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電車沿豐杜克列耶夫大街吃力地向上爬行，馬達一個勁地嗚嗚叫着。它開到歌劇院門前，停了下來，一群青年下了車，它又繼續向上爬去。
潘克拉托夫不住地催促落在後面的人：“快走吧，同志們。咱們肯定要遲到了。”
奧庫涅夫到歌劇院門口才趕上他，說：“你記得吧，伊格納特，三年前咱們也是這樣來開會的。
那時候，柯察金、杜巴瓦和一群‘工人反對派’回到咱們隊伍里來了。那天晚上的會開得真好。今天咱們又要跟杜巴瓦斗一鬥了。”
他們向站在門口的檢查小組出示了證件，走進了會場。這時，潘克拉托夫才回答說：“是呀，杜巴瓦的這齣戲又要舊地重演了。”
有人噓了一聲，要他們保持肅靜。他們只好就近找位子坐下。晚上的會議已經開始。在台上發言的是一位女同志。
“來得正是時候。快聽聽你老婆說些什麼。”潘克拉托夫用胳膊肘捅了一下奧庫涅夫，悄悄地說。
“……不錯，進行這場辯論，我們花費了不少時間和精力，但是，青年們參加辯論，學到了很多東西。我們可以非常滿意地指出這樣一個事實，就是在我們的組織里，托洛茨基信徒們的失敗已經成為定局。我們給了他們發言的機會，讓他們充分說明他們的觀點。在這方面，他們是沒有什麼可抱怨的。恰恰相反，他們甚至濫用了我們給他們的行動自由，幹了一連串嚴重破壞黨紀的事情。”
塔莉亞非常激動，一綹頭髮垂到臉上，妨礙她說話。她把頭向後一甩，繼續說：“各區來的許多同志在這兒發了言，他們都談到了托洛茨基分子採用的種種手段。出席這次大會的托洛茨基派的代表相當多嘛。各區特意發給他們代表證，好讓大家在這次市黨代會上再聽聽他們的意見。他們發言不多，那不能怪我們。他們在各區和各支部都遭到了徹底的失敗，多少學乖了一點，他們很難再跑上這個講台，把那些老調重彈一遍。”
突然，會場右角有個人刺耳地喊了一聲，打斷了塔莉亞的發言：“我們還是要說話的。”
塔莉亞轉身對那個人說：“好吧，杜巴瓦，那就請上來說吧，我們倒要聽聽。”
杜巴瓦惱恨地看着她，神經質地撇了撇嘴。
“到時候自然會說！”他喊了一句，立刻想起他昨天在索洛緬卡區的慘敗，那個區裏的人都知道他。
會場上發出一陣不滿的嗡嗡聲。潘克拉托夫忍不住喊了起來：“怎麼，你們還想動搖我們的黨嗎？”
杜巴瓦聽出了他的聲音，但是連頭也沒有回，只是用力咬住嘴唇，低下了頭。
塔莉亞繼續說：“就拿杜巴瓦來說吧，他正是托洛茨基分子破壞黨紀的一個突出的典型。他做了很長時間的共青團工作，許多人都認識他，兵工廠的人更了解他。杜巴瓦現在是哈爾科夫共產主義大學的學生，可是，我們大家知道，他跟米海拉-什科連科在這兒已經呆了三個星期。這時候大學裏功課正緊張，他們跑到這兒來幹什麼呢？全市沒有一個區他們沒有去講演過。
不錯，最近什科連科開始醒悟了。誰派他們到這兒來的？除了他們兩個以外，我們這兒還有許多外地來的托洛茨基分子。
他們以前都在這兒工作過，現在回來就是為了在黨內煽風點火。他們所在的黨組織知不知道他們現在在什麼地方呢？當然不知道。”
台下傳來了舒姆斯基的喊聲：“我們沒辦法，都在灌木叢里打小工，我們沒有地方辦公。”
會場上響起了一陣鬨笑，舒姆斯基自己也笑了。
舒姆斯基的玩笑暫時緩和了會場上的緊張氣氛。大家都在等待托洛茨基分子出來發言，承認自己的錯誤。不管怎麼說，這些同志雖然兇惡地反對多數派，他們同出席市黨代會的這四百名代表過去畢竟共過患難，只不過由於不肯懸崖勒馬，反而猛烈攻擊黨和共青團的領導，這種共同性才日漸消失，到前來參加會議的時候，壓倒的多數派和分裂的少數派已經勢不兩立了。然而，只要杜巴瓦、舒姆斯基和他們那伙人真心誠意悔過自新，那麼，言歸於好仍然是可能的。可惜的是，這件事沒有發生。
塔莉亞還在動腦筋，要說服他們承認錯誤。她說：“同志們，大家該還記得，三年前，也是在這個劇場裏，杜巴瓦同志和一批‘工人反對派’的成員回到了咱們的隊伍里。當時，柯察金髮了言，這個發言同時也是受杜巴瓦同志委託做的，發言中說：‘黨的旗幟永遠不會從我們手中掉下去。’大家還記得吧？但是，不到三年，杜巴瓦同志已經把黨的旗幟拋棄了。他剛才說：‘我們還是要說話的。’這說明，他和他的同夥還要繼續頑抗下去。
“我回過頭來講一講杜巴瓦在佩喬拉區代表會議上的發言。他都說了些什麼，我念念速記記錄：“年輕人不得擔任黨的領導職務。黨委會到處都是由上面指派的，黨的機關已經僵化，變成了官僚。一切跡象表明，老幹部已經蛻化了。黨的領導工作只能由這些職業管理人員來擔任成了法規，這種合法的特權必須打破。我們要給黨機關的日益衰老的機體注入新鮮的血液，年輕的血液。但是，黨機關在瘋狂地捍衛自己掌權的權利。為什麼管理機關要拚命攻擊托洛茨基同志呢？因為正是他勇敢地說出了這樣的話：青年是黨的晴雨表。”
會場上的喧鬧聲更大了。後排有人喊道：“讓圖夫塔談談晴雨表吧，他是他們的氣象學家。”
會場上發出激烈的喊聲：“別開玩笑！”
“讓他們回答：他們還搞不搞反黨活動了？”
“讓他們交代，那篇反黨宣言是誰寫的？”
大家的情緒越來越激昂，執行主席不住地搖鈴。
會場上人聲嘈雜，淹沒了塔莉亞的聲音。不過，這場風暴很快就過去了，又可以聽到她的講話：“托洛茨基分子抱怨說，他們受到了無情的斥責。那他們要什麼禮遇呢？最近幾年，黨和共青團思想上已經成長起來，堅強起來。黨的絕大多數青年積極分子以刺刀來迎接托洛茨基分子的挑戰，我們只能為此而感到驕傲。當辯論深入到廣大黨團員群眾中去之後，托洛茨基分子輸得就更慘了。他們到處煽風點火，夸夸其談，可基層幹部並不上他們的當。杜巴瓦和舒姆斯基同志有很多朋友，可朋友們也不支持他們，這並不是我們的過錯。
“一九二一年舒姆斯基曾和我們一起同杜巴瓦鬥爭。如今他們同流合污了。茨韋塔耶夫過去就參加過‘工人反對派’，現在他繼續同我們作對。斯塔羅韋羅夫搖擺不定，一會兒向東，一會兒向西。鬥爭使我們受到了鍛煉。青年們思想上成長起來。
“我還想說一點。我們經常收到各地同志們的來信，表示支持我們，這使我們深受鼓舞。我們是一個家庭的成員，損失哪一個同志對我們來說都是痛心的。現在，請允許我讀一段來信給大家聽聽。信是奧莉加-尤列涅娃寫來的。在座的人很多都認識她。她現在是共青團專區委員會的組織部長。”
塔莉亞從一沓信紙里抽出一張來，很快看了一遍，就讀起來：日常工作停頓了，四天來所有的常委都下到各區去了。托洛茨基分子挑起了一場空前激烈的鬥爭。昨天發生的事引起了全專區黨員的極大憤慨。反對派在市裡任何一個支部都沒有得到多數人的支持，於是就決定集中力量，在專區軍務部的黨支部里大幹一場。這個支部包括專區計劃部和工人教育部的黨員，總共四十二個人，托洛茨基分子全都集中到了這裏，參加這個支部的會議，並且發表了前所未聞的惡毒的反黨言論。軍務部有一個人竟公然宣稱：“過去我們追隨托洛茨基進行了國內戰爭。現在如果需要，我們準備接着打下去。為了健全機體，有時就得動外科手術。如果黨的機關不投降，我們就用武力摧毀它。”
反對派聽了這樣的話，居然還鼓掌。這時，保爾站了起來，發表了義正詞嚴的講話。我沒法把他的話全部轉述出來。
他揭露了膽敢在工人階級政黨頭頂上揮舞馬刀的反對派的真實嘴臉，斥責反對派說：“你們作為布爾什維克黨的成員，怎麼能給這樣一個法西斯分子鼓掌喝彩呢？”
這幫人馬上鼓噪起來，把椅子敲得乒乓亂響，不讓保爾說下去，還不斷叫罵：“機關老爺！官僚！共青團貴族！”
支部的有些成員，見到會場上湧進來那麼多“外人”，非常生氣，他們要求讓保爾把話說完，可保爾剛一開口，這幫人又都起鬨。
保爾沖他們喊道：“瞧你們的民主，真是絕妙的寫照。不管你們怎麼鬧，我還是要說下去，哪怕是為了那些中托洛茨基的毒還不太深的人也要說。”
這時候，上來好幾個人，抓住保爾，使勁往台下拽。他們乾脆撒起野來了。保爾一邊掙扎，一邊繼續往下講。那些人把他拖到後台，打開旁門，扔了出去。有一個壞蛋還把他的臉打出血來。那個支部的黨員幾乎全都退場了。這件事擦亮了許多人的眼睛，他們退出了反對派……
塔莉亞放下拿着信紙的手，又激動地說下去：“我們謝加連區的黨團員聽到保爾站在我們一邊，非常高興。”
會場上一時間又響起了混雜在一起的喊聲，只有幾句能聽清楚：“他們爭取民主靠的是拳頭。”
“讓他們說說，他們到底什麼目的。”
塔莉亞的發言時間已到，她走下了講台。
下面還有人要發言。台上的主席團有十五個成員，其中有托卡列夫和謝加爾。
謝加爾到省黨委擔任宣傳鼓動部部長的職務已經兩個月了。他仔細聽着市黨代會各位代表的發言，到現在為止，發言的還全是年輕代表。
“三年前還都是些‘共青娃娃’呢，是又細又瘦的嫩枝條。
這三年他們成長得多快呀。”謝加爾輕聲對身旁幾位年紀大的人說。
“看到反對派竭力破壞新老近衛軍的團結，卻遇到如此多的困難，心裏真是舒坦，而我們的重炮還沒有投入戰鬥呢。”
托卡列夫聽到謝加爾又在詼諧地說。
這時圖夫塔連蹦帶跳跑上了主席台，會場上對他發出一陣不滿的喧嚷和短暫的鬨笑。圖夫塔轉向主席團，想就此提出抗議，但是會場已經安靜下來了。
“剛才有人管我叫氣象學家。多數派同志們，你們就是這樣譏笑我的政治觀點嗎？”他一口氣說了出來。
一陣哄堂大笑蓋住了他的聲音。圖夫塔氣憤地指着會場上的情況，要主席團看看。
“不管你們怎麼笑，我還是要再說一遍：青年就是晴雨表。
列寧有好幾次就是這樣說的。”
會場上霎時安靜了下來。
“列寧是怎麼說的？”有人問。
圖夫塔馬上來了精神。
“準備十月起義的時候，列寧曾經下令把最堅定的青年工人召集起來，發給他們武器，把他們和水兵一起派到最重要的地方去。我把這段話讀給你們聽聽怎麼樣？列寧的原話我通通抄下來了，全在卡片上呢。”說著，他把手伸進了皮包。
“這個我們知道！”
“關於團結的問題，列寧是怎麼說的？”
“關於黨的紀律呢？”
“列寧在什麼地方把青年和老一代近衛軍對立起來過？”
圖夫塔接不上碴，趕快換個話題：“剛才塔莉亞-拉古京娜在這裏讀了尤列涅娃的信。辯論中出現一些反常現象，我們可不能負責。至於柯察金被攆出門去這件事，我表示欣賞。一九二一年的時候，他也是反對派，他並沒有制止他們的人把黨委代表攆到門外去，具體來說，被攆的就是本人。在工廠里，兩個小夥子挾着我的胳膊，不管我的反對，把我推到門外。舒姆斯基可以作證，他當時在場。現在讓柯察金也嘗嘗這滋味，看是不是好受。”
茨韋塔耶夫氣得要死，對坐在身旁的什科連科小聲說：“真是，你讓傻瓜向上帝祈禱，他連頭都能磕破，太過分了！”
什科連科也小聲說：“是啊！過個笨蛋準會把咱們徹底拖垮。”
圖夫塔那又尖又細的聲音還在往聽眾耳朵里鑽：“你們在這裏叱責我們，說我們瓦解黨分裂黨。我們有什麼辦法呢？既然黨的多數派手裏有黨的機關作為武器，那我們也要有相應的對策。既然你們組織了多數派黨團，我們也就有權利組織少數派黨團。”
會場上又掀起了一陣風暴。
憤怒的吼聲把圖夫塔的耳朵都要震聾了。
“你說什麼？再一次分裂成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嗎？”
“俄國共產黨不是議會！”
“他們這是為所有的孟什維克賣力氣——從米亞斯尼科夫到馬爾托夫！”
圖夫塔像要跳水似的揚起兩隻手，又起勁地講起來，而且越說越快：“對，就是要有組織集團的自由。否則，我們這些持不同政見的人，怎麼能同這麼有組織、有紀律、團結一致的多數派鬥爭，來捍衛自己的觀點呢？”
會場上吵嚷聲越來越大了。潘克拉托夫站起來喊道：“讓他把話說完，聽聽大有好處！圖夫塔總算把有些人憋在肚子裏的話端出來了。”
會場又安靜下來。圖夫塔這才發覺他說走了嘴。這些話恐怕現在還不該說。他腦子一轉，趕忙收場，已經有點語無倫次了：“托洛茨基迫使中央全會承認了黨內生活不正常。是他作出努力，使中央作出了關於黨內民主的決定。你們當然可以開除我們，把我們打入冷宮。這不已經開始這樣做了嘛。安東諾夫-奧夫謝延科的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主任的職務就給撤了嘛，可安東諾夫-奧夫謝延科是跟托洛茨基一起領導了十月革命的人。再說我吧，也從省團委給排擠出來了。論關係，究竟誰是誰非，很快就能見分曉。我們不怕你們指責我們破壞黨內的和睦。列寧也受到過孟什維克同樣的指責。莫斯科有百分之三十的黨組織支持我們。我們還要戰鬥下去。”說完，他匆匆跑下了主席台。
杜巴瓦接過茨韋塔耶夫寫給他的條子：“德米特里，你馬上上去發言。當然，咱們的敗局已定，無法挽回，不過圖夫塔的話必須糾正，他是個信口開河的渾蛋。”
杜巴瓦要求發言，立刻得到允許。
他走上主席台的時候，全場的人都靜悄悄地等待着。這種講話前的沉寂本來是會場上常有的現象，現在卻使杜巴瓦感到，大家都對他冷淡而疏遠。他在各支部發言時的那股慷慨激昂的勁頭已經沒有了。他的情緒一天比一天低落。現在就像一堆被水澆滅的篝火，只能冒出一股嗆人的濃煙；這濃煙就是他那被明顯的失敗和老朋友們無情的反擊刺傷了的病態的自尊心，以及他那堅持錯誤的頑固態度。他決心硬着頭皮干到底，雖然他明知這樣一來，一定會離開大多數同志更遠。他說話的聲音不高，但是非常清楚：“我請求大家不要打斷我，也不要中途插話。我想把我們的觀點完整地申述一下，雖然我早就料到，這是白費唇舌，因為你們是多數。
“我盡量簡短些。這十天來說的話已經不少。
“你們都知道《四十六人聲明》這個文件。托洛茨基同志和黨的許多著名領導幹部在這個文件里尖銳批評了中央的工業政策。我們要求工業的高度集中——這是第一。我們還認為，財政改革和發行壟斷性的切爾沃涅茨［切爾沃涅茨是蘇俄１９２２——１９２４年幣制改革時發行的紙幣，有多種面額，一切爾沃涅茨相當於十盧布。流通到１９４７年——譯者］會把我們引向危機。我們本該向農民的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施加壓力，以無產階級專政的全部威力逼迫農民交出他們的財產，但是中央沒有這樣做，反而否決了提高工業品價格的建議。當然，也要看到國內農民有某種罷買的情緒——他們拒絕購買工業品。
“反對派提議以強制推銷日用消費品的方式來制止罷買的情況，並且全部日用消費品都從國外進口。中央拒絕向農民施加壓力，嚇唬我們說，這樣會破壞同這個所謂的可靠同盟軍的聯盟。而我們認為，要把這股自發勢力手中所有的一切都壓榨出來，不留一個子兒，把錢財全都投入到社會主義工業中去。歷史會證明我們是正確的。
“其次，我們的分歧表現在黨內問題上。剛才塔莉亞-拉古京娜讀了我發言的部分速記記錄。我想重複說一說。
“為什麼黨的機關猛烈攻擊托洛茨基呢？因為托洛茨基同黨的官僚主義進行了鬥爭。高等學校的青年全都支持托洛茨基，他說的‘青年是黨最重要的晴雨表’是一個真理。
“是的，同志們，托洛茨基是值得我們信賴的人。他是十月革命的領袖。他不同於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沒有在起義面前畏縮不前。他也不同於布哈林，沒有在一九一八年布列斯特和約談判期間破壞黨的統一，而布哈林，據說甚至打算因為締結對德和約而逮捕列寧和其他同志。托洛茨基在一九○三年是第一個布爾什維克。他領導紅軍走向了勝利。他同列寧一樣，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革命家。當然，如果不是中央壓制托洛茨基，我們早就向國際上的反革命勢力發動進攻了。要實現真正的黨內民主，所有的集團、派別都應該有權發表意見，而不能只有布爾什維克說話才算數。
“黨的機關成了我們的不幸，領導成員清一色都是老近衛軍這一事實使黨有蛻化的危險。托洛茨基舉出考茨基和保羅-勒維［保羅-勒維（１８８３-１９３０），德國工人運動活動家，德共早期領導成員，后因右傾機會主義被開除出黨——譯者］作為活生生的例證，他是正確的。”
會場上的嗡嗡聲和憤怒的喊聲反倒使杜巴瓦更來勁了。
到現在為止，大家都在耐心地靜聽他的發言，只有一排排人頭不安的晃動才顯示出與會代表緊張激動的心情。
“叫我說，同志們，權力會毀了一個人。所以我們要奉勸你們把黨的機關幹部，特別是那些頭頭腦腦，重新下放到工廠去開機器，這一勸告也是正確的。”
茨韋塔耶夫在座位上幸災樂禍地叫喊：“對！讓他們去聞聞汽油味，辦公室都成了他們的避風港啦。”
沒有人答理他。大家都在等着，看杜巴瓦還會說些什麼。
“我們再次聲明，中央的政策將把國家引向毀滅。繼續執行這個政策，要不了多久，財政和工業就會崩潰，農民就會給我們致命性的打擊。除此而外，中央和你們這些支持中央的人在製造黨的分裂……”
大廳里猶如爆炸了一顆手榴彈。暴風雨般的怒吼聲向杜巴瓦直撲過去。憤怒的叫喊如同皮鞭抽打在杜巴瓦臉上：“可恥！”
“打倒分裂派！”
“不許血口噴人！”
喧鬧聲靜止下來后，杜巴瓦結束了他的發言：“是的，說這些話，需要有足夠的勇氣。我無非是講講真實情況。你們肯定會找我們算帳，我也無所畏懼，大不了再去當鉗工。我在前線打過仗，沒做孬種，現在你們也嚇不倒我。”
他當胸捶了自己一拳，決定“拂袖而去”，臨了，他高喊道：“十月革命的領袖托洛茨基萬歲！打倒機關老爺和官僚！”
杜巴瓦在一片嘲笑聲中走下了講台，這嘲笑聲使他極為沮喪。如果大家氣得暴跳如雷，他倒是會滿意的。可是，現在卻是譏笑他，就像譏笑一個唱歌走調砸了鍋的演員一樣。
“現在請什科連科發言。”執行主席說。
什科連科站起來說：“我不發言了。”
後排傳來了潘克拉托夫的男低音：“我來說幾句！”
杜巴瓦一聽潘克拉托夫說話的聲音，就知道了他現在的情緒。這個碼頭工人只有在受到什麼人嚴重侮辱的時候，才用這種聲音說話。杜巴瓦憂鬱地看着這個身材高大、微微駝背的人快步走向主席台，心裏感到沉重和不安。他知道潘克拉托夫要說什麼。他想起昨天在索洛緬卡區和老朋友們聚會，大家都苦口婆心地勸他脫離反對派。當時同他在一起的有茨韋塔耶夫和什科連科。聚會的地點就在托卡列夫家裏。在場的有潘克拉托夫、奧庫涅夫、塔莉亞、沃倫采夫、澤列諾娃、斯塔羅韋羅夫、阿爾秋欣。他們說了很多希望恢復團結的話，杜巴瓦根本聽不進去，始終一言不發。大家談得正熱烈，他和茨韋塔耶夫卻揚長而去，表示不願意承認錯誤。什科連科當時沒有走，現在他又拒絕發言。“真是個沒骨氣的知識分子！
一定是讓他們爭取過去了。”杜巴瓦憤憤地想。在這場鬥爭中，他這樣不顧一切，恣意妄為，已經使他失去了所有的朋友。在共產主義大學，他同扎爾基的多年友誼也破裂了，因為扎爾基在常委會上激烈反對“四十六人聲明”。後來，他們的分歧更加嚴重，杜巴瓦就不跟扎爾基說話了。他有好幾回看見扎爾基到他家來找他的妻子安娜。他和安娜結婚已經一年了，兩個人各有各的房間。安娜不同意杜巴瓦的觀點，他們的夫妻關係比較緊張，而且正在日益惡化，杜巴瓦認為，關係惡化還有另一個原因，就是扎爾基最近成了她的常客。這倒不是出於嫉妒，而是因為他已經同扎爾基絕了交，可是安娜卻仍然同扎爾基保持着友誼，所以十分惱火。後來他把這話對安娜說了，兩個人大吵了一場，關係就越發緊張了。這次杜巴瓦離家，跟安娜連招呼也沒有打，就到這裏來了。
他的回憶被潘克拉托夫的聲音所打斷，潘克拉托夫開始發言了。
“同志們！”潘克拉托夫把這三個字說得清楚而有力。他走上了主席台，站在台口上。“同志們！我們進行激烈的辯論，今天是第九天了。各個支部通宵達旦地開會，我們看見了許多東西，也聽到了許多東西。現在，城裏的辯論已接近尾聲。
我們這裏的會議，再召開一次也要結束了。枝節問題我們放到一邊去，它們無關大局。我想講講主要的東西。昨天我們討論了中央關於經濟問題的決議。反對派的四十六個成員去年九月向中央遞交了他們著名的聲明，這個聲明成了從工人反對派殘餘到民主集中派的一切敵對集團和派別的反黨旗幟。這些形形式式的集團和派別是由托洛茨基和他的信徒們領導的。顯然，杜巴瓦深入鑽研過這個文件。托洛茨基分子對我們說了些什麼呢？他們說，黨中央和多數派把國家引向毀滅，而他們則是被派來的救世主。我要直截了當地說：他們的發言不像是我們的戰友，不像是革命戰士，不像是和我們共同鬥爭的階級弟兄。他們的發言是充滿敵意的、囂張的、惡毒的和誹謗性的。是的，同志們，是誹謗性的！他們把我們布爾什維克說成是黨內專橫制度的擁護者，說成是出賣階級利益和革命利益的人。他們污衊我們黨內最優秀的、久經考驗的、光榮的布爾什維克老戰士，也就是說，污衊那些培育和鍛煉了俄國共產黨的人，那些在沙皇監牢裏受盡了折磨的人，那些在列寧同志領導下同國際上的孟什維主義、同托洛茨基進行了無情鬥爭的人。他們污衊這些人，說這些人是黨的官僚主義的化身，是一個大權獨攬的、類似於‘黨內貴族’的特殊階層。除了敵人，誰還能說出這種話來？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托洛茨基分子該做些什麼呢？只有一件事——揪哇，砸呀，斫哪。他們中有些人說走了嘴，泄漏了天機。尤列涅娃信里談到了這一點。這場鬥爭表明，在我們的隊伍中確實有這樣一些人，他們隨時準備破壞黨的統一，踐踏黨的紀律，每當黨遇到困難，他們就興風作浪，瓦解黨的組織。讓我們來揭開反對派的真面目吧。
“難道黨中央在決議里沒有指出我們的某些組織中存在着官僚主義和過多的集中？難道十二月五日沒有作出關於工人民主權利的決定？都有過，而且托洛茨基投了贊成票。黨內每一個布爾什維克都有機會發表自己的意見，提出改進工作的建議。剩下要做的，只是在統一的黨的家庭內部進行討論，共同努力克服困難，把事業推向前進。
“托洛茨基做了些什麼呢？就在他投票贊成他完全同意的那個決議作出的第二天，他越過中央，直接向黨員群眾發出了他那份臭名昭著的聲明。接着，黨內所有的反對派便瘋狂地向黨中央開火。本來應該扎紮實實地討論我們經濟工作和黨內生活中的問題，現在卻打起了黨內戰爭。托洛茨基企圖把青年武裝起來，把他們當槍使，反對老一輩革命家。他想破壞新老兩代人牢不可破的團結。他和他的追隨者竭力誹謗中央和革命老戰士。黨內多數同志對這種空前的、搞突然襲擊的反黨行徑十分憤慨，向反對派展開了無情的全面反擊。於是他們便污衊我們壓制他們。可誰相信這些鬼話呢？
“我們基輔現有的托派宣傳鼓動家不下四十名。有從莫斯科來的，有從哈爾科夫來的一大幫，還有兩個來自彼得格勒。
這些人我們全都讓他們講話。我相信，不論到哪個支部，他們不會錯過造謠中傷的機會，杜巴瓦、舒姆斯基，還有另外幾個過去的幹部都不屬本地組織，按規定他們無權參加各區和市的代表會議，但是我們還是給他們發了代表證。他們可以發表自己的意見。如果他們遭到多數人的尖銳的、毫不留情的譴責，那責任不在我們身上。
“請聽聽他們給別人起的那個污辱性的綽號‘機關老爺’吧。裏面包含了多少仇恨！難道黨和黨的機關不是一個整體？
他們對青年說：‘瞧那些機關，它們是你們的敵人，朝它們開火吧。’“這叫什麼話？這種話只能出自頹廢的無政府主義者之口，而不是布爾什維克之口。
“請大家說說看，假如有人恰恰在部隊被敵人包圍的時候，出來挑唆年輕的紅軍戰士，叫他們去反對他們的指揮員、政委、司令部，我們管這些人叫什麼呢？
“又比方說，我今天當鉗工，在托洛茨基看來，我還可以算是個‘好人’，要是我明天當上了黨委書記，那我就是‘官僚’，成了‘機關老爺’了。這叫什麼邏輯！
“你們是不是明白，托洛茨基派進行這種誹謗，會落個什麼下場？他們不可避免地會變成無產階級革命的敵人。
“我們的各級黨委過去是，將來仍然是我們的司令部。我們把最優秀的布爾什維克派到那裏去工作，並且決不允許任何人損害他們的威望。”
潘克拉托夫喘了一口氣，抬手擦去前額上的汗珠。
“反對派要求結派的自由，也就是說，他們要在黨內不受拘束地結幫結夥，這意味着什麼呢？這意味着，他們要把我們的黨變成爭論不休的俱樂部。這意味着，今天黨作出一項決議，明天某一個團伙便可以要求廢除這項決議。爭論又隨之而至。到那時候，我們全都成了一群糊塗蟲。
“我們黨是一個行動的黨。既然作出了決議，所有黨員都應該貫徹執行。只能如此。否則，我們不可能成為一支不可動搖的力量。布爾什維克是不會同意結派自由的。
“還有一點需要指出。反對派攏絡的都是些什麼人呢？大部分是高校的青年。托洛茨基稱他們是晴雨表，是黨的基石。
可是我們這兒任何一個小孩都知道，黨的基石是老一輩革命近衛軍，是機床旁邊的工人。
“反對派里有圖夫塔、茨韋塔耶夫，還有阿法納西耶夫這樣一些人。圖夫塔是因為官僚主義不久前被撤職的，茨韋塔耶夫那套‘民主’在索洛緬卡區是出了名的，阿法納西耶夫則因為在波多拉區搞強迫命令和壓制民主三次被省委撤銷職務。反對派一方面起勁地叫喊爭取民主，一方面又網羅這樣一批人，同志們，這豈非咄咄怪事？
“固然，反對派里也有生產第一線的工人。可事實畢竟是：那些因為工作方法問題受過黨批評處分的人，都糾合在一起向党進行鬥爭了。這是一幅什麼情景呢？杜巴瓦、舒姆斯基帶領被他們蒙蔽的工人打頭陣，他們的側翼則是昨天還是官僚主義者和形式主義者，今天卻在猛烈攻擊官僚主義的圖夫塔之流。誰能相信他們呢？
“托洛茨基成了反對派的旗幟。我們聽到他們千萬次地重複：‘托洛茨基是十月革命的領袖’，‘他是打敗了反革命勢力的勝利者’，‘他是黨的最早的領袖’等等。
“他們逼得我們非談這個問題不可，那我們就一勞永逸地把托洛茨基在我國革命中的作用徹底弄清楚。反對派講到十月起義的時候，很少提到列寧同志的名字，這不是偶然的。他們也不提中央委員會。彼得格勒的布爾什維克，彼得格勒的革命工人、水兵、士兵更不在話下。他們只有一個人——托洛茨基。
“反對派企圖以托洛茨基偷偷取代全世界無產階級最偉大的領袖列寧，取代我們的黨，而托洛茨基是一九一七年才加入多數派的。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干？目的仍然沒有變：為了派別鬥爭的利益，為了蒙蔽不了解我黨歷史的人，把這些人拉到他們一邊去。只要能達到目的，手段在所不惜。
“對反對派來說，在國內戰爭中，無論是列寧，還是黨，還是為蘇維埃政權英勇戰鬥的千百萬戰士，都是不存在的。只存在一個人——托洛茨基。這也不是偶然的。但是，我們是親身參加了鬥爭的見證人，我們知道誰是勝利的領袖。是黨和黨的領袖列寧，是我們光榮的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領導無產階級戰勝了敵人，是我們紅軍戰鬥員和指揮員戰勝了敵人。這偉大的勝利是用勞動人民的兒女的鮮血換來的，而不是某個人取得的。”潘克拉托夫的話聲調高昂，鏗鏘有力，他講到這裏，暫停了一下。
全場對他的這些話報以暴風雨般的掌聲。這掌聲是奔騰的洪流，洶湧澎湃，來勢迅猛，彷彿正在吞沒堤岸。
杜巴瓦不止一次聽到這洪流的咆哮。這些日子他參加支部會和區代表會議，總是被這洪流席捲而去。他領教過它的威力。過去，當他和大家並肩前進的時候，他的心、他的身子曾經是這不可阻擋的洪流中的一滴。如今他和他的一小撮同黨卻逆潮流而動，過去引起他內心共鳴的東西，如今向他猛撲過來，把他扔到了淺灘上。潘克拉托夫講的話，每個字都在他心裏引起病態的反響。他真恨不得這樣講話的是他杜巴瓦，而不是這個從第聶伯河畔來的碼頭工人。瞧他那麼結實，表裏都是一塊整料，不是他杜巴瓦那種裂成兩半的、正在失去立足之地的貨色。潘克拉托夫又在接著說下去：“至於十月革命前托洛茨基的布爾什維主義是什麼東西，還是讓老布爾什維克們來介紹吧。年輕人對此知之不多。現在既然用他的名字同黨對抗，那我們就必須了解托洛茨基反對布爾什維克的全部歷史，了解他是怎樣反覆無常，經常從一個營壘跳到另一個營壘的。黨應該了解，是誰把各個少數派糾集在一起，組織八月聯盟來反對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的。這些事都要寫成書印出來。托洛茨基既然成為分裂的組織者，我們就要摘下他的桂冠，還他以昨日的和今日的本來面目。
“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的鬥爭表現不錯，所以黨委他以重任。黨為他樹立了威望，對他高度信任。如果說這個人曾經是個英雄，那也是在他同我們步伐一致的時候。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前不是布爾什維克，革命之後他搖搖擺擺地總是走曲線，無論是布列斯特和約談判，還是有關職工會的爭論，或者這次向黨發動空前規模的進攻，都是如此。
“同反對派的鬥爭，使我們的隊伍更加團結，使青年們在思想上更加堅強了。布爾什維克黨和共青團在反對各種小資產階級思潮的鬥爭中得到了鍛煉。反對派里那些患有歇斯底里恐慌症的先生們預言，明天我們在政治上和經濟上一定要破產。我們的未來會證明這種預言究竟有多大價值。
他們要求把我們的老同志，比如托卡列夫和謝加爾同志，派去看車床，而讓杜巴瓦這樣的把反黨活動當做英雄行為的失靈的晴雨表佔據老同志的崗位。不行，同志們，我們不能這樣做。老布爾什維克是要有人接班的，但是，絕不能讓一有風吹草動就向黨的路線猖狂進攻的人來接替他們。我們決不允許任何人破壞我們偉大的黨的團結。老一代和青年一代近衛軍永遠不會分裂。他們是一個整體，如同人的肌體一樣。
正是在團結中才體現出我們的力量，我們的堅定性。同志們，前進，迎着困難，邁向我們的目標！我們在列寧的旗幟下，同各種小資產階級思潮進行鬥爭，一定會取得勝利！”
潘克拉托夫走下講台，全場向他熱烈鼓掌。會場上許多人站了起來。自發地唱起了無產階級莊嚴的國際歌。
第二天，圖夫塔那裏聚集了十來個人。杜巴瓦說：“我跟什科連科今天就動身回哈爾科夫去。我們在這兒已經沒什麼事可幹了。你們盡量不要散夥。咱們只有等待時局發生變化了。很明顯，全俄黨代表會議一定會批判咱們，不過，我認為，還不至於馬上採取迫害行動。多數派決定在工作中再考驗考驗咱們。現在，特別是在這次大會之後，再搞公開鬥爭，就會被開除出黨，這可不合咱們的行動計劃。將來會怎麼樣，現在還難以預料。就這樣吧，好像也沒什麼可說的了。”杜巴瓦站起來要走。
細身材、薄嘴唇的斯塔羅韋羅夫也站了起來，咬着舌頭，結結巴巴地說：“德米特里，我不懂你的意思。是不是說大會的決議咱們不一定服從？”
茨韋塔耶夫粗暴地打斷了他的話：“形式上還得服從，要不，你就別想要黨證了。咱們看看刮什麼風再說，現在散會吧。”
圖夫塔在椅子上不安地動了一下。什科連科愁眉不展，臉色蒼白，因為老是失眠，眼圈發黑。他一直靠窗坐着，苦苦地啃着指甲。一聽茨韋塔耶夫最後這幾句話，他突然把手放下，朝在場的人轉過身來。
“我反對來這一套。”他生氣地粗聲說。“我個人認為，大會的決議我們必須服從。我們已經申述了自己的觀點，大會的決議我們應該服從。”
斯塔羅韋羅夫用贊同的目光看了看他。
“我也是這個意思。”他咬嘴咬舌地說。
杜巴瓦狠狠地盯住什科連科，咬着牙，非常露骨地挖苦他說：“悉聽尊便，根本沒人管你。你還有機會到省黨代會上去‘懺悔’呢。”
什科連科跳了起來。
“你這是什麼話，德米特里，老實說，你這話只能讓人反感，我不得不重新考慮昨天的立場。”
杜巴瓦把手往外一揮，對他說：“你只能走這條路了。快認罪去吧，現在還不晚。”
杜巴瓦同圖夫塔等人一一握手告別。
他走後，什科連科和斯塔羅韋羅夫接着也走了。
一九二四年在滴水成冰的嚴寒中來到了。整個一月份，冰雪覆蓋著祖國大地，天氣異常寒冷，月中又颳起暴風，大雪下個不停。
西南的鐵路線全被大雪封住了。人們和這無情的天災展開了鬥爭。除雪車的螺旋轉子鑽進高大的雪堆，為火車開路。
因為天冷風大，結上冰的電報線斷了不少，十二條線路只有印歐線和另外兩條直通線還暢通無阻。
在舍佩托夫卡火車一站的報務室里，三架莫爾斯電報機啪嗒啪嗒地響着，只有內行人才能聽懂這不絕於耳的密語。
兩個女報務員都很年輕。從開始工作到現在，經她們手收發的電報紙條，頂多也就兩萬米長，可是，跟她們同事的老報務員卻已經超過二十萬米了。收報的時候，他用不着像她們那樣，看着紙條，皺着眉頭，去拼讀那些難認的詞和句子。他根據電報機的嗒嗒聲，就能把電文譯出來，一個字一個字地抄在紙上。現在他正在收聽並記錄電文：“同文發往各站，同文發往各站，同文發往各站！”
老報務員一邊抄錄，一邊想：“大概又是清除積雪的通知。”外面狂風呼嘯，捲起團團白雪，向玻璃窗上打來。老報務員覺得好像有人在敲窗戶。他轉過頭去，不由得欣賞起玻璃窗上那美麗的霜花來。霜花的圖案有枝有葉，精巧別緻，是任何巧手都刻不出來的。
他看得入了神，竟忘記了聽機器的響聲。等他回過頭來，已經漏過了一段電文，他托起紙條讀道：“一月二十一日晚六時五十分……”
他迅速抄下這段電文，然後放下紙條，用手托着頭，繼續往下聽：“在高爾克村逝世……”
他慢慢地記下來。一生中他不知收聽過多少訃聞和喜訊，他總是最先知道別人的痛苦和幸福。那些簡略而又不完整的句子究竟說些什麼，他早就不去留意了。他耳朵聽着，手機械地記着，根本不理會它的內容。
不過是某某人死了，通知某某人而已。老報務員已經忘了電文開頭的幾個字：“同文發往各站，同文發往各站，同文發往各站！”機器嗒嗒地響着，他邊聽邊譯：“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他平靜地坐在那裏，已經有點累了。在某個地方死了一個叫做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人。他現在把這個噩耗抄下來，有人收到後會悲傷地放聲痛哭。可是這跟他毫不相干，他不過是個旁觀者。機器嗒嗒地拍出幾點，一劃，又是幾點，又是一劃。老報務員聽着這熟悉的聲音，立即譯出第一個字母，在電文紙上寫了一個“R”，接着又寫上第二個字母“W”，然後又工整地寫上“Ｈ”，兩豎中間的短橫還特意描了兩次。“Ｈ”後面是“X”，最後一個字母一聽就知道是“Ｈ”。
收報機接着打出了間隔，他只用十分之一秒的時間瞥了一眼剛剛抄錄下來的五個字母，拼在一起是：“RＥＨXＨ”（“列寧”）。
機器還在啪嗒啪嗒地響着。老報務員剛才偶然碰到的那個十分熟悉的名字再一次出現在他的腦海里。他又看了一遍最後那兩個字：“列寧”。怎麼？……列寧？……他把電報紙拿遠一些，看着電報的全文，瞪大眼睛看了好一會兒，於是，他幹這一行三十二年以來，第一次不相信自己親手抄的電文了。
他把電文反覆看了三次，看來看去還是那句話：“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逝世。”老報務員從座上跳了起來，抓起捲曲着的紙條，兩眼緊緊盯着它。他不敢相信的消息還是被這段兩米長的紙條證實了！他把煞白的臉轉向兩個女同事。她們聽到了他的驚叫：“列寧逝世了！”
這個驚人的噩耗從敞開的房門溜出了報務室，像狂風一樣迅速地傳遍了車站，衝到暴風雪裏，在鐵路線和交叉點上旋繞著，又隨着一股寒冷的氣流鑽進機車庫那扇半開的大鐵門裏。
機車庫裏的一號修車地溝上停着一台機車，小修隊的工人正在修理它。波利托夫斯基老頭親自下到地溝里，鑽到自己這台機車的肚子底下，把有毛病的地方指給鉗工們看。勃魯扎克和阿爾焦姆正在把壓彎了的爐條錘平。勃魯扎克鉗住爐箅子，放在砧子上，阿爾焦姆一錘一錘地錘打着。
勃魯扎克這幾年老多了。他經歷過的一切在他額上刻下了很深的皺紋，兩鬢白了，背也駝了，一雙眼睛深深凹陷進去，流露出一副憂傷的神情。
機車庫的門半開着，射進一線光亮，一個人從外面跑了進來，在傍晚的昏暗中看不清這個人是誰。鐵鎚敲打的聲音淹沒了他的第一聲叫喊。但是，當他跑到在機車旁邊幹活的人們跟前時，阿爾焦姆舉起的鎚子在空中停住了。
“同志們，列寧逝世了！”
鎚子慢慢地從阿爾焦姆肩上滑下來，他輕輕地把它放在水泥地上。
“你說什麼？”阿爾焦姆聽到來人報告的這個驚人消息，手像鉗子一樣緊緊抓住了他的皮外套。
那個人滿身是雪，大口喘着氣，用低沉而又悲痛的聲音重複了一遍：“真的，同志們，列寧去世了……”
因為這回他沒有叫喊，阿爾焦姆才聽明白這個可怕的消息，同時也看清了那個人的臉，原來是黨組織的書記。
工人們從地溝里爬出來，默默地聽着這個名聞世界的人逝世的消息。
大門旁邊，有一台機車吼叫起來，大家都打了一個寒戰。
接着，車站盡頭的一台機車也吼叫起來，隨後又是一台……
發電廠的汽笛也應和着機車那強有力的、充滿不安的吼聲，像炮彈飛嘯一樣發出了尖叫。一列客車正準備開往基輔，它那快速、漂亮的Ｃ型機車敲響了銅鐘，清脆響亮的鐘聲蓋過了其他聲音。
在舍佩托夫卡——華沙直達快車的波蘭機車上，司機弄清了鳴笛的原因，又細聽了一會兒，然後，也緩緩地舉起手，抓住小鏈子，拉開了汽笛的閥門。這倒把國家政治保安部的一個工作人員嚇了一跳。波蘭司機知道，這是他最後一次拉汽笛，以後他再也不能開車了，但是他的手一直沒有鬆開鏈子。機車的吼叫聲，嚇得包廂里的波蘭信使和外交官們慌張地從柔軟的沙發上跳了起來。
機車庫裏的人越聚越多。人們從各個門裏走進來。當機車庫已經擠滿了人的時候，在哀痛而肅靜的氣氛中，有人開始講話了。
講話的是舍佩托夫卡專區黨委書記、老布爾什維克沙拉布林。
“同志們！全世界無產階級的領袖列寧逝世了。我們黨遭受了無法彌補的損失——那位締造了布爾什維克黨並教育她同敵人進行毫不妥協鬥爭的人跟我們永別了……黨和階級的領袖的逝世應該是一種召喚，召喚無產階級的優秀兒女加入我們的隊伍……”
奏起了哀樂。幾百個人都脫下了帽子。十五年來沒有掉過眼淚的阿爾焦姆突然感到喉嚨哽住了，寬厚有力的肩膀也顫抖起來。
鐵路俱樂部的四壁似乎要被參加會議的人群擠倒了。外面是刺骨的嚴寒，門旁的兩棵雲杉覆蓋著冰雪，大廳里卻又悶又熱，荷蘭式爐子燒得呼呼直響，六百個人聚集在這裏，參加黨組織召開的追悼大會。
大廳里沒有往常的嘈雜聲、說笑聲。巨大的悲痛使人們的嗓子喑啞了。談話的聲音都很低。幾百雙眼睛流露出哀痛和不安。聚集在這裏的好像是一群失去了領航員的水手，他們那位久經考驗的領航員被狂風巨浪捲走了。
黨委會的委員們也默默地在主席台上坐下來。矮壯的西羅堅科小心地拿起鈴，輕輕搖了一下，就放在桌子上。這已經夠了。大廳里漸漸靜下來，靜得使人感到壓抑。
報告完了以後，黨委書記西羅堅科立刻從桌子後邊站了起來，他宣佈了一件事，這種事在追悼會上宣佈是很少見的，但是並沒有任何人感到驚奇。他說：“三十七位工人同志署名寫了一份申請書，請求大會予以討論。”接着，他宣讀了這份申請書：西南鐵路舍佩托夫卡站布爾什維克共產黨組織：領袖的逝世號召我們加入布爾什維克的行列，我們請求在今天的大會上審查我們，並接受我們加入列寧的黨。
在這段簡短的文字下面是兩排簽名。
西羅堅科挨個往下念，每念一個就停幾秒鐘，好讓到會的人記住這些熟悉的名字。
“波利托夫斯基，斯塔尼斯拉夫-濟格蒙多維奇，火車司機，三十六年工齡。”
大廳里發出一片贊同聲。
“柯察金，阿爾焦姆-安德列耶維奇，鉗工，十七年工齡。”
“勃魯扎克，扎哈爾-瓦西里耶維奇，火車司機，二十一年工齡。”
大廳里的聲音越來越大了，西羅堅科繼續往下念，大家聽到的都是那些始終同鋼鐵和機油打交道的產業工人的名字。
當第一個簽名的人走上講台的時候，大廳里立刻鴉雀無聲了。
波利托夫斯基老頭講起自己一生的經歷，怎麼也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
“……同志們，我還能說些什麼呢？過去舊社會當工人的，日子過得怎麼樣，大家都清楚。一輩子受壓迫受奴役，到老了，窮得像叫化子，兩腿一伸了事。說實在的，革命在這兒剛鬧起來那陣子，我想我老了，歲數大了，拖家帶口的，入黨的事也就放過去了。我倒是從來沒幫過敵人的忙，可也沒怎麼參加戰鬥。一九○五年在華沙的工廠里參加過罷工委員會，跟布爾什維克一起鬧過革命。那個時候我還年輕，幹什麼也乾脆。老話還提它幹什麼！列寧死了，這對我的心打擊太大了，我們永遠失去了自己的朋友和知心人。什麼歲數大不大，我哪能再說這話！……我不會講話，有講得好的，讓他們講吧。反正有一點我敢保證：永遠跟着布爾什維克走，絕不含糊。”
老司機那白髮蒼蒼的頭倔強地晃了一下，白眉毛下面兩隻眼睛射出堅定的目光，一眨不眨地注視着大廳，好像在等待大家的裁決。
黨委會請非黨群眾發表意見，沒有一個人提出異議。表決的時候，也沒有一個人反對吸收這個矮小的白髮老人入黨。
波利托夫斯基離開主席台的時候，已經是一名共產黨員了。
會場上的每一個人都懂得，現在發生的事情是不同尋常的。老司機剛才講話的地方，現在站着身材魁梧的阿爾焦姆。
這個鉗工不知道該把他的大手往哪裏放，就老是擺弄手裏那頂大耳帽子。他那件衣襟磨光了的羊皮短大衣敞開着，露出裏面的灰色軍便服，領口上整整齊齊地扣着兩顆銅鈕扣，這使他顯得像過節一樣整潔。他把臉轉向大廳，突然看到了一張熟悉的婦女的面孔：在被服廠那群工人中間坐着石匠的女兒加莉娜。她對阿爾焦姆寬恕地笑了一下。她的微笑中包含着對他的鼓勵，嘴角上還露出一種含蓄的只能意會的表情。
“講講你的經歷吧，阿爾焦姆！”他聽到西羅堅科說。
阿爾焦姆不習慣在大會上發言，不知道從哪裏講起才好。
只是到現在他才感到，不可能把一生中積累的一切全講出來。
詞句老是連貫不起來，加上心情激動，就更說不出來了。這種滋味他還從來沒有體會過。他清楚地意識到，他的生活已經開始發生急遽的轉折——他阿爾焦姆，正在邁出最後的一步，這一步將使他那艱辛的生活變得溫暖，獲得新的意義。
“我母親生了我們四個。”阿爾焦姆開始說。
會場上很肅靜，六百個人聚精會神地聽着這個高個子、鷹鉤鼻、濃眉大眼的工人講話。
“我母親給有錢人家當傭人。父親什麼樣，我記不大清了，他跟母親合不來，酒喝得很兇。我們跟着母親過日子，她養活那麼多張嘴，可真不容易。東家管飯，她一個月才掙四個盧布，就為這幾個錢，她天天起早貪黑，腰都累彎了。我總算好，有兩個冬天上小學，學會了看書寫字。滿九歲那年，母親實在沒法，只好打發我到一家小鐵工廠去當學徒，只管飯，白乾三年，不給工錢……老闆是個德國人，叫費斯特，他嫌我小，不願意要，後來看我長得結實，母親又給我多報了兩歲，才把我收下。我給他幹了三年，他什麼手藝也沒教給我，盡支使我干雜活，給他打酒。他一喝起酒來就不要命。撮煤叫我去，搬鐵也叫我去……老闆娘也把我當成小奴隸，叫我倒尿罐，削土豆皮。他們倆動不動就踢我一腳，常常是無緣無故的，他們就是這個脾氣。因為老闆常喝醉酒，老闆娘對誰都沒好氣，稍微有點不如意，就打我幾個嘴巴子。有時候我跑到街上，可是我能往哪兒逃呢？苦水能向誰吐呢？母親離我有四十俄里，再說她那兒也沒有我安身的地方……在廠里也一樣。管事的是老闆的弟弟。這個畜生專愛拿我開心。有一回，他指着牆角放鐵匠爐的地方，對我說：‘去把那個鐵套圈給我拿來。’我跑過去，伸手就拿，哪知道鐵圈剛從爐子裏夾出來，打完了，扔在地上的，看着是黑的，手剛碰上，皮都燙掉了。我痛得大哭大叫，他卻在那兒哈哈大笑。我實在受不了這種折磨，就跑回母親那兒去了。可她也沒地方安頓我，只好又把我送回德國人那兒。一路上她光是哭。到了第三年，他們開始教我一點鉗工技術了，但是還照樣打我。我又跑了，一下子跑到舊康斯坦丁諾夫，進了一家灌香腸的作坊。在這個作坊整天洗腸子，像條狗似的又過了不到兩年。後來老闆耍錢把家當輸得精光，四個月不給我們工錢，不知道溜到哪兒去了，我就離開了那個鬼地方。我搭上火車，到了日美林卡，下了車就去找活干。感謝機車庫的一個工人，他很同情我。他聽我說多少會點鉗工，就說我是他的侄子，央求上司把我收下。他看我個子高，給我報了十七歲。就這樣，我給鉗工打下手。後來我轉到這兒來幹活，已經有九個年頭了。我過去的情況就是這樣。在這兒的這一段，你們全都知道。”
阿爾焦姆用帽子擦了擦前額，長長地舒了一口氣。現在，還有一件最重要的，也是最難講的事要說，不能等着別人發問。他緊皺着濃眉。繼續講下去：“人人都會問我，為什麼革命烈火剛燒起來的時候，我沒有成為布爾什維克？對這個問題，我能說些什麼呢？說老吧，我還早着呢。我只能說，我是今天才找到自己的這條路。我有什麼可隱瞞的呢？以前就是沒有看清路。早在一九一八年，舉行反德大罷工的時候，就應該走上這條路。有個水兵，叫朱赫來，跟我談過不止一次。直到一九二○年，我才拿起槍來戰鬥。後來戰爭結束了，白匪給扔進了黑海。我們就轉回來了。我成了家，有了孩子……一頭鑽到家務事裏去了。現在，我們的列寧同志逝世了，黨向我們發出了號召，我回頭看看自己的生活，看清楚了我一生中缺少的是什麼。單單保衛過自己的政權是不夠的，我們應該一致動員起來，接替列寧，把蘇維埃政權建設成鐵打的江山。我們都應該成為布爾什維克——黨是我們的黨嘛！”
阿爾焦姆結束了自己樸實而又極其真誠的發言，他為自己那不尋常的措詞感到有些不好意思，同時像從肩上卸下了重擔似的，挺直了身子，等待大家提問題。
“也許，有人想要問點什麼吧？”西羅堅科打破了沉默。
會場裏的人晃動起來，但是暫時還沒有人說話。一個下了機車就來開會的、黑得像甲蟲一樣的司爐乾脆利落地喊道：“還有什麼可問的？難道咱們還不了解他嗎？把黨證給他就得了。”
矮壯的鍛工基利亞卡又熱又緊張，臉漲得通紅，他用傷了風的沙啞聲音說：“這種人是不會出岔子的，他會成為一個堅強的同志。表決吧，西羅堅科！”
後面共青團員座席上站起一個人來，由於光線很暗，看不清是誰，他說：“讓柯察金同志說說，他為什麼讓土地纏住了，種地會不會使他喪失無產階級意識。”
會場上掠過一陣輕輕的、不以為然的議論聲。有個人出來指責那個小夥子說：“講簡單點，別跑到這兒來賣弄……”
阿爾焦姆打斷他說：“沒關係，同志，這小夥子說得對，我是叫土地纏住了。
這是實在的，不過我並沒有因為這個把工人階級的良心扔掉。
從今天起就一刀兩斷。我一定把家搬到工廠附近來，住在這兒更牢靠些。要不然，那塊地會壓得我喘不過氣來。”
阿爾焦姆看見會場上舉起很多手臂，他的心又哆嗦了一下。他感到渾身輕鬆，挺胸闊步向自己的座位走去。身後傳來了西羅堅科的聲音：“一致通過！”
第三個走上主席台的是勃魯扎克。波利托夫斯基的這個沉默寡言的老助手，早就當上司機了。他介紹了自己勞苦的一生，快結束的時候，講到了最近的感受。他說話聲音很低，但是大家都聽得很清楚。
“我有義務完成我兩個孩子沒有完成的事業。他們犧牲了，可並不是為了讓我躲在房後去哭。我還沒有補上他們犧牲的損失。這回領袖的逝世打開了我的眼界。過去的事情大家就不要問我了，真正的生活打現在起重新開始。”
勃魯扎克回憶起往事，心緒很亂，憂傷地皺着眉頭。會上沒有人向他提出任何尖銳的問題，就一致舉手通過他入黨了。他的眼睛立刻閃出了光彩。斑白的頭也抬了起來。
討論接收新黨員的大會一直開到深夜。只有那些大家熟悉的、經過生活考驗的、最優秀的分子，才被吸收入了黨。
列寧的逝世促使幾十萬工人加入了布爾什維克黨，領袖的去世沒有造成黨的隊伍渙散。一棵大樹，它的巨大的根子深深地扎在土壤里，只削去它的頂端，它是不會死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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