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本序

《阿馬羅神父的罪惡》於一八七六年在里斯本剛一問世，便給葡萄牙文學界帶來一股清新的氣息，致使沉湎於幻想和美化現實的浪漫主義更加萎靡不振。它所以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是因為它對人民群眾所痛恨的宗教勢力給予無情的揭露，對當時教權與政權互相矛盾又互相利用的背景作了真實的反映。故此，這部長篇小說被認為是葡萄牙文學史上難得的一部批判現實主義作品。

這部小說創作於葡萄牙的政治形勢尚在乍暖還寒之時。歐洲的政治大動蕩的風暴，逐漸透人葡萄牙，吹皺了一池春水；一八六四年第一國際的宣告成立、一八六八年英國的改良主義運動、同年西班牙共和國的組成、法國拿破崙三世的失敗和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成立等等，無不給葡萄牙的政治形勢和政治思潮帶來重大的影響。

十九世紀中期，葡萄牙正處在教權主義、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和空想的社會主義互相較量和鼎立時期。教權雖然日趨沒落，但死而不僵，仍有一定的勢力；新興的資產階級接受了法國《人權宣言》的思想，準備徹底推翻封建和教會的統治；同時，空想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思潮被激進的小資產階級和一部分工人接受，也形成了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

在文學界，隨着政治形勢和新的思潮的傳入，也面臨著新舊交替的過程。法國現實主義大師巴爾扎克的作品被介紹到葡萄牙，受到青年學生的歡迎。嗣後，福樓拜的著名小說《包法利夫人》在葡萄牙文學界流傳甚廣，成為一些進步的作家借鑒的對象。相形之下，當時盛行於葡萄牙文學界的那種虛偽的理想主義和不切實際的美化現實的創作傾向顯得那麼蒼白無力。法國的幾位文學大師，無論是雨果，還是巴爾扎克和福樓拜，他們對反動教會勢力的揭露、鞭笞以至揶揄，都被當時葡萄牙深受教會之害的青年作家所推崇，反教會成為當時重要的題材。

《阿馬羅神父的罪惡》便是在上述幾方面背景下創作的。作者若澤·馬里亞·埃薩·德·克羅茲（JeseMariaEcadeQueiroz，1845—1900）生在波武阿—迪瓦爾津，他是一個私生子，從幼年對私生子受歧視的生活便深有體會。他的生身之父是個法官，法官的私生子更是對法律的嘲弄。埃薩·德·克羅茲出於對法律的反動性和道德的虛偽性的痛恨，常常把私生子作為他作品中倍受同情的人物，同時，那些虛偽的家庭倫理道德、私通和亂倫則是他揭露和鞭笞的對象。成年之後，埃薩·德·克羅茲考入葡萄牙著名的學府——科英布拉大學。在那裏他廣泛地閱讀了法國、英國和德國的文學名著。一八六四年，科英布拉與巴黎有了直達的鐵路，這使他欣喜若狂，大量的書刊從法國源源不斷地運來，進一步開闊了他的眼界。據他的書信和日記記載，當時他常常接到裝滿了米土萊、雨果、勒南、普魯東、孔德、黑格爾和福樓拜等人的作品的書箱。同時，他的書信和日記也披露了他對科英布拉大學保守型教育的不滿，他恨透了學校周圍黑色高大的圍牆，認為這是禁錮主義的象徵；他的進步思想溢於言表，公開主張把第一國際工人支部的安特羅·德·肯塔爾選為學生領袖。也正是在這個時期，他參加了重要的文學團體——“七十年代派”（因這個團體的成員大多是科英布拉大學的校友，也稱“科英布拉派”）。這個團體的成員常在一起聚會，討論葡萄牙文學的出路問題。他們反對浪漫主義作家沉湎於幻想和美化現實的創作方法，主張文學創作應當如實反映社會的現實以求改造社會。“七十年代派”於一八七一年創辦了文學月刊《投槍》，埃薩·德·克羅茲擔任了主編。刊物的宗旨是揭露和諷刺“由立憲制、資產者、土地佔有者、空談家組成的弊病百出的正統社會”。在一次“七十年代派”的討論會上，埃薩·德·克羅茲發表了著名的演說：《藝術中的現實主義》，這篇演說起着宣言的作用，為葡萄牙現實主義文學的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正當“七十年代派”異常活躍，準備召開一次“歷史學家批判耶穌”的討論會時，政府下令封閉了會址。這個事件更使埃薩·德·克羅茲進一步看清了教會與政府之間的關係。

在科英布拉大學讀書時，埃薩·德·克羅茲便開始了文學生涯，當時他只有二十一歲，一八六六年開始為《葡萄牙新聞報》撰寫一些散文詩。當時他並未擺脫浪漫主義的影響，同時又學習了法國詩人波德萊爾的象徵主義風格。直到兩年之後，當他閱讀了福樓拜和普魯東的作品時，才決心借鑒這兩位法國人的思想和風格。《阿馬羅神父的罪惡》是他的第一次嘗試。一舉成功使他更加信心百倍，於是他的作品按踵而來，一八七八年他發表了另一部長篇小說《堂兄巴濟利奧》，從內容到形式都在有意模仿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這部小說以葡萄牙上層小資產階級的生活為素材。塑造了一位與包法利夫人極為相近的人物形象——路易莎。路易莎為了物質利益與唐·胡安結婚。婚後生活枯燥，百無聊賴，只能從愛情小說中去尋求安慰，最後也是由於與人私通，造成一場悲劇。

埃薩·德·克羅茲自認為最成功的一部小說是《馬亞一家》（1880）。作品通過對一個大家族與社會交往的情節，深刻地揭露了貴族生活的自私性、狹隘性、墮落性和排他性。但是，作者對貴族青年的一代仍抱着希望，認為他們如果遇到深刻的社會改革運動，是可以改變的。

埃薩·德·克羅茲的最後一部長篇小說《首都》是在他逝世后出版的。它揭發了為統治階級服務的新聞界的種種罪惡和黑暗。

埃薩·德·克羅茲二十七歲時進入外交界，先後出任駐古巴、英國和法國的外交官。直至四十歲，才與一位貴婦人成婚，在巴黎度過了晚年並在那裏逝世。由於他長期生活在新聞界、外交界和貴族圈子之中，他的作品中的人物便是周圍各類人物的寫照。也正是由於這種原因，他的筆下從來沒有塑造過工人、農民等下層勞動人民的典型人物。這無疑是個局限性。但是，由於他對小資產階級和貴族人物生動逼真的描寫，作品仍然富於現實主義色調和強大的藝術魅力。所以，上述的局限性並未妨礙他被公認為葡萄牙現實主義的先驅和大師。

埃薩·德·克羅茲不僅有豐富的現實主義創作的實踐，而且也有一套自己對現實主義的觀點。‘葡萄牙著名文學史家若澤·薩拉伊瓦將他的論點概括如下：“他認為，作家應當客觀地描摹社會現實，以改變現實為目的，為此，作家應當竭盡全力。埃薩有一句名言：‘打倒英雄！’這句名言概括了他的現實主義小說的一個基本概念：人是一個結果，一個結論，是所處的環境的產物。因此小說家不應該去描寫個別的和特殊的現象，而應當去描寫一個社會或一個階層的典型事例。”

《阿馬羅神父的罪惡》正是按照上述的原則進行創作的：全篇小說中沒有任何英雄人物，每個人物都是所處的環境的產物，是社會的結果。

例如阿馬羅神父，他是作品的主要角色，儘管書名是《阿馬羅神父的罪惡》，但是他所犯下的罪惡的真正根源是社會，是宗教。罪惡是他所處的環境的產物。

阿馬羅當上神父，並非出自本人的願望。他自幼是個孤兒，生活在達萊格羅斯侯爵夫人的身邊。就是這位虔誠的天主教的女信徒，為了進一步向教會表示熱誠，決定要阿馬羅做一名神父。當時他還不到十歲，命運卻被這位貴族寡婦註定了。侯爵夫人死後，阿馬羅還只有十三歲，沒有資格進神學院讀書，只好寄養在他的叔父家中，他飽受叔父和嬸母的虐待。為了逃避這種不堪忍受的生活，他才盼着自己快快長到十五歲，進神學院讀書。阿馬羅在全書中對宗教所表現的一點旨趣也只有這麼一小段時間。進了神學院之後，他對教士的獨身生活感到厭惡，對神學院的清教徒生活感到厭倦，他認為神學院除了一般學校的沉悶乏味之外，只讓他領略了監獄中的種種屈辱。阿馬羅雖然成為教區神父，但他並不信仰宗教，教職只是他謀生的手段，對教會的清規戒律他內心中只有反感和詛咒。他對阿梅麗亞的愛情並不是虛假的，當教規擋住他與阿梅麗亞結合的道路時，他對宗教的詛咒也是出自內心的，他想到：“如果他不是一名教士，他會成為一個多麼好的丈夫啊！他將是那樣的可親可愛，那樣的關懷備至，那樣的忠誠專一，他可以滿懷着仰慕的心情一直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他會非常疼愛自己的兒子——稚拙可愛，抓住他的鬍鬚玩耍的兒子！想到這些可望而不可即的歡樂，他的眼中便充滿了淚水。絕望之中，他便咒罵起那位說起話來蝶蝶不休、讓他成了教士的侯爵夫人和那位替他塗油使他就任聖職的主教。”阿馬羅對自己成為教士有許多抱怨，他埋怨道：“他們為什麼要讓他做教士呢？這都是那個年老的話匣子達萊格羅斯侯爵夫人乾的事。他根本不是自願放棄做一個男人的權力的！他所以變成一名教士，就像牛被趕進牛棚一樣，完全是被迫的。”他對教規也非常不滿，教規可以允許教士暗地裏去嫖妓女，而禁止教士光明正大地去結婚。他甚至咒罵起教規來：“很清楚，我們這種人休想愛體面的女人，我們只有嫖妓女的權利！好一條教規！”

有些讀者習慣於在文學作品的人物中區別“好人”和“壞人”。界限劃得非常嚴格，徑渭分明。如果按照這種習慣來讀《阿馬羅神父的罪惡》便會墜入五里霧中。

阿馬羅這個形象，作者並非要將他塑造成“壞人”的典型。按照埃薩·德·克羅茲的創作理論，人物只是社會的一個結果，一個結論。阿馬羅這個人物在作者的筆下並不是一位全面被否定和全面受譴責的對象，作者是要通過他，通過他經歷的典型事件去揭露教會和社會的罪惡。

首先，阿馬羅是個孤兒，命運聽任貴族的擺佈，他進神學院學習，嗣後成為教士，都是按照達萊格羅斯侯爵夫人的遺願強行安排的。

他被奪去了人的基本權利，不能戀愛、結婚，不能有家庭，不能有子嗣，失去享受天倫之樂的一切可能性。這一點，從作品的字裏行間可以察覺到作者對他的同情。阿馬羅對教規的反感和厭惡也是顯而易見的，倫之所以要犧牲愛情，根本原因是他留戀教士的權力，懾於輿論的壓力和教規的懲罰。

另一方面，阿馬羅也不合乎一般的“好人”的規範。他在生活中表裏不一，一方面他對教規牢騷滿腹，另一方面他又在極力宣揚教規，要人家遵守教規。他自己不願衝破宗教的桎梏，也不允許自己的情人——阿梅麗亞去衝破教規。他為了維護個人的名譽、地位，不惜強迫阿梅麗亞去忍痛犧牲，甚至變相地殺害了剛剛出生的兒子。他反對教規，只反對那些限制了他的基本人權的幾條，而對那些有利於他的權力、名譽和地位的教規，他不但沒有反感，而且積極推行。即便對限制了他的基本人權的幾條，他也不是站在進步的立場上予以否定，而是站在倒退和反動的立場上尚嫌不足而已，甚至嚮往着恢復中世紀宗教裁判所的權力：“使他傷心的正是這一點，即教會對社會生活的影響正在縮小，教士的權力遭到削弱，這種權力僅僅限於精神方面，而對人的肉體、生命和財富卻無能為力。這裏所缺少的正是當年教會就是國家、教士就是屬下所有教徒的世間主人的那種權威……他寧願要古代那種開關地牢門的權力！”

阿馬羅本人，既是教會的受害者，又是教會的中堅和支柱。作品對這個人物的雙重性格與內心矛盾給予充分的揭示和描繪。這個人物既不是宮廷文學和經院文學中把教士描繪為神的那種形象，也不是浪漫主義文學中那種十惡不赦的教士。他與《巴黎聖母院》中的副主教克羅德·佛羅洛不屬於同一類型。佛羅洛與愛斯梅拉爾達素不相識。對她，佛羅洛完全出於淫慾，相互沒有什麼愛情可言。佛羅洛為了得到靈魂的安寧，要麼就強行佔有愛斯梅拉爾達，要麼就置她於死地。而阿馬羅和阿梅麗亞相互間是在不斷接觸中產生了愛情。阿馬羅並非去強行佔有，而是阿梅麗亞情願與他結合。他們所以不能成為眷屬，是懾於教規和社會輿論。作者的意圖非常明顯，他給讀者提出了一個問題：是誰阻礙了阿馬羅與阿梅麗亞的結合？作品與其說是在譴責阿馬羅，不如說是在聲討教會，聲討社會。

按照作者“打倒英雄！”的創作原則，《阿馬羅神父的罪惡》的確沒有塑造什麼英雄人物。我們不能把阿梅麗亞的未婚夫若昂·埃杜瓦多錯當成英雄人物。當然，作品將他描繪成一個純樸老實的青年。他在報紙上揭發了教士們的一些罪惡，無疑這也是正義的行為。他對阿梅麗亞愛情專一、至死不變，也值得敬佩。但是他的這些活動脫離不開當時的社會背景，正義行為之中就有不正義的成分。他要揭發教士們的私隱，只能投靠政府勢力。戈丁尼奧博士最初將他的揭發文章視為至寶，藉以打擊教會勢力。但是當政府勢力與教會言歸於好之後，埃杜瓦多則被他們出賣和擯棄。從這一角度來看，他最多只是兩派鬥爭當中的一個小小的籌碼而已。埃杜瓦多也是一個虔誠的教徒，平日，他並不覺得教士們可惡可憎。只有阿馬羅神父威脅到他與阿梅麗亞之間的關係時，他為了爭回失去的愛情才去揭發。而且由於討好了政府方面的勢力，得到了更合適的工作和職位，為此他興高采烈。這一切都表明了他的思想境界並不高，沒有任何英雄的氣質。

我們也不會認為印刷工人古斯塔沃是個英雄人物。他長期流浪國外，見多識廣。與歐洲先進國家比較，他認為葡萄牙需要革命，並且在酒醉時，講了不少革命的言詞。但是，從他的言談中可以了解到他對當時的政治形勢和革命前途認識得非常模糊，一心只等着西班牙共和運動的成功。他破口大罵教會和政府，但又提不出什麼見解。雖然作者對這個人物沒有去精心塑造，但是這個人物在當時的葡萄牙仍是有典型意義的。他證明了工人階級本身是不會自發地產生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在馬克思主義系統地傳入葡萄牙之前是不會產生改變世道的英雄的。由此，更可以說明作者在當時提出的“打倒英雄！”的創作原則是正確的。這不是對現實主義的背離，而恰恰體現了現實主義的創作精神。

《阿馬羅神父的罪惡》不僅沒有塑造英雄人物，而且將大多數人（包括教士）都描繪成教會的受害者或是教權與政權相互鬥爭相互利用的犧牲品。這種創作觀點也是符合現實的。

葡萄牙在中世紀時期，宗教勢力高於一切，皇權也要拜倒在教會的腳下，隨着啟蒙思想的興起，社會上反教權勢力的增長造成了皇權與教權平起平坐，平分秋色的局面。十九世紀開始，資產階級興起，資產階級的民主思想對封建的教權勢力不斷進行衝擊。統治者為了維護權力，對教會勢力有鬥爭又有聯合。在這個總的形勢下，無論是教士、信徒，還是親政府的人們都是受蒙蔽者或是受害者。當然，由於所處的社會地位不同，受害的程度也有所不同。全書人物當中，尤以阿梅麗亞受害最甚。這位涉世未深的閨秀在精神上和肉體上都遭到殘酷的折磨。最後逼得她捨棄剛剛生下的兒子，自己也丟掉了性命。

對阿梅麗亞這個人物，作者把她放在現實的兩種思潮的背景下，突出描繪她的各種矛盾衝突，使她成為一個有血有肉的生動形象。阿梅麗亞生活在葡萄牙這個特定的社會。資產階級革命爆發的前夕，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和封建的教權思想彼此在激烈地鬥爭和較量。反映到阿梅麗亞身上，她追求的是戀愛和婚姻的自由，嚮往的是純真的愛情。這是資產階級爭取人權的思想的反映。而另一方面她又懾於教權勢力，必須做出犧牲去維護她和阿馬羅神父的名譽。她真心愛着阿馬羅，但又不得不裝作要與書記員結婚的樣子。她曾想衝破宗教的束縛，與阿馬羅遠走高飛，但作為一個長期接受教會教育的少女，又缺乏勇氣和信心。她對阿馬羅一再讓步，屈從於阿馬羅的意願，先是私通，后是到外地偷偷地分娩，捨棄親生的兒子，犧牲了自己的生命，完成了一場愛情的悲劇。

作者對阿梅麗亞的種種思想矛盾描繪得非常真實和細緻人微，使這個人物具有藝術的魅力，例如她決心與阿馬羅神父私奔的一節，作品對她的內心鬥爭是這麼描寫的：“她度過了一個欲哭無淚、極度痛苦的夜晚。她對教區神父的愛情之火燃燒得更加旺盛，不過她仍然痛恨他的懦弱膽怯。僅僅在報上含沙射影地提一下就把他刺痛了，就把他嚇得在黑袍下面渾身發抖，甚至於不敢來看她——他就不想一想，她的名譽也同樣受到了損害，雖然她在愛情上從未得到過滿足！而正是他，用他的甜言蜜語和羞答答、矯揉造作的舉止誘惑了她！可恥！她恨不得把他緊緊抱在懷裏一一恨不得打他耳光。她胡思亂想，打算第二天就到索薩斯路去，把他擁抱在懷裏，呆在他房間裏不走，鬧它個滿城風雨，最後他倆只好遠走高飛，離開這個主教管區……為什麼不呢？他們年輕，他們身強力壯，他們可以走得遠遠的，住到另一個城鎮去——這樣一種甜蜜的生活前景，使她的想像力像脫了韁繩的馬一樣縱橫馳騁起來，她想像着自己在這樣的生活中將不停地親吻他！由於她處在一種極度興奮的狀態之中，所以在她看來，這樣一個計劃似乎非常切實可行，非常容易：他們將一起逃往阿爾加維；一旦到了那邊，他馬上就讓頭髮長起來（到那時候他就更加漂亮了！），這樣就誰也不會知道他做過神父；他可以教拉丁文，她可以出去替人家做針線；他們可以住在一座小房子裏，裏面最引人注目的東西將是那張床和床上那一對緊靠在一起的小枕頭……在這一光彩奪目的計劃中，她能想像到的唯一困難是，在離家時怎樣才能使她母親看不到她盛衣服的箱子！但是當她從睡夢中醒來，在光天化日之下再來看這些病態的決定時，它們便像影子一樣消失不見了：現在，這一切看上去是那樣的不切實際，而他和她又遠遠分開，彷彿世界上所有險峻難攀的高山都聳立在濟貧院路和索薩斯路之間。啊！阿馬羅神父已經遺棄了她，這一點是確定無疑的！他不想失去他在教區內的權益，上司的器重……可憐的她！她覺得自己將永遠不幸，永遠失去生活中的一切樂趣。她仍然渴望着對阿馬羅神父進行報復。”

作者就是用這樣細膩的筆法將人物的內心世界全盤暴露給讀者的，阿梅麗亞既有少女羞澀的感情，又有反叛嚴酷現實的思緒，對阿馬羅神父既有愛的一面又有恨的一面。阿梅麗亞這個人物就是在矛盾的思想基礎上被寫活了。正因為阿馬羅和阿梅麗亞這兩個主要人物被塑造得如此逼真、細緻和貼切，《阿馬羅神父的罪惡》的反教會的鋒芒非常銳利但又並不外露，可以說是以情取勝，避免了說教。在葡萄牙現實主義剛剛萌發的時期，能夠擺脫稚氣，寫得如此成熟，這是非常難得的。很明顯，我們可以察覺到作者在創作時盡量避免了當時盛行的邊敘邊議的手法。全書之中沒有一句作者的評議，因此情節發展得非常自然，一環緊扣一環，全無作者主觀雕琢的刀痕斧跡。儘管如此，作品仍然帶有初期現實主義作品的特點：作者並不完全以塑造典型人物和典型環境為滿足，唯恐讀者不能了解自己的創作意圖，一定要想辦法表明自己的觀點。埃薩·德·克羅茲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在作品中找到了一位代言人——醫生。讓這個人物在全書的結尾部分發表了幾段對人生、社會、宗教和政治的議論。雖然這些議論是切中時弊的，但在結構上則顯得勉強和累贅。為什麼作者要借醫生的嘴來發表議論呢？原因之一是上述的理由——作者要尋找機會表明自己的觀點；原因之二是由於作者是達爾文的進化論的崇拜者，崇敬自然科學，認為只有科學才能改變世界和社會。他以醫生作為代言人當然是順理成章的了。

從醫生的議論當中，我們可以看到在馬克思主義系統地傳入葡萄牙之前，作者的思想應當算作是比較進步的和科學的。

在為阿梅麗亞接下了私生子之後，醫生談及了他對整個葡萄牙社會的意見：“現在我已經把這孩子接到這個世界上來了，你們諸位先生（我所謂的諸位先生，指的是教會）就會把他牢牢抓住，在死亡奪去他的生命之前絕不會放開他。另一方面，國家雖不像你們這樣貪婪，卻也不會忘記他：所以這個可憐而不幸的人從一生下來直到最後死去，便一直生活在教士和警察之間。”

當論及對教士的教育和培養工作時，醫生講道：“這種教育完全是由那些荒謬可笑的蠢人控制的：他們反對自然的最合理的要求，反對理性的最高尚的才能。用這種辦法來培養教士就是要製造畸形的人，這些人在其不幸的一生中必須跟宇宙間兩種最不可抗拒的力量進行一場絕望的鬥爭：物質的力量和理性的力量！”“我在講述真理。對一個教士的教育包括些什麼內容呢？第一，使他對禁慾和童貞做好準備；也就是要把他最正常的感情粗暴地壓制下去。第二，絕對不可讓他接觸到可能動搖其天主教信仰的一切知識和科學；也就是要把對各種自然科學和超自然科學進行研究批判的精神強行壓制下去。”

作者在這裏借醫生的嘴指出了教會對人性的踐踏，對科學的反動。

醫生論及教會與國家關係時說道：“從前，教會就是國家；現在，它只是為國家所容忍並受到國家保護的一小撮人。過去，它在法庭上、在王國政府的各個委員會中、在農民的爭執中，以及在海洋上，一直處於支配地位；它發動戰爭，操縱和平；今天，政府的一個代表所擁有的權力就超過了整個王國的教士所擁有的權力。……過去，教會非常富有，擁有農村的整個地區和城鎮中的所有街道；今天，它要依靠司法大臣才能得到每日數目有限的麵包，而且還要在教堂外面乞求施捨。教會的成員過去都是從王國的貴族和最顯赫的家族中吸收來的；今天，它必須老着臉皮到濟貧院的棄兒中間去找些男孩子來培養做教士。”

這裏敘述了教會在葡萄牙社會上興衰的歷史，也揭示了教會與政府之間的曖昧關係。醫生的這幾段話實際上便是作者在作品中用藝術形象已經說明了的問題。所以醫生所論述的這些問題在作品中是不必要的，因為作品已經通過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件講明了這些問題。故此，醫生的長篇大論不僅未能給小說帶來內容和形式上任何光彩，而且顯得那麼生硬，與全書的筆調也不協調。如果說這部作品有什麼缺點和敗筆的話，這一段便是個例證。這也是葡萄牙早期現實主義作品的通病。

陳光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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