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十分的酸和一分的甜(2)
巴黎的時裝展結束后,當地一本權威的時裝雜誌總編輯歌迪亞建議我在巴黎開店。
我可以嗎?我受寵若驚。
已經有幾位日本設計師在巴黎開店,你的設計不比他們遜色。當然,如果真的打算在巴黎發展,就要花多些時間在這裏。
我考慮一下。
香港的事業放不下嗎?這可是個好機會,別忘了這裏是歐洲,很多人也想在巴黎開店。
放不下的,不是事業,是人。我說。
是的,放不下的,通常都是人。我們放下尊嚴、放下個性、放下固執,都只因為放不下一個人。
有一個人放不下,活着才有意思。我說。
說這句話的時候,我卻沒有把握能夠再和文治一起。
從巴黎回來,踏出機場,我看到他羞澀地站在一角等我。我衝上去,緊緊地抱着他。
對不起。他在我耳邊說。
我以為你以後再也不理我。
我做不到。
和我一起搬過去好嗎?如果你不去,我也不去。
他終於點頭。
搬到新屋以後,良湄就住在我們樓下,熊弼仍然住在大學的教職員宿舍,偶爾才在良湄家裏過夜。良湄也不是時常在家裏的,她有時候在傅傳孝家裏過夜。傅傳孝是廣告公司的創作總監,我見過他幾次,良湄好象真的愛上了他。傅傳孝也是有女朋友的。
我無法理解這種男女關係,既然大家相愛,那何不回去了結原本那段情?為什麼偏偏要帶着罪疚去欺騙和背叛那個愛你的人?
因為我愛着的,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男人,你不是也說過,每個女人生命里,都應該有一個楊弘念、一個徐文治嗎?良湄說。
但我不會同時愛着他們。
沒有一種愛不是帶着罪疚的。罪疚愈大,愛得愈深。徐文治對你的愛,難道不是帶着罪疚嗎?
有罪疚不一定有愛,許多男人都是帶着罪疚離開女人的。我說。
那是因為他對另一個人的罪疚更深。
文治為什麼要對我覺得罪疚?
他覺得他累你在外面飄泊了好幾年,如果他能夠勇敢一點,如果不是那次地震,你就不會一個女孩子孤零零去紐約,這是他跟哥哥說的。
那天晚上,我特地下廚弄了一客意大利檸檬飯給文治,這個飯是我在意大利學到的。
好吃嗎?
很香。他吃得津津有味,為什麼突然下廚,你的工作不是很忙嗎?
因為我想謝謝你——
為什麼要謝謝我?
謝謝你愛我——我從後面抱着他,如果沒有了你,我的日子不知怎麼過。
也許過得更自由——
我才不要。
這個時候,傳真機傳來一封信。
會不會是給我的?他問。
我去拿。
信是歌迪亞從巴黎傳真來的,她問我到巴黎開店的事考慮過沒有?她說,想替我作一個專訪。
是誰的?文治問。
沒用的。我隨手把信擱在飯桌上,我去廚房看看檸檬派焗好了沒有?
你要到巴黎開店嗎?他拿着那張傳真問我。
我不打算去。我說。
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
我沒時間——我把檸檬派放在碟子上,出去吃甜品吧。
真的是因為沒時間嗎?
我不想離開你,這個理由是不是更充分?我摸摸他的臉。
你不要再為我犧牲。
我沒有犧牲呀。
你不是很想成名的嗎?
我已經成名了。
在巴黎成名是不同的。
即使在那邊開店,也不一定會成名,在香港不是已經很好嗎?
他顯得很不開心。
我並沒有犧牲些什麼,我不是說過討厭別離嗎?我抱着他,幸福地把臉貼在他的脖子上。
你不是也說過不想做一隻蓑衣蟲,一輩子離不開一件蓑衣的嗎?
如果你就是那件蓑衣,我才不介意做一隻蓑衣蟲。
他輕撫我的頭髮說:我不想你有一天後悔為了我,而沒做一些事。
我不會。我說。
九六年十二月里一個晚上,我一個人在家裏,良湄來按門鈴。
你還沒睡嗎?她問我。
沒這麼早。
我和傅傳孝的事讓熊弼知道了。
是誰告訴他的?
有人碰見我們兩個。
那你怎麼說?
當然是否認。她理直氣壯地說。
他相信嗎?
他好象是相信的。他是個拒絕長大的男人,他不會相信一些令自己傷心的事。她苦笑。
你跟傅傳孝到底怎樣?
大家對大家都沒要求、沒承諾,也沒妒忌,這樣就很好,不像你和文治,愛得像檸檬。
什麼像檸檬?我一頭霧水。
一顆檸檬有百分之五的檸檬酸、百分之零點五的糖,十分的酸,一分的甜,不就像愛情嗎?我和傅傳孝是榴槤,喜歡吃的人,說它是極品,不喜歡的說它臭。
那熊弼又是哪一種水果?我笑着問她。
是橙。雖然沒個性,卻有安全感。
你改行賣水果嗎?
你說對了一半,我這陣子正忙着處理一宗葡萄訴訟案,正牌的葡萄商要控告冒牌葡萄的那個。
良湄走了,我在想她說的十分的酸,一分的甜。文治回來時,我問他:
如果愛情有十分,有幾多分是酸,幾多分是甜?良湄說是十分的酸,一分的甜,是嗎?
沒有那十分的酸,怎見得那一分的甜有多甜?
原來,我們都不過在追求那一分的甜。
我們吃那麼多苦,只為嘗一分的甜。只有傻瓜才會這樣做。
第二天是周末,下午,良湄來我家裏一起佈置聖誕樹。文治從電視台打電話回來。
良湄在嗎?他很凝重的問我。
她正巧在這裏,有什麼事?
熊弼出了事。
什麼事?良湄問我。
熊弼在大學實驗室里做實驗,隔壁實驗室有學生不小心打翻了一瓶有毒氣體,熊弼跑去叫學生們走避,他是最後一個離開的,結果吸入大量有毒氣體。他自行登上救護車時,還在微笑,送到醫院之後,不再醒來。醫生髮現他肺部充滿了酸性氣體,無法救活。
良湄在醫院守候了三天三夜,熊弼沒機會睜開眼睛跟她說一句話就離開了。
我最後一次見熊弼,是在方維志公司喬遷的酒會上,他落落寡歡地站在一角。他幽幽地跟我說:長大是很痛苦的。現在他應該覺得快樂,他從此不再長大了。臨走的時候,他跟我說再見。他像小孩子那樣,輕輕地跟我揮手。
別離,成了訣別。他永遠不知道,他愛的女人,一直背叛他。背叛,是多麼殘忍的事。
喪禮結束之後,我在良湄家裏一直陪伴着她。傅傳孝打過幾次電話來,她不肯接。她老是在客廳和廚房裏打轉。
那個葡萄商送了幾盒溫室葡萄給我,你要不要試試?她問我。
我搖頭。
過了一會兒,她又問我:你要不要吃點什麼的?我想看着你吃東西。
我勉強在她面前吃了幾顆葡萄。
又過了一會兒,她老是走到廚房裏,不停地洗手。
良湄,你別再這樣。我制止她。
他臨走的前一天,我還向他撒謊。她哀傷地說。
你並不知道他會發生意外。我安慰她。
他是不是不會再回來?她凄然問我。
我不曉得怎樣回答她。
我想跟他說一聲對不起。
聽說每個人在天上都有一顆星,他死了的話,屬於他的那顆星就會殞落。下一次,你看到流星,就跟流星說對不起吧,他會聽到的。
如果可以再來一次,我不會這樣對他。她含淚說。
為什麼我們總是不懂得珍惜眼前人?在未可預知的重逢里,我們以為總會重逢,總會有緣再會,總以為有機會說一聲對不起,卻從沒想過每一次揮手道別,都可能是訣別,每一聲嘆息,都可能是人間最後的一聲嘆息。
我安頓良湄睡好,回到自己家裏。
她怎麼了?文治問我。
我一股腦兒撲進他懷裏。
我們結婚好嗎?我問他。
他怔怔地望着我。
你肯娶我嗎?我含淚問他。
他輕輕為我抹去臉上的淚水說:
我怎麼捨得說不?
我們明天就去買戒指。我幸福地說。
第二天,我們到蒂芬妮珠寶店買結婚戒指。
我選了一對白金戒指。
這個好嗎?我把戒指套在左手無名指上,問文治。
你喜歡吧。他說。
你也試試看。我把戒指穿在他的無名指上。
有我們的尺碼嗎?我問售貨員。
對不起,兩位的尺碼比較熱門,暫時沒有貨。她說。
什麼時候會有?我問。
如果現在訂貨,要三個月時間。
三個月這麼久?我愣了一下,不是空運過來的嗎?
不錯是空運,但戒指是有客人訂貨才開始鑄造的,全世界的蒂芬妮都集中在美國鑄造,所以要輪候。你知道,很多女孩子只肯要蒂芬妮的結婚戒指。
真的要等三個月?我問。
兩位是不是已經定了婚期?
還沒有。文治說。
要不要到別處去?我問文治,三個月太久了。
你喜歡這枚戒指嗎?他問我。
我看着手上的戒指,真的捨不得除下來。我念書時就渴望將來要擁有一枚蒂芬妮的結婚戒指。
既然喜歡,就等三個月吧。文治說。
對呀,結婚戒指是戴一輩子的,反正兩位不是趕婚期。那位售貨員說。
你替我們訂貨吧。文治說。
謝謝你,徐先生。戒指來到,該通知哪一位?
通知我吧。我說。
那位售貨員開了一張收據給我們。
戒指來到,可以刻字。她說。
我珍之重之把單據藏在錢包里。
三個月,太漫長了。我緊緊握着文治的手,走在熙來攘往的街上,三個月後,會一切如舊嗎?
我們是不是應該到別處買戒指?我再三問他。
你擔心什麼?他笑着問我。
我想快點嫁給你。
都那麼多年了,三個月就不能等嗎?他笑我。
我們不也曾三番四次給時間播弄嗎?卻再一次將愛情交給時間。
第二天回到辦公室,我把未來三個月要到外地的活動全部取消。我要留在文治身邊。
一天,他喜孜孜地告訴我,他和一個朋友正在做一宗把推土機賣到國內的生意。
國內修築公路,需要大量的推土機,但是省政府沒有足夠的錢買新的機器,馬來西亞的瑞士制舊推土機,經過翻新之後,性能仍然很好,達到新機的七成水準,價錢卻只是新機的三成。我們就把這些推土機賣給公路局,一來可以幫助國家建設,二來可以賺錢,利潤很不錯。他躊躇滿志地告訴我他的大計。
你那個朋友是什麼人?
他是做中國貿易的,是我中學的同學,我們偶然在街上碰到,他跟我提起這件事,他原來的夥伴因為不夠錢而退出,但是馬來西亞那邊已談好了,現在就要付錢。
他為什麼要找你合作?
他的資金不夠,我們要先付錢買下那批翻新了的推土機,所以他要找人合作。我是記者,又曾經到國內採訪,他覺得我可靠,我們過兩天就會上去跟公路局的人見面。
你這個同學靠得住嗎?
我們中學時很談得來的,你以為我會被人騙倒嗎?
當然不會,但你畢竟很多年沒見過他——
我和他一起去見公路局的人,還有假的嗎?
你為什麼忽然會有做生意的念頭?你從前不是不喜歡做生意的嗎?
這是很有意義的生意。他拍拍我的頭說,放心吧。
要投資多少?
不需要很多。他輕鬆地說,我看得出他投資了很多,為了不想我擔心,故意裝着很輕鬆。
我總是覺得他過份樂觀。他這個人太善良了,根本不適合做生意。
良湄日漸復原過來,為免刺激她,我和文治決定暫時不把結婚的事告訴她,況且我們根本沒打算大事慶祝。
那天,她心情比較好,我陪她到中環那間印度餐廳吃午飯。
你還有見傅傳孝嗎?我問她。
偶然也有見面,別誤會,我們現在是朋友,不是以前那一種,事實上,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樣。我一直以為熊弼是個拒絕長大的男人,實際上,他是個勇敢的人,他在那個關頭,仍然願意最後一個離開。我怎麼可能愛上其它人呢?最好的那個就在我身邊。
我們總是過後才知道。我說。
飯後,女侍應送來一盤幸福餅。
你要一塊吧,我不敢要。良湄說。
我拿起一塊幸福餅,剝成兩瓣,取出簽語。
寫些什麼?良湄問我。
簽語上寫的是:
離別與重逢,是人生不停上演的戲,習慣了,也就不再悲愴。
離別了,不一定會重逢。良湄說。
我要跟誰離別,又跟誰重逢?
跟良湄分手之後,我到超級市場買酒,還有二十天就是三個月了,我要買一瓶酒留待拿結婚戒指的那天跟文治一起慶祝。
在那裏,我見到楊弘念,我們離別了又重逢,原來簽語上說的,就是他。許多年不見了,他滄桑了很多。這幾年來,他也在洛杉磯和加拿大那邊發展。
你什麼時候回來的?我首先開腔。
他手上捧着幾瓶白酒,說:回來一個多月了。
哦。什麼時候改變口味的?那邊有天國蜜桃。
我現在什麼都喜歡嘗試,近來愛上這個。
是這樣——
聽說你要結婚。
你怎麼知道?我驚訝。
有人看到你去買結婚戒指。你忘了你現在是名女人嗎?年輕、漂亮,是時裝界的神話,很多人認得你。
是的,我快要結婚了。
是不是嫁給那個新聞播報員?
我點頭,問他:你近來好嗎?
怎可能跟你比較,你是如日中天。
沒有你,也沒有我。我由衷地說。
只有人記得周蜻蜓,怎會有人記得她是楊弘念的徒弟?他笑得很苦澀。
你教了我很多東西。
你很幸運,我真妒忌你。
我很努力,你不是說過我會很好的嗎?
我沒想到你可以去到這個境界。他眼裏充滿了忌恨。
我從沒想過他會妒忌我,妒忌得如此苦澀。他從前的高傲,彷佛一去不回。我曾經以為,他深深地愛着我,難道那一切都是假的嗎?抑或,他對我的愛,從來也是出於妒意,因為想佔有,因為想控制,所以自己首先失控。那個紅玫瑰和夜鶯的故事,不過是一個他自我催眠的故事。
再見。他說。
再見。我跟他說。
我不想再見到他。
那天晚上,我幸福地睡在文治身邊,緊握着他的手,那樣我覺得很安全。文治卻在床上輾轉反側。
有什麼事嗎?我問他。
沒事。他說。
是不是那批推土機出了什麼問題?
那批機器沒問題。他說。
接着那幾天,他總是愁眉深鎖。
那天晚上,良湄走來找我。
文治不在嗎?她問。
還沒有回來,我剛好想找人陪我吃飯,你有空嗎?
我有件事要告訴你——她凝重地說,關於文治的。
什麼事?
外面有人說他賣一些不能用我推土機到國內,欺騙省政府的金錢。
誰說的?
是電視台新聞部的人傳出來的。有記者上去採訪別的新聞,公路局的幹部告訴他,文治跟他的朋友把一些只有兩成功能,完全不合規格的推土機賣給他們,那個幹部認得文治是香港記者。聽說他們已經扣起打算用來買推土機的錢。
到了晚上,文治回來。我問他:
推土機的生意是不是出了問題?
你聽誰說的?
無論外面的人怎樣說,我只會相信你。
那就不要問。
但是我關心你,外面有些傳言——
是嗎?你已經聽到了。
我不相信你會欺騙別人。
他突然慘笑:是我被人欺騙了!怎麼樣?那些馬來西亞的推土機根本不能用,他騙我說有原來的七成性能。明明已經用了五年,他騙我說只用了兩年。
現在怎麼辦?
同行都知道我賣沒用的推土機欺騙同胞——他沮喪地坐在椅子上。
你應該澄清一下。
有什麼她澄清的?他傷心地說,我根本就是個笨蛋,我竟然笨到相信一個十多年沒見的人,什麼賣推土機幫助國家,我連這種騙術都看不出來!
那是因為你太相信朋友。我安慰他。
不,那是因為我貪心!我想賺大錢。我想放手一搏,不想一輩子待在電視台里!我不想別人說我女朋友的名氣比我大,賺錢比我多!我害怕失去你。我是不是很幼稚?他哽咽。
我走上前去,抱着他:你為什麼會這樣想?我們都快結婚了。
這是現實。他含淚說。
我替他抹去眼角的淚水:我們做的根本是兩種不同的工作,我從來沒有這樣想。你知道我多麼害怕失去你嗎?
我輕輕撫摸他的臉、眼睛、鼻子和嘴唇,我喜歡這樣撫摸你,永遠也不會厭倦。
他緊緊地抱着我,我坐在他大腿上,輕輕用鼻子去揉他的脖子。罪魁禍首也許不是那個賣推土機的騙子,而是我。他本來是個出色而自信的人,因為愛我,卻毀了自己。我的眼淚不由自主地滴在他的肩膊上。
對不起,我不能夠跟你結婚。他說。
為什麼?我愣住。
我們所走的路根本不一樣——他難過地說。
不會的。我抱着他不肯放手。
你還記得幸福餅里的簽語嗎?是的,年少時候的夢想和憧憬,我已經忘了,我現在是個俗不可耐,充滿自卑的男人。
不,你不是。
他拉開我的手,站起來說:
別這樣。
我愛你。我不肯放手。
我也愛你。
那為什麼要分開?我哭着問他。
因為用十分的酸來換一分的甜是不能天長地久的。
我不明白。
你明白的,只是你不肯接受。沒有了我,你會更精采、更成功。
沒有了你,成功有什麼意思?我不要成功!我們可以像從前一樣,我們以前不是很開心的嗎?我哀哀地說。
人也許能飛向未來,卻不可能回到過去。你忘記了那句簽語嗎?幸福餅的簽語是很靈驗的。他凄然說。
我們那麼艱苦才能夠走在一起,不可能分開的,我不甘心!
對不起。
他收拾東西離開,臨行前,深深地吻了我一下,說:祝你永遠不要悲傷。
他走了,真的不再回來。
那年我在倫敦買給他的花仙子銀相框,依然放在案頭上。上面鑲着一張我的照片、一張他的照片,還有那張我們兒時在公園裏偶爾相遇的照片。
葉散的時候,你明白歡聚。
花謝的時候,你明白青春。
九七年三月,我們分手了。
十多天後,蒂芬妮珠寶店通知我,我們要的那一對結婚戒指已經送來了,隨時可以去拿。
我獨個兒去領回戒指。
要刻字嗎?女售貨員問我。
不用了。
難道我不知道這戒指是為誰而買的嗎?
我早就說過,三個月太久。
我把兩枚戒指都戴在身上,我自己的那一枚,套在左手無名指上,他的那一枚,我用一條項鏈掛在脖子上。
我沒有找他。他曾給我最好的愛,也因此,我不敢再要他為我而毀了自己。
他申請長駐北京工作,我只能偶爾在新聞里看到他。
不合理的聯繫匯率維持了十四年,依然沒有改變,我們的愛情,卻已經變了。
他不在,我孤身走遍世界,為了那所謂的成名奮鬥。
九七年五月,暮色蒼茫的夏天,我從紐約回來,跟良湄在中環那間印度餐廳吃飯。
他步上救護車的時候還在微笑,下一刻卻不再醒來,他這樣突然地離開,我怎可以忘記他?十年後,二十年後,也不可能。我只能忘記他所有的缺點。
我失笑。
你笑什麼?她問我。
令愛永恆的,竟是別離。我說。
是的,唯一可以戰勝光陰的,就是回憶。
末了,女侍應送來一盤幸福餅。
隨便拿一塊,看看你的運程。侍應殷勤地說。
我不敢要,你要吧。良湄說。
我隨手拿了一塊幸福餅,取出裏面的簽語紙。紙上寫着:
人生便是從分離那一刻萌生希望。
六月份在香港的個人時裝展上,我用數千顆玻璃珠做了一件晚裝,穿在模特兒身上,成為該天的焦點。在璀璨燈光下的玻璃珠,像一顆顆晶瑩的眼淚,這是一襲離別的衣裳。
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晚上,一個新的時代降臨,整天下着滂沱大雨,是我們相識的那場雨,我穿着那件檸檬黃色的雨衣,一個人走在時代廣場外面。偌大的電視屏幕上,播出了離別之歌。
離別本來就是人類共通的無奈。我聽到文治的聲音說。
驀然回首,他在電視屏幕上,人在北京。
他依然是那樣沉實而敦厚,使人義無反顧地相信。
如果可以從頭來過,我依然願意用十分的酸來換那一分的甜。
只是,人能夠飛向未來,卻不能回到過去。
離別了我,他也許活得更好。我們努力活得燦爛,期望對方會知道。在未可預知的重逢里,我們為那一刻作好準備。
記者徐文治在北京的報導。他殷殷地說。
祝你永遠不要悲傷。我彷佛聽到他這樣說。三月里的幸福餅,我們一起吃的第一塊幸福餅,不是這樣說的嗎?
電視畫面消去,我想留也留不住。
廣場上,只有我,孤零零一個人,看着國旗升降,他曾送給我十二顆藏着國旗的玻璃珠,祝願我成功。如果成功的代價是失去了他,我不願成功。
雨愈下愈大,我不捨得跟屏幕告別,然而,愛,是美在無法擁有。
走着的時候,脖子上的結婚戒指叮叮作響。誰又可以控制明天的雨?
離開廣場,我一個人,走到那家印度餐廳,等待那一盤幸福餅。
隨便抽一塊,占卜你的運程。女侍應微笑說。
我拿起一塊幸福餅,只是,這一次,我不敢再看裏面的簽語。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