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是走入30年代嗎？

可能發生的最大災難是全球化推行者的這種類比成為現實。向工業時代的過渡，是歐洲歷史上最可怕的時期。當舊的封建立同新生資本家聯合起來，借政府的暴力清除了古老的價值規範、手工業者的行會制度、維持農村居民過貧窮的但卻是穩定的苟延殘喘的生活的習慣法時，他們造成的不僅是幾百萬人的深重苦難。同時，他們還在自己的國家中喚起了無法駕馭的反對派運動，這些運動的破壞性力量最初導致尚在萌芽狀態的國際自由貿易體系分崩離析，最終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和共產黨人在東歐奪取政權。

出生於維也納併流亡美國的社會歷史學家卡爾·波蘭依在其1944年出版的論述“大轉折”的輝煌巨著中詳盡地闡明了，用於人類勞動力的市場法則的實施以及古老社會結構的解體，是如何迫使歐洲國家越來越深地陷入非理性的防禦措施的。波蘭依說，建立自由的市場，“決不會取消控制與干預，相反要大大地加強控制與干預”。不受約束的市場經濟伴隨着景氣危機越是造成破產風波與針對貧困的暴亂，統治者就越是感到有必要限制人們自由地施展力量。最初，統治者只是鎮壓工人的各種反抗運動，後來，他們則關閉市場，以對付過多的競爭，尤其是對國外關閉市場，而國外馬上也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政府的日常論題不再是自由貿易，而是貿易保護主義，它的詞意即“保護政治”，這最晚起自世紀之交，而在20年代蔚然成風。最終，他們情不由衷地借越演越烈的貿易戰和貨幣戰將當時已充分地交織在一起的世界經濟推入了30年代初的大蕭條之中。

波蘭依描述的這種對於釋放市場力量的反作用模式肯定不能生搬硬套到當今全球化的高科技經濟中。他的結論也是這樣。在19世紀佔主導地位的自由派經濟學家以為，可以用國際性的、自我調節的市場體系來塑造他們的社會。波蘭依將這稱為危險的‘烏托邦”，它必將自行失敗，因為這种放任自流的政策始終會侵害社會穩定。

今天，所有那些主張修剪福利的國家、無條件地進行重新調整的人們重又沉湎於有關自我調節的市場這類烏托邦。但他們“以市場為本位的思想不過是某種形式的民主式文盲”，社會學家烏爾里希·倍克就是這樣形容那些固守供求法則的所謂革新人士不顧歷史的熱情的。依靠社會的經濟的基本權利來改善資本主義，決不是一種因其少而又少人們就可以放棄的恩惠性善舉。不如說，這是對20年代歐洲深重的社會衝突與民主之失落的反應。倍克說：“只有擁有住房、穩定的工作崗位以及由此而來的物質前途的人，才是享有民主和賦予民主以生機的公民。有一條樸素的真理講的是：沒有物質保障，就沒有政治自由。這就是說，沒有民主，就是新舊極權制度和意識形態對所有人的威脅。”

正是出於這一理由，即使是在90年代，市場與民主的矛盾也具有了令人苦惱的緊迫性。誰要想認識的話，早就認識到這種傾向了。歐洲和美國居民當中持久的排外浪潮就是一個確鑿的標誌，而政治對此早有考慮了。幾乎在歐洲的所有國家和美國，難民和移民的人權由於越來越嚴格的移民法和越來越嚴厲的監視手段而明顯地受到了限制。

最近的排外運動是針對社會上經濟實力弱的人群的：領取社會救濟金的人、失業者、殘疾人和未受培訓的年輕人越來越體會到，那些再一次發跡的人是如何不再同自己同舟共濟的。就連平和的中產階級市民也由於受到敗落的威脅而轉變成為富裕的沙文主義者，不再願意為世界市場上的賭博中的輸家支付錢財。新右翼黨團的政治家們——在德國主要集中在自由民主黨中——將公眾對社會寄生者所抱有的不滿心理表述為這樣一個論點，即必須把養老、疾病和失業的預備措施重新交給個人負責。在美國，有一半的公民，尤其是社會底層的公民，已不再參加選舉了，而新社會達爾文主義者甚至在議會中獲得了多數，他們仿照巴西的榜樣，將自己的民族分成三六九等。

下面將在邏輯上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婦女。德國基督教民主黨制定家庭政策的人土決定，以扣除工資來懲罰開病假條的懷孕婦女，這就讓人預料到，婦女的境況將會怎樣。單身養育子女的母親們指望着社會救濟，她們本來就在天天為生存而掙扎了。至於還要如何排斥婦女，自由派的《金融時代》作了一番典範性的論證。一位男性評論員尖銳地分析說，隨着不平等狀況的日益加劇而出現的最危險的問題就是那些沒有一技之長的年輕人，他們由於缺乏就業機會而容易從事暴力與犯罪。他們主要是要同婦女就業者進行競爭，這些婦女已經佔據了國內不熟練勞動崗位的近三分之二。因此，最好的做法莫過於“限制婦女（就業）之路，她們不會馬上就成為危險的犯罪分子的”。未來的經濟政策準則必須這樣講：“給小夥子更多的工作。”

這樣，迄今的各個福利國家充滿了日益突出的衝突，而各個福利國家及其政府很快就再也不能夠緩解這些衝突了。如果不能及時地採取相應措施，就會不可避免地產生波蘭依所講的意義上的社會性自我防衛效應。可以預見，這種效應會重又帶上貿易保護主義的、以本國為本位的特徵。

在康採恩領導人與經濟學家當中，那些頭腦較為清醒的人士早就看到這層危險了。不僅是資深的BDI董事長蒂爾·耐克在憂慮地說，“全球化導致的結構轉變速度，有越來越多的人適應不了。我們如何才能控制這一過程，做到既保持市場開放，但又能駕馭各種變化？”在多個國家擁有1000所子公司的機械設備製造公司老闆皮爾斯·巴爾耐維克甚至警告說：“如果各個企業都不能應付來自貧困和失業的挑戰，則擁有財產的人與窮人之間的緊張關係將導致明顯上升的暴力和恐怖活動。”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的創立者兼領導人克勞斯·施瓦普——作為這樣一個人物，他無疑具有各種社會空想色彩——清楚地看到這些徵兆。“人們為全球化所付出的代價”，施瓦普警告說，已達到“這樣一個水準，它使得全部民主式社會結構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驗”。蔓延開來的“無助與恐懼氣氛”是一場突發的與無法控制的倒退的前兆，這是一場“無論如何都應當嚴肅對待的”倒退。施瓦普講：“政治與經濟的領導人需要說明，新的全球化資本主義如何運行，才能給多數人（群眾）帶來利益，而不僅是給康採恩的經營者與投資者帶來利益。

但一味信任市場的人是不會做出這種證明的。他們隨時都在論證，擴大着的國際分工如何有助於促進世界經濟的繁榮。世界市場一體化在經濟上效益很高，但在分配以這種方式創造出來的財富時，全球性經濟這架機器則由於缺乏國家的干預，而運轉得遠不是那麼高效了。被遺棄的人數遠遠超出了獲益的人數。

正因如此，迄今推行的全球一體化政策是沒有前途的。而沒有社會與國家的保障，世界範圍內的自由貿易則維持不下去。當然，波恩不是魏瑪，除了由前南斯拉夫產生的幾個國家外，今天的歐洲各國無論對內對外都比70年前無法比擬地平靜得多了。沒有旨在推翻現政權的共產主義運動，歐洲也沒有哪個將軍或軍火工業家想到去發兵佔領鄰國。但今天由於跨國市場無序發展而來的危險，是同當初完全一樣的。在電腦聯網的世界金融市場上進行炒作的億萬富翁們最清楚，又有一場世界範圍的交易所騷亂正在醞釀之中。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各民主黨派都在垂死掙扎，因為它們不知道，自己如何以及在哪裏下手才能控制局面。但是，如果政府只是全力以赴地要求民眾為取得某項進步而做出犧牲，而這項進步僅僅對少數人有益，那麼政府就必須做好落選的打算。每增加一定比例的失業率，或每降低一定比例的工資，隨之就增加一分風險：束手無策的政治家們會採用貿易保護主義這種急剎車的辦法，重新挑起貿易戰、貨幣貶值戰，從而導致所有各國的經濟混亂和福利損失。為此，根本無需讓民族主義者或另外別的什麼派別贏得選舉。不，就連迄今執政的主張自由貿易的政治家們如果想贏得足夠的選票，也會日漸轉向貿易保護主義。

事情可以是這樣的，但不一定是這樣的。今天，我們終究可從歷史經驗中吸取寶貴教益，即一個國家是無法自行其事地擺脫世界市場的不景氣狀況的。因此，我們必須探索和嘗試其他出路。誰要想阻止向經濟民族主義的倒退，就必須堅持藉助於某種經過更新的福利國家體制來控制無限的市場，使得所有公民都可分沾這巨大的效益與盈利。只有這樣，人們才會像迄今為止那樣，依舊普遍地認可向世界開放的市場體制。

但是，僅靠選舉出恰當的政黨，藉助他們政治上的意志行為在德國、法國或任何其他歐洲國家重建經濟和社會穩定，是希望渺茫的。60年代和70年代初那～段時光已不可恢復，那時，各國政府相對獨立地通過稅收來確保本國適度的公平分配，並通過國家的投資計劃來抑制景氣的危機周期。為此，經濟網絡化走得太遠了。在爭奪世界市場這塊蛋糕的份額的全球性角逐中，各國都駛上了多車道高速路，直至發生大的碰撞為止，各國才會在自身面臨危險時掉轉車頭。

掉頭的做法是根本不值得寄予厚望的。世界範圍的經濟一體化畢竟蘊藏着無數的機遇。生產力超乎想像的增長同樣可用來讓越來越多的人免於貧困，並在迄今的福利國家對耗費資源的經濟進行生態性改造。因此，問題似乎取決於如何將世界市場上迄今的自殺牲角逐納入社會和民主都能承受的軌道上來，並將不合理的全球化進程轉變為全球性的均衡發展。

如何抑制這種向1：5的社會（即前文所提到的20；80的社會。——譯者注）發展的趨勢，各種方案與戰略部是現成的。而首要步驟在於，限制金融市場上的當事人的政治權力。在對外匯貿易與國外貸款進行徵收營業稅方面，發行貨幣的銀行與西方七國政府沒有必要再對貨幣交易人所提出的過分的要求作出讓步。它們無需不斷地靠過高的利息來遏制投資，無需同無傷大局的通貨膨脹作鬥爭，而可以攜手靠低息銀行貸款來拓展企業界的自由，以此促進更多的增長與就業。

必須堅持不懈地將這些同某種生態稅改革配套進行，這種生態稅改革要大大地提高資源消費費用，並通過降低社會公共福利繳款來提高勞動力的價值。只有這樣，才能阻止人們繼續浪費一切經濟活動的生態基礎，阻止人們去剝奪未來的人的機遇。

此外人們目前普遍認為有必要改善教育體制的作用與效益。如果說工業社會的確要讓位於信息社會，那麼，由於各家康採恩和富有的人拒絕納稅使國庫空虛，歐洲和美國有越來越多的青年人沒有機會受教育，各所大學也荒廢下來，這就是一件古往今來聞所未聞的醜事。

為了能讓更多的人受教育，也是為了通過國家的干預而在例如像有利於環境的交通網絡中創造更多的工作崗位，必須為國庫開闢新的收入來源。僅此而言，那麼財產所有人的利息收入就不能再免稅。同樣，對奢侈品徵收高額增值稅就是從更多地考慮到納稅方面的公正性出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