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續湊字數

蘇軾此時苦中作樂，也可以說是“巧於居貧”。從他當時的處境看，本來應是沒有這樣的閑情雅興的。其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出自他那本來放達的個性；另一方面則是因為這時開始有所覺悟：“任意直行”，是必然得罪的。因此，得罪之後，就不必凄楚，而要處之泰然。歐陽修貶官之後，不作“凄凄之文”，而大講山水之樂，也是這個意思。從這一點看，蘇軾的雜記諸文，其思想情調，是與歐陽修一脈相承的。當然，蘇軾之放達，亦得之佛乘和《莊子》，其思想境界與歐陽修也不盡同。

賦體之文蘇軾寫得自由隨便的作品，還有賦體之文。兩篇《赤壁賦》都打破了賦之常體，而成為一種新的文體。可以說是遊記，也可以說是雜文。其中有敘事，有抒情，有問答，有議論，而且或韻，或散，不拘格套，既不同於騷體，也不同於俳體。例如其中一段有云：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

賦之為體，從漢代開始，即可稱為“賦體之文”。展到宋代，到蘇軾筆下，則更成為文之新體了。前人稱宋人之賦為“文賦”，至於蘇軾之賦，有人更斷言曰：“直文耳。”

此賦不僅是“文”，而且近於雜文小品。羅大經《鶴林玉露》甲集卷6曾以此賦同司馬遷的《伯夷傳》比較，他說：“太史公《伯夷傳》，蘇東坡《赤壁賦》，文章絕唱也。其機軸略同。”羅大經對於兩篇作品的詮釋，並不准確，但他看到“機軸略同”，都是“文章絕唱”，則指出了此賦特點。文章與性情蘇軾文章各體兼備，名篇不少，為世傳誦的作品尤多。除上面講到的幾篇之外，政論如《省試刑賞忠厚之至論》，史論如《留侯論》、《賈誼論》，記敘如《喜雨亭記》、《然台記》、《放鶴亭記》、《石鐘山記》，傳記碑頌如《方山子傳》、《潮州韓文公廟碑》，書信如《答謝民師書》，雜說如《日喻》等，都是歷代傳誦的作品。此外，有些雜著如《志林》之論《湯武之事》、《戰國任俠》，還有些銘、贊、題跋之論文藝等等，都是對於後代很有影響的文章。

蘇軾一生，極少銘墓之作。他說過：“軾於天下，未嘗銘墓。”所銘五人，如《司馬溫公神道碑》等，都是頗有深情的文字，不同於尋常諛墓之文1。蘇軾文章總的特色是明快、真實。這同他的為人大有關係。他在《思堂記》中曾說：余，天下之無思慮者也。遇事則，不暇思也。未而思之則未及，已而思之則無及，1洪邁：《容齋四筆》卷6《東坡作碑銘》。

以此終身不知所思。言於心，而沖余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余。以為寧逆人也，故卒吐之。

可以看出，蘇軾為文，是以一吐為快的。因此，文章也就寫得明快、真實。這樣的話，蘇軾說過不止一次。蘇軾為人如此，也同歐陽修有些相似。當然這樣的個性，一生之中，也是有變化的。當他閱世漸深之時，又曾說過自己早年為文，“誦說古今，考論是非”，“妄論利害，讒說得失”，乃是“制科人習氣”，譬如“候蟲時鳥”，只是“自鳴自已”，不足“為損益”2。又說：“少時好議論古人，既老，涉世更變，往往悔其言之過。”3凡此，都是有激而言，有為而；但也確是有悟之言。

詩詞成就蘇軾在文學上的成就，散文為最突出，但他的詩、詞也都有極高的成就。以詩而言，蘇詩不僅具有宋詩長於理趣的特點，而且具有他個人獨特的品格。寫於不同時期的作品，都能突現其人的真情實感。例如《和子由澠池懷舊》云：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哪復計東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蹇驢嘶。

此詩作於嘉?六年（1o61），蘇軾時為鳳翔簽判，其弟子由曾寄他《懷澠池寄子瞻兄》一詩，故有此作。蘇軾與弟二人友於情深，對於人生聚散無常，感觸亦深。詩中有達語，亦有情語。

又如《飲湖上，初晴后雨》二之二：水光瀲灧睛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這是熙寧四年（1o71）為杭州通判時所作。當時新法初行，蘇軾不合時宜，轉任外職。隨物自適，順口成吟。雖有友人規以“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之語，但西湖所作仍然不少，此詩尤為絕調。王文誥稱此詩“前無古人，後無來者”1，並不為過。

又如《正月二十日，與潘郭二生出郭尋春，忽記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詩，乃和前韻》云：東風未肯入東門，走馬還尋去歲村。人似秋鴻來有信，事如春夢了無痕。江城白酒三杯釅，野老蒼顏一笑溫。已約年年為此會，故人不用賦《招魂》。

此詩作於元豐五年（1o82），蘇軾貶在黃州。身在貶所，苦中作樂。“人似秋鴻”，“事如春夢”，“白酒三杯”，“蒼顏一笑”，這些詞語，道出了自己貶居生活中特有的情調，非他人所能道。

又如《題西林壁》云：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此詩為元豐七年（1o84）由黃州改遷汝州，途經高安，因游廬山所作。《東坡志林》亦有記載。自謂“仆廬山詩盡於此矣”，當是有得之言。蘇軾經過黃州之貶，閱世漸深，看山也漸識其真。論者或謂詩中蘊有哲理，其實在作者自己，仍是直抒感受，並非有意於推理的。

2蘇軾：《東坡集》卷29《答李端叔書》。

3蘇軾：《東坡後集》卷14《答王庠書》。

1《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

又如《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云：參橫斗轉欲三更，苦雨終風也解睛。雲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空餘魯叟乘桴意，粗識軒轅奏樂聲。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

自從哲宗紹聖以來，蔡京、章?等新黨執政，貶竄元?黨人。蘇軾又遭再貶。最後貶到海南，直到元符三年（11oo），始遇赦而還。此詩即作於赦還的途中。從“苦雨終風”到“雲散月明”已經度過了多少歲月。“九死南荒”，而竟生還，軾雖達人，也不能不浩嘆。

蘇軾之詞，尤有特色，為世傳誦者亦多。有些作品，也更體現性格。

例如《水調歌頭》（“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和《念奴嬌•赤壁懷古》二，都是古今傳誦的名篇。其豪情逸興，並世罕有其匹，可不列舉。在這樣的名篇之外，有些作品，特色也是很突出的。這裏且以《定風波》為例：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迴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此詞作於元豐五年（1o82）三月七日，蘇軾時在黃州。有小序云：“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狽，余獨不覺。已而遂晴，故作此。”這是一十分瀟洒的詞。不管風裏雨里，而能行若無事，苟非脫屣世事，很難放達若此。“一蓑煙雨任平生”，“也無風雨也無晴”，是興到之言，也是有悟之言。

第三節蘇轍潁濱遺老蘇轍（1o39―1112），字子由，一字同叔，晚年號潁濱遺老，眉州眉山（今屬四川）人。蘇洵子，蘇軾弟。嘉?初，隨父兄到京師，與兄同登進士第。嘉?六年（1o61），應制舉，“極言得失，而于禁廷之事，尤為切至”1。考官胡宿以為“不遜”，請黜之，竟被置之“下等”。授商州軍事推官。這時正值蘇洵被命修禮書，而蘇軾出簽鳳翔判官，蘇轍乃請求養親京師。

宋神宗熙寧元年（1o68），蘇轍與軾丁父憂后復至京師。次年，上書論事。時王安石執政，出青苗書使蘇轍熟議，檢校文字。蘇轍指出：“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為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奸，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逾限。如此，則恐鞭棰必用，州縣之事不勝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為？’晏之所言，則常平法耳。今此法見在而患不修，公誠能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則晏之功可立俟也。”這番話講得相當透闢，王安石聽后，說：“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以後青苗法推行起來，蘇轍又上書王安石，力陳不可。於是出為河南留守推官。此後隨張方平歷任陳州教授、南京判官等職。

1《宋史》卷339《蘇轍傳》。

元豐二年（1o79），蘇軾下御史台獄，貶黃州。蘇轍亦坐貶監筠州鹽酒稅。元豐八年，司馬光為門下侍郎，以蘇轍為秘書省校書郎，復為右司諫。哲宗元?初，轍在京師，多所論議。這時司馬光改革熙寧之法，改雇役，復差役，蘇轍極言不可。蘇轍的這類政治主張，與蘇軾基本相同。元?四年，為吏部侍郎，翰林學士，知制誥。同年，為賀遼國生辰國信使，出使契丹。紹聖初，哲宗起用李清臣為中書舍人，蘇轍上書諫，哲宗不悅，落職知汝州。此後連貶數處。徽宗即位，蔡京當國，蘇轍又被降職，居許州，於是致仕，築室於許，號潁濱遺老。政和二年（1112）卒。有《欒城集》，自撰《潁濱遺老傳》。

政論與史論蘇轍一生學問，深受父兄影響。他在《歷代論引》中說：“予少而力學，先君，予師也；亡兄子瞻，予師友也。父兄之學，皆以古今成敗得失為議論之要。”現在看來，蘇轍之學，也是“以古今成敗得失為議論之要”的。他雖自稱“其學出於孟子”，而實則“遍觀乎百家”（見《上兩制諸公書》）。在《歷代論》中多論古今得失成敗，又撰有《古史》，用意亦在於此。

蘇轍對於前輩學人，亦尊韓、歐，政治思想，亦近於歐。但韓、歐闢佛道，而蘇轍不然。

蘇轍的文章，與父兄並稱當代大家。與父兄相比，雖有所不及，但亦自有特點。文章存者不少，最見功力者是政論和史論。《新論》三篇，縱談天下大事，論斷相當確切。《宋史》本傳稱他“論事精確，修辭簡嚴”，於此可見。其上篇有云：當今天下之事，治而不至於安，亂而不至於危，紀綱粗具而不舉，無急變而有緩病，此天下所共知而不可欺者也。

這幾句話是說得切中時弊的。這是總的論斷，對於具體問題，他也有具體分析。其中篇有云：故嘗以為當今天下有三不立。由三不立，故百患並起，而百善並廢。何者？天下之吏偷情苟且，不治其事，事日以敗，而上不知使，是一不立也。天下之兵，驕脆無用，召募日廣，而臨事不獲其力，是二不立也。天下之財，出之有限，而用之無極，為國百年而不能以富，是三不立也。

“冗吏”、“冗兵”、“冗費”，是當時朝政的三大弊端，北宋一代，政治得失，集中表現於此。自王禹?、歐陽修以來，多有這樣的觀感。蘇轍所言，自然不算創見。但他將這樣的時局形容得恰如其分，所謂“治而不至於安，亂而不至於危”，則確可說是“精確”而“簡嚴”。所謂“三不立”，也寫得言簡意賅，“簡嚴”之至。

蘇轍史論的代表作品是《歷代論》，有些篇章是寫得很有特點的。論漢光武、唐太宗，分析相當全面，和蘇軾相比，特點確在於“穩”。但有時也作翻案文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論馮道一篇。此文有云：馮道以宰相事四姓九君，議者譏其反君事讎，無士君子之操。大義既虧，雖有善不錄也。吾覽其行事而竊悲之。求之古人，猶有可得言者。

馮道被人譏為“反君事讎”，蘇轍以為不然，所謂“求之古人”，即以管仲晏嬰為例。齊桓公殺公子糾，管仲不死，又從而相之。許之。崔杼弒齊莊公而立景公，晏嬰不亡不死，君子亦以名臣許之。蘇轍認為馮道雖不及管、晏，但未可厚非，文章繼續寫道：蓋道事唐明宗，始為宰相，其後歷事八君。方其廢興之際，或在內，或在外，雖為宰相，而權不在己。禍變之，皆非其過也。明宗雖出於夷狄，而性本寬厚，道每以恭儉勸之。在位十年，民以少安。契丹滅晉，耶律德光見道，問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顧夷狄不可曉以莊語，乃曰：“今時雖使佛出亦救不得，惟皇帝救得。”德光喜，乃罷殺戮。中國之人賴焉。周太祖以兵犯京師，隱帝已沒，太祖謂漢大臣必相推戴，及見道，道待之如平日。太祖常拜道，是日亦拜，道受之不辭。太祖意沮，知漢未可代，乃立湘陰王為漢嗣，而使道逆之於徐。道曰：“是事信否？吾平生不妄語，公毋使我為妄語人。”太祖為誓甚苦。道行未返，而周代漢。篡奪之際，雖賁育無所致其勇，而道以拜跪談笑卻之，非盛德何以致此？而議者黜之，曾不少借，甚矣！士生於五代，立於暴君驕將之間，日與虎兕為伍，棄之而去，食蔽蕨，友麋鹿，易耳，而與自經於溝瀆何異？不幸而仕於朝，如馮道猶無以自免，議者誠少恕哉！對馮道的為人處世，從薛居正到范質、胡瑗、富弼、王安石等，都曾有所肯定，到歐陽修才大加貶抑。蘇轍所謂“少恕”，可能即指歐著《新五代史》而言。馮道在《新五代史》中是列入雜傳的。歐陽修在《雜傳》的序中曾說：“傳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況為大臣而無所不取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敘》，見其自述以為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歐陽修說馮道“可謂無廉恥”，而蘇轍認為“議者誠少恕哉”。

這樣的文章，議論不同於歐陽修，可謂敢於立異；不過，蘇轍一介書生，涉世可能尚淺，像馮道這樣老於官場的“長樂老”，其“成敗得失”，恐亦難於如此論定。

《歷代論》也論到了佛老問題。例如論梁武帝，便涉及佛老。他的看法既不同於韓愈，也不同於歐陽修。其文有云：東漢以來，佛法始入中國，其道與《老子》相出入，皆《易》所謂形而上者，而漢士大夫不能明也；魏晉以後，略知之矣。好之篤者，則欲施之於世；疾之深者，則欲絕之於世。二者皆非也。老佛之道與吾道同而欲絕之，老佛之教與吾教異而欲行之，皆失之矣。

說“老佛之道與吾道同”，這和柳宗元的見解有些相似。蘇轍和柳宗元都不是佞佛的，只是當他們在政治上受到挫折之後，才尋找寄託。蘇轍在《逍遙聰禪師塔碑》一文中說：“予元豐中以罪謫高安，既涉世多難，知佛法之可以為歸也。”這和柳宗元在永州的心境也是相似的。

梁武帝佞佛，曾受世人許多非議，認為他以佞佛亡國，但蘇轍以為不然，他最後還指出：“老佛之道，非一人之私說也，自有天地而有是道矣。..聖人之所以不疾而、不行而至者，一用此道也。”這是對老佛之道極高的稱讚。這樣的文章，寫於韓、歐大力闢佛之後，可以說是勇於獨立思考、敢於獨抒己見、寫得比較自由隨便的。

書信雜文蘇轍致力最勤的文章，在於政論和史論，史論之文，尤所盡心；但他寫得更為自由隨便的文章，還是書信雜文。例如十九歲時寫的《上樞密韓太尉書》，講自己初到京師，“非有求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而所願者，只是“一睹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初生之犢，年少氣豪，既不同於韓愈《上宰相書》那樣卑躬屈節，也不像李白《上韓荊州書》那樣縱橫使氣。當文人仕途廣於唐代的宋代，這樣的文章是有時代特點的。

與此書相類者，還有《上昭文富丞相書》、《上曾參政書》，都是年少氣豪之作。

到了晚年，所為書札，出語雖有所收斂，但依舊洒脫自然，例如《答黃庭堅書》云：轍之不肖，何足以求交於魯直？然家兄子瞻與魯直往還甚久，轍與魯直舅氏公擇相知不疏，讀君之文，誦其詩，願一見者久矣。性拙且懶，終不能奉咫尺之書致殷勤於左右；乃使魯直以書先之，其為愧恨可量也？自廢棄以來，頹然自放，頑鄙愈甚。見者往往嗤笑，而魯直猶有以取之。觀魯直之書所以見愛者，與轍之愛魯直無異也。然則書之先後，不君則&1t;>我，未足以為恨也。比聞魯直吏事之餘，獨居而蔬食，陶然自得。蓋古之君子不用於世，必寄於物以自遣，阮籍以酒，嵇康以琴。阮無酒，嵇無琴，則其食草木而友麋鹿有不安者矣。獨顏氏子飲水啜菽，居於陋巷，無假於外而不改其樂，此所以嘆其不可及也。今魯直目不求色，口不求味，此其中所有過人遠矣，而猶以問人，何也？聞魯直喜與禪僧語，蓋聊以是探其有無耶？

這樣的筆墨，很似蘇軾。二蘇早年之文，氣象雖不盡同，但晚年之作，以信札觀之，都有平淡自然之語。二蘇相比，蘇轍之文，未可以一“衰”字盡之1。蘇轍的記敘雜文為人所稱者，有《廬山棲賢寺新修僧堂記》、《武昌九曲亭記》、《黃州快哉亭記》等。其中《廬山棲賢寺新修僧堂記》以“造語奇特”見稱。其文有云：元豐三年，余得罪遷高安，夏六月，過廬山，知其勝而不敢留。留二日，涉其山之陽，入棲賢谷。谷中多大石，岌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者，震棹不能自持，雖三峽之?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渡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觸巨石，匯為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之變。院據其上流，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狂峰怪石，翔舞於檐上。杉松竹箭，橫生倒植，蔥茜相糾。每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壓焉。王士?《香祖筆記》卷12云：“潁濱《棲賢寺記》造語奇特，雖唐作者如劉夢得、柳子厚妙於語言，亦不能過之。”並引其中“入棲賢谷”一段文字而後云：“予游廬山，至此，然後知其形容之妙，如丹青畫圖，後人不能及也。”蘇轍之文，本來不是以“奇”見稱的。《黃樓賦》“稍自振厲”，即被疑為蘇軾所作，則此文之“造語奇特”，也就自然為人所稱了。

蘇轍還有一篇《東軒記》，造語雖不甚奇，卻是寫得更加“如其為人”

的文章。其文有云：余既以罪謫監筠州鹽酒稅，未至，大雨，筠水泛溢，蔑南市，登北岸，敗刺史府門。鹽酒稅治舍俯江之?，水患尤甚。既至，弊不可處，乃告於郡，假部使者府以居。郡憐其無歸也，許之。歲十二月，乃克支其欹斜，補其圮缺，辟聽事堂之東為軒，種杉二本，竹百個，以為宴休之所。然鹽酒稅舊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人者適皆罷去，事委於一。晝則坐市區鬻鹽、沽酒、稅豚魚，與市人爭尋尺以自效；莫歸筋力疲廢，輒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則復出營職，終不能安於所謂東軒者。每旦莫出入其傍，顧之，未嘗不啞然自笑也。這一篇“記”也是寫得有些特色的。作“東軒”以為“宴休之所”，卻不得一日“安於其中”，而日日忙於“坐市區鬻鹽、沽酒、稅豚魚”，此情此景，是和歷來文人雅士作軒亭以自適者大異其趣的。文章最後還說：希望有那麼1朱熹：《朱子語類》卷139《論文上》。

一天，“世或哀而憐之，使得歸伏田裏”，“然後追求顏氏之樂，懷思東軒，優遊以忘其老”。宦情淡薄，文章亦自澹泊。這樣的筆墨，也是“如其為人”的。

蘇轍為文的特點，蘇軾曾有評論，他在《答張文潛書》裏說：“子由之文實勝仆，而世俗不知，乃以為不如。其為人，深不願人知之。其文如其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嘆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作《黃樓賦》，乃稍自振厲，若欲以警憒憒者。而或者便謂仆代作，此尤可笑。”茅坤在《蘇文定公文鈔引》中也有評論，他說：“蘇文定公之文，其?削之思或不如父，雄傑之氣或不如兄；然而沖和澹泊，遒逸疏宕，大者萬言，小者千餘言，..西漢以來別調也。”茅坤所言，承襲蘇軾之說，而更為客觀。至於蘇轍自己則說：“子瞻之文奇，吾文但穩耳。”1從二人相異之點看來，自然不錯；但蘇轍只言其異，未言所同。從其相同之點看來，茅坤所論，是比較全面的。

蘇轍之詩蘇轍之詩，無甚可稱者，但有些作品，沖淡質樸，也有特色。例如《次韻子瞻聞不赴商幕》三之一云：怪我辭官免入商，才疏深畏忝周行。學從社稷非源本，近讀詩書識短長。東舍久居如舊宅，春蔬新種似吾鄉。閉門已學**縮，避謗仍兼雉尾藏。

嘉?六年（1o61），蘇轍與兄軾同試製科，他在《制科策》中對於宮廷奢靡、吏治敗壞等等現象，直言不諱，因而不得高第，除為商州軍事推官。蘇轍辭不赴任。嘉?七年十月，蘇軾作《病中聞子由得告不赴商州》詩三，於是轍乃有此次韻之作。

辭官不赴，自謂“才疏”，自是有激之言。“閉門”、“避謗”，亦皆有為而。這是早年的作品，寫得洒脫自然，頗見個性特點。

又如《游西湖》云：閉門不出十年久，湖上重遊一夢回。行過閭閻爭問訊，忽逢魚鳥亦驚猜。可憐舉目非吾黨，誰與開樽共一杯？歸去無言掩屏卧，古人時向夢中來。

這是蘇轍晚年的作品，時當新黨蔡京等人執政，元?黨人累遭迫害，蘇轍築室於許州，閉門不出，與早年之“閉門”遙相對應。從他一生的經歷看來，始終皆以直言而不見容。故以“閉門”始，以“閉門”終。這樣的作品，亦頗見性情。

1見蘇籀：《欒城先生遺言》。

第四十一章周敦頤程顥程頤第一節周敦頤慶曆之際，學統四起北宋在慶曆之前，學術思想從總體上說，基本還是固守在傳統的經學範圍內，沒有創新。皮錫瑞說：“經學自唐以至宋初，已凌夷衰微矣。然篤守古義，無取新奇，各承師傳，不憑胸臆，猶漢、唐註疏之遺也。”1但是，學術思想已經孕育、產生突破舊格局、舊體系的因素。這從兩個方面可以看出。一種情況是對傳統經學不滿。有的學者已經在“通釋、老之書，以經史傳致精意，為一家之說”2。有的反對“治一經或至皓”，主張治學的人當作“一以貫之”的達者3。有的主張，治經應當“不惑傳注”。這些雖一時還未形成大氣候，但確實是促使舊儒學裂變的因素。第二種情況是疑古逐漸地由萌到成為一時風氣，至宋仁宗慶曆年間則成了治學的風尚。由於社會危機的展，舊儒學無力，不能適應統治的需要，儒學的變化已是不可避免。理學，有的稱之新儒學（neo－netism），遂應運而生。

理學經歷過一個生、展的過程。理學的先驅是胡瑗（安定先生）、孫復（泰山先生）、石介（徂徠先生）。這三人被稱為宋初三先生。孫復、石介與胡瑗是同學，石介又師事孫復。

宋初三先生開學術風氣之先，對有宋一代學術的轉變產生重要的影響。

全祖望在《宋元學案》卷一中說：“宋世學術之盛，安定泰山為之先河。”胡瑗論性、論情、論欲，這些後來都成為理學討論的重要命題。孫復的《春秋尊王微》突出“尊王”的思想，從理論上說明封建等級禮制的規範不可破壞。他說：《春秋》始隱者，天下無復有王也。

《春秋》之義，非天子不得專殺。

王者至尊，天下莫得而敵，非茅戎可得敗也。

《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執，況大夫乎。

孫復斥佛老，宣傳道統論；提出“道”等有關的概念。石介着重闡韓愈的道統說。他排列從伏羲經文、武、周、孔而下接韓愈的道統，主張要恢復孟子以後中絕的之道。

胡瑗（993―1o59），13歲通“五經”。嘉?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以太常博士致仕。他教學不注重章句、訓詁，以經術教授吳中，所授為“明達體用之學”，重在“六經”之義理。講學分經義、治事二齋。經義在於講明“六經”；治事重在治民安生、講武禦寇等。仁宗下令將其所創的“蘇湖教學法”取以為太學法。而為生徒所愛重，弟子數千，經常去求教的有數百人，又各以所習的經義轉相傳授。這些門人在政治上有相當的聲勢，“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四、五”。在這一政治上有相當影響的龐大學術集團1《經學歷史•八經學變古時代》。

2《東都事略》卷46《晁迥傳》。

3《東都事略》卷39《田錫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