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不可免的事已臻成熟-5
“而且千真萬確，完全來自生活本身。您想的是什麼？”
解剖室主任又回到自己的窗前，翻檢他的那些試管，過後又問道：
“爐子怎麼樣？”
“謝謝您的介紹。這人真是有意思。將近一個小時談的都是黑格爾和克羅奇。”
“那還用說！人家是海德堡大學的哲學博士。爐子怎麼樣？”
“別提啦。”
“是不是倒煙？”
“就是這個毛病。”
“煙筒裝得不對。插到爐子上的地方應該糊住，那才正好把煙從氣眼拔出去。”
“是把它裝到爐口上了。可是總冒煙。”
“那就是沒找准煙道，排到風道里了。也許是進了通風口。唉，塔拉修克不在！您只好忍耐一陣吧。這也非一日之功。生爐子這事可比不得您彈鋼琴。劈柴準備了嗎？”
“到哪兒去弄啊？”
“我把教堂的更夫給您派來。他搞木柴有門路，能把籬笆牆拆了當柴燒。不過事先提醒您注意，應該跟他講價錢。他漫天要價。或者我把治蟲子的老太婆找來。”
他們下樓來到門房，穿上外衣，然後走到街上。
“找治蟲子的幹什麼？”醫生說。“我們那兒沒有臭蟲。”
“這和臭蟲有什麼關係？我說東，您就說西。不是臭蟲，是劈柴。這個老太婆很會做生意。整幢的房子和屋架她都能當燒的東西買下來，能提供相當可觀的數量。當心，別絆倒，太黑了。在這一帶，過去蒙上眼睛我也能走。每塊石頭我都清楚。我是地地道道的本地人。自從把籬笆牆都拆掉了以後，我睜着眼也認不出來，彷彿是到了陌生的地方。露出來的這一片成了什麼樣子！風格古樸的幾幢小房子周圍長滿了灌木叢，花園裏用的圓桌，已經朽了一半的長椅，就躺在那兒。前幾天我在三條巷子的交叉路口就路過這麼一處荒廢的地方。看到一位年近古稀的老太太用手杖在地上挖掘，我就說：‘上帝給您幫忙，老奶奶。您是不是挖蚯蚓，想釣魚吧？’當然，我這是開玩笑。可她卻一本正經地說：‘不是挖蚯蚓，老爺，是找野蘑菇。’說得真不錯，在城裏就跟在森林裏一個樣，到處聞得到發霉的樹葉和蘑菇氣味。”
“我知道這個地方。就在謝列布良內和莫爾昌諾夫斯卡之間，對不對？我從那兒路過，總有些意外的發現。要麼是碰上一二十年沒見過面的熟人，要麼是找到點什麼東西，據說在拐角的地方還有搶劫的事。這也不奇怪，那裏四通八達。到斯摩棱斯克那些殘留下來的黑窩去的路，到處都是。搶了東西再扒衣服，然後逃之夭夭，你連個影子也找不到。”
“燈光也太暗啦。難怪都把路燈叫作紫斑。真是恰到好處。”
的確，無奇不有的意外的事，都在前邊提到的那個地方讓醫生遇到了。深秋，就在十月戰鬥發生前不久一個寒冷漆黑的晚上，他在這個拐角的地方碰上一個人，橫躺在行人路上，神智不清。這人伸開兩臂躺着，頭靠在石柱上，兩腿搭在路邊。他不時斷斷續續地發出輕微的呻吟。對醫生試着讓他恢復知覺而大聲提出的問話，這人只低聲含糊地吐出幾個不連貫的字，又一次昏迷過去。他的頭被打破了，染滿鮮血，經過匆忙的檢查，看來顱骨還是完好的。這個躺倒的人毫無疑問是一次武力搶劫的犧牲品。“皮包，皮包。”他輕聲說了兩三次。
醫生用附近阿爾巴特街藥房的電話叫來了派到聖十字醫院趕馬車的老頭，把這不知名的人送到醫院。
這位遇到不幸的人原來是個知名的政治活動家。醫生治好了他的傷，而此後多年他就成為醫生的一個庇護人，在那充滿懷疑和不信任的年代，讓醫生免受了許多麻煩。
那是個禮拜天。醫生空閑無事，因為他不需要去上班。他們已經按安東寧娜·亞歷山德羅夫娜設想的那樣，在西夫采夫街家裏的那三個房間住下來準備過冬。
天氣寒冷而多風，預兆要降雪的低垂的烏雲，顏色是墨黑的。
從早起就開始生火，不住地冒煙。對如何生火一無所知的安東寧娜·亞歷山德羅夫娜，不斷給紐莎出些自己也說不清楚的、幫倒忙的主意，而後者已經讓這些潮濕得點不着的劈柴弄得狼狽不堪。醫生看到這些，而且知道應該怎麼辦，就試着要插手，可是妻子一聲不響地扶住他的肩膀，邊送他走出房間邊說：
“回你自己房裏去吧。本來就夠頭疼的啦，還來礙事。你就是有個說話打攪我的習慣。難道還不明白，你的主意只能是火上加油？”
叫奧，油，東漢奇卡，這可太好啦！爐子一下子就能着起來。糟糕的是，我既看不到油，也看不到火。”
“現在不是說俏皮話的時候。你要明白，有的時候根本顧不上這些。”
生火的失敗破壞了禮拜天的計劃。大家原希望在天黑前把必需的事做完，到晚間就空閑了，但現在都落了空。午飯推遲了，想用熱水洗洗頭和做點其他事的打算也都辦不到。‘煙很快就冒得讓人沒法呼吸，大風把煙倒灌到屋子裏。房間裏瀰漫著煙熏的黑霧，如同神話中的死沉沉的林妖。
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把所有的人趕到隔壁房間裏去，打開了氣窗。他從爐子裏掏出一半木柴，在剩下的一半當中用細柴和禪樹皮鋪了一條引火道。
新鮮空氣從氣窗奪路而入，擺動着的窗帘向上飄了起來。從寫字枱上飛走了幾張紙。風把遠處的一扇門砰的一聲關上，在各個角落裏迴旋，像貓捉老鼠似的追趕殘存的煙霧。
燃着了的木柴迸出火焰，僻僻啪啪地響着。小爐子像是被旺盛的火嗆得不住喘息。鐵皮爐膛上出現了一圈圈熾熱的斑點，彷彿是肺結核病人臉上的紅潮。屋子裏的煙變得稀薄了，最後終於消失得乾乾淨淨。
房間也變得更加明亮。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前不久照解剖室主任的指導膩好的幾扇窗，這時都蒙了一層水汽，暖烘烘的油灰氣味一陣陣襲來。爐旁烤着的劈碎的木柴也散發出氣味：苦辣辣而嗆喉嚨的是雲杉皮，清香得像化妝水味道的是白楊。
這時，彷彿從氣窗吹來的一股風，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飛快地跑進來對大家說：
“街上開了火。支持臨時政府的主官生和站在布爾什維克一
邊的衛戍部隊的士兵採取了軍事行動。到處都有衝突，起義的據
點不計其數。到你們這兒來的路上我兩三次遇到了麻煩，一次是在德米特羅夫卡大教堂的拐角上，另一次是在尼基塔城門附近。已經沒有直通的路了，我是繞道過來的。趕快，尤拉！穿上外衣，咱們走吧。應該去看看，這是歷史性的事件，一輩子只能碰上一回。”
可是，他自己卻滔滔不絕地講了兩個小時，然後就坐下來吃午飯，等到要回家的時候，準備技上醫生一同出去，但是戈爾東來了以後把他們勸止了。戈爾東同樣是飛快跑來的，帶來的消息”也一樣。
在這段時間裏，事情又向前發展了。又有了一些新的細節。戈爾東講的是射擊越來越猛烈，行人被流彈意外地擊斃。據他說，城裏的交通已經中斷，能夠走到他們這個巷子裏來簡直是奇迹，不過回去的路已經斷了。
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不聽勸告，試着到外面去探探情況，但很快就返了回來。他說，巷子根本出不去，子彈呼呼地飛，不少角落打下一塊塊磚頭和牆皮。街上一個人影也沒有，行人路也斷了交通。
薩申卡這些日子着了涼。
“我說過無數次了，不要把孩子抱到生了火的爐子跟前。”尤里·安德烈耶維奇生了氣。“受熱要比着涼更有害。”
薩申卡的嗓子出了毛病，開始發高燒。這孩子的脾性很特殊，特別害怕噁心和嘔吐，彷彿時時刻刻要出現這種反應。
他推探開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拿着喉鏡的手，閉上嘴不讓把它放到嗓子裏去，喊叫、掙扎。無論怎麼勸說、恐嚇，都不起作目。突然，薩申卡不小心張大了嘴舒舒服服地打了個呵欠，醫生借這個機會動作飛快地把小湯匙伸到兒子口裏，壓住舌頭，趕忙查看了一下薩申卡紫紅色的喉腔和化了膿的腫大的扁桃體。看到的情形很讓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吃驚。
過了不多一會兒，醫生用同樣的手法從薩申卡嘴裏取了一個塗片。尤里·安德烈耶維奇自己有一台顯微鏡。他拿了徐片，自己勉勉強強地作了檢視。幸好不是白喉。
但在第三天夜裏，薩申卡突然出現了假性格魯布喉炎的癥狀。他發著高熱，端木過氣來。尤里·安德烈耶維奇不能眼睜睜地看着可憐的孩子，但自己又無法解除他的痛苦。安東寧娜·亞歷山德羅夫娜覺得孩子就要死了，把他抱在手上在屋子裏來回地走，而薩申卡卻開始感到好了一些。
應該搞到牛奶、礦泉水或者蘇打水進行灌救。不過，這時正是巷戰的高峰。挑射的槍聲和炮擊一分鐘也沒有停止過。即便尤里·安得烈耶維奇敢於冒着生命危險穿過交火地帶，在火線的那一邊也不會見到一個活人，因為在情況徹底明朗以前，城裏的生活已經完全停頓了。
不過局勢很快就清楚了。到處傳來的消息說，工人已經佔了上風。被分割開來而且和自己的指揮部失去聯繫的一群群士官生，還在個別地抵抗。
西夫采夫這個區處在從多羅戈米羅夫方向朝市中心進逼的士兵的行動範圍以內。對德戰爭的士兵和少年工人坐在街巷裏挖成的塹壕當中，他們已經熟悉了附近房子裏的居民，不時和那些從大門向外探望或者走出來的人像鄰居似的開開玩笑。市區這一部分的交通已經恢復。
作了三天俘虜的戈爾東和在日瓦戈這裏被困了三晝夜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這時候都走了。在薩申卡生病的艱難日子裏有他們在場，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感到很高興，安東寧娜·亞歷山德羅夫娜也原諒了他們忙中添亂而額外增加的麻煩。為了表示對招待的感謝，他們兩個都覺得有義務不斷地和主人談話，而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卻被這三整天的無聊空話搞得如此疲倦，以至於和他們分手時感到很慶幸。
得到的消息說他們都平安地回了家，不過，根據這一次的實際檢驗而作出敵對行動已經全面停止的判斷還是為時過早。不同的地點仍有軍事行動，某些區還不能通行，醫生暫時還不能到自己已在想念的醫院裏去，那兒的桌子抽屜里還放着他的《遊戲人間》和業務札記。
只是在個別市區內部，人們才在清早外出到離家不遠的地方買麵包，路上遇到拿着瓶裝牛奶的人，就有成堆人圍上去打聽人家是從什麼地方搞到牛奶的。
有時全市又恢復了射擊，再一次嚇跑了群眾。大家都猜測雙方之間在進行某種談判，進展得順利或者不順利就反映在槍炮射擊的時強時弱上。
有一次是在舊曆十月末的一天晚上九點鐘，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快步走在街上，想要到住在附近的一個同事那裏去，不過也並沒有什麼特殊要辦的事。這一帶往日是比較熱鬧的，但現在人煙稀少，幾乎見不到行人。
尤里·安德烈耶維奇走得挺快。天上飄起初降的稀疏雪花，風卻越刮越猛，眼看着變成了一場大風雪。
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從一條小巷拐到另一條小巷，自己也記不清轉了多少次彎，雪也下得更加稠密，開始變成了雪暴。這樣的暴風雪在空曠的田野會打着呼嘯遍地瀰漫開來，在城市狹窄的死巷子裏卻像迷了路似的反覆盤旋。
無論是精神世界還是物質的人間，在近處或遠方，或大地或天空，發生的事似乎都是類似的。一些地方不斷傳來已經減弱的最後抵抗的槍炮聲。一處地平線上忽明忽暗地閃現着一簇簇火災現場反映的淡淡餘光，在尤里·安德烈耶維奇的腳下，在潮濕的路面和行人路上，風雪捲起霧騰騰的一圈圈漩渦。
在一個十字路口上，一個報童日裏喊着“最新消息！”從他身邊跑過，腋下挾了一大卷剛印出來的單張報紙。
“不用找錢啦。”醫生說道。這男孩子吃力地從紙卷上分出潮忽忽的一張塞到醫生手裏，接着就和方才突然冒出來一樣眨眼就在風雪中消失了。
醫生走到兩步之外的一盞亮着的路燈跟前，想就地立刻掃一眼主要的內容。
這份只印了一面的號外版，內容是來自彼得堡的關於成立人民委員會、在俄國建立蘇維埃政權和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政府公告。接下去就是新政權的第一批法令和電報、電話傳來的種種消息。
風雪吹打着醫生的眼睛，沙沙響的灰色雪粒不時地蓋住報紙上的行行字跡。然而，妨礙他讀下去的並不是這些。這一偉大和永恆的時刻震撼了他，使他無法清醒過來。
無論如何也要把這些消息看完，醫生於是四下里張望着，想找個亮一些的避雪的地方。原來他又回到了自己也搞不清的那個十字路口，站在謝列布良內和莫爾昌諾夫斯卡的街角上，旁邊就是一幢正門鑲了玻璃的五層高樓的人口，樓里寬敞的前廳亮着電燈。
醫生進了樓房，在盡裏邊的燈下全神貫注地讀起了電訊消息。
在他頭上響起了腳步聲。不知什麼人從樓梯走下來，中間似乎猶猶豫豫地常常停住。果然，往下走的這個人猛然改了生意，轉身又向上跑去。什麼地方的一扇門開了，傳出兩個人說話的聲浪，不過回聲太強，聽不清講話的是男是女。接着又是砰的一聲關了門，先前下樓的那個人腳步十分堅決地跑了下來。
尤里·安德烈耶維奇的兩隻眼睛和整個心思都貫注在報紙上。他不打算抬起眼來看這個不相干的人。但是那人跑到樓下就站住了。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抬頭看了一眼這個從樓上下來的人。
站在他面前的是個十八歲左右的少年，身上是一件在西伯利亞常穿的那種裡外翻毛的鹿皮襖，頭上戴了頂同樣的皮帽。這男孩臉色黝黑，長着兩隻窄細的吉爾吉斯人的眼睛。他臉上有某種出身高貴的氣質，聰明靈活的神態一閃而過，還隱藏着一種似乎是從遙遠的異國他鄉帶來的、在混血人臉上常見的那種纖細的表情。
這男孩子把尤里·安德烈耶維奇認成了另外的什麼人，明顯地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他靦腆而又慌張地看着醫生，彷彿知道這是誰，但又遲疑着沒有開口。為了解除這個誤會，尤里·安德烈耶維奇上下打量了他一眼，用冷淡的表情打消了他想走近的念頭。
男孩子發了窘，一句話也沒說就朝大門走去，在那兒又回頭看了一眼，然後打開那扇沉重的、已經有些鬆動的門，接着嘩啦一聲把它關上，走到了街上。
過了十分鐘，尤里·安德烈耶維奇也隨着出去了。他已經忘記那個男孩和本來要找的那位同事，滿腦子裝着剛剛讀到的東西朝回家的方向走去。路上遇到的另一個情況，一件在當時來說意義非同小可的生活瑣事，吸引了他的全部注意力。
在離家不遠的地方，他碰到了一大堆靠着馬路邊沿橫放在行人路上的木板和圓木。那兒的巷子裏有個什麼機關，大概是把郊區的一棟圓木房子拆掉運來作公家的燃料。圓木在院子裏放不下，所以擋住了一部分街道。一個在院子裏走動的持槍的哨兵看守着這一大堆東西，不時走到巷子裏來。
尤里·安德烈耶維奇不假思索地抓住了哨兵返回院子、刮來的一股風在空中捲起濃密的雪花的短暫時機。他從燈光照不到的有陰影的一邊走到這難木料跟前，慢慢搖動着從最底下鬆動了一根很重的短粗木樁。他吃力地把它從這一堆下面抽了出來放到肩上，並不感到有多麼重（自己願擔的擔子就不覺得重），然後就悄悄地順着陰影下的牆扛回西夫采夫街自己的家。
剛好家裏的木柴已經用完了。把這一大段木拉鋸開，劈成了很不小的一堆碎柴。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就蹲下來生爐子。他一聲不響地蹲在不斷顫動而發出聲音的爐門前面。亞歷山大·亞歷山德羅維奇把扶手椅推到爐子跟前，坐下來烤火。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從上衣一邊的口袋裏掏出報紙遞給岳父，一邊說：
“看過嗎？欣賞一下吧，您看～看。”
尤里·安德烈耶維奇並沒有站起來，一邊用小火鏟撥弄爐子裏的木柴，一邊大聲自言自語地說：
“多麼高超的外科手術啊！一下子就巧妙地割掉了發臭多年的潰瘍！直截了當地對習慣於讓人們頂禮膜拜的幾百年來的非正義作了判決。
“關鍵是毫不使人恐懼地把這一切做完，這裏邊有一種很久以來就熟悉的民族的親切感，是一種來自普希金的無可挑剔的磊落光輝，來自托爾斯泰的不模稜兩可的忠於事實。”
“普希金的？你說的是什麼？等一等。我馬上看完。一下子又看又聽我可辦不到。”亞歷山大·亞歷山德羅維奇打斷了女婿的話，錯把尤里·安德烈耶維奇的自言自語當成是對他說的。
“主要的是應該看到這絕妙的英明表現在什麼地方。假如說讓誰去創造一個新世界，開創新紀元，他一定需要首先清理出相應的地盤。他肯定要等着舊時代先行告終，而為了着手建設新的世紀，他需要的是一個整數，要另起一段，要的是沒有塗寫過的一張白紙。
“但現在卻一航而就。這是空前的壯舉，是歷史上的奇迹，是不顧熙熙攘攘的平庸生活的進程而突然降臨的新啟示。它不是從頭開始而是半路殺出，不是在預先選定的時刻，而是在奔騰不息的生活的車輪偶然碰到的日子裏。這才是最絕妙的。只有最偉大的事情才會如此不妥當和不合時宜。”
正如事先估計的那樣的冬天來到了。它還不像後來接連的兩個冬天那樣叫人害怕，然而是類似的，同樣缺少照明和饑寒交迫，一切都處於所有習慣的生活基礎正在破壞與改造之中，都拚命要抓住即將逝去的生活。
如此可怕的三個冬天接踵而來，一個跟着一個，而且這一切也並不是像從一九一七年跨入一九一八年的人那樣覺得都發生在當時，有些或許是稍後才發生的事。因為這三個接連的冬天已經融為一體，很難把它相互區別開。
舊的生活和新秩序還不合拍。兩者之間還沒有產生像一年以後內戰時期那種強烈的敵意，不過已經缺少聯繫。這已是分開來的對立的兩方，但誰也還不能壓倒誰。
在房產方面，在各個組織當中，在公務上，在為居民服務的各個單位里，到處都在進行管理機構的改組。它們的成員改變了。所有的地方都在開始任命權力大得無邊的委員。他們都是。些具有鋼鐵意志的人，身穿黑色短皮外衣，以種種恐嚇手段和手槍為武器，很少刮臉而且更很少睡覺。
他們很了解小市民的脾氣和中等的擁有小面額國家證券的那種卑躬屈膝的俗人，毫不憐惜地面帶挖苦的微笑和這種人講話，就像對待捉到的小偷一樣。
這些人就像綱領規定的那樣掌管一切，一次又一次的發動，一次又一次的聯合，就漸漸形成了布爾什維克的隊伍。
聖十字醫院現在改叫第二改良醫院，內部也發生了變化。一部分人員被解僱了，更多的是自願離開的，認為繼續供職並不划算。這都是些掙了大錢的掌握最新臨床技術的醫生，是能言善辯的天之驕子。他們決忘不了把自己為了個人私利而離職裝作是抗議的行動，有着文明的理由，而且開始看不起留下來的人，幾乎要和後者斷絕來往，日瓦戈也在這後者之列。
晚上，這對夫婦常常進行這樣的對話：
“星期三別忘了到醫師協會的地窖去取凍土豆。那兒有兩口袋。我一定問清楚幾點鐘能下班，好來幫忙。用小雪橇也要兩個人拖。”
“好吧。還來得及，尤羅奇卡。你還是快點睡下吧。已經很晚啦。反正你也不能一下把所有的事都做完。你需要休息。”
“傳染病流行起來了。普遍的體質衰弱影響了抵抗力。簡直都不敢看你和爸爸。應該想點辦法。不過有什麼辦法呢？我們自己注意得也不夠。要多加小心。你聽我說。睡著了嗎？”
“沒有。”
“我並不擔心自己，我身體壯。要是萬一我垮了，你千萬別糊塗，不要把我留在家裏。應該立刻送醫院。”
“你這是怎麼啦，尤羅奇卡！上帝保佑你。幹嗎老早就說不吉利的話？”
“你要記住，已經沒有什麼正直的人和朋友啦。更談不上醫術高明的。要是一旦發生什麼事，可以信託的只有皮丘日金一個人。當然，要是他還平安無事的話。你睡了嗎？”
“沒有。”
“這幫鬼傢伙，自己佔盡了便宜，如今反倒像是表現了凜然正氣和原則性。見面的時候勉勉強強地伸出一隻手來。‘您還在給他們服務？’接着就把眉毛一場。‘是還在服務，’我說，請您別見怪：對我們的困境我感到自豪，並敬重那些讓我們變得光榮、向我們奉獻了貧窮的人。’”
很長一個時期，大多數人的日常食品就是黃米粥和青魚頭煮的湯。青魚的中段用油煎一煎就當作第二道菜。營養靠的就是沒有磨過的黑麥和帶殼的小麥，用它們煮粥。
一位熟識的女教授教給安東寧娜·亞歷山德羅夫娜在屋子裏的荷蘭式壁爐爐底上烤制燙麵麵包。其中的一部分像從前一樣拿出去賣，吃水以後麵包就增加了分量，再加上賣來的錢就可以抵消使用這種瓷磚壁爐的開支。這樣就可以木再用那個只冒煙、火不旺、不保暖又折磨人的小鐵爐子。
安東寧娜·亞歷山德羅夫娜的麵包烤得很好，只不過靠它做的生意卻毫無所得。於是，不得不放棄原先那個實現不了的打算，重新啟用退了役的小鐵爐。日瓦戈夫婦又開始受罪了。
一天早晨，尤里·安德烈耶維奇照往常那樣出去上班。家裏只剩了兩塊劈柴。安東寧娜·亞歷山德羅夫娜穿上那件就是在暖和天氣也因為身體虛弱而冷得發抖的皮大衣，上街去“採購”。
她在附近的幾條街巷裏徘徊了半個來小時，因為市郊農村的農民有時帶蔬菜和土豆到那裏來賣。這些人需要去捕捉。帶貨物的農民是受人攔截的。
很快她就捕捉到了自己搜尋的一個目標。安東寧娜·亞歷山德羅夫娜陪着一個身穿一件粗呢上衣的壯實的青年人，旁邊帶了一輛像玩具似的小雪橇，繞過街角朝格羅梅科家的院子走來。
韌皮編的雪橇車裏的一張蒲席下面有一堆禪樹原木，粗細不超過過去照片上那種老式莊園圍牆的欄杆。安東寧娜·亞歷山德羅夫娜很了解它的價值——禪木徒有其表，當劈柴不經燒，何況是新砍下來的，沒法用來生爐子。但是沒有另外的選擇，不可能仔細盤算。
這個青年農民來回搬了五六次，替她把木柴送到住人的樓上；作為交換，他連拉帶背地從樓上弄下來的是安東安娜·亞歷山德羅夫娜的一個帶鏡子的小櫥櫃，放到雪橇上帶回去給自己的女當家，出來的時候邊走邊說定了下一回捎些土豆的事，他的衣角還被立在門旁的鋼琴掛了一下。
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回來以後並沒有品評妻子買的東西。其實把送給人家的那個小柜子劈成細柴更合算，不過他們都不忍心下手。
“你看到桌子上的字條了嗎？”妻子問了一句。
“醫院院長寫的吧？跟我說過，我知道。是請我去出診。一定去。休息一會兒就去。不過，路相當遠。好像是在凱旋門附近。我記下了地址。”
“要給的報酬可是真奇怪。你看到了嗎？你還是看看吧。出診費是一瓶德國白蘭地酒或者一雙女人的長襪子。真有點兒誘惑力。會是個什麼人呢？財大氣粗的口氣，而且似乎全然不了解我們現在過的是什麼日子。大概是個什麼暴發戶。”
“對，很像是個採辦員。”
那些私人小業主的頭銜就是這種採辦員、合同承包人、代辦人的稱呼。政府取消了私人商業以後，在經濟緊張時期稍稍給點鬆動，就和他們簽定各式各樣的供銷合同和契約。
這些人當中已經沒有那些被整垮的老字號的大老闆。後者由於受到打擊已經無法東山再起。如今的這些都是藉著戰爭和革命從底層浮上來的投機一時的生意人，沒根沒底的外來戶。
喝了些帶點兒牛奶的乳白色的糖精開水，醫生就出門去看病人。
從街道這一面的整排房屋到另一面的建築物之間，行人路和橋面都埋在深雪裏。有些地方積雪達到第一層樓的高度。在這片寬闊的空間裏默默地移動着半死不活的身影，自己拖着或是用雪橇拉着一點可憐的食物。幾乎見不到乘車的人。
間或有幾處的房子上面還殘留着原先的招牌，下面已是換了內容的消費品門市部和合作社，但都鎖了門，窗戶加了柵欄或者用木板釘死，裏面空空如也。
這些空着銷起來的店鋪不完全是因為沒有商品，而是由於包括商業在內的生活的全面改組還只是最普遍性的一般化階段，還觸及不到這類關了門的私人小店。
請醫生出診的這一家，原來是在布列斯特街的盡頭，靠近特維爾城門。
那是一棟式樣早已過時的磚砌的營房式建築，院子在裏面，有三層木走廊連通沿後院牆排列的房屋。
這兒正在召開全體居民會議，有區蘇維埃來的一位女代表參加。突然間來了一支軍事巡察隊，要檢查經過允許保存的武器，未經允許的要沒收。指揮檢查的隊長請那位女代表不要離開，保證說檢查用不了多長時間，完了事的居民們陸續回來以後，中斷了的會議很快就能繼續。
醫生來到大門口的時候，檢查已近尾聲，下一個該輪到的住戶就是請他看病的那一家。在一條走廊的樓梯口放哨的士兵，背着用繩子挽住的步槍，無論如何也不讓尤里·安德烈耶維奇進去，可是巡察隊長介入了雙方的爭執。他沒有給醫生製造困難，同意在他診治病人的時候檢查暫停一會兒。
接待醫生的這家年輕的主人溫文有禮，他那沒有什麼光澤的微黑的臉上，襯着兩隻烏黑憂鬱的眼睛。妻子的病，即將開始的搜查，以及對醫學和醫務人員超乎尋常的尊重——這些都讓他非常激動。
為了減輕醫生的負擔和節省時間，主人想儘可能把話說得簡短，但正是由於這麼著急反而講得又冗長又雜亂。
住宅里的陳設是奢侈品與便宜貨的混雜物，顯然是為了讓迅速貶值的錢有個牢靠的去處才匆忙購置的。配不成套的傢具也是用湊不成雙的單件充數的。
這家的主人認為他妻子是由於驚嚇得了神經系統的病。他抓不住正題，繞來繞去講的是有人很便宜地賣給了他們一座壞得早就不能走的老式八音鍾。他們是當作一件稀罕的鐘錶工藝品買下的（男主人還把醫生領到隔壁的屋子裏去指給他看）。夫婦兩個甚至不相信還能不能修好。可是這座多年沒上發條的鐘突然自己走了起來，裏面的那些小鍾奏了一段法國的小步舞曲，然後又停住了。做妻子的嚇壞了，說是敲響了她生命的最後時刻，現在就這麼躺着說胡話，不吃也不喝，連他這個做丈夫的也認不出來。
“您認為這就是神經受了震動？”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問話的口氣是帶着懷疑的。“帶我去看看病人吧。”
他們走進隔壁的房間，屋頂上掛着技形吊燈，一張寬大的雙人床的兩邊擺了兩隻紅木矮腳凳。床的一側躺着一個身材嬌小的女人，毯子蓋過下巴，露出兩隻黑色的大眼睛。一看到進來的人，她搖着從毯子下面抽出來的兩隻手要趕開他們，寬大的睡衣袖子一直滑落到膠窩。她認不出自己的丈夫，似乎也不覺得屋子裏還有人，接着就開始輕輕地唱起～支不知是什麼名字的憂傷的歌。歌聲是那樣讓她顧影自憐，接着就哭了起來，像個孩子似的抽抽搭搭，請求允許她回到什麼地方的家裏去。醫生不論從床的哪一邊想走到她身邊，她都不讓檢查，每次都把後背掉過來。
“應該給她檢查一下，”尤里·安德烈耶維奇說，“不過就這樣我也清楚了。是斑疹傷寒，而且癥狀相當重。她受的痛苦可不算小，夠可憐的。我建議送她到醫院去。這倒不是為了給她提供什麼方便，只是在發病後的幾個星期必須有經常的醫療照顧。您能不能保證搞到交通工具，找個出租馬車車夫或者至少請個院子裏的搬運工，好把病人送去？當然，事先得把她好好裹起來。我馬上就給您開個就診證明。”
“可以。我儘力去辦。不過請等一等。莫非真是傷寒病？這太可怕啦！”
“很遺憾，就是。”
“要是把她送走，我害怕失去她。您能不能儘可能地增加出診次數，在家裏治療？我可以給您任何一種報酬。”
“我已經跟您說清楚了。重要的是不間斷地對她進行觀察。請您聽着，我有個好主意。哪怕是從地底下您也要找個馬車夫來，我給她開個就醫證明。這事最好通過您這裏的住宅委員會去辦。證明需要蓋章，還有其他一些手續。”
經過詢問和檢查的居民披着暖和的披肩，穿着皮大農，一個接一個地回到居委會所在的這間沒生火的房子裏來。這裏原先是存放雞蛋的庫房。
房間的一頭放了一張辦公桌和幾把椅子，這當然不夠那麼多的人坐。於是，另外在四周底朝上擺了些長條的空雞蛋箱子代替長凳。這種箱子在屋子的另一頭一直堆到了天花板。那兒的角落裏，碎雞蛋的蛋黃粘成一論培地凍結在牆下。一群老鼠在那裏叫着亂竄，有時候跑到空着的磚地上來，然後又藏到那堆碎雞蛋渣子裏去。
每逢這個時候，一個全身長了一層肥油的大嗓門兒的女人就尖叫着跳到一隻箱子上。她賣弄地翹起小手指頭掀開衣服下擺的一角，穿着時髦的高腰皮鞋的兩隻腳跺着碎步，存心裝出喝醉酒的啞嗓子喊着說：
“奧莉卡，奧莉卡，你這幾凈是大耗子跑來跑去。瞧，跑過去一隻，這髒東西！哎、哎、哎，還懂話呢，小畜生！喲，哪牙啦。哎呀，往箱子上爬哪！可別鑽到裙子底下。真嚇人，我害怕！先生們，請扭頭看看。對不起，我忘記了，現在已經不興叫先生，應該稱呼公民同志。”
這個吵吵嚷嚷的婆娘穿的是一件肥大的卡拉庫爾綿羊皮大衣，敞着扣子。她那像果子凍似的肥厚的疊了三折的下巴顫動着，滾圓的前胸和肚子緊裹在一件綢連衣裙下面。看得出，當初在那些三流的買賣人和賬房夥計們中間，她一定是個出名的交際花。眼皮微腫的兩隻豬眼只睜開了一條縫。記不清從前是什麼時候，一個情敵朝她甩了一瓶硫酸，但是沒打准，只在左臉上濺了兩三滴，在左嘴角留下兩道不怎麼明顯卻有點兒迷人的淺淺的疤痕。
“別嚷啦，赫拉普金娜。都沒法兒工作了。”坐在桌子後邊的區蘇維埃來的女代表說話了，她是這次開會選出來的主席。
這裏的老住戶很早就認識她，她對他們也很了解。開會之前，她非正式地小聲和管院子的女工法吉瑪說了一會兒話。法吉瑪從前和丈夫一起帶着孩子湊湊合合地住在骯髒的地下室里，如今和女兒兩個人搬到二樓的兩間敞亮的屋子裏。
“怎麼樣啊，法吉瑪？”女主席問她。
法吉瑪抱怨說她一個人照顧不了住這麼多人的大院子，又找不到幫手，分給各戶的打掃院子和街道的任務沒有人認真對待。
“別發愁，法吉瑪，會給他們點顏色看的，你放心吧。這算個什麼居委會？怎麼讓人理解？這兒窩藏有刑事犯，還有缺少證件的品質可疑的人。要把他們都趕出去，重新選舉。我自己來當住宅管理員，你別灰心。”
管院子的女工懇求女主席別這麼辦，不過後者根本聽不過去。她看了看室內的情況，發現人已經到得差不多了，就要求大家安靜，接着用幾句開場白宣佈開會。批評了原來的居委會無所作為以後，她提議確定選舉新居委會的候選人，接着又談了另外幾個問題，講過了這些，她就說：
“情況就是這樣，同志們。咱們說話應該直截了當。你們的房子容量很不小，適合做宿舍。有時候各地來開會的代表就沒有地方安置。已經作了決定，把這房子收歸區蘇維埃支配，給外地來的人住並且用季韋爾辛同志的名字命名，因為他在流放前就住在這裏。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有反對的嗎？下面就說說騰房子的事。這還不是馬上就要辦的事，你們還有一年的時間。勞動人民成分的住戶我們提供搬遷后的居住面積，對於不是勞動人民的，現在就預先告誡你們，得自己找住處，給你們十二個月的期限。”
“我們當中誰是不勞動的？我們這兒沒有不勞動的！大家都是勞動人民。”各個角落都喊了起來。其中有一個人的嗓音蓋過所有的人：“這是大國沙文主義！現在是各民族平等。我知道您暗指的是什麼！”
“不要一齊說！我簡直不知道該回答誰才好。什麼民族？這和民族有什麼關係，瓦爾德爾金公民？比方說，赫拉普金娜根本談不上什麼民族不民族，可是也得搬出去。”
“搬出去！倒要看看你怎麼讓我搬出去。你這個爛床墊子！佔了十個茅不拉屎！”赫拉普金娜在爭吵的高峰喊叫着給女代表送了一個莫名其妙的外號。
“真是條毒蛇！是個惡魔！你一點也不知道羞恥！”管院子的女工氣憤地說。
“你不用插嘴，法吉瑪。我自己能對付。你住口，赫拉普金娜。抓住點機會，你就想騎到人家脖子上！閉嘴吧，我說，要不然馬上就把你送到一個機關去，用不着再等着人家抓你私設燒鍋和窩藏贓物。”
吵鬧的聲音已經達到了頂點，誰也沒法子講話。在這個時候醫生走進了這間庫房。他請在門邊碰到的第一個人給指點一下誰是居委會的、哪一位都行。那人就把兩隻手放在嘴邊攏成個喇叭筒的樣子，壓住大家的吵嚷聲一字一板地喊了起來：
“加——利——烏——林——娜！到這兒來，有人找。”
聽了這個姓名，醫生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走過來的是個瘦瘦的、背有點駝的婦女，就是那位管院子的女工。母親和兒子的面貌如此相似，讓醫生感到吃驚。不過，他並沒有讓這種感覺流露出來。他說：“你們這兒有位居民得了傷寒病（同時說了她的姓名）。需要注意，免得傳染。另外，應該把病人送到醫院去。我可以給她開個診斷單子，由居委會證明一下。這事要到哪J［去辦？”
管院子的女工把這話理解為只是送病人去醫院，而不是辦證明手續，於是就說：“一會兒區蘇維埃有輛馬車來接傑明哪同志。傑明哪同志是個和善人，我跟她一說，會把車讓出來的。別發愁，醫生同志，一定把你的病人送走。”
“哦，我說的不是這個！我只是問什麼地方辦入院就診的證明。不過如果還有馬車的話…··精原諒，您是不是加利烏林·奧西普·吉馬澤特金諾維奇中尉的母親？我和他一起在前線服過役。”
女工全身一抖，臉色變得煞白。她抓住醫生的一隻手，說道：
“剛］到外面去，到院子裏談。”
剛剛邁出門檻，她就開了口：
“小聲點，上帝保佑別讓人聽見。別坑害我。尤蘇普卡不走正道。你自己說說，尤蘇普卡是什麼人？他原本是學徒出身，有手藝。尤蘇普卡應該明白，普通老百姓現在的日子好多了，這是瞎子都能看清的事，用不着多說。我不知道你是怎麼想的，也許你還沒什麼，可是尤蘇普卡是有罪的，上帝也饒不了他。尤蘇普卡的父親當了兵，給打死了，連個完整屍首都沒留下。”
她已經講不下去了，擺着手等待心情平靜下來，然後又接著說：
“走吧，現在就去找馬車。我知道你是誰了。他在這兒呆過兩天，都說了。他說，你認識拉拉·吉沙洛娃。那是個好姑娘。記得過去常到我們這兒來。誰知道現在怎麼樣了。難道說先生們也能你反對我、我反對你？尤蘇普卡真作孽。走吧，咱們要車去。傑明哪同志一定會給的。你知道傑明娜同志是誰嗎？就是奧莉妞·傑明娜．在拉拉·吉沙洛娃媽媽的作坊里打過工的，也是從這兒出去的，就是這個院子。走吧。”
天已經全黑了，夜色籠罩着周圍的一切。只有傑明娜手電筒的那一小圈光亮在五步開外的一個個小雪堆上跳躍移動，不僅不能給走路的人照亮，反而更讓人摸不準方向。四周是漆黑的夜色，那座房屋已經落在身後。當她還是個小女孩子的時候，住在那裏的許多人就知道她。聽人家說，她後來的丈夫安季波夫也是在那兒從一個小孩子長大成人的。
傑明娜用一種寬容、戲弄的口氣對他說：
“再往下走您當真不用手電能走到家嗎？啊？要不我把電筒給您，醫生同志。是的，那時我們都還是小女孩呢，我真的迷戀過她，愛得忘乎所以。她們家有個縫紉作坊，我是她們那兒的徒工。今年我還見到過她。她到我這裏來過，是中途路過莫斯科的。我跟她說，你真傻，還要到哪兒去呀？留下來吧，我們住在一起，再給你找個工作。都白說！她不樂意。這是她自己的事。她嫁給帕什卡是憑着理智，可不是順從自己的心意，從那以後就變得喜怒無常。她到底還是走啦。”
“您對她是怎麼想的？”
“小心，這裏很滑。說過多少次了，不要在門前倒髒水，可是絲毫不起作用。我對她是怎麼想的？我能想什麼？有什麼可想的。沒有時間。我就是這麼活着。我沒敢告訴她，她那當軍人的弟弟，好像是給處決了。至於她母親，也就是我先前的老闆娘，我還是要幫助的，給她幫點忙。好啦，我到了，再見。”
他們於是分了手。傑明娜的電筒的亮光掃到一條窄小的石砌樓梯，接着往前照亮了逐級向上的骯髒剝蝕的牆壁，把黑暗留給了醫生。右邊是凱旋花園路，左邊是篷車花園路。在遠處漆黑的雪地上，這兩條夾在石砌樓房當中的街道已經不像是通常意義的路面，倒彷彿是烏拉爾或西伯利亞人跡罕至的密林里的兩條林間小道。
家裏是又明亮、又溫暖。
“怎麼這麼晚？”安東寧娜·亞歷山德羅夫娜問了一句，不等他回答就接著說：
“你不在的時候發生了一件怪事，出奇得無法解釋。我忘了跟你說。昨天爸爸把鬧鐘弄壞了，懊喪到了極點。家裏就剩這一個了。他翻來覆去地修，怎麼也修不好。街角上的修表匠開口就要三磅麵包，真是從來沒聽說過的價錢。該怎麼辦呢？爸爸簡直絕望了。可是突然之間，你想想看，就在一小時以前，清脆震耳的鈴聲響了！拿過來一看，它又走起來了！”
“這是敲響了我要得傷寒病的鐘聲。”尤里·安德烈耶維奇開玩笑地說，接着就給家裏人講了那位女病人和座鐘的事。
不過，他是在這以後又過了很久才得傷寒病的。在這中間，日瓦戈一家的困窘達到了頂點。他們缺吃少穿，身體也快垮了。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找到了那位曾被他救過的遭了搶劫的黨員。那人盡其所能為醫生做了一切。但是，內戰開始了。他的這位庇護人經常出差在外。而且，這個人根據自己的信念認為當時的種種困難是很自然的，但絕不對人說他也在挨餓。
尤里·安德烈耶維奇也試着去找過住在特維爾城門附近的那位來辦員。但是，近幾個月來此人蹤跡沓然，關於他那位病癒的妻子也得不到一點消息。那棟房子裏的住戶也完全變了。傑明娜上了前線，想找管房子的加利烏林娜也沒有找到。
有一次他得到了按官價配給的劈柴，要從溫達夫斯基車站拉回來。沿着一眼望不到頭的梅山斯卡亞大街，他一路走着伴送車夫和那匹拖運這筆意外財富的劣馬。醫生突然間覺得梅山斯卡亞大街變得不是原來的樣子，自己的身體也跌跌撞撞，兩腿支持不住。他知道這下子完了，事情糟了——傷寒病發作。車夫把這個倒下去的人救了起來。醫生已經不記得是怎麼勉勉強強把他放到劈柴堆上拉回家去的。
整整兩個星期他斷斷續續地處在塘妄狀態中。在幻覺中，他看到東尼啞把兩條大街擺到書桌上，左邊是篷車花園路，右邊是凱旋花園路，然後把他那盞溫熱的桔黃色枱燈朝它們跟前推了推。於是街上就變得明亮了，可以工作了，他就寫作起來。
他寫得興味正濃，而且十分順手，內容都是一向想寫並且早該寫成的東西，只不過從來沒有能做到，但現在卻一航而就。只是偶爾有個男孩子來打擾他，那孩子長着兩隻窄小的吉爾吉斯人似的眼睛，穿了一件在西伯利亞或者烏拉爾常見的那種兩面帶毛的鹿皮襖。
完全沒錯地，這個男孩子就是他的死神，或者簡單說就是他的死亡。不過，這孩子還幫助他寫詩，怎麼能是死神呢？莫非從死亡當中還能得到好處，死亡還能有助於人？
他的詩寫的不是復活，也不是收殮入棺，而是在這兩者之間流過的時光。他寫的詩題為《失措》。
他一直想寫出，在那三天當中，一陣掌生了蛆蟲的黑色泥土的風暴如何從天而降，衝擊着不朽的愛的化身，一塊塊、一團團地甩過去，就像是飛涌跳躍着的潮水把海岸埋葬在自己身下。整整三天，這黑色泥土的風暴咆哮着，衝擊着，又怎樣退去。
隨之而來的是兩行有韻腳的詩句：
接觸是歡悅的，
醒來也是必須。
樂於接觸的是地獄，是衰變，是解體，是死亡，但和它們一起樂於接觸的還有春天，還有悔恨失足的女人，也還有生命。而且，醒來也是必須的。應該蘇醒並且站立起來。應該復活。
他開始逐漸好起來。最初好像還有些痴獃，他還找不到事物之間的聯繫，一切都隨意放過，什麼都不記得，對什麼也不感到奇怪。妻子給他吃的是抹了黃油的白麵包，喝的是加糖的茶，還有咖啡。他忘記了這些東西現在是不可能得到的，像對待一首詩歌和一篇童話那樣欣賞可口的美食，似乎在康復期是理所當然的享受。但是剛剛開始恢復意識，他就問妻子：
“你從哪兒弄來的這些？”
“都是你的格蘭尼亞。”
“哪個格蘭尼亞？”
“格蘭尼亞·日瓦戈。”
“格蘭尼亞·日瓦戈？”
“不錯，就是在鄂木斯克的你的弟弟葉夫格拉夫。你的異母兄弟。你昏迷不醒的時候，他總是來看我們。”
“穿了一件鹿皮襖？”
“對，對。這麼說，你在昏迷當中看到了？我聽說，他在什麼地方的一幢房子裏的樓梯上遇見過你，他說過。他也認出了是你，本想自我介紹一下，可是你讓他覺得非常可怕！他很崇拜你，到了迷戀的程度。是他不知從什麼地方搞來的這些東西！大米、葡萄乾、白糖。他已經回自己家去了，還讓我們也去。真是個讓人猜不透的怪人。我覺得他似乎和當權的人有些瓜葛。他說，應該離開大城市到別的隨便什麼地方去，銷聲匿跡地呆上一兩年。我和他商量過克呂格爾家那地方怎麼樣。他極力推薦。因為那裏可以種菜園子，附近就是森林。決不能就這麼像綿羊一樣窩窩囊囊地坐以待斃。”
就在這一年的四月，日瓦戈全家出發去遙遠的西伯利亞，到尤里亞金市附近原先的領地瓦雷金帶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