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2章 性一元論：精神分析學的婦女觀

精神分析學對心理生理學的十分重要發展在於，它認為沒有一個因素可以介入心理生活而又不具有人的意義；實際存在的並不是生物學家所說的客體一身體，而是主體藉以生活的身體。女人是雌性，在某種程度上連她自己也這樣認為。生物學上的主要特徵並不是她所真正經歷的處境的一部分。因而，卵子結構在這裏沒有得到反映，相反，生物學上不太重要的器官，如陰蒂，卻在這裏起着頭等重要的作用。並不是本性在規定着女人，而是她在自己的感情生活當中，基於自身利益同本性打交道時，規定了她自己。一個完整的體系就是用這種觀點建立起來的，我不想對它做全面評論，只想檢查它對婦女研究所起的作用。討論精神分析學實際上並非是一件容易的事。和所有的宗教——例如基督教和馬克思主義——一樣，它也是根據嚴格的概念展現出一種令人尷尬的靈活性。它所使用的術語，有時有着極其嚴格的字面含義，如“男性生殖器”就完全是指標誌男性的那個肉質突出部。另一方面，這些術語又被無限延伸，具有象徵意義，這時男性生殖器又表示男性的全部特徵與處境。若你對這個學說的字面含義發出非難，精神分析學家就會抗議說你歪曲了它的精神；若你贊同它的精神，他馬上又會讓你局限於字面含義。有人說，這個學說本身無關緊要，精神分析學是一種方法；但這一方法的成功卻又增強了信奉者的信心。要知道，發現精神分析學本來面目的人，要不是在精神分析學家當中，又會在哪裏呢？但是在這些人當中也有異端者，正如基督徒和馬克思主義者當中也有異端者。不只一位精神分析學家聲稱，“精神分析學的最兇惡敵人就是精神分析學家本身”。儘管學究式的精確往往是迂腐的，可是許多含糊之處還是應當予以澄清。正如薩特和海洛一龐策所觀察到的，“性與生存共存”這個命題，就可以按照兩種很不相同的方式去理解。它的含義既可以是，生存者的所有體驗都具有性的含義，也可以是，所有的性現象都具有生存的含義。調和這些說法是可能的，但人們往往只從這種說法滑到另一種說法。而且，一旦把“性”同“生殖器”區別開來，性這個概念就會變得不太清楚。達爾比茲認為，“弗洛伊德所談及的性，是指消除生殖的內在傾向”。但是，沒有比“傾向”即“可能性”更為含糊的概念了，因為只有實現才可以確切證實什麼是可能的。弗洛伊德不是哲學家，所以他拒絕為他的體系做哲學辯護。他的信徒們堅持認為，他因此避免了形而上學的一切非難。不過，在他種種格言的背後，仍然存在着形而上學的假定，而且使用他的語言本身就是在採納一種哲學。正是由於這種混亂，才需要批評，可這種混亂又使批評難以進行。

弗洛伊德對女人的命運從未表示過特別的熱心。顯然，他只是把對男人命運的描述稍加修改，就變成了對女人命運的描述。性學家瑪拉依曾說：“作為種能，我們可以說里比多是一種具有男性特徵的力量。對性高潮，我們將持同樣的見解。”他認為，達到性高潮的女人是“男性化”的女人；性衝動朝着一個方向，女人只是處在這條路的半途中。弗洛伊德的看法沒有這麼極端。他承認女人的性慾發展得和男人一樣完整，但他幾乎沒有去專門研究它。他寫道：“里比多實質上經常地、有規律地是男性的，不論它是在男人那裏出現，還是在女人那裏出現。”他並不認為女性里比多有自己的固有本性，因此在他看來，它必然像是對人的一般里比多的一種複雜的偏離。他認為，這種發育過程最初在男女兩性是相同的——每個嬰兒都先經過固戀母親乳房的口唇期，再經過肛門期，最後達到生殖器期。在生殖器期，兩性開始出現差別。

弗洛伊德進而揭示了一個其重要性尚未被充分認識到的事實，即男性性衝動明確存在於陰莖，而女性卻有兩個有明顯差別的性衝動系統：一個是陰蒂的，它發育於童年期；另一個是陰道的，它在青春期以後才開始發育。男孩子一旦進入生殖器期，他的發育便告完成，不過，他必須從自體性滿足傾向過渡到他體性滿足傾向。在自體性滿足傾向當中，快感是主體的；而在他體性滿足傾向當中，快感同一個客體，通常同女人密切相關。這種轉變在青春期要經過自戀期才能夠完成。但是，和童年期一樣，陰莖將仍是性衝動的特殊器官。女人的里比多也要經過自戀期，它是客體的，通常指向男人。但這一過程要複雜得多，因為女人必須從陰蒂快感過渡到陰道快感。對男人來說只有一個生殖器階段，可是對女人來說卻有兩個。她要冒極大的風險，因為如果不能最終完成她的性發育，她便會一直處於幼年階段，她的神經質便會加劇。

即使仍然處在自體性滿足階段，孩子也會或多或少地強烈依戀於某個客體。男孩子固戀於他的母親，渴望自己和父親的身份相同。這種假想令他感到恐怖。他深怕父親因此懲罰他，把他弄得部位不健全。於是，從戀母情結產生了閹割情結。後來雖然針對父親的攻擊性在發展，但同時孩子也在使父親的權威內在化。於是，孩子心目中形成的超我（theSSpemp）開始資備自己的亂倫傾向。隨着對亂倫傾向的壓抑，戀母情結也被清除掉了。兒子擺脫了對父親的恐懼，在道德規範的指導嚇，把父親安插在他自己的心靈中。以前的戀母情結表現得越明顯，受到的壓制越強烈，現在的超我也就越有力，兩者是成比例的。

最初弗洛伊德以完全對應的方式去描述小女孩的經歷，後來又把這個過程的女性形式稱為戀父情結。但是顯然，弗洛伊德在解釋時所根據的不是它本身，而是他的男性模式。不過他也承認兩者之間有很重要的差別：小女孩最初有一種對母親的固戀，而在性的意義上小男孩卻根本不被父親所吸引。女孩子的這種固戀表明，口唇期還沒有完全結束。後來小女孩認為自己同父親是一致的。但是到了5歲，她發現男女之間在人體結構上有差別。她對自己沒有陰莖作出了反應，產生了閹割情結——她認為自己的身體是不健全的，並為此感到痛苦。於是，她不得不放棄她的男性化要求，轉而認為自己是與母親的身份一致的，並設法引誘父親。閹割情結和戀父情結就這樣相互推波助瀾。她的受挫感越來越強烈，因為一方面地在愛着自己的父親，另一方面她又徒勞地想和他一樣。反過來，她的遺憾又加深了她的愛，因為通過激發父親的感情，她可以彌補她的劣等性。小女孩對母親心懷一種競爭感和敵意。後來超我也在她那裏形成，亂倫傾向受到壓抑。但是她的超我不太有力，因為對戀父情緒的規定不如對戀母情結的規定那麼嚴格；這是由於這種固戀開始是針對母親的，後來父親才成為他本人所譴責的那種愛的對象，所以和與兒子競爭時相比，他的禁止比較軟弱。人們可以看到，和女孩子的生殖器發育一樣，整個性的戲劇在女孩子那裏，要比在她的兄弟那裏複雜得多。因而她可能對閣割情結作出反應，拒絕接受她的女性氣質，仍頑固地想有一個明莖，並認為自己與父親是一致的。這種態度將會讓她一直停留在陰蒂快感階段，並使她性冷淡或轉向同性戀。

人們之所以可能對這種觀點提出兩點異議，是因為實際上弗洛伊德所依據的是男性模式。他假定，女人認為自己是一個身體不健全的人。但是這種身體不健全的想法意味着比較和評價。目前許多精神分析學家認為，少女對沒有陰莖可能會感到遺憾，不過她並不認為陰莖是從她身上給割掉了Z而且連這種遺憾也不是普遍存在的。它可能來自對人體結構的簡單比較；實際上，許多小女孩很晚才發現男性的身體結構，而且即便發現了，也不過是看看而已。小男孩從陰望獲得了活生生的體驗，這種體驗使陰莖成為他自豪的對象。但是這種自豪對他的姐妹未必意味着相應的恥辱，因為她們僅僅了解這個男性器官的表面，而這塊肉瘤，這個又軟又小的肉條，本身也許只會引起她們的冷漠甚至厭惡。小女孩的渴望即使存在，也是過早評價男性氣質的結果。弗洛伊德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然而實際上它是有待解釋的。另一方面，戀父情結這個概念十分含糊，因為對女性里比多的基本描述非沒有證實它。就是男人的明確表現在生殖器上的戀母情結，也不是普遍存在的。但是，除了極個別的例外，人們也不可能認為父親是引起年輕女兒生殖器興奮的原因。女性性衝動的主要一個問題是陰蒂快感的局部性。只是到了青春期，她的性感區才隨着陰道感覺的增強，在身體各個部位開始發展。所以，說10歲的女孩子對父親的親吻和撫摸有一種引起陰蒂快感的“內在傾向”，這多半是在胡說八道。如果認為戀父情結僅有極易擴散的特徵，那麼就會提出整個感情問題，而弗洛伊德並沒有幫助我們把感情同性慾加以區別。把父親神化的決不是女性里比多（母親也沒有被她在兒子身上所引起的慾望所神化人相反，（女兒的）女性慾望是指向主權者這個事實，賦予它一科特殊的性質。女性里比多沒有決定它的客體本性，寧可說它是在受這一本性的影響。父親擁有主權是一個有關社會起源的事實，弗洛伊德對此沒有給予解釋。他實際上認為，要說明在歷史上某個時刻是什麼權威決定了父親應當具有高於母親的地位，這是不可能的——按照弗洛伊德的看法，這種決定是進步的，但其原因尚不為人所知。正如他在最後一部著作中所指出的：“這不可能始終是父權的權威，因為這種權威恰恰是進步賦予父親的。”

阿德勒對弗洛伊德的觀點持有異議，因為他看到了只靠性慾去解釋人的生活的理論體系的不足之處。他認為，性慾應當和全部人格併為一體。在弗洛伊德看來，人的所有行為彷彿都是慾望的產物，就是說，是尋求快感的產物。但阿德勒卻認為，人似乎在瞄準某些目標；他用動機、目的和設計來代替性衝動，賦予努力以十分重要的地位，以至性在他心目中常常只有象徵性的價值。按照他的理論體系，人的戲劇可以歸結為三個基本要素：每一個人都有權力意志，不過它又和自卑情結相伴；由此引起的衝突，使個人在逃避現實（他擔心自己也許不能對付的現實）的過程中詭計多端。主體在某種程度上就是這樣從他所憂患的社會中撤了出來，因而患了社會態度失調的神經病。女人的自卑情結，呈現出一種對她的女性氣質感到慚愧並加以抵制的形式。引起這種情結的並不是不具備陰莖，寧可說是女人的全部處境。即使小女孩對陰莖感到嫉妒，那也僅僅是把它看成男孩子擁有特權的象徵。父親的家庭地位，男性的普遍優勢，她自己所受的教育——每一件事都讓她更加堅信男性是優越的。後來，她在性交時感到了一種新的屈辱，因為性交時女人的位置是在男人的下方。她以“男性化抗議”的方式作出反應：她或努力讓自己男性化，或用女性的武器向男性開戰。做母親以後，她也許可以在自己的孩子身上找到和陰莖對等的東西。但這樣一來就意味着，她開始全盤接受她的女人角色，承認自己是劣等的。她的內心鬥爭遠比男性嚴重。

我在這裏並不想對導致弗洛伊德和阿德勒分手的理論分歧詳加評述，也不想詳細討論調和這些分歧的可能性。但是可以這樣說，不論是根據性衝動，還是根據動機，其解釋都不是充分的，因為每一種衝動都產生動機，而每一種動機又都只能根據衝動來認識。因此，把弗洛伊德主義與阿德勒主義綜合起來也許是可以實現的。實際上，阿德勒在引入目標和終極性這些概念時，仍認為心理的因果關係是其理論的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而且，在涉及動力與機制兩者的關係時，他還是一個和弗洛伊德意見一致的重要人物：物理學家在談及衝突或引力時，總是承認決定論。所有的精神分析學家都在堅持一個不言自明的命題，這就是，人的歷史應當用諸種決定性因素的相互作用來解釋。而且所有的精神分析學家都把同一種命運分派給女人。她的戲劇被概括為她的“男性化”和“女性化”這兩種傾向的衝突。第一種傾向通過陰蒂組織表現出來，第二種傾向則表現為陰道性衝動。作為一個孩子，她認為自己同父親是一致的，後來她產生了和男性有關的自卑感，從而面臨兩難境地：要麼堅持她的獨立性，因而變得男性化（由於潛在的自卑情結，這會導致有患神經病危險的緊張狀態），要麼通過順從性愛實現幸福，這種解決方式是由她對握有主權的父親的愛所促成的。他才是她要尋找的情人或丈夫，於是她的性愛同想受支配的慾望混在了一起。她將通過做母親得到回報，因為母性將給她提供新的獨立性。看來，這齣戲劇具有它自己的能量和動力。它通過各種扭曲的事件，堅定地沿着自己的航向前進，那時每個女人都被沖得身不由己。

精神分析學家們在經驗中毫不費力地證實了他們的理論。如我們所知，只要把十分微妙的複雜情況加在托勒密體系上，用這一體系去解釋行星的位置，長期以來這是可以做到的。而只要把顛倒過來的戀母情結加在戀母情緒上，只要揭示出各種焦慮中的慾望，就會把和弗洛伊德體系的正確性相矛盾的事實，順利地和這一體系併為一體。要去解釋只同背景相左的形式是可能的，而理解這一形式的方法會確切而詳細地揭示出這一形式後面的背景。所以，誰要是決心描述弗洛伊德觀點中的特例，誰就會遇到這特例背後的弗洛伊德圖式。但是，如果一種學說需要增加較次要的解釋，而在增加時又是含糊其辭和為所欲為的，如果通過觀察發現違背和符合規律的事例同樣多，那麼我們最好還是放棄這種陳舊而又僵化的框架。誠然，今天每一位精神分析學家都在忙着用弗洛伊德的方式讓他的概念不那麼僵化，試圖採取折衷的態度。例如，一位當代的精神分析學家就這樣寫道：“無論哪裏存在情結，都肯定有一些成分存在……情結存在於這些各不相同的成分的聯繫中，而不是存在於其中一種成分對另一種成分的表現中。”但是，諸種成分的單純聯繫這個概念是不能接受的，因為心理生活不是一種拼湊，它的每一個方面都是一個單純的整體，所以我們必須重視其統一性。我們只有用各不相同的事實去恢復生存的本來目的，才可能做到這一點。如果我們不去追溯這種根源，人類就會彷彿是一個由沒有意義的並且只起附屬作用的強制和禁令組成的戰場。

精神分析學家們一直都不接受“選擇”這個觀念以及相關的價值觀念，所以他們的理論體系有其固有的弱點。弗洛伊德把強制與禁令從生存者的自由選擇中分離出來時，沒有向我們說明它們的起源——他認為它們的存在是理所當然的。他努力用權威觀念去取代價值觀念，但他在《摩西與一神論》中承認，他無法解釋這種權威。例如，亂倫是由於為父親所禁而被禁止——但父親為什麼要去禁止它呢？這是一個謎。超我使來自獨斷專制的命令和禁令內在化了，並攝取了它們，所以它有一種本能的動力。我們不知道為什麼會由於認為道德與性慾無關，兩種現實就是毫無關係的。人類的統一性似乎在瓦解，在個人和社會之間無路可通。為了讓它們重新獲得統一，弗洛伊德不得不虛構離奇的故事，如在《圖騰與禁忌》中就是如此。阿德勒清楚地看到，只有根據社會的處境，閥割情結才可以得到解釋。他儘力解決價值問題，但他沒有到具有社會所公認的價值的個體那裏去尋本求源，也沒有認識到性慾本身包含着價值，因而他對性慾的重要性作出了錯誤的判斷。

性在人類生活中無疑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以說它滲透於整個生命。我們從生理學已經得知，睾丸和卵巢的生存活動同整個身體的生存活動是一體的。生存者有一個有性慾的、可性交的身體，因而在他同其他也有一個可性支身體的生存者的關係中，始終涉及到性。但如果身體和性是生存的具體表現，那就會涉及到它們的含義能否被發現的問題。由於不具備這種觀點，精神分析學家們才將有待解釋的事實看做是理所當然的。例如，他們告訴我們說，小女孩對露着屁股蹲着撒尿感到害羞——但這種羞恥感是怎麼來的呢？同樣，在問到男性是否對他的陰莖感到自豪，或他的自豪是否表現在他的陰莖上這類問題以前，有必要知道什麼是自豪，以及主體的慾望怎麼會體現在一個客體上。沒有必要把性當做最基本的論據，因為生存者有更根本的“生存追求”，而性只是它的一個方面。就像巴切拉德在論述地球、空氣和水的著作中所做的那樣，薩特在《存在與虛無》中也論證了這一真理。精神分析學家認為，關於人的最重要的真理在於他同自己身體的關係，以及在群體中同夥伴們身體的關係。但是，在其試圖發現的周圍自然界的本體當中，在勞動娛樂及對各種“能動的想像力”體驗時，人有一種基本的利益。人渴望與整個世界具體地取得一致，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去認識它。新作上地，挖掘洞穴，同擁抱、性交一樣，也是根本的活動，所以在這裏只看到性的象徵性的精神分析學家們，他們實際上在欺騙自己。洞穴、沼澤。裂縫、堅硬、完整，這都是些基本現實；它們引起人的興趣並不受里比多的支配，寧可說里比多是由於它們得到人的認識而增色。完整性之所以使人入迷，並不是因為它象徵著女性的處女性，相反卻是由於人對完整性的崇拜才使處女性顯得珍貴。勞動、戰爭、娛樂和藝術是人參與世界的標誌，它們不可能被歸結為任何其他的東西。它們所揭示出來的性質，同性所揭示的性質相抵觸。個人在行使他的選擇權時，所依據的既是它們又是這些性體驗。但是，只有用本體論的觀點去認識總體存在，我們才有可能恢復這種選擇的統一。

的確，在決定論和“集體潛意識”的名義下，精神分析學家所堅決拒絕的，正是這種“選擇”概念。這種潛意識應當向人類提供預製的意象及一般的象徵主義。因而它要解釋所觀察到的夢與夢的、無目的行為與無目的行為的、神志不清時的幻覺之間的、比喻與比喻的，以及人的命運之間的相似之處。要談及自由，就不應當去解釋這些令人不安的一致之處。但是，自由觀念並非同某些永恆的生存不相容。如果說精神分析的方法儘管在理論上是謬誤的，卻往往是有價值的，那是因為每一種個別情況都有某些不可否定的普遍性因素：處境與行為模式往往重複出現，而決定的契機則從普遍性與重複性的烏雲中閃現。弗洛伊德說，“人體結構即命運”。這個警句在梅洛一龐蒂那裏引起共鳴，他說，“身體即普遍性”。生存到處都是一樣，它越過了個體生存者之間的鴻溝，在相似的機體中表現自身，所以在本體論因素同性因素的關聯中會發現永恆因素。在特定的歷史時代，技術、社會的經濟結構與社會結構，將向社會所有成員展示出一個相同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上將存在着一種性與社會模式的永恆關係；處在相似條件下的相似個體，將會看到在特定環境中相似的重要特點。這種相似性並沒有形成嚴格的普遍性，但它部解釋了這個事實：在個體的典型經歷中，可以把一般類型識別出來。

在我看來，象徵不是神秘的潛意識所炮製出來的比喻，寧可說它是一種通過模擬有意義的客體所獲得的有某種含義的知覺。對大多數個體來說，象徵的含義，其表現方式是相同的，因為相同的生存處境將所有的生存者聯繫起來，所有的生存者必然回資完全相同的人為處境。象徵主義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從地下冒出來的——和語言一樣，它是被既是夥伴關係又是分離的人的現實精心製造出來的。正如精神分析學家不得不承認的，個人的發明雖然違背了學說，但卻仍有它自己的位置。例如，我們的觀點使我們有可能去認識廣泛賦予陰莖的那種價值。如果我們不從主體的異化傾向這個生存事實出發，要闡明它是不可能的。主體的自由在他那裏所引起的焦慮，使他通過事物探求自我，這是對自我的逃避。這是一種基本的傾向，嬰兒尚在斷乳離開整體時，就馬上會通過鏡子，通過父母的凝視，開始把握他的異化生存。原始人通過超自然力，通過圖騰受到異化。文明人則在他們個人的精神中，在他們的自我、他們的名聲、他們的財產以及他們的工作中受到異化。這裏可以發現一種原始的誘惑，它會讓人們變得不真實，無法真正成為他們自己。對小男孩來說，陰莖很奇特，它適於扮演這種“雙重”角色——對他，它既是一個外來的客體又是他本人；它是一個玩物，一個布娃娃，然而又是他自己的肉體，親戚和保姆就像對待一個小人似的對待它。於是，要看到它在小男孩身上怎樣變成了“一個比他本人更機靈、更有智慧、更聰明的第二自我，是很容易的。陰莖之所以被主體既看成他自己，又看成是同他自己有區別的，是因為陰莖的排尿功能及後來的勃起功能是介於隨意和非隨意之間的中間過程；同時也是因為它是反覆無常的，彷彿是主觀快感的外部根源。個體對物種的超越具體表現在陰莖那裏，並且它也是自豪的根本原因。由於男性生殖器受到如此注意，男人才能把從它那裏溢出來的生命同他的主觀個體性結合為一體。不難發現，陰莖的長度，排尿的力度，勃起與射精的強度，是他衡量他自己價值的尺度。

所以，體現在男性生殖器中的超越是一個恆量。由於孩子產生的被超越感（就是說，他自己的超越被父親所阻撓）也是一個恆量，於是我們不斷遇到弗洛伊德所謂的“閹割情結”概念。小女孩沒有第二自我，沒有被異化在一個物體中，所以她不可能挽回她的完整性。這使得她把全部自我變成一個客體，把自己樹為他者。無論她是否知道她同男孩子是可以比較的，這都無關緊要。重要的是，即使她不知道，缺少陰莖也會妨礙她認為自己是一個有性慾的人。由此會引出許多後果。但儘管如此，我提到過的那些恆量仍不會形成一成不變的命運——男性生殖器之所以呈現出它的價值，是因為它象徵著其他方面的支配權。如果女人想成功地把自己樹為主體，她就要造出男性生殖器的對等物。實際上，由於體現了將來想有個孩子的願望，布娃娃可以成為一種比陰莖更為珍貴的財富。在母系社會，女人擁有使群體受到異化的假面具；在這樣一些社會，陰莖失去了它的許多榮耀。實際上，人的真正特權只是由於全部處境，才以人體結構上的特權為依據。精神分析學只有在歷史環境中才可以確立它的真理性。

我們可以用女人自己的女性意識去解釋女人，但這並不比說她是一個雌性更令人滿意。因為她是在取決於社會（她是其中的一員）的環境中，取得這種意識的。精神分析學的語言使潛意識和全部心理生活內在化了，所以它暗示，個人戲劇是在他的內部展開的一一一一一一一一結、傾向等這類術語就具有這樣的含義。但是，生命是和世界相聯繫的，個人通過周圍的世界來進行自己的選擇，並以此來確定他自己。因此，為了找到我們所關心的問題的答案，我們必須轉向世界。精神分析學尤其沒有說明女人為什麼是他者。因為弗洛伊德本人認為陰莖的威望可以由父親的主權來解釋；可是，如我們所看到的，他又承認他對男性霸權的起源一無所知。

因此，雖然我們拒絕接受精神分析學的方法，但並不enbier［全盤〕否定這門學科的貢獻，或否認它的某些見解很有見地。首先，我們並不局限於認為性慾是既定的。這種觀點的不足之處，由於沒有對女性里比多進行有效的闡述而得到證明。正如找已經說過的，精神分析學家們對它從未進行過直接的研究，僅僅把男性里比多作為他們的出發點。他們似乎忽略了男性吸引女性時所產生的基本矛盾心理。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追隨者，都把女性遇到男性時的焦慮，解釋成一種倒置的受挫慾望。斯特克爾則比較清楚地看到，這裏涉及到某種固有的反應，但他對此的解釋也是膚淺的。他說，女人對破壞處女性、插入、懷孕及疼痛都感到恐懼，這種恐懼會壓抑她的慾望——但這種解釋也未免過於理性化了。我們不應當認為她的慾望是偽裝在焦慮裏面的，或因恐懼而喪失，而應當認為衝動同恐懼的混合即女性慾望，是一個根本的事實：吸引和排斥的不可分割的合成是它的特徵。我們也許會注意到，許多雌性動物即使在要求性交時也迴避性交，我們倒是很可以責怪它們的撒嬌和虛偽。但是，對原始行為模式同複雜行為模式之間的相似性加以維護，並以此來闡明原始行為模式，這是荒謬的。原始行為模式實際上源於女人所謂的撒嬌和虛偽的態度。由於根據男性將里比多定義為一種動力，一種能量，“被動里比多”這個概念就令人大惑不解。但是，人們最好不要持這種見解，即一種光線可能是黃色的又是藍色的——它所需要的是對綠色的直覺。如果我們不是用“能量”這類含糊術語定義里比多，而是把性慾的含義同人的獲取、捕捉、飲食、製作、服從等其他行為的含義聯繫在一起，那麼我們會更加完整地把握現實，因為這是認識客觀的多種方式之一。我們還應當研究性衝動對象的特質，因為它不僅是作為性行為的觀察對象，而且也是作為一般行為的觀察對象出現的。這種研究將超出精神分析學的框架，而這一框架假定性衝動是最基本的。

此外，我還要從另一個方面去提出女性命運這個問題：我要把女人放在價值領域，賦予她的行為以一種自由度。我認為，她有能力在她堅持超越和被異化為客體之間做出選擇；她不是相互矛盾的動力的玩物；她會根據道德尺度想出各種排列的辦法。精神分析學以權威代替價值，以動力代替選擇，為道德提供了一種人造物，一種替代物，這就是關於正常的概念。“正常”這個概念對治療學無疑十分有用，但它被精神分析學一般化，擴展到令人不安的地步。這種描述圖式被當做法則提了出來。毫無疑問，機械論的心理學不可能接受道德創造力的觀點。嚴格說來，它所能夠說明的是更少，而決不是更多；嚴格說來，它可以容許牽制，而決不是創造。如果主體沒有全面證明是發育正常的，人們就會說他的發育已受到抑制，而這種抑制又會被說成是一種不足，一種否定，而決不會是一種肯定的結果。除了別的，這還使對偉人所進行的精神分析十分令人震驚：我們被告知說，這樣那樣的移情，這樣那樣的升華，在他們身上還未曾發生過；可是這些分析沒有想到，也許他們不願意經歷這個過程，也許他們有自己的充分理由；這些分析也不會認為，把他們的行為看成可能是受隨意目的的促動，也許這個想法更令人滿意。他們在解釋個體時，總是根據這個個體同過去的聯繫，而不是根據其設計目標時所指向的未來。所以，精神分析學家們給我們提供的只是一幅不真實的圖景，而且，幾乎沒有為它提供任何有別於正常的標準。在這方面，他們對女性命運的陳述是非常簡單扼要的。在精神分析學家所理解的意義上，“認為自己”同母親或父親“是一致的”，就是在根據某種原型異化自己；就是更喜歡一個外來形象，而不是更喜歡對自己生存的自發表現；就是假裝存在（hems）。展現在我們面前的女人，受到兩種異化方式的誘惑。顯然，裝成男人是她受挫的根源；但裝成女人也是個騙局：做女人意味着要成為客體和他者——不過，在她的順從當中他者仍然是主體。

對女人來說，真正的問題在於，既要拒絕這樣逃避現實，又要在超越中尋求自找實現。於是，要做的事情是，通過所謂的男性化或女性化的態度，看看在她面前會展現出怎樣的前景。如果一個孩子走上了父親或母親所指明的道路，那可能是因為這個孩子隨意接受了他們的設計；他的行為也可能是他根據目的和目標進行選擇的結果。連阿德勒也認為，權力意志只是一種荒唐的能量。他把每一種涉及超越的設計統統稱為“男性化抗議”。在阿德勒看來，小女孩爬樹只不過是為了證明她和男人是平等的。他沒有想到她喜歡爬樹。對母親來說，她的孩子和“陰莖對等物”完全不同。繪畫、寫作、參政，這些不僅僅是“升華”；這裏有基於它們自身的理由要達到的目標。否認這一點就是否定了人類的全部歷史。

讀者會注意到，這種解釋與精神分析學的解釋有些相似。實際情況是，從男性的觀點（它被男女精神分析學家們所採納）來看，涉及異化的行為是女性化的，而主體堅持超越的行為是男性化的。婦女史學家唐納遜（DOnaldso）說，“男人是個雄性的人，女人是個雌性的人”。這些定義被不對稱地歪曲了；而在精神分析學家們當中，尤其把男人定義為人，把女人定義為雌性——每當她的舉止像一個人時，她就被說成是在模仿男人。精神分析學家們把女孩和少女，說成是她們十分想認同於父母，她們在“男性化”和“女性化”這兩種傾向之間受折磨。我卻認為，她們在所給予她們的客體即他者角色和堅持自由之間猶豫不決。所以，我們將會同意某些事實，尤其是在我們準備研究展現在婦女面前的非真實的逃避道路的時候。但我們賦予這些事實的含義，同弗洛伊德或阿德勒所賦予的完全不一樣。對我們來說，把女人定義為人，是為了在價值世界，在人們必須了解其經濟與社會結構的世界，探索價值。我們將以存在主義的觀點去研究女人，給她們的全部處境以應有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