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

這是一本因死亡的追逐而催生的書。

由於我特殊的社會經歷和對文學的愛好，很早我就有寫一本書的打算，但總是不能靜下心來起筆，借口無非是工作忙，沒有餘暇時間而已。雖然沒有提筆，但小說的題材和架構在心裏卻是反覆思考過，直到有一天，我得知自己的生命已經時日無多時才開始寫，目的就是要給自己留下一點點東西。

那是2oo6年的9月28日，也就是在我眼瞼手術取出一個瘤體后的第十二天，在醫院任外科主任、從小一起長大的朋友新力和老疙瘩、小永子約我吃晚飯，那天本來我是有其它應酬的，但他們非常嚴肅地要求我必須到，否則哥們兒就不處了。這樣的威脅我是抵擋不住的，於是帶着小心去了。到那裏一看就感覺出氣氛很不同。酒過三巡，我忍不住問：“你們今天怎麼搞的？怪怪的！”他們三個都不說話了，坐在我身邊的新力悶了好一會兒才摟着我的肩膀說：“英民，拿到佳木斯做病理的結果出來了，你還是到北京去複檢一下吧。”我不覺一愣，問道：“結果不好嗎？哪方面的毛病？”新力猶豫再三還是告訴我說是淋巴腫瘤，我笑着說他們不會弄錯吧，新力很認真地告訴我給我做病理的是一個帶研究生的教授，很權威的。這個答覆無異于晴天霹靂！飯局沒法進行了。原來他們上午就知道結果了，商量了一天才決定告訴我。另外一個叫史波的朋友，也是我的同學，一會兒就過來，他們已經研究並安排好了，由史波陪我到北京**去檢查。他們的安排和情緒低落的樣子，讓我感覺到了濃濃的情意。為了等史波，也為了安慰他們，穩定自己的情緒，我又約了另外一個好朋友李剛，一起去吃冷飲。晚上回到家中，我對妻子說要陪領導去北京出差，可能要去一段時間，並沒有對她提起檢查結果的事情。第二天，我照常上班，和領導請假，下午就趕往哈市，晚上和史波一起坐飛機飛往北京。一切都是那麼正常，沒有人覺我有什麼變化。

3o日早8時，我們來到**病理科，由於早就約定好了，我們很順利地見到了一位姓石的主任，他的結論是淋巴癌的可能性大，但還要做培植，最快也要8天才能出結果。“十一”長假，我們倆只能在北京等。我妹妹家在北京，她也知道我來都了，於是我和史波一起去妹妹家看看。妹妹和我從小同屆同班，我的同學都是她的同學，史波也是妹妹的同學。吃飯的時候，妹妹問史波怎麼和我一起來北京，史波只能撒謊說，因為“十一”放假，正好我出差，就停了家裏的生意跟我一起來了。妹妹當時誤會了，她認為史波實在是太沒正事兒了，為了借我的光省點兒旅差費、住宿費，連生意都不做了，不講究。我現妹妹態度不對，也知道她為什麼會這樣，但我無法解釋。回到住處，我只能安慰史波，史波不以為意。

1o月8日，做培植的結果出來了，淋巴癌的可能性沒有排除，醫生建議我進一步檢查。於是，史波陪着我又走了幾家醫院，最後打聽到在某醫院（這裏就不提名字了）有眼眶科，專門治療眼眶以內，眼球之外的眶內腫瘤，我們直接去找了那裏的一位專家，而且是一位上過中央電視台東方之子的著名專家，把佳木斯和**的病理化驗單拿給他看，這位專家只是簡單地看了看，就說：“做放療吧。”史波當時就火了，他厲聲質問醫生說：“你也太不負責了吧！問都不問，查也不查，上來就讓做放療，你什麼專家呀！”醫生被問愣了，於是他說：“如果你們覺得有必要那就在我們這裏再做一次病理也可以。”於是開了單子讓我們到病理科再去確診。幾經周折，我們到了病理科，一位姓黑的女主任接待了我們，她的結論是淋巴癌的可能性小，但軟組織細胞癌的可能性更大。結果讓我哭笑不得。我們商量后，還是決定再到那位專家那裏接受他的治療，我提出先回家處理一些事務，再來做放療，專家同意了。

到北京后，我的心態完全平靜了，這要歸功於史波的陪伴和安慰，那時我完全做好了和病魔做鬥爭的準備。但史波卻完全不同了，儘管他每日陪我四處遊玩，請我吃風味小吃、吃西餐、逛書店、逛軍事博物館，天天嘻嘻哈哈的，但我能感覺到他的焦慮與日俱增，因着急上火他已經扁桃體炎開始打吊瓶了。

回到旅館，我開始做回家的準備，但史波仍不放棄，他不相信這位專家的診斷，極力主張再到**看看。於是，我找了當時我們分局的計財處處長劉廣潤學兄，在他的幫助下見到了**的眼科專家，一位姓何的主任，她為我做了細緻的檢查，並詳細詢問了我身體情況，她也不能排除淋巴癌的可能，但建議我暫時不要做放療，回去等待，等瘤體再長起來的時候，到她這裏來切除確診。她告訴我要有最壞的心理準備，最後她說，如果半年之內沒再長，那麼可能就不是癌症。

這樣，在北京奔波了14天後，我和史波一起返回建三江。因我叮囑過所有知道這件事的朋友，也交代了怎樣回答家人，特別是妻子的詢問，因此，家人和單位的同事都不知道我去北京的真正原因。但病情並不樂觀，險情還真實地存在，我的心情仍然是矛盾和複雜的。

回到家中，看到女兒歡天喜地地迎接我，我禁不住把她摟過來緊緊地抱着，好久不願放開，女兒沒有注意到我劇烈的心跳，也沒有現我眼中飽含的淚水。在脫離我懷抱時，她只是一蹦一跳地跑到廚房對正在為我做接風宴的妻子滿懷自豪地說：“老爸這次出門時間太長了，看來是太想我了！”

晚上，躺在床上我久久不能入眠，看着沉沉睡去的妻子，我不覺出了一聲長長的嘆息，在北京的時候，我常常想，要是我真的是淋巴癌，那我的生命也不過就是三兩年時間了，父母可以由三個姐妹贍養，但我的妻子和女兒今後的生活怎麼辦呢？她們才是最大的不幸者。

就是在這天晚上，我決定在忙完秋收后，開始寫這本書，我要為自己，也為妻女留下點兒什麼。

於是，2oo6年1o月27日我開始動筆寫書，而且完全是利用業餘時間寫。我們建三江農墾分局是最忙的局，每年接待的國家、省、墾區和來自全國各地的領導、客商等都會達到1o萬人次以上，而我工作的部門又是辦公室，窗口單位，業務量之大，工作之忙可想而知，但即使這樣，在不影響工作的情況下，我每天堅持寫書。這樣，5個月後，我原本定名為《獵鯊》的這本書總體構架基本完成。為此我付出的辛勞現在想來簡直令人難以置信！人們說，時間就像海綿里的水，只要擠總是有的，這話很有道理，但我體會更深的是，在死亡的追逐下，人們會爆出驚人的能量！

7年3月11日，我去北京檢查后的半年，那可怕的瘤體沒有再長起來，我藉著到《農民日報》社出差的機會，再次去**做了複檢，結果一切正常，警報解除，醫生說，像我這樣的病例最後不是癌症的，3o萬例中都不到一例。

那次我又去了妹妹家，吃飯的時候，不知道什麼由頭，妹妹再次提起了去年“十一”史波陪我去北京的事，她仍不能釋懷。我原本不打算向家人提起這個事的，已經過去了，何必讓他們再揪心呢？但想到為史波在他同學這裏正名，我必須讓妹妹知道史波的為人，他為了我受累、花錢、停了家裏的生意，還着急上火打吊瓶，如果再在同學的圈子裏留下貪小便宜、沒正事兒的壞名，那實在是對不起他。於是，我詳細告訴了妹妹事情的經過，並一再囑咐她不要向家人提起，妹妹答應了。可是就在她開車把我送回住處后的2o分鐘裏，父母、姐姐和我妻子的電話都打過來了，他們的緊張和恐懼溢於言表。

回到家裏后，妻子哭得很傷心，她埋怨我沒有告訴她，本來她可以陪伴我一起走過這艱難的半年時光的。

從某種意義上說，我應該感謝這次的誤診，它讓我在生與死的考驗下體會到了人生的真諦，使我明白了什麼才是最重要的；它讓我感受到了親情、友情，在我最最艱難的時候是朋友陪伴着我，他們給我支持和鼓勵，給我信心和力量，給了我無微不至的關懷和幫助；這個經歷也檢驗了我的心理承受能力和膽氣，半年時間，18o多個日日夜夜，我沒有被病魔嚇倒，沒有消沉和絕望，我能坦然面對不幸，能很好地完成本職工作，更為重要的是我寫成了這部小說。

在這裏，我要感謝我的朋友史波、新力、老疙瘩、小永子、李剛、老四，特別要感謝我的老領導、學兄，現在已經在農墾紅興隆分局任副局長的劉廣潤大哥在我最艱難的時候給我的安慰、幫助和鼓勵！

把這本書獻給你們，我最值得信賴和尊敬的朋友！