工作者當然是害蟲。合作社創辦人也是害蟲。房產主都是害蟲。在文科中學的教員中有不少害蟲。教會的教區理事會滿是害蟲，教會合唱團里害蟲在嗡嗡叫。所有的神甫都是害蟲，所有男女僧侶就更不用說了。而且連那些托爾斯泰主義者，當他們去參加蘇維埃工作，譬如說參加鐵路工作時，沒有書面起誓保證拿着武器去保衛蘇維埃政權，也暴露出自己是害蟲（我們還將看到對他們進行審判的事例）。話既然說到鐵路就說說鐵路吧有很多害蟲躲在鐵路制服下，必須把他們揪出來，對某些還要拍打拍打。還有報務人員，這些不知為什麼大量地是不同情蘇維埃的不可救藥的害蟲。關於鐵路員工全俄執行委員會以及其他的工會，也說不出什麼好話，那裏往往充滿了敵視工人階級的害蟲。
僅僅我們所列舉的這些集團．就已經是一個極大的數字足夠幾年的清除工作了。
而各種各樣的可惡的知識分子、不安生的學生、各種怪人、真理尋求者和苦行者又有多少呀？彼得一世就曾竭力從羅斯身上清除掉這些人，因為他們總是妨礙嚴整的政制。
如果利用過時了的訴訟形式和法律規範，而且還是在戰爭的條件下，要進行這項衛生大掃除是不可能的。但是，採取了一種嶄新的形式；非司法的制裁，全俄肅反委員會把跟蹤、逮捕、偵查、檢察、審判和決定的執行集中於一身的革命哨兵，人類歷史上獨一無二的懲罰機關，就擔負起了這項不高尚的工作。
在一九一八年，為了使革命在文化方面也得到更快的勝利，開始掏空和撒凈聖徒的遺骸，拿走教堂用具。為了捍衛遭到破產的教會和寺院，爆發了人民騷動。到處敲起了警鐘，東正教徒們跑來了，有的還拿着棍棒。當然，有的必須就地開銷，有的要抓起來。
現在對一九一八一九二O年進行思考的時候，我們遇到一些難題：那些還沒有送進牢房就已經崩了的人算不算進監獄流量中去？所有被貧農委員會在村蘇維埃辦公室旁邊或院子後面收拾掉的人，列入哪一欄？每省都揭開了成嘟嚕的陰謀（梁贊兩起、科斯特羅馬一起、維西漢沃格茨克一起、魏里日一起、基輔幾起、莫斯科幾起、薩拉托夫一起、契爾尼科夫一起、阿斯特拉罕一起、雪裏格爾斯克一起、斯摩棱斯克一起、波勃魯依斯克一起、唐波夫一起、卡伐克利斯克一起、契姆巴爾斯克、魏里戈魯克、姆斯季斯拉夫里一起，及其他）。它們的參加者哪怕是來得及一隻腳踏上了群島的土地？或者因為沒有來得及，就不必列入我們研究的對象了？除了一些著名的暴亂（雅羅斯拉夫爾、穆羅姆斯克、雷賓斯克、阿爾扎馬斯）被鎮壓外，我們對某些事件光是知道一個名稱例如一九一八年六月科爾賓斯克槍殺事件這是怎麼回事？槍殺了誰？……往哪裏寫呢？
解決下列的問題也有不少困難：是否應把好幾萬的人質算在這裏，或者應列入國內戰爭的資產負債表？這是一些本人並沒有被控犯什麼罪甚至沒有用鉛筆登錄過姓名的和平居民，他們被抓來消滅掉是為了恐嚇和報復軍事上的敵人或暴動起來的群眾。在一九一八年八月三十日以後，內務人民委員部向各地發出指示“立即逮捕一切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從資產階級和軍官階層中則應取得大量人質”。（好吧，譬如說在亞歷山大·烏里揚諾夫“一組人謀殺未遂后，不光是把這批人逮捕，而且把俄國所有的大學生及大量地方自治工作者都抓起來，那又如何呢？）國防委員會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五日作出決議顯然是在列寧的主持下建議契卡和內務人民委員部把清除鐵路積雪工作“進行得不完全令人滿意”的地區的農民取作人質，“如果以後不完成清除積雪工作，他們將被槍決”。人民委員會一九二0年底的決議允許把社會民主黨人也取作人質。
然而，在僅限於考察普通逮捕的同時，我們就應當指出，多年間滔滔不絕的“背叛革命的”社會黨人的水流早自一九一八年春天就開始流淌了。所有這些政黨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無政府主義者、人民社會黨人，幾十年來只是假裝成革命家，只是戴上了假面具他們為此也曾去服苦役，那全是裝模作樣。只是在革命的急速進程中，才立即暴露出這些社會叛徒們的資產階級本質。那自然就應當把他們抓起來！在逮捕立憲民主黨人、驅散立憲會議、解除普列奧勃拉仁斯基團和其他團的武裝后，緊接着就開始一點一點地，起初是悄悄地，逮捕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從一九一八年六月十四日起，即把他們開除出一切蘇維埃之日起，這種逮捕就進行得較多較齊整了。從七月六日起，把那些更狡猾、更長久地假裝成唯一徹底的無產階級政黨的同盟者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也趕到了那裏。從那個時候起，只要在任何一個工廠或在任何一個城市發生工人騷動、不滿、罷工（這些騷動、不滿、罷工在一九一八年就已發生過多起，在一九二一年三月震動了彼得格勒、莫斯科、後來是喀琅施塔得，並逼出來一個新經濟政策），契卡就在安撫、讓步、滿足工人正當要求的同時，不聲不響地在夜裏把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作為這些騷動的真正罪魁禍首抓起來。在一九一八年夏天，在一九一九年四月和十月，大抓無政府主義者。在一九一九年，把社會革命黨中央委員會中能抓到的那部分人投入牢獄他們在布蒂爾卡監獄一直坐到一九二二年對他們的審判。就在一九一九年，著名的契卡人員拉齊斯關於孟什維克寫道：“這類人不光是妨礙我們，還有更大的害處，所以我們要把他們從路上清除掉，免得絆住我們的腳步，我們把他們關到一個僻靜的地方去，送進布蒂爾卡去，並且迫使他們一直坐到勞動與資本鬥爭結束的時候。”在一九一八年七月，非黨的工人代表大會全體代表被克里姆林宮拉脫維亞衛隊逮捕。幾乎全部在塔干卡槍斃。
在一九一九年就已經斷定，從國外歸來的俄國人（為了什麼？帶着什麼任務？）是很可疑的俄國遠征軍團（在法國）回國的軍官們因而都進了監牢。
一九一九年，在真真假假的陰謀四周撒開了大網（“國民中心”，軍事陰謀），在莫斯科、彼得格勒，以及其他一些城市裏，按名單實行槍殺（就是說把自由的人抓起來立即槍決），並把所謂近立憲民主黨的知識界乾脆一下划拉進獄去。什麼叫做“近立憲民主黨的”知識界呢？指的是既非保皇的又非社會主義的，那就是說全部科學界、全部大學界、全部藝術界、文學界，以及全部工程界。除了走極端的作家以外，除了神學家和社會主義理論家以外，其餘全部的知識界，它的百分之八十，就是近立憲民主黨的。依照列寧的意見，算入這裏的例如有柯羅連科“被資產階級偏見所俘虜的可憐的小市民，”“讓這樣的‘天才’坐上幾星期牢並不為過。”關於個別被捕的集團我們是從高爾基的抗議中得知的。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五日伊里奇在答覆他時說：“……我們清楚，這裏也有錯誤，”但“這算什麼了不起的災難！這算什麼了不起的不公平！”，並勸告高爾基不要浪費精力去“為腐爛了的知識分子訴苦。”
從一九一九年一月起，施行了餘糧徵集制，為了搜集餘糧，組織了餘糧徵集隊。它們在鄉村中到處遇到反抗有時是軟磨硬頂的反抗，有時是急風暴雨式的反抗。對這種反抗的鎮壓，也在兩年之間提供了（不算就地槍決的）非常充足的逮捕流量。
在這裏我們有意識地撇開不談隨着戰線的移動，隨着省份的佔領而被契卡、特別科和革命法庭消滅掉的那很大一批人。上面提到的內務人民委員部一九一八年八月三十日的那個指示，要求各地“把一切與白衛軍活動有牽連的人無條件槍決”。但有時你會感到茫然：界限該怎樣划才對？一九二O年夏天國內戰爭還沒有全面結束，可是在頓河地區已經結束了，如果這時候從那裏的羅斯托夫和新切爾卡斯克把大批的白衛軍官們押送到阿爾漢格爾斯克然後用駁船運往索洛維茨群島（據說有幾艘駁船在白海里被鑿沉了。不過這類事在裏海也發生過。）那麼這應當算進國內戰爭時期呢還是和平建設時期的開端呢？如果在同一年，在新切爾卡斯克，一個懷有身孕的妻子因為窩藏了她的丈夫而遭槍殺，這又該放在哪一類里註銷呢？
一九二O年五月有一個《關於後方破壞活動》的俄共中共決議。根據經驗，我們知道每一個這樣的決議都是引起囚犯水流新泛溢的推動力，都是水流的外部標誌。
在上述各股水流的組織工作中的一項特殊困難（也是一項特殊的優越性）就是一九二二年以前沒有刑法典，沒有任何刑事法律的體系。抓什麼人，怎樣處置，抓人者和下水道管理者全以革命的法律意識為依據（而它永遠是沒有錯誤的！）。
本書將不考察刑事慣犯和“普通犯”的水流，所以這裏只是提醒一句，行政、機構和法律大變革時期的普遍災難和匱乏必然造成偷竊、搶劫、暴力行為、賄賂和倒買倒賣（投機）作案數字的劇增。這類刑事犯罪對於共和國的生存雖然不是那麼危險，但也部分地遭到追究並以其囚犯的水流擴充着反革命分子的流量，但是，據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二日由列寧簽署的人民委員部法令指出，投機也有純屬政治性質的：記已有出售、為出售而收購或貯存國家壟斷食品並以此為營生的罪行的分子（農民貯存糧食就是為了出售，並且是以此為營生的，否則農民的營生該是什麼？？作者注）……處以為期不少於十年的剝奪自由，同時科以最重的強制勞動並沒收全部財產。”
從那年夏天起，本來已經負擔過重的農村年復一年地無償交出自己的收穫。這引起了農民的暴動，當然也就引起對他們的鎮壓和新的逮捕。（“人民中最勤勞的部分被剷除殆盡了。”柯羅連科一九二一年八月十日給高爾基的信。）我們知道（不知道……）一九二O年有對“西伯利亞農民協會”的審判，在二O年底，初步鎮壓了唐波夫省的農民暴動（對它沒有進行司法審判）。
但是從唐波夫農村抓人主要是發生在一九二一年六月。全唐波夫省佈滿了關押參加暴動的農民家屬的集中營。一塊塊的公地圍起了木柱，拉起了帶刺的鐵絲網。誰家的男人有參加暴動的嫌疑，就把這一家人在那裏面關押三個星期。如果三星期之內那家的男人沒有出面用腦袋來贖取自己的家屬這一家人就會遭到流放。
還要早些，在一九二一年三月，經過彼得保羅要塞的特魯別茨堡壘，把喀琅施塔得暴動的水兵，除槍決了的外，都送到了群島。
一九二一年是從全俄肅反委員會的“對資產階級加強鎮壓”的命令（一九二一年一月八日）開始的。現在國內戰爭已經結束，但鎮壓不應削弱，而應加強！這在克里米亞是怎樣一種情況，沃洛申在若干詩篇里為我們保存了下來。
一九二一年夏天，那個企圖制止俄國面臨的空前未有的飢荒的救濟饑民委員會遭到了逮捕（古斯科娃、普羅科波維奇、吉施金等）。問題是在於，這些給飯吃的手不是那些可以允許來給饑民飯吃的手。這個委員會的被饒恕了的主席，垂死的柯羅連科，把對委員會的摧毀稱作是“最壞的一種政客行為，政府的政客行為”。（一九二一年九月十四日給高爾基的信。）（柯羅連科還使我們注意到一九二一年監獄的一個重要特點“它整個浸透了傷寒病”。當時坐過牢的斯克里普尼科娃及其他人也證實這一點。）
在一九二一年，已經有了以“批評現行制度”（不是當眾而是私下談話時）為罪名逮捕大學生的作法（例如季米里亞澤夫學院E·多雅連科集團）。上述集團是由明仁斯基和雅戈達親自審訊的，由此看來，當時這類事例還是不多的。
但是也不那麼少。一九二一年莫斯科高等技術學校學生們突然地英勇罷課，怎能不以逮捕告終呢？從窮凶極惡的斯托雷平反動時期的年代以來，這個學校就有從本校教授中選舉校長的傳統。當選的是卡林尼科夫（我們還將在被告席上看到他），革命政權派了一個默默無聞的工程師來代替他。正逢緊張的考試期間。學生們拒交試卷，在校園裏舉行了群情沸騰的集會，否決了派來的校長，要求保持學校自治的制度。然後集會全體參加者步行出發去莫霍夫大街，要和莫斯科大學同學聯合開會。這倒是個謎：當局怎麼辦呢？是個謎，但不是對於共產黨的。在沙皇時代整個高尚的報界，整個知識界都會沸騰起來：打倒政府，打倒沙皇！而現在記下演說人的名單，讓集會者散開，停止考試，在暑假期間把所有要抓的人分別在不同地點一個一個地抓進去。其他的人也因此而沒有拿到工程師文憑。
也是在一九二一年，逮捕異黨分子的範圍擴大了，並進入了常軌。俄國的一切政黨，其實，除了勝利的政黨外，都已被搞掉了（啊，不要給別人挖坑！）。而要使政黨的解體成為不可逆轉，還必須使這些政黨的成員，使這些政黨成員的身體解體。
俄羅斯國家的任何一個公民，某個時候加入過其他政黨而不是加入布爾什維克黨的，就不能逃脫自己的厄運，他是註定了的（如果沒有像邁斯基或維辛斯基那樣，來得及跨過搶險跳板投奔到共產黨人那裏）。他可以不是頭一批被逮捕，他可以活到（根據自己的危險程度）一九二二年，活到三二年，甚至活到三七年。但名單保存着，排隊的長龍在移動，名次一輪到，就把他逮捕，或者客氣地把他請來，向他提出唯一的一個問題：他從……到……是否參加過……？（有時也提一些關於他的敵對活動的問題，但第一個問題是決定一切的，幾十年後的今天我們對此已很清楚）。往後就可能有各種不同的命運。有的立即落入沙皇的著名中心監獄中的一個（幸好這些中心監獄都很好地保存下來了，而某些社會主義者甚至恰巧坐進他們當年坐過的監室，看守也是他們所熟悉的）。有的則被建議去過流放生活噢，期限不長，住上兩三年。甚至還要輕些：只得到個“減號”（即不準在某些城市居住），由自己來給自己選擇住地，但往後，就請乖乖地固定住在這個地方，並等待國家政治保衛局任意處理。
這項行動拖長了許多年，因為它的主要條件是要幹得靜悄悄地，不引人注目。’要緊的是把所有非我族類的社會主義者從莫斯科、彼得格勒、各港口城市、各工業中心，然後從一般縣城裏斷然地清除出去。這是一局規模宏大的無聲無響的“牌陣”。它的規則是我們現代人完全不能理解的，它的內容只是到了現在我們才能估量一個大概。這是由一個什麼人的有遠見的頭腦設計出來的。一個什麼人的辦事認真的手，一眨眼工夫也不錯過地，從一摞里抽出呆夠了三年的牌，輕輕地擺進另一摞。蹲過了中心監獄轉去流放（弄到更遠的地方），“減號”期滿了也去流放（但要遠離屬於“減號”的城市），已流放的一再去流放，然後再次關進（另一個）中心監獄。支配着擺牌陣者的思想的是耐心再加耐心。於是異黨分子們不吵不鬧，不哭不叫地漸漸消聲匿跡，同原先了解他們以及他們的革命活動的地方和人們失去任何聯繫一就是這樣，為消滅這些曾在學生集會上叱吒風雲、驕傲地戴過沙皇的鐐銬的人們，隱蔽而不懈地準備着條件。
（柯羅連科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給高爾基的信中寫道：“歷史有朝一日將指出，布爾什維克革命使用與沙皇政府相同的手段懲處真誠的革命家和社會黨人。”啊，如果僅僅如此那就好了！那些人都會活下來了。）
大多數老政治苦役犯都在這場“大牌陣”行動中被消滅了，因為正是社會革命黨人和無政府主義者，而不是社會民主黨人，在沙皇的法庭上得到了最嚴厲的判決，老苦役流放地的居民正是由他們組成的。
不過消滅的序列倒是公平的：在二十年代曾建議他們簽署脫黨以及放棄本黨思想的書面聲明。有的人拒絕，自然落入第一批消滅對象，簽了這種聲明的人便能多活幾年。但他們仍是在劫難逃。到時候仍免不了人頭落地。
有時候你能在報上讀到一篇小文章，叫你吃驚得頭暈目眩。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四日的《消息報》報道：希特拉上台一年以後，馬克西米利安·豪凱因為是……共產黨員（而不是尋常的什麼黨派）而遭到逮捕。他被消滅了嗎？沒有。判了兩年。過後一定是又判了新的刑期？沒有。他被釋放了。後來他悄悄地生活、建立地下組織，因而出現了這篇介紹他的無畏精神的文章。
一九二二年春天，剛剛更名為國家政治保衛局的肅清反革命與投機非常委員會決定干預宗教事務。還需要進行一次“宗教革命”一撤掉舊的領導，換上僅用一隻耳朵朝向上蒼而另一隻朝向盧賓卡的那樣的領導。新生教徒願意擔當這樣的角色，但是沒有外力的幫助，他們不可能把教會機關拿到手。為此就把吉洪總主教抓了起來，並且舉行了兩次大張旗鼓的審判，每次都有人被判槍決：在莫斯科是對總主教號召書散發者的審判；在彼得格勒是對文涅明大主教的審判，因為他阻撓將教會權力轉移給新生教徒。許多地方的省、縣大主教和主教也遭逮捕。每條落網的大魚後頭，必有成群的小魚如大司祭、僧侶和助祭之類。這些人是不見報的。凡是不向新生教徒革新派壓力宣誓效忠的人，都被關進監獄。
每天的捕獲量中，神職人員是不可缺的一部分，每一批解送索洛維茨的犯人的隊列中都閃現着他們的銀白的頭髮。
從二十年代初期開始，神智學者、神秘論者、招魂術士（帕連伯爵一夥從事扶亂活動）等人的小團體、宗教團體、別爾佳耶夫小組的哲學家也都紛紛落網。“東方天主教派”（弗拉基米爾·索洛維約夫的追隨者）和A·N·阿勒里科索娃的小集團也被順手粉碎了，全體成員都關進監獄。連普通的天主教信徒波蘭天主教教士們也不知不覺地跟着進去了。
國家政治保衛局內務人民委員部在整個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最主要的目標之一就是在這個國家裏徹底消滅宗教，然而要達到這個目標，必須採用把東正教信徒本身大批地關押起來的辦法。對男女僧眾的取締、關押和放逐進行得十分緊張，先前的俄國生活就是被這些人搞成一團漆黑的。教會的活動分子們也被抓起來判刑。範圍越來越大到後來連普通信教的俗人、老年人、特別是婦人也被包括進去。婦女們的信仰尤其頑固，在流放地和勞改營里人們許多年內還把這類婦女稱做尼姑。
誠然，當時認為，抓他們和審他們並不是為了他們的信仰本身，而是因為他們公然說出自己的信仰以及用這種精神來教育子女。正如丹尼啞·霍德凱維奇所寫的：
“你可以自由地祈禱，
但是……只能讓上帝獨自聽到。”（因為這首詩她得到了十年刑期）一個相信自己握有精神真理的人，必須把它隱瞞起來，不使……自己的子女知道！！對子女進行宗教教育在二十年代開始按刑法典第五十八條10項，即反革命宣傳論罪！誠然，在法庭上還會給你一個宣佈脫離宗教的機會。這種情形不常見，但是有過：一個家庭，父親脫離了宗教，留下來撫養子女，而母親卻上了索洛維茨（在這幾十年中間，婦女在信仰上表現出了極大的堅忍性）。所有宗教犯的刑期一概是十年當時的最高刑期。
（與此同時，特別在一九二七年，為迎接純潔的社會的到來而對各大城市進行凈化時，妓女們也同“尼姑們”混在一起被送到索洛維茨。對孽海之花們的懲戒，刑律輕，刑期只有三年。押送途中、遞解站以及索洛維茨本身的環境都不能妨礙她們繼續以其風流職業在長官們身上、在押解隊士兵身上掙錢。三年一過，她們拎着沉甸甸的箱子回到出發的地點。而宗教犯們卻永遠斷絕了重返家園與子女團聚的前途。）
在二十年代早期就已經出現了純民族的水流對各自的邊疆區說來，尤其是用俄國的尺度來衡量，暫時還不算大：阿塞拜疆的平等黨黨員、亞美尼亞的達什納克黨人、格魯吉亞的孟什維克和反抗在中亞細亞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土庫曼巴斯馬赤（中亞境內的工農兵代表蘇維埃裏面俄國人占的比重極大，被人說成是俄國人的政權）。猶太復國主義的“蓋哈魯茨協會”，因為趕不上風靡一時的國際主義的浪頭，全體成員都在一九二六年被關進了牢獄。
關於二十年代，後來的許多人心裏形成了一個固定的概念，認為那是一個毫無拘束的自由放任的時代。在這本書里我們會遇到一些人，他們對二十年代的體會是另一樣的。在那時候，大學生們還是一些無黨派人士，他們力爭“高校自治”、集會權、反對用政治常識充斥教學大綱。得到的回答就是逮捕。每逢節日（例如一九二四年五一前夕）就大抓一次。一九二五年列寧格勒大學生（約一百來人）因為閱讀《社會主義通報廣，鑽研普列漢諾夫著作，被判了三年的政治隔離（普列漢諾夫本人青年時代在喀山大教堂旁邊做過的那次反政府演說，付出的代價要便宜得多）。一九二五年已經開始把第一批（年輕的）托洛茨基分子投入監獄（兩名天真的紅軍戰士記起了俄國的傳統，着手為被捕的托洛茨基分子募款也得到了政治隔離）。
不消說，剝削階級也沒有逃脫打擊。對尚存的舊軍官的耗磨工作，在整個二十年代持續不斷地進行着。其中有白軍軍官（在國內戰爭時期沒有犯該槍斃的罪行的）；有在兩邊都打過仗的白軍一紅軍軍官，有僅在紅軍中服務過一段時間或者中途有間斷而無證明材料的前沙皇軍官。說“耗磨”是因為對他們不是一下子判給刑期了事，他們要經過（也是一種牌陣！）無窮無盡的審查，工作受限制，居住地受限制，抓進去，放出來，又抓進去只是經過了這些步驟他們才一去不返地被送進勞改營。
然而，把軍官們送往群島，問題的解決並沒有告終，而只是開始：因為軍官們的母親、妻子和兒女都在外面。運用絕對正確的社會分析方法，很容易預見到這些人在一家之主被捕後有什麼樣的情緒。這就等於是他們自己逼着當局把他們也關起來。於是，又多冒出了一股水流。
在二十年代，對參加國內戰爭的哥薩克宣佈了大赦。許多人從利姆諾斯島返回了庫班，得到了土地。後來他們都被關進了監牢。
所有以前的國家官吏都躲了起來，也必須加以搜捕。他們巧妙地偽裝自己，他們利用當時在共和國里既沒有身份證制度，又沒有統一的勞動手冊，混進了蘇維埃機關。偶爾的失言、偶然被認出、鄰居的告密……不，不是告密，而是戰爭情報，全都幫助了對他們的揭發。（有時純屬偶然的機遇。有一個叫做莫瓦的人，出於對秩序的單純的愛好，在家裏保存了一份過去的司法官員名單。一九二五年偶然在他那裏發現了這份東西統統被抓，統統被槍斃。）
這樣，“因隱瞞社會出身”、因“原社會地位”的水流便一股一股地流起來了。這類罪名可以做很廣泛的解釋。在被抓之列的有作為社會階層的貴族，有他們的家屬。最後還不甚瞭然地抓過所謂個人貴族，其實就是以前的大學畢業生。一旦抓了，便是有來無回，潑水難收。革命的哨兵是不會有錯的。
（不然，回來的路畢竟還是存在的！這是一些細弱的迴流但它們有時能夠穿透石壁。這裏我們略談一下其中第一股。貴族和軍官的妻女中不乏人品出眾、姿色動人的女子。她們之中的一些人得以作為一股小小的對流返回地面。這些人記得，生命只有一次，最可貴的莫過於我們的生命。他們自薦於肅反委員會一國家政治保衛局，願意充當情報員、工作人員或隨便什麼人，被看中者便被接納。這些人是情報員當中最有成效的分子！她們給國家政治保衛局幫了大忙，因為“過去的人們”很相信她們。這類人中有最後一位公爵夫人維亞塞姆斯卡啞，她是革命后最著名的“眼線”［她的公子在索洛維茨也是一名“眼線”〕；有康考爾吉婭·尼古拉耶夫娜·約塞一看來是一位具有非凡素質的女人：她的丈夫，一個軍官，當著她的面被槍殺，她自己也被遣送到索洛維茨，但是她竟能獲准返回原籍，並在盧賓卡附近開設了一間理髮廳，這座大樓里的大頭兒們都成了她的常客。只是在一九三七年她才跟她的雅果達顧客們一起再度被關進監獄。）
說來可笑，但由於荒唐的傳統，從舊俄保存下來了一個政治紅十字會。它有三個分會：莫斯科分會（E·彼什科娃一維納魏爾），哈爾科夫分會（桑多米爾斯卡婭）和彼得格勒分會。莫斯科分會很守規矩一因而在一九三七年前沒有被取締。彼得格勒分會（老民粹派舍夫佐夫、瘸子加特曼、科切羅夫斯基）則表現得頗為討厭和狂妄，立卷進政治事件，尋求施呂瑟爾堡要塞老囚犯們（諾沃魯斯基，亞歷山大·烏里揚諾夫的同案人）的支持，不僅幫助社會主義者，而且還接濟反革命分子。它於一九二六年被查封，它的活動家們被流放。
歲月在流逝，過去的事情不再重溫便會在記憶中銷蝕。我們今天看那朦朧遠方的一九二七年，覺得它是新經濟政策還沒有被砍掉手足以前的一個無憂無慮豐衣足食的年頭。而實際上它是很緊張的一年，時常被報紙上的爆炸性新聞引起震蕩的一年。當時在我國產生的感覺和製造的印象是我們正處在世界革命戰爭的前夜。蘇聯駐華沙政治代表的遇害佔據了六月份報紙的大量版面，馬雅可夫斯基為此寫了四首驚雷般的詩作。
但事不湊巧：波蘭道了歉，暗殺沃伊柯夫的唯一的兇手在當地被捕獲詩人號召如何執行和對誰執行呢：
“用團結，
用建設，
用自製
和懲治，
把放出來的一群惡狗
擰下脖子！”
懲治難呢？擰下誰的脖子呢？於是就開始了“沃伊柯夫招生”。向來如此，在發生任何騷動和緊張情況時，就把“過去的人們關起來，把無政府義者、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關起來，而且不需什麼特別理由還把知識分子關起來。實際也是這樣在城市裏該把誰關起來呢？總不能是工人階級吧！“近立憲民主黨”知識界從一九一九年起就已經給折騰夠了。那麼是否到了動動那些貌似進步的知識界的時候了呢？對大學生必須進行清理。這時馬雅可夫斯基又得心應手了：
“日日月月
要想着
共青團！
自己的
隊伍
瞧得銳利些。
是否全部
共青團員
真正是團員
或者
只是
假裝成共青團員？”
方便的世界觀也就產生方便的法律術語：社會預防。它施行了，它被接受了，它立即為大家所理解（不久以後，白波運河建設工程的一個長官拉扎爾·柯甘就會說：“我相信，你本人是完全無辜的。但你是有教養的人，應當理解，這是在實行廣泛的社會預防！”）真的，這些不可靠的同路人，整個這堆知識分子破爛貨，如果不是在世界革命戰爭前夕把他們關起來，那什麼時候關起來呢？大戰一開始就晚了。
於是，在莫斯科就一個街區接一個街區進行有計劃的掏挖。到處都有什麼人應當抓起來。口號是：“我們要一拳頭砸在桌子上，叫全世界都嚇得發抖！”“烏鴉車”、小汽車、有篷卡車、敞篷馬車甚至在大白天都紛紛向盧賓卡、向布蒂爾卡奔駛。大門口發生堵塞，院子裏發生堵塞。對於抓來的人連卸車和登記都忙不過來（這種情況也出現在其他城市裏。在頓河羅斯托夫，三十三號大樓的地下室里，這些日子連地上都已經擠滿了人，新抓去的包依科好不容易才找到坐下來的地方）。
這條水流中的一個典型例子：幾十個年輕人時常聚在一起舉行事先沒有得到國家政治保衛局許可的音樂晚會。他們聽音樂，然後喝茶。茶錢是他們隨意出點零錢湊的份子。完全清楚，音樂是為掩護他們的反革命情緒，湊錢也根本不是為了喝茶，而是用以幫助正瀕於滅亡的世界資產階級。於是把他們全體逮捕，分別判了三年到十年（安娜·斯科里普尼科娃五年），而不認罪的首惡分子（伊萬·尼古拉耶維奇·瓦倫佐夫以及其他一些人）槍斃！
再一個例子。在同一年，流亡國外的高等法政學校學生在巴黎某地集會慶祝傳統的“普希金”高等法政學校紀念日。此事登在報上。顯然，這是受了致命傷的帝國主義耍的花招。於是，所有留在蘇聯的前高等法政學校學生都被逮捕，與此一起，還把“前法學院畢業生”（另一所這樣的特權階層子弟學校）也抓了起來。
“沃伊柯夫招生”的規模暫時還受着北方特種營的容量的限制。但是古拉格群島已經開始了它的惡性的生存，而且很快就會把它的癌細胞擴散到國家的全身。
嘗到了新的味道，新的食慾也就產生。摧毀技術知識界的時刻早就到來了，這些人過分地以為自己不可替代，並且不慣於迅速領會上級的意志。
這就是說，對於工程師們對於資本主義！日主子的這些僕從們，我們歷來就沒有相信過，我們從革命初年起，就把他們置於工人的正當的不信任和監督之下。然而，在恢復時期，我們還是容許他們在我們的工業中工作，而把階級打擊的全部力量指向其他的知識分子。但是，我們的經濟領導（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和國家計劃委員會）越成熟，計劃的數量越增多而這些計劃是經常互相衝突和打架的舊工程界的暗害本質、它的假心假意、狡猾和叛賣行徑，就顯得越清楚。革命的哨兵更加銳利地眯縫起眼睛只要他把眯縫着的眼光射向哪裏，哪裏就立即發現暗害行為的巢穴。
從一九二七年起，這項保健工作就開足馬力進行，並且立即有真憑實據地向無產階級揭示了我們經濟上失利和短缺的全部原因。交通人民委員部（鐵路）有暗害行為（怪不得難以坐上火車，怪不得運輸經常中斷）。莫斯科國營電站聯合公司有暗害行為（斷電）。石油工業有暗害行為（買不到煤油）。紡織工業有暗害行為（工人穿不上衣服）。煤炭工業有大規模暗害行為（所以我們挨凍！）。金屬工業、軍事工業、機械製造工業、造船工業、化學工業、礦山開採工業、黃金白金冶鍊工業、水利事業到處都是暗害行為的膿瘡爛皰！四面八方都是帶着計算尺的敵人！國家政治保衛局為了揪出和抓捕暗害分子忙得喘不過氣來。在各首府和各省都有國家政治保衛局的委員會和無產階級法院在進行工作，翻騰這堆粘糊糊的股東西，勞動者每天從報紙上驚異不止地獲知（有的並沒有獲知）他們的新的卑鄙勾當。他們知道了帕爾欽斯基、馮-梅克、維里奇科，還有多少無名之輩呀。每個部門、每個工廠和手工業合作社都應當在本單位找尋暗害行為，而剛一開始馬上就找到了（靠國家政治保衛局的幫助）。某個革命前畢業的工程師如果還沒有成為被揭穿的暗害分子，那一定可以懷疑他是這種暗害分子。
這些老工程師是怎樣一些詭計多端的壞蛋啊，他們多麼善於用各種方法窮凶極惡地進行暗害啊！尼古拉·卡爾洛維奇·馮一梅克在交通人民委員部里假裝成很忠於新經濟的建設，能夠長時間興緻勃勃地談論社會主義建設的經濟問題，並且喜歡提出建議。他的一項最有害的建議就是：增加貨運列車長度，不要害怕重載。在國家政治保衛局的幫助下，馮-梅克被揭穿了（並被槍決）：他想使線路、車輪和機車損耗，讓共和國遇外國武裝干涉時沒有鐵路使用！過了短短的時間，新的交通人民委員卡岡諾維奇下令使用重載列車，甚至兩倍、三倍超載的列車（因為這項發明，他和其他領導人獲得了列寧勳章），這時，壞心腸的工程師們就以極限論者的姿態出現他們大叫大嚷，說這太過分了，說這將毀滅性地損耗機車車輛，於是他們就因不信任社會主義交通運輸的優越性而公正地遭到了槍決。
這些極限論者挨了好幾年打，他們在各部門搖晃着自己的計算公式，並且不想理解人的幹勁能幫助橋樑和機床提高強度（這是整個人民心理大翻個的年代；那種“要快就不會好”的瞻前顧後的民間智慧受到嘲笑，那則“欲速則不達”的古老諺語被顛倒過來）。對老工程師們的逮捕有時延緩，只是因為接班人還沒有準備好。尼古拉·伊萬諾維奇·拉德仁斯基是伊熱夫斯克軍事工廠的總工程師，起初因“極限論”、因“對備用強度的迷信”，由於這種迷信，他認為奧爾忠尼啟則簽署的擴建工廠的投資金額不夠用（據說，奧爾忠尼啟則同舊工程師們是這樣談話的：他在寫字桌的右邊放上一支手槍，左邊還有一支。）而遭到逮捕。但後來改為對他實行監外管制，並命令他在原單位工作（業務沒有他就要垮台）。他漸漸把工作搞上軌道。但資金原來不夠，現在依然不夠於是這時又以“資金使用不當”為名重新把他投入監獄：資金之所以不夠，是因為總工程師對資金處理不當！拉德仁斯基在戊木場好歹拖了一年就死掉了。
這樣，在幾年內，加林一米哈伊洛夫斯基和扎米亞金慣於描寫的主角曾為我國增光的老一輩俄羅斯工程界的脊樑就被砸斷了。
不言而喻，在這股水流中，象在任何水流中一樣，也會捎進其他一些人，與受害者親近和有牽連的一些人，例如還有……我根本不想琺污哨兵的晶瑩光澤的古銅色面孔，但不得不如此……還有未收買成的情報員。我請讀者永遠記住這股完全秘密的、一點也不公開顯露出來的水流特別是革命后最初十年：當時人們往往很高傲，許多人還不認為道德是相對的、只具有狹隘的階級含意的東西，還敢於拒絕請他們效勞的建議，因之他們全都遭到了無情的懲罰。有一次，要求一個年輕女人馬格達林娜·艾朱波娃監視工程界人士。她不僅拒絕了，並且還告訴了自己的監護人（他正是應當監視的對象）；然而這個人很快就被抓了起來，並在偵查中招認了一切。懷孕的艾朱波娃“因泄露業務上的機密”被捕，並被判處槍決（然而，她只服了數種刑期加起來共為二十五年的徒刑）。這些年內（一九二七），在另一類人哈爾科夫的顯要共產黨人中間，也有一件這樣的事，納傑日達·維塔里耶芙娜·蘇羅維茨拒絕對烏克蘭政府成員進行監視和告密為此，她被抓進國家政治保衛局，並且只是在過了四分之一世紀以後，才半死不活地在科雷馬河上掙扎鑽了出來。關於沒有浮出來的那些人我們就不知道了。
（在三十年代，這股桀驁不馴者的水流已化為烏有：既然要求提供情報，那就應當提供往哪裏躲呢？“胳膊擰不過大腿。”“不是我還有別人。”“與其讓別人壞人去當‘密工’，不如我這好人來充當。”這時人們爭先恐後自告奮勇去充當“密工”：又有利，又顯得英勇。）
一九二八年，在莫斯科審理了轟動一時的沙赫特案件這次審判因賦予它的公開性，因受審人（暫時還不是全部）令人驚愕的供認和痛心悔恨而轟動。過了兩年，在一九三O年九月，對飢荒製造者食品工業中的四十八名暗害分子（他們！他們！就是他們！）進行了大叫大嚷的審判。一九三O年底，進行了更加轟動的並且已經排練得無懈可擊的工業黨案件審判：這裏，全體受審人已無一例外地把各種荒唐的卑鄙勾當都攬在自己身上於是，在勞動者的眼前，象揭開了蓋布的大石像，呈現出一個巨大而巧妙的編結物，它把迄今被揭露的各個單獨的暗害行為編成一個同米留科夫、里亞布申斯基、迪特丁和彭加勒連在一起的魔鬼結子。
一着手考察我們的審判實踐，我們便已經懂得，大家看得見的審判這只是田鼠在洞外堆的土堆，而全部主要的挖掘工作是在表層下進行的。提審的只是一小部分在押人犯，只是那些同意反常地詆毀自己並誣陷別人以期得到寬恕的人。對於有勇氣和理智駁回偵查員的胡說八道的大多數工程師不聲不響地進行審判，但這些不認罪的人得到的照樣也是國家政治保衛局委員會準備好的那十年。
水流在地下流着，順着管道流着，排定地面上的繁茂生活的廢水。
正是從這個時候起，採取了一個走向全民參與下水道工程、全民對它分擔責任的步驟：那些還沒有掉進下水道口的人，那些還沒有被管道輸送去群島的人他們應當在上面舉着旗幟遊行，頌揚審判，並為壞人得到司法制裁而高興（這是遠見卓識！一幾十年後，歷史將會清醒過來但偵查員、審判員和檢察長們卻不會比你我之輩普通公民們更有罪！我們之所以能長滿一頭體面的白髮活到今日，正因為我們當初體面地投了贊成票）。
如果不算列寧、托洛茨基一九二二年審判社會革命黨的那次實驗，那麼這樣的嘗試可以說是斯大林搞“飢荒製造者”審判時開的頭。當大家都在富饒的俄羅斯土地上挨餓的時候，當大家都在東張西望詫異我們的糧食被藏到哪裏去了的時候，這種嘗試怎會不成功？於是，在各工廠和機關，工人和職員們趕在判決前面，憤怒地表決贊成把那些落入法網的壞蛋處死。對“工業黨”就更不用說了那是普遍的群眾大會，那是遊行示威（捎帶上中小學生），那是法庭玻璃窗外幾百萬人的整齊步伐和吼叫：“處死！處死！處死！”
在我國歷史的這個轉折點上，也曾發出過一些孤孤單單的抗議或保留之聲在那個合唱和吼叫聲中說出一個“不”字是要有許多勇氣的與今天的輕易不可同日而語！（就是今天敢於表示反對者也不很多）。而且，凡是我們所知道的這都是那些腰桿最不硬、最脆弱的知識分子發出的聲音。在列寧格勒工學院的會議上，德米特里·阿波里納利耶維奇·羅然斯基教授棄了權（看來他是根本反對死刑的。要知道，殺頭，用科學的語言來說，是一個不可逆轉的過程）馬上就被關進監獄！大學生狄馬·奧利茨基棄了權，也馬上被關進監獄！於是，這些抗議之聲剛一開始就沉寂下去了。
就我們所知，白鬍子的工人階級是贊同這些死刑的。就我們所知，從火熱的共青團員到黨的領袖，到傳奇般的集團軍司令整個先鋒隊都一致贊同這些死刑。著名的革命家、理論家和有遠見卓識的人在自己的不光彩滅亡前的七年內，都曾向這種群眾吼聲表示歡迎，而不曾想到，他們的時刻已迫在眉睫，他們的名字很快也將在這吼聲中遭到唾罵“魔鬼”，“敗類”。
對於工程師們來說，打擊恰好到此結束了。在一九三一年初，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說出了建設的“六個條件”，我們的君主作為第五個條件指出：從打擊舊技術知識界的政策轉到使用和關心它的政策。
關心它！我們正義的憤怒消散到哪裏去了？所有我們的威嚴的指控扔到哪裏去了？這時正在進行着對瓷器工業中暗害分子的審判（他們在這個行業里也幹了許多壞事！）而且全體被告都異口同聲地痛罵自己並招認了一切突然間照樣異口同聲大聲叫道：我們沒有罪！！於是就把他們釋放了！
（在這一年甚至形成了一條小迴流：讓一批已經被審判或偵查折磨得瀕死的工程師們活着出來了。德·阿·羅然斯基就是這樣回來了。是不是應當說，他頂住了同斯大林的角斗？是不是應當說，具有公民勇氣的人們是不會為寫作這一章或這本書提供根據的？）
在一九三一年三月對“孟什維克聯盟局”、對格羅曼-蘇哈諾夫-雅庫博維奇的公開審判中，斯大林在早就被打翻在地的孟什維克身上又踩了幾蹄子。（格羅曼更像是立憲民主黨，雅庫博維奇是布爾什維克，而吉梅爾-蘇哈諾夫則是二月革命的理論家。一九一九年十月十日布爾什維克中央就是在彼得格勒卡爾波夫卡河濱路他的住宅里開會並通過了武裝起義的決議。）忽然間他又猶豫起來。
白海邊上的人這樣說潮水“水猶豫起來了”：這是潮水快要低落時的情形。啊，把斯大林的渾濁的心靈與白海之水相比是不行的。是啊，也許他絲毫也沒有猶豫過。也許從來也沒有低落過。但在這一年還發生了一個奇迹。緊接着對“工業黨”的審判，準備在一九三一年對“勞動農民黨”一支似乎（從來也沒有！）存在過的由農村知識分子、消費合作社和農業合作社活動家以及發達的上層農民組成的、準備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巨大的地下組織力量，進行大規模的審判。在“工業黨”的審判中已經提到“勞農黨”，當做一共查獲的、情況已弄得很清楚的組織。國家政治保衛局的偵查機關不間斷地進行了工作：已經有幾千名被告招認是勞農黨員，並供認了自己的犯罪目的。預計總共會有二十萬“黨員”。算作黨的首腦的，有經濟學家一土地問題專家亞歷山大·瓦西里耶維奇·恰揚諾夫、未來的總理N·風·康德拉季耶夫、刀·H·尤羅夫斯基、馬卡羅夫、季米里亞澤夫學院教授阿列克謝·多亞連科（未來的“農業部長”）。
也許把後來四十年間擔任過這個職務的人拿來審判將會更好些。這就是人的命運！多亞連科是原則上從來不問政治的！當他的女兒把一些似乎持有社會革命黨人觀點的大學生帶到家裏來的時候，他把他們都趕了出去。可是斯大林忽然在一夜間改變了主意為什麼？我們也許永遠也不會得知。他想洗刷洗刷骯髒的靈魂？那太早。是幽默感露了頭？感到太單調了，太乏味了？可是誰也不敢發出這樣的指責，說斯大林具有幽默感！我看多半是這個原因：他估量了一下，整個農村就這樣也很快將因飢荒而死光，何止是二十萬，那幹嗎還去花費勞力。於是，整個勞農黨的案件撤銷了。要求所有“低頭認罪的人”否認已經作出的供認（他們的高興是可以想像到的！），代之把小小的康德拉季耶夫-恰揚諾夫集團拉出來審判一番了事。（在一九四一年，受盡折磨的瓦維洛夫被控說，勞農黨是存在過的，並且他，瓦維洛夫正是暗中領導了這個黨。）
事件擠成一團，年代擠成一團我們怎麼也無法次序分明地說出發生過的一切（而國家政治保衛局卻對付得很好！而國家政治保衛局卻什麼也沒有遺漏）。但我們將始終記住：
教徒們不斷地自然而然地被關進監獄，（這方面有一些日期和高峰浮到了表面，一是列寧格勒一九二九年聖誕節前夕的“反宗教鬥爭夜”，那一次抓了許多宗教知識分子，而且不是在黎明前動手的，不像是聖誕節的神話。一是一九三二年二月在該市一下封閉了許多教堂，同時對宗教界進行了密密麻麻的逮捕。再還有什麼日期和地點，誰也沒有傳下來讓我們知道）；
也不放過打擊各種教派，甚至是同情共產主義的（例如在一九二九年，把索契和霍斯塔之間的公社的全體社員都統統關了起來。他們一切都是按共產主義原則行事，生產也好，分配也好，而且一切都做得那麼誠實，國家一百年也達不到那個水平，但是，可惜，他們太有文化了，宗教文獻讀得太多了，並且他們的哲學不是無神論，而是洗禮教派、托爾斯泰主義和瑜伽論的混合物。因此，這樣的公社是犯罪的，它不可能造福人民）。在二十年代，相當大的一群托爾斯泰主義者被流放到阿爾泰的山前地帶，在那裏，他們與洗禮派教徒一起創建了公社村。當開始建設庫茲涅茨聯合企業的時候，他們向它供給了農產品。後來開始抓人起初是教師（不按國家規定的教學大綱進行教學），孩子們叫嚷着跟在汽車後面跑，然後是村社的領導人。
社會主義者的大牌陣不斷地、自然而然地擺來擺去；
在一九二九年，把未被及時逐出國境的歷史學家（普拉托諾夫、塔爾列、柳巴夫斯基、戈季耶、利哈喬夫、伊茲梅洛夫）、傑出的文學理論家M·M·巴赫金投入監獄；
會兒從這個邊區，一會兒從那個邊區，冒出一股股民族的水流。
亞庫梯人在一九二八年暴動后被關進監獄。布里亞特蒙古人在一九二九年暴動后被關進監獄（據說槍殺了將近三萬五千人，我們未能核實）。哈薩克人在布瓊尼的騎兵於一九三三一年進行英勇鎮壓后被關進監獄。在一九三O年初審判了烏克蘭解放同盟（葉弗列莫夫教授、切霍夫斯基、尼科夫斯基等），如果你知道我們公開宣佈的東西和秘密的東西之間的比例那麼還有多少人在他們的背後呢？暗中逮捕的有多少呢？……
輪到執政黨黨員蹲監獄的時刻正在臨近，緩慢地，但是正在臨近。暫時（一九二七二九年）這是“工人反對派”或者是那些選擇了不成功的首領的托洛茨基分子。他們暫時是幾百人，很快將是成千上萬的人。但是只要開了頭就好辦！正如托洛茨基分子曾無動於衷地看着異黨成員進監獄一樣，現在其他黨員也贊同地瞧着把托洛茨基分子關進去。接着就出現了一股莫須有的“右傾”反對派水流。一張大口從尾巴開始一節一節地咬嚼，最後就要嚼到自己的頭上來了。
從一九二八年起，同資產階級餘孽耐普曼算帳的時間來到了。往往是要他們交付越來越大的力不勝任的稅款，一旦他們拒絕交付，馬上就把他們以破產為理由關起來，並沒收財產（對於小手工業者理髮師、裁縫，還有那些修理煤油爐子的，只是取消營業執照）。
耐普曼水流的開導有其經濟利益。國家需要財產，需要黃金，可是連一個科雷馬都還沒有呢。從一九二九年起開始發作著名的黃金熱，只是發熱的不是那些找尋黃金的人，而是那些被搜刮黃金的人。新的“黃金”水流的特點是，國家政治保衛局對於這些家兔們，說實話，並不指控犯有什麼罪行，並且不一定把他們送到古拉格之邦去，而只要按強者的權力取走他們的黃金。因此，監獄擠得滿滿的，偵查員們疲憊不堪，而遞解站、宿泊站、勞改營得到的補充卻少得不成比例。
在“黃金”水流中關起來的是些什麼人呢？所有在十五年前經營過“實業”、做過買賣、靠手藝掙過錢因而照國家政治保衛局的想法可能會保存下黃金的人。但恰好他們往往是沒有黃金的：他們有過動產、不動產，所有這些，在革命中都失掉了，被沒收了，什麼也沒有留下來。當然也抱着極大希望把技師、首飾匠、鐘錶匠關起來。根據告密可以獲知在最意料不到的手中擁有黃金的消息：一個百分之百的“機床工人”不知從哪裏得到並保存着六十個尼古拉皇帝五盧布金幣；著名的西伯利亞游擊隊員穆拉維約夫來到了敖德薩，隨身帶來了一口袋金子；彼得堡的韃靼馬車夫人人都藏有金子。黃金告密的暗影落在誰的身上，他就不能用任何理由無論是無產階級的本質也好，革命的功勞也好，來進行辯護。他們全都被抓起來，塞進國家保衛局的牢房，每間屋子裏關的人數之多以前簡直難以想像那更好，他們會更快地交出來！甚至搞到了令人難堪的地步，男男女女都關在一起，彼此當著面上馬桶誰管這些小事，交出金子來，壞蛋！偵查員們不作筆錄，因為誰也木需要這種文書。以後是否能判得上刑，這也很少有人關心，重要的只是：交出金子來，壞蛋！國家需要黃金，你要它幹嗎？偵查員嗓子已經喊啞了，進行威脅和拷打的力氣也不夠了，但是有一個通用的手法：光給囚犯吃咸東西，不給水喝。誰交出金子就給誰水喝！一塊金幣換一杯凈水！
人為金屬而死亡……
這股水流有別於以前各股和以後各股水流之點是，即使不是這股水流的一半，至少一部分，自己的命運就跳動在自己的手中。如果你真的沒有金子，你就毫無出路，你將挨打、挨燒、受刑訊，
用鞭子活活抽死。也許到了真的相信你沒有金子的時候終於住手。但如果你有金子，那就由你自己來確定用刑的程度、能忍受的程度和自己未來的命運。然而，這在心理上並不輕鬆些，而是要更沉重些，因為一經失着，你將永遠對不起自己。當然，已經熟知這個機關習性的人，會讓步交出來，這樣會輕鬆些。但也不能過分輕易就交出去：他們不會相信你已完全交出，還會把你扣留下來。但交得太遲也不行，那會把小命丟掉的，或者他們會惱羞成怒給你判卜幾年、一個韃靼馬車夫撐住了百般拷打：沒有金子！那時就把他的老婆也關了進來，折磨她，韃靼人還是老一套：沒有金子。又把女兒關進來韃靼人撐不住了，交出了一萬盧布。於是把家屬放了，本人則被安上了個刑期描寫強盜綁票的最粗俗的偵探小說和歌劇，卻在一個大國範圍內認認真真地變成了現實。
三十年代伊始，實行了身份證制度，也給勞改營提供了相當大的補充。當初彼得一世為了簡化國民結構剷平了夾在各等級之間的溝溝坎坎，現在我們的社會主義身份證制度也發揮同樣的作用：它掃清了夾縫中的蟲豸，它打中了那一部分狡猾的、沒有住所的、沒有所屬單位的居民。而且人們起初使用身份證時也常有違犯規定的情形於是沒有報戶口的和沒有註銷戶口的都被耙進了群島，哪怕只呆一年。
各股水流就這樣泛着泡沫，嘩嘩地流淌着但是在一九二九三0年，一條衝決一切的巨流滾滾而來，這就是數以百萬計的被掃地出門的富農。它的流量過於巨大，儘管我們的偵查監獄十分發達，恐怕也是容納不下的（況且已被“黃金”水流填滿了）。但是它繞過了偵查監獄，直接奔向遞解站，進入押解路途，進入古拉格的國土。這條水流（這個大洋！）一度的膨脹，突破了甚至大國的監獄司法系統所能承受的極限。它在俄國的全部歷史上無與倫比。這是國民大遷徙，這是民族的浩劫。但國家政治保衛局古拉格的渠道研製得這樣巧妙，如果不是震撼各個城鎮的三年奇怪的飢荒無旱災和無戰爭的飢荒，城市居民對此可能還一無所知呢！
這條水流和以前各股還有一個不同的地方，這次不必講客套，用不着先抓一家之主，然後再瞧瞧怎樣處置他的家屬。相反，這次一下手就是連窩端，必須全家一起抓，甚至特別留意不讓十四歲、十歲或六歲的子女逃掉一個：全家必須一個不剩地出發到一個地方去，一起去被消滅。（這是第一個這樣的嘗試，後來希特拉將襲用來對付猶太人，而斯大林又用來對付各個不忠實的或有嫌疑的民族。）
這條水流所包括的那些用來轉移視線的真正的富農是少得可憐的。俄語中富農這個詞兒原是指那種吝嗇的、不老實的農村倒賣商販，他們不是靠自己的勞動，而是靠別人的勞動、通過高利貸和商業居間富裕起來。這樣的人，各個地方即使在革命前也是極少的，而革命又完全使他們失去了活動的土壤。後來，一九一七年以後，富農這個詞兒也用來稱呼（在官方和宣傳文獻中，由此變成口頭習慣用語）那些一般使用僱工勞動的人，哪怕是因為他家裏人手暫時不夠。但我們不要忽略，在革命后，使用任何這樣的勞動不可能不公平地付給報酬保護僱農的有貧農委員會和村蘇維埃，誰得罪僱農試試！勞動的公平雇傭，在我國就是現在也是容許的。
但是，富農這個像抽人的鞭子似的術語的含義不可遏止地膨脹着，到一九三0年的時候，已經一般地把所有堅實的農民經濟上堅實的，勞動上堅實的，甚而不過是信念上堅實的農民，都冠以這樣的稱號。富農的外號被利用來打碎農民的堅實性。我們回想一下，就會醒悟過來：頒佈了偉大的土地法令沒有這個法令農民便不會跟布爾什維克走，十月革命便不會勝利。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了。農民從紅軍回來，紛紛奔向自己爭得的土地，從那時起總共才過了九年。忽然又分成什麼富農、貧農。這是怎麼造成的？有時是家庭人手的多寡造成的。但主要原因不是勤勞和頑強嗎？俄國在一九二八年靠吃這些農民的糧食活過來，而現在本地的敗家子和外來的城裏人都衝上去消滅這些農民。獸性一發作，失去了關於“人類”的任何觀念，失去了幾千年養成的人的悟性開始把最好的莊稼漢連同家屬一起抓起來，把他們兩手空空、一身精光地扔到荒無人煙的北方，扔進凍土帶，扔進泰加林。
這樣大規模的運動不能不引起許多併發症。也需要使鄉村擺脫掉這樣的農民，他們不過是表示不願進集體農莊，不愛過集體生活，因為這種集體生活他們沒有親眼看到過，懷疑（現在我們知道是多麼有根據）這將是二流子當領導，將是強制勞動和忍飢挨餓。還需要擺脫掉那樣一些農民（有時完全是不富裕的），他們大膽、強壯、果斷，集會上講話響亮、熱愛正義，因而受到同村人的喜愛，但他們的獨立不羈精神對集體農莊領導卻是危險的。（這種類型的農民及其命運，在C·扎雷金的中篇小說中以斯捷潘·喬索夫為代表作了不朽的描述。）此外，在每個村裡還有這樣的人，他們個人擋住了這裏的積極分子的道路。出於嫉妒、出於羨慕、出於積怨，現在是同他們算帳的最方便的機會。對於所有這些犧牲者，需要有一個新的名詞於是這個名詞就產生了。在這個名詞中已經沒有任何“社會的”、經濟的東西，但它聽起來卻相當響亮：二富農。就是說，我認為你是敵人的幫凶。這就夠了！衣服穿得最破爛的僱農也都完全可以被算作二富農！（我記得很清楚，在少年時代，這個名詞我們覺得是完全合乎邏輯的，沒有任何含混的地方。）
這樣，用兩個詞就把所有構成農村的精華、構成它的活力、它的機智和勤勞、它的反抗和良心的人都概括了進去。把他們搞走了集體化也就實現了。
但是從實現了集體化的農村中又湧出一些新的水流：
農業暗害分子水流。到處揭露出農藝師陪客分子，在這一年以前他們畢生都是誠實地工作的，而現在卻故意使俄國的田地長滿莠草（當然是根據那個現在已完全被揭穿的莫斯科研究所的指示。他們正是那些當初沒有關起來的二十萬名勞農黨員！）。一些農藝師沒有執行李森科的聰明透頂的指示（在一九三一年的這股水流中，“土豆王”洛爾赫被發配到哈薩克斯坦）。另一些人執行得準確過分了，從而暴露出這些指示的愚蠢（一九三四年，普斯科夫的農藝師們把亞麻種在雪地里準確地遵照李森科的指示。種子脹大了，發了霉，毀掉了。廣闊的田地荒了一年。李森科不能說雪是富農，或者說自己是傻瓜。他指控這些農藝師是富農，歪曲了他的工藝學。於是農藝師們便成串地登上了去西伯利亞的路程）。還有，幾乎在所有的機器拖拉機站里都發現了拖拉機修理上的暗害行為（這就是集體農莊最初幾年失利的原因！）。
歉收”水流（而“歉收”了多少，是同“估產委員會”春天提出的那個任意數字比較出來的）。
“未完成國家糧食徵購任務”水流（區委會包下的任務，集體農莊沒有完成，去坐牢吧！）。
一剃穗頭水流。夜間在田地里用手剃穗頭！完全新的農活種類和新式的收割法！這是一股不小的水流，這是好多萬農民，往往不是成年的莊稼漢和村婦，而是小夥子和大姑娘，小男孩和小姑娘，他們被大人派去搞夜間剃頭，因為對自己的白天勞動不抱能從集體農莊取得報酬的希望。對這種辛酸的、得利微薄的作業（在農奴制時代農民們還沒有落到這樣窮困的地步！），法院量以滿刑；根據一九三二年八月七日的著名法律（在囚犯的口頭語中稱為八七法），作為最危險的盜竊社會主義財產罪，判處十年。
這個“八七法”還引出了一條從第一個和第二個五年計劃工地來的、從交通運輸來的、從商業、工廠來的單獨大水流。內務人民委員部奉命查究大盜竊案。應當注意到，這條水流往往變成了一條常流水，它在戰爭年代特別滿溢，一連流了十五年（到了一九四七年，它的範圍擴大了，刑律加重了）。
我們終於也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了！一切大規模的水流現在終於要停息了！莫洛托夫同志在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七日說：“我們認為，我們的任務不在於大規模鎮壓。”啊呸，早該如此，讓夜間的膽戰心驚滾開吧！但這狗叫聲是怎麼回事呀？只聽到在喊：追呀！捉呀！
啊！原來這是從列寧格勒來的基洛夫水流開始了，那裏的緊張局勢被斷定是那麼嚴重，所以在該市的每個區執委會下面都建立了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指揮部，實行了“加速的”辦案程序（它在以前也沒有緩慢的特點），被告沒有上訴權（從前也沒有上訴過）。據認，四分之一的列寧格勒人在一九三四三五年被肅清了。這個估計讓掌握着準確數字並能提供出來的人去推翻吧。（其實這條水流不僅是列寧格勒的，它在全國各地都以慣常的，雖然是跟它不相關的形式得到了響應：從機關中開除那些還賴在那裏的神甫子女、貴族家庭出身的女職員以及那些在國外有親戚的人。）
在以上這幾條波濤澎湃的巨流中，始終隱藏一些混不息的細流，它們沒有大聲地自我宣揚，但老是在流着流着：
那是保衛同盟隊員，他們是在維也納打輸了階級戰鬥后，投奔世界無產階級祖國逃生的；
那是世界語提倡者（斯大林與希特拉在同一些年份搞掉了這些有害的人）；
那是自由哲學協會的殘渣餘孽，一些非法的哲學小組；
那是不同意先進的工作隊一實驗室教學法的教師（在一九三三年，娜塔利亞·伊萬諾芙娜·布加英科被關進羅斯托夫的國家政治保衛局，但偵查了三個月後，從決議中得知，這個方法是有毛病的。於是就把她釋放了）；
那是政治紅十字會的職員，這個紅十字會由於葉卡捷琳娜·彼什科娃的努力仍然捍衛着自己的生存權；
那是北高加索因暴動（一九三五年）被追究的山地居民；各民族在流着流着（在伏爾加運河工地上，民族語言報紙用四種文字韃靼文、突厥文、烏茲別克文和哈薩克文發行。那裏有的是讀者！）；
又是那些教徒，現在抓的是木願在禮拜天去上工的人（因為實行了五日一周制、六日一周制）；是在宗教節日怠工的集體農莊莊員，他們在個體時代習慣於在這樣的日子歇工；
始終有一些拒絕充當內務人民委員部情報員的人（這一類人里還有保守懺悔秘密的神甫機關很快就明白了，知道懺悔的內容對他們多麼有用，這是能從宗教得到的唯一好處）；
對教派分子抓的越加廣泛了；
社會主義者大牌陣老在擺來擺去。
最後，還有一次也沒有提到過的，但一直在流着的第十條一的水流，即反革命宣傳罪，即反蘇宣傳罪。第十條的水流也許是最穩定的，它從來也沒有中斷過，每當其他的巨流發生時，如在三七、四五、四九年，它的水位便特別高漲。
這條不停頓的水流確乎可以把任何人在任何預定的時刻卷進去。但為了對付知名的知識分子，在三十年代認為比較文雅的辦法是給他搞上某個丟臉的條文（如男色，或者如對普列特涅夫教授的指控說他與女病人單獨在一起的時候，咬了她的乳房。中央報紙是這樣寫的你去闢謠吧！）
說來也怪：一九二六年刑法典的一百四十八個條文當中，給予了那個無孔不入、夙夜匪懈的機關多年的全部活動以力量的，總共只有一條。但是。為了讚美這個條文，可以找到比先前屠格涅夫為俄羅斯語言或涅克拉索夫為俄羅斯母親用過的更多的修飾詞：偉大的、雄健的、豐富的、多權的、多面的、橫掃一切的五十八條啊。它把世界概括無遺了，這與其說是通過條文文字的表述，倒不如說是通過對這一條文的辯證的和最廣義的解釋。
我們當中有誰沒有親身體驗過它的囊括一切的擁抱，說真的，普天之下沒有一樣過失、念頭、作為或不作為是五十八條的手掌所不能懲治的。
用文字做這樣廣義的表述是不可能的，但對這一條做這樣廣義的解釋，事實證明是可能的。
第五十八條在法典中並不構成政治罪一章，並且任何地方也沒有寫着，它是政治罪條文。不，它與妨害管理秩序罪和武裝伙匪罪一起列入“國事罪”一章中。這樣，刑法典開宗明義就不承認在本國境內有任何人是政治犯而只承認是刑事犯。
第五十八條由十四個分條組成。
第一分條告訴我們：“凡以……削弱政權……為目的的行為（按照刑法典第六條也包括不作為），都被認為是反革命行為。
在廣義解釋下可以是：你在勞改營中因飢餓和疲憊拒絕上工就是削弱政權。引起的後果將是一槍決（戰時拒絕執行命令者槍決）。
在一九三四年，把祖國這個術語還給了我們，從這時起，第一分條裏面也就加進了若干背叛祖國的條目l一甲、1一乙、1一丙、l一丁。依照這些條目，損害蘇聯軍事威力的行為處槍決問一乙），只是在減輕情節下並僅限於平民（l一甲）一處十年徒刑。
廣義釋讀：對於當過俘虜（損害軍事威力！）的我國士兵，過去只判十年，這是人道到了違法的地步。依照斯大林的法典：他們在返回祖國后統統都是應當槍斃的。
（這裏還有一個廣義釋讀的範例：我很清楚地記得一九四六年夏天在布蒂爾卡監獄的一次會見。某個波蘭人生於列姆貝格爾，當時這個地方還屬於奧匈帝國的版圖。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他住在波蘭原籍的城市裏，後來遷移到奧地利，在那裏做事，一九四五年在當地被我方逮捕。依烏克蘭刑法典第五十四條I一甲，他因背叛祖國烏克蘭（！）得到了十年徒刑一因為列姆貝格市那時已經變成了烏克蘭的里沃夫！而這個可憐的傢伙卻不能在偵查中證明他到維也納去並不是抱着背叛烏克蘭的目的！這樣他就該死地成了叛國犯。）
叛國罪分條內涵的另一個重要的擴大是，適用它時應“援引刑法典第十九條”“援引意圖”。就是說，雖然還沒有發生任河背叛行為，但偵查員認定有背叛的意圖一這就足以判給與實際背叛罪相同的完全刑期。誠然，第十九條規定懲罰的不是意圖，而是準備，但在辯證釋讀下也可以把意圖理解為準備。而“預備行為應當與犯罪本身一樣受到懲罰（即同等的刑罰）”（刑法典）。
總的說：
我們不把意圖與犯罪本身區別開來，這正是蘇維埃法律對資產階級法律的優越性！
第二分條說的是武裝暴動，奪取中央和地方政權，包括為了強使某一部分國土脫離蘇聯的行動。對此的懲罰是直至槍決（下面每一分條都是如此）。
擴大的含義（這不能寫在條文中，但可以由革命的法律意識提示）：任何共和國實現退出蘇聯的權利的一切企圖，都在此列。須知“強使”一詞並沒有說明對誰而言。甚至如果某一共和國的全體居民都願意分立，而莫斯科卻不願這樣做，分立就將是“強使”的了。因此愛沙尼亞的、拉脫維亞的、立陶宛的、烏克蘭的和土耳其斯坦的民族主義分子一向很容易地依這一條文得到自己的十年和二十五年。
第三分條“給予同蘇聯處於戰爭狀態的外國任何方式的幫助”。
這個分條提供了對任何一個在佔領區生活過的蘇聯公民判罪的可能性，不管他是給德國軍人釘過鞋後跟，還是賣過一束小紅蘿蔔，或者是一個曾與佔領者跳過舞並度過一夜因而提高了他的士氣的女公民。並非每一個都曾依這一條文判過刑（由於在佔領區生活過的人太多），但每一個都可能被判刑。
第四分條說的是向國際資產階級提供（異想天開的）幫助。
好像會發生疑問：誰能列入這一條呢？但是，藉助於革命良心進行廣義的釋讀，輕而易舉地找到了合格的對象：所有在一九二O年以前，即在寫成這個法典前幾年出國並在四分之一世紀后（一九四四四五年）被我們的軍隊在歐洲追獲的流亡者，都按五十八條4判刑：十年或槍決。因為他們在國外如果不是幫助世界資產階級還能做什麼呢？（通過音樂結社的例子我們已經看到，在蘇聯境內也可以幫助。）所有的社會革命黨人、所有的孟什維克（這一條也正是為他們制定的）以及後來國家計委和最高經委的工程師什1也都幫助過
它。
第五分條：促使外國向蘇聯宣戰。
一項疏忽：應當把這一分條用於斯大林及一九四＊四一年在他周圍的外交和軍事人員。正是他們的盲目和喪失理智才造成了那種結果。不是他們那是誰使俄國遭到了空前未有的可恥失敗？這樣的失敗是不能同沙皇俄國在一九0四或一九一五年的失敗相比的，是俄國從十七世紀以來從來未有的。
第六分條間諜行為。
這一條釋讀得如此廣泛，如果把所有依這一條判刑的人結算一下，那就可能得出這樣的結論，即我國人民在斯大林時代既不是靠農業也不是靠工業或其他任何東西維持生活，而是靠給外國當間諜維持生活、靠特務機關的錢過日子。間諜行為這是一種十分簡便的罪名，是無知的罪犯、有學問的法學家、報棍以及社會輿論都能理解的罪名。
這一分條釋讀的廣泛性還表現。在，判刑不是直接因間諜行為，而是因：
IIIII間諜嫌疑（或者HIII未經證實的間諜行為．為這也能給你一個“整軸兒”！）甚而是因為：
CBIIIII引起（！）間諜嫌疑的聯繫。
問如，你的妻子的熟人的熟人和一個外國外交人員的妻子在同一個女裁縫（她當然是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工作人員）那裏做一3一件衣服。
這些五十八條6、IIIII和CBIIIII是一些粘性很強的條文，它們要求嚴路看守、密切監視（因為特務機關也能把觸鬚伸進勞改營和自己的寵兒接頭），並禁止免除押解。總的說，任何大寫字母條文，就是說完全不是條文，而是這種大寫字母的嚇人結合（我們在這一章里還要遇到另一些），經常帶着神秘的氣息，你永遠不明白。它們到底是五十八條的增生物呢，還是某種獨立的很危險的東西。帶着大寫字母條文的囚犯在許多勞改營里甚至比帶着五十八條的囚犯還要受到壓制。
第七分條：破壞工業、運輸、商業、貨幣流通和合作社。
在三十年代這一分條極為盛行，並在簡單明了人人能懂的暗害行為這個外號之下抓住了群眾。確實，第七分條中列舉的一切，每日每時顯而易見地遭到破壞一總該有人負罪責吧？……千百年朱，人民進行建設，進行創造，向來是誠實的，甚至給老爺幹活也是如此。從留里克時代起就沒有聽說過什麼暗害行為。可是當財產破天荒第一次歸人民所有的時候人民的幾十萬優秀子弟卻紛紛去進行暗害（條文裏並沒有使用暗害行為這個概念。但由於沒有它便不能說明，為什麼田裏長草，產量下降，機器損壞，所以辨證的嗅覺就用上了它）。
第八分條恐怖行為（不是指蘇聯刑法典負有責任“說明……道理，並使它具有法律根據”的那種恐怖行為，而是自下而來的恐怖行為）。
恐怖行為的含義非常非常廣泛；不光是在省長的轎式馬車下放置炸彈才算恐怖行為，而且，譬如說，打了自己的私敵一記耳光，如果他是黨的、共青團的、民警機關的積極分子，就已經構成恐怖行為。更不消說殺死積極分子從來也不與殺死普通人同樣量刑（順便說，公元前十八世紀的漢穆拉比王法典中就是這樣規定的）。如果丈夫殺死了妻子的情夫，那人若是非黨群眾這就算丈夫走運，他得到的是一百三十六條，是個普通犯，是社會親近分子，可以不用押解。如果情夫是黨員丈夫就成為帶着五十八條8的人民敵人。
援引那個十九條，即將犯罪意圖視同準備的條文適用第八分條，導致了概念的更加重要的擴大。不光是在啤酒店旁直接威脅積極分子“好，你等着瞧！”，而且連性子暴躁的集市村婦的一句詈罵“咳，瞎了他的眼睛！”，也被認定是TH恐怖行為的意圖，也可以當做從嚴適用本條的根據。（這聽起來有點過分誇張，像是滑稽劇但這個滑稽劇不是我們編出來的，我與這些人一起坐過牢。）
第九分條用爆炸或者放火……實施破壞或者損毀行為（必定懷有反革命目的）。簡稱為破壞。
擴大化的作法是，強加以反革命目的（偵查員對於犯罪人腦子裏想的事比他本人了解得更清楚！），工作和生產中發生的人所難免的疏忽、錯誤、失敗都不能得到原諒，都被看成是破壞。
但是，對五十八條中哪一分條的解釋，也沒有象對第十分條那樣廣而無邊，革命良心也沒有燃燒到如此程度。它的原文是：“包含號召推翻、顛覆或削弱蘇維埃政權內容的宣傳或鼓動，以及傳播或製作或收藏具有同上內容的文字材料。”這個條文的但書只規定了在和平時期的最低刑（不能低於！不輕於！），而最高刑則是沒有限制的！
一個堂堂大國對自己公民的言論竟是如此恐懼！
這個著名條文的著名廣義解釋是：“包含號召的鼓動”可以理解為朋友（或者甚至是夫妻）間的私下談話，或者私人信件；而號召則可能是個人的勸告（我們得出“可以，可能”的結論，是以當時實際發生的情況為根據的）。任何不符合或跟不上當天報紙思想熱度的思想，都是對政權的“顛覆或削弱”。要知道凡是不加強的，就早削弱I凡是不完全符合的，就是顛覆！
“誰今天不是跟我們同聲歌唱
誰就是
反對
我們！”
（馬雅可夫斯基）
單份書寫的信件、筆記、隱秘的日記，都可以理解為“製作文字材料”。
第十分條有了這樣美滿的廣義解釋，還有哪一種腦子裏出現的、嘴巴里講出來的或用手寫下來的思想是它囊括不了的？
第十一分條是個特種條文，它沒有獨立的內容，而只是給上述各分條加重分量的添秤，適用於有組織地準備犯罪或者犯罪人參加了組織的情況。
實際上這一分條廣義解釋到並不需要有任何組織。我對這一分條的精緻適用有親身體會。校一個人和另一個人秘密地交流過思想，兩個人就是組織的萌芽，就是組織！
第十二分條最觸及公民的良心：這是關於對上列任何罪行不檢舉的條文。為懲治不檢舉的深重罪孽，沒有最高刑期的限制！！
這一分條已經廣義解釋到如此無邊無際的程度，以至進一步的廣義解釋已經不需要了。知情不報等於是自己乾的！
第十三分條看來是早已解決完了的：在沙皇暗探機關供職（擔任後來的同類職務，相反卻被認為是愛國主義的英勇行為）。
有心理上的根據懷疑約·斯大林還有依五十八條這一分條的前科。有關替這種機關辦事的文件，好多都毀於一九一七年二月，好多都沒有公佈。前警察廳長B·Q·鍾科夫斯基在科雷馬快死的時候肯定地說，二月革命後頭幾天匆忙燒毀警察局的檔案，是幾個有利害關係的革命家的一致的衝動。實際上，在勝利時刻為什麼要燒毀如此有價值的敵人檔案？
第十四分條懲罰“有意識地不履行一定的義務，或者故意漫不經心地履行這種義務”的罪行不言而喻，用刑是直到槍決。這簡稱為“怠工”或“經濟反革命”。
而區別故意和非故意，只有偵查員根據自己的革命法律意識才能做到。這個分條曾適用於不交徵購糧的農民。這個分條曾適用於沒有做滿規定的勞動日的集體農莊莊員。適用於沒有完成定額的勞改犯。在戰後這個條文開始波及從勞改營逃跑的盜竊犯，就是說廣義地認為盜竊犯逃跑的動機不是恢復甜蜜的自由生活，而是顛覆勞改營制度。
這就是五十八條遮蓋了整個人類生活的一把巨扇的最後一根扇骨。
對這一偉大條文作了這個概評以後，我們往後就不會那麼大驚小怪。哪裏有法律哪裏就有犯罪。
鍛造后立即在一九二七年初試鋒芒的、在以後十年的各條水流中都浸淬過的五十八條的利劍在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法律向人民的衝鋒中開始大殺大砍。
應當說，一九三七年的行動並不是自發的，而是計劃好的，這一年的上半年，在蘇聯的許多監獄裏都進行了設備改裝從牢房裏搬走單人床，搭起緊挨的板鋪，有一層的，有兩層的。列寧格勒的大樓（內務機關辦公樓）一九三四年正好在（u夫遇害前夕竣工，這也不是偶然的。老囚犯們回憶說，似乎第一次打擊就是密集的，全國差不多都是在八月的某個夜裏動手（但是由於熟知我問的動作的遲鈍，我不太相信這個說法）。秋天，當十月革命二十周年快要到來，人們滿懷信心期待普遍大赦的時候，斯大林這個詼諧家卻在刑法典中增加了新的刑期十五年、二十年和二十五年。
關於三七年，這裏無須再重複已經大寫特寫的並且還將多次重複的東西：黨、蘇維埃管理機關、軍事指揮的上層以及國家政治保衛局、內務人民委員部本身的上層都遭到毀滅性的打擊。未必在哪個省里能保全下省委第一書記或者省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主席斯大林正在選拔更順手的人。
現在，看到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也是在最終勝利后第十七年），我們大可懷疑這裏有歷史的規律性。甚至斯大林本人，我們也開始覺得只是一種盲目的和表面的執行力量。
奧麗加·恰夫恰瓦澤講述當時梯比里斯的情形：一九二八年逮捕了市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主席、副主席、全部（十一名）局處長、他們的助手、所有主任會計、所有主任經濟專家。任命了新人。過了兩個月，又關起了：主席、副主席、全部（十一名）局處長、所有主任會計、所有主任經濟專家。留下來的是：一般會計、打字員、清潔工人、通信員……
逮捕普通黨員方面，看來有一個無論在筆錄和判決書上都不寫明的秘密動機；主要是逮捕那些一九二四年以前入黨的黨員。這在列寧格勒執行得特別堅決，因為在新反對派“綱領”上這些人都簽了名（他們怎能不簽呢？他們怎能“不信任”自己的列寧格勒省委呢？）。
請看那些年代常有的情景。區黨代表會議（在莫斯科省）正在進行。主持會的是接替不久前入獄的前休的新區委書記。在會議結束時通過致斯大林的效忠信。不用說，全體起立（在會議進行過程中每當提到他的名字時大家也都一躍而起）。在這個小禮堂里“掌聲雷動，轉變為經久不息的歡呼”。三分鐘，四分鐘，五分鐘，依然是掌聲雷動，依然是轉變為經久不息的歡呼。但是手掌已經發疼了。但是抬起的手臂已經麻木了。但是上了年紀的人已經喘不過氣來了。但是連那些真心誠意崇拜斯大林的人也已經感到這種狀況蠢不可耐了。然而，誰敢第一個停下來呢？那個站在台上剛宣讀過效忠信的區委書記本可這樣做。但他是剛上台的，他是來接替入獄的前任的，他自己也害怕呀！要知道在這裏，在會場裏，也有內務人民委員部人員站在那裏鼓掌，他們注視着誰將第一個住手……於是在這個不知名的小禮堂里，在領袖不知道的情況下，掌聲持續了六分鐘！七分鐘，八分鐘……他們完蛋了！他們活不成了！他們已經停不下來了，直到心臟破裂倒在地下！在會場後排，在人堆里，還可以稍稍耍點滑頭，拍得少些，不那麼使勁，不那麼狂熱但是在主席台上，在顯眼的地方怎麼辦呢？！本地造紙廠的廠長，一個獨立不羈的堅強的人，站在主席台上，明知道這個局面的全部虛假性，明知道大家陷入了絕境，但也在鼓着掌！九分鐘！十分鐘！他愁眉苦臉地望着區委書記，但那個人卻不敢停下來。發瘋了！大家都發瘋了！區的頭頭們懷着微弱的希望面面相覷，但臉上做出興高采烈的樣子，他們將繼續鼓掌，一直到趴下，一直到用擔架把他們抬出去！甚至到那時候，剩下來的人也不會動搖！……但造紙廠廠長在第十一分鐘上恢復平常辦事的神態，在主席團里自己的位置上坐了下來。於是啊，奇迹發生了！全場那種欲罷不能的難以形容的熱情跑到哪裏去了？大家同時在同一擊掌聲上停止了，也都坐了下來。他們得救了！松鼠猜到了該從轉輪上跳出來！……
然而，也就是這樣發現獨立不羈的分子，也就是這樣把他們摘除。造紙廠廠長於當夜被捕。完全以別的理由很容易地就給他搞上了個十年。但是，當他在第二0六頁（最後一頁偵查筆錄）上籤了名以後，偵查員要他記住：
“永遠不要第一個停止鼓掌！”
（那怎麼辦呢？那我們怎樣停下來呢？……）
這就是達爾文的物種天擇。這就是用蠢事搞疲勞戰術。
今天正在製造着新的神話。凡是反映三七年的小說，或是提到三七年的文章，必定是敘述共產黨領導幹部的悲劇。眾口采礫金，我們也不由得跟着以為三七三八監獄年被關進去的全是共產黨大人物，好像此外沒有別人。但當時抓起來的幾百萬人當中，黨和國家的大官們怎麼也超不過十分之一。甚至在列寧格勒排隊探監送牢飯的，多半也是像賣牛奶的女人那樣的普通婦女。
從間接的統計資料中必然會得出這樣的結論，並且是有見證人的證實的：那些還沒死光的住着被掃地出門的富農的“特別村”，一九三七年划入了群島範圍：或是遷入勞改營，或是就地圈為勞改區。因而，一九二九年那股大水流也匯入了一九三七年的水流，又給它增加了好幾百萬人。
被那股洪流卷進並且半死不活地送上群島的人們的成分是那麼光怪陸離，因而誰要科學地找出規律性，恐怕要傷很大的腦筋（何況這些規律性是當代人不懂的）。
那幾年抓人的真正規律是數字的給定性，分級攤派，統一分配。每一個市、區，每一個部隊都接到控制數字，並且必須如期完成。其餘的一切那就要靠行動人員的門道了。
前契卡人員亞歷山大·卡爾加諾夫回憶說，塔什干接到電報：“即送來兩百！”而他們剛剛扒拉過一遍，好像再也“無人”可抓了。儘管從區里送來了五十來個。主意有了！把民警機關抓起來的普通犯改定為五十八條！說到做到。但控制數字還依然沒有達到！民警機關報告：吉普賽人在市裏的一個廣場上無法無天地搭起了帳篷，怎麼辦？主意有了！包圍起來把十七歲到六十歲的男人統統作為五十八條扒進來！於是任務完成了！
還有這樣的情形，原來給沃舍梯的契卡人員（民警局長扎博洛夫斯基講述）攤派的任務是在全共和國共槍決五百名，他們請求增加，又批給了他們二百三十名。
這類稍稍加進一點暗語的電報是由普通電報局拍發的。在捷姆留克市，女報務員絲毫沒有疑心地轉告內務機關的總機：請於明日將二百四十箱肥皂送往克拉斯諾達爾。第二天一清早她就聽到了大逮捕和發送犯人的消息從而猜出了其中的奧秘。她把接到那封電報的事告訴了女朋友。她當即就被抓了進去。
（用“一箱肥皂”這個暗語代表“一個人”是完全偶然的？或許是因為他們熟悉肥皂的製造？……）
當然，某些局部的規律性是可以理解的。逮捕入獄的有：
我們在國外的真正間諜（這往往是一些最真誠的共產國際人員或契卡人員，許多是外貌動人的婦女。把他們召回祖國，在邊境就抓起來，然後讓他們同原先的共產國際上司，譬如說同米羅夫一科羅納，當面對質。那個上司承認自己是為某個外國特務機關工作的，因而他的下屬自動成為外國特務，而且越忠實，危害越大！）；
中東鐵路人員（所有中東鐵路的蘇聯職員，包括妻子、子女和祖母在內，原來統統是日本間諜。不過應當承認，對他們的逮捕，幾年以前就已經開始了）；
居住在遠東的朝鮮人（流放去哈薩克斯坦）一這是按血統抓人的最初嘗試；
列寧格勒的愛沙尼亞人（全當作白色愛沙尼亞的間諜，只根據姓名就抓）；
所有拉脫維亞步兵和拉脫維亞契卡人員是的，正是不久前構成契卡的骨幹和驕傲的拉脫維亞人，革命的助產士！甚至還包括資產階級拉脫維亞的共產黨人，那是一九二一年把他們從那裏交換過來的，從而為他們免除了可怕的拉脫維亞的兩年至三年的徒刑。（在列寧格勒封閉了；赫爾岑研究所拉脫維亞分所；拉脫維亞文化宮；愛沙尼亞俱樂部；拉脫維亞中等技術學校；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文報紙入
在一片喧鬧聲中大牌陣也不再擺下去了，還沒抓完的，一概扒乾淨。已經無須再遮遮掩掩，這場遊戲已經該結束了。現在從成片成片的流放地（例如烏髮和薩拉托夫）把社會主義者們收監看押，全體一道審判，像一群群牲口似地趕向群島的屠宰場。
在以前的各條水流中從來沒有忘掉知識分子，現在也沒有忘記。只要有學生告密（“學生”和“告密”這兩個詞兒的結合聽起來早已不覺得奇怪了），說他們的大學講師老是引用列寧和馬克思，而不引用斯大林，這就足以使講師不再去講下一堂課了。要是他根本不引用呢？……列寧格勒的中年一代和年輕一代東方學家都被關了起來。北方研究所的全體成員（除密工人員外）都被關了起來對中小學教員也沒有小看。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製造了以省國民教育局長彼列利為首的三十名中學教員的案件，一條嚇人的罪名是：在學校里舉行新年松樹遊藝會是為了要燒掉學校！而在工程師們（已經是蘇維埃一代的工程師，已經不是“資產階級”的了）的腦門上棍棒以鐘擺的均勻節奏打下來。由於礦層的某種擾亂兩個迎頭工作面沒有相接，礦山測量員尼古拉·密爾古利耶維奇·米科夫為此得到了五十八條7，二十年！六名地質工作者（科托維奇小組）“因有意隱瞞地下錫儲量（！就是說因未能發現這些儲量！）以備德國人到來”（告密）五十八條7，各判十年。
緊跟着主流的還有一條專流：妻子、家屬！一般是黨員高幹的妻子，有些地方（列寧格勒）是一切犯人（不管是得到了“十年無通信權利”的，還是已經死了的）的妻子。對家屬通常全都判給八年（仍然比被清算的富農輕些，並且子女仍允許留在大陸）。
受害者成堆！受害者成山！內務人民委員部向城市發動的正面進攻：C·II·馬特維耶娃在同一個浪頭裏，但因不同的“案件”，被抓走了丈夫和三個兄弟（四人中的三個永遠也不會回來了）。
一名電工技師因他的工段上斷了一根高壓線，按五十八條7，二十年。
彼爾姆工人諾維科夫被控準備爆破卡馬河的橋樑。
尤日阿科夫（也在彼爾姆）白天被捕，夜裏來抓他的妻子。向她出示了一份名單，要她簽字證明這些人都在他們家裏開過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的會（不用說，這是沒有的事）。條件是答應放她回去照看三個孩子。她簽了字，毀了所有的人，而她自己，當然，依舊留在牢裏。
娜傑日達·尤登尼奇因自己的姓氏而被捕。誠然，九個月後查明她並不是將軍的親戚，就放了她（咳，區區小事：在這期間她媽媽因着急而死去了）。
在舊魯薩市放映電影“列寧在十月”。某人注意到了一句話：“帕爾欽斯基應當知道這事！”而帕爾欽斯基是保衛冬宮的。一對不起，我們那裏有個護士叫帕爾欽斯卡啞！把她抓起來！果然抓了。原來真的是他的老婆，在丈夫被槍決后她躲到這個偏遠地區來了。
包魯什科兄弟（巴威爾、伊凡和斯捷潘）於一九三0年還是小孩子的時候從波蘭來到自己的親人這裏。現在他們成了青年，得到了IIIII（間諜嫌疑），十年。
克拉斯諾達爾市電車女司機深夜從車場步行回家，該她倒霉，在市郊從一輛陷住的卡車旁邊走過，卡車邊上有人忙碌着。它原來裝滿了屍體手和腳從防水布下露出來。她的姓名被記了下來，第二天就被捕了。偵查員問她看到了什麼？她老實承認了（達爾文的物種天擇）。反蘇宣傳，十年。
名自來水工人每當播送沒完沒了的給斯大林的致敬信時總關上自己屋裏的喇叭。（誰記得這些信呢？！日復一日，一連幾小時，千篇一律的使人發昏！想必播音員列維坦能記得牢：他抑揚頓挫、充滿感情地念過這些信。）鄰居告了密（啊，這個鄰居現今在哪裏呀？），COg（社會危險分子），八年。
一個識字不多的砌爐匠愛在空閑時間練習簽字這使他在自己心目中提高自己的身份。沒有空白的紙張，他就在報紙上簽字。他在父親和導師尊容上寫了花體字的報紙，被鄰居在共用廁所的紙簍里發現了。ACA（反蘇宣傳），十年。
斯大林及其親信們喜愛自己的肖像，用它們登滿報紙，把它們繁殖幾百萬份。但蒼蠅卻很少尊重它們的神聖性，況且，報紙不加利用也未免可惜於是就有多少不幸的人在這上面得到了刑期。
逮捕像流行病一樣逐街挨戶地蔓延。正如人們通過握手、呼息、接吻不知不覺間互相傳染流行病菌一樣，人們也是因握手、呼吸、街上相遇傳染着致使對方遭逮捕的病菌。因為，如果你明天註定要招認你糾集了一個圖謀在本市自來水中放毒的地下小組，而今天我曾在街上握過你的手那就是說我的命運也註定了。
七年前，城市瞧着怎樣痛打農村，而認為這是自然的。現在農村本來也可瞧瞧怎樣痛打城市但它過於愚昧無知，沒有這個眼力，何況自己還在繼續挨打。
土地測量員（！）沙烏寧因為……區內牲口大批倒斃（！）和收成不好（！）而得到了十五年（區裏的頭頭也因這些事全部被槍決人
區委書記來到地里督促春耕，有一個老農民間書記是否知道七年來集體農莊莊員靠勞動日沒得到一克糧食，得到的只是麥舉而且還不多。因這個問題老漢得了ACA（反蘇宣傳），十年；
一個有六個子女的農民則是另一種遭遇。為了養活這六張嘴，他干集體的活兒賣死力氣，總希望能掙到點什麼。他真箇地掙到了一顆勳章。大會授勛，首長講話。在致答辭時，這個庄稼人動了感情，便說：“哎，要是能給我一普特麵粉來頂這個勳章多好！能這麼辦嗎？”全場狼嗥似地哈哈大笑起來，而這個新的獲勛者也就帶着他的六口人去流放了。
現在是否能歸納起來說，當時關進監獄的完全是些無罪的人呢？但是我們忘了說明，罪這個概念本身早已為無產階級革命所取消，而在三十年代初則被宣佈為右傾機會主義！因而我們已經不能用有罪與無罪這些落後概念來進行投機了嚴
一九三九年的回放是機關歷史上的一個難以置信的事件，是它們歷史上的污點！不過這個迴流是不大的，約佔已經抓起來還沒有判刑、還沒有遠送和沒有死掉的總數的百分之一、二。數字不大，可是用得巧。這是從一個盧布找回的一個戈比，為了把一切推在卑鄙的葉若夫身上，鞏固新上任的貝利亞的地位，為了使領袖形象更光輝，這樣做是需要的。用這一個戈比就機巧地把整個盧布理進地里。如果這些人“弄清了問題，獲得釋放”，（甚至報紙都不打哆嗦地寫到個別受誣陷的人）那就等於說其餘被抓進去的肯定是壞蛋！而回來的人都一聲不響。他們具了甘結。他們嚇成了啞巴。群島的秘密很少人知道，也知道得很少。分工依然如故。夜間“烏鴉車”，白天遊行隊伍。
而且，就在那幾年內，根據包羅萬象的五十八條的同一些分條，這個戈比很快就收回去了。比方說有誰注意到一九四0年的一條不肯和才去斷線學系的妻子的水流？在這個和平的年份，唐波夫市“摩登”電影院爵士樂隊的全體成員被抓進監獄，因為說他們都是人民敵人，這件事就在當地現在有誰記得？有準注意到一九三九年從被佔領的捷克斯洛伐克逃出來投奔斯拉夫祖國蘇聯的三萬名捷克人呢？不能擔保其中沒有個把間諜。他們全都被送進了北方勞改步（在戰爭時期捷克兵團就是從那兒冒出來）。啊，對不起，我們木是在一九三九年向西部烏克蘭人、西部白俄羅斯人、後來在一九四0年又向波羅的海沿岸人以及摩爾達維亞人伸出了援助之手嗎？我們的手足兄弟們原來都根本沒有經過清理，於是一股一股的社會預防的水流就從那些地方湧出來了。捉拿太殷實、太有影響的人．也一併捉拿太獨立不羈、太聰明、太引人注目的人，在過去屬於波蘭的省份里，特別集中地捉拿波蘭人（正是在那個時候募集起了不幸的卡騰事件的蒙難者，為未來的西科爾斯基-安德爾斯軍隊貯存了青飼料）。到處捕捉軍官。老百姓被弄得惶惶不可終日，愈來愈沉默。他們失去了反抗運動的潛在領袖人物。大家都學會了識時務，舊關係、舊熟人都漸漸疏遠了。
芬蘭留給了我們一條沒有居民的峽地，然而，一九四0年在整個卡累利阿和列寧格勒卻對有芬蘭血統的人實行搜捕和遷移。我們沒有察覺這股小溪流：我們不是芬蘭血統。
把我方被俘人員當作叛國分子審理一這也是在對芬戰爭期間的第一次嘗試。人類歷史上的第一個嘗試！一然而真怪，我們卻沒有察覺。
排練熟了恰好戰爭也就爆發了，同時又是大規模撤退。從準備放棄給敵人的西部各共和國里，應當趕緊在幾天之內把還可以抓的人抓出來。在立陶宛，倉卒間丟下了整個部隊、團隊、高射炮營和炮兵營但卻運出了幾千家不可靠的立陶宛人（其中四千家後來在克拉斯諾雅爾斯克勞改營里交給了盜竊犯去洗劫）。從六月二十八日起，在拉脫維亞、在愛沙尼亞開始緊急逮捕。但火燒眉毛，撤退的任務更緊。忘了把布列斯特要塞之類的整個要塞撤出來，但沒有忘掉在利沃夫、羅夫諾、塔林及其他許多西部監獄的監房和院子裏把政治犯槍斃掉。在塔爾圖監獄裏槍殺了一百九十二人，屍體扔進了井裏。
怎樣想像這種場面呢？你什麼也不知道，牢房的門打開，就向你開槍。你作垂死的呼喊，一除了監獄的石牆，誰也聽不見，誰也不會傳出去。不過，據說，也有中彈后沒有死的。我們也許還能讀到一部關於這件事的書？
一九四一年德軍如此迅速地包抄和切斷了塔干羅格，車站廠的貨車裏還留着待撤退的犯人。怎麼辦？總不能釋放吧。也不能交給德國人。拉來油罐車，把貨車車廂都澆上石油，然後點燃。全部都活活地燒死了。
在後方，第一股戰時的水流是一謠言傳播者和恐慌製造者，這是根據戰爭最初幾天頒佈的法典外的專門法令逮起來的。這是試驗性放血，是為了維持整體的振作。所有的都是判十年，但不算是五十八條（那些在戰爭年代勞改營里活下來的為數不多的人，於一九四五年得到大赦）。
我差點兒沒有親身去嘗嘗這個法令的滋味：我正在麵包店前排隊，一個民警把我叫去並把我帶走問罪。如果不是幸好有人說情，那我一開頭就得上古拉格，而不用去打仗了。
然後是未交出收音機或無線電零件者的水流。發現（根據告密）一個電子管就判十年。
同時也出現了日爾曼族水流一伏爾加流域的日爾曼人、烏克蘭和北高加索的日爾曼族移民，以及在蘇聯任何地方居住的所有日爾曼人。決定因素是血統，甚至國內戰爭的英雄和老黨員，只要是日爾曼人，也都在流放之列。
血統是根據姓名來判斷的。設計工程師華西里·奧科洛科夫認為在設計方案上籤這個姓名木好看，就在三十年代改名（那時還可以這樣做）為羅伯特·施坦凱爾多漂亮！而且還設計了藝術字體寫法現在卻有口難辯，被當作日爾曼人抓起來“這是你的真名嗎？從法西斯特務機關接到些什麼任務？……”而那個早在一九一八年就把不好聽的姓改成了科爾貝的唐波夫省人卡維爾茲涅夫是何時得到了與奧科洛科夫同樣遭遇的？……
日爾曼族的流放本質上與消滅富農一樣，只是輕一些，因為允許攜帶較多的東西，並且不是送到那麼致命的壞地方。至於法律形式，跟消滅富農一樣，它也是沒有的。刑法典是一回事，幾十萬人的流放又是一回事。這是君主的聖諭。此外，這是它第一次作這類的民族試驗，這在理論上使他感到興趣。
從一九四一年夏末起，尤其是秋天，迸湧出了突圍者的水流。他們是祖國的保衛者，是幾個月前我國各城市用樂隊和花束歡送過的。在此以後，他們遭遇了德軍坦克的最沉重的打擊，在普遍的混亂中，完全不是出於自己的過錯，沒有當上俘虜。相反！他們結成分散的戰鬥小組，在德軍的包圍圈裏度過一段時間，然後突圍出來。他們回來以後，非但沒有像親兄弟般擁抱他們（世界上任何一支軍隊都會這樣做），讓他們休整、探親，然後歸隊反而被當作嫌疑分子編成喪失權利、解除武裝的小隊，帶到審查甄別站，在那裏，保衛部門的軍官們一開始對他們的每一句話都不相信，甚至懷疑他們冒名頂替。審查的方法是交叉訊問、當面對質、互相供述。經過審查，一部分突圍者重新獲得自己原來的姓名、軍銜和信任，編入各部隊。另一部分，暫時是小部分，則構成了叛國分子的第一股水流。他們得到五十八條1一乙，但起初，在標準制定前，刑期在十年以下。
作戰部隊這樣清洗。但是遠東和蒙古還有一支龐大的不作戰部隊。不讓這支軍隊生鏽是保衛部門的一項崇高任務。哈爾欽河和哈桑湖的英雄們不作戰閑話就多起來，再加上現在又讓他們練習使用原來對自己的軍人都保密的捷格嘉遼夫式自動步槍和團迫擊炮。手裏拿着這樣的武器，他們很難理解，為什麼我們在西線退卻。隔着西伯利亞和烏拉爾，他們怎麼也搞不通，我們一天後退一百二十公里，不過是重複庫圖佐夫誘敵深入的策略。只有從東部軍隊搞出一股水流，才能打通這個思想。嘴巴收緊了，信念也就成為鐵的了。
自然在上層人物中也出現了對退卻負有罪責的人的水流（總不能是偉大的戰略家對此應負罪責！）這是不大的半百人光景的將軍流。他們在一九四一年夏天關在莫斯科的監獄裏，四一年十月就起解了。將軍們中間最多的是空軍將領空軍司令斯穆什凱維奇，E·C·普圖興將軍（他說：“早知如此我就先在生身父親頭上扔炸彈，然後再坐監牢！”）及其他一些人。
莫斯科城下的勝利產生了一股新的水流：有罪的莫斯科人。現在定下心來考慮，發現那些既不逃走也不撤退，而是不害怕地留在受到威脅、連政府都遷走了的首都的莫斯科人是有嫌疑的：或者是有意破壞政府威信（五十八條10）；或者是有意等待德軍（五十八條1一甲，同時援引十九條，這股水流一直到一九四五年一直餵養着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偵查員）。
不用說，五十八條10，ACA（反蘇宣傳）從來沒有中斷過，在整個戰爭時期籠罩着後方和前線。撤退出來的人如果講述了退卻的慘狀（報紙上明明寫着退卻是有計劃進行的嘛），得到這一條；在後方胡說口糧配給少的人，得到這一條；在前線胡說德軍技術強大的人，得到這一條；一九四二年，不論在哪裏，凡是胡說被圍困在列寧格勒的人們正在餓死的人，都得到這一條。
同一年，在刻赤失利（十二萬人被俘）、在哈爾科夫失利（被俘更多）以後，在往南向高加索和伏爾加河大退卻的過程中還吸出了一條很重要的水流，那是不願死守陣地、擅自後撤的軍官和士兵，用不朽的斯大林的第二二七號命令的話來說，這些人使祖國蒙受的恥辱，是最不可饒恕的。然而這條水流沒有到達古拉格，他們由各師的軍事法庭作了加速處理，全部被趕進懲戒連而無影無蹤地消耗在前沿陣地的紅沙里。這是為斯大林格勒勝利奠基的水泥，但沒有載入俄國的通史，而是留在下水道的專史之中。
（順便說，我們在這裏試圖探尋的只是從外界流進古拉格來的那些水流。至於在古拉格內部各貯水池之間的抽送，戰爭年代特別盛行的所謂營內判刑，則不在本章研究之列）。
為了認真起見，也需要提一下戰時的一些迴流：上面提到的捷克入、波蘭人、從勞改營釋放出來送到前線的刑事犯，都是屬於這一類。
從一九四三年起，當戰爭已經發生了有利於我們的轉折以後，開始冒出一股來自原敵占區和歐洲的成百萬人的水流，它的水量一年比一年充沛，直到一九四六年。
它的兩個主要部分是：
在德軍佔領下生活過的或給德軍做過事的公民（給他們的是帶“甲”字的十年：五十八一I-甲）；
當過俘虜的軍職人員（給他們的是帶“乙”字的十年：五十八一1-乙）。
每個留在敵占區的人總要生活，因此就要有所為，因此在理論上就可能與每天吃的飯一起給自己掙得未來的犯罪構成：如果不是背叛祖國，那至少也得落個資敵罪。然而實際上只要在身份證上註明曾在敵占區生活就足夠了。把所有的人都逮捕起來，使那麼廣大的空間變得荒無人煙，在經濟上是不明智的。為了提高一般的覺悟，只把以下各類中百分之見的人有罪的、半有罪的、四分之一有罪的以及那些同他們在一道籬笆上曬過包腳布的人關起來就夠了。
但是只需要一百萬的百分之一，就可以組成一打旺盛熱鬧的勞改點了。
不要以為，誠實地參加過地下抗德組織就必定可以免於掉進這條水流。一個基輔共青團員由地下組織派到基輔警察局去做事，以便取得情報。小夥子誠實地向共青團組織送情報，但是我軍一到，他卻得到了十年徒刑，因為他既然在警察局供職，就不會不沾染上敵人的習氣，也不能完全不執行敵人交給的任務。
把在歐洲生活過的即便是當過東方奴隸的人判刑，更是心狠手辣。他只不過是看到過一小塊歐洲的生活，並且可能講出來，講這些事，在我國從來叫人不舒服（當然，除了那些明智作家的旅途隨筆以外），在破壞嚴重、生活無着的戰後年代更是叫人不舒服。而要說在歐洲完全糟得很，根本不能生活，則並不是每個人都會的。
大多數戰俘，特別是那些在西方看到比德國死亡營稍多一點東西的戰俘被判刑，正是這個原因，而根本不是單純因為他們當了俘虜。
這是慢慢顯出來的。一九四三年就已經有一些亂淌的四不象的水流，如沃爾庫達工地上。長期稱為“非洲客”的那一批人。這是美軍在非洲從隆美爾集團軍中抓到的俄國戰俘（“志願兵”），一九四八年用十輪卡車經埃及一伊拉克伊朗把他們遣返祖國。在裏海的荒涼海灣里，立即把他們圈進帶刺的鐵絲網，從他們身上撕下了軍階標誌，搜光了他們的美國贈品（不用說，得利的是工作人員，而不是國家），因為還沒有經驗，既沒有判什麼刑，也沒有適用什麼條文，先一概送到沃爾庫達，聽候上面的專門指示。因而這些“非洲客”在沃爾庫達的處境實在莫名其妙：沒人看守，但沒有通行證他們在沃爾庫達一步路也不能走，而通行證他們是沒有的；付給他們自由雇傭者的工資，但把他們當犯人使用。可是專門指示總不下來。把他們忘了……
被扣留人員也一概當作戰俘來判刑，從這個做法上也可以明顯地看出上面講的道理。例如，在戰爭爆發的頭幾天，我們的一批水兵被風浪拋到瑞典海岸。整個戰爭時期，他們都自由地生活在瑞典一過着先前和後來都沒有過的富足和舒適口子。蘇聯在退卻、進攻、衝鋒、死亡與挨餓，而這些壞蛋卻在中立國吃得肥肥胖胖。戰後，瑞典把他們還給了我國。背叛祖國是毫無疑問的但事情不知怎的進行得不順手。因此就讓他們各奔東西，結果所有的人都因宣揚資本主義瑞典的自由和富足而被鉚上了反蘇宣傳的罪名（卡金科一夥）。
後來，因這夥人鬧了一個笑話。在勞改營里，他們已經閉口不談瑞典了，害怕因此加刑。但是，瑞典人卻不知怎地打聽到了他們的遭遇，在報刊上刊登了一些誹謗性的報道。這時候，小夥子們已經分散到遠遠近近的各個勞改營去。突然，用特別通知書把他們全都集中到列寧格勒的克列斯特監獄，花了兩個月的時間把他們喂得膘肥體壯，讓他們留起了髮式。讓他們樸素大方地穿戴起來，進行了排練，誰該講什麼，並警告說，哪個混蛋要是講的不一樣，將在後腦門得到“九克”“一準備就緒后就把他們帶到記者招待會去同外國記者和在瑞典時的熟人見面。過去的被扣留者顯得精神飽滿，講他們在什麼地方居住、學習、工作。他們不久前在西方報紙上（要知道我們這裏每一個報亭都有西方報紙出售）讀到產階級的誹謗，感到十分憤慨，大夥寫信一商量，就一起到列寧格勒來了（路費並沒有使誰為難）。他們的紅潤潤、油光光的外表最好地駁斥了報紙的造謠。羞慚的記者們紛紛去寫道歉聲明。對於所見所聞做另外的解釋是西方人的想像能力所不及的。而記者招待會的主角們會後立即被帶往澡堂，剃了頭髮，穿上以往的破衣爛衫，分送到原來那些勞改營去。既然他們表現得不負所矚就沒有再給任何人加刑。
作為來自收復區的總流的一部分，一股接一股的犯了過錯的少數民族水流迅速而集中地通過：
在一九四三年加爾梅克人、車臣人、印古什人、卡巴爾達人；
在一九四四年克里米亞的韃靼人。
如果沒有正規軍隊和軍用卡車去幫助機關，這些民族就不會那麼有效而迅速地奔赴自己永遠的流放地。部隊雄赳赳地把山村包圍起來，於是幾百年定居在那裏的人在二十四小時內以空降兵的神速動作被送到車站，裝上列車一立即開往西伯利亞，開往哈薩克斯坦，開往中亞細亞，開往俄國的北方。剛剛過了一晝夜，土地和不動產就已經轉歸繼承者們所有了。
像在戰爭初期對待日爾曼族人那樣，現在對這些民族也是只看血統，不登記造冊，就送去流放黨員也好，勞動英雄也好，還沒打完的這場戰爭的英雄也好，都向那裏流去。
在戰爭最後兩年，自然出現了一條德國戰爭罪犯的水流，這些人是從一般戰俘營系統中挑出來，通過法庭轉入古拉格系統的。
一九四五年，對日戰爭雖然只打了不到三個星期，可是為了滿足西伯利亞和中亞細亞緊急的建設需要，弄來了大量的日本戰俘，從日本戰俘當中也進行了挑選戰犯送往古拉格的工作。（雖然不知道詳情，但是我仍然確信，對這些日本人的判刑大部分不可能是合法的。這是一種報復行動，是為拖長使用勞動力期限採用的手法。）
從我們的軍隊打進巴爾幹半島的一九四四年底開始，特別是在一九四五年，當它到達中歐的時候，順着古拉格的渠道還流來了一條俄國流亡者（老年人是在革命時期離開的，青年人是在那裏長大的）的水流。揪回祖國的通常是男人，讓婦女和兒童留在僑居地（誠然，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抓，抓的只是那些二十五年來哪怕稍微表示過政治觀點的，或者出國前在革命時期曾表示過觀點的。對那些純粹過着植物生活的人沒有觸動）。主流來自保加利亞、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來自奧地利和德國的較少；東歐其他國家幾乎沒有俄國僑民。
與西邊相呼應，一九四五年從滿洲也湧出了一條流亡者的水流（有的木星馬上逮捕：邀請他們以自由人身份全家回國，在國內把家拆散，送去流放，或者關進監獄）。
整個一九四五年和一九四六年，有一條總算是真的反蘇維埃政權分子（弗拉索夫分子、哥薩克一克拉斯諾夫分子、希特拉建立的民族部隊中的穆斯林）的巨流向著群島滾滾流去，他們中間有的是死心塌地的，有的是脅從的。
與他們一起，抓獲了不下一百萬從蘇維埃政權下逃出來的男男女女、老老小小的難民。這些平民起初在盟軍佔領區成功地隱藏了起來，但在一九四六一四七年被盟國當局奸詐地送還到蘇聯手裏。
數目不詳的波蘭人一國家軍的成員、米科瓦伊奇克的擁護者，在一九四五年經過我國監獄進入了古拉格。
還有若干數量的羅馬尼亞人和匈牙利人。
從戰爭結束時起，後來多年不斷地滾滾流淌着烏克蘭民族主義分子（班傑拉分子）的充沛的水流。
在這個幾百萬人的戰後大遷徙的背景上，很少有人察覺這樣一些小股細流，如：
勾搭外國人的女郎（一九四六一四七年）即允許外國人向自己獻殷勤的女郎。對這些女郎依三十五條7（社會危險分子）治罪；
西班牙子女就是那些在他們的國內戰爭時期被帶出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已經成年了的人。他們雖然是我國寄宿學校里教育出來的，但同我們的生活卻很不合拍，許多人鬧着“回家”。也給了他們三十五條7，社會危險分子，特別頑固的一五十八條6，替……美國當間諜。
（為了公平起見，我們也不忘記一九四七年發生的一股短短的……神甫返流。是呀！真是奇迹！三十年來第一次釋放神甫！說實在的，並沒有到一個一個勞改營去找尋這些人，凡是外面的人記得並能說出名字和準確地點來的一就釋放出來，以便加強正在重建的教會）。
應當提醒大家，這一章決不企圖列舉所有肥沃了古拉格土地的水流而只舉出其中具有政治色彩的水流。好像上解剖學課程，詳細描述了血液循環系統之後，可以接着從頭詳細描述淋巴系統。我們也可以接着從頭考察從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五三年的普通刑事犯和真正的刑事慣犯的水流。這種描述也可能會佔不少篇幅。這可能會使許多著名的、現在已經部分遺忘了的（儘管從來也沒有用法律手續廢除過）、給貪得無厭的群島供應了豐富的人的原料的法令得到闡明。那是關於曠工的法令。那是關於生產劣質產品的法令。那是關於私自造酒的法令（貫徹這項法令的高潮是一九二二年，但在整個二十年代都抓得很多）。那是關於懲治集體農莊莊員不完成規定出工天數的法令。那是關於在鐵路上實施軍事狀態的法令（一九四三年四月，根本不是在戰爭剛開始時，而是在它的好轉期）。
按照古已有之的彼得大帝的傳統，每頒佈一項這樣的新法令，就是當前最重要的法規，毫不考慮甚至不記得前一項法規。這些不接頭的地方，要求法學家們去協調，但是他們幹得並不熱心，也不十分順利。
法令的這種脈動造成國內慣犯犯罪和“普通”犯罪的奇怪景象。你會發覺，無論偷盜、殺人、私自造酒或強姦，都不是時而在這裏或那裏作案，都不是由於人的弱點、淫慾和放縱而偶然發生，不是的！全國的犯罪作案顯示出令人驚奇的一致性和單調性。一會兒全國遍地是強姦犯，一會兒只有殺人犯，一會兒全是私自造酒者，對政府的最新法令做出十分敏感的反應。每種犯罪好象自己湊上去挨法令的打擊，以便儘快消失！只要英明法律制定了和加重了對某種犯罪的懲治辦法，在全國各地這個種類的犯罪率立即激增起來。
鐵路軍事化法令把戰爭年代鐵路工作人員中占最大多數的婦女和少年趕上了軍事法庭，他們沒有經過兵營的訓練，常常遲到和違反制度。關於不完成出工天數的法令簡化了放逐那些不願白乾活的集體農在莊員的手續。如果以前為此需要經過法院審判，並適用“經濟反革命”的條文，那麼現在只要一紙區執委會批准的集體農莊決議就夠了；而且莊員們本身知道儘管被流放，可是不被劃成人民敵人，也覺比較輕快。（規定的出工天數在不同地區各不相同，對高加索人最優待七十五個勞動日，但連他們也有不少人被送到克拉斯諾雅爾斯克邊區去流放八年。）
然而，在這一章里，我們不打算對慣犯犯罪和“普通”犯罪作長篇大論的和富有成果的考察。只是既然已經講到了一九四七年，我們就不能對一項最宏偉的斯大林的法令緘口不言。論述一九三二年時，我們已經提到過著名的“八月七日法”或“八七法”，依照這個法律，許多人因一顆穗頭、一根黃瓜、兩個土豆、一塊木頭、一軸線（在筆錄中寫的是“二百米縫紉用材料”。畢竟不好意思寫“一軸線”。）而被關進獄中，刑期都是十年。
但是，斯大林所理解的時代的需要在變化，在等待一場酷烈的戰爭時，十年好象是夠了，現時，在取得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勝利后，看起來就有點單薄了。於是又一次置法典於不顧，或者是因為忘記了已經有過許許多多關於偷盜的條文和法令一九四七年六月四日宣佈了一項使它們一概不作數的法令，不知發愁的犯人們立刻把它命名為“六四”法令。
新法令的優越性首先就在於它的新鮮：法令一出，這類犯罪就應當隨之勃發，保證為新判犯人流提供充沛的水源。但更大的優越性在於刑期：如果去剃穗頭的，為了壯膽，不是一個鄉下丫頭，而是三個（“有組織的匪伙”），去偷黃瓜或蘋果的是幾個十二歲的淘氣孩子，那麼他們得到的是二十年以下的勞改；在工廠里最高刑提到二十五年（這個四分之一世紀的刑期是在人道地廢除死刑前幾天施行的，用以代管死刑）。最後，一個由來已久的歪理什麼只有政治不檢舉行為才是國事罪如今被糾正了。現在對有關盜竊國家或集體農莊財產的不檢舉行為，也處以三年勞改或七年流放。
在法令頒佈后的最初幾年，成師的城鄉居民被遣送去耕種古拉格群島的土地，替代那裏死絕了的土著居民。誠然，這些水流是通過民警機關和普通法院到那裏去的，沒有充塞戰後年代本來就已經過分滿溢的國家安全機關的渠道。
斯大林的這條新路線現在，在戰勝法西斯主義以後，應當空前起勁、大量和長久地捕人當然馬上就在政治犯方面反映出來。
在社會生活各方面的迫害和監視明顯加強的一九四八四九年，扮演了一出連斯大林的不講理時代也是前所未見的“二進宮”的悲喜劇。
用古拉格的語言就是這樣來稱呼那些一九三七年留下一條命的不幸的人們，他們熬過了不堪設想的、難以忍受的十年，現在，在一九四七四八年，備受折磨、精疲力盡以後，居然得以怯生生地跨上自由的土地希望能悄悄地度過短促的殘生。但是某種野蠻的幻想（或者是固執的狠毒心腸，或者是不知厭足的報復心理）促使大元帥一勝利者發佈一道命令：把所有這些殘廢人重新關起來，無須有新的罪過！往吞咽機里填塞它本身的下腳料，這甚至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對他都不利。但斯大林正是下了這樣的命令。這是歷史人物對歷史必要性要脾氣之一例。
於是，又來抓所有這些剛剛在新的地方或新的家庭安下身來的人。來抓的人無精打采地抓，被抓的人無精打采地去。他們對於全部苦難歷程早就知道得一清二楚。他們沒有問“為了什麼？”也沒有向親人說“我會回來的，”他們挑些比較髒的衣服穿上，在勞動營制的煙荷包里裝滿馬合煙，便去簽署筆錄（而筆錄總共只有一條：“是你坐過牢嗎？”一“是我。”“再坐十年。”）
這時，君主突然想起，光把一九三七年活下來的人關起來一這太少！還有他們那些不共戴天的仇敵的子女不是也應當關起來嘛！要知道他們一天天長大，還會想起報仇的（也許他晚飯吃得太飽，做了個和這類子女狹路相逢的惡夢）。經過考慮、估量，開始抓子女，但不多。抓的是將領們的子女，托洛茨基分子的還不是全部！這樣就開始了一條子女一復仇者的水流（十七歲的林娜·科薩列娃和三十五歲的葉林娜·拉科夫斯卡婭都落入這類子女行列）。
在歐洲大混雜以後，斯大林在一九四八年終於又把屋牆築得牢牢的，把天花板釘得低低的，在這個密不透風的空間裏把原來一九三七年的空氣搞得濃濃的。
於是，在一九四八、四九和五0年一連串地出現了。
臆想的間諜（十年前是德田間諜，現在是英美間諜）；
教徒（這一次多數是教派分子）；
還沒有斬盡殺絕的瓦維洛夫派和孟德爾派的遺傳學家與育種學家；
親西方思想還沒有完全被嚇掉的普通有知識有頭腦的人們（大學生從嚴）。時髦的罪名是；
BAT吹捧美國技術；
BAII吹捧美國民主；
III3崇拜西方。
水流與一九三七年相似，價刑期則不相似：現在的標準已經不是那古舊的“十盧布紙幣”，而是新的斯大林的“二十五盧布票子”。現在十年已經算是幼兒園的刑期了。
從新頒佈的泄露國家機密懲治法令中也湧出了一條不小的水流（認為是機密的有：區裏的收成；任何一種流行病的統計資料；任何車間和小工廠的生產任務；民用機場的名稱；城市公共交通路線；勞改營在押犯人的姓名），依這個法令判的是十五年。
民族的水流從來也沒有被遺忘。在森林戰場上怒氣沖沖地捉到的班傑拉分子的水流老是在流着。同時，所有西部烏克蘭的鄉村居民，多少同游擊隊有過接觸的（留他們住過一夜，給他們吃過一頓飯，沒有告發他們），也得到十年勞改與五年流放。大約從一九五年起，又引出一條班傑拉分子老婆的水流為了儘快收拾完他們的男人，以不檢舉的罪名給這些女人各安上十年。
那時候立陶宛和愛沙尼亞的抵抗運動已經結束了。但是一九四九年從那裏進湧出新的社會預防和保證實現集體化的強大水流。整列車整列車地從波羅的海沿岸三個共和國把城市居民和農民運到西伯利亞流放地去（歷史的節奏在這些共和國里發生了錯亂。現在他們必須在壓縮得短短的時期內重新走一遍全國已經走過的道路）。
在一九四八年，還有一條民族的水流亞速夫海沿岸、庫班和蘇呼米的希臘人涌往流放地。他們在戰爭年代可沒有做什麼對不起人民的父親的事，現在父親是不是為了在希臘遭到的失敗拿他們出氣呢？這股水流似乎也是他個人喪失理智的產物。大多數希臘人去了中亞細亞的流放地，表示不滿的進政治隔離所。
在一九五0年前後，不知是同樣為了出那場打輸了的戰爭的氣，還是為了和已經流放的那一批人取得平衡，由保加利亞轉交給我們的馬爾科斯起義軍戰士本身也流到了群島。
斯大林在世最後幾年，猶太人水流已經明確地露了頭（從一九五①年起，他們已經作為世界主義者一小批一小批地走向群島）。醫生案件就是為這個目的而策劃的。似乎他要搞一場對猶太人的大屠殺。
然而，這成了他一生中第一次夭折了的意圖。上帝命令他好象藉助於人之手一命嗚呼了。
前面的一番敘述看來足以表明，把成百萬人趕出老窩，讓古拉格住滿人，有冷靜地設想好的順序，有始終不減弱的頑強性。
我國的監獄從來沒有空的，只有滿的，或者是過分滿的。
當你們悠然自得地從事於探索原子核秘密、研究海德格爾對薩特的影響、搜集畢加索的圖畫、乘坐有包房的車廂去療養地或者修建莫斯科近郊的別墅的時候“烏鴉車”不斷地在城裏亂竄，國家安全人員在敲門和按門鈴。
因而我想，這篇敘述也證明了，“機關”從來沒有白吃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