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仙遊記》第三卷75、胡開明塞外救百姓（二）

試驗“三包到組”

農村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到小隊，這固然是個進步，但農民們並不滿足。

當時，在市委機關就流傳着這樣一則傳聞：市郊區的一個蔬菜隊，蔬菜種得特別好，走到這個隊的菜地，一片蔥綠，而周圍生產隊的菜地簡直無法與之相比。什麼原因呢原來他們私下把蔬菜包給了作業組。可他們表面上不說，也不敢說。對此機關里議論紛紛，有不少人說這是在“走資本主義道路”。

聽到這些議論后，胡開明立即找來了地委農工部長，向他詢問了有關情況。隨即和政研室的幾個人，趕奔傳聞中的大鏡門外的孤石一小隊。

一來到地頭，映入眼帘的就是一片長得格外喜人的蔬菜，見到這些，胡開明心裏有底了。在田間、地頭，他和社員、隊幹部親切交談，隊幹部告訴他作業組是自願組合的，菜地包到組，工分、產量包到組，叫做“三包”到組。現在，人們出工早了，收工晚了，幹活細了，上糞多了，他們還指着鄰隊長得稀稀拉拉的菜地說：“這些菜地是四隊和別的大隊的，他們沒包。早一個月，我們的菜長得也是這個樣子。”

從孤石回來，胡開明立即向書記處彙報了了解的情況。胡開明建議實行“三包”到組，在全區推廣。

地委書記處研究決定，按照中央開展調查研究的要求，地、縣兩級領導下去，進行“三包”到組的試點工作。

6）上書**，建議再“退”一步

1962年７月下旬，胡開明回到了省里。這時華北局正準備在北戴河提前召開一個農村工作座談會，為中央北戴河會議搜集材料。

省委第一書記林鐵很器重胡開明，原來內定他回來當常務副省長。但上任前，根據林鐵的建議，胡開明被作為河北北面區的代表出席華北局農村工作座談會，要求在會上如實反映下邊的情況，提出自己的建議和看法。

胡開明接受了任務后，立即趕回張家口，召開座談會，個別談心，閱讀材料，每天都是到下半夜才睡覺。經過緊張的調查、整理，形成了一份《關於推行“三包”到組的生產責任制建議》。

這份報告很長，長達七千字。《建議》明確指出：目前農村勞動管理制度非改不可。平均主義的計酬方法已經阻礙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也是非改不可的了。

《建議》認為：“農村人民公社，實行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以後，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比以前高多了，但是還沒有充分調動起來。這主要是由於還存在三方面的問題：一是國家的糧食徵購任務過重，而且不大穩定，群眾說我們的糧食徵購政策是‘鞭打快牛’的政策；二是國家的價格政策不合理，糧食與工業品交換不等價，與其他農副產品的比價也很懸殊。所以群眾說：‘以糧為綱不合算，幹什麼也比種糧食強’；三是生產隊沒有建立起生產責任制，計算勞動報酬的方法有問題，不能很好體現按勞分配。”

報告提出了實行“三包”到組的方法，來解決實行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后農民生產積極性仍然不高的問題，報告列舉了“三包”到組的七大好處。胡開明要在北戴河開會時把《建議》拿出來。

然而這時，也傳來了一些不同的消息，在農村生產責任制這個問題上，各地情況不同，中央也是有意見分歧的。

在這種情況下，有的同志勸胡開明不要在會上再提責任制的問題了，也有人勸他說，“三包”到組的“包”字不好，太敏感。批了多少年了，最好把“三包”到組改成“三定”到組。但胡開明堅決不同意，他說：“包就是包，提建議就是要一目了然，旗幟鮮明。”結果受到了批判。

1962年８月８日，胡開明給**寫了一封信：**：關於如何鞏固集體經濟，加恢復和展農業生產問題，我於７月３o日華北局農業工作座談會上，作了一個言，提出了推行“三包”到組的生產責任制的建議。言稿已由華北局抄送中央一份。現在我又把它打印了一份，特再送您一份，請予抽空審閱為盼。

謹致布禮張家口地委第一書記胡開明一九六二年八月八日

這封信給他帶來了厄運。這是后話。

7）坦對厄運，不懈探求在將《建議》上呈之後，胡開明於８月1８日，又給主席寫了封信，附上了他和秘書經過調查研究后寫成的《關於農村口糧分配辦法的意見》的材料。這份材料的中心思想是，在生產資料都歸公之後，在大家口糧分配水平都很低的情況下，一味強調按勞分配是不行的，為此他提出了“基本口糧和按勞分配相結合”的建議。

據省委書記劉子厚說，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結束后，主席對他講：“看來口糧問題，不要強調按勞分配了，否則會打擊農村‘四屬’軍、烈、工、幹家屬戶。”不久以前，我們在中央檔案館查閱到了胡開明的這份報告，在胡開明給主席的信箋上，清楚地蓋有“已送閱”的戳記，證明這第二份“上書”**看過，並得到了肯。

可是，他的第一份上書就沒有這樣幸運了。８月16日，主席在胡開明的信上批示：印各同志討論。

主席８月16日**對這份建議的批示很簡單，看不出什麼傾向性，胡開明給**的信還被列為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文件下。

但在８月９日的中心小組會上，**批評了有些地委、省委書記，代表富裕農民，搞單幹、或者大部分單幹，**顯然動氣了，說赫魯曉夫還不敢公開解散集體農莊。他特別點到了胡開明的名字，說：“河北有個‘開明’主張單幹，但他是‘胡開明’。”

隨着會議風向的轉變，一些原來支持他意見的同志也不敢講了，有的人乾脆轉了個1８o度的彎子，對生產責任制只剩下了一片否定聲。

座談會後，胡開明回到張家口，單獨向省委做了檢查。1９6３年1月５日，河北省委將關於胡開明問題的報告及其檢查上報中央和華北局。報告認為，胡開明犯有方向性錯誤，但基本上屬於認識問題，工作上尚未造成嚴重損失。

但問題並沒有到此結束，隨着黨內“左”傾指導思想展日益嚴重，對胡開明的批判也越來越升級了。1９6４年，張家口地委召開全地區各級領導幹部參加的雙千人大會，根據省委的指示，公開點名批判了胡開明，認定張家口原地委犯了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並把張家口原地委打成了“以胡開明為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從此，這一冤案被延續了十幾年，並逐步擴大和“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